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中 上報 2024年05月28~29日
1989年6月3日晚間，中共戒嚴部隊在北京市民的阻攔下，以機槍、裝甲車和坦克強行推進，於4日凌晨抵達天安門廣場周邊，清晨展開了最後清場。數小時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波蘭舉行眾議院與參議院選舉――這是波共統治下第一次反對派得以參與的半自由選舉。其結果是團結工聯大獲全勝，幾乎囊括了所有允許競爭的席位。東歐劇變已進入倒數計時。
在整個1989年，最波瀾壯闊的人民抗爭，非中國「八九民運」莫屬。其經典畫面（如頭上綁著布條的青年學生、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手提塑膠袋阻擋坦克前進的「坦克人」等）透過境外媒體的報導，強化了波蘭人民、東歐人民擺脫共產黨專制的意念。但在六四後的中國，卻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1992年年初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啟動了中國第二輪的改革開放。在「穩定壓倒一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等政治緊箍咒下，市場化經濟改革長驅直入。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進一步成為超級的世界工廠，基建狂潮也鋪天蓋地而來。其連年醒目的經濟表現（暫且不論其成長率數字的可靠性）為世人有目共睹。就在西方陷入經濟危機的2008年，北京奧運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崛起。
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統治，已於1989-1991年相繼崩解。中國共產黨卻有如一個「變形金剛」，走出了一條富國強兵的新路。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開路線，其終極目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以經濟發展去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從「為中共續命」的角度來看，鄧是有遠見的。惟在廣義的鄧路線（泛指鄧江胡時期）看似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新任領導人決意要改弦更張，強力推出他的新時代新政。
實際上，早在胡溫後期，中共已不吝於展示軍事肌肉，尤其是在南海。維穩力度也全面升級，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重判《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11年徒刑。北京奧運的主題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但未過多久，中共已開始強調「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優越性。2012年11月，即將卸任的胡錦濤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說，胡錦濤的「中國道路」和「三個自信」，為習近平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四個自信」提供了重要鋪墊。
如今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崛起、大國崛起，並沒有帶來政治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尤自習近平上任以來，言論空間急遽緊縮，人權狀況極度惡化，社會控制變本加厲，「國家安全」、「政治安全」不斷上綱。個人崇拜搞得如火如荼，鄧小平力主廢除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捲土重來。又以「亮劍」和「戰狼外交」取代鄧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針對Omicron變異株的封控政策，把幾乎所有的人（而非僅異議分子）都當成「專政」對象。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習是否可能重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路線，還是繼續朝「新極權」邁進，和／或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名，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晚近引發了不少議論。
近年來，總有人指責習近平背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甚至向毛澤東／文革回歸。然而，這說法至多只有半對。所謂「量變而質變」，習的統治和所謂的「鄧小平路線」（江胡時期包括在內），在性質上確有差異。這一點幾乎無可否認。但另一方面，習鄧之間的政治臍帶是剪不斷的：兩人都堅決捍衛黨的絕對領導，都對民權主義不屑一顧，都極力排拒所謂的西方式民主、西方式人權、西方式三權分立。
這就又回到了六四事件。
作為「鄧小平時刻」的六四鎮壓，不能僅僅看作是單一事件。它對於1989年後的中共體制（錢理群稱之為「六四體制」），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尤見於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胡錦濤和周永康打造的維穩和社會管理體系，乃至習近平致力於推進的「總體國家安全」和全方位社會控制。六四鎮壓正是此種「攻勢維穩主義」的起點和基石。其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其實就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鄧小平的再起
