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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第2章 邓小平时代 § 14 § 15 § 16
§ 14 参与修宪讨论
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期，于光远与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後，于光远、邓力群都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于光远高兴地说，胡乔木今天要到他家来。我与胡乔木见面後，没有办任何手续，我就很少参加哲学所活动，大部分时间参与筹办中的政治学所的活动。我对于光远谈了研究政治学的愿望，因胡乔木已表示同意，也得到于光远的认可。
1980年，中国开始为修改宪法作准备。由于邓小平几次谈到「废止终身制」，起草的新宪法草案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实行「限任制」，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不属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属于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张友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我因參加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張友漁安排我參加了幾次在人民大會堂等地召開的「修憲座談會」。当时，我查閱了三十余個國家的憲法，發現一個事實，除個別國家，以及特殊時期外，武裝力量的統率權不是由國家元首，就是由政府首腦掌握。美國總統是國家元首，又是最高行政官，外交國防政策的最高負責人，武裝部隊的總司令，當然也是執政黨的領袖。法國總統是軍隊最高統帥，主持最高國防會議和國防委員會。意大利的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也統率武裝部隊。印度總統則是國防軍的最高統帥。泰國是君主制國家，國王為軍隊最高統帥。在虛位元首的國家中，武裝力量統率權通常為首相、總理掌握，如英國、日本。1980年下半年，我已看到新的憲法修改草案，對這一草案我寫了一個「報告」，指出，武裝力量的統率權不能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以外的「第三人」掌握，否則軍事首腦會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在某些情況下會形成政治上的危機。在這份「報告」後，附上了三十余國家武裝力量統率權歸屬情況的表格。這份「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調研室以《要報》名義發送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我估计，現在社會科學院院部機關，作为内部文件的《要報》，還會留有我在几十年前寫的這份「報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多次抨擊毛澤東、華國鋒「個人集權」，倡導「廢除終身制」，鄧小平覺得不好再明目張膽地重蹈毛澤東、華國鋒的覆轍，但鄧小平又念念不忘在實際上掌握最高權力。為此，在黨的體制上，鄧小平提出修改黨章，廢除「黨主席」職位，設立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的書記處體制。在國家體制上，明顯違背一般的保障政治穩定的憲法原則，在憲法中單獨設立国家「中央軍委」，使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在不兼任军委主席的情况下，不掌握武裝力量統率權。
1949年後，中國大陸有過4部憲法，即五四年憲法、七五年憲法、七八年憲法和八二年憲法。五四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當時，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1959年後到「文革」，劉少奇一直任國家主席，按憲法規定，劉少奇掌握了全國武裝力量統率權。在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久，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就被剝奪了。1969年11月劉少奇死後，中國有「國家主席」職位，但無人擔任。1975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職位，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1978年憲法仍未設國家主席，武裝力量統率權仍規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掌握。1982年憲法，設立了「國家主席」，武裝力量的統率權由原先的「中共中央主席」移到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手中，為了避免憲法條文直接規定黨的領導人未經選舉程序「當然擔任」國家職位，八二年憲法中單獨列出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一節，規定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1982年5月1日，北京《光明日報》社召開了一次討論新憲法草案的座談會。这时我已在政治学研究所工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谈话，得到了社会的默认，并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出来。我说：
「在国家机关的组织方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宪法草案有许多新特点。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相互关系如何会对今後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影响，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家行政权的实际掌握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现代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四种模式:一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一，拥有最高国家行政权，像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分离，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国家元首手中，如法国、朝鲜、罗马尼亚。第三种是国家元素与政府首脑分离，但政府首脑掌握实权，如英国、日本等。第四种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无实权，权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掌握权力在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为保障宪法的权威性，第四种模式是完全不足取的。」(【註】严家其: 《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
