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俄罗斯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作者：冯玉军

（原题：怎样理解俄罗斯和中俄关系？）

俄罗斯是中国的一面镜子，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中国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全方位影响。深入研究俄国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自己也至关重要。

01 中俄关系

了解俄罗斯，不妨从和大家切身相关的中俄关系入手。

1850年，林则徐就感叹俄国“将来必为大患”。据不完全统计，自1860年至1945年，俄国在85年间让中国丧失了3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代以来，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遭受的最大威胁也来源于俄罗斯。

中俄历史上三次结盟，每一次都以中国付出惨重代价，俄国获得天大好处而结束。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俄国祝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表面上承诺联合中国，共修中东铁路以抗衡日本，实际上是借修建铁路之名，将俄国势力在整个东北如洪水一般铺开。第二次结盟是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刚刚以八年浴血抗战赶走日本人的中国，被迫承认了苏联在外蒙古策划的“独立公投”，从而丧失了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三次就是1949年以后，中苏同盟“一边倒”。“一边倒”虽然让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但也对中国产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欧美势力完全驱除出中国，让中国丧失了一个与世界体系融合在一起的机会，直至1979年，中国都与主流国际社会相脱离。第二，苏联把中国推进了三年朝鲜战争。这不仅让中国失去了众多生命，还让中美关系极度恶化，使中国在几十年间都难以繁荣。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缓解自身困境，俄国人在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借其不断推进“世界革命”。现代中国也由此与俄国有了两处重要交集。第一个是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先生确定了联俄方针，国民党改组基本上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第二个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完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对中国革命制定的所有方针曾一度基本上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整整30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切重大事件无一没有莫斯科的影响。建国后，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这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苏联模式。但是历史并非直线性发展，而是有可能第二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普京执政以来，中俄之间的相互影响再次加深。

至于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俄国单方面向中国全方位的单向输入。有学者总结：“中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学生，一度丧失了自尊、自信，拜服在北国巨大的石榴裙下。”更为重要的是，百多年来，俄国除了在制度、文化上对中国产生影响之外，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中国文化当中的那些优秀的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变成了极端化、二元化的思维。

冯玉军教授《俄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讲座现场

有人认为如今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何理解？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远超俄罗斯，使俄国人难以用原来那种高高在上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影响；第二，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确定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为中俄关系的“黄金定律”。守住了这条“黄金定律”，中俄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今天的中俄关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很多国人甚至精英都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中俄综合国力出现了历史性的反转。尽管我们的国力已十倍于俄罗斯，但是很多人的思想仍臣服于它，这是最大的挑战。而俄国人对这种落差非常敏感，作为一个具有300年帝国外交传统的国家，俄罗斯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身边的中国强势崛起？第二，外交谋略能力不对称。在外交层面上，我们基本上处于被俄国牵着鼻子走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言听计从的小兄弟。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跟俄罗斯的亲近，其实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俄国人对华的信息战、心理战打得如火如荼。第三，成本和收益不平衡。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付出了太多，却没有收获预期结果，即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没有减轻美对华施加的战略压力。中美俄三角关系，永远对最弱的一方最有利。当年我们最弱，拉住美国抗衡苏联，对我们有利；今天俄国最弱，中美俄关系对俄有利，俄国成功调动中美矛盾，从中获利。我们既要和俄罗斯保持一个长期睦邻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要和美国保持一个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因为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整体国际环境。

02 俄罗斯的当代发展

1999年12月31日，病夫治国的叶利钦把普京请到克里姆林宫，把俄罗斯的权杖交到了他的手上并对他说“珍重俄罗斯”。如今22年过去，普京不仅没有还给俄罗斯人一个奇迹般兴旺发达的俄罗斯，反而带给他们一个奇迹般衰败的俄罗斯。