1976年4月4日至5日，上百萬民眾湧入天安門廣場，去掉念已故總理周恩來，並表達對四人幫的不滿。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把這場「四五運動」定性成「反革命政治事件」，指鄧小平是其總後台，並撤銷了鄧的一切職務。但「走出文革」已是民心之所趨，這為鄧的復出埋下了伏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1977年7月，鄧小平東山再起。9月，他提出要「撥亂反正」，即扭轉文革亂象，重返正常秩序。與此同時，中國教育部恢復了被毛澤東廢止的高考。12月，胡耀邦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開始大力推進冤假錯案的平反。1978年5月起，胡耀邦發起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在那場論爭中，力主「解放思想」的胡耀邦一系占了上風，轟得「凡是派」幾無招架之力。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成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在舉行三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召開了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12月13日，鄧小平在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除了強調經濟發展和「四個現代化」的緊迫性外，他還批評黨內的官僚主義，並表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採取民主手段，不能採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在民主問題上，鄧最重視的是「發揚經濟民主」。他主張下放經濟管理的權力，「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且「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至於「公民權利」的具體內容為何，「民主制度化」又是否僅限於經濟領域，則未得到申論。
就在十三大工作會議的場外，民間也發出了要求改革、追求民主的聲音。場內場外互通信息，「會議外面有西單牆，會議內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會上天天有西單牆的最新消息，成了會內會外的重要話題。西單牆的大字報和會上思想解放的議論結合起來了」。自1978年11月起展開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其大字報廣泛地涉及冤案平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對凡是派的批評，並表達了對民主、對言論自由的渴望。其「對以鄧小平和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是強有力的支持」。11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人民日報》報導了以上談話後，有上萬民眾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歡慶新領導人支持民主牆。
但鄧很快就川劇變臉。
1979年3月30日，鄧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四個堅持」，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中最關鍵的是「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一條。倡議「第五個現代化」、質疑鄧小平搞獨裁的魏京生，在前一天已遭到逮捕，後來被重判15年。年底，西單民主牆被取締。有關當局規定大小字報只能貼在月壇公園，而且要執行嚴格的實名制。
對於民間民主運動，這是一波寒流。但從西單民主牆延伸而出的民刊運動，乃至民間政治組織，仍在寒流中求生。光是北京，先後出現了數十種民刊。儘管民主牆已於1979年12月陣亡，但鄧小平在隔年8月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又燃起了民間對政治變革的期望。
鄧小平與政治改革
鄧小平在黨內鬥爭的背景下，於1980年提出了一些看似開明的新說法。他在1980年5月31日向胡喬木和鄧力群表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以及，「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在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中，他進一步指出中共政治制度的5大主要弊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權。官僚主義的成因是「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
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若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只有對上述弊端「進行有計畫、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24]
鄧的這一席話，直指高度集權主義、第一書記集權的弊病。比起後來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一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套話，鄧的「八一八講話」顯得特別犀利。但他的立足點仍是鞏固黨的領導地位。他似乎從不認為「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與「四個堅持」有何扞格之處。他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
無論如何，「八一八講話」激起一波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潮。黨內外知識分子紛紛提出建言，其中包括了一些被今日習近平體制查禁的變革倡議，如司法獨立、新聞自由、思想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和組黨自由、民主選舉、三權分立、四權分立等。在這一波政改熱中，出現了以民刊為中心的「促進庚申變法」運動。「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在1980年9月宣告成立，有跨省市共31家民刊加入。10月至11月，則有北大等多個大學的人大代表競選運動。拜1979年新修訂《選舉法》之所賜，區縣人大代表得以直選產生。北京大學被劃為一個選區，共有18位學生參選。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被黨干預的真選舉。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對改革進行了廣泛討論，並提出保障言論自由、以權利制約權力等各種政見。
及至1980年12月，政治體制改革無疾而終。彼時波蘭團結工聯的抗爭是中共（因與蘇共交惡）所支持的，但中共希望此類抗爭也出現在中國嗎？這是黨內保守派說服鄧從政改撤退的一個重要理由。結果，鄧又回到一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老調，稱四項原則「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並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不久後，四個堅持被寫入了《八二憲法》。