第四种模式，就是新宪法草案中规定的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是，邓小平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但掌握最高权力。
对新宪法草案「废止终身制」，我完全赞同，在发言中是这样谈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废止最高职位终身制、实行限任制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尽管把皇帝搞掉了，最高权力终身制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後，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又明确规定了最高领导职务的限任制，这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是会逐步看到的，我国历史上很多灾难同最高权力终身制有密切关系。」(【註】严家其: 《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報》1982年5月5日)
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不受限制，最有实权的人物仍可能终身任职，我当时感到，邓小平提出的「废止终身制」是一场骗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掌握最高权力，1987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下台、1989年赵紫阳总理的下台，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了。尽管我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赞同他的主张，尽管我为记录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不遗余力地作过努力，但是，1982年的这一时刻，在我心中种下了不信任邓小平的种子，1989年5月17日这一天，这颗种子终于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时萌发了，写了批评邓小平的《5·17宣言》，「六四」後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刘军宁
【本文原刊于《Co-China》周刊，2009年2月9日《中国改革信息库》、BBC CHINA.com发表，2009年2月16日《选择》周刊转载】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 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 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 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 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 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
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 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 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 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 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 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 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 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 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 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 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 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 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 “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 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 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 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 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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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劉軍寧：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保守主义》等。编有《公共论丛》系列。是中国大陆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自由者，比如王怡、陈永苗等。2006年出版了通俗著作《民主教程》。刘军宁是2009年中共点名批判的三位自由主义者之一，另两人是国家一级编剧沙叶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原因在于他们参与签署08宪章。（維基百科）
§ 15 筹建政治学研究所
1980年初，社科院由张友渔负责筹建政治学研究所和中国政治学会，当年4月，我参加了「全国政治学研究规划大纲」的起草工作。5月8日至10日，参加了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就「学会」的名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议应称「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政治科学协会」。12月23日至28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张友渔当选为会长，哲学所杜任之、美国所李慎之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
【图15·1】张友渔（1899-1992年），中国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研究所创建人
