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香港書展期間，貿易發展局連續下達禁令，要求參展商將起碼八本書籍下架， 理由牽強不通，擺明是謀殺言論自由，也不符合約精神，並且違反營商之道。
已知被貿發局禁售的八本書，坊間有售，偏偏不得在書展擺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餘，也違背主辦書展的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方便，一個書展便可為他們提供不同出版社不同議題的書籍，更可參加相關活動，提高閱讀興趣。不過書禁之後，書籍選擇比坊間還少，書展喪失原有功能，貿發局失職難辭其咎，更且特區當局推行「盛事經濟」之際，每年一度的「盛事」卻暗然失色，還添上污名。
貿發局是書展的主辦機構，有權按合約規定禁售某類書籍，但必須合情合理，否則合約若容許貿發局任意決定，不容異議，不僅有損參展商利益，更屬於不合理的合約，理應沒有效力。今次被禁售的八本書的原因，據參展商轉述，是貿發局收到「投訴」或指這些書籍「敏感」，所以一律需要下架。
再看這八本「禁書」。三本是資深傳媒人及學者區家麟的作品，分別是旅遊隨筆、生活札記、新聞倫理論述，真不知有何「敏感」或到收到甚麼投訴，致令主辦機構採取斷然措施。另兩本是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的著作，內容主要是作者對坐監及探監的親身體會，也許由於涉及監獄情況以及一些在囚的民主派人士而被官方認為（或貿發局覺得官方認為）「敏感」。其他三本相信也是出了近似的狀況，取材或內容觸碰到官方的敏感地帶。
問題是，官方（或貿發局覺得官方）對書本內容或有不悅，不過他們若有牴觸國安法或煽動法便該執法，否則貿發局便該放行，同時整件事重點不在市民有否投訴，而是投訴是甚麼及是否成立。但現時既沒有執法卻又不肯放行，只說有人投訴卻說不出所以然，貿發局不單顯得情理不通，更是於法不合，超出了法律的權限。
可怕是，貿發局竟敢拿官方（或它猜測）的感覺當作法律，要脅小書商把指定書籍下架，否則便要退場。無疑，主辦機構以強凌弱，圖謀可以輕易得逞，但一葉知秋，一個半官方機構可以莫須有的理由，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不用清楚交代法律依據，不介意外界觀感，更且敷衍塞責，將責任推到投訴者身上，而整個過程沒有商量餘地，更不設上訴機制作出申訴。
看在投資者眼中，一個推廣商貿的機構可以任意踐踏新聞自由也都算了，但連法治精神都不念，竟可通過不公平合約賦予不受監察的權力，肆意扼殺投資者權益，一意可以孤行，未免匪夷所思。如此下去，又如何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的聲譽？
一個地方的出版自由，不僅是經濟機會，更代表文明的程度。歷史上，極權國家不用多說，處處運用公權力嚴密查禁「政治不正確」書籍，並對犯禁者處以重罰，逐漸確立出版業的紅線和禁區，更形成自我審查的意識，務使官方主旋律佔據公共領域。
即使自由民主國家如英美兩地，也經歷長期的書禁。例如現時被視為美國經典小說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反映19世紀中葉美國奴隸制度的醜陋狀況，出版後在美國南方州分立即被列為禁書。19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國會通過法律法例，以禁止收藏及郵寄「猥瑣」、「不道德文章」之名，連一些教人避孕，主張節制生育的書籍也一概禁絕。再如文學巨匠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名著《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29年出版後，也由於書內描述的情愛場面以至戰爭對人性的殘酷扭曲，備受非議而遭到查禁。到五十年代美蘇冷戰，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防共防蘇的氛圍下，華盛頓對付親蘇以至左派人士，直接影響他們的表達自由。
有別於極權國家的思想控制牢不可破，歐美幸好憑藉人權保障、民主制度、社會進步、群眾運動等等，如今已破取這些禁區。不過，設立思想緊箍咒的歷史教訓必須正視，關鍵在於政府不信任人民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因此需要嚴格管制保護人民，以免受到矇騙、擺佈。問題是，一個政府懷疑市民讀過區家麟《最後的信仰—新聞倫理十二講》便會誤入歧途，除了對作者也是對香港人民智的侮辱。
若果外國投資者也信以為真，又怎會到一個民智未開的地方作高增值的長遠投資，但假如他們相信香港人可以明辨是非，那麼對看低市民智慧的政府，又會有多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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