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 40 《霸权论》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新世界观 大道至简，平凡生活——伟大的真理通常是简简单单的，淳朴的生活通常是平平凡凡的。——《全球财富论》后记 现实世界是由单一的「物质世界」和每一个人的「观念世界」构成的，「观念世界」成千上万，人人不同，在变动不停的现实世界外，还有唯一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超验世界」——「规范世界」。 心是愿望，脑是理性——勇于探索、寻求真理、理解一切，随心自在，按自己的愿望生活，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
第6章 在华盛顿重生
| § 47 迁往华盛顿DC § 48 俄罗斯之行 § 49 「理性枷锁论」 § 50 中国政治大变革的序幕 § 51 保卫香港自由 § 52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 53 MedStar § 54 《全球财富论》 |
§ 47 迁往华盛顿DC
2014年4月23日上午，搬运公司的大车来到我家，把家具和书籍搬走。下午，我与高皋开车到Clermont镇的「用水管理处」，通知他们从月25日开始，我家在「绿色峰会」的住房停水，但不停房屋外面草坪的灌溉用水。又到Clermont镇的煤气公司，通知他们从4月25日起停煤气。回家把零零碎碎的锅碗瓢勺装满了一车。傍晚，来自温州的朋友范顺其夫妇来访，带来了桔子和核桃仁，让我们在开车时路上吃。
4月24日上午7：50大雾，开车离开「绿色峰会」。没有欢乐、没有遗憾、没有告别、没有希望，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居住近5年的家，向1000英里外的马里兰进发。这时，我们已经有了马里兰租住公寓房间的钥匙。
离开「绿色峰会」社区的大门，就进入50号公路，向东驶去，在奥兰多市内的东方市场，购买一些食品，从John Young Pkwy进入4号高速公路，然后到直通美国北方的95号高速公路。下午5：00，到南卡罗莱纳的Florence，找一旅馆住了下，一天开车近500英里。第二天，再开400英里就可以到马里兰新家。新家只是完全空置的房屋，需要打扫後才能住进去。为了上午到达，我们选择在弗吉尼亚Staford的旅馆住下。第三天上午，到达目的地，全部行程是896英里，使我奇怪的是，896是我们在「绿色峰会」社区街道的门牌号。
4月27日早晨起来，发现我停在公寓前的车不见了。原来的我们还没有办理住户汽车登记，没有在汽车上贴一停车标记，而车停在住户停车位上。这样罚款140美元，到3英里外的远处把车开了回来。
为了取得停车位，必须先办理公寓的入住手续。为了办入住手续，需要最近租房者收入资料，如银行存款和最近4个月收入情况证明。办理了入住手续，要2014年的汽车注册证（Vehicle Registration）。美国可以自由定居在美国国土上属于私人房产的任何地方，购买或租住，但办理各种手续需要驾照、社会安全卡、收入和财产证明和其他一些证件。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还要更换驾照和汽车注册证。到一个新的地方，还要更换汽车保险公司、医疗保险。搬家一次，可以请搬家公司来做，如果自己开车搬运，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
2014年是「六四」25周年纪念，到马里兰的第二天，香港广播公司（TVB）新闻及资讯部首席编辑黄雅宇和摄影记者尹德明，对我作电视访问。几天後，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邬詠恩和摄影师冯启成到我家做电视录像。对我来讲，为「六四」恢复真相和翻案，是我永远的责任。
家菊家树来访
2016年5月，家菊和鸿超、家树和琴妹从中国乘AA1927航班来美国。我与高皋开车到杜勒斯（Dulles）机场迎接。他们给我带来了许多家乡的物品。家菊、家树都有了孙子孙女，家菊的孙子弘毅已经到北京上大学。当时，我腿关节不好，不能多走路，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在Rockville近处陪同他们，在华盛顿、纽约市内，都是他们自己旅游。我还希望见我的大妹妹家宁，我们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但她不能长途旅行。
【图47·1】左起：祝鸿超严家菊夫妇、严家树秦琴妹夫妇、高皋、高放、严家祺，摄于2016年5月19日
【图47·2】左图左起：秦琴妹、严家菊、严家祺、严家树 2016年5月19日，祝鸿超摄于 Lake Washingtonian
杨虹张正平来访
杨虹是高皋的外甥女，她和她的丈夫张正平2017年来美国时，给我带来了九卷本的《剑桥欧洲经济史》。这套书是2002年前後北京的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书近10000页。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英文版，但没有中文版。我了解到，所有美国图书馆都没有这九卷本中文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把这套书从英文翻译为中文，就是一件巨大工程，杨虹和张正平两人，把这九本十分沉重的书，从中国带到美国，也是一大工程。这本书，在中国全部也只印刷1000至2000册，在美国能够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这套书，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欧洲货币史，《全球财富论》一书就不可能在2020年出版。
【图47·3】2017-4-22 杨虹 高皋 、严家祺、 张正平 摄于Oxon Hill
【图47·4 】2015-12-26 前排左起 杨晓、嘉嘉、萌萌、高恬、张梦旋，後排严家祺、高皋
§ 48 俄罗斯之行
2014年6月19日，高皋与我、高放、June夫妇，一行7人，从华盛顿DC飞往莫斯科，第二天早晨到达。当天上午，乘汽车去谢尔盖耶夫镇，参观了谢尔盖大修道院。然後回莫斯科，与从北京来的亲属汇合，一同乘火车前往圣彼得堡。
火车与中国八十年代的一样，四个人在同一卧铺车厢。导游建议，每人给列车员100卢布（＄1 = 28至32卢布），作为「买茶」费用。第二天早晨到达圣彼得堡。这一天，参观了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圣彼得堡清真寺、彼得保罗大教堂、圣以撒大教堂、古灯塔。与中国故宫相比，才知道2000年来中国的皇帝大而不当的宫殿，远没有俄罗斯冬宫和叶卡捷琳娜宫舒适。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一个皇帝到俄罗斯或法国，看一下这些国家豪华的宫殿，就会产生改进自己的宫殿建筑式样的动力。
在圣彼得堡，我们住在Park Inn，第二天继续参观，乘火车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沿着围墙到历史博物馆，然后进入红场，步行到圣巴西尔大教堂。接着，到莫斯科大学、凯旋门和胜利广场。
【图48·1】2014年6月严家祺和高皋在莫斯科红场
【图48·2】2014年6月严家祺和高皋参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2018年，我在写《国家首脑终身制》一书「绝对权力的特征」一章时，把访问俄罗斯的感受，写进了书中：
「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力，总要建造豪华的宫殿，并在宫内举行各种仪式。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的白金汉宫和中国的故宫是全世界最宏伟壮观的宫殿。北京的故宫黄瓦红墙、金扉朱楹、白玉雕栏、宫阙重叠，巍峨壮观。克里姆林宫高耸入云的穹顶，是为了显示沙皇权力的崇高和威严，当显贵权臣或外国使节进入克里姆林宫大厅时，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压抑的感觉，在这方面，中国故宫面积虽然是克里姆林宫的两倍多，但平坦而过于空旷的故宫大殿就显得相形见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利用宫廷举行盛大庆典笼络群臣方面，又超过了猜疑成性用特务监控权臣俄国沙皇。就是到现代，不少专制国家的首脑人物，还是继承了历史上帝王的这种作风。沙特阿拉伯国王的权力体现在他巨大的财富和豪华生活上。法赫德国王（1921-2005年）曾耗巨资建造行宫，宫内设有金床、直升飞机着陆场。把一架飞机改装成『飞行宫殿』」。（嚴家琪：《国家首脑终身制》，香港Thinker出版社出版，2019年7月）
【图48·3】巨大的权力都需要用宏伟而豪华的宫殿来装饰，从上至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耶夫大厅、北京故宫、伦敦白金汉宫、法国的凡尔赛宫。
【大图】为了说明：巨大的权力都需要用宏伟而豪华的宫殿来装饰
在我们搬到马里兰2个月时，还没有来得及在马里兰医院看病，因去俄罗斯的计划早已安排，又有许多人同行，这时高皋体重减轻，疲乏无力，连按照相机的按钮，都没有力气，主要为了兄弟姐妹相聚，对俄罗斯美好的景色，也无心好好观看和照相留念。有些地方，我与高皋待旅游车上没有下车，6天的俄罗斯之行，就这样结束。
从俄罗斯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高皋看病，在办好医疗保险等手续後，7月2日，到医院看病。医生C. Debbie Lin来自台湾，在几分钟之内，Lin医生说，高皋的一些症状，与脑梗塞无关，而是别的病。Lin医生一句话，使高皋对脑梗塞的担忧全部消失。通过治疗，症状大为减轻。
§ 49 「理性枷锁论」
2017年6月26日，中国政府第一次披露刘晓波在5月23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7月13日，刘晓波在北京去世。当天，我在网路上发表了一篇《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的短文。我在文章中说：「今天刘晓波在北京病逝，中国所有不同政见者和所有为民主奋斗的人士浸沉在悲哀之中，在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同样怀着无尽悲痛。与北京的愿望相反，刘晓波的去世，不仅不能消除刘晓波的影响，而且使08宪章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传向全中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 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成为改变中国的巨大力量。2008年，当刘晓波被判刑时，我就知道，刘晓波是08宪章第一受难者，但08宪章的实际起草人是千千万万六四的受难者之一的张祖桦，因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刘晓波为张祖桦联系更多人签署08宪章的原因，也因为胡锦涛认识张祖桦的原因，居然因08宪章被捕的两个人中，释放了张祖桦而让刘晓波一人承担08宪章的责任。刘晓波参与了08宪章修改，是08宪章在国内最重要的联系人，刘晓波独自一人因08宪章承受了长达9年的苦难，他获得和平奖当之无愧。刘晓波去世，08宪章的其他302位中国国内第一批签署者和数万名签署者还活着，任何政权都不可能消灭分布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这些签署者，更不可能消灭08宪章永存的精神。刘晓波去世，唯一的后果是，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刘晓波永远与08宪章不可分离，08宪章将成为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中国、走向自由、法治、富强、文明的指路明灯。」（【注】嚴家祺：《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博讯》网，2017年7月13日）
在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不久，2011年初，曹长青发表了长篇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从「人格统一性」等12个方面评论了刘晓波。 曹长青最后说：「目前的刘晓波让我看到一张血肉模糊、无法辨识的脸。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本尊，哪一个是面具。公平地说，哪个刘晓波都有相当的真实性。 他或许是被『作秀欲』给害苦了，害得自己就跟演员似的，有时也真搞不清哪是自己，哪是角色了。」「在达到了他一路追逐的名利的顶峰 之后，也许刘晓波会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不再撕裂，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曹长青网站」www.caochangqing.com）
刘晓波去世的这一天，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刘晓波活得投机、死得遗憾》。文章说：「纵观刘晓波的人生轨迹，他对中国民主进程没有任何贡献，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他只是一个假借政治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刘晓波最终获个人成功取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他精于算计和投机的结果，更是与他关联的民运利益集团在海外投机运作的结果。实际上，这个靠投机运作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大业没有起到任何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刘晓波这样一个政治多变、私德严重低下的人被捧成民族典范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耻辱，也是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中国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更是海外民运畸形运作的畸形产物。」（【注】引自网路CND刊物和论坛，2017 年 07 月 13 日）
7月27日，我写好《刘晓波争议原因论》，副标题是《请以凡人来看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殉难的杰出诗人刘晓波》，传真给了香港《前哨》月刊，8月下旬，9月号的《前哨》杂志，就在香港出版发行。我在文章中写道：「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对刘晓波如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如何全面地评价他，对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刘晓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众视野。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向美学权威李泽厚 挑战；二是在六四大屠杀前夕，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宣布绝食；三是创建独立笔会和民主中国网刊；四是因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奖并被迫害致死。」（【注】嚴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香港《前哨》杂志，2017年9月）
「理性积淀」的「枷锁」
李泽厚与我在哲学研究所同事近20年，我们很熟悉。我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读了刘晓波《选择性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特别注意到刘晓波一句话：「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我学自然科学出身，从来认为理性是科学发现和科学决策的基础，理性不会成为人的枷锁，我读到刘晓波说「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这种话时，感到刘晓波只是一个诗人，美学、哲学、社会科学，成了他用诗表达的领域。刘晓波还说：「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注】刘晓波《选择性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李泽厚不屑一顾。在当时哲学所，李泽厚的著作得到好评，但没有人认为他是什么「权威」。刘晓波不知道的是，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可能成为虎豹熊罴，也可能成为麋鹿羔羊，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残暴的动物世界。「六四」一天，理性的枷锁打破了，坦克驾驶员成了长安街上的猛兽，刘晓波成了羔羊。刘晓波用这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向李泽厚挑战，在成为羔羊时，写出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在6月2日前，刘晓波还是默默无闻。「刘晓波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方式，可以从《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中找到答案。刘晓波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刘晓波写道：『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纵览刘晓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刘晓波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目标，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在天安门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运动中，如何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著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麽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 （【注】嚴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香港《前哨》杂志，2017年9月）
在1989年6月初，六四大屠杀前几天，当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正在逐步减少，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发起了「四君子绝食」。这四君子是刘晓波、侯德健、周舵和高新。如果是刘晓波一人绝食，就毫无影响，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有几千位学生绝食，不会有人关心新加入的刘晓波绝食。四个人绝食就成了事件，刘晓波让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台湾校园歌手侯德健参加绝食，这就成了天安门广场的大事件。刘晓波在回忆他们绝食事件时写道：「来广场看绝食的人中﹐其动机之一就是看看侯德健。侯德健一出现在纪念碑上﹐广场上的掌声和叫喊 声骤然响起。“侯德健﹐好样的﹗”“侯德健﹐真棒﹗”“侯德健﹐来一个﹗”」（刘晓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湾時報文化出版，1992年）
早在1983年，侯德健寫下《酒矸倘賣無》，是電影《搭錯車》主題歌。这时他在1978年写的《龍的傳人》開始風靡中国和海外華人世界。1983年6月4日，侯德健从台湾到大陆，1988年，參加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現場演唱《龍的傳人》。到1989年，侯德健，已经是扬名全中国的台湾歌手。1989年5月28日，侯德健在香港参加了「民主歌声献中华」大演唱会，5月31日回到北京。刘晓波希望侯德健参加四个人的绝食，侯德健的第一反应是不参加，但被刘晓波说服参加了。6月2日在侯德健家，歌唱家李双江说他也参加，刘晓波对李双江说你是军人，参加了要上军事法庭。除了这一原因外，刘晓波深知，与侯德健一样闻名全国的李双江参加，五君子绝食，新闻报道就会突出侯德健、李双江。侯德健是台湾人，不会是这次绝食事件的发起者，而李双江会被认为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就像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引起人们注意一样，刘晓波对重大历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一种「为刘晓波留下痕迹」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视的群众运动。而且刘晓波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说法写进 《绝食宣言》。刘晓波这些与众不同的作为，就是为了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他「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六四」大屠杀后两天，刘晓波被拘捕，随后被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 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但刘晓波在压力下竟在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上作证，说没有到见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上杀人。 1990年9月，刘晓波被开除公职，于1991年1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 释放。 出狱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参与人权活动。 1992年，在台湾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该书对他自己作证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进行忏悔，同时又做自我辩护。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是了解刘晓波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刘晓波的《忏悔录》。 我觉得刘晓波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丧失信心，他企图另辟蹊径，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归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涯，为自己在政治以外 开辟一条新路。
