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 8 学部「五七干校」
下干校前与高皋结婚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 %服務，這15 %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段談話經整理後被稱為《6· 26指示》。
1960年，高皋进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因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延迟分配工作。高皋家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与母亲、两个弟弟住在一起。在文革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分配，根据毛泽东的《6·26指示》，面向边疆和农村，1968年高皋被分配到贵州毕节县的一个小镇清水埔医院当医生。1969年9大召开时，她在清水埔医院为一妇女接生。这个妇女生了8个孩子，都死了，现在生第9个孩子，产妇和她姓高的丈夫请高皋为新生儿取名。高皋说，现在开九大，就叫「高九大」吧。9大後，高皋度假回到北京。
在学部文革大环境中，我与邵明瑞、郝明不在本单位参加运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在作发行语录工作的同时，在北京四处游逛。我们到北京市内北大医院傍边的一个俱乐部玩。这一年遇见了高皋，不管她在外地工作，我只凭第一印象，就决定要与她结婚。1969年9月27日，我们登记结婚，10月4日，在干面胡同新家中举行了结婚仪式。
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家具，哲学所安排我住到干面胡同。为了结婚，向当时与我在一起编辑语录的汝信借了100元钱，哲学所行政处张春明把一张大木板床运到干面胡同，对我说，这是潘梓年过去用过木板床，但木板简陋松动。哲学所王树人、刘长林等人帮助我张罗婚礼，一些同事送给我脸盆和碗筷，有数十人的名字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表示祝贺。我保存着这张大红纸，直到1989年。
高皋的父亲高植（1910-1960）和母亲吴光南是安徽合肥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植携妻儿逃离南京，到四川重庆，住在沙坪坝，在中央政治学院当教师，母亲则在沙坪坝小学教书。1942年高皋诞生，是高植的第三个孩子。就在1942年，高植与郭沫若共同署名的《战争与和平》一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托尔斯泰的作品。高植翻译的托尔斯泰其他作品有《幼年·少年·青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
我知道高皋的父亲翻译《战争与和平》，我想，我编辑《战争与革命》时，认识高皋，并非偶然，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72年12月，我儿子诞生，取名严巗。因高皋在建国门医院上班，我和高皋把儿子送到家乡卜弋桥，让我母亲带了一年。当母亲带着严巗来北京时，因江苏夏天气候炎热，就把严巗留在北京。从严巗出生到上小学，除了在卜弋桥的一年外，我为他出生後每一个新的动作、用词、事件和在托儿所的表现，记了很厚的一本《严巗生活记事》。在《记事》本中，还贴有严巗出生时医院带在他手腕上的手环。1989年，这本《记事》，连同我与高皋结婚照片、在北京的照相册，也随着我的全部书籍消失了 。
信阳明港五七干校
1969年11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 1970年春，学部人员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我因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发行工作，迟到1970年6月18日才去河南干校。我在草帽上写了「70618」几个数字，这样，记住了去干校的日期。
学部五七干校，地址选择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息县，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所在地——东岳镇，干校在息县一片低洼荒地中建造校舍。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期间，信阳地区总人口为850万人，饿死了上百万人。据佘德鸿在《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说：「从《信阳地区志》中发现共饿死48.39万人(不包括今驻马店辖区的正阳、确山、新蔡、平舆、汝南、上蔡、驻马店镇、西平、遂平等9个县区)，据此推算原信阳地区的死亡人数当在90万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李振海後来留信阳任地委副书记)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註】佘德鸿：《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国农村研究 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7月。佘德鸿在「信阳事件」发生时是中共信阳地区党委干部。）
在五七干校盖房屋前，学部所有人都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到地里劳动，下雨天，要求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哲学研究所当时有一百余人，分散住在几个村庄里。农田离村庄有八、九里。早晨下地，中午回村吃饭，每天步行四趟，共30多里。（【註】当时用市里计算，1公里 = 2 市里）一些年老体衰的学者，也没有被放过，也要与年轻人一样到农田里劳动。每天回村路上，大家三五成群，边走边聊天。又一次，下着毛毛雨，在我们离开农田时，天色还亮，但回村要步行几十分钟。第二天，我听说，有几位老头回村迷了路，竟然走到其他村子里去了，临村农民把他们送回住地。
在干校，除了到农田劳动外，还要做土坯、拌水泥、盖房子。学部有几个研究所的人专门烧石灰、烧砖。我经常推车、拉车、砌墙。每星期日休息，但无处可去。有一次，我们几个年轻人查看河南省地图，发现离我们住处不远有一个小镇——汝南阜（【註】不是汝南，而是离正阳县城不远的汝南阜）。一个星期天，我们十几个人就步行二、三十里到汝南阜。到镇上，大家饥渴难当，有一家饭店开业。这家饭店，没有任何饭菜供应，只卖鸡蛋一种食品。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十个鸡蛋。吃完鸡蛋，步行回村，又饥肠辘辘。一天下来，就这样来回步行几十里，汝南阜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留下印象，十个鸡蛋，就是汝南阜，而且成了永恒的记忆。在息县农村劳动时，很少搞运动，但清查运动的黑影使同事之间不敢有任何思想交流，毛泽东的专制权力无处不在，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五七干校的生活使人十分苦闷，有几次从农田回村庄的路上，我一人走在後面，大声吼叫，心情才转舒畅。