1981年年初以降，黨內保守派發動第一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先是封殺被認定帶有自由化色彩的、即將發刊的思想性刊物《生活》半月刊，後又針對白樺的劇本《苦戀》（1979）及其拍成的電影《太陽和人》（1980）進行大批判。在這一波政治緊縮中，中共還同步鎮壓了民刊和民間結社運動。1981年1月29日，先是發出了《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強調「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必須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2月20日，又發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把「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當作非法，絕不允許其印刷出版發行和從事活動。李洪林指出：
這個《指示》在中共和社會上民主運動的關係上是一個里程碑。粉碎四人幫後一直到三中全會，雙方一直合作得很好。……1979年3月以後，關係開始惡化。……這個《指示》的出臺，標誌著中共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已經完全決裂。
《指示》說，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採取的策略，是盡量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其實就是後來鄧小平、李鵬等對八九民運的「定性」。
可以說，1979年3月30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談話時，鄧小平就已經決定了要和民間民主運動「割席」。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如他所說，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為了堅持黨的領導，鄧絕不走「非毛化」的道路。此亦所以，四項原則包含了「堅持毛澤東思想」一條。
鄧區分了毛的光輝一生和毛晚年發動文革的錯誤。作為蘇區的毛派頭子，以及毛指派的反右運動負責人，鄧本是最堅定的毛派。但他無法認同讓他兒子鄧樸方終身殘疾的文化大革命。毛的政治浪漫主義（尤指群眾運動、群眾動員、群眾專政）是鄧不接受的。（按：在這一點上，習近平是鄧小平的傳人。）毛的經濟浪漫主義（尤指自力更生、閉關自守），鄧也有質疑。但重點是：毛推行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是鄧（作為毛派）完全服膺的。鄧拒斥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並將之列入四個堅持。
為了統一黨內認知，鄧可謂是大費周章。1979年11月起，中共中央針對毛的歷史評價問題，進行了19個月的討論，包括徵集4,000位高幹的意見，以形成共識。當然，鄧的意志是主導性的――這反映在1981年6月長達38,000字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說，「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毛晚年的確犯了錯誤，但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仍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因為毛的功績是主要的，毛晚年的錯誤是次要的。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自1982年起，出現了第二波反自由化運動。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1983年10月至11月的「清除精神汙染」。清汙是「左王」鄧力群發起，並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被鄧列為「精神汙染」的事項，包括「抽象地宣傳人道主義、人的價值」、「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等。這場在全國大力推廣的清汙運動，搞得人心惶惶。但鄧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勸說下，及時踩了煞車。胡趙說服他的理由是：擴大清汙不利於經濟建設和穩定。
第三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堪稱是鄧小平自己主導的，主要是以胡耀邦縱容「八六學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由，逼胡辭掉總書記。鄧要求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黨籍的指令，也得到了貫徹。在1986年9月28日六中全會閉幕時，鄧小平重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立場，但鄧力群和胡喬木向他告狀，說胡耀邦不准向下傳達。這讓鄧小平大怒：「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上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八六學潮」（1986年12月5日至1987年1月2日）始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接著引發了18個省一百多所大學的大規模同步抗議。其起因是，中科大的學生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的黑箱操作，指中共違反《選舉法》干預基層選舉。1980年北大的人大代表選舉，是有真實民主意義的真選舉，而不是黨委操弄的假選舉。何以1980年可以，到了1986年卻不行？從八六學潮中的主要口號來看，它幾乎是八九民運的一次預演。主要是爭取民主和自由權利，表達對四個堅持的不滿，要求貨真價實的政治改革，對腐敗和特權提出質疑。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找到他家裡，講了一番相當嚴厲的話。他說，
〔學潮〕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面對團結工會和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勢，他們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有專政手段不行。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
這段話強烈暗示：為了制止學生鬧事，要有不排除流血、不排除軍管的決心。至於「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指的主要就是胡耀邦。鄧甚至把清汙運動的戛然而止，也當成是為胡軟弱無能的明證。鄧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讓胡下台，卻放任一群保守派對胡進行了一連6天（1987年1月10日至15日）的言語霸凌。