【图49·1】卢梭的《忏悔录》和1993年台湾出版的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封面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书内有许多刘晓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刘晓波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著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刘晓波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像卢梭一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像给刘霞写情诗一样，怀着他所认为的「大爱」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完全是一个追求内心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家的「獨白」。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後，许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而历尽苦难的人，竟然把刘晓波多年来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獨白」，错当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而对刘晓波大加指责。这正是引起对刘晓波无尽争论的重要原因。
我在《刘晓波争议原因论》一文中说：「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刘晓波以及其後他的表现，广为人知。他出狱後，正是由于他看到天安门母亲多年的苦难，在丁子霖、蒋培坤的影响下，在与北京与他一样的六四受难者的交往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为六四翻案呼吁，为中国前途写作。王军涛说，天安门母亲改变了刘晓波，使他从一个『狂人』转变为为中国民主前途奋斗的勇敢的战士。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也是促成刘晓波转变的一个原因。『六四』後，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刘霞进入了刘晓波的生活。1995年5月，刘晓波因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6周年的呼吁书而遭到软禁，后来被处以劳动教养3年，关押在大连。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到大连去探望刘晓波。刘霞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她不屑现实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从刘晓波和刘霞两人的诗，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走向民主的伟大宪章，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 国内第一批签署者有张祖桦、刘晓波、丁子霖、刘军宁、江棋生、温克坚、艾晓明等303人。 在《零八宪章》公布前一年，法国的张伦等人，曾陪同《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张祖桦来布鲁克林我家。 我知道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 张祖桦在1989年前是「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六四」后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法学和宪法理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在2005年就已经写 就了后来称为《零八宪章》的几万字文稿。 艾晓明在2010年4月2日与刘霞在视频上有一次对话。 刘霞说对艾晓明说：「《零八宪章》不是晓波起草的。」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时，她在3年前就已经看到《零八宪章》「这个东西 」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留着」。 为了纪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原定2008年12月10日这一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发表《零八宪章》。 在12月8日这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 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8年12月8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
【图49·2】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零八宪章》
张祖桦虽然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全中国和全世界巨大影响与刘晓波、丁子霖密切相关。 正是丁子霖希望刘晓波联系更多人签名，《零八宪章》才获得许多人签名。 在《刘晓波争议原因论》一文中，我写道：「刘晓波不仅是六四受难者，而且是唯一一位为《零八宪章》献出了生命的人。」
刘霞的诗
刘晓波曾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直到与刘霞相爱，刘晓波才有改变。 他说：「如今，我终于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刘晓波由八十年代的风流浪子，蜕变成专情的丈夫。 刘晓波于2010年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文章，表示这20年来最幸运的经历，就是得到了妻子刘霞无私的爱。
【图49·3】刘晓波与刘霞，摄于上世纪90年代北京
刘晓波写道：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
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
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
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
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
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
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撼天动地，超越監獄的枷鎖，傳達到對方心中。刘霞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她比任何人诗歌更准确、更生动地刻画了刘晓波。
刘霞在《风 —— 给晓波》里写道：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2016年9月，刘霞写了一首诗《我厌倦了》
……
我厌倦了 你的名声
我厌倦了 我的心累
我厌倦了
我厌倦了 只能看不能走的路
我厌倦了 肮脏的天空
我厌倦了 哭泣
我厌倦了 所谓一尘不染的生活
我厌倦了 虚假的语言
我厌倦了 植物死去
我厌倦了 无眠的夜晚
我厌倦了 空空的信箱
我厌倦了 所有的责骂
我厌倦了 失语的年年月月
我厌倦了 身上醒目的红字
我厌倦了 牢笼
我的爱
我厌倦了
刘晓波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刘晓波去世时，我在《刘晓波争议原因论》一文中，当时提到，他虽然因《零八宪章》而获奖，但他不是起草人。在我看来，刘晓波和他的妻子都是杰出的诗人，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人性的认识超越当代中国所有哲学家、伦理学家。他思想深邃之处是，早已认识到动物性、人性、神性三者的关系。他所谓不要「理性的枷锁」，要「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就是为了人生目标，不受「理性的枷锁」的限制而行动。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的话，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另一个我」的「动物性」：「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著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麽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他在《与李泽厚对话》后记中写道：「无论人的灵魂多么邪恶，但真诚的忏悔是纯洁的。在学术上，必须推倒发号施令的『上帝』，但不能没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因为『上帝』的目光容不得半点虚伪。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罪恶。」「真诚也并不能绝对保证真实。真实不仅需要真诚，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并不是人人能通过真诚达到真实。也并不是一旦真实便万古不移，万古不移是梦、是神话。人的有限决定其理论真实的相对性。任何理论，哪怕是既真诚又真实的伟大学说，也必须经受不断的反驳、批判、否定、超越。绝对真理不是智慧的顶峰，而是坟墓。」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贤人」是道德境界的标准，「贤」就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理解。」刘晓波是动物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的化身，他对神性、理性的了解超越常人，他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因而不能「成圣」。我在刘晓波去世半个月写的《刘晓波争议原因论》一文中说：「刘晓波是一位寻常人，是为追求爱情和『大爱』、为《零八宪章》献出生命的『大写的人』。共产党要把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宣布『我没有敌人』、崇尚爱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关进监狱并置于死地，这为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哀之上添加了新的悲哀。」 （【注】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香港《前哨》杂志，2020年9月）
§ 50 中国政治大变革的序幕
理性与情感，对有些人来说，似乎是对立的。刘晓波从《与李泽厚对话》开始就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而在八十年代我所熟悉的王沪宁，与刘晓波相反，不表露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的理性分析，不遗余力地往上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人格特质的人，有着大致相同的起点，路径和结果截然不同。
宫廷政治就是动物政治
2016年六四27周年，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我写的《「六四」和中南海宫廷政治》，谈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这篇文章也分析了发生「六四」大屠杀的制度根源，分析了宫廷政治与「六四」大屠杀的关系。在《前哨》月刊8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的「中央政治」？》
【图50·1】《前哨》月刊2011年9月和2016年6月刊登的关于「动物政治」和「宫廷政治」的文章
「中央政治」是周恩来在文革时期创造的一个词汇。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林彪手下的军事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周恩来对黄、吴、李、邱讲了几次，「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新到中央工作，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起先对周恩来的话不大理解，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逃离中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后，邱会作才认识到周恩来话的高明和深刻。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战争是「大群体政治」，除了战争和改朝换代时期外，宫廷政治从来就是「小群体政治」，就是皇帝、皇后、太子、几个权臣，有时加上宦官、外戚几个人的关系。周恩来关于「中央政治」的说法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几千年来，许多宰相都有周恩来一样的体会。
共产党王朝的中央政治在不同时期主角不同，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中，主角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政治的主角是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算得上是一个「配角」。到2017年，19大後中国中央政治的主角就是政治局7个常委，加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宫廷政治是没有规则的政治，主角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後面都有一大批人，形成错综复杂的帮派，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系，而是感觉能力、智力、体力、反应能力不同、物种不同的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有的是虎豹，有的是巨蟒，有的是狐狸，有的是秃鹰，但它们都穿着宫廷服装。它们不是明目张胆地吞噬，而是阴谋、拘捕、暗杀、兵变。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互相倾轧。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别依附他们，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一个王朝，经过几次皇位更迭，到「红二代」、「红三代」时，没有人有赫赫战功，争夺皇位的圈子扩大了。阴谋诡计、拉帮结派，皇帝也很难弄清下面的派系。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93年，南朝第二代皇帝齐武帝死后，为争夺皇位，皇室内部互相残杀。「红二代」萧鸾连杀两个新立的皇帝，夺得了皇位。他在位5年，几乎把开国皇帝和第二个皇帝的子孙全都杀光。齐朝在萧鸾死后4年被地方军阀萧衍所灭，萧衍建立了梁朝，称梁武帝。
政治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而是一种动物行为，是争夺权力和地位并依靠权威来分配利益和价值的行为。黑猩猩为争夺权力和地位，不仅需要依靠体力搏斗，而且需要结党营私，玩阴谋诡计。人类大脑发达，会制造武器，会建立组织，人类政治就比黑猩猩政治复杂多了。宫廷政治就是动物政治 。
在《前哨》月刊《什么是中国的「中央政治」？》一文中，我提到，共产党王朝的中央政治，与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治相比，有三个共同点：第一，政治的主角，只有几个人，是「小群体政治」；第二，最高权力的更迭是「非程序更迭」，充斥阴谋、暗杀、背叛、政变，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第三，小群体政治的主角，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坐牢流放。毛泽东是今天红色王朝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废黜了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判处无期徒刑，江青因绝望而自杀，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宫廷政治历史悠久，周恩来说的中央政治就是当代的宫廷政治，故宫换成了中南海，「家天下」换成了「党天下」，皇室权臣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宫廷政治和周恩来说的中央政治，建筑在三个基础上：一是国王、皇帝、哈里发、国家首脑最高权力的终身制，二是这种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三是没有同步更迭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认识到毛泽东终身在位对中国的危害，提出废除终身制，1982年宪法，明文规定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任限制。但由于共产党始终凌驾于政府之上，政治局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并没有消除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三个基础。
上海滩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19大召开，习近平连任共产党总书记，王沪宁从政治局委员升为政治局常委。我与王沪宁熟悉，就为香港《前哨》月刊写一篇与这次最高权力更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以此为题，王沪宁也许会看一看。11月初写好，到11月下旬，《前哨》月刊12月号出版发行。
文章开头从港人熟悉的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谈起：
「在近四十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不慷慨激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七人之一。我常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
成功、失敗，浪裡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裡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五年常委任期，转瞬即逝。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会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会有四种可能结局，一是成为像刘云山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走出历史；二是在“二十大”後升任国家副主席或政协主席；三是因五年中对中国新闻媒体的高度控制，而面临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而陷入个人困境；」作为中国的一种好的可能性，在最高权力更迭时，还是可以说一说，这就是第四种可能性。「这是最小的一种可能，或些微可能，与习近平一起领导中国政治的大变革，使中国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转型。」
【图50·2】 1988年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在亚特兰大何达威家作客 后排自左至右：何达威、姓名不详、王云坤、嚴家祺、邱晓、胡其安、李慎之（左7）、王沪宁（右2）、郝雨凡（右1） 前排左1何达威夫人锺露茜
中国共产党每隔5年，要进行换届，产生新一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党章没有规定总书记连任限制，但中国宪法名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5年後的2022年，按党章规定，习近平可以连任总书记，按宪法规定，不得第三次任国家主席。在《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一文中，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是例外。八二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5年後，到2022年『二十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要么迎接席卷中国的政治风暴，要么下决心主动推进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八二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中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报刊上也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一问题，但这样下去对一个中国政治长远发展来说不好。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中国有必要对八二宪法进行修改，或制定新宪法，国务院总理主管全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务，国家行政权要高度集中，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未来的中国不要用几个『常委』来统治，『九龙治水』可以在小国实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适宜实行『委员制』的。有必要实行限任制的总统制。」（【注】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2017年12月《前哨》）