崇德、外交部条法司顾问胡其安和我当选为常务理事，陈为典任秘书长。在会上，我提交了《论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学说》和《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两篇论文，打印成文，在会上散发。当时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还未毕业，他陪同王邦佐教授到北京参加会议。王邦佐也是常务理事。後来，我注意到，政治学会开会，只要有王邦佐，後面就有一个不声不响的王沪宁。
提倡分权制衡
在《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一文中，我提出：「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应当公开讨论」：
「在我国尽管存在着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我国的国家制度缺乏任何足以防止『个人集权』现象产生的制度或措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长期存在着『个人集权』现象。正是在这种『个人集权』下，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极为严重的专制主义暴行。孟德斯鸠所说的在那些『一切权力合而为一』的地方，『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註】《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见《走向民主政治》第148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
当我这样写时，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专制君主制，『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表达方式是为了防止他人「抓辫子」。
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要区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问题不仅仅是引进市场原则，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牢固地建立民主政治。」「民主制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是否存在，是由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政权组织形式决定的。一切民主制，在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上，都存在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不存在『个人集权』或个人独裁，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宪法法律规定的途径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同时，国家机关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分权；第二，不存在最高职位的终身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之间要不要实行某种分权和制衡问题，同要不要废止终身制一样，是关系到民主政治能不能真正确立起来的重大问题。」（【註】《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见《走向民主政治》第151-152页，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年）
这些引文，是40多年前写的，今天已是常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年的那个时代，不是张贴在西单墙上，而是作为社会科学院认可或不受批判的言论，公开发表出来，反映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气候。当时，西单墙的参与者受到打击迫害，而我在中国政治学会和社科院的环境中，发表这些言论受到欢迎。
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
1980年到1981年，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哲学研究所。1981年10月28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下午，我在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作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的发言。当时，我的导师，「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国王」于光远，坐在主席台上。这是「自然辩证法王国」的成立大会，于光远对我的容忍态度，使大家不得不听完我「文不对题」的发言。我竟然在这种场合大谈联邦制和「民族主义猖獗一时」。
我说，自然辩证法是一个「联邦制的王国」。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行政学都是它的「联邦成员国」。由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象不清楚，「联邦制的王国」有一部分处于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疆界很不清楚，它和邻国——其他相近的学科——经常发生边境冲突，内部还发生一些纠纷。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企图从「自然辩证法王国」中独立出去，「民族主义猖獗一时」。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没有分场合说，「自然辩证法王国」前景不好，许多「联邦成员国正在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向自然辩证法联邦政府发出挑战」。「在历史上，亚历山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成吉思汗帝国这样疆域辽阔的国家，它们後来都分裂了、瓦解了」。一个没有明确、独立研究对象的「自然辩证法」，如果「以自然界总体作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只能重蹈自然哲学的复」。（【註】严家其：《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前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简报》第20期，1981年10月29日）
于光远听了我的发言後没有说话，但龚育之立即表示，他不同意严家其的说法。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同事早知道我的看法，也熟悉我无所顾忌、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对我在大会上肆无忌惮的发言毫不见怪。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的操纵，这就是英费尔德在远方的声音总在我耳边回响。英费尔德说，哲学从来不是满满的口袋，因为哲学逐渐把那些成为独立科学的部分分出去了，今天这个口袋是空的，或者几乎是空的。