進一步看，1986年正是鄧小平最頻繁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年，計有近20次。例如，他在9月3日表示，
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9月13日，「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黨政要分開，這涉及政治體制改革」。那麼，何以鄧（自1986年5月起）重提政改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至今沒有定論。讓人疑惑的還有：何以鄧一方面大談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張強硬壓制學運，並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由，狠狠地羞辱了胡耀邦？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出自趙紫陽的晚年反思：
有人認為，鄧有時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以獲取人民群眾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認為，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貫徹始終，是由於形勢所迫，或受到某種阻力的緣故。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問題的實質在於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的改革？在鄧的思想上，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相容的。……這些都說明，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1986年9月，鄧把政改工作交給趙紫陽負責。從1986年10月到1987年8月，中央政改研討小組和政改辦一共開了30多次座談會，可謂大張旗鼓。這再度升高了人們對政改將至的預期。不過，座談會中的大鳴大放（其中有不少提法落於2013年被習近平禁止的「七不講」範疇），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鄧才是真正的主權者、決斷者。無論趙紫陽和他的首席幕僚鮑彤的民主觀為何，十三大報告都得過鄧這一關。1987年5月底，鄧在讀過十三大報告初稿後，向趙紫陽表達了以下意見：
我對內容沒有多少意見。要說有些意見，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我們不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要三權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主要是保證行政機構能夠有效運作，不能過多干涉。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不能放棄。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十三大於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趙紫陽最後提出的十三大報告，自然遷就了鄧小平看似婉轉、實則尖銳的以上「意見」。十三大報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今天沒有多少人記得。但其「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則得到鄧的厚愛。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
值得一提的是，鄧力群因十三大的新政「差額選舉」而落馬，這讓一些人為之喝采，卻也挑動了黨內既得利益者的神經。十三大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絕大部分只是「行政改革」，但只要是改革，就不免折損某些人、某些群體的既得利益。縱使鄧小平「完全贊成」十三大的政改設想，但在1988上半年，這種「鳥籠政改」已遭遇頑強抵制，難以推進。差額選舉維持了一段時日，後於1990年代末落幕。至於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任期制和退休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鄧的意志所促成。
時至1988年，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實質進展，城市經濟改革也遇到瓶頸。價格雙軌制所滋生的官倒、所助長的特權腐敗，幾乎尾大不掉。此亦所以，「反腐敗」、「反官倒」等標語，在八九民運中到處可見。雖然中共的馬列主義話語把一切政治衝突都化約為「階級鬥爭」，但多數人的認知是：當前的社會不公平、經濟不公正、機會不平等，最主要是政治壟斷、政治特權、人民被剝奪了參政議政的權利所致。
為了推進經濟改革，鄧小平決定祭出休克療法，即所謂「價格闖關」。但當即將取消價格控制的消息在1988年8月19日公開後，旋即引發一波擠兌、搶購、囤貨的狂潮，民眾的通膨預期一發不可收拾。縱使是綽號「鋼鐵公司」的政治鐵人鄧小平，也不得不及時撤退，以避免出現亂局。
就在價格闖關失敗的1988年，黨內外「自由化」知識分子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也進一步升高。對自由和民主的呼喚，反映在大受歡迎的《河殤》紀錄片的敘事，也具體呈現在1989年年初的四波知識分子公開信。後者的訴求有：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釋放一切思想犯，「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等。
回頭來看，八九民運中的主要政治訴求，絕大部分都已經出現在西單民主牆以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間倡議、黨內外知識分子的討論、學生抗議、公開信等。鄧小平本人在1978年、1980年和1986年，曾有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表態，並為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背書。然而，一旦「政治體制改革」被詮釋為涉及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自由權利的保障、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等，就必然踩到鄧小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紅線。
