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142页
§ 40 《霸权论》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 42 普遍进化论
在北京，我的第2社圈主要是社科院的同事、以往的同学和熟人，在巴黎，没有同学、没有同事、很少熟人，民运圈成了我的第2社圈。当我来到纽约，第2社圈又发生了变化，由于1993年的民运大分裂，纽约不像巴黎一样，有一个「民阵」的圈子，除了纪念六四，加上我住在远离法拉盛的布鲁克林，我较少参与纽约的民运聚会。我不信宗教，但基督徒、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佛教徒，他们友好热情的态度，使我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了解到宗教有着科学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力量。这也是我对比较宗教、对儒家、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了感性的认识，使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扩大到这些领域。 加上在写作《霸权论》的过程中，由于对「自主行为」的研究，引发了我研究「有生命的自主行为体」的兴趣，并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生命起源、动物起源、嘴的起源、脑的起源、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的起源问题。我特别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地球上产生能够产生有生命的物体——生命体？为什么生命体中会产生出一种能够自主运动的、能够运动的物体——动物？为什么又产生有高度理性的人？
自主行为，在没有其他自主行为体阻挡的情况下，就是绝对自由。在动物社会中，老虎和狮子可以称霸动物社会。《霸权论》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是自主行为体，但国家不是人，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具有人类理性的一种动物社会。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动物性，就需要研究「一个国家是怎样随着这个国家内的人群的社会制度变化，国家行为是怎样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社会进化」问题，《霸权论》出版後，从2006年到2009年三年多的时间中，我在继续撰写有关中国政治评论的同时，开始系统研究「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问题，写作《广义进化论》。由于《广义进化论》是一学科的名称，我把书名定为《普遍进化论》。
【图42·1】从2005年到2009年三年多的时间中，从人性分析政治开始，系统研究「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 问题，写作《广义进化论》。上图是2005年会议上与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在一起，参加在纽约公祭赵紫阳活动。
《普遍进化论》2009年在纽约由何频的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心因」是「规范世界」。其他「心因」还有「能量梯度」、「迭代演化」、「目的环境」、「活环境」、「宣告体系」、「变尺度时空观」、「缩时镜」、「进化的非历史观」等。
人性包含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
写作《普遍进化论》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阐述普遍人性，——人性包含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三种因素。神是大爱，神性是至真、至善、至美。神无所不在，神创造环境，神性中没有人的情绪，没有恩怨、没有情仇、不会嫉妒、不会哀愁。神是真理、道路、生命，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人的神性，就是人按神的指引前进，追求真善美和爱。有些动物没有脑，有脑的动物有不同程度的理性，人类的理性高于一切动物，这就是人类理性。动物性是相对与植物性来说的，一种动物只有一种动物性，而一个人可以有一种或多种动物的动物性。人性三要素比重，对不同人来说，互不相同。
2006年11月，《前哨》月刊刊登了我写的《「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 》一文。「大人物」的动物性比普通人多。「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这句話出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4月3日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顿勋爵在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紧接着的一句却往往被删去。这兩句连在一起的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文章接着说： 「按我的理解，阿克顿勋爵所谓的『大人物』，是指追求权力或追求绝对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來說的。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迪生、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达•芬奇、莫扎特，是『大人物』，而且是『伟人』，当然不是『坏人』。就是追求权力的人物，如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华盛顿、杰斐逊、孙中山、甘地，也是『大人物』，我认为，他们属于阿克顿勋爵所說的『almost』的例外。他们同样是『伟人』，而不是『坏人』。然而，阿克顿勋爵认为，追求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通常总是『坏人』。」
【图42·2】《前哨》月刊2016年1月号刊登的严家祺文章，这篇文章对「大人物」
作了附加说明。
在评论一个人品格和行为特征时，往往要提及这个人的优点、缺点、弱点和智商的高低。事实上，人的优点，如能够转动盖紧瓶盖、会发明创造、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是动物没有的，人的缺点和弱点，就是动物性。动物中的章鱼的触角，有转动能力，能够转动打开瓶盖，但不能转动盖紧瓶盖，更不能创造发明，不能使动物社会愈来愈进步。白蚁社会永远暗无天日，虎狼社会永远充满残杀。人与动物相比，人既具有动物性，又具有神性。人类动物性、理性和神性的这三重性，就是普遍人性，是理解人类情感和理性并存的根源、理解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发明的根源、理解社会永远存在缺陷、灾难和同时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进步的根源。
《普遍进化论》有一半的篇幅，谈论科学、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在北京我很少接触宗教教徒。傅乐安是我在社科院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是阿奎那·托马斯专家，我虽然认他为好友，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偏见，哲学所的同事几乎都把他视为落後分子。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研究宗教的。到巴黎和纽约，我遇到了许多佛教徒、佛教居士、基督徒、耶和華见证人。佛教徒并不拉人信教，而基督徒和耶和華见证人，他们个个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怀着传教的满腔热忱，要把人「拉进」教会。特别是耶和華见证人，他们每月都主动「家访」传教。我对宗教的认识，就是与多种教会的教徒的接触中得来的。
【图42·3】严家祺和陈钢参加纽约基督教会组织的夏令营活动，2004年7月31日摄于 Nyack Collage
在欧洲和美国，我还会见了葛培理牧师、星云大师、林云大师、达赖喇嘛、许牧世这些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对话和交谈，参加了基督教会多次活动，在纽约参观了耶和华见证会总部。在美国，在一些教会活动中，我也听到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各种传闻。赵天恩牧师曾送我一本《迦南诗选》，这是河南一个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农村女孩晓云（吕小敏）在经常的家庭教会聚会中，一首首旋律和歌词在她心中响起，由她的灵感创作的565首诗歌。有一首歌的歌词是：
「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
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