普京执政20多年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政治上，重新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即恢复中央集权制。俄罗斯1993年宪法中的多党制、联邦制等基本上已形同虚设。第二，经济上，实行寡头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第三，外交上，试图重整帝俄河山，再当世界大国。苏联解体对俄国人而言是切肤之痛，普京渴望恢复小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30多年间，经历着非常可怕的去工业化。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人员流失、既有供应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苏联曾经的工业体系已残破不堪。俄国基本上成了一个靠出卖自然资源过活的国家，在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仅能扮演卖油郎、卖炭翁的角色。随着俄乌战争暴露出俄军的诸多弱点，也让俄国军火难有市场。在这种情境下，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跌出了世界经济十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俄乌战争对俄产生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目前乌克兰发起反攻，战争步入了消耗、僵持阶段。政治上，俄罗斯受到了大面积孤立，联合国大会三次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强烈谴责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定。经济上，俄罗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300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被冻结，海外金融融资被限制，进出口被严格管制，1000多家跨国公司离开俄罗斯市场......历史上，对外战争的失败常常引起俄国国内颠覆性的变化。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导致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引发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又引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阿富汗战争的失利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刺激性因素。今天这场战争也极可能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多关注的是科技创新、金融能力，及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而俄罗斯人直到今天，内心最关切的仍然是抢夺地盘、占据领土、控制资源。这场战争不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也是俄罗斯民族的战争，是俄罗斯思想当中的帝国“执念”建构出的战争。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观念里仍是陈旧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重新发酵才导致了俄乌战争。当然，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也终将由俄罗斯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背负。

03 历史进程与文明演化

公元862年，俄罗斯民族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基辅罗斯。从基辅罗斯建立开始，俄国就受到了北部的维京文化、南边的拜占庭文化以及周边亚洲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的共同影响。

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从拜占庭帝国接受了东正教，实施了罗斯受洗。这一方面让基辅罗斯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但更为主要的是让基辅罗斯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制度。

从1240年到1480年的240年间，俄国人都臣服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对俄罗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剥开一个俄国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20世纪初的俄国欧亚主义学派认为，俄国把大陆联合成整体的国家思想来源于蒙古人，真正的俄国历史是俄罗斯人和图兰人比邻而居的历史。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和西方的两种因素在相互搏斗。”

综上所述，可以说拜占庭文化和蒙古文化是俄国文化两个最重要的根源。

俄国文化是独特的，俄国人在近代以来采取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话术，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神秘。丘吉尔就曾言：“俄国是一个秘密。”恩格斯也曾说：“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俄国外交，也只有这种外交，被容许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普京这些年来也一直采用这种保守主义思想在国际上赢得支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玛丽·普拉特·帕米利便在《俄国简史》中指出俄国需要做的三件事：“一个拥有如此幅员的国家，一个拥有无以为计的国民财富，拥有最忠诚、最质朴和最勤勉的农民阶层，拥有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俄罗斯还需要什么呢？只有三件事情——摒弃残忍；塑造民族同质化；建立一个能够公正执法的政府。”然而一百年过去，俄国仍未完成这三个重要任务。

04  政治文化

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总结了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三个支柱——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东正教是俄国社会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俄国自认为在精神上优于西欧的一个重要条件；专制制度是保证俄国政治稳定的基础；人民性是宗教性和专制性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人民对东正教的虔诚与对沙皇的忠诚。

俄国政治文化里有两个核心内涵。第一，国家主义。在俄国的国民意识深处，否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专制主义，这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上，俄罗斯自莫斯科公国以后，完全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国家君主操控国家经济命脉，没有贵族经济。社会层面，漠视个人权利。

从莫斯科公国开始，一直到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再到苏联，乃至当代俄罗斯，其政治文化本质上就是长期稳定的专制制度。16世纪，伊凡雷帝将传统的分封贵族变为服役贵族，让他们只能为国家服务。彼得大帝时，制定“官秩表”，官吏人数大增，形成了强大的官僚阶层，促使俄国的君主专制和官僚体系进一步结合。到了尼古拉一世时期，成立了第三办公厅政治警察机构，还让俄国成为欧洲专制制度的堡垒，建立了俄、普、奥三皇同盟，共同压制欧洲革命。即便经过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改革，俄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调整了行政体制、司法制度，但其沙皇完全专权的核心从未更张。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曾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反过来讲，尽量延缓和压制改革就是掌权者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俄国历史上每次现代化运动都被其后更进一步的反动所掩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后是一波反动。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之后，又是尼古拉一世的一波反动。到了苏联时期，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后，又是勃列日涅夫的反动及其17年统治的长期停滞。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吊诡之处。那么为什么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最终没有选择欧美模式而是选择了俄国模式？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官本位社会、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及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对大一统的执念等等，和俄国政治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主动选择和外部输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最终接受了一条俄国式的发展道路。