鄧小平與六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去世，大學校園開始出現悼胡的大小字報。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數百名學生率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稍晚北京大學等高校約數千名學生，也從校園前往廣場。在上海、湘潭、西安，學生也走出校園，遊行到政府機關抗議。在各地的大小字報和遊行口號中，除了悼胡的內容外，也出現了一些更政治性的措詞，如「打倒腐敗政府」、「反對專制」、「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鄧小平下台」等。由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所擬、18日遞交給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則提出了7項要求：
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許民主辦報辦刊，新聞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六、保證人民生活水準穩定提高；七，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公布學生的要求。
18日傍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和幾位全國人大代表，接見了王丹等學生代表，並收下請願書。
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後，趙紫陽按既定行程出訪北韓。孰料就在趙出發之後，李鵬在24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把學運「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25日上午，鄧小平在自家召見楊尚昆和李鵬，說了一席很重的話：
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就是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反對和制止這一場動亂。……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和民族喪失前途。……「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要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這還不夠，還要抓緊立法。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鬥爭，堅決把動亂壓下去。
此與鄧在1986年12月30日關於「專政手段」和「流血事件」的談話，幾乎如出一轍。顯而易見，鄧已經動了殺機，不排除要開殺戒。
以鄧小平的談話為據，《人民日報》在26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新華社並發出通稿，在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刊出。該社論聲稱：
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在「四二六社論」發布的前夕，天安門學潮的規模約成長到數萬名學生，還不算大。學潮之所以升級，後來之所以出現百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進而主動圍堵進京部隊的場景，其最大「責任」無疑落在鄧小平的身上。在中共語境下，一旦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就是沒有妥協餘地的「敵我矛盾」，就是要被打倒、被「專政」的對象。學生之所以再三要求政府撤回「動亂」定性，要求政府承認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與此息息相關。由於「動亂」之說源自於鄧小平，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就不是趙紫陽能獨自決定的。雖然趙後來嘗試勸退學生，並保證不秋後算帳，但只要「動亂」定性不變，「清算」正是其題中之意。
「四二六社論」未能嚇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數十所高校學生的「四二七大遊行」。據估至少有超過10萬名學生參與（也有20萬或50萬之說），且有不計其數（上達百萬）的市民群眾開道、在道路兩旁助威。這是北京市民態度轉變的關鍵時刻，不可能不讓鄧小平感到震驚。
5月13日，學生絕食團進入天安門廣場，口號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支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6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17日和18日，北京市民發起聲援學生的示威遊行，人數據估在百萬人以上（也有數百萬之說）。其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有普通市民、工人、機關職員、黨員、基層幹部、軍警等，不一而足。5月19日宣布戒嚴後，北京市民又傾巢而出，開始築路障以阻止軍隊進城。楊繼繩指出：
鄧小平等本想利用軍隊來平息愈演愈烈的學潮，但事與願違，群眾不怕軍隊。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號召之下，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所有軍隊進城的路口都被群眾堵住，在各個路口都設有路障。作為路障的有公共汽車、有馬路上的鋼鐵隔欄、有木頭。在一些幹道上，馬路中間的鋼鐵隔欄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條馬路被封死。軍隊無法進城執行戒嚴任務。戒嚴令宣布不讓遊行，不讓集會，不讓演說。現在廣場上學生照樣集會，還有大量外地學生湧進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比原來還多。演說者的言論愈來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軍隊不進城，取消戒嚴，黨和政府的威信掃地，反對政府的人也會得寸進尺；強行進城，勢必造成大規模流血。
6月3日傍晚，當局以北京已出現「反革命暴亂」為由，命令戒嚴部隊在隔天黎明以前完成清場。
楊繼繩所謂的「兩難選擇」，主要是鄧小平和李鵬造成的。「四二六社論」無助於和緩局勢，反倒激化了衝突――這是第一個失算。下達戒嚴令時，未料到北京市民竟會冒死抵抗――這是第二個失算。在連續兩次誤判了以後，看似只剩下「硬幹或撤退」的選擇。
但即使要清場，開槍殺人也絕不是唯一選項。說到底，中共戒嚴部隊並不是非用AK47不可。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政治「選擇」――儘管其幕後細節至今仍未水落石出。錢理群指出：