文官制度研究班
政治学所早期的筹备工作由原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丁健吾具体负责，许立华分管进入政治学所的人事行政工作，陈为典来自法学所，为筹建政治学所在业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当时马洪已接替胡乔木担任社科院院长，各研究所所长由院长任命，但任命前，要经过一次全所人员不记名的民意测验投票，作为任命参考。这一年6月，政治学所经过投票，我得票最高，马洪院长任命我为政治学所筹备组负责人。这时张友渔83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负责新宪法方面工作，不再兼任政治学所筹备组负责人。
政治学所设立了三个研究室，即政治学理论研究室、政治制度研究室和行政学研究室。没有设立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室，因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已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仿照哲学所模式，设立了《政治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学》两个编辑部。
这一年8月，国际政治学会在巴西举行第12届世界大会。外交部顾问、北京大学教授胡其安、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我与社科院外事局马加瑞，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我们除了参加会议外，游览了里约热内卢，到过哥巴哈巴那海滩、甜面包山、看到可可伐多丘陵上巨大的基督像，在街头看到了巴西欢庆的桑巴舞大游行。後来，又访问了南部的圣保罗。巴西民众普遍健康的体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与台湾代表张京育进行了友好交谈。
【图15·2】198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副总统接见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自左至右：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巴西副总统夏维士、胡其安、陈为典、马加瑞、严家其。
在从巴西回北京的途中，我们一行四人在纽约作了逗留。在会见联合国技术合作部发展与管理司司长许乃炯时，我们商谈了如何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的问题。许乃炯主管审计、文官制度等方面的咨询工作。当时，中国不用「官员」、「文官制度」概念，谈到中国「干部制度改革」，许乃炯说，可以建立研究中心、教育中心、咨询中心，建立公共行政学院。回到北京後，开始由政治学所行政研究室翻译从联合国取得的七国文官制度资料，有英、美、法、日、加拿大、瑞典、西德。这些译文全部刊登在《国外政治学》杂志上。这是1949年後中国大陆系统介绍国外文官制度的开端。
1983年4月至6月，在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协助下，政治学所请来了两名专家系统介绍美国和法国的文官制度。这两为专家是美国卡特总统的文官委员会主席艾伦·坎贝尔教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公共行政和国内公法系主任热拉尔·蒂姆西特教授。在北京举办了「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这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文官制度」、「公共行政」概念。1985年，政治学所杨百揆、陈子明合写的《西方文官系统》一书出版，杨百揆还与李克强、劉庸安共同翻译了《法律正当程序》一书。（【註】李克强後任国务院总理。）
在筹备工作期间，我出版了《国家政体》和《终身制与限任制》两本书。
【图15·3】《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政治制度化」和「非政治化」
1985年7月6日，经过长达5年的筹备，政治学所正式成立。这时，政治学所从东城区的赵堂子胡同破旧的平房中搬到社科院10多层的新建大楼中。
在政治学所成立前，社科院院长是马洪，吴介民是秘书长。有一天，吴介民与我谈话，说马洪决定政治学所正式成立，任命我为所长，社科院党委决定我同时担任政治学所党组书记。我未加思索回答说，我可以担任所长，但不能胜任党组书记。吴介民说，每一个研究所的所长都同时担任党组书记，党组书记要决定一个研究所的大事，你不担任怎么工作？我还是说，当不了党组书记。他说，你认为谁可以与你配合，担任党组书记。後来，我提名哲学所鲁孝文可以与我配合，这样，社科院决定由鲁孝文担任政治学所党组书记。马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我一直为我写文章和书，批判专制主义而担心，想到迟早会有一天会出问题。没有想到，马洪认为我写的文章很好。
【图15·4】1983年随社科院院长马洪访问日本，右1是马洪、 右2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右4严家其
社科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中，常与我联系的人是李慎之，他曾被定为右派分子，政治学会成立时，他是美国研究所所长。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长，分管「国际片」研究所和政治学所。所以，凡是有外国政治学专家、教授来访，经常是我陪同李慎之会见。宴请外宾时，我常常大喝可口可乐。一次在餐桌上，李慎之瞄了我一眼说，喝点酒，少喝可乐。后来又重提此事，这是李慎之唯一对我的「批评」。
1988年，我与李慎之访问美国。在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移民村，我们一同登上了「五月花号」船。李慎之象「导游」一样，向我介绍「五月花号」船和美国建国经过。他说，「五月花号」上许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受宗教迫害来到普利茅斯。这一天，我与李慎之谈得很多，我问他基督教徒如何理解上帝。李慎之就向我大谈「上帝」和人的理性与良知的关系。我这才明白，良知的声音最接近上帝。
也许李慎之感到我单纯，对我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我们在「全聚德」吃完烤鸭回社科院，一路上，李慎之对我讲，他这辈子有两个发现：一是「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二是「当一个人没有性了，整个世界就变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与他讨论「第一个发现」时，李慎之说，到下一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分歧了，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但对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却不敢与「院领导」 讨论。几天後，李慎之叫我去他在建国门外的家，看到李慎之一身便装，些许佝偻，略显苍老，一旁的老伴「高头大马」，体魄键硕。联想到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似乎明白了。