中国啊！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哭泣，
站在大洋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
除了晓云外，中国农村家庭教会聚会时，还有许多「圣歌」的歌词是自己创作的：
「小草永远不会抱怨土地的贫瘠，
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
河流也不会抱怨群山的高丛，
绕流急行也要把土地滋润。」
「黑暗的地方需要光明，
争战的时候需要和平。」
另一首歌对「神」说：
「只有你让我活着像人，
只有你让我活得有价值。」
当看到许多「无助的人」聚在一起高唱这些「圣歌」时，我被深深感动了，似乎也看见了「神」，感受到「神」的崇高伟大。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中，我愈来愈感受到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巨大的作用，感受到宗教中包含的一种天地正气，了解到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神论者相比，他们更有爱心、更乐以助人，在社会行为上，更有「自律性」。我也了解到，宗教之间的区分，远高于种族、民族、国家的区分和语言的不同。
我在了解佛教、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发现宗教和形形色色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把这些实际体验与对「比较宗教」的研究相结合，我在纽约明镜出版的《普遍进化论》一书中，以进化论观点分析了人类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起源问题。
在写《普遍进化论》过程中，我阅读了威尔逊（E·0·Wilson）《契合》一书。用現代腦科學的知識，可以說明基督教「原罪」的起源、說明人性、說明人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愛的需要。進化不僅僅是生物的進化，而且包括社會進化和精神進化。現代進化論，已經建立在基因學說和腦科學基礎上了。如果不赞成进化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怎麼能違背自己內心的信念，成為一個反對在基因學說和腦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進化論的基督徒呢？我如果不忠誠於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我怎麼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呢？2000年，在洛杉矶附近的Pasadena一次基督教会的聚会上，赵天恩牧师为几个人洗礼後，走到我身边，用手按按住我的头，问道：「我可以为你祈祷吗？」我表示可以，他把双手架在我肩上，为我祈祷【图42·4】。他说了很多话後问我：「你要成为基督徒吗？」我面对大家，按我内心的想法说，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想加入基督教会。那一天，使我惊奇的是，几位基督徒用「革命样板戏」唱了多首圣歌。
【图42·4】赵天恩牧师把双手架在严家祺肩上问：“你要成为基督徒吗？”
我认同基督、《圣经》对人生道路的指引，但我不能接受基督教反对「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基督教的「神」并没有对人类的具体科学理论发表意见。科学是一种面对事实、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我是一位「普遍进化论者」，不仅知道分子会进化、生物会进化，而且相信社会进化、精神进化。从专制到民主、从落后到文明，从闭关自守到全球化，都是社会进化，而基督精神是人类精神进化的顶峰。我在谈话引用《圣经》时，有人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总是回答，我是基督徒之友，不是基督徒。如果基督教有一個教會接受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这种「普遍进化」思想，不用《圣经》片言只语而用「圣灵」指引人，到那一天，我也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动物社会的政治
【图42·5】2001年3月12日纽约长岛。左起：保延昭、严家祺、高皋、不知名、潘绮玲、英萍、陆婉燕、古兆中、严巗、陈建华。
2006年9月一天，保延昭和我在纽约42街的图书馆见到了威尔逊，请他在我的中文《论契合》书扉页上签名留念。威尔逊是蚂蚁专家，他的签名都画了一只蚂蚁【圖41·6】。我读过威尔逊与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 的《蚂蚁·蚂蚁》一书，使我对蚂蚁社会有了初步了解，原来，在蚂蚁社会中，有冲突和合作、有战争和外交、有共生和寄生、有农业和牧业、有政治和阶级。
【图42·6】2006年9月14日E·O·威尔逊在纽约图书馆与严家祺合影， 当时，严家祺没有找到凳子是蹲在威尔逊前照的 。（右图）《论契合》的扉页， 一个蚂蚁是威尔逊为严家祺存书扉页上的签名 。
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一书，这本书并没有提出新的进化理论，而是一本研究有组成社会能力的生物的「社会学」，对认识「人类社会」，有启示作用。
人类是单一的物种。世世代代所有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有一样的脑结构和一样的人性。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不会改变人性，人类以往罪恶和荒唐，都会在新一代人中重新发生。只有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才可能有效地限制人性中的「恶」的同时，使人性中「善」发扬光大。人性中「至善」，就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31世纪，距今5000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统一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从生物学和考古学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起源，不应当只从古代埃及的法老时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中去寻找，而应当首先从公元前50000世纪——距今500万年前以来的「前人类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中去寻找。「前人类时代」的政治是「动物政治」。政治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白蚁、蚂蚁、狼、黑猩猩社会都有政治。美国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黑猩猩的政治」。凡是有权力和地位争夺的社群就有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国际社会有政治，一个家族、一个「办公室」内部的成员之间，为了争夺微不足道的权力和地位，也有政治。蚂蚁、狼、黑猩猩「团伙」内部同样有政治。
动物有社群行为、领域行为、迁徙行为等行为。动物为了生存，就需要各种资源。动物占有一定的区域或空间，不允许其他动物侵入，而动物在这一区域或空间中，能方便获得它所需要的资源。动物占有并保卫这样的区域或空间的行为，就是动物的「领域行为」。动物第一次建立自己的领域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与其它动物的接触和战斗，领域一旦建立，就可以靠「声音显示」、「行为显示」、「化学显示」来保卫领域。鸟类的歌声、鸣叫可以起保卫领域的作用。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当我们把一只鸡放进长时间在一起的鸡群时，就会遭到连续几天的攻击，或者它战胜鸡群的每一只鸡，或者在遭受轮番折磨後屈从最低下的地位。在监狱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爱德华•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中说，优势顺序「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多重等级，地位最高的个体统治所有其他动物，次高的个体统治除了最高以外的其他动物，最末的一个个体处在最底层，其存在完全仰赖于它上级的让步。」