鄧小平在黨內元老支持下，為維護毛澤東留下的「一黨專政」遺產，不惜在首都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市民開槍――這是毛澤東都不敢採取的極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說過：「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所謂「鄧小平路線」
鄧小平對六四鎮壓的「定調」是：這是捍衛共產黨領導的必要之舉，完全無錯之有。之所以出現「動亂」，並不是因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錯了，而是因為「四個堅持」未得到貫徹，遂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有可趁之機。
6月9日，鄧向戒嚴部隊的高幹表示：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關於「四個堅持」：
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6月16日，「平息暴亂抓到底。這是個好機會，一下子就把全國的非法組織取締了，這實在是好事情」。10月31日，「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
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幹不成。穩定壓倒一切。
12月1日，「這次動亂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今後如有需要，動亂因素一出現，我們就採取嚴厲手段盡快加以消除」。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的諸多談話，蘊含著解讀「六四體制」的豐富線索。以下所概括的，只是其中的若干要點。
第一，鄧一以貫之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例如，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他露骨地表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姓資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深圳，既然公有制是主體，三資企業沒什麼好怕的。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針對左，鄧強調改革開放應該「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關於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的流產政變，鄧在幾天後的祝壽會上表示：「中國還沒有能力去管人家的事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這個特色的關鍵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面對蘇聯解體，中共應「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第二，鄧在反覆強調經濟發展、經濟增速（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性時，再三重申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20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2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外，「和平演變」一詞也多次出現在鄧的六四後談話，包括前引的南巡講話。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七號文件，稱「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透過支持、煽動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欲「和平演變」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實際上，這就是鄧小平本人的見解。
第三，儘管鄧小平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情有獨鍾，但這個提法是有誤導性的。把「經濟建設」說成是「中心」，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經濟建設」的必經之途，難免給人一種印象，即鄧小平是一位相對純粹的經濟發展主義者、國家發展主義者。但進一步看，以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實現富國強兵，藉此確保、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於不墜，才是他的真實立場。換言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鄧小平路線的「體」。鄧和陳雲等老幹部之間的經濟思想差異，主要是對「用」的想法不同。在「體」的問題上，鄧始終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層次上，他堅持市場化導向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因為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為一黨專政續命。關於此，最精采的詮釋來自於錢理群：
在鄧小平這裡，「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是「體」、是根本的；而「改革開放」實質上是「用」，是服務、服從於前者的。當兩者間出現強烈緊張時，其真正的「中心」便會清楚顯現出來，這就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其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因為只有生產力發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獲得統治的合法性。
第四，鄧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汙染」和「反和平演變」框限在意識型態領域，拒絕將其延伸到經濟領域。「四個堅持」應「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即加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但千萬不能把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關聯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精神汙染、和平演變等。誰要是聲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汙染」和「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誰就是犯了「左」的錯誤。