2018年1月12日，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将贯彻四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是，「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1月13日，我在Facebook和《博讯·博客》上发表了《什么是共和国的根本原则？——谈中国即将进行的宪法修改》一文说：「如果这次宪法要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那就不是『小改宪法』，而是『大改宪法』了。」「1982年宪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总结了毛泽东终身独揽最高国家权力和文革教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是不容修改的。废除这一规定，就是对1982年宪法的非常重大的修改，会直接影响到2022年中国最高权力更迭，这将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政体。我希望，这次修宪，不会改变这一宪法条款。」（【注】《什么是共和国的根本原则？——谈中国即将进行的宪法修改》，Facebook、《博讯·博客》2018年1月13日）
2018年1月下旬，香港《前哨》月刊2月号就在香港出版发行了，《前哨》刊登了我写的《中国修宪面临四大问题——今年三月「全国人大修宪」影响中国政治长远发展》，文章说「首脑限任制是『共和国』「根本原则」，「在今年三月修宪时，无论如何，不能废除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废除这一规定，会直接影响到2022年中国最高权力更迭，这将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政体。长此下去，中国就会为真正复辟帝制，这是对辛亥革命以来深入人心的共和主义的反动。」这篇文章在最後处署的日期是2018年1月1日，我是这一天发给香港《前哨》编辑部的。王沪宁担任政治局常委，我担心的就是他会对习近平投其所好。
【图50·3】2018年1月下旬就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前哨》月刊
2018年3月，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召开时，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穿越整个会场、走向主席台，展示军威，3000人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在3月11日，全国人大会议就在这样的气氛下，通过了对1982年宪法的修改，删除了1982年宪法第79条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中国政治拉开了大变的序幕。
【图50·4】2019年香港Thinker出版社出版的《国家首脑终身制》一书封面
《国家首脑终身制》
198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我写的《终身制和限任制》一书，3·11修宪，废除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我觉得需要再次以这一主题，揭露「首脑终身制」的危害。从4月1日起，我每天凌晨4时开始，连续两个月，到5月底，重写了《国家首脑终身制》一书。6月1日，把近300页的新书书稿，电邮给Oxford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部。8月下旬，收到了出版社新书排版後的书稿。由于香港政治气候的变化，这本书推迟了出版，2019年6月16日，香港爆发150万人参加的、抗议北京修订《逃犯条例》的大游行，6月22日，香港《苹果日报》刊出我写的《中国的变化从6·16开始》。7月20日，《苹果日报》在刊登《香港面临空前危险》一文时，以这本书的封面做文章的插图。这时，我知道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了。
这本书的前言中说：「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後，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 在个人权力高于宪法和法律、在没有法治、迷信权力的国土上，不论科学怎样高度发展、知识如何广泛传播，首脑人物的弱点和人性缺陷，都会造成普遍的人间灾难」。「当今世界上，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济没有现代化，而且政治也没有现代化，好容易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发现找不到一条回到平地的路径。2011年，利比亚首脑卡扎菲从权力顶峰跌落地面。他死亡的地点，竟是在一个废弃的下水道管道中。」
这本书由纽约Columbia 大学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教授写序，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古兆中翻译为中文。
黎安友教授《国家首脑终身制》序
严家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也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政治学者。那是说，他把政治看作一个要用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的学科，而不看作教条和宣传。作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学的先行者，他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前景树立了一種模式。虽然严现在被迫流亡，但他的學術模式仍然影响许多中国从事政治学的学者。当然，这不包括政党建立在学者之上的学术权威，而是那些想了解政治生活在中国内外如何真正运作的认真的教师和学者。 一些中国当代的优秀年轻政治学家，使用定量数据（quantitative data）或博弈论（game theory）来检验微观行为理论（theories of micro-behavior）。严家祺的政治学模式反映了一些早期而至今仍然必要的方法。他把人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整体历史,作为研究人类政治行为数据的来源。他明确並仔细地界定了 “权力” 和 “权利” 等概念。他探討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推动政治调研的重大问题, 例如政治秩序和混乱的根源。他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写作，以期普及至与政治利害相关的群众。由于严家祺的学识广博，文字清晰，没有人比他更能对中国人传达如此丰富的体验，即人类从各世纪和全球获取的诸多政治组织形式及政治理论。 严家祺最为关注的，是自西风东渐以来中国思想家面对的核心问题：什么的政治形式最适合中国？该是君主制？一个宪政共和国？作为民主政体过渡时期的一党专政（所谓“训政主义”）?还是一个声称技术官僚统治的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该如何自己定位：一个帝国、 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还是一个联邦制度？领袖们设计政策时：该依照意识形态的原则、根据某种技术专家治国论（technocratic reason）的形式、或通过实际的实验来选择最有效的政策？ 严家祺探索历史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答案：独裁不是一种好的政府形式。权力过度集中,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扭曲了统治者的个性，导致（权力）滥用，也破坏了政治制度从失败中调节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 严家祺原本专业物理和数学，但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期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著名文章【参看本书的附录（一）〈三个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访问记〉】，以成熟政治学者的姿态闪耀登场。 他在假想中访问三个历史法庭 — 宗教（17世纪教皇法院），理性（法国启蒙运动）和实践（邓小平的中国）。此文通过事例，证明政治决策既不应该受意识形态教条、也不应该受抽象理论的指引，而是以科学态度来找出什么是实际可行 – 这是当时邓小平及其改革派非常欢迎的信息。其后严家祺与妻子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详尽描述狂热的毛派，如何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严的另一名著（译者按：《联邦中国构想》）精心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应采取联邦政府形式，以便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维持它们（对中国）的忠诚。 本书附录（二）是严家祺在1980发表的文章〈三种政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及共和政体考察记〉，它解释了独裁，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差异。目前中国自由（派）思想的主流， 即执政党行使权力时应遵守国家宪法，也肇端于严家祺。当然，要使一个宪政共和国运作，公众必须受到教育、具有政治觉悟并愿意遵守法律。这些是中国人民要满足的条件。 还有另一个条件：人民也必须决意尊重法律。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条件，因为法律和政治在某些方面是两个对立的体系。政治是关于权力的斗争，而法律是为权力的斗争设限。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一段时间，似乎中国拥有权力的人，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受的恐怖经验，会允许法律来限制他们的权力斗争。环绕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派重新引入了法律、法院和律师;允许公民起诉国家;为政府建立了文官制度;规范党内干部晋升的程序。 正如严家祺在他的若干著作中指出的那样，通过法律来驯服恶性政治的关键，是一个适用于最强势领袖的有限任期制度。毛泽东 – 和希特勒，斯大林或其他独裁者一样 – 在他去世前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那时在中国的其他高干和别处的独裁制度，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位直到死去或被清除。严家祺在他1983年的书《终身制和限任制》及其它著作中解释，为什么终身任期会危害国家。终身任期诱使领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使他们恐惧在放弃权力之后会发生什么；它削弱了其他的政治力量限制领袖权力的可能；它抑制了有才华年轻政治家的事业并驱使最有才华的人完全退出政治。终身任期也使官员和老百姓害怕说出真相，使最高领袖失去获取信息和意见的机会，以至迟早引发悲惨的错误。 邓小平同意严家祺的论点。他引入了基于年龄的政治领袖退休制度，并将国家主席职位只限两任写入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邓小平的固定退休年龄制度，演变为党总书记这个最高职位的非正式两任期限。它是个渐进式制度化的系统，并非一蹴即至。因此，江泽民任总书记超过两个任期。当他把这个党的最高职位移交给胡锦涛时，仍保持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两年。他从正式的职位退休后，还在胡锦涛时期通过所谓上海帮的许多在职下属，施行很大的影响力。即便如此，有限任期的制度似乎也越来越被接受。2012年，胡锦涛如期下台，习近平在2012 – 2013年如期顺利承接了三项（党、国家和军队）最高职位。 但现在限制任期的制度给扬弃了。 2018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内强力巩固权力，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所有竞争对手，任用自己人取代顶级军官，并于中共十九大在政治局中安置占主导数量的支持者之后，下令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修宪只是消除所有对习近平权力限制的过程中的最后一步而已。 这个危险的趋势促使严家祺在他重要的新书中回顾限制任期的问题。再次通过对人类历史和地理档案的搜索，严发现我们珍若拱璧的政治机构，从来是危机四伏。政治制度通过限制任期在抑制权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秩序混乱或腐败时，领袖们往往以恢复秩序为借口废除这各项限制。他们压制批评，监禁拥有独立观点的人，并压迫人才。 这种违反法治的行为，并不是建立秩序，反而引发更为剧烈的权力斗争。在(政治)系统中只有一个具实权的位置 — 只有在这一个位置，掌权者才可有真正的影响并享受暂时安全的错觉。权力越集中，权力斗争就越来越剧烈，这包括对最高领袖看似强大时的消极抗拒和暗中损害；当他呈现弱势时，就是狠毒的继位斗争。如此，权力的集中逆转了法治，削弱而非强化宪法和国家。过度的权力，突显了掌权者的个性弱点，迟早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我钦佩严家祺对他的国家的责任感，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提出这个问题。我钦佩他对中国同胞们的信心，认为他们都热心公益，对真理感兴趣，并且愿意从严肃的学术中认识重要的教训。我钦佩他相信真正的政治学能够启发读者，并帮助公民将他们的国家纳入正轨。事实上，自从严家祺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撰写关于政治的文章以来，我一直欣赏他的作品。我很高兴能在1990年他到美国后认识他。我乐意向所有对如何治理中国这关键问题感兴趣的人推荐这本有启发性和思想丰富的书。（2018年7月4日于纽约） 译者为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 The City College ，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古兆中教授） |
普林斯顿之行
1989年「六四」後不久，我接到余英时教授的信，请我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在吾尔开希、李录、陈一咨许多人离开法国到美国后，我向巴黎的「爱丽丝」 协会（A.L.I.C.E）表示，我希望去普林斯顿。协会的玛赫雅娜劝阻了我。她说，法国把你们从香港接到巴黎，这么多人都去了美国，你就不要去了。这样，我留在了法国。
刘宾雁、陈一咨、陈奎德等很多人，在余英时帮助下，在普林斯顿定居下来，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陈奎德先后担任主席。冯胜平是余英时的博士研究生，他一直住在普林斯顿。我与冯胜平谈起了余英时，他告诉我，1989年他放下学业，全力投入抗议「六四大屠杀」的运动，与余英时的推动分不开。冯胜平说，余英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喜欢蒋介石。余英时在谈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曾引用胡适的一句诗：「冯来蒋去一窝猪」。这里「冯」和「蒋」指的是冯玉祥和蒋介石。
我对冯胜平说，我从未到过普林斯顿，也没有与余英时有过一次坐下来、稍长时间的谈话，我总希望能够拜访他，感谢他1989年最早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对我来说，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连在一起，我学数学物理出身，五十多年前学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都能够一步步介绍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科学的象征。我也希望能够踏上这位科学巨人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于是，冯胜平与余英时联系，约好9月份去他家。
从我家到普林斯顿约200英里。9月2日一早8：00，与我认识30多年的邵东方和杜小亚就来到我家，由我开车，与我妻子高皋同乘一辆车前往普林斯顿。因为是星期六，95号高速公路敞行无阻，很多时间车速达75英里（相当于120公里），3个半小时就到了普林斯顿。
1988年，我从北京到美国访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请我吃晚餐，我们谈了许多话，30年过去了，谈话内容几乎全部忘记了，但就记住邹谠太太一句话。她说，为了这顿晚餐，她从早到晚睡了一天，这样她才有精神在晚餐时聊天。当时邹谠70岁，他太太大概还不到70岁。余英时夫妇现在的年岁比当时邹谠夫妇大了许多，我想，与余英时的谈话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影响他和他夫人的休息。但事实上，87岁的余英时，不仅头脑清晰，而且身体比大多数人同龄人都好得多。
【图50·8】 自左至右： 余英时、 陈淑平、 高皋、 严家祺， 摄于2017年9月2日，在余英时家门前
余英时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担任过香港新亞書院校長、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于他杰出的成就，2006年获得克鲁格奖（Kluge Prize）。余英时兴趣广泛，研究範圍縱橫3000年中國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他的名言是「我对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尽管我长期研究政治学，第一次拜访余教授，我们谈话的内容并不是政治。我们谈往事、经历，回忆共同的朋友。余教授谈到他对刘宾雁、陈一咨的看法，我则讲了我对在北京干面胡同同住一栋楼的金岳霖、钱钟书，以及我对胡绳、李泽厚等人的印象。
作为当代儒学思想家，余英时对孔子有精湛的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天道」。余英时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一书，是一本严谨的中外比较思想史著作。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影响，我一听「天道」二字，就退避三舍，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哲学用日月星辰天体运行来推测人事政治的学说。只是在读余英时文章後，我才认识到，「天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孔子强调任何人——无论是天子还是小民——都不能违反「天道」。中国历史三千年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皆是因为帝王有逆「天道」，而改朝换代的枭雄们之所以屡屡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我与余英时提到中国目前虽然舆论受到压制，但各种思潮如泉水涌现、汹涌澎湃，而且，全世界也新思潮到处出现。想不到余英时教授说，过去，一种思想的出现，会引起广泛关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2500年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出现过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那个时代为轴心时代。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时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孔子的出现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从普林斯顿回到家中後，我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也许就是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式微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思想大混乱」时代。在此之後，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像2500年前那样，将涌现出大批足以影响长远未来的伟大思想家。
【图50·9】但丁和黑暗的森林