1970年秋天，有一次我去信阳办事，没有请假，就买了一张火车票直回北京。当时找不到打长途电话的地方，我要告诉我妻子高皋，学部干校需要医生，要想办法从贵州调到干校。在五七干校，不请假回北京是绝不容许的。在火车上，我在想，为什么人们不能自由行动呢？为什么不能回北京呢？是什么力量把大家束缚在河南农村的呢？当时，高皋还在北京，很快就要去贵州。我请假回北京是不会得到批准的，因为我到干校只有几个月，不能「探亲」。回到北京，高皋劝我马上回河南干校。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干校，由于我不是清查对象，我把从信阳回北京一事告诉「排长」王树人，既没有受到批评，又没有受到斥责，就这样过去了。使我高兴的是，有一天，我正在为盖房子拉车，王树人对我大叫，「严高皋来了，严高皋来了」。王树人并不是知道西方称呼的习惯、而是开玩笑在高皋名字前加上了一个「严」字。所有在作着沉重劳动的同事，都停止了工作，看着我妻子从远处一步一步走来，清查运动的阴影蒙照在干校上空，没有欢声笑语，此情此景，成了我永恒的记忆。高皋这次来到干校，是从北京到贵州路过信阳，加上干校没有地方住宿，她当天就离开了。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从这一天起，我就一次又一次向军宣队要求调我妻子来干校，都石沉大海。军宣队总部设在离我们村庄20里的东嶽镇。因为编辑《战争与革命》语录的原因，军宣队的副政委李志民认识我。有一天在农田劳动收工後，我步行到东嶽镇。当时天色已黑，在村口。有十余只狗向我奔来，我站立片刻，任狗在我身边狂吠。由于我放慢脚步行走，没有一条狗朝我扑来。到军宣队总部，已是晚上9时，李副政委准备睡觉，我突然闯到他面前，使他惊讶不已。我讲了参加农田劳动，收工後我才出发。从早晨到现在，除了在地里劳动外，又步行了几十里。我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李志民记住这件事，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他当时就答应了。我从东嶽镇回住地路上，天已很黑，我想起，在上高中时，要见我的母亲，曾经一次步行几十公里。回到住地的村庄，已近深夜12时了。
学部军宣队向毕节发文，要求把高皋调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毕节县的县委书记不同意放人。因为一个人离开，就会有第二个人也要求离开。经过几次努力，还是不同意放人。高皋就到毕节县城，坐在县委书记家门前不走。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在朱寨的哥哥的帮助下，高皋在1970年12月，从毕节调到了干校。当时我与高皋并不知道朱寨的哥哥在毕节，这是朱寨後来告诉我们的。
高皋到干校後，我们住进了一户农民家边上的一间小房子里。第一次进入房间，发现屋顶上的芦苇布满了蜘蛛网，地面是泥土，墙壁也是泥土，而且高低不平。我架好了一个圆顶蚊帐，不是为了防蚊子，而是为了防蜘蛛和各种小虫。平时我与高皋在各自工作和劳动的地方吃饭，星期日也可以在家中做饭。我们用煤球炉烧水做饭。有一次我兴高采烈地从东嶽镇买到了一串生猪油，回到家，高皋说，这是最差的一种肠油，根本不适合用来榨油。但还是榨出了一些猪油。我请来了一位同事史玉逵到我家来吃炸馒头片。他吃得不多，我说话每请他吃一次，我自己就把一块馒头片塞进自己嘴里。我吃得太多，结果，我的胃出了毛病，整整一个月，几乎不能进食。在这之前，我的饭量之大，众所周知。有一次，我吃了一斤饭票的米饭还不够，当时，二连食堂的管理员是西方哲学史专家陈元晖，当着许多人对我说：「你吃过头了，不能再买给你 ！」
【图8·3】社科院医务室高皋的同事，前排左起：段琪、王月华、高皋 迁往明港部队营房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註】杨绛（1911-2016），中国作家、文学翻译家，钱锺书的妻子，西班牙塞凡提斯《堂吉訶德》一书的中文译者。）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後，就跑到他家门前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後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1971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田间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很多人都知道「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在明港干校，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中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5·16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学是一门学科，不知道「政治」还有「政治学说史」。在干校与温锡增多次谈话，成了我後来从哲学转行，研究政治学开端。
清查5·16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後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5·16」，就受到猛烈批判。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 杨绛不是5·16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九 · 一三事件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9·13事件而有所缓和。1971年9月下旬，郭拓十分神秘地把我叫到营房傍边的农地里，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 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郭拓向我讲述了林彪事件的一些内幕，我感到这将加速中国的变化。林彪之死，还可能使政治空气走向缓和。郭拓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决心。
林彪之死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用当时人们的想法和语言说，它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无限崇拜毛主席的、而且是毛主席最亲密战友的人，会背离毛主席？」「为什么我们的副统帅是这样的一个两面派？」「既然林副统帅都要伪装，是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要伪装自己」。1971年10月，为了说明林彪的「罪行」，传达了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当人们获知《纪要》称毛泽东是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暴君时，当人们获知林彪要「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封建王朝」时，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任何思想交流的情况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起到了在全中国民众中交流思想的作用。我知道了，在中国研究政治，首先要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研究历史上的王朝。
