前言：已經解散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前副主席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審了十日，李卓人由律師代表、鄒幸彤則自行在庭上作中段陳詞。
或者這宗案件的結果早已寫在牆上，也並非人人都還有興趣心力，細閱那些走過場的內容，但還是覺得，有必要分享鄒幸彤在庭上上萬字的中段陳詞。
因為，這是她被控一條近乎莫需有的罪名，因而在尚未定罪已被還押四年半下，自行在監獄中構思、撰寫的陳詞，這是她從未放棄的司法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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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鄒幸彤在陳詞中指出，控方在案中依賴的「證據」，「單薄到一個匪夷所思嘅地步」，當中的邏輯其實只有一句，就是她們主張「結束一黨專政」，而因為中國憲法第一條列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而「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所以就是違反中國憲法，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鄒幸彤首先指出，「結束一黨專政」並不必然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因為「一黨專政」是權力架構，而「共產黨領導」是共產黨實際上擁有的權限。
但她認為，即使假設控方這個「打橫嚟講」的說法是事實，假設支聯會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問題係，咁～又～如～何～呢？點解唔可以呢？」
「我地作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呢個國嘅主人，點解就無權反對現行憲法嘅規定呢？」
鄒幸彤指出，其實修訂國家憲法從不稀奇，共產黨本身亦頒布過四部憲法，既然共產黨可以修憲加入條文維護自身領導地位，「點解我地就唔可以提出相反嘅要求，仲要話一講即犯法？」
而若然中國憲法中提到的「共產黨領導」，真的是一條法律而非強權意志，那理應必然存在合法改變的途徑，「而唔係一提出咁嘅諗法就即刻拉人去坐監」。
但若果按照控方的邏輯，「結束共產黨領導」必然犯法，亦無合法途徑去推動，實際上就是否定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就係話緊呢個國家永遠只能由共產黨去統治，你地呢班臣子只能服從，不能反對，不能改變。」
「你同你嘅子子孫孫都必須永遠服從呢班共產黨人嘅領導——憑乜嘢呢？」
本身是律師的鄒幸彤進一步指出，法律是人制訂的規則，自然可以由人改變，無任何法律可以規定永遠不能被推翻，但若果「共產黨領導」條文確實有這個效力，「只係證明咗共產黨就係一個凌駕法律嘅畸型存在。」
接下來，鄒幸彤進一步分析，控方有需要證明，支聯會等人過去的行為，是煽動其他人「違反」共產黨領導，而不是單純「反對」，因為「反對，唔等於違反。」
她舉例，她可以努力用各種方法反對強制帶安全帶方例，但自己每次搭巴士時仍乖乖配帶，但控方從來無提出過證據，證明支聯會是「違反」而不單是「反對」。
在上述這些邏輯思辨過後，接下來鄒幸彤提出一個釜底抽薪的法理上的質疑：就是其實中國憲法，在香港並不會產生任何法律責任。
她舉例，香港人不可以因為無份投票選人大代表、香港無推行計劃生育，就控告政府違憲，所以反過來，政府亦不可以因為中國憲法一條規定，就指控港人違反刑事罪行。
更重要的是，根據《基本法》，香港根本不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國憲法正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則，若控方強行將中國憲法放在香港落實，等同將社會主義移植到香港，「等於係直接否定同破壞緊一國兩制」。
鄒幸彤笑稱，就算退一萬步假設法庭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條文就是香港法律，就算她真心想全力遵守「呢個所謂嘅法律」，「想係起身擦牙之前先問過共產黨比唔比我咁樣做，我都唔知可以去邊度問。」
「乜共產黨係香港存在咩？有運作咩？佢到底係一間公司吖，一個社團吖，定係某一個人？佢電話係邊呢？OFFICE係邊呢？」
而就算假設全然忽視以上這些疑問，控方都無在案中提出任何中國法律專家證人，「香港嘅法庭又好，律師又好，憑乜去相信我地可以對憲法作出合乎專業水準嘅正確解釋」，而且香港法庭根本無權解釋中國憲法，因為釋憲權從來只存在於人大常委，「法庭如果同意佢冇解釋憲法嘅權力，而呢單案又無任何中國法嘅專家證據，咁情況已經好明顯，完全無必要再審落去了。」
最後，鄒幸彤的結論是，控方整個案情「千瘡百孔，處處漏風」，只是努力想將「結束一黨專政」這個目標，變成「唔講得唔做得甚至諗都唔諗得嘅一件事」，但根本找不到合理的法律及證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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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鄒幸彤在庭上中段陳詞的濃縮版本，重提一次，這是她在經常被單獨囚禁、已還押四年半、並無外界資源下，在獄中準溝構思的陳詞。
有人將她的陳詞，和電影《毒舌大狀》相提並論，只是現實不是拍戲，即使她在惡劣環境下，仍條理分明、邏輯嚴密，法庭仍然一如預期，裁定鄒幸彤和各被告表證成立，案件明日（17日星期二）續審。
「呢一度，everything is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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