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我走過人生的一半旅程，卻又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这正是当代人类的写照。环顾全球，每一种文明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资本的急速成长、两极分化的加剧，使传统儒家的「均贫富」思想不断抬头；在「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下，中国金融资本大肆扩张，国民财富不断转移国外。与此同时，帝制思想披上了新的外衣，在暗中滋生蔓延。在东正教的土地上，西方民主变成了俄罗斯「二人转」，普京也在做他的「沙皇梦」。在欧美，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在改变着舊有的工业资本主义，金融成为财富掠夺和财富转移的合法工具，民主的Vetocracy 使国家行为陷入困境。在中东，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不断加剧，恐怖主义盛行，至今看不到解决的途径。
未来有没有新的轴心时代？没有人知道。返程中由邵东方开车。我们离开普林斯顿时，开始下起小雨。在费城迎来了暴风骤雨，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只能看清快车道的黄线。这好比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大混乱」。穿越暴风雨，我们回到马里兰，天变晴朗了。
【图50·9】2017年9月2日，左起：邵东方、 余英时、严家祺、冯胜平，摄于普林斯顿
回到家中，重读《机器人革命》并回忆余英时的讲话，我突发奇想：21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将进入机器人时代。看起来机器人时代就是人类下一个「新轴心时代」。
机器人的普及也将造成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大革命，暴风雨过後，就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在机器人时代，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是无限的，太阳能和地幔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资本无需依靠人的体力劳动来创造，人类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由于经济活动中「消费环节」不能由机器人替代，而只有人类本身才能从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设计创造」和「消费享受」成了全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经济目标。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创造阶级创造各种精神产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产品设计方案、新文化艺术产品、新的娱乐和享受方式的设计等，享乐阶级无须从事任何劳动，他们的存在就是从事学习、娱乐和享受，但每个人的收入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管理阶级从事企业管理以及行业、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介于这三大阶级之间还有一些持有其他人生目标的中间阶级和其他次要阶级。在「新轴心时代」，人口可以全球自由流动，崇山峻岭和江湖海洋都成为人类的「适居地」，社区的作用将远比国家更为重要 。
【图50·10】 2018年6月 西班牙诗人朱光，把他在《全球汉诗三百家》上的诗，其中两句话，请中国著名书法家王进林书写後，从西班牙邮寄赠送严家祺
我家搬到华盛顿近郊後，我可以方便地见到老朋友、新朋友，1988年，我到哈佛大学会见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时，也见到了杭亭頓的学生裴敏欣。2019年初，裴敏欣来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美中关系讲席研究员，他与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来我家，见面聚谈，十分高兴。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他的《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China’s Crony Capitalism）一书闻名美国和西方世界。
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物理学史硕士学位，又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获物理学硕士的王树军，由于他长期与方励之、李淑娴熟悉，加上我也是科大出身，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当他在马里兰工作期间，他开车,加上我与高皋，沿着沿着阿巴拉契亚山的山脊公路观赏秋天红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图50·11】左起邵东方、裴敏欣、嚴家祺，摄于2019年2月3嚴家祺家
【图50·12】 2017年10月5日，左起李灵、严家祺、王树军在严家祺家聊天， 高皋摄
【图50·13】2016年2月7日在华盛顿近郊聚会 前排殷晓蓉、巫一毛、肖国珍、秦伟平、李文澄、 后排黄肖路、 高皋 严家祺、未知名、陈奎德、王康、遇罗文
【图50·14】2018-1-9聚会，前排左起张伯笠、严家祺 高皋，後排左起 余杰、谷安民
【图50·15】在弗吉尼亚北京烤鸭店聚会，左起《夏威夷群岛王国王朝风云》一书作者徐放、茂木崇广、黄慈萍、魏京生、日本驻美国副大使泉裕泰、严家祺、高皋，2016年3月17日
【图50·16】中国科技大学校友在华盛顿近郊聚会。左起：华新民、洪茂玲、高皋、 扬恒祥、严家祺、周平、蒋方新、孙宜春、葛玉生， 2017年7月22日
【图50·17】2018年2月19日高皋、严家祺 、孙扬、 王琴、 龚小夏、陈振（自左至右）
§ 51 保卫香港自由
2019年，香港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数百万人参与的民主运动，这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的继续。与1989年天安门运动时一样，我的态度是，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就像赵紫阳当年说的一样，希望「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根据香港基本法，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向普选方向改革。香港特区政府曾相继提出过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及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提议。 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宣布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如果北京按照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规定的办法做下去，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政策就会得到实行，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就不会发生，香港会更加繁荣，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香港的民主化，对两岸关系也会产生良好影响。中国认真执行《中英联合声明》，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用。2013年，在胡锦涛不再连任国家主席後，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北京为了使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规定难于执行，让香港政府在2015年4月22日公布了一个2017年普选特首方案。
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要使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保证共产党的「官方候选人」当选。 具体做法，就是在2017年普选特首方案中，一方面降低「提名委员会」推荐特首参选人的门槛，另一方面，提出最终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需要「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 由「提名委员会」全体1200名成员在这些「参选人」中提名2到3名「候选人」。 香港500万具有选举资格的公民将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在这2到3名「候选人」中选出下一届特首。 这一香港官方的「政改方案」，受到了香港民主派的反对。 香港民主派认为，「政改方案」中所谓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与以往选举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相同，以往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总是偏重工商界和亲北京人士。 现在香港官方「政改方案」的提名方法，是为了阻止民主派进入「提名委员会」的机会。 「占中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 按维基百科的说法，「占中运动」在2013年初开始酝酿，提出以有限度的、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为手段，采取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的交通要道的方式，来争取符合《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能够公平实践「投票权」、「参选权」和「提名权」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是从9月28日正式发起的。 在这之前，9月2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请让占中运动慢慢消退》一文。 9月28日，「占中运动」的第一天，在Facebook和《博讯》《博客》上，我发表了《预测「占中运动」的后果》一文，这篇文章，也刊登在香港《 前哨》10月1日一期上，11月1日，香港《前哨》刊出了我写的《香港普选：智慧出民主》。
《香港普选：智慧出民主》一文，在《前哨》月刊11月1日刊登前一个月，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了，但被删去了一部分。 下面是《前哨》发表的全文。
「 9月28日，香港『占中』第一天，我在Facebook和《博讯》网路上，发表了《预测『占中运动』后果》一文，我在文章中说，『占中运动』 的最大可能是，『占中运动』将和平落幕。 2017年香港普选是否『民主』的关键是，1200位『提名委员会委员』如何产生。美国选举总统的『选举人团制度』，对香港普选 『行政长官』是有参考价值的。美国总统大选时，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然后在选举人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计票。计票采取『胜者全得』原则，各州选举人票之和 ，即为该候选人最终获得的总选举人票。总选举人票超过半数，即270张，即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共538人，少于香港的1200人。除了 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两个州外，其余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制度，即把本州的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在该州 获得相对多数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香港人不缺乏智慧，2017年香港普选，完全可以按照
【图51·1】香港《前哨》月刊2014年11月文章《香港普选：智慧出民主》
香港的情况，在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的情况下，对1200名当选的『提名委员会委员』，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宣誓保证将票投给在几 次电视辩论中胜出的『二或三位候选人』中的一人。 香港情况不同于美国，没有美国式的『两党制度』，因此，『提名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办法，就要靠香港人的智慧，设计出一套不同于美国、而适合2017年香港的办法。 应当说，这不是难事。
选举『行政长官』前，可以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电视辩论，然后，通过一定程序，筛选出二至三名，作为选举产生『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基础』。 『提名委员会委员』也有『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能否当选，完全取决于『候选人』事先宣誓决定把自己的票投给那一位『行政长官候选人』。 具体办法，要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由法律专家像设计软件那样设计出来，然后经立法会通过。
香港的今天没有民主，但香港有长期的法治传统。 香港的民主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发芽、生长。 一切有损『法治』的行为，都无助于民主的产生和成长。 『法治』社会对付群众性抗议活动的唯一做法就是『厉行法治』。 当人们用和平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后，在『厉行法治』的香港，抗议者更需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走出一条通向香港民主的道路。 在今天的香港，民主不仅要依靠和平的抗议，而且要依靠聪明和智慧。 我相信，到2017年香港进行普选时，香港人民都会记得『占中运动』和平落幕对普选的重大贡献。 香港普选，不论怎么不完善，也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写于2014-9-30 Washington DC郊区）
2015年6月17日，香港立法会审议行政长官选举法案。 在美国东部时间早晨，也就是香港6月14日傍晚，我通过电邮给香港立法会一位议员、香港《灼见来论》发了《致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6月15日《灼见来 论》、6月16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 尊敬的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而你们的香港已是6月14日傍晚。 还有70个小时，在6月17日，你们将在香港立法会审议行政长官选举法案，并予以表决。 这个方案，是否决，还是通过，完全决定于你们27人。 按《基本法》有关规定，特区政制改革法案必须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及以上绝大多数议员投赞成票才能通过。 立法会有70名议员，通过行政长官选举法案必须至少获47票赞成。 如果你们27人中有24人投反对票，法案就不能通过。 每年『六四』前后，香港都举行悼念、纪念『六四』的集会和游行，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自由民主的台湾。 你们和支联会就是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中流砥柱。 香港特区首长选举的正面意义 流亡26年，我没有改变初衷，更增强了我对中国民主化的信念和信心。 六四大屠杀后，正是香港，香港的朋友，冒着危险把我从中国专制泥潭中救了出来，我感谢我的救命恩人，感谢香港支联会，感谢你们每一位立法会民主派 议员。 正是我怀着这种感激之情和对香港和中国前途的担忧，不得不把我内心深处对6月17日投票问题的看法，在这里公开表述。 1996年10月28日，《苹果日报》刊登了我写的〈香港特区首长选举的正面意义〉。 这篇文章开头写道：「任何选举都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香港特区首长选举的特点是，选举人由某种控制选举产生，被选举人有多位，不是指定的。特区首长的 产生虽然与数百万选民无关，但还需要在400名选举人中竞选。香港临时立法会的产生违背《基本法》，但特区首长的产生办法是符合《基本法》的。香港特区首长的选举， 不同于通常的民主选举，也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受控选举。」 我对法国历史上的官方候选人制度、对中国的受控选举和提名制度写过多篇文章。 我自己也曾经在1979年作为非官方候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建国门部分地区选区，当选为东城区人大代表，后来又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 正是我对中国内地选举制度有实际感受，我才在1996年在《苹果日报》上写了〈香港特区首长选举的正面意义〉，也在《信报》上发表了〈特首选举与省长 选举之异同〉，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事隔19年，几次搬家，把《信报》上的文章遗失了，你们在香港容易找到这篇文章。 在占中前的一个多月和占中第一天，我在纽约《世界日报》和香港《前哨》月刊上，怀着感激和担忧的心情，按照我在1996年《苹果日报》上〈香港 特区首长选举的正面意义〉的想法，写了多篇期望香港不要重蹈六四覆辙、和平结束占中运动的文章。 把选举人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到香港500万选民 两天后，你们将审议行政长官选举法案。 我毋须在这里对6月17日这一法案作任何分析，因为你们，都远比我更清楚这一法案的一切细节。 我在这里说一点，作为立法会议员，你们从事的是香港政治。 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是有区别的，在法律问题上要论是非，在政治问题上，一般要讲妥协。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政治问题是不容妥协的。 立法不同于执行法律，立法本身，议员按民意并结合自己内心想法投票的行为，是政治行为。 面对香港在2017年要不要把选举人从1200人的小圈子扩大到香港500万选民，这是一个关系到香港前途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你们应当投下赞成「把选举人从一个小圈子 扩大到香港500万选民」的一票。 至于6月17日法案的名称，可以修改，但不是实质性问题。 法案的实质性问题是：「把选举人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到香港500万选民」。 我衷心希望，尊敬的香港民主派议员们，不是你们中4个人或5个人，而是你们27人，都投下赞成「把选举人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到香港500万选民」的一票。 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即使通过，也是有重大缺陷的。 但当500万香港选民参加投票时，有一点可以肯定，2017年的选举还是比前几次选举好，比中国内地的受控选举不知要好多少倍。 香港民主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时，我家窗户可以看到初升的太阳，太阳正在从马里兰大学的停车楼边上升起，香港的逐步民主化就是中国的初升的太阳、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严家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于八九学运后逃亡法国） See more at: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4335#sthash.6iSKZcF6.dpuf |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时，香港共70名立法会议员只有36人参与投票，此前一直声称支持政改方案的多名「建制派」议员放弃了投票。最后表决中，这一政改方案以8票赞成，28票反对，0票弃权被否决。
6·18否决，是立法会中民主派议员的主动否决「假普选」的行动，不仅否决了香港官方的「政改方案」，而且否决了「投票人擴大为香港500萬選民」。在香港当时的条件下，如果2017年实行500万选民的「假普选」，当选的将是曾俊華。一次、两次「假普选」後，第三次就是李柱铭这样人当选，假戏真演，就成了「真普选」。因为，「假普选」的投票人已经擴大到香港500萬選民。这些民主派议员没有向香港民众指出，在6·18否决「假普选」後，在不可能修改《基本法》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启动《基本法》上规定的普选进程。「佔中運動」不只是「和平落幕」，而是「逼气落幕」，所有希望香港民主化的人，发现6·18否决後，离普选、民主更远了。香港许多民众几乎每一天都感到，有一口气逼在胸口。6·18否决，阻塞了曾俊華当行政长官的机会，把林郑月娥这样的人推上了特首的位置。几百万人逼气，遇到了林郑月娥，在北京有意抛弃邓小平的「八二宪法」和「一国两制」政策的情况下，2019年，善良的、无辜的香港人民和整个城市，遭受了香港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2019年6至9月，我已患心脏病，但不自知，这一时期，正是香港一次又一次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大游行的时期，每天关注香港局势的变化。在这期间，我给香港《苹果日报》写了7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天安门广场的精神》（6月1日）、《中国的变化从6·16开始》（6月22日）、《香港面临空前危险》（7月20日）、《「紧急状态」就是实行「一国一制」》（7月27日）、《官方候选人制度》（8月10日）、《「黃台之瓜」释义与不能用军事武警暴力对付香港人民》（8月24日）、《护港运动 不可战胜》（9月7日）9月9日又写好另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电邮给了香港《前哨》月刊，10月1日刊出，题目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的伟大力量》。这是我30年给《前哨》写稿的最後一篇文章。不久，《前哨》月刊停刊 。