1972年4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後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拆掉了许多，现在大概只留下「遗迹」。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些孤立的良好的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逐步消失。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1966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後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後，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66年5月7日，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把14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化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大灾难。
§ 9 政体问题研究
9·13事件後，中国大陆政治空气走向缓和。1972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北京。当时，学部研究所没有研究气氛，图书馆是封闭的。在年轻一代人中，认真读书的人很少。在清查运动的大环境中，像李泽厚那样读康德著作，真不容易。从1972年5月开始，我把「中国政治弊端的根源」作为研究题目。于光远家在史家胡同，与我家所在的干面胡同，有两条垂直的小胡同相通，我到他家只要5分钟。在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前，他不大愿与人多谈话。我经常找住在建外宿舍的尹达，到他家请教问题。他很高兴我去看他。我不会与哲学所同事谈我的打算，觉得与尹达谈话可以放心。我经常到建国门外尹达借书，但他与我谈得最多的问题是「大转型」，他不作具体说明怎样大转型，我只是一知半解。所以，我想研究的问题，找不到导师。
在《战争与革命》语录组时，我又开始摘抄卡片，因为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在文革中摘抄是不会被当成「反革命」行为的。我把这些语录按6个问题分为6类：东方专制主义、封建割据君主制、封建共和制、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社会共和国。今天看来，这些用词和分类有一些问题。但对学数学出身、缺乏社会科学知识、又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的人来说，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在摸索中前进。在摘抄整理这些语录卡片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政体」和「社会问题」当作两个并列的问题来论述的。
1970年前後，我依然保留着在科技大学时形成的科学信念，把马恩著作当作知识来学习。我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但受知识的局限，当时摆脱不了马克思「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概念。我注意到，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解决了政体问题，使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後，贫富对立、阶级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马克思不仅要「共和政体」的国家，而且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共和国」。
「信仰的权威」和「权威的信仰」
我在摘抄马恩语录时，我常常想到，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只能学马丁·路德。16世纪初的西欧，马丁·路德用「圣经的权威」来反对「主教的权威」；在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们用毛泽东语录的权威，来反对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权威。我要用马克思的权威作为「更高的权威」来支撑自己。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思想，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
产生出来的。1848年二月革命後，法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马克思说，当时取得胜利的工人们把新建立的国家称为「社会共和国」，但是，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工人们仇恨拿破仑的帝国制度、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君主制，在推翻君主制建立「第二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他们从法国大革命後，建立起来的「第一共和国」的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共和国与君主国一样。因此，他们要一个保证劳动解放的新型「共和国」。在1848年革命中，工人们把这种要求用「社会共和国」来概括。（【註】1789年法国大革命後，国家政体经过了多次变化。1791-1792年是君主立宪政体，1792年9月至1804年5月，是第一共和时期。1804-1848年，经历了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1848-1851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马克思说，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社会共和国」思想，实际上「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文化荒漠」中，文化革命本身，特别是9·13事件，动摇了我对毛泽东的「权威的信仰」。9·13以前，我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坏现象归咎于林彪、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9·13事件後，我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国政治制度是灾难的总根源。然而，我却找不到「信仰的权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体的论述，我确信，要学习马丁·路德，用对马克思原著的「信仰的权威」，来代替对毛泽东的「权威的信仰」。