社科院的人以写文章为业，李慎之不写什么文章，我一直感不到李慎之有什么「自由主义」思想。最大感触是，当他的「下属」可以随便说话。「六四」前，社科院有人贴了「大字报」为学运呼吁，因为，「文革」後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作为副院长的李慎之公开说，不要在社科院内贴大字报，要贴大字报就应贴到街上去。李慎之反对「六四屠杀」，并公开说「不在刺刀下当官」，因而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职务。
李慎之是胡乔木的好友，他对我说，他与胡绳、钱钟书等人常去胡乔木家做客，吟诗作赋，切磋韵律；但是，他对胡乔木的许多极左作为和整人手法并不认同。即便在邓小平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仍视老友于光远、王若水、于浩成等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为真诚的朋友，时常往来。
八十年代末期，胡乔木第一次访问美国，他非常重视这次行程，邀请李慎之伴行兼做翻译。李慎之婉拒了胡乔木的邀约，推荐赵复三陪同。李慎之对我说，他的英文比不上赵复三，更重要的是，在这敏感时期，他不愿意让人们误解他与胡乔木的关系。
【图15·5】自左至右：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美国文理科学院院长戴维·伊斯顿、李慎之、胡其安、嚴家祺，1988年5月12日，摄于北京丰泽园
为了阐述李慎之的「第一个发现」，我以《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为题，写了一篇长文，1990年5月12日，刊登在《欧洲日报》上。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至今还没有能力论证。
在共产党的中国成立50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路上传播，後来又在海外报刊上发表。李慎之说：「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确实立下了历史性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他呼吁中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序言中，李慎之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文章，高举着自由主义旗帜，在中国、在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李慎之用他的行动和在中国专制环境下的自由言论，充分表明，他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一位反右後人格備受摧殘而最後重新站立起來的、有伟大人格的人。
我怀着三个信念从事政治学研究：
第一，政治中充斥强制个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政治不是科学，而是现象，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
第 二，研究政治学，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魏京生倡导政治现代化，在当时，我换一种说法，强调政治制度化。
第三，就是要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一个国家，要尽可能把事情以「非政治化方式处理」。律师制度、文官制度、厉行法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非政治化，都是「非政治化」的途径。
在政治学所成立大会上，我谈了建立政治学研究所的目标，着重谈了政治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这些讲话，在当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摘要发表了，才留下了记录。
（【註】《积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4期）
1987年10月，我应江西行政学院院长方彦的邀请，到江西作了《什么是政治？》的演讲。11月2日，到南京大学，北大教授赵宝煦、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政治学所李方和我，被聘任为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兼任教授，我作了《政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演讲。
这次讲话内容，我早已毫无印象，已经忘却了30年前讲的话，我翻阅舊书，发现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思想自传》中，有这次讲话内容的详细记载。 （【註】《我的思想自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44-54页，1988年）原来，这就是埋在我心中的「心因」种子，时隔30多年，在写作《全球财富论》时，发芽成长起来。
1985年，在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探讨了「政治」概念定义、「政治」领域的范围、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读这篇讲话，就像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朋友一样，是那么熟悉。使我惊奇的是，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一书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如货币产品交换、纯粹符号交换、符号经济、自主行为能力、布朗运动、机器人社会，在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中都谈到了。2009年开始，我研究国际金融的动力，除了寻求全球金融风暴的成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筹建政治学所起，长期埋在心里的、寻求怎样使人类社会尽可能「非政治化」的道路这一「心因」的种子。
南京大学这篇演讲谈到，「作为一个定义，不仅要求定义包涵着概念的全部内涵，而且要求『下定义的概念』和『被下定义的概念』有相同的外延。」「在思想世界的地图上，『政治学王国』没有一条明确的国界，然而，可以在思想世界中划定两条『界线』，一条可以称为『内线』，另一条称为『外线』。在『内线』以内的现象都是政治现象，在『外线』以外的现象都不是政治现象。在『内外线』之间的部分，人们很难再找到一条政治与非政治的分界线。在我看来，这条『内线』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中涉及到『权力关系改变』的一切现象都是政治现象。在思想世界中，可以给政治划定这样一条『外线』，即『纯粹个人行为』以及『群体中那些通过完全自愿来分配价值的行为』」。