在写最後两篇文章期间，9月1日，到医院急诊输氧，9月4日第1次住院，因医院没有手术条件而出院，9月11日第2次住院，9月13日做心脏手术。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文章题目，是为了说明，我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从香港逃出中国的情景，把自己的生命，与香港的命运连在一起。
保卫改革开放 保卫香港自由 保卫台海和平
2018年，我在写《国家首脑终身制》书稿的同时，为「纪念『六四』29周年和赵紫阳诞生100周年」，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保卫改革开放、保卫香港自由、保卫台海和平》，2018年6月1日《前哨》月刊刊出。文章说：
邓小平有正反两面，「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正面，「六四屠杀」是邓小平的反面。中国今天的面貌，是邓小平正反两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六四屠杀」使权力代替了正义，金钱代替了道德，权贵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发展。……邓小平政治改革是针对毛泽东终身制、个人崇拜、专制独裁而设计的，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环境变得宽松，在六四後29年的今天，可以说，邓小平八十年代政治改革已经完全被废除了，政治方面正在向毛泽东时期演变。「六四」後，赵紫阳提出的《总体设想》完全被废除。今年3·11修宪，又正式废除了邓小平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职位的「限任制」，邓小平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死亡。
2018年六四前夕写这篇文章，提出三个保卫，2018年是针对3·11修宪来说的。2019年，习近平在香港做的，就是扼杀香港自由，这篇文章中的话，全部应验了。
「1984年12月19日，赵紫阳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共同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近几年来发生在香港的种种事端，已经表明，《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第五项，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正在遭到践踏。」
「姚文田事件和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注】銅鑼灣書店（Causeway Bay Books），是一家原位於香港銅鑼灣的书店，由香港人林荣基於1994年創辦，此書店因出售不少在中国大陆無法出版發售的政治禁書而聞名，很多到香港旅游的中國大陸遊客都會專程到此購買政治類書籍。公司由桂民海、李波、蔡嘉蘋三人持股。因「反送中」、長年受到威脅等因素，2020年4月25日，林榮基离开香港，在台北南京西路重新開銅鑼灣書店。同年5月29日，總統蔡英文參訪「銅鑼灣書店」。摘引自《维基百科》）
香港在1997年前，一直是台海两岸三地出版最自由的地方。 就是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期间，香港的出版业对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专政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香港出版界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帮助中国内地可以全面看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从2015年10月中旬以来，专门售卖内地政治禁书的书店股东，及主管相继失踪，香港出版界人士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这是对《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自己承诺的践踏。 在纪念「六四」29周年和赵紫阳诞生诞生一百周年的同时，保卫香港自由，就是要重视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对今天香港来说，有必要重申保卫香港自由。 」
【图51·2】2018年6月香港《前哨》月刊发表的《保卫台海和平》的文章
2019年，习近平镇压了香港民主运动、扼杀香港自由後，2020年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展示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台海上空乌云密布，台海战争，成了2020年开始的、对台湾愈来愈严重的威胁。
「中国历史除了王朝循环外，就是统一和分裂的循环。从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统一全中国，到民国时期袁世凯称帝，中国大一统长达223年。从1916年袁世凯死到2018年，在一个多世纪中，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是军阀割据、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加剧了分裂割据。在1932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五个半省、一亿人，其余为军阀和共产党控制。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分裂割据进一步恶化，满洲国和其他傀儡政权的建立，更加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在习近平思想中，他的榜样除了统一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外，另一个榜样就是康熙皇帝。今年3·11修宪废除对国家元首的任期限制，对习近平来说，为学习康熙皇帝统一全中国，剩下的五年任期对他不够，要用十年、二十年统一台湾，因此习近平认为，有必要废除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限任制的规定。」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非常不同于17世纪康熙统一中国的时期，当时，美国还没有建立，全球第一强国是英国，当时离鸦片战争还有157年，英国还顾不上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第二次洋务运动」。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很低。《厉害了，我的国》中的航母，只有「中国外壳」而没有「中国芯」。今天的中国航母，实际上就像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的「定远」「来远」「威远」「镇远」舰，一样没有「中国芯」，在甲午海战不是被日本击沉，就是自己炸沉。中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实现这个愿望，要把台湾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只能和平统一。用武力统一台湾，就是规模更大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绝对反对的。3·11修宪，包含着学习康熙皇帝武力统一中国的因素，这是有害中国和两岸人民的大事。所以，在今天，有必要大声疾呼，保卫台海和平。」
§ 52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2019年是胡耀邦去世30周年和「六四」30周年，李进进领导的胡赵基金会在纽约召开纪念会，希望我参加。胡赵基金会的秘书长王书君做好了安排，2019年4月13日，我与高皋就乘长途汽车去纽约。临近离别10年的纽约，从汽车窗口看沿途景色，倍感亲切。到纽约，见到10年未见的几十位老朋友，十分高兴。
到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的汽车站下车，首先见到的是王书君、曾慧燕、高平，由王书君开车到法拉盛，在罗斯福街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叶宁请我们吃中饭，还见到了孙忠雄。
在2019年时期，法拉盛已超过曼哈顿的舊中国城，成了全世界最繁荣的中国人聚居区。1988年我第一次到法拉盛时，这里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的移民，现在，70%以上是中国大陆移民。31年前，法拉盛最高、最豪华的建筑是喜来登饭店。那一年在喜来登饭店的《世界日报》办公室见到总编辑张作锦，张作锦请我到街上吃馄饨，他怎么说，我也不去，原因是我在北京买的新西装裤子，裂开了一条大缝，一走路，就看出来了。最後，只能对张作锦说出原因，缝好了裤子，一起上街吃了馄饨。31年後，法拉盛在一大片8层高的楼房的顶上，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屋顶花园」，称为「天景花园」。「天景花园」里，又盖起了3栋高楼。与我们一起吃中饭的孙忠雄，就在「天景花园」买了一个单元，他没有住几天，就要让新房子让我与高皋住，他自己住到旅馆中去。
【52·1】左图是2019年4月13日李进进家晚宴，右图左起：李进进夫人刘隽、李进进、严家祺、高皋 2016年2月在严家祺家摄影
【图52·2】2019年4月13日，李进进（右1）家晚宴，晚宴参加者，前排左起胡平、严家祺、高皋、王爱、张艾枚 後排：洪朝辉夫人、曾慧燕、洪朝辉、李进进、XXX，在李进进家後院
4月14日下午，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7楼会议室，「纽约纪念胡耀邦逝世和八九民运30周年研讨会」召开，李进进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律师、胡赵纪念基金会会长。会议由李进进主持。1989年时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王军涛、胡平、张钢、张博树、张艾枚、《世界日报》总编辑魏碧洲和我作了发言。当天，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我们四个人共同发表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记念「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宣言在会上由陈闯创宣读，《宣言》说：「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后，由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被打断。在100年后的今天，当习近平学习袁世凯时，一场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华人区域蔓延。」「正是在习近平企图称帝时，中国到处出现了揭露批判习近平的事件。2018年2月，清华大学许章润发表文章《保卫改革开放》、王丹等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出了《關於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緊急聲明》。3月《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学者赵小莉、杨鹏、胡佳，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发表公开的抗议。中国女企业家王瑛公开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5月，北京大学樊立勤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中國必須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2018年7月4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瑶琼，在上海陆家嘴海航大厦旁，现场视频直播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她直播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在国外，反对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海报首先出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广告栏里，随后蔓延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九所大学。这就是继100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新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注】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记念「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全文收入吴称谋主编：《文化启蒙与制度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文集》，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19年）
【图52·3】纽约《世界日报》2019年4月14日第一版，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的研讨会。报道了王丹、王军涛、李进进、严家祺共同发表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记念「六四」30周年、「五四」 100周年》。
【图52·5】2019-4-14 New York 《纪念胡耀邦逝世和89民主运动30周年国际研讨会》参加者合影 前排 曾慧燕 王爱 XXX 孙忠雄 郑旭光 张钢 严家祺 高皋 李进进 胡平 潘绮玲 XXX
【图52·7】2019年6月中国科大校友路阳在Potomac「半杯论坛」作五四运动100周年演讲後合影，左起：秦伟平、科大校友强力、 严家祺、路阳
4月15日下午，我与高皋到长岛，在明镜电视台接受陈小平采访。我参观了何频的电视台，何频的演播室设备十分先进，据说比美国之音的设备还要现代化。何频的办公室，宽敞明亮。何频发展美国中文媒体事业，是他30年始终如一、历尽艰难、奋发顽强、艰苦奋斗的成果。当我想起因六四流亡法国的老木流浪街头的困境、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在美国艰难生活的情景，我就感到何频当一个企业大老板的不易，因为何频的明镜集团有几十个员工，他每月要发放的工资，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2019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00周年，是达赖喇嘛流亡60周年、民主墙40周年、六四30周年，华盛顿地区有许多纪念活动。2018年12月，参加了魏京生在国会大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40年的会议，发表了讲话。2019年3月，我到华盛顿市内参加了夏明主持的「达赖喇嘛流亡60年座谈会」，达赖喇嘛的代表欧珠次仁、达莱萨姆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长普华茨仁参加了会议，我作了《宗教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的演讲。在半杯论坛「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演讲会上，听了中国科技大学校友路阳的演讲。在4月至6月，我接受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法国多家媒体关于六四的访问。5月15日，我开车到华盛顿市内，参加了陈小雅《八九民运史》10卷本和曹旭云《爱尔镇书生》新书发布会，会议由韩连潮、杨建利主持。6月4日，到国会大厦前的草坪上参加了六四30周年纪念会。在台北举行的六四3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图52·8】2020年6月4日，「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在北京万安公募举行集体悼念活动。「31年了……我们痛得不能呼吸」。六四遇难者郝致京、段昌隆、郭春珉的母亲祝枝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燕生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力的姐姐袁刃等多人都戴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中国大变革的推动者
六四大屠杀后，江泽民、胡锦涛在经济改革的领域，大体上还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道路。胡锦涛以後，中国政治、经济开始发生全面逆转，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香港的一国两制、台海和平的政策，一步步遭到废除。2017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修改邓小平1982年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条文。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不仅要向毛泽东时代倒退，而且要在21世纪，在复兴中华的旗帜下，复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独裁的中华帝国。
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严酷的专制统治，使大部分中国人处于不幸状态，六四大屠杀，整个中国又陷入不幸。邓小平後的中国，天安门母亲和成千上万六四受难者生活在痛苦之中，1998年起，组党运动的参与者，大批人遭到逮捕，仅第一批民主党人的刑期累计，就超过1000年。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刘晓波被捕监禁，2017年在病中去世。海外民运的第一发起者王炳章2002年在越南被绑架回国，被判「无期徒刑」，至今在监狱中。
近几年来，愈来愈多的人，看到中国大倒退的趋势，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组织政党团体，有许多人权律师为维护正义、有许多人在香港抗议活动和中国新冠疫情中报道真相，起来斗争。然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迫害，一批一批、一个一个地被捕判刑。在海外媒体上常见报道的受难者有：许章润、董瑶琼、许志永、莫少平、任志强、高瑜、浦志强、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章立凡、郑也夫、徐友渔、郝建、刘荻、崔卫平、郭于华、胡石根、秦晖、周枫、王东成、吴伟、郭玉閃、2019年「7·09大抓捕」中被捕人权律师、吳淦、王藏、刘艳丽、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张展、李文亮、艾芬、耿潇男。他们和他们以前的天安门母亲、「六四」受难者、组党运动、零八宪章运动参与者、7·09大抓捕的律师、为香港民主的受难者，加上王炳章，是当代中国的英雄，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文明大变革的推动者。他们的苦难，将激发愈来愈多的、新一代人站起来，加入到推动中国大变革的行列。21世纪中国的民主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图52·8】2005年 莫少平律师（中）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到严家祺家，在後院合影。2003年莫少平律师獲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評選為亞洲英雄。左1为高皋
【图52·9】2017年7月邓丽君的侄女邓铭慧和她丈夫相林，从日本来美国到严家祺家聊天合影
【图52·10】201年12月10日华盛 国会大厦，1979年民主墙纪念会，主持人魏京生，严家祺在演讲
【52·11】2019年3月1日 ，左起李恒青夫人劲秋、魏京生、高皋 嚴家祺、李恒青在李恒青家聚谈後留影
【图52·12】 2019年6月，中国科大校友路阳（右1）在Potomac演讲後，与秦伟平 强力 严家祺（左起）合影，强力也是中国科大校友
【图52·13】2020年7月2日 左起：陈詠智夫人、高皋、严家祺、 陈永华、陈詠智， 摄于华盛顿市内DelMar 恢复营业首日
§ 53 MedStar
2014年至2017年，我与高皋每年都去巴黎，2019年去了两次。到巴黎，一是看望儿子一家，二是喝喝酒、走走路、看看书，在街头吃一些不停转动的「羊肉烧烤」和大饼。在巴黎到处参观的兴致，不复存在，也不去游泳了。
2019年，我三次犯心脏病。第三次不得不在MedStar医院动手术，濒临死亡而重生。因为重生，才有这部著作。流亡生活30年的悲愤，加上喝酒，导致心脏病发作。
【图53·1】2016年9月17日全家巴黎合影
第一次心脏病发作
在布鲁克林生活时期，我就慢慢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喝酒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喝酒会产生灵感，产生「心因」，我在写《霸权论》和《普遍进化论》时，很多「心因」，就是在喝酒後产生的。二是喝酒使人放松，忘却烦恼，适度酒醉产生幸福感。
