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英雄”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新三届2 

在“文革”时期，出现过许多奇怪的事和人，李庆霖就是一个。

李庆霖（1936年-2004年）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周总理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

李庆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因临时接手的那个班级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

韩先楚说：“当然应该平反！”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对象。他的信也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一个契机。

不久，他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

1973年，以他的名义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终酿成大错，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11月，他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捕入狱。197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88年减刑，1994年8月提前出狱。

长期的身心损害，使李庆霖多病缠身，显得虚弱、苍老。李自嘲说：“苏武牧羊流放19年，我也蹲了19年牢，现在老了，没用了！”出狱后，他没有退休金，仅靠县民政局每月发放30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晚年患上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只有靠服用安定片才能入睡。刚出狱时，身体尚好，常常主动帮邻里收缴水电费，写些喜庆对联类字幅，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四中工作，因受牵连被开除公职而去世。老伴去世后，李庆霖变得更加孤僻不愿见人，常到女儿家小住，一来为避客，二来也为图个清静的环境养身体。2004年2月李庆霖逝世。

1973年李庆霖在福建省知青办贯彻毛泽东复信精神工作会议上

延伸阅读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黄禹康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

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此信在一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

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心系知青“告御状”

领袖复信天下扬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遇到的）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这些问题不解决）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庆霖与知青交谈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毛泽东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仓后街银行风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花用，现如今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泽东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

文革时代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泽东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

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

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4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参谋长李××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恩来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小学教师成红人

好景不长入监狱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这位迂阔的书生，此时正担任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他在高考招生工作中严格把关，抵制任何企图利用职权为子女上大学“开后门”的不正之风。1974年大学招生，省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说，某大军区几位将军打了招呼，要为他们的子女留几个大学招生名额。李庆霖断然拒绝，不能开这个后门。那几位老将军愤然道：”江山是老子打的，留几个招生名额怎么不行？”李庆霖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在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28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祟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与周围那此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山里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劳动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午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15号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是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

心中有怨却无悔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张秀珍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他入狱不久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对张秀珍的“监督改造”，但一直没有恢复其公职。现在老伴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额达万元之多，使得他还清了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发丧。 

今年已75岁高龄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防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和他老伴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广大知青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知青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决策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和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3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曾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卢荻在莆田采访期间，以一个老知青的真情实意打开了李庆霖尘封多年的情感大门，李庆霖当时心血来潮还挥毫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帧就是坦陈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共有3个儿女，大儿子在当地镇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教书，一个女儿在福建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1个外孙，给李家带来了温馨。近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因病逝世，享年76岁。 

附：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原文

 

1972年，福建莆田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比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载《文史精华》 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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