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等级系统的网络有时被一些三角要素或其他环状要素而复杂化，但这样一些排列顺序较专制和线性顺序更缺少稳定性。」所谓「三角要素」或「环状要素」是指A服从B，B服从C，C服从A。这种「社会等级系统」不仅在鸡群中存在，在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黑猩猩打猎大型动物时，在彼此合作和运用智力的过程中，形成了「首领制」。黑猩猩群体中存在权力、性、倾慕、支持、偏狭、敌对各种关系。领头的雄黑猩猩处于最高等级，别的黑猩猩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就会主动去梳理他的体毛。在梳理前，先发出哼哼声、向头领鞠躬。但领头的雄黑猩猩不梳理别人。黑猩猩群体中存在权力斗争，企图推翻现有秩序的黑猩猩，会在领头黑猩猩面前表现得很恭敬，同时秘密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结盟的办法是梳理雌性并同她们的幼崽玩耍。对黑猩猩群体来说，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註】E·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第13章《优势系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5000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
【图42·8】2003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上图自左至右：高皋、严家祺、范岱年、陈养惠、郝明， 2006年摄于布鲁克林严家祺家後院。
动物不能改造自然环境和自身的社会环境，而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在一部分地区——古代希腊罗马，用自己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不同于专制体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在另一些地区——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始终存在着阻止改造社会环境的力量，始终维持着50000个世纪以来的专制体制——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这是人类史上一些地区最没有创造的一个领域，如果说有创造，只是使动物的专制政治披上了人类在不同时代的华丽外衣——有愈来愈严密、愈来愈复杂的社会控制手段，但专制政治的本质——从「攻击—顺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没有丝毫变化。
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
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受的约束愈少。权力会增加人的动物性。君主专制国家的宫廷、极权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实际上就是猛兽社会。对动物来说，「优势等级」，就是食物、巢地、栖息地、交配机会的优先权以及受到恭维。看一看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世纪教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吧，看一看那些首脑——皇帝、国王、哈里发、沙皇、教皇吧，可以說，不顧一切追求权力使人丧失人性，追求绝对权力使人绝对丧失人性，且不说他们压迫人民、用酷刑对待政敌，他们的「性行为」也与动物一样。在50000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领头动物或首脑人物，在和平状态下都要有「身份标志」。雄性领头恒河猴的「身份标志」是：抬着头、睾丸下垂、步伐缓慢。人们不知道的是，作为首脑的人，在捡阅仪仗队时，他们的行为模式与领头恒河猴是一样的，不过多穿了一件衣服。
E·O •威尔逊在谈到从动物到人类脑的进化时说：「人类的大脑有着四亿年试错的痕迹，通过化石记录和分子同源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四亿年间从鱼类到两栖动物、到爬行动物、到原始哺乳动物、再到我们直接的灵长类祖先的连续历史。在上述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类的大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从而具有了语言和文化。」（【註】 E•O•威尔逊：《论契合》，第152页，田洺译，三联书店2002年。）威尔逊使我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头骨中，装了一个「动物脑」、在「动物脑」外又装了一层石器时代的人的大脑。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发展，我们人类的本性都与这个「动物脑」、石器时代的人脑有关。威尔逊在谈到道德起源时说：「旧石器时期的平等主义和部落主义本能仍然在起来着很大作用。它们作为人性遗传基础的组成部分并不能被取代。」我也确信，人类大脑中包含的「动物脑」，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的根源。
【圖42·9】人的大脑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大脑的最底层是腦幹（brain stem）、腦橋和延髓，这在爬行类动物的腦中也存在，是调节呼吸、心跳和身体协调运动的（和小脑一起），这是“本能的腦”，或称腦的“本能中心”。 腦幹以上、中间一层是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控制情感、性欲、饥渴、记忆，在低等哺乳动物腦中也存在，这是“情绪的腦”，或称腦的“情绪中心”。在邊緣系統之上，是大脑皮層（cerebral cortex），是 “理智的腦”，在灵长类等新哺乳动物腦中也存在，這是腦的“理智中心”。 在大腦皮層中﹐有一部份是所有動物沒有而只有人才有的“新新皮層”(cerebral neo-neo-cortex)。一方面，因為人腦中包含著一個與動物相似的腦（腦幹﹑邊緣系統）﹐人性中包含着許多動物性。在一般情况下，“本能的腦”不受“理智的腦”控制，“情绪的腦”也不愿听从“理智的腦”的指挥。“情绪的腦”有一套独立的行动准则，当“情绪的腦”（邊緣系統）决定某种做法的时候，在“理智的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以前，人的动物性就暴露无遗了。新哺乳动物的脑，使我们能抽象思考、使用语言、选择性地对人产生感情，但“这一层腦子却是‘原始爬行动物’和‘原始哺乳动物’这兩层脑子的仆人，对这兩者的需求加以理解和辩护，并以语言表达出来。”各种各样的“主义”、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无论怎么自我标榜，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爬行动物和原始哺乳动物兩层腦子需求的“辩护词”而已。政治家、政客通常都是“政治动物”，其根源就在于此。（參見《普遍進化論》第153-154頁）
我在写《首脑论》时，就一直研究人的本性，现在知道，人的知识、修养、地位、权力，都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只是人的理性和良心，对不同人的行为有不同的约束而已。当一个社会制度，不能约束大权在握的人时，权力就必然扩大人的「动物性」。动物社会最简单的结构，就是一个「个体」称王称霸的结构。
就是在威尔逊这一看法的启发下，我在《普遍进化论》中，创造了一个「心因」——「活环境」。用这个「心因」来解释脑的进化、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科学的起源、解释地球上不同地区文明的起源。当动物聚集在一起时，对每个动物个体來說，其它动物就是它的「活环境」。成团飞舞的蚊子、盘旋天空的蝗虫、受围攻而形成的鱼球群对每个个体来說，「活环境」并不复杂，这些群体内部并无结构。蚂蚁、白蚁、蜜蜂的「活环境」就复杂一些，形成了一定的内部结构。狼群、狒狒群、猴群、黑猩猩群的内部结构更复杂，每一个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个人」，他所面临的环境就远比黑猩猩复杂得多了。在大河流域，如尼罗河、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流域，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这些文明社会的结构，都与动物社会类似，是一个「个体」称王称霸的文明——专制政治下的文明。而希腊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民主政治。
在蚂蚁社会中，有蚁后、工蚁、军蚁之分。蚂蚁个体之间为了争夺优势地位，会发生一对一的比试行为，从而造成阶层转移。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经常发生战争。激烈的战争会把对方全部杀光、吃掉。有的蚂蚁还会评估敌人力量，决定战斗还是投降。蚂蚁也从事农牧业，如培育真菌、放牧蚜虫。
蜜蜂类绝大多数营独居生活，少数营社会性生活。营社会性生活的蜜蜂种类有意蜂、中蜂、熊蜂屬、无刺蜂屬、麦蜂屬等。在这些社会性蜜蜂中，一个社群有一只蜂王、少数雄蜂、几千至几万只工蜂。工蜂有多种多样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间通过「圆舞」、「摇摆舞」 等「舞蹈语言」通讯联系。
白蚁的生活习性与蚂蚁相似，形态特征与蚂蚁明显不同，接近蟑螂。在社会规则的严格程度上，白蚁社会看起來比蚂蚁、蜜蜂更为严苛残酷。摩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Ｍaeterlinck，1862—1949）是比利时的昆虫博物学家，他在《白蚁的生活》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白蚁的社会形态。他說，白蚁要非常严格地遵守三个誓言，清贫、顺从、纯洁。为达到「纯洁」的目标，有些白蚁会主动除去自己的生殖器。拒绝工作的工蚁或逃避战斗的兵蚁，会被放逐，或被同胞当场处死，然后被吃掉。面对外来的攻击，白蚁内部的警报也会象野火燎原般地迅速传开，它们会维持秩序，作好防卫。