这样，我特别注意马克思对「社会共和国」概念的论述。当时，没有今天的电脑，没有Google搜索功能。我只能一篇一篇文章注意查找。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後说，巴黎公社实际上是1848年革命以来工人们长期憧憬的「社会共和国」。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说：「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後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2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马克思认为，帝国制度是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公社」则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形式，」（【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使我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或毛泽东的信徒。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社会共和国」的说法，使我知道，马克思不赞成「君主制」，而个人崇拜、宫廷斗争的事实，使我确信，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
几年後，我在「理论务虚会」上作「废除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的发言，就是运用我这一时期整理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共和国」的一些语录，这是马丁·路德给我的启示。这一发言的文字刊登在《理论务虚会》1979年2月4日的简报上。
批林批孔运动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来成为权力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为人处世，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对毛泽东十分忠心，然而，林彪九·一三事件和对林彪「极左」的批判，在客观上动摇着毛泽东的权力。人们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知道，毛泽东可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相比。毛泽东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一是需要扭转人们对秦始皇的「暴君」形象；二是要掩盖林彪的「极左」而批判林彪的所谓「极右」；三是要阻止林彪之死造成的周恩来威望提高的趋势。为此，毛泽东发动了又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批孔」。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势必搞修正」，并说，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尊孔反法」，因此，要「批孔」。不久，社会上流传出毛泽东写给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郭沫若的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粃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
「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使我相信，毛泽东就是批着社会主义外衣的秦始皇。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秦始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时，哲学所又经常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和报刊社论。当时，汝信写了一本书《法家人物韩非》（【註】书名记不清了，可能没有错误，197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与当时所在「排」的「排长」王树人商量，集体编辑了一本《五四期间批孔言论汇集》，收录了陈独秀、吴虞、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易白沙等人「打倒孔家店」和「提倡新文化」的言论，当时打印出来，油印了数百册。《五四期间批孔言论汇集》与「批林批孔」时的言论的区别，前者是攻击专制独裁，後者是为秦始皇专制独裁辩护。由于是我们「排」多人参与编辑，得到哲学所「连」的默认，没有引起问题，但也没有影响。
在下班回家时间，我一直研究政体问题。1973至1974年，图书馆逐步开放，北京图书馆也可以借书。我借了《世界通史》、《政治学说史》、《社会主义学说史》、《古罗马史》和国别史，作比较政体的研究。1973至1974年，写成了《社会主义学说史中的政体问题》书稿。（【註】1979年12月，《哲学研究》杂志出版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专辑之二》，其中收进了我写的《社会主义学说史中的政体问题》，是书稿摘要。）
社会君主政体和社会共和政体
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史中的政体问题》时，我形成了三个观点：
⦁ 近现代两大政治思潮。每一种政治学说，都是针对某一种政治弊端提出来的。在近现代，有两大政治思潮：一种是自由民主思潮，政体问题的其核心。这种思潮认为，要消灭专制独裁，最重要的是进行政治制度变革，消灭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社会上各种弊端就可以消除。另一种思潮是社会主义思潮，认为政体的变革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总的说来，不关注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把目光集中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叫「社会主义」的，是因为这种思潮，是从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中，要求把社会组织在全新的基础上。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洛克、弥尔顿、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人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则是要求改善社会制度思想家。
⦁ 社会主义思想家关于政体问题的观点。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待政体问题有三种观点：①社会君主主义。代表人物是《自然法典》一书的作者摩莱里。摩莱里主张既建立公有制，又实行君主制。我把摩莱里主张的国家政体称为