2019年4月9日这一天，在巴黎飞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我向空服员要了两小瓶酒，一饮而光。空服员看到我喜欢喝酒，又主动给我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半，酩酊大醉。我在飛機眾目睽睽下失態，酒醉时高声说话，旁若无人。飞机上的空服员把我架到一间有食品和水的房间，对我说：你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我说：「你们都是『天使』」。当时视觉有幻觉，见自己手上布满皱纹，我对空服员说，「海洋有70%的水，我身体的水愈来愈少，我没有水了，喝水、喝水、要喝水。」我连饮许多杯水。在安静下来後，我回到坐位上，但还是多次在飞机走廊走动。走动时看着机舱内的人，觉得人们的眼睛都发出闪光。高皋说，你乱说话，不要脸了。我回答：我已经不是人，不是人不要脸，因为没有脸。後来清醒时，又提及此事。我在记事本中写道：原来动物与人的区别，是动物从来不要脸。
4月9日当天回到美国家中，4月11日，香港《苹果日报》两位记者和电视摄影师来到我家，我对他们讲述了我在飞机上酒醉後胡言乱语的情况，结果，报纸报道了出来。《苹果日报》5月7日报道说，严家祺「竟在飛機眾目睽睽下失態：『在飛機喝酒發瘋，嘩了一聲叫起來，把飛機的空服員嚇壞了。』即使來到美國小鎮，周圍綠樹成蔭，伴隨藍天白雲，仍然無法撫平心中悲憤。」这次报道，把我随意说出的一句话「我要发疯……看着我的眼晴，看着我流眼淚的眼睛」也报道了出来。
在4月份去法国看望儿子一家前，我在《记事本》3月15日一天写了一首随意的、未加修饰的诗，这是我在散步时的记录：
《未来畅想曲 · 流亡者》
父母早已离去/子孙不知我在何方
幸而还有妻子陪伴
走向旷野/声嘶力竭放声豪狂
我的腰支撑不了身体/腿难于使我迈步
我眼花缭乱/耳朵中只有回响
就这样/迈迈无尽路/不知走向何方
从法国回到美国後，4月26日和4月29日我给佛罗里达好友保延昭的电邮。电邮是在酒後的陶醉中，在理性的痛苦中，在思考幸福时，记录下来的。
4月26日延昭给我发来《好文共勉》的电邮：
「好文共勉：
我喜欢这段话：人，往往在贪欲中失去幸福；在忙碌中失去健康；在怀疑中失去信任；在计较中失去友情。人不争，一身轻松；事不比，一路畅通；心不求，一生平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没必要去复制别人的生活。有的人表面风光，暗地里却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有的人看似生活窘迫，实际上却过得潇洒快活。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快乐也不止一条道路；收回羡慕别人的目光，反观自己的内心。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老了。累了，该歇就歇，身体重要；困了，该睡就睡，别总熬夜；饿了，该吃就吃，别再节省。一辈子很短，眨眼就过完，不要把好东西留到最後，省来省去，啥都得不到。别和小人计较，别和家人生气，别和自己过不去，别让心情不美丽。活一天，就开心1天，过一天，就舒服一天，破事不放心里，两耳不听碎语。」
下面是我给延昭的两个回复：
「我这几天也在思考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目的是为了写《文明三大要素——情感 · 理性 · 意志力》的提纲，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人不能压抑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于理性，是从心中产生的，情感有好坏两种，同情心、好奇心、爱和关怀，都是好情感，怨恨、嫉妒、愤怒都是坏情感。怨恨、嫉妒、愤怒也要有适当的表达方式，自闭症就会扭曲心灵。我觉得，幸福是过有意义的生活，生活的意义有千百种，各人不同。幸福有三大基础，一是良好的生活环境；二是纯朴的人际关系；三是情感的自然表达。这样说是否全面？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提及？今天，我知道了中国儒家的『理性』观念与基督教理性观念的区别，但引经据典，写出来要化很多时间。」
第二篇回复谈我在飞机上酒醉後失态的情况，谈一个人在「情感」上害怕喝酒，远比「理性」上戒酒更有效：
「前几天，香港到我家的一位记者说，现在许多人，特别的年轻一代，不看文字，只看图片，所以他们对图片选择和摄影非常精心。你发来的图片很有趣，写文字，要想办法造成意境。我不会画图，只能维持现状写些东西。追求人生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跟着兴趣走，喝酒、开车、写文章也是兴趣。我现在不再喝酒了，不是戒酒，而是喝得快要发疯，……这使我想到人类情感——『怕』也是一种情感，比理性的戒酒，要厉害得多。我想到宗教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法律是用理性对人类行为的控制，道德介于两者之间。一些法律没有效力，与不按民意制定法律时，理性过度有关。这可以用来分析文明的要素问题。这次酒醉，使我想写《人类文明的要素——情感 · 理性 ·意志力》。」
保延昭与我讨论幸福，当我喝酒微醉时，我感到轻松、愉快、舒适。幸福是一种感觉，是在安宁、温暖、存在爱和关怀的环境中，产生随心、轻松、满意、舒适、愉快的一种感觉。幸福的基础是在实际环境中的实际感觉或感受，离开了感觉、感受是没有幸福可言。宗教让人追求「来世的幸福」，乌托邦主义让人追求「遥远的幸福」，都是对人的正常需求和情感的抑制。我在40年前写《首脑论》一书时就知道，在臣民崇拜中、在民众的欢呼中，首脑人物感到「即时的幸福」，但当众叛亲离，首脑成为孤家寡人时，猜疑、恐惧、孤独、不安，才是真正的不幸。名满天下的影视明星，在聚光灯照耀下，也是一种「即时的幸福」，人们以为他们充满幸福，但不少明星，当他（她）独处时，充满悲哀和不幸。就是平民百姓，身心痛苦，感觉减弱或扭曲，就少有幸福可言。酒醉可以改变自己感觉和感受，使人摆脱烦恼，产生轻松、愉快和舒适的感觉，使人在陶醉中觉得幸福。但过度酒醉，往往带来头痛、头晕和身体不适。年复一年的流亡，六四不能翻案、正义不能伸张，见不到中国的亲友、同事和熟人，使我经常在饮酒中寻求陶醉而不自知。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倡导共产主义理想，是为了要让人民牺牲「现在的幸福」，忍受专制和贫困。几年前，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尚杰《现代性与「转瞬即逝的美好」》文章时，（【注】尚杰：《反对“宏大叙事”：现代性与“转瞬即逝的美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我就感到，这是当代中国幸福观发生大变革的标志。尚杰说：「有能力对转瞬即逝的美好发出感慨的人，是一个思想感情丰富的人，他有着把精神生命赋予任何一种看似冷冰冰的东西之中的能力。」我感觉到，现在的中国，有一些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一种宣扬感情、本能、意志高于理性的「浪漫主义」的潮流开始在文化领域席卷中国。而我在美国，在喝酒和的陶醉中，寻求「转瞬即逝的美好」。
第二次心脏病发作
我喝酒总要寻求醉意，不知道这会引发心脏病。在佛罗里达时，就检查出心脏二尖瓣有问题，但丝毫没有引起注意。2019年因为有事，去了两次巴黎。5月29日在巴黎时，严巗开车与我、高皋、6岁的小孙女雨星到巴黎远郊，在一个池塘边作烧烤，第一次看到黑天鹅。当天鹅翅膀抖开时，看到的是一片白色羽毛。接着，出现了两只鸳鸯。当我为看到黑天鹅而庆幸时，不幸正向我走来。回到家中，喝了两杯水，又喝了不少berries酒，发现还有一并二锅头酒，这时又喝了半杯。半小时後，感到头晕，眼睛下鼻子两侧发凉，有麻木感。
【图53·2】2019年5月29日在巴黎郊区池塘看到的黑天鹅（左）和鸳鸯
赵下后，感到室内愈来愈暗，我努力不让自己入睡，我对高皋说：『不行了，我快要死了，把儿子叫来』。这样，我可以挣扎着不至于睡去。高皋说，你死不了。严巗来到床前，对儿子说，我要死了。谈了一些话，没有遗嘱，说一生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高皋结婚，二是生了你，三是逃出了中国，写了几本书。经过四个小时不让自己入睡，慢慢恢复正常。後来睡不着了，从晚上12点开始，把当时的许多想法，特别是『地面震动的感觉，与人的大脑神经元之间的一种不断的连接，是一回事，这是一种相对论』，一一记录在一本笔记本上。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写文章要发现灵感，当时以为是『酒後灵感』，就记了下来。
【图53·3】2019年5月29日严家祺高皋与小孙女在巴黎郊区
6月1日从巴黎回美国後，几乎每天感到睡觉的床在振动，没有当一回事，实际上是心动过速，是心脏病的表现。从6月1日到8月28日，经常早醒，凌晨4点起来。这三个月，修改了一本书的150页稿子，在香港发表了9篇文章，还有一篇是看到6月18日Facebook要发行『无国界货币』而临时写的，刊登在7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8月28日早晨突然感到呼吸困难，住了一次医院後，9月11日到华盛顿市内的MedStar 医院，9月13日心脏手术，沿着胸部中线切开到心脏部位。
「幸福」的边际分析
2019年9月21日出院後，我回到家中。与住院时胸口插满管子、每天抽血、躺在床上的环境相比，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9月26日，我接到60年前的科技大学同学方信我的电邮，我回复他时，告诉他我得了心脏病，手术後回家几天。「回来後，一步步好转，但现在还是不能自己从床上起身，还有危险。与家人、亲友在一起过平平常常、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宁宁的生活，就是幸福。医院条件很好，出院後要进康复中心，但我不愿去。我写不动了，也不看电脑，不接电话。想念5911同学们。数学不是科学，科学需要按事实不断修正。数学是绝对完美、绝对真理，我离开数学，选择了一条走向『心胸撕裂、痛彻心扉』的道路。」
2019年11月9日，我写了一篇《随感录》，题目是《「幸福」的边际分析——『幸福』和『幸福感』的定义》：「『幸福』不等于『快乐』，『幸福』是过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人向往、追求的生活状态在达到或实现了的时候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幸福感』。当这个人处于这种状态而不再向往或追求时，『幸福感』就消失了。例如一个饥饿的人，在长期过饱状态下，有饥饿感，就是幸福。一个运动健将因运动过度而残疾後，把自己以往状态，视为幸福。一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中的价值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价值依赖于景况，在特定情况下，任何东西都可能比其他东西更有价值。经济分析，本质上是边际分析。在经济决策中，除了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就是额外收益和额外成本），其他都不重要。我认为，幸福与获取更多的、经济上的、和非经济的、广义的价值有关，『幸福感』是一种自己本来没有，但有了『自己向往或追求的那种状态』时的一种感觉或心理反应。从健康、休闲、娱乐、享受、荣誉、受人爱戴，到大权在握。这就是自己获得了边际价值，当自己习惯处于这种状态，或不需要时，『幸福感』就降低了，或消失了。一个亿万富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希望回复平民的简朴、安宁生活时，简朴、安宁生活，就是幸福。『幸福』是过有意义的生活。『幸福』与『幸福感』的含义有所不同。我《在人生的列车上》一书中说：『人生活在世界上，沒有其他目的。人生有「五愛」——愛情、親情、友情、心中的大愛、追求真理正義完美和理想的「神聖之愛」 。為了「五愛」，這就是人生的根本目的。』爱不仅是幸福感，而且是幸福永恒的基础，没有爱，任何幸福转瞬即逝。」
第三次心脏病发作
在酒醉中寻求幸福，最後就是在幸福中死亡。
8月28日凌晨，感到呼吸困难、心跳急速。我并不以为有多大问题。上午，开车到Kaiser Permanente医院，验血并做X光透视，发现肺部积水，BNP高达760pg/ML。9月1日凌晨，又一次呼吸困难，心跳过速，到Kaiser急诊，打针，输氧5个小时。医院要求我留下了观察一天，第二天回家，我不认为有什么大病，加上高皋现在不能自己开车，又不知道公交汽车回家路线，我坚持当天回家。9月2日是Libor Day，医院休息，早晨仍然呼吸困难，心跳过速 ，在服用Furosemide几小时後恢复正常。9月3日，到Kaiser医院，Dr.Jean Hou开药，决定第二天看心脏科大夫。
9月4日早晨7：00，查看电邮，见到《苹果日报》编辑对我文章题目的含义，表示不大理解，我作了说明，7：30动身急急忙忙开车去医院。由于预约8：30就诊，早晨堵车严重，我就一再选择走小路，8：10到了医院，作EC ECHO检查、验血。当心脏科医生 E.S. Biegelsen与高皋一起看检查结果的电脑图像时，我捂着胸口，走到高皋身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感到胸闷。在一分钟内，Dr. E.S. Biegelsen得到高皋同意，医生、护士和作搬运的人，有许多人，八、九、十人之多，急急忙忙让我躺下，塞进了急救车。我自己并不愿去，感到不严重，由于「寡不敌众，无力反抗」，想到体会一下乘急救车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睁大眼睛，沿途也看不清什么。Dr. E.S. Biegelsen要把我送到华盛顿市内心脏病医院，临走时，一位护士说，他家离Shady Grove Medical Center近，急救车就把我送到Shady Grove医院。
【图 53·4】MadStar医院走廊图片，心脏「瓣膜」 作用示意图
到Shady Grove医院，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医院不能作心脏大手术，让我一再被抽血检查，耽误了多天手术时间。
9月5日，知道我得的心脏病是「急性二尖瓣关闭不全」（Acute mitral regurgitation），我要求进行手术，医务人员说，要检查後才能确定是否做手术，让我早上不要进食、不要喝水。等到中午，仍未检查，中饭没有吃，也没有喝水。到下午4：00，仍未通知何时做检查，感到十分饥饿。我走到病房外走廊护士的「工作台」对护士说，昨天早上、中午因急救，都没有吃东西，只是晚上吃了很少一点，今天又没有吃东西，也未喝水，已经十分饥饿。很快，护士通知我，可以吃东西。
9月6日，10：00左右，高皋已从家中来到医院，一位心脏科大夫到病房对我说，Shady Grove医院不会给我做心脏手术。要做手术，必须到华盛顿市内医院。医生未提做检查一事。这个医院三天来抽血七、八次，每天注射了两次Furosemide，这一注射，前几天在家中是服用Furosemide药片就可以了。为了做手术，这一医院到最后说不能做。我觉得这一医院耽误了我的治疗，医生没有要我出院，我表示现在就要出院。
下午5：00，在办理出院手续後，5：00乘公共汽车回家。
9月7日，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我写的《护港运动 不可战胜》。下午，王军涛、李恒青来访。王军涛住新泽西州，离马里兰有四、五小时车程，他这么远来还要赶回家，太不容易了。9月8日，雪珥和他女儿来访，给我三册他新出版的晚清历史著作。这几天，感到大病来临，王军涛、李恒青、雪珥的来访，人生中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宝贵的。
9·11进MedStar
终于，我的9·11袭击来临。9月11日上午，因呼吸困难，住进MedStar 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急症病房。下午，全身麻醉，插入心导管检查。9月12日，进行超声检查，并为手术准备，一天未进食。9月13日，Dr. Bafi 为我做心脏手术。
【图53·5】在 MedStar Heart Institute , Washington DC Dr. Ammar S.Bafi（左）、嚴家祺（右） 摄于2019年9月30日手术後第17天
由于手术沿着胸部中线切开， 9月14日，我希望能够使身体动一下，叫来了一位护士，护士说，你要动身体，就要拔掉胸部的管子。我说不要拔，这位护士坚持要拔。我宁可身体不动，也不要拔，怎么说也无效，护士就把我胸口的管子拔掉了。当後来另一护士检查我胸口时，发现一大片血。9月15日，打开胸口，仍然见到许多血，不过比前一天少。两次出血，手术後完全没有食欲，加上刚到医院两天，也没有进食，已有4天没有吃饭，依靠输血、输液维持生命。15日这一天，我慢慢地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意志。这一天，打电话给在中国常州的妹妹，告诉她自己不行了，可能很快要要死亡，如果她接到死亡消息，不要来美国了，但我没有打电话给在巴黎的儿子。在医院里，大多数病房的门是不关的，从邻近房间，可以听到病人整夜有节奏发出的、八个音节的「垂死呻吟」。我头脑十分清醒，没有「垂死呻吟」，但在「垂死挣扎」，但觉得自己还有事要做，《全球金融恒等式》还没有最後完成，盼望着结束30多年流亡後，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到家乡，看望在中国的家人、亲友、同事和同学，我觉得生命对我还有意义。我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生存意志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命意义，就很难再活下去了。正是我还保持着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在医生护士的悉心治疗和妻子每天的陪伴下，我活了下来。
不能翻身，不能移动，是手术後很大痛苦。每天早晨醒来，我总是大汗淋漓。早晨心率一直在130以上，我的体重，几天内减少了20多磅。晚上醒来，常常出现幻觉，我惊奇现在的房间，似乎漂浮在空中，几次看到一个庄严的人向我走来，看到墙上的英文字中崁着不认识的象形文字，病房中充满着无数浮动的、闪光的彩条。我把这些向医生说了，医生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医生说，你很正常，没有幻觉。
在MedStar垂死挣扎中，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每天上午能够看到妻子高皋从马里兰家中来到华盛顿市内医院。高皋的弟弟每天要上班，有时送她到医院，有时送她到地铁站，让高皋再乘地铁、公交汽车到医院，有一天，她是从家中乘公交车、然后换地铁，再乘汽车到医院的。这样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
【图53·6】2019年9月13日严家祺心脏手术，这一天高皋步行、乘公车、地铁2个多小时才到达华盛顿市内的 MedStar心脏医院（左图），这是这一天手术前，在医院大门前照的照片。
9月17日，是高皋77岁生日。由于医院的食品我完全吃不进去，这天，她带来一个鸡蛋，这是开刀前一天以来第一次吃东西。
9月18日，第三次全身麻醉，我注意了医院治疗的每一个细节。麻醉室很大，十分安静，有各种仪器设备，使麻醉室分为多个互不干扰的医疗团队。为我手术的团队有七个人，他们每一个步骤是那么精密。我还要为自己的意外死亡签字。这时，我想起了“权利”概念，“权利”（right）是一个不容外部权力（Power）干扰的“空间”。麻醉室和手术室只要有些微外部干预，病人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到，医院、大学，为什么不容外部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随意进入。人权就是政府权力不能进入的领域，这是神让人自由生活的地方。在医院、特别是麻醉室和手术室，一切外部权力都不能进入，这是神让人重生的地方。
这一天麻醉和手术後苏醒过来，我的心率恢复正常，当天晚上，就感觉心脏病一下子完全好了。一觉醒来，我非常惊奇自己做了一个曾经做过的梦。我沿着一条小路行走，有许多小孩，好像是放学回家，路边插了许多儿童玩具，五彩缤纷，可以随意取走。太阳的那么温暖、明亮，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安宁、轻快，像童话插图一般美丽，好像回到了中学时代。我听到了悦耳的歌声，环顾四周，没有阴影，空气清洁，我觉得呼吸非常顺畅。
9月19日，身体好转，心率从每分钟136降到96左右。
9月20日，高皋从家中带来小笼包子，全部吃光，这是在MedStar吃得最多的一次。我决定明天出院。
9月21日下午，高放送高皋到地铁站，高皋一人中午到医院，下午4：00，高放下班後来到医院，带来一个轮椅，由高皋从病房推轮椅到医院大门前，由高放开车送我与高皋到马里兰家中。
9月25日，杨子立夫妇来访。
9月28日，陈木南、Alex、崔丽容来访。接着，李恒青、范伟峰、谷安民来访。
9月30日，因高放到国外旅游，楊建利幫助我請他的妻子曹潔和同事王得玉開車車，送我與高皋到華盛頓市內 MedStar 心臟病研究所，由Dr. BaFi给我做复查。Dr. BaFi说我心脏手术後一切正常。我问他现在能否开车，他说，可以，但要注意转弯时不能用力。我出院後，为了买 菜，好友李恒青开车带高皋到商店买菜，1月8日，这是我手术後的第25天，我开始
开车，带高皋到医院看病。这时，我心里萌发着强大的动力，就是要重新站立起来。
【图53·8】严家祺手术後1个月，邵立荣、柯钢、强力、严家祺、程岗、张萌、吴建伟（自左至右）在严家祺家前 合影，陈丽川摄于 2019年10月13日
【图53·9】同上图， 右2是陈丽川， 程岗摄于 2019年10月13日
2019年10月13日，在华盛顿重生後一个月，马里兰的7位好友邵立荣、柯钢、强力、程岗、张萌、吴建伟、陈丽川来访。他们来访，鼓舞着我重新站立起来。
进入10月後，其他来访的人有：陈詠志夫妇、李文普胡友琴夫妇、邵东方杜小亚夫妇、李恒青劲秋夫妇、夏明夫妇、夏旭夫妇、李进进刘隽夫妇、吴朝阳、常效宇、王侯、罗莎、王树军、陈远、吴称谋、谢选骏、徐小青、荣伟、荣剑、杨建利、崔明慧和她的四名助手、王丹等。这些朋友，有的住纽约、住外州、住台湾、住香港、住中国大陆，路途遥远。每一次有朋来自远方，包括来自马里兰近方，我就因感受友谊而感到健康的恢复，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大学时同班同学倪录群，他是美国加州大学SanDiego分校航空航天工程系科学家，远在圣地亚哥，请他好友宋家坤、黄斌夫妇来看望我。宋家坤是马里兰大学的鱼类专家，听她谈起鱼类行为和鱼的情感，给我分析人类行为和国家行为大有启发。
在出院後不久，我一一记下朋友的名字，作为永恒的记忆。
【图53·10】2019年12月28日 新年前与老留学生聚会
§ 54 《全球财富论》
2019年9月21日从医院回家後，一面休息，一面不断整理我以往的手稿和资料，把以往保留的大批剪报，丢弃了70%，有几十个大口袋之多。我想到，还应当把存放着的酒，一一送人，以後不再喝酒。我开始感觉到，生活简单，不仅不要保留无用的物品，而且要丢弃无用的资料和信息。
10月23日，我读到Facebook一条消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多位众议员提出数位货币Libra挑战美元地位问题，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回应说，数位货币Libra储备金主要是美元，Libra不会挑战美元地位。面对被多次讨论的中国挑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如果美国放弃Libra计划，中国央行就会做数字货币。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後5天，10月28日中国召开了首届「2019外滩金融峰会」，会议透露，中国中央银行将发行数位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会议的一位发言人黄奇帆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11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我写的《从全球角度比较DCEP和Libra》一文http://cn.ft.com/story/001085281。这是我在心脏手术後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後，我就决定把书名《全球金融恒等式》改为《全球财富论》，历时100天，在2020年3月13日，心脏手术後半年的日子，最後完成了《全球财富论》一书。