蚂蚁、白蚁、蜜蜂等昆虫的社会个体数量十分庞大，它们的群体行为是高度协调的，无须依靠群体订立规则和强制來维持统一和协调的行动。然而，人类以外社会性的哺乳动物，就不易形成蚂蚁、白蚁、蜜蜂那样的巨大群体。这些哺乳动物脑的发展和智力的增长，使它们的「个体性」更明显，更有明确的自我利益，因而，对每一个「个体」來說，它的「活环境」就比蚂蚁、白蚁、蜜蜂等昆虫复杂。人类因具有高度的理性和不同的目的性，可以形成数量大小、结构十分不同的社群。每一个人的「活环境」还因社群中的人的形形色色的「个人目的」而变得复杂起來。
意识使动物和人在处理信息时带有目的性，意识是有目的的使用动物和人躯体内外信息以及脑中记忆库中的信息的「信息加工过程」。由于「目的」介入信息处理过程，脑输出的信息与输入的信息之间就不是本能式的「刺激——反应」关系了。
人際關系遠比動物之間的關系復雜得多。「爱」是人际关系最简单的模型，但人的动物性使人与人之间有「爱恨情仇」，人際關系的復雜性正是人腦進化的首要動力。腦的進化與「活环境」的復雜化密切相關，人腦演化的首要目標不是為了面對「物理環境」，不是為了讀書、也不是為了研究、繪畫、發明、制造工具，而是為了防御野獸的侵害、防備和對付他人的對自己生命、財產和權利的損害、處理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人與人能力上的區別不是体力强弱，而是一个人掌握的权力或财富造成的支配力大小的差别。普通民众，有聪明和愚蠢之分，那些整天面對「物理環境」、面對機器設備的人士，面對異性、政治和復雜的人際關系，遠遠不是擅長處理「活环境」的聪明人的對手。所謂「君子怕小人、小人怕痞子、痞子怕『蠻不講理』的人、『蠻不講理』怕『不要命』」就是這個道理。
腦的产生和腦的复杂化使地球上出现了「文化进化」这样的现象。「遗传进化」是通过「基因」中信息的「保存」和「变异」來实现的，而「文化进化」是与「腦」相联系的现象。極大多数动物都没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腦的复杂化使一些动物——鳥类、河狸、黑猩猩具备了改造环境的能力。非洲的厦鳥能集体建造房屋大小的「公寓」般的鸟巢，鸟巢中有数百个「小房间」。 河狸能建造数百米长的大壩。黑猩猩能制造工具。建造不同的鸟巢、开掘不同地道、制造不同的工具都是不同的「文化」。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愈來愈强。E•O•威尔逊說：「人类进化到更新世时，栖居的环境和大象、白蚁一样，但是，人类利用文化代替了部分环境。」「人类进化的独特性体现在将大部分环境确定的事物转变成文化。因此，文化影响行为基因的方式就是构建一个特定的环境。」（【註】E•O•威尔逊：《论契合》，第236、235页，田洺译，三联书店2002年。）
「目的环境」和「人工环境」
腦与基因都是「信息存贮器」。脑中能够存贮的信息比基因中存贮的信息多得多。人的每一个细胞內有46个染色体，每一个染色体有30亿个碱基对，基因中所存贮的信息量为46×30亿。而人脑中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数百、数千个突触（平均以5000个计算）与其他神经细胞连接，脑能够个存贮的信息量为5000×1000亿。腦中包含的信息与基因中包含的信息相比，不仅多了数千倍，而且，通过腦内神经回路的重组可以改变、增删存贮在脑內的信息，通过语言文字可以在机体外传输、保存原来在脑內的信息。如果說，DNA相当于电脑的ROM（Read only memory），那么，可以說，脑就是具可变性的RAM（Random Access Memory）。脑在地球上的产生就象电脑有了ROM必然产生RAM一样。腦的产生和腦的复杂化——神经细胞数量、突触数量的增加、神经细胞联系方式的增加，大大增强了
【图42·10】 《普遍進化論》的許多思想，一旦形成，最早都與陳钢（右1）討論。陳钢在紐約從事結核病防治工作，在中國是腦外科醫生。圖为好友台湾企业家葉聰毅（右3）宴請朋友们。左3是葉聰毅夫人。高皋攝於1997年。
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动物和人类主动地「改造环境」也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自然选择要经过数千、数万、数百万代、通过基因遗传，使生物获得适应环境的能力，而當一些动物和人类能具备复杂的「腦」時，无须修改基因中包含的信息，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修改「腦」中贮存的信息，就可以获得愈來愈强的「改造环境」的能力。當人类有「目的」地建造特定的「目的环境」时，不仅为可以创造形形色色的「人工物理环境」——从试管、化学反应器、高炉、高压仓，到房屋、空调居所、海底居所、航天站、乡村和城市，而且能够创造有各种人际关系的「人工社会环境」——社会团体、企业、军队、黑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环境。人类还能利用「人工生命环境」——人工培养室、人工发育室，人造子宫，通过人工制造、创造形形色色新的生物物种。
「人工物理环境」、「人工社会环境」、「人工生命环境」、「目的环境」都是我在写作《普遍进化论》时形成的「心因」。
「人」是「目的环境」条件下的「催化剂」
我们生活中使用杯子、瓶子、锅和各种容器，已经习以为常。地球上有这些容器，是地球46亿年历史上最近的现象。
對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個體」來說，廣義的環境概念可分爲「自然環境」和「目的環境」。自然界中的化合物是不同物質原子分子在「自然環境」中偶然或隨機相遇形成的。在地球46億年的歷史上，要讓一些甲烷分子，氨分子，氢分子偶然或隨機相聚在一起，在有閃電的情况下，形成氨基酸分子，经歷了十餘億年漫長的時間。人爲的化學反應則是人有「目的」地制造「人工環境」的過程，这种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人工環境」可以称为「目的环境」。用人工的方法合成氨基酸，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人」制造「目的環境」大大加速了「自然環境」中的氨基酸分子形成過程，1952年，當米勒（Stanley L·Miller）在實驗室內用人工方法合成氨基酸時，當他把甲烷，氨，和氢混合在一起，放在一個密閉的容器中時，米勒就創造了一個「目的環境」。這一「目的環境」還包括米勒對密閉的容器反復放電過程。對甲烷分子來說，氨，氢分子的存在和電能就是環境。對氨分子來說，甲烷，氢分子和電能就是環境。人爲的化學反應是有「目的」地創造新環境——「目的環境」的過程。「人」制造「目的環境」大大加速了「自然環境」中的氨基酸分子形成過程，「人」這一因素起了「催化作用」 。所以，化学实验是人类为「分子」设计、创造的特殊环境的過程，而生物工程则是为生物大分子、为基因、为细胞设计、创造「目的环境」的工程。
當不同「個體」聚集在同一空間中時，不同「個體」就互爲環境。嚴格地說，「個體」与「環境」幷無绝對界限。在一個空間中，愈有「個體化」特徵的「個體」就會与其它缺乏「個體化」 特徵的「個體」區别開來，後者就成爲前者的環境。漫天的大雪、起伏的山地，汹涌的波浪，连绵的云彩缺乏「個體化」特徵，通常被視爲環境。不同的礦床、不同的山脈、不同的洋流，不同的颶風有明顯的「個體化」 特徵，可以被視爲「個體」。 由于礦床、山脈、洋流、颶風、病毒、細菌、各種物種的生物，有明顯的「个體化」 特徵，人們才会探討它們的起源問題。無生命的礦床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環境。前生命的物質---如核酸和類病毒的形成，也需要一定的環境。有生命的物質---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形成，同樣需要一定的環境。
「化学合成」和「目的环境」
生物学中「生物进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有类似于「矿床形成」、「有机物的形成」、「复杂碳基大分子的形成」与「环境变化」关系的地方，不同之处是，矿物等无生命物质无须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而生物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生物的环境是动态的。对某一种物种的生物來說，「自然环境」并不一定适合它生长，生物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依靠随机发生的和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突变來适应环境，从而，造成生物的进化。当地球上产生了「人」以后，「人」只要完全按照适合某一种物种的生物萌发、生长的「自然環境」的严格要求，就可以「设计」出 特定的「目的环境」來。当按照「设计」去制造或建造特定的「目的環境」后，「人」就可以在短時間內使某种生物完成「自然環境」中億萬年按照「随机试错法」和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突变而发生的进化的過程。当然，错误的设计不能达到目的。通过几次、几十次「有目的」的「改进试错法」，修改设计方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无目的」的「随机试错法」 和 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时间。