「社会君主政体」。②社会共和主义。主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共和政体。代表人物有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思想家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 1609-165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1709-1785）、《伊加利亚旅行记》作者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 1788—1856）。③无关紧要主义。代表人物有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和圣西门。
⦁ 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在政体问题上，马克思不是君主主义者。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社会共和国」理论，但马克思把「社会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对马克思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制独裁。
翻越千山
「批林批孔运动」并没有把周恩来打倒。1975年，毛泽东为了
抵制和平衡周恩来影响，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并希望邓小平来整顿经济。在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时，学部不再以「连」、「排」、「班」的军事方式组织，我从王树人为「排长」的「排」回到了自然辩证法组，研究组正式定名为「研究室」，由文革前组的负责人查汝强担任研究室主任。回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我并不安心从事什么「辩证法」研究，我向哲学所提议，到鞍山钢铁厂考察研究，如何改革经济体制，把生产搞上去。军宣队同意了我的提议，由查汝强带队，除了李惠国等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人参加外，加上了经济研究所几位研究人员。
到鞍山钢铁厂的第一天，鞍钢总经理马宾见了我们。（【註】马宾（1913-2017）1975年邓小平到鞍山视察工作，点名要见马宾后，马宾才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後来担任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马宾活了104岁。）马宾当时刚恢复工作，为人随和。离开时，我对马宾说，陪伴你的那位是你母亲吧？马宾说：「不 ,她是我老婆」。我边上的人轻轻推了我一下说，你怎么能这样对马宾说话？我不知道马宾地位高，不分彼此、不分场合，把「理解一切」放到了「遵循礼节」之上。
在鞍钢考察，第一次看到炼钢过程，看到国营大企业的巨大规模，了解到当时「以物易物」现象的普遍性和钢铁生产的复杂性。在鞍钢附近，有一座大山，名为「千山」。有一天，我们许多人去爬千山，这是我第一次登山。大家兴致勃勃，决定走无人小路，攀登高峰。开始时十分顺利，但愈往上愈艰险。当我们几个人沿着非常狭小的路走过几米悬崖峭壁後，回头一看，我们再也不可能走刚才走过的悬崖峭壁回去了。回首往事，这成了我到鞍钢考察的最大收获 。历经半个世纪，我才知道，人的一生，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走「康庄大道」，而不攀登「荒山野岭」，原因在于，「荒山野岭」一旦走错，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只能奋勇向前。这就是哥伦布与中国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航海的根本区别。
在鞍钢回北京後，我完全不想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我又一次提议成立「苏联经济改革」研究组。这个组由我负责，从经济研究所抽调几个人一起研究，主要是查阅资料。当时参加研究的有刘国光、董辅礽。我怀着对经济问题极大的兴趣，查看中文资料，用复写纸复写刘国光、董辅礽几个人写出的初稿，这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起点。奇怪的是，在文革中，我邀请与我在一起工作的几个人，汝信、林甘泉、刘国光、董辅礽，在文革前都不是单位领导人，只是普通研究人员，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後，都成了社科院和研究所的领导人。刘国光、汝信担任了副院长，董辅礽、林甘泉担任了研究所所长。
邓小平复出时期，我两次提出研究经济问题，就这样过去了。我写好的《社会主义学说史中的政体问题》，不可能发表和出版，又不可能离开自然辩证法组，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能源》一书。我的目的是，要说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实质上是能源革命，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是西方国家超过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有一段时期，我三天、两天去一次中南海对面的北京图书馆，1976年初，终于写出了《能源》一书的书稿。1976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刻，文化革命还没有过去。在哲学研究所，只有汝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了《法家人物韩非》，《能源》是文革中哲学所成员出版的第二本书。
【图9·3】《能源》一书在1976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写作过程中，我请教了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大学同学鞠长生，我把他名字也加上了。1976年6月文革晚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能源》，右是1979年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简介》
1977年，中国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现代科学技术简介》，由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的科学家、专家各写一篇介绍最新发展情况的文章，其中有华罗庚的《数学的用场和发展》、汪容的《基本粒子物理学概况》、王守武、马俊如的《半导体科学技术》、唐有祺的《结构化学》、邹承鲁的《分子生物学》、苏学智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等，我写了《探索和开发新能源》，收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简介》中。这本书，全国科学大会参加者每人都发了一本。