05  经济模式

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五个方面。

第一，垄断性。从莫斯科公国开始，俄国的大商业资本便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到了彼得一世，俄国开启工业现代化进程，政府采取人头税等措施，扶持大型工商业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迅速发展，俄国各大工业部门都诞生了大型垄断组织，重工业尤甚。这一是阻碍生产技术革新；二是破坏市场秩序；三是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使阶级矛盾逐步激化；四是官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导致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决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俄国的近现代走向。政治问题有其经济根源，二者不可分割。

俄国经济当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重商主义，关税壁垒严重。18世纪开始，俄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时常发生，导致贸易战。尽管今天俄国也加入了WTO，但仍然维持很高的关税。同时，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力度强，但对于外国资本的保护却非常脆弱。外国资本在发展后往往会成为被打击，破坏，甚至被征收的对象。

第二，强制性。国家机器对于经济压榨严重。基辅罗斯时期，俄国就实行“索贡巡行”。每年秋末冬初，大公率领亲兵到所属居民中挨家挨户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等贡物。索贡的队伍所到之处，横征暴敛，肆无忌惮，抢劫财物，还虏掠人口，贩卖为奴。15至16世纪，在欧洲农奴制已趋于解体的背景下，俄罗斯反而发生农奴制的重新高涨，强制农奴劳动，成为俄罗斯经济最突出的特色。到了苏联时期，又有古拉格劳改营。从1929年到1953年，有1500万人被关押在全苏各地的古拉格劳改营中从事苦力劳动。而彼时的苏联人口也才1.6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第三，资源依赖性。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今天，俄国的农业仍是靠天吃饭的农业。除依赖土地外，16世纪至17世纪，俄国毛皮生意繁荣，成为俄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成为其不断向外扩张的刺激性因素。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随着工业对石油依赖度的不断上升，俄国又将油气作为赚取外汇的重要来源。

第四，结构单一性。这是苏联经济一个难以解决的长期问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

第五，超越型发展。由于相较于欧洲，俄国是后发型国家，因此它总是试图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赶超型发展。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国始终用皮鞭和棍棒强迫民众努力去追赶先进的欧洲。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由国家主导，为了实现特定目标，集中全部资源投入特定领域，带来了消极影响。一方面，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通过压榨农民，以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压制具有自由思想的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现代化的目标应该锁定在最根本的人的思想的现代化。然而，后发国家往往把人作为工具，而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最根本的归宿点和出发点。

06 社会思潮

从988年罗斯受洗开始，东正教一直是影响俄国社会最深的思想力量。东正教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教权对皇权的依附；二是教义的神秘主义和保守主义。

在西欧派看来，正是俄国接受了东正教这种基督教的东方形式，才使俄国与西方大家庭脱离。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俄国知识界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间还围绕俄国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争论的核心议题即俄国是要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更新和再造，还是根据本国的国情，部分借鉴欧洲的经验，把俄国的东正教、村社等加以改造，成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基础。西欧派主要代表人物恰达耶夫在其名著《哲学书简》中指出了俄国在人类文明中的边缘状态和孤立境地，对俄国与西方的差距进行了深刻反思。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果背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走西方道路，将会带来一场灾难。如果说斯拉夫主义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那么泛斯拉夫主义就是纯粹的民族沙文主义。俄国人始终认为他们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最优秀代表，有能力有义务来保护整个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套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恩格斯所说：“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