「人造生命」的三个条件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用化學合成方法，制造出了數以千萬種地球上從來沒有的化合物。化學合成方法事實上是爲多種化合物創造「目的環境」的過程。意大利威尼斯Protolife公司马克·贝多（Mark Bedau）說，创造「人造生命」，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培育「人造生命」的「容器」，即细胞膜，允许「人造生命」的细胞膜筛选出對生命有用的分子，爲细胞分裂提供营养。第二，要有一个基因系统，以控制细胞的功能，使细胞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复制和变异。第三，要有一个新陈代谢系统，以从外界环境中吸收营养，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爲「人造生命」设定一个「目的環境」。有一定環境就可以制造一定物質，環境及環境的改變可以按「目的」设計。所以，人類在地球上的出現，不僅能制造工具，建造房厦，而且能創造“目的環境”，利用物質的本性，讓不同物質的分子在“目的環境”條件下自行生成特定的化合物、高分子物质、形形色色的生物大分子物質。
2007年12月，美国马里兰州「人造染色体公司」凡特（J·Craig Venter）宣布，該公司已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全球第一个人造染色体」，「含有微生物维持生命和繁殖所需的所有指令」。现在已能把「天然染色体」植入一个细胞內产生新的活细胞，不要很久，人们将能在实验室中用「人造染色体」 植入一个细胞內制造出新的活细胞、并进一步制造出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人造物种」來。在不遠的未來，人類也能利用基因科技在嬰兒誕生前，設計嬰兒的長相、體質以及性格、氣質、智力的先天部分。
【图42·11】 美国马里兰州“人造染色体公司”创办人J·Craig Venter
「目的环境」和「物种设计」
地球上矿物的形成是无机界的进化现象，是一种自然的进化过程；人类的冶金、提炼、筛选过程是有“目的”的过程。前者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中经过亿万年缓慢演化而成；后者在人的“目的环境”中快速形成人所需要的物质。化学实验中的「试管」和「容器」，化工、冶金、核工业生产中的「反应炉」、「蒸餾塔」、「高炉」、「核反应堆」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目的环境」。对生物个体來說，生物个体的「自然环境」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活环境」。分子进化不受「活环境」影响，进化的速度按不同分子有不同的规律性。动物的进化明显受到「活环境」影响，「活环境」愈复杂，进化的速度愈快。在自然环境中，生物由「自然选择」提供的反馈，使一物种通过「迭代演化」的方式，不断改进自己的内部结构、形体和性状，与人类按照「目的环境」的要求，进行「物种设计」，使所设计的物种能够在「目的环境」中生存、繁衍，是同一回事，不过，进化速度不同罢了。人類通过基因工程和重组体DNA技术，打破物种界限，把不同种类生物的遗传物质组合在一起，就是创造「目的环境」。在「目的环境」中，按照预定的「目的」，人为地设计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新的生命体。「目的环境」是一种「人为环境」，设置特定的「目的环境」，就可以「人造」出特定的生物。在一定意义上，「物种起源」问题是「存在不存在适合特定物种的环境」的问题，「物种进化」问题是「自然环境」和「活环境」的进化问题以及「目的环境」的选择问题。
道德是人类个体为了调整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宗教则是人类为了理解周围世界、为了探求生命意义而产生的。宗教是促使人性趨於完美的力量。（引自傅佩榮：《宗教的最佳面貌》，參見Huston Smith:《人的宗教》，劉安雲譯，劉述先校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动物如果没有脑，談不上理解周围世界，有了脑，如果没有理解周围世界的需要，不会产生宗教。在动物世界中，不存在理解周围世界的需要，因而不会产生宗教。
四大进化
这样一种思路，使我看到，自然界划分为四大部分：
⦁ 非生物；
⦁ 生物；
⦁ 动物；
⦁ 人。
「狭义进化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月球上，至今没有发现生命的踪迹。地球的早期，也没有生命，从没有生命到出现生命，就是进化。就是没有生命的分子，从简单分子，到复杂分子，都有漫长的进化过程。写作《普遍进化论》，也是为了阐明四大进化——分子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现象中普遍的、统一的进化原理或理论。
在这四大进化过程中，生命的出现、性的出现、脑的出现、精神现象的出现是四个重大的关键。所以，《普遍进化论》用很大的篇幅阐述生命起源、性的起源、脑的起源、道德、宗教、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起源。
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
《普遍进化论》探讨了生命的起源问题，提出了「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能量梯度」是一个新的「心因」。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包含四个要点:
⦁ 生命是多种巨量大分子物质产生的耗散结构。
（2） 小分子液体物质形成六角形的蜂巢状的结构，需要持续输入一定大小的能量才能形成。多种巨量大分子物质产生的耗散结构，需要在特定环境（即保证某些分子聚集在一起的环境）下，输入某种有特别规则变化的能量----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耗散结构并不是“随机组合”形成的结构，而是在输入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构。
（3）原始生命中RNA长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形成需要不同大小的能量。正是海底热泉中存在各种温度差，因而存在特定的『能量梯度』，生命构件物质的组合，多种生物大分子的组合才能形成生命。
（4）生命起源的另一种可能是：“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早于RNA的产生。当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大量聚集着多种氨基酸的空间区域”时，就会产生最早的生命形态——“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註】）
一个个体，如果内部不存在可以持续流动和变化的能量，这个个体，就没有生命。一块石头、一片塑料、内部没有『能量梯度』，这块石头、这片塑料，就没有生命。一个内部存储了能量的手机，它内部有能量流动、能够接受外部信息，所以，手机可以看作为「有感觉的非生命体」。机器人可以看作为 「有感觉、有主动行为能力的非生命体」。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模拟生命起源，将是研究生命起源问题的一条可行途径。
神是精神进化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基督徒认为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从「比较宗教学」来看，不同的宗教对神有不同的解说。从科学角度来看，神可以视为真善美和爱，视为最完美的规范，视为精神进化的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当地球上出现生命後，从病毒、细菌到人类，生物来到世上，只有兩大任务，一是生存，二是繁殖。而生存归根到底是为了繁殖，把自己的基因更多地传播到后代。为了生存和繁殖，生物在亿万年的漫长时间中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能够更好地生存和繁殖。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要做。就是人类，也不例外。在使基因更多地传播到后代的「事业」中，人类的一切「事业」——从糊口谋生到从事科学、经济、政治、艺术，归根到底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和繁衍条件，但对人的个体來说，所有伟大的「事业」，没有一样比得上「性」來得直接。從猎人到科学家，從农夫到企业家，從工匠到艺术家，從游手好闲者到政治家，不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动听的說辞」、「伟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神圣的使命」來标榜自己，都是如此。不过，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是，人类能不断地、无限地改造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使人类个体、而且使人类群体，更好地生存、更好地繁衍下去。