宇观经济学（Spacescopic Economics）
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和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总结金融风暴和大萧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研究怎样用政府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经济政策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收入政策。
研究经济学还有第三个角度，这就是宇观经济学 （Spacescopic Economics）角度。与宏观经济不同，宇观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时，把经济现象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忽略政府政策、忽略市场交易的策略，忽略大银行与股票小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从地球上空，或人造卫星这样的高度，来分析研究全球金融及其未来趋势。这个宇观，与天体物理学的宇观不同。天体物理学的「宇观」，要离开地球，走出太阳系，要从10万光年、10亿光年、100亿到1000亿光年这样的大尺度来观察宇宙。而经济学的「宇观」，对天体物理学来说，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只是航空高度、卫星高度，观察地球表面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这种观察，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可以明显区分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
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
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有自主行为能力，可以在局部范围内按人的意志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中的现象，可以分为「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人为现象」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引起的现象，是人的有意识行为。例如，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一种商品定价的改变，是「人为现象」。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人为现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或所谓「贸易战」，也是「人为现象」。1972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改变了金融世界的秩序，并不是尼克松的个人意志造成的，是二战後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使作为实际货币的黄金数量无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结果。所以，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从月球往地球看，「生物圈」是贴伏在「大气圈」与地球表面的「水圈」、「岩石圈」三个圈层交界处的一个很薄的圈层，而「人类圈」则是漂浮着「生物圈」上更薄的一个圈层。「人类圈」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人有智能，人凭借自己的智能营造「人工自然」，建立城镇、修筑道路、开凿运河、改造植被。在第2千纪工业革命前，人类利用的能量主要是照到地面的太阳辐射能。 人类种植作物、饲养牲畜、利用风力、水力，人类依靠自己的体力建造房屋、生产制品、从事政治、进行战争，无非是进入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在「生物圈」和「人类圈」中不断转换的结果。
从宇观经济学角度观察，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有：
- 人口的增加和减少。中世纪黑死病大流行，人口的大量减少，就是一种「自然现象」，一般来说，战争中人口的减少也是「自然现象」。但法西斯的大屠杀、大灭绝，就是一种刻意制造的「人为现象」。
- 科技进步。火和铁器的使用、蒸汽机的发明、化石燃料能源的开发利用、电力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普及，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自然进程。
- 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利用，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局部的人工降雨、室内空调就是「人为现象」。
- 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学知识、新管理体制和方式的传播、未来因全球数字货币的出现，而必然引发的金融大革命，是「自然现象」。「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自然现象」，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人为现象」。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在一时期，实行「反全球化」政策，就是一种「人为现象」。
从宇观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是技术和制度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微观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到1929年第一次全球性大规模金融风暴时的经济学，一次次企图排除政治，把个人占有财富看作头等大事；宏观经济学，注意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凯恩斯出现了，把国家财富的增加看作头等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出现了「非凯恩斯化」，把分析计算每一项投资各期现金流的折现值视为重要目标。而宇观经济学，由于站在高空或太空观察地球表面，不关注每一项投资的财富现值，不关注个人到国家经济体的金融积累，而把全人类经济发展和全人类的福利看作头等大事。金融产品和金融资产的存在，不是永恒现象，而是人类社会中有千年历史、但终将消逝的现象。（参见严家祺：《全球财富论》，第265-266页，翰蘆图书出版公司，台北，2020年）
今天，我们看到商品、资本、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而称这种现象为「全球化」。事实上，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地球上「水圈」中的水的流动，水可以跨越「国界」流动。地球表面的水，以汽态、液态、固态形式存在。这些水处于不停的循环之中，其中「水汽输送」是「水循环」中最活跃的环节之一，全球的大气水份交换周期为10天左右，也就是「大气水」的循环周期为10天，「河川水」的循环周期为16天，「土壤水」为1年，「湖泊水」为17年，「极地冰川水」的循环周期为9700年。水循环使「水圈」中的所有水都联系在一起，使水作为一种资源得到不断更新，同时也影响到各地的气候。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研究「温室效应」、「水循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宇观经济学则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一个「世纪」是100年，一个「千纪」是1000年。从「千纪」这样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商品、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只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商品、资本不同于水和大气，大气由高压处向低压处流动，而商品和资本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在第3千纪的今天，水和资本可以自由跨越国界在全球流动，而大多数人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今天，「国界」象「膜」一样起着某种「保护」作用。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强化了一部分国家的「膜」，阻止另一部分国家向这些国家人口迁移。
人不同于水，人有意识，有自主行为能力，无论「全球化」到什么程度，还会有相当多的人依恋乡土，民族聚居现象还不会消失。跨国公司的主管就象「大气水」一样不停流动，而最保守的民族就是「极地冰川」中的水。
经济发展需要人的主动行动。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政府权力对经济的正当干预和不当干预，都是经济发展中的「人为现象」。「国家计划经济」是对经济的不当干预，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收入政策影响经济发展，一般都是正当干预。制定政策的人错了，也会造成不当干预。在民主制度下，这种不当干预容易得到纠正。中国、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公有制国家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无法纠正。
「恐慌传播」和「行政管制」
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流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现象。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蔓延，近20年来，「人为因素」逐渐增加。符合医学预防要求的「人为因素」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传染病的蔓延。但2020年以来，新冠大流行，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现象」与「病毒传染」相结合的现象。新冠大流行中不仅病毒在传播，而且恐慌在传播；在没有病毒的地方，恐慌也在传播；恐慌的传播比病毒的传播更快、更严重。由于「恐慌传播」，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政府到企业、交通、到社区、乡村，实行了过度的「行政管制」或「行政干预」。「恐慌传播」和「行政管制」这两种因素，形成一种互相强化的反馈作用。凡是「不符合医学要求」的「行政管制」愈强、愈严厉的国家与地区，「恐慌传播」愈强烈。举例来说，一个高层电梯，一次只容许进入两个人，在电梯繁忙时，从第二层下楼的人往往需长时间等待。当没有人从高层进入第二层时，从第二层就很难下楼。这种微不足道的的小事，也增强了「恐慌传播」的强度。
「恐慌传播」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对经济发展来说，与股市暴跌、金融风暴一样，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行政管制」是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就像苏联、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一样，造成了经济萧条，是「人为萧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不是人「有意」制造出来的「萧条」，而本世纪「新冠大萧条」，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良好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自然因素只占一部分，主要是一种政府权力，加上各种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的「人为大萧条」。当然，其中有些「行政干预」是必要的，问题是大大扩大了「行政干预」的范围和强度。
全球每年大约出生人口1亿3000万人，死亡近6000万人。在2016年，下呼吸道感染是最致命的传染病，在全世界造成300万人死亡。不同传染病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比较，但可以比较「政府行为」和「恐慌传播」，如果在2016年，互联网和各国新闻，每天报道传染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全球许多国家的首脑人物、州长、省长、市长，用封城方式介入，2016年「恐慌」会形成比2020年严重的「人为大萧条」。可以认为，「新冠大恐慌」是2020年许多国家首脑人物、州长、省长、市长，看着「新冠死亡数据」进行的行政干预，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对生产、贸易、交通运输业和多种服务业进行的行政干预，而引发、传播的大恐慌。这种行政干预，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几十年後，竟然假借「新冠大流行」在短时期内横扫了所有「市场经济国家」。
2016年时的传染病流行，只有两种传播，一是病毒的传播，二是传染病信息的传播。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增加了两种传播：一是新冠大恐慌的传播，二是政府行政干预的传播。在社会福利保障良好的国家，人们乐意接受政府广为散发的支票，而且可以远程办公和度假休闲。我认为，这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可持续。早在1997年，曾供职于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易斯·保利（Louis W. pauly）在谈到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时说，这是「现存的发达工业国家庞大的福利制度灭亡的内在动力。」（【注】刘易斯 · 保利：《金融一体化与全球政治》第33页，王徽、华玮玮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北京）新冠大恐慌广泛流行表明，就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世界，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市场力量。 我在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一书中说：「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长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不用政治经济学，而将他的著作称为《经济学原理》，并最终停止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实际上，人类社会至今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在机器人时代到来前，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法律、地缘冲突、战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主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注】嚴家祺：《全球财富论》第264页，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20年5月）
新冠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在21世纪，全球化是造成未来世界秩序变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全球化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人类控制传染病流行的能力。新冠大流行本身，只是一时隔离了、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不是改变世界秩序的因素。
从宇观经济学角度观察，「全球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反全球化」是一种「人为现象」。英国脱欧，不完全是「人为现象」。全部人类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十年或几十年内实行一种政策，时过境迁，政策就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从来是短期现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大多数是为解决当前问题而付诸实施的。所以，当从宇观经济学角度研究「新冠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影响时，可以看到，当「新冠大流行」过去时，世界各国的工厂、设备、道路、桥梁、通讯系统、金融系统，都没有像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遭受严重破坏，新冠大流行中的两大「人为因素」也同时消失。
基辛格2020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注】基辛格：《「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华尔街日报》2020年4月3日）只要看一看，太阳下面有没有新事，就会知道人类社会的舊戏一定会再次重演。在21世纪的今天，与历史上几次传染病大流行不同，今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下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意行为」的结果。如实行交通运输管制、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商场、餐厅、酒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的营业、取消大量文化和体育活动、部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投资者信心受挫而减少金融交易。这些行为，既不是大自然中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不是人类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矛盾积聚的产物。「有意行为」就是「有意制造」的行为，也是「有意可改变」的行为。当「有意行为」改变，当商场、餐厅、酒店、电影院重新开放和文化体育活动回复正常，被「有意行为」所抑制的人类需求，将在一段短时期内爆发，全球经济将进入繁荣阶段，世界秩序不会因新冠的出现而发生大变动。
这时，长期抑制的社会需求就会表现出来，无可置疑的是，除了个别国家、个别地区因本来就不好、加上自己的「人为原因」，经济不能恢复外，大多数国家个地区，将迎来一次「大繁荣」。（【注】参见严家祺：《从宇观经济学看全球经济的未来 ——「新冠大流行」後的两大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2020年7月21日。http://cn.ft.com/story/001088404
又见Jiaqi YAN：《Two Major Trend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vid-19 Pandemic》，《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Issue 2，2021 ，P.21-27, Bouden House ·New York）
「大繁荣」後的「大风暴」
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热力学中有一个概念，称为「熵」（entropy），是用来描写物质系统的「有序」和「无序」（混乱）程度的。「世界秩序改变」，一定会伴随着「熵」的改变。
热力学中考察的系统，可以是「国际体系」或「世界系统」，也可以是一个搅拌器、一个化学反应容器、一个细胞、一个生物体、一个经济体、一个星球或一个星系。这些系统，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开放系统」，指系统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第二类是「封闭系统」，指系统与外界有能量交换，但没有物资交换。第三类是「孤立系统」，指系统与外界没有能量、物质交换，这是物理学上的分类法。这个分类法运用到宇观经济学上，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经济体、每一个中央银行、每一个企业，都是「债务开放系统」，而全球经济体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嚴家祺：《全球财富论》第17、259页，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20年5月）