俄国的社会思潮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民粹派。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再到巴枯宁，民粹主义逐渐演变成激进主义。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分为三个派别：一派以巴枯宁为代表，巴枯宁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活动家和民粹派思想家，宣扬泛斯拉夫主义。他认为私有制、国家和教会为三大敌人，号召人民起义，追求自由；一派以拉甫罗夫为代表，拉甫罗夫曾参加第一国际会议和巴黎公社活动，主张依靠人民进行社会变革，做好革命宣传工作，也被称为“宣传派”；另一派以特卡乔夫为代表，他认为革命活动具有双重性，即革命的破坏性和革命的建设性。虽然三者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内容是农民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和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和俄国的东正教传统、集权主义、村社制度，包括民粹派极端主义思想的结合，最后还发展出了斯大林主义。

俄国的社会思潮当中还有非常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俄国人认为东正教最正宗，而天主教和新教都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俄国肩负着拯救基督教世界和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强烈的使命感在为俄罗斯国家走向强大提供内在动力的同时，也助长了俄罗斯人觊觎别国领土，甚至欺负弱小民族的沙文主义习气，推动了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俄国往往打着解救其他民族的旗号，来压制其他民族。而其殖民主义同英法殖民是为了经济利益不同，是对土地的无限贪婪，是杀戮和占领。

扩张的冲动也源自于俄国人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老百姓到其最高统治者，都认为外部世界对他们充满敌意。这也促使俄国形成了让别人产生恐惧的战略文化。其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不在于它的文化软实力或经济力量，而在于它的破坏力。

近年来，亚历山大·杜金宣扬的地缘政治观成为了俄国主流社会思想。但是过度地强调地缘政治，最终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让俄国社会陷入一种危险境地。越是关心地缘政治，越是投入资源，越是难以避免地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同时，帝国历史观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俄国。从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再到此次全面的俄乌冲突，都是俄国帝国观念不断作祟的结果。

07  民族心理

俄国的民族心理有六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矛盾性和极端化。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心理特征一是推翻本国稳定的文化和历史，二是作用到国际体系当中，形成了一种对立意识。

第二，是宗教化的俄式“人道主义”。但是它的人道主义和西方的人道主义有着巨大区别。西欧的人道主义从文艺复兴勃发而来，主要矛头指向宗教和神学，强调用理性来反对迷信，用人的能力抗衡神的无所不在。而俄国既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宗教改革，它的人道主义是有神论的人道主义，是把东正教的思想拿到尘世间，希望有一个上帝来解救人类远离苦难，保证人类的人道化。

第三，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非理性，其思维类型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非理性心理在社会政治中日益蔓延，就形成了唯意志论倾向、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优先原则。

第四，是共同性，源自于俄国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和东正教的“聚合性”。这导致了俄国崇尚平均主义，不思进取，依赖别人，反资产阶级等，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相对立的特征。

第五，是苦难意识。对于俄国人而言，苦难往往是人走向神、个体走向上帝，获得上帝拯救的唯一途径。俄国历史上的众多苦难，当然有各种自然因素、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受虐心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六，这还孕育出了一种受害者心理和排他性，引发了上文所谈及的不安全感和让别人产生恐惧的战略文化。

上述俄罗斯民族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俄罗斯的酒文化中。俄国人喝酒不用劝，自己喝，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喝倒。在喝倒之后，平时非常冷漠的俄国人，甚至会痛哭流涕，体现出俄国人既豪爽又脆弱的矛盾气质。

俄国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强大，而在于它的虚弱。俄国的外交不善于守成，却往往会出其不意，反败为胜。当其顺风顺水之时，会犯战略性错误，但是当俄国陷入困境，又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手段，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有诗云：“理性理解不了俄罗斯，普通的尺子无法度量俄罗斯。俄罗斯有自己的气质。你只能去相信俄罗斯。”但我想，对于俄罗斯如此复杂的发展和国家而言，中国人还是不能简单的盲从、相信，而是要在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中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空间里，努力地去研究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洞察俄罗斯。

（本文根据冯玉军教授《俄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讲座发言整理，经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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