当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时，我们也许没有想到，植物的花朵正是植物的「性」表现的顶峰。动物因为会运动，动物的「性」，就与追求、炫耀、显赫、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联系了起来。大权在握的人，当他炫耀“权势”的时候，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普通的动物行为，往往是为“性”的目的服务的。在「性」的問題上，人類不完全同于動物，似乎只有人類才能在「性」的基礎上發展出真正的「情」和「愛」。也許企鵝、鴛鴦也有「情」和「愛」，但只有人類的「愛 情」才能達到撼天動地的程度。
如果说，植物登峰造极的成果（花朵）表現在「性」上，那么，可以说，动物登峰造极的成果并不是「性」，而是「腦」。
动物出于寻觅食物和躲避被吃的需要，大脑愈來愈发展，人脑是迄今「脑的进化」的顶峰。由此产生了善于掩饰、伪装、居心叵测和充满想像力的人类，使金融充斥欺诈，使政治充斥阴谋，使科学技术驾驭自然，使文学、音樂、繪畫、舞蹈和人類創造的「虛擬世界」给人以无窮无尽的乐趣和享受，使神圣的信仰把人推上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的境界。人类的大脑可以与「植物世界性器官的登峰造极的成果」——花朵相比拟，是动物世界登峰造极的成果。人类有了大脑，不知满足的人类还要用「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攀登动物世界的「第二高峰」——征服象花儿一样美丽的异性同类，以繁殖自己更好的後代。人类有了大脑，还企图把自己的思想、歌声、形象、智慧尽可能地传播到全世界，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播下去，这样，就出现了摩西、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和马丁·路德，出现了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莫扎特、达芬奇、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和永垂不朽的邓丽君，出现了科学、宗教和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
「第三个世界」——「规范世界」
《普遍进化论》用「比较动物人类学」的观点来考察、分析人类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形态、科学和各种「规范性观念」的产生和人类在精神领域中的进化现象。《普遍进化论》的哲学基础是「三个世界」理论。《普遍进化论》阐述了三个世界——物质世界、观念世界和规范世界的相互关系。
现实世界是由物質世界和所有人的互不相同的觀念世界组成的。人头脑中的观念，即使是梦境，幻觉，想象，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现实世界中与人脑相联系的现象。物質世界中的存在﹐通過人的感覺﹑理智進入觀念世界。規範世界中的存在﹐有些可以借助於類比﹐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它們的存在﹐但規範世界中更多存在﹐如π和e （無限）精確值﹑各種可能的對稱結構﹑各種可能的空間分佈﹑各種可能的演化模式﹑各種分形圖案（见【图41·12】）以至各種可能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蛋白質結構﹑病毒结构、各種可能的微生物、植物、动物物种形態﹑各種可能的建築物結構﹐只能通過人類的理智﹐進入觀念世界。
创造发明和进化的根源
物质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造物品，都是人「設計」出来的，最简单的「設計」，是制造物品时「边造边想边改」想出来的，复杂的设计，就需要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
人類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設計」-----建筑設計、机械设计、芯片设计、新藥設計、人造物種設計，都是在規范世界中尋找「特定時空結構」模式的過程，是使規范世界中的「特定時空結構」模式通過人類的理智﹐進入觀念世界、并把它描繪在「設計圖紙」上的過程。
制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是观念世界中的存在「物化」的过程。当規範世界中的某一「存在」，進入某一个人的觀念世界後，也就是某一个人有了一种「新发现」後，人们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把这些「存在」物化。
在《普遍进化论》一书中，为了避免與我们平常所说的「理念世界」、「思想世界」、「精神世界」等概念混淆﹐把「規範世界」定義為「已经发现的和尚未发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形式、结构、系列、程序的总和」， 已经发现的部分进入了人类的「观念世界」或「物质世界」，而其「原型」仍在「規範世界」中。所谓「规范」（norm），是指「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式，结构，系列或程序。」「规范存在」不是人的理念的产物，而是先于人的理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必然的形式，结构，系列或程序的存在。規範世界包括已成為人類確定性知識的「觀念」或「理念」的原型﹐包括尚未被人類發現的「規範存在」。与波普爾「世界1、2、3理论」不同，規範世界不包括波普爾「世界3」中東那些「錯誤的問題﹑理論和論據」。
「規範世界」不同於「理念世界」﹑「思想世界」﹑「精神世界」。人類的各種觀念﹑思想﹑作夢﹑幻覺﹑想像以及電腦網絡中的「虛擬世界」﹑「魔幻世界」等等﹐都屬於波普爾的「世界2」。與「規範世界」相對應的是「現實世界」。「現實世界」包括我們週圍的「物質世界」以及「觀念世界」。「觀念世界」是人類的各種觀念﹑思想和一切精神現象構成的世界。如果说，每一个人有一个「观念世界」，「观念世界」人人不同，而「规范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是唯一的。
「規範世界」包括已成為人類確定性知識的「觀念」或「理念」的原型﹐包括尚未被人類發現的“規範存在”，如人类现在还不知道的「圆周率π」小数点的1亿亿位後面100位的准确数字（通過高速計算機計算﹐现在可以算出π在小數點後一萬億位的數值）、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第120号元素（現在已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從95號到116號的「人造元素」﹐其中114號元素是俄羅斯、美國科學家在1998年合成的﹐僅僅存在了30秒鐘）。碳元素的許許多多可能的結構（除石墨﹑金剛石﹑用人工合成的多种「富勒烯分子」外，还存在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碳原子以籠狀方式形成的未知分子）。
【图42·13】三个世界中的各种「存在」
當代化學和生物學中的「文庫技術」（Library Technology）﹐可以說是承認一個不依賴於人﹑客觀的“規範世界”存在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若干單元通過排列﹑組合都可以形成巨大數量的個體﹐這些個體在高一級層次上又可以排列﹑組合﹐形成高一層次的新的﹑巨大數量的個體。不同元素的原子可以組成分子﹐小分子可以組成大分子。二十種氨基酸可以組成數量巨大的﹑形形色色的蛋白質分子。各种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分子文庫」。 各种组成蛋白質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蛋白質文庫」。同樣可以形成核酸文庫﹑細菌文庫﹑抗菌素文庫﹑糖文庫﹑酵母文庫和微生物文庫。這些文庫中的對象﹐有些早在自然界中存在﹐更多的在自然界中從未存在。用文庫合成方法﹐就可以製造出這些在自然界中從未存在的物質或微生物。然而，规范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是任意的。只有在数学上可能的「空间构象」，它的“原型”才是「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
【图42·14】生命在三个世界中的不同「存在」，「碳基生命」就是「物质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生命
「物化」。這種方法今天已在製藥工業中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就是說﹐那些在自然界中沒有的化合物﹑生物大分子﹑形形色色的微生物和抗菌素﹐它們的結構都可以通過科學分析把它設計出來﹐即在“規範世界”中找到它們﹐然後用「文庫技術」把它們一一合成出來﹐使它們「物化」﹐從「規範世界」進入「現實世界」中來。
《普遍进化论》是一本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 在《普遍进化论》一书中，我用「规范世界」的理论，分析了「理想」和「正义」概念，分析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道德学说」、各种「乌托邦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人类社会中「理想主义」的形成、「理想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问题，分析了「社会进化」的不同模式。
广义生命体