§ 10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时，毛泽东已83岁了，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回忆1976年2月访问北京时，对毛泽东的印象，作了这样的记述：「1976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单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的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词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他处于这种情况是痛苦的。」（【註】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第2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2年）周恩来的去世，毛泽东健康的严重恶化，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左派，在邓小平复出後主持经济工作的情况下，中国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
在周恩来去世前两个月，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刊上充斥「批邓」文章。所谓「右倾翻案风」，是指「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註】《毛泽东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97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引自刘鲁风、何流、唐玉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第47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89年）在「批邓」的同时，江青认为，必须同时清除周恩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因为周恩来是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后台。一些报刊，不指明批评周恩来。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周恩来的不指明批评，引起了民众中强烈的反对情绪。周恩来的逝世，对周恩来的悼念，成了民众表达对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不满的一种方式。1976年3月中旬，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每天花圈数量增多。到3月下旬，花圈成百上千，摆满了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和周围。在纪念碑上，人们贴满了无数诗歌、悼词，歌颂周恩来，不指明的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从3月25日到4月7日，我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抄写诗词和悼念文章。我也认识了其中一些诗人和作者，其中有水电部工程二局的侯玉良、以「甲必丹」为名的诗人王习耕、北京粘合剂厂的毕谊民、李舟生、刘万勇、吕嘉民、王军涛、严江征、齐建昌等。「甲必丹」的诗别具一格，大多数联系欧洲历史和人物，谈中国问题，悼念周总理。
我发现，天安门广场是另一个中国，这里，人们能自由地交流思想，能读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读不到的内容。这些诗词、悼文把江青等人称作「妖魔」、「鬼怪」、「野心家」、「阴谋家」、「白骨精」，谴责「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
在天安门广场，几乎所有人都发现，大家对中国政治的看法是一样的。原来，「革命大批判」、军宣队、学毛选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控制，是为了创造一种政治气氛，使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使每个人怀疑自己内心深处的看法。报刊上连篇累牍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尽管不能使人信服，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把人从思想上互相隔离的作用，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孤立的个人。然而，广阔的天安门广场，起着一种独裁者所没有想到的作用。当成千上万的人因某种共同原因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时，人们无需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而直接交换意见，人们发现他们内心深处的看法是相同的。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人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无所顾忌地、自由地、直接地交换意见，广场成了专制政治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天安门广场之所以聚集着数十万人群，是由于唯有广场人们才能真正自由地呼吸。从4月1日到4月4日，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摘抄诗词、拍摄照片。4月4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北京汽车运输公司派出二百多辆卡车，开进天安门广场。早已等候在广场的大批士兵、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把天安门广场上数千个花圈洗劫一空。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愈聚愈多，他们对昨夜洗劫广场花圈表示愤慨。我从上午9时来到广场数万人围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的台阶和广场上，（见【图10·2】）广场上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後来，一个高音喇叭成了大家的注意中心。有一个人用高音喇叭朗诵了一首《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很快大家齐声朗诵。接着，又朗诵了另一首诗。後来我找到了这个人，他是水电部工程二局的工人侯玉良。
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瘦弱的、戴眼镜的青年，他上穿蓝卡其布中山装，从领口处可以看到他里面穿着一件「人字呢」衣服。（【註】见照片上前排右2的戴眼镜的青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用半导体喇叭讲话，揭露4月4日晚间移走花圈的经过，他说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