「新冠大流行」形成「大萧条」，「大萧条」後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不仅建筑在「有意行为」所抑制的人类需求释放的基础上，也建筑在全球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新冠大流行」时期的「债务大扩张」基础上。这种「债务大扩张」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金融资产的增加，也就形成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交易的繁荣状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债务大扩张」。全球金融恒等式说明，全球范围内、以金融资产表现出来的财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不存在，只是一种「还债承诺」。这种承诺，可靠程度不一，随着「债务扩张」，不可靠的「承诺」愈积愈多。无需建立任何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从全球金融恒等式就可以知道，在「大繁荣」後，一场比2008年金融风暴还要大的风暴，将席卷全球。《全球财富论》一书说：「如果一个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债务庞大，中央银行不断加息，必然要使中央银行本身背负愈来愈大的利息压力。在负债端规模巨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加息必然导致巨额的利息支出……与美国扩表的同时，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不断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虽然有助于保持目前金融市场表面上的顺畅运营，但为未来埋下了全球超过2008年更大规模金融风暴的种子。」（【注】嚴家祺：《全球财富论》第183页，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20年5月）
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刻，是经济秩序和平变革的时刻。一个人有多少实体资产，就标志这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收入，实体资产是创造收入的财富，金融资产是收入在投资者之间如何分配的财富。金融风暴是经济体消除过多货币和过多信贷的保护性反应 。金融风暴不是武装冲突，不是战争，不是火山爆发、不是世界末日，是在狂风暴雨中宣告一个资产分布「新时期」的开端。
「全球金融恒等式」
在地球上，每一个家庭、每一家企业或银行、每一个国家，都是债务开放系统。在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英国资本大量输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等国的净国外资本占本国全部国民财富的1/4 。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加上国与国之间互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到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净国外资产，在本国国民财富中不再占重要地位。2010年则降到0，而且对外负债。美国与英法等国不同，一战前夕，美国的海外资产是负值，现在的美国净国外资产仍然是负值。一个国家的国民资本，是这个国家的国内资本，加上这个国家在外国的本国的国民资产，减去位于本国的外国国民资产。
全球经济体是在债务问题上，对外星和宇宙空间，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人造卫星和太空探测器，还是地球上属于某一国的国家资产，在外星殖民前，全球经济体没有对外资产，也没有对外负债。对全球经济体来说，全球总金融资产恒等于全球总金融负债，这一简简单单的真理，并不为人们注意，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全球总金融资产 – 全球总金融负债 = 0（ Global financial identity），简称GFI恒等式。
根据GFI恒等式，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 全球总实体资产 + 全球总金融资产 – 全球总金融负债 = 全球总实体资产
全球金融恒等式也可以表达成：
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 全球总实体资产
全球金融恒等式不能描写金融流与物流如何运动和如何发生相互作用，但揭露了在全球整体上，金融流与物流每一时点的五个不变的事实：
- 【全球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负债 = 0】说明：不论金融业如何发展，不论全球金融资产和国民金融积累增加10倍、100倍、1万倍……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的数量没有变动。
- 【全球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负债 = 0】说明：全球金融资产和国民金融积累增加，丝毫不增加地球上全人类的财富，全人类的财富总量恒等于地球上实体财富总量。
- 【全球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负债 = 0】说明：全球金融资产和金融积累增加，只是表示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愈来愈掌握向他人、他国索取实物资产的权利。
- 【全球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负债 = 0】说明：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许多国家之间的净资产头寸几乎趋于平衡，但金融的过度发展，只会造成金融积累绝对值的扩大，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量增加。
- 【全球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负债 = 0】说明：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增加，是资本和资金在全球流动性的增加，这种流动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全球经济的增长，就会受到阻碍，而金融回转流的不断扩张，并不能造成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所以，全球金融发展，在每一时刻有一个金融引物流和金融回转流关系的「最适点」。超过「最适点」，就只能带来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财产索取权的扩大，而无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应有一个「适度」，以有助于实现实体经济最大增长的目标。
这就是，整个地球作为宇宙空间中的「债务孤立系统」的五大现象。（【注】嚴家祺：《全球财富论》第257-261页，翰蘆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20年5月）
从全球金融恒等式可以看到，全球财富总值等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资本。从理论上讲，发行数字货币，建立各级总账本、国家总账本、全球总账本，代替未来货币，是金融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这个「全球金融恒等式」还可以引申出其他意义。
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全球家庭财富大约在300万亿至500万亿美元之间，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是房地产，占一半以上。第二是金融资产，大约占40 %。人类6000年开采的黄金，共18万多吨，体积比一艘航母稍大，近期金价不断提高，价值也只有10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两、三天的外汇交易量。积累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对家庭、企业、国家来说，现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金融财富的积累。
「国民财富」和「全球财富」
「全球财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相对于「国民财富」、「个人财富」来说的。如果说，在18世纪，亚当·斯密时代，需要研究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有更多财富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不断发展的今天，就有必要把研究「全球财富」问题提上日程。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16-17世纪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时代，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流行英国和西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批驳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学派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
重金主义（重商主义）把获取和储藏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在如何看待和积累财富问题上，重金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钱看作财富的主要形态，认为国家富强，就需要有更多金钱。
重金主义（重商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後果，就是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金矿银矿，源源不断的金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在这个时代，有金银就可以铸造金币银币。对当时後起的英国、法国来说，为了得到金币银币，只有发展对外贸易，使出售给外国的商品数量超过从外国购买的数量。
一方面，这些後起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盈余赚取金银货币，另一方面，禁止本国的金银输往外国。这种做法，之所以称为「重商主义」，在当时的英法等国都希望通过「商业道路」—— 追求贸易顺差，避免逆差，使国外的金银流入本国，从而使本国致富。
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出版了《国富论》一书，这本书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在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思想问题上，亚当·斯密有两大贡献：
- 改变了重商主义把金银看作为财富主要形态的观念，亚当·斯密认为，财富是一定时期内可供消费的货物，而不是一种存货或积累的资金。一国财富的多少，不是金银的多少，而是可供消费的物品的多少。
- 一国财富的增长，要靠经济自由，靠市场机制，也就是靠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市场中的价值规律的自动、自发作用。
「新重金主义」笼罩全球
在21世纪今天，由于积累财富方式的改变，一种新的重金主义（金融重商主义）笼罩全球。
旧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称为「重金主义」，其中的「金」是指金银或金币银币。「新重金主义」是「金融重商主义」，与「舊重金主义」不同，「新重金主义」重视的是，尽可能多地积累「金融财富」。所以，新重金主义，其中的「金」，是指「金融财富」。
财富积累有三种方式，一是积累实体财富，二是积累实体的金银货币，三是积累金融财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财富积累的第三种方式，即财富积累的金融化，成了愈来愈主要的方式。新重金主义的核心，就是把积累金融财富作为积累财富的最重要目标。
新重金主义与舊重金主义有两个共同点：
- 旧重金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和金钱看作是财富的主要形态，21世纪的新重金主义把金融财富看作最重要的财富。
- 全球几个金融中心牢牢地控制全球金融资产的同时，一些要想获得财富——金融财富的国家，在形式上与舊重金主义时代那样，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换取尽可能多的外汇货币和其他金融财富。
写作《全球财富论》有三个主要目的：
一是，在金融财富的积累愈来愈多于实体财富积累的今天，有必要改变全人类的财富观念，仍然把实体财富、而不是货币和其他金融财富，看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财富。
二是，「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理论」有四大支柱：①「金融自循环模型」②「金融冲击力假说」③「全球经济体『债务孤立系统』思想」④「全球金融恒等式」。本书在这理论基础上，阐明了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发展条件下，可以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减弱「金融冲击力」，按照「全球金融恒等式」，简化金融的复杂性，减少金融自循环，金融就可以逐步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崇高使命。
三是，在经济领域，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存在了5000年的传统货币将退出历史舞台，代替货币的是国家总账本和全球总账本，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经济体的总账本。本书的目的，就是探讨建立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的途径。货币等价于账本的变动，全球总账本就是全球货币。未来的货币体系就是用家庭总账本、企业总账本、国家总账本、全球总账本取代世界各国名目繁多、复杂不堪货币体系和有形的货币本身。
《全球财富论》提出的重要「心因」有4个，构成了《全球财富论的4大支柱：
①「金融自循环模型」
②「金融冲击力假说」
③「全球经济体『债务孤立系统』思想」
④「全球金融恒等式」。
金融资产数量不论如何增长，不过是扩大了、强化了一些人向另一些人索取实体财富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地球上，全人类财富并不以金融资产的增加而增加，不以金融的扩张而扩张。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的泛滥，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全球财富论》描绘了全球金融的整体面貌，分析了「财富」的名和实，所有金融产品都是「财富证书」，时代变迁、战争爆发、灾难来临、政府更迭、法律修改、国家破产、证书失效，当事人遗忘，都可以使各种各样以条约、合同、证书、网路数字、口头承诺形式存在的金融财富烟消云散。
《全球财富论》提出了「金融自循环」模型。「金融投资的万分之一用于科技创新，万分子9999就用在其他地方了，这万分子9999除了为实体经济运转输送资金外，剩下的就是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的自循环。在21世纪的今天，一国国内、国际资金资本流动的规模极其巨大，这种流动形成两大支流，一是与贸易、生产等实体经济发生直接联系的资金资本流动，这是资金资本与物品流动相结合的流动，称为『金融引物流』；另一种是与贸易、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资金资本流动，如与贸易支付不发生直接联系的银行存贷、外汇市场中的货币兑换、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上的与特定企业无关的证券投资或间接投资，这是货币资本与物品流动相分离的资金资本流动，这种流动称为『金融回转流』。『引物流』为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筹集或分散资金，直接引导物流的去向；『回转流』在金融循环内回转或空转，不创造实体财富。金融回转流是一种金融自循环现象，它的功能是造成各种经济体之间，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财富的不断转移。最大的资本流动发生在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40年前，世界各主要外汇市场每日平均外汇交易额只有750亿美元，而现在扩大了70倍左右，每天的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金融自循环规模愈来愈大，而且愈来愈与引物流无关，成为与实体经济无关的相对独立的资本流动。赌场中资金的流动，与实体经济无关，是一种金融回转流。一切金融骗局都是回转流。对冲基金的资金流动，也是回转流。现在，全球对冲基金超过10000家，据对冲基金研究机构eVestment 2017年10月数据，对冲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都是回转流中的现象。现在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超过1500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总量和全球财富总量许多倍。金融回转流的规模已经达到金融引物流规模的数十至百倍以上。对全人类说，金融资产数量不论如何增长，不过是扩大了、强化了一些人向另一些人索取实体财富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地球上，全人类财富并不以金融资产的增加而增加，不以金融的扩张而扩张。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的泛滥，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金融发展是经济体进化的产物，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扩张又不断造成经济泡沫。」
「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家银行、一个国家，都是「经济体」，加上「全球经济体」，都可以建立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国家总账本」，「全球资产负债表」就是「全球总账本」。（【注】引自《全球财富论》第117-118页、第10章等处，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20 年 5 月）
《全球财富论》探讨了未来货币制度的前景，在经济领域，随着网际网路、人工智慧的广泛应用，存在了5000年的传统货币将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数位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代替货币的是「国家总账本」和「全球总账本」，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各自的「总账本」。写作《全球财富论》的目的，就是探讨建立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的途径。这有助于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减弱「金融冲击力」，简化金融的复杂性，减少金融自循环，从根本上减弱或消除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风暴，金融就可以逐步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崇高使命。
「第三人生」的开端
在这之前的30年，1989年6月19日夜晚，在林道群、李志华的帮助下，当经过大亚湾，我与高皋逃出了中国。我发现，与以往多次出国访问完全不同，流亡使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第二人生。2019年9月13日的心脏手术後，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跨进了人生的新阶段——第三人生。Dr. Bafei心脏手术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而且，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部分改变。在第三人生开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最後完成了《全球财富论》并由翰蘆出版社出版。我觉得要把引导、帮助我人生转变的人，写进回忆录。
3月13日， 我修改了书的《前言》，增加了一个《後记》。在《前言》中感谢了三个人。「这本书是在台湾言论自由阳光的照耀下，在翰蘆的土地上发芽、成长的，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感谢翰蘆图书出版公司洪詩棠发行人为出版这本书作出的努力，感谢台湾辅英科技大学苏嘉宏教授、中央研究院賴孚權研究员的指教和帮助。」
在《后记》中，对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指教、帮助我的人一一感谢。我没有能力从生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情感、理性与心、脑的关系，这是21世纪人工智能的大问题，心脏手术的经历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猜测情感、理性与心、脑的关系。
2019年9月13日在华盛顿重生后，我的格言是：大道至简，平凡生活——伟大的真理通常是简简单单的，淳朴的生活通常是平平凡凡的。心是情感，脑是理性——勇于探索、寻求真理、理解一切，随心自在，按自己的愿望生活，这就是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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