广义生命体不仅包括生物，而且包括一切具生命特征的个体，从带有生命许多特征的病毒、细菌、植物、动物、生物群体、人、企业、形形色色的人类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还包括一个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一个个宗教、一个个意识形态体系，也有生有死，有生命的种种特征，因而也是「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洛维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洛維洛克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雅」（Gaia）来命名地球生物和环境、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调节过程。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海洋、大气和大陆，各构成部分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球整体的一种活的平衡结构。
一切「进化」都具有「非历史性」
所谓「进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环境的逐步改变，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从「规范世界」来看，一切「进化」都具有「非历史性」（【註】《普遍进化论》第10章、第11章11节）。「规范世界」的客观的、真实存在，是现实世界（物质世界加观念世界）中一切进化的根源。
分子进化和生物进化是自然界自身创造新种类分子和新物种生物的进程，可称为「自然造物」。人类有目的地设计、制造新化合物、新物品、新建筑、新生物物种，可称为「人为造物」。
「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似乎有一个区别，「自然造物」有「演化」、有「历史」。而「人为造物」是「非历史化」的，只要「原料」、「能源」和「设计方案」一一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制造出「预定物品」—— 新化合物、新物品、新建筑、新生物物种來。事实上，这兩种「造物」过程之间的区别是表面现象。拿地球上生物进化來說，「自然造物」过程之所以表现出「演化」，其根本原因是，在「自然造物」过程中，前一时期的生物存在本身为後一时期的生物出现创造了环境和条件。如果没有自养生物，就不可能有异养生物。如果没有藍细菌、藍绿藻的光合作用和地球大气圈中自由氧的积累，就没有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如果没有恐龙的灭绝，哺乳动物就不可能主宰地球。有一种棘头虫，幼体寄生于水生甲壳动物，成体则寄生于野鸭之类的动物身上。这种棘头虫，把水生甲壳动物和野鸭当作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条件。自养生物的存在，是异养生物出现的环境。藍细菌、藍绿藻的存在，是动植物出现的环境。恐龙灭绝，也是哺乳动物兴起的环境条件。水生甲壳动物和野鸭则是那一种棘头虫存在的前提。正是由于在地球的46亿年历史上，不同的环境条件（包括一系列结构功能相对简单的生物的存在）表现了前后承继关系，才使生物表现出一种有前后、有历史的演化。可以說，生物进化也可以视为一种「非历史现象」，只要环境条件（包括「造物」的「原料」、「能源」、催化剂）一一具备，相应的、特定的物种就可以象工业品一样制造出来。生物进化之所以表现出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原因是後一种或後几种生物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的形成有赖于以前物种的存在或灭绝。这种情况，在人类发明创造的物品中也有所表现。飞机出现在汽车之后，在于飞机起跑有赖于汽车地面行走的技术；电脑出现在电视之后，在于电脑要借助于电视的荧光屏技术。科學技術表現出「不斷進步」的機制，是因為新的發現發明建筑在已有科學技術的基礎上，正象一個有正常理性的人寫書，不斷修改，後一稿一般比前一稿好，通常都會愈改愈好。物体运动是一种历史过程，是「路程」随「时间」的「演化」，这种「演化」，表现在运动路程的积累上，只是物体本身没有发生变化而已。人类创造发明是在已有基礎上不斷改進的历史過程，「進化」就是大自然對物種一代又一代的、「逐代修改」的歷史過程。解析几何可以使运动过程「非历史化」。 人類為改善生存環境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改造、人类在物質財富上的创造发明、自然界物種的起源和進化，同樣可以「非历史化」。从「环境条件和产物」的关系來看，「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都可以视为「非历史过程」。这种非「历史过程」有三个特点：
【图42·15】埃舍尓画面在地球表面都不可能存在
第一，「造物」是规范世界的物化。只有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生成、生产或制造出来。埃舍尓画面（【图41· 5】）所相应的「存在」不在规范世界中，无论怎样努力，不可能使埃舍尓画面物化。就是原子与原子结合，生成新的分子，都有各种规范。如氢氧结合的一种规范是兩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才能生成水。希望制造出一种由二个氧原子与一个氢原子结合成的「稳定物质」，是一种空想。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命体，生命体中的氨基酸只有20种。在地球环境下，完全不用这20种氨基酸、而用其它物质分子來构筑新的生物物种，也是一种空想。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凯米兒拉（Chimera）可以在画面上存在，但不能物化。
第二，有什么样的「生态位」，就有什么样的物种。
按照「大爆炸学说」，宇宙在形成之初的数十万年时间中，曾有一个「辐射时代」。在「辐射时代」，没有任何物质。直到大爆炸后30万年，宇宙才冷却到电子能够与原子核相结合的程度，一些氢原子才开始形成，并能存在一段时间而不被「辐射」所电离。在大爆炸后30万年到稍少于100万年这一段时间內，这是宇宙的「退耦时代」。到大爆炸后100万年，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电子都被束缚到原子里，只有10万分之一的电子和质子还自由存在，这时，「物质」完成了从「辐射」的「退耦」。从大爆炸后100万年起，宇宙由「物质」和「引力」主宰，我们所知道的星系（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形体的事物）是在「退耦」后形成的。（【註】参见温伯格：《最初三分鐘》。转引自约翰·格里宾：《大爆炸探秘》，卢炬甫译，第181—188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1年。）
星系形成本身也是「造物」过程。我们所說的各种具体的「造物」——矿物的聚集、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形成、人类的产生、物品的制造、社团的建立----都是在「大爆炸」后、在「退耦时代」后、在地球形成后的事。造物过程是消耗能量并形成规范结构的过程。在原子层次，各种元素的原子的形成就是「规范化」的过程。在分子层次，各种单质、各种化合物都是规范结构。作为蛋白质基本结构单位的20种氨基酸、构成核酸的5种碱基都是规范结构。不同细胞、不同物种的生命体也都是规范结构。一定的生态位只能存在一定的物种，生态位事实上成了使生命构件按特定形式或结构组成特定生命体的规格要求。在现实世界里，对任一物质系统來說，在有适当大小的能量持续输入的情况下，這一系统内部就可能发生进化。地球的大气层是地球的「膜」，当太阳能透过「膜」源源不断输入地球表面时，地球表面在「膜」的保护下才慢慢出现进化现象。地球上的进化过程是逐步「加速」的。进化过程就是在有适当大小的能量输入的情况下，使低一层次的复杂过程在高一层次中自动、自发地进行。生物膜的单向通道、动物的本能、自主神经系统的自动、自发运动、小脑对动作的无意识控制机制、人类语言和概念的形成、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所有这些都是把低一层次的复杂性在高一层次中变成固定结构或模式、或自动、自发的程序。
「有什么样的『生态位』，就有什么样的物种。」这一定律还包含着以下的含义：当数以千年、万年后，当人类向遥远的太空大举移民时，当这些移民后代因相距遥远难以相聚时，人类可能因外星生态位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的物种。