是「北京卫戍区、北京公安局和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他鼓动大家到小灰楼去要回花圈，要求释放昨夜被捕的战友。手握高音喇叭的人就是当时行动的总指挥。当人群从大会堂东门向小灰楼出发时，我提醒这位青年要注意安全，并告诉他我要把天安门悼念活动和4月5日当天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三年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图10·4】）时隔半个世纪，这本书中保存着完整记录。
天安门广场浓烟滚滚
在人们向小灰楼前进的路上，近历史博物馆停放了一辆上海牌小汽车。有人说，这是「联合指挥部」的车，几个人上前一推，把车推翻了。一些人把车内的各种东西往空中抛，点火烧车，12点58分，汽车烧着了。冒起了浓烈的黑烟，长安街和广场上的人群都朝这里奔来。接着，又烧了一辆给工人民兵送饭的面包车和「联合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指挥部」楼前的自行车也一辆接一辆投入了火堆。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我骑自行车回到干面胡同家中，叫高皋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围观者的行列。我们看到小灰楼被点燃，看到一个一个轮胎抛向空中、掉入火堆。
下午六时半，北京市长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的所有高音喇叭都传出了吴德把邓小平称作为「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声音。
吴德说：「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广播讲话一遍一遍地重播，要求「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天安门上空回响着吴德的警告，人群逐渐离开，但也有人陆续前来。一队队身穿棉衣、棉大衣的工人民兵，向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内走去。我没有感到危险，仍留在广场。夜色愈来愈浓，黑暗笼罩广场。在昏暗的灯光下，纪念碑周围还有一些人围着抄写新贴出来的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夜来未闻风雨声，芳草鲜花尽扫空。
休言碑前空荡荡，指点阶前泪迹浓。
傍晚八、九时，纪念碑北侧，新贴了一首《告别》的诗：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你的忠魂探望。
我多愿、多愿是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我在写《四五运动纪实》时，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小东，1979年时在复旦大学上学。《告别》提醒我离开广场，9时15分，我离开广场。这时，纪念碑周围有二、三百人，纪念碑上有11个花圈。《四五运动纪实》一书记录了当时参与镇压的人数和局部情景。「9时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队伍的行动快慢不一，群众趁机迅速疏散。指挥部的头目急得连声说，再慢一点，人都跑光了。这时，参加围剿的641名警察，从天安门广场西侧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围了在场的群众。突然，广场上的所有电灯忽地全黑了，又一下子都亮了，把广场照的如同白昼。警察手持木棒、皮带，有的拿着临时从28中教室里拆毁的桌椅腿，不分青红皂白，向群众下毒手了……地下留下了一滩滩鲜血。」（【註】引自《四五运动纪实》第11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第二天一早，我骑自行车到广场，在纪念碑台阶上有许多血迹。
在1977年写作《四五运动纪实》一书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翻案，我怀着悲愤写作，纪念碑台阶上虽然有血迹，但没有出动军队，没有使用机枪，没有打死一个人。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最後发生「六四」大屠杀。在「六四」大屠杀31年後的今天，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恢复真相，没有正义，除了悲愤、悲愤，就是极度悲愤！
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後，邓小平让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全国开展批邓後，1976年开始，于光远不再上班，经常在家中。于光远家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从我家住的干面胡同到史家胡同，有两条垂直的小胡同相通，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1976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我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天天到于光远家，围着他家的煤炉把天安门广场手抄诗词读给他听，然后把抄写得十分凌乱的纸张放进煤炉里烧掉，这时，我已经腾写了一份放在家中，我预料，天安门事件迟早会受到镇压，为了不让于光远担心我保存了诗词，就当他面烧掉原稿。于光远听我读诗词时全神贯注，他感到高兴。4月7日後，全国政治空气大变，北京一些单位进行了「双追运动」，也就是「追查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我把抄写的诗词藏了起来。在哲学所，「双追运动」并未进行，大家没有感到压力。
1977年，我找到《敬告工农子弟兵》诗的作者侯玉良，他是1976年4月5日进入小灰楼与指挥部谈判的四个人之一，通过他我认识了十多个当时天安门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一次一次与他们谈话，写出了《四五运动纪实》初稿。1978年1月上旬，这时全国都在批「四人帮」，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又贴出了许多悼念周恩来的诗词，一些文章、小字报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四五运动纪实》初稿无处出版。这一年4月，我把书稿送到北京朝阳门内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的一位女编辑对我说，这是「反革命事件」，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稿，同时，这位女编辑把书稿一事告诉了出版社副社长范用。在当时批判「四人帮」的大环境中，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已不会引起麻烦。
1978年底，范用告诉我，人民出版社要尽快出版天安门事件的书。当时周杰也是出版社负责人，没有想到，几年後在中南海多次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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