前文指出，1983年的清汙運動被鄧小平叫停，是因為胡趙告訴他，若再繼續（讓頑固派、左派）擴大清汙，就會波及經濟改革。可以說，這一直是鄧的某種「停損點」，也是他跟陳雲等頑固派的基本分歧。在政治上，鄧和頑固派一樣，都堅決捍衛共產黨的領導，都堅拒政治自由化。但鄧為了搞活經濟，為了推進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反對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
第五，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其帶頭者，專政手段不可或缺，「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
這本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但在六四鎮壓後的肅殺氛圍下，他公開（在南巡講話中）從敵我矛盾、從「無產階級專政」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說要「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起到了強烈得多的震攝作用、恫嚇作用。
第六，反腐是重中之重。要「嚴厲打擊經濟犯罪」，要「抓緊懲治腐敗」，要「搞廉潔政治」。懲治腐敗，「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而且「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但這依然是一種運動式反腐（而不是制度性反腐），其手段不外乎是週期性的嚴打、抓大小老虎等。
第七，鳥籠式的「政治體制改革」被打入冷宮，幾乎只剩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一條。鄧在六四後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
〔美國〕說我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話雖如此，鄧不再提十三大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或更確切地說，他似乎只關心廢除終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8月「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1986年9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等說法，已被拋在腦後。
第八，提出所謂的「核心」論，把江澤民確立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1989年9月，鄧「一退到底」，並提出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就是要求其他元老跟他一起退休。這有助於強化「江核心」的權威，讓江澤民更能放手去幹。但當然，鄧希望的是江放膽去推動經濟改革。當他懷疑江的改革意志不堅定時，他（在南巡講話中）揚言誰不改革「誰就會被打倒」。這才又把「江核心」拉回了改革開放的軌道。
鄧小平曾在1980年8月公開質疑「第一書記」的集權。六四事件後，他則比以往都更強調「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他雖主張「要形成集體領導」，但更在意「這個集體要有個核心」。這就又回到了「第一書記」的高度集權（若非完全獨裁）。
那麼，鄧小平建立了可穩健運行的接班制度嗎？答案是否定的。握有黨政軍大權的「江核心」，「選擇」了尊重鄧小平的意志，讓被鄧隔代指定的胡錦濤大致順利地接了班。胡是一位相對弱勢的總書記，任期屆滿就全退。但在習的接班過程中，已出現若干波折。習之所以能夠迅速地集大權於一身，進而在2018年廢除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與鄧的「核心」論的內建弱點是有關的。「領導集體」對「核心」的制約，畢竟只是一種軟約束而非硬約束。一旦遇到野心旺盛的、想成為政治強人（甚至人類領袖）的接班人，此種軟約束就不難突破。
攻勢維穩主義
六四鎮壓，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巨大的悲劇。
林根（Stein Ringen）貼切地指出，中國的1980年代「本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但「在事件中被屠殺的，除了數目不詳的人之外，還有希望本身；一夜之間，希望被絕望和空蕩所替代」。
人民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是他們無權希望的一件事，是他們應該要忘記的一件事……對於樂觀的那一代，這是天崩地裂，也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轉捩點。獨裁體制再次得到確立，而且中國人知道獨裁會持續下去。對於不想當烈士的任何人來說，一夜之間，唯一可行的現實就是苟安求全。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一直都在：虛無的物欲、道德的淪喪、玩世不恭、不痛不癢、認同混亂，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氾濫成災。
從六四鎮壓分娩而出的「六四體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確如他所期望，迅速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這種政治鐵腕下的經濟發展、富國強兵道路，正因其近乎於絕對的政治壟斷，正因其全力壓制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正因其以黨權、以國權完全壓倒了民權，幾乎內建了體制性的腐敗、「權貴資本主義」的暴走，以及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連同極端的貧富兩極分化。
六四鎮壓，亦是中共「攻勢維穩主義」的濫觴和基石。
對「穩定」的強調，並非始於六四。穩定，毋寧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四個堅持」的題中之意。但正如鄧自己所說，「四個堅持」在六四以前並未充分貫徹。此前的三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主要是懲罰那些已經冒出頭來的、特定的自由化分子。在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氛圍下，再加上胡趙的保護作用，「自由化」思潮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相對於今日的習近平統治，那甚至是頗大的空間。