第三，人類為改造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各種「方案」是人类设定的理想的「目的环境」，然而，人类改造社会的努力是对由「人」为元素的「造物」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完美。人类對「完美」的追求可以在文学、艺术、数学、科学和人工制造品中实现，然而，在人类的第三类「造物」中，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化，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永远无法完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依靠兩个因素造成的：一是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的改进；二是人类依靠对理想、正义、完美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类改造社会的「目的环境」），通过不断变革、完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对人类生存的「活环境」的改进。然而，由于人类对由「人」为元素的「造物」永远不能完美，在任一历史时期，社会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正因为这样，人类就在观念上造了一个又一个乌托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傅立叶的「法郎吉」到人人平等的公有社会。当人们为革除旧社会的弊端而推动社会变革时，由于人性的不完美性，人们身上既有追求理想、正义、完美的愿望，又有自己的爱好、兴趣或对利益的追求，也有一些人为了改变自己生活的现状，在正义、社会良心的掩盖下，竭尽全力地追逐自己的私利。可悲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正义、社会良心的化身。阿克頓勋爵說过，「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那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人，即使没有成为大人物，也总是坏人。一旦这样的人大权在握，会把实现美好的理想变成他们攫取个人私利的藉口，如果他们用强力來推行他们的计划或理想，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带來严重灾难。然而，面对为追求理想、正义、完美而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总会有另一些人百折不回、不断奋斗，并为人们带來新的希望。在人类社会中，对理想、正义、完美的追求而形成的力量和对个人权力、财富、荣耀的追求的力量同时并存，政治就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政治永远不会消失。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到，人类不仅能够设计、制造出各种美好的东西，而且也能设计、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的生物物种，包括形形色色的狰狞的怪物。事实上，人类无须为自己的创造力担心，正象人类可以控制鼠疫杆菌、伤寒杆菌的扩散、控制核武器和毒品的制造和扩散一样，当人类有能力设计制造狰狞的怪物时，人类同样有能力控制这些怪物的活动和蔓延。
20世纪结束前，人类只能改良生物品种，不能制造生物。神学家和一些哲学家认为，神是生物的「设计者」，是「造物主」。21世纪将打破「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之间的界限，打破在「自然环境」中设计、造物和在「目的环境」中设计、造物的界限。「设计」就是按照环境要求形成「被造物」的结构，不管这种「设计」是通过化学键、分子锁、酶的活性、DNA还是通过人的大脑。
人类造物虽然受到人类需求、原料、能源和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但从长远看，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在有边界的、开放的物质系统里，只要有适当能量源源不断地输入，进化过程就会发生，规范世界里的「存在」，就可以逐步物化，也就是說，使它在现实世界里生成或把它制造出来。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是在「大气」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膜」的保护下，在太阳辐射能、地热能和地球矿物能源源源不断地输入地球表面的产物。
变尺度时空观
在今天，人类关于时空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从「变尺度时空观」来看，空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发生演化，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下，才能观察到一定空间层次的演化。达尔文在160多年前（即1859年）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所以争论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象「望远镜」、「显微镜」这样的「时间缩小镜」（或称「缩时镜」），而只能用平常习惯的「时间尺度」去想像地球史上数十亿年的变化。空间可以放大、缩小。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可以放慢、「放」快。当我们有了适当的「时间工具」——「缩时镜」后，我们就可以象运用「望远镜」、「显微镜」那样，很容易看到空间中更多层次的演化，包括进化、退化和循环变化，看到分子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的社会进化和观念进化。
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1998年出版了《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契合起来，他说：「研究人类的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註】中文版田洺译，第387页，2002年，北京三联书店）现在，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空隙」。E·O·威尔逊说，他写《论契合》一书就是进行「空隙分析」，如「基因和文化进化」、「思维的物质基础」、「伦理和宗教的深层次起源」都是「空隙」。威尔逊认为，如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契合」起来，那么，填补空隙将成为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在1998年威尔逊出版《论契合》时，他认为十年左右就可以发现契合的世界观到底是「麦哲伦式的航行」，还是走向无尽大海的探险。我写《普遍进化论》，也是试图在思想世界的大海中进行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但至今还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航行和漂流。
進化的統一理論
在纽约一面写政治评论时，一面进入思想大海中航行，是为了实现大学时期就埋藏在心底的愿望。
五十多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考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哲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这时，我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环境，只有「卖西瓜的哲学」和「工农兵哲学」，不可能用科学精神研究哲学，我接受了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思想。但在心灵深处，始终保存者用科学精神研究哲学的愿望。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2009年出版的《普遍進化論》，既是这篇文章发表50年後的继续，又是我懷著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规范世界」和「广义進化」的探索。
谈「进化论」当然离不开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理论。达尔文說，物种不是不变的，「自然选择」是物种发生变异的最重要的途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相对于「人工选择」來說的。《物种起源》的第一章《家养状况下的变异》，談的就是「人工选择」。达尔文說，「在积累连续的微小变异方面，人类通过选择的力量是何等之大」， 但「人工选择」只能作用于外在的和可见的性状，而「自然选择」不同，「自然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
达尔文写下这些話的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人工选择」已不限于「家养状况下的变异」，而能有目的地通过「重组DNA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做「自然选择」所做的事，「人工选择」也「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在今天，人类可以按照预定的「目的」，精密设计「目的环境」，用人工的方法，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物种來。《普遍进化论》是在「基因工程技术」新发展的今天的「进化论」，是「目的环境」加速进化的理论，也是「自然选择进化论」和「目的环境进化论」统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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