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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23年秋，我新寫的一本書《梨花春帶雨》殺青，卻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劉曉波罹難七週年，令我甚感憂傷，因為此書六章，結尾於「三個迷思」：曉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總之是中國變革與前景的迷茫，她經歷了殘暴的毛時代之後，接續的鄧時代曾有中興之望，不料落幕於血泊之中；再來的三十年起飛、暴富，又將她推進貪腐、污染、貧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個色厲內荏的「太子黨」手中蛻變成邪惡帝國。總之，中國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犧牲統統落空，其中也包括曉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曉波迷思」這段文字，來告慰海裡的他⋯⋯。】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
十三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與典禮頗不相稱；曉波獲得這頂桂冠，就跟中國殘暴、偏激、銅臭的現實，更不相稱；
「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
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撒手人間，中國和平轉型的路徑從此關閉。
他是清晨離世的，美國這裡大概九點多鐘才獲得證實，當時我正在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採訪中，主持人鄭裕文打斷我，插播進來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終於沒能控制得住，對著鏡頭抽噎一聲：
『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然而世間的冷漠、苟歡、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鋪墊著可怕的崩潰。
據悉，諾獎頒發後，中共就有決策：絕不讓劉曉波活出監獄，抗拒整個國際社會不放他出國治療；
後事處理強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無葬身之地」，對他之決絕，皆因諾獎而起，而國際社會是看不懂的，但是對中國而言，「和平轉型」由此終結，中國的革命因劉曉波的殉難而獲得合法性；
中國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溫和被阻斷，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險。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義，是諾獎授予劉，演化成中共與國際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犧牲；
而在更大的視野底下，從八九以來，歐美對中共是綏靖主義當道，這裡面的交易是，鄧小平以「開放」政策，拿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交換西方的貿易、技術和姑息，西方則因衰退而放棄圍堵。這種國際環境，令中國異議者猶如戰斗在地獄中——國內一派冷漠，民眾皆為看客，國際社會流於抗議式聲援，人權成「交換籌碼」，劉曉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華盛頓民眾公祭中說：
『劉曉波的骨灰裝在一個壇子裡沉入海底，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鄧小平改革遇阻學生上街，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野戰軍進城這一手，反正屠殺了，往後還有什麼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國異議階層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採取正常的抗爭模式，當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個殺人政權爭取權力，所以像高智晟這樣的民間維權律師，就是一個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間蒸發，這樣的人權義士，中國還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給中國民間出了難題：革命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義雖是印度甘地的首創，其支援意識未知來自佛教還是西方理性主義？
但是所謂「不抵抗主義」，顯然與其有相同的脈絡，據說當年胡適在美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爆發），德國侵佔比利時和盧森堡，比利時抵抗而遭屠戮，盧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適從中悟出「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莊的以柔克剛哲理，並引申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我在第一章《雨煙雪鹽》中，已經觸及「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卻是來自西藏：
『我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個「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盧卡，跟我講西藏罕見的另一側面，緣起我問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說藏人對生命的態度特殊，獻生意識很尋常，但是特定時期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有其特殊含義，這一次的特點是，互相模仿色彩濃烈，各地攀比，「你們那裡才燒幾個人？有什麼資格說話」，達賴喇嘛不願說話制止，怕說了不管用，而降低權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溫和」理念的，是另一種理念「非暴力」，可能來自佛教？但是在藏傳佛教的西藏，已經出現所謂「激進化」，面對強悍霸道的中共體制，達賴喇嘛的智慧反而變成天真、無力感——這是荒誕，還是嚴酷真相？「中間道路」遭遇中共拒絕而無效，引發一個視死如歸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議的慘劇，國際社會並不比關注中東自殺炸彈更關注藏人自焚，這個世道以強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惻隱之心都看不下去達賴喇嘛「心如鐵堅」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種出世的佛教智慧，對決中共精進的馬基雅維利式冷酷伎倆，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壹周刊》記者房慧真曾訪問盧卡（李科先）：
『你說過達賴喇嘛是「賣國賊」？
『我沒有說達賴喇嘛賣國呀，是放棄國家利益。像達賴喇嘛這樣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他代表我們國家人民，（1950 年中共軍隊入侵時）他輕易地投降了，當了人大常務委員的委員長，簽了「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把我們的主權矮化了，放棄老百姓唯一要站起來反抗的權利，歷史是這麼說的，這不是憑我的感情用事說話。』
另外，在強調「權力」的後現代論說中，為什麼沒有以印度甘地為源頭的「非暴力主義」的地位？資本主義取得全盛地位後的文化反抗，採取迂迴策略才達至更深度的解構能力，如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皆如此，一切仍然是「權力」的消長，難道「非暴力」在第一現場就放棄了「權力」嗎？劉曉波的「無敵論」發生在中共極其血腥的黑暗時期，未免陷入同樣的尷尬。
盧卡在曼谷就跟我說：『我們需要中間道路之外的思考和方案』，為此他成為「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
聽他講西藏種種，才明白我們漢人的誤會有多大，完全茫然於這個神權社會。他說靈童制度，實質上是一個財產繼承制度，達賴身後乃是一個龐大而豐厚的金融集團，，每一世代的達賴喇嘛，須明確身後靈童才能維繫這個巨大財富的繼承，否則就會崩盤。這個制度也是西藏寺院經濟（精神、信仰和財政中心）的集中模式。在政治層面，達賴這個財團是以「中間道路」作為它的核心政策，而得以在流亡形式下存活於國際間，捨此它便喪失各種「合法性」，而這種政策早已跟西藏內地的整個政治安排、前景、出路毫無關係，亦不能挽救藏傳佛教之衰亡。
盧卡更指出，以達賴為中心兼及流亡政府已成一個利益集團，其政策本質唯有向北京妥協一個面向，而絕對放棄反抗和鬥爭，甘地「非暴力主義」也被他們充分加以利用，更何況還有佛教之忍讓妥協的充分資源做後援，這種政治取向毋寧是北京所樂見的，他說達賴上層分子們早已從北京得到各種好處（如親友可以在大陸經商牟利）。至於政教合一，盧卡說西藏原本是政教分離的，七百年前蒙古佔領西藏時改為政教合一，以便統治；今日中共何嘗不如此，維繫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利於漢人佔領西藏。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摘自《梨花春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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