六四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六四以前那種比較被動的、守勢的穩定主義，鄧小平認為是不足的。他在六四後說，要貫徹「四個堅持」，得從「教育」抓起，必須進一步強化對「娃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鄧確立為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則從鄧的權威性談話中，歸結出一種以「防止和平演變」（鄧本人的說法）為重心的、更積極進取的穩定方針――所謂「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六四鎮壓，帶動了「思政工作」的進一步升級，這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恥教育」的展開。既有天主教教宗支持團結工聯的前車之鑑，宗教團體的管控也刻不容緩。為了防止中國被宗教勢力和平演變，江澤民啟動了預防性的措施，起初是針對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雖然他沒有預料到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的上訪事件，但秋後算帳極其嚴厲。習近平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2015年7月9日起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逮捕中，把曾經替法輪功學員辯護的律師一網打盡。
在胡溫時期，隨著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繼續推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由空間有所增加。這反映在半自由化媒體（如南方報系）、互聯網公知、NGO和維權運動的興起。從某個角度看，這是鄧小平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的某種後果。正如同鄧小平在1983年沒有把「清除精神汙染」貫徹到底，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還沒有（或還來不及）完全堵死在灰色地帶成長起來的「準自由化」意識、言論和相關活動。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想這麼幹。在胡溫時期，尤其胡溫後期，隨著中共財政能力的上升，由政法委主導的維穩體系更上層樓，維穩經費也急遽攀升。《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的作者白信指出：胡錦濤和周永康在「維穩」之外，還「提出了『社會管理創新』，開始探索以社區網格化為社會控制、以撲滅公民社會為目標的所謂治理模式創新，即動員政府和社會部門、向政法系統大量投入資源、加強社會控制，例如從2004年開始試驗城市網格化治理模式」。在胡溫後期，「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茉莉花革命樣式的和平演變開始成為中共政權最顧慮的事。如胡錦濤2011年2月19日在中共黨校的講話所示，顏色革命以及公民社會成為中共在蘇聯崩潰後新的噩夢，防範互聯網和公民社會革命也成為中共最大的擔心」。
2013年5月，習近平才上任半年左右，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不公開的內部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所謂的「七不講」政策。「七不講」是指：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此後，還又加上了憲政不要講。回頭來看，這是習近平把「攻勢維穩主義」進一步升級，邁向中國特色歐威爾式國家安全和社會控制的第一步。
晚近，有不少論者聲稱習近平背棄了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並把「習近平會不會、能不能重回改革開放？」當作一種批評習的談資。對此，筆者並非沒有同情的理解。筆者在1993年去上海旅遊時，曾花了100美金住在外灘的和平飯店一晚。那個床似乎是民國時代留下的，中間突出，兩邊向下凹陷，一不小心就會滾下去。要是你全盤否定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你是不是也得否定和平飯店的改頭換面？這是不少人的疑問。影響所至，認為鄧小平即使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但仍功大於過的人，至今為數甚多。筆者雖不同意這個立場，但可以理解人們對改善經濟生活的渴望。
習近平以「亮劍」和「戰狼外交」敗壞了鄧小平積極經營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並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嚇了所有「屁民」，還連帶地「消殺」不少毛小孩。這顯然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路線，且已經、正在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無論鄧小平如何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的大旗，他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引入經濟領域。他不做帝王夢、拒斥個人崇拜，這從今日低得可憐的政治道德標準來說，或也稱得上是政治強人難能可貴的美德？
但在習鄧之間，並不是只有斷裂性，而是也有化不開的連續性。習近平時代的極度政治緊縮、精益求精的高科技社會監控，及其愈來愈倚重以恐懼（人民的自我審查、自我恐嚇）進行統治的治理創新，可能是鄧小平未曾預料到的。但不能不說，它正是奠基於六四鎮壓及其從出的攻勢維穩主義。因此，關鍵或不在於習近平要不要、會不會、能不能重返早就結束了的鄧小平路線，而是應當在批評習的同時，也要對鄧小平路線的根本局限性（尤其是它對一黨專政的頑固執著，對「民權主義」的不屑一顧等）進行更通盤的檢討。
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王超華曾說，「中國當代政治，建基於六四屠城」。六四鎮壓已屆35年，但至今像是夢魘一樣，糾纏著中國的統治者和統治階級，亦使中國人民至今難以擺脫「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鄧小平魔咒。歸根究柢，只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夠的，而是終究得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其首當其衝的第一步，不外乎就是公民起而奪回免於恐懼的自由，起而奪回公民議政參政乃至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主自由的未來，有賴於重振1989年天安門抗爭的精神」。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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