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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立場案的鍾沛權﹑林紹桐和立場新聞所屬公司被定罪，到陳景祥發表文章質疑新聞報道紅線何在，到學者李立峯就該案作出法理分析，再到鄧炳強發表文章批駁陳景祥，再到陳景祥辭去信報副社長職位，再到區家麟被迫請假，再到劉進圖發文質疑法官判詞，這一連串的事件，顯示香港新聞工作者面對中共的粗暴打壓，不畏強權，據理力爭，捍衛新聞自由的忠肝義膽，也進一步暴露特區政府秉承中共意旨，肆意打壓香港輿論空間的卑劣用心。
中共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打壓有兩手，一手是傇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檢控以恫嚇新聞工作者，一手是收買傳媒老闆對言論實行嚴格規管。中共與無良商人錢權交易，蓄謀已久，至今香港只剩官辦半官辦的傳媒。早前明報總編輯去信專欄作家，要求他們審言慎行，便是由傳媒主動作出的自我審查。至於兩條惡法打壓新聞自由，現有立場案之判決作鮮明例證，至此，香港新聞自由已處於休克狀態。
立場案最令新聞工作者不安的，便是所謂「蓄意煽動」，何謂「蓄意」？何為「煽動」？前者純屬主觀臆測，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後者容易墮入捕風捉影﹑任意推斷的窠臼。「蓄意煽動」便是戴在香港新聞工作者頭頂的緊箍咒，下筆之際，這個咒語便在耳邊響起。任何一句話﹑一個用詞，只要政府看不順眼，都可以用這個「口袋罪」去套用，據此拿記者編輯和作者來治罪。如此一來，誰還能自由發聲？
中共以強權治國，以暴力治港，新聞自由本就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反送中運動三年較量，最終以中共的警法專政落幕，至此，香港新聞的休克死亡已是命中注定的劫數。今日立場案的收場，本在意料之中，而香港新聞工作者蒙冤不服，香港人公平自由受損，這也會是相當長時期內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新聞自由世稱第四權，便是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之外，有一個獨立的第四權存在，這個第四權與其餘三權互為制衡，使社會保持正常運轉。在不具備民主選舉的政治體制下，立法﹑司法﹑行政都可以被專制者操弄，三者互相勾結，成為專制統治者的工具。第四權是唯一能保障公眾利益的社會機能，失去第四權，立法﹑司法與行政都在公眾的監督之外，三權可以互相策應，壞事做盡，而最終所有的民眾都會是受害者。
常識告訴我們，新聞媒體有四項不可或缺的職責，也有四項不可褫奪的功能：一是報道新聞，這是每人每日需要的精神食糧；二是追尋真相，自由傳媒能挖掘真相識別真偽；三是吸納民意，民意有正反之別，因此在媒體上呈現不同立場和觀點，本就是傳媒的本色；四是監督政府，所有公職人員，不論法律界﹑政界﹑商界和學界，其言行都在傳媒嚴密監察之下，所有陰暗算計﹑違背公眾利益的勾當都無所遁形。
正是有這四項社會職責在身，所以新聞工作者可以理直氣壯直面社會黑暗勢力，而中共窒息香港新聞自由，其陰險動機，也便是褫奪香港傳媒工作者監督政府的權利。香港新聞自由一旦休克，中共便可以為任意妄為，在香港為非作歹。
戕害香港新聞自由，中共也知道後果嚴重，當前西方國家已將香港視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香港作為中共改革開放對外窗口的功能至此消磨殆盡，香港東方之珠美譽早已失色。近日美國對香港發出營商警告，稍後香港駐美經貿辦將被美國政府關閉，香港經濟下行已成趨勢，香港人的苦日子還在後頭。
中共對香港的衰弱並非完全無感，當此大陸經濟低迷求救無門時，若香港仍可發揮對外引資和通商的功能，中共當然求之不得，可惜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眼盲，世上沒這等便宜事。
香港國際地位快速滑落，經濟前景堪虞，也有建制中人憂心忡忡。最近梁振英﹑曾鈺成﹑劉兆佳紛紛提出香港要「改革」的呼籲，曾鈺成擔心二十三條對香港人的打壓會不會做過頭了，這個問題恰恰是對鄧炳強的質問。鄧炳強是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得益者，他當然聽不進曾鈺成的話，但香港新聞既死，香港經濟便死路一條，這兩個問題的關連，係人都明。
近日有一單新聞引起我的興趣，便是孟加拉國民開始對早前鎮壓民間反抗的警察實行清算，俗話說「出來行遲早要還」，不知鄧炳強對此作何感想。
傇此機會，向上述各位香港新聞工作者致以深切的敬意。你們代表了香港人的良知，你們不會孤單，香港人永遠和你們站在一起，讓我們一起挺過去。眼前是最黑暗的時刻，但因此，離天亮也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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