我把『内线』和『外线』合称为概念的『边界環』。「在思想世界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这些『王国』都存在这样的领土『边界環』，但『自然辩证法王国』，却找不到这种『边界環』。『物理学国』、『天文学国』、『化学国』、『生物学国』、『社会学国』、『政治学国』的『军队』都可以长驱直入、侵入『自然辩证法王国』的领土。这些『入侵者』在『自然辩证法王国』中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情，也使『自然辩证法王国』的臣民深为反感，而『自然辩证法王国』的所有居民，到其他王国去旅游，都得不到起码的、礼节性的接待。」
这一段话，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的人，他的工作，得不到其他学科承认的写照。我离开自然辩证法，与这一感受，有根本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科大同学面前，说自己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马上就感到抬不起头来。我知道，一位学科的专家，可以到自然辩证法会议上夸夸其谈他的感想，但没有一位自然辩证法的学者，敢于到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一个学科的会议上说上几句。于光远到什么地方都会讲话，因为他是作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人、作为经济学家讲话的。
【图15·6】政治学所同事周移山（右）在纽约布鲁克林严家祺家後院合影。
南京大学这次讲话，我在谈了政治概念含义後，谈了「政治制度化」和「非政治化」两个问题：
「政治学王国」领土「边界環」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改变」。政治现象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团体中，包括那些与国家政治毫无关系的团体。「不同体制下『权力关系的改变』遵循着不同模式。一个有完备而可行规则的组织机构，权力关系的改变是制度化、程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种种私人交易，但受到种种规则的限制。一个缺乏规则的人类群体（包括那些由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们组成的群体），权力关系的改变就不会有程序，实权人物的去世、暴力威胁、极端主义、阿諛奉承、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能促成权力关系的改变。在任何社会团体中，『改变权力关系』的行为都是政治行为。在严重对抗中，主张极端主义的派别往往能够取得团体的最高权力，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往往首先是温和的同路人。
在一个缺乏必要规则的人类群体中，『政治』与『醜恶』相联系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宫廷政变、杀戮、继承战争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构成重大政治事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矛盾会导致人们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在政治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这种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容易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要使『政治』获得良好声誉，一方面，要使人类事务尽可能『非政治化』，即按照没有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法律、规章来处理人类的种种事务；另一方面，要使那些无法『非政治化』的『政治事务』制度化、程序化，当然，要使这种制度化、程序化建立在符合多数人意愿的基础上，或者说，使『民主政治制度化』。只有『法治』和『民主』，才能在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实现政治上的长期稳定。」（【註】《我的思想自传》第53-54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图15·7】1985年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法国， 北大教授赵宝煦（右3）、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王云坤（左3）、代表团成员严家祺（左1）与伊斯顿教授等合影。
这些陈舊的引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常识，不过，我用数学式、一般化的语言表达而已。
§ 16 人道主义高于革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从1980年到1983年，近200种杂志和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这场讨论。这场讨论，是对毛泽东时代蔑视人的尊严、摧残人性、践踏人权的一次理论上的抗议，反映了人们希望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强烈要求。1983年1月17日，王若水在上海《文汇报》上撰文《为人道主义辩护》。同年3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需要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这些异化。周扬在文革前，给人印象是以理论权威自居，文革遭难後讲「人道主义」，给人以良好印象。但在他讲话的当天，胡乔木就打电话到中央党校，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
「人道主义」两大特征
1983年10月，中共12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被当作「精神污染」受到批判。中宣部召开有关「清理精神污染」会议，要求社科院所长参加，但我没有到会。1984年1月上旬，社科院召开「人道主义」问题座谈会，指定我在会上发言，谈对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看法。当时胡乔木是名誉院长，会议参加者还有历史所、哲学所、外国文学所几位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顾问。这次会议的发言将在报上发表，我不愿表示态度。由于没有沉默的自由，1月20日，我向社科院副秘书长孙尚清提交了「辞职书」，孙尚清和汝信与我交谈时，汝信友好地对我说，「你辞职是政治原因！」汝信与我个人关系很好，在几天前在《人民日报》上他就「人道主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表示赞同胡乔木的观点。（【註】汝信:《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11日）社科院不同意我「辞职」，我还是参加了会议，用我习惯的、自下定义、自成体系，谈自己看法。一方面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指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是不同的思想体系。
这篇讲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是这样谈的：
人道主义有两大特征：
第1⦁ 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生活、自然、爱情、荣誉、知识、才能、自由和幸福等等，都是对人有价值的东西。重视人和人的价值，在人道主义看来，就是承认『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爱情和荣誉』、『重视知识和才能』、『渴望自由和幸福』这些所谓人的本性的合理性。」
第2⦁ 人道主义把这些『人性』或『人的共同本性』置于人的社会差别之上。人道主义并不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别，并没有把社会上的一切人都看作是同一的，它承认人分为贵族与平民、教士与俗人、商人与手工业者等等，承认人的社会地位、思想、品质、行为有着种种不同，但是，人道主义却把人的共同本性置于这种社会差别之上。在人道主义看来，一切违背人性的现象，都应受到谴责、攻击和反对。
「人道主义对所有人并不一视同仁，也不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同样高尚的人性。人道主义颂扬『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爱情和荣誉』、『重视知识和才能』、『渴望自由和幸福』，甚至富有牺牲精神的人，而对虚伪愚昧、骄傲腐败的人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註】严家其：《区分人道主义两种不同含义的意义》，《光明日报》1984年3月1日）
我举出维克多·雨果小说《九三年》的例子说，一个人不把「革命」放在一切之上，而把「人道主义」放在「革命」之上，就是「人道主义」者。小说《九三年》中的、代表「革命」的司令官郭文，在对待「反革命」的侯爵时，因侯爵为从火中救三个小孩而使自己束手就擒，而因为放走侯爵，自己则留在地牢里，最後被判处死刑。代表「革命」的司令官郭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的本性」看得高于「革命」的思想体系，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体系。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苦役犯冉阿让，历经千辛万苦，当上一个城市的市长。当一个流浪汉被误认作逃犯冉阿让，而受审判时，作为市长的冉阿让，竟亲自来到法庭公认自己的真名实姓，公认自己就是逃犯，救出了流浪汉，而自己进入了监狱。对市长的冉阿让来说:
「良心高于市长」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于苦役犯和市长界限的，属于全人类的高尚精神。在对人道主义作这样肯定评价时，我强调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从人和人的共同本性出发」，「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人和人的共同本性出发，而是从生产关系出发。」因而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註】严家其：《区分人道主义两种不同含义的意义》，《光明日报》1984年3月1日）
对一个出身于数学物理的人来说，在1984年初，不关心什么「精神污染不污染」这样的问题，也无心研究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当时，社科院要我就胡乔木文章表态，实际上把我错当成了一个「理论家」了。当时，于光远、汝信知道我不懂这些东西，我为了准备这次发言，不得不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的做法是，你们谈你们的，我谈我的，希望大家不要把「温度」和「重量」放在一起讨论。
1986年10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邱垂亮教授访问政治学所，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我提及雨果《九三年》小说中保皇党首领营救三个小孩的故事说：「人道主义在革命之上」，反对人道主义的人要受到谴责，而王若水、李洪林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英雄。」（【註】邱垂亮：《与严家其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香港《九十年代》1986年12月）
与海外华人谈话、在香港发表谈话，在1986年时，我不知道不能像在国内会议上一样讲话。後来，当我看到一份《自由化言论摘编》的内部资料时，发现邱垂亮的《与严家其谈政治体制及政治改革》这篇文章，是我被定为「自由化分子」的重要根据。
批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一阵「文化热」，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我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种是由于认识水平提高和社会管理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超越国界和民族文化界限的文化」。（【註】严家其：《要协调两种文化因素的发展》，《中国文化报》1986年1月17日）全球交往的增加，不会消除形形色色的「次级文化」，而文化交流的扩大，关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人道主义的观念，将形成「超越国界和民族文化界限」的「全人类共同文化」。
在「文化热」中，有人提出，应当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邓力群是不赞同的，用他的话说，「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1986年12月17日，我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要引进和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文章说，在20世纪的今天，已不是宗教改革时代，无须把属于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共同文化因素」，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组成部分，也无须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加以传播。从历史上看，闭关自守的中国是不愿意承认文化中存在着共同文化因素的。鸦片战争失败後的中国，开始承认科学技术属于共同文化因素，但还不愿意承认在科学技术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共同文化因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是近代中国抗拒外来文化的理论。「共同文化因素」观念在中国屡遭谴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後因素长期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一种翻版。（【註】严家其：《要引进和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中国文化报》1986年12月17日）我当时没有感觉，写上这句话，「自由化分子」就此定论。我在中国的人生是「垂直人生」，这是我一步步垂直上升的转折点，从此一步步走上下坡路，直到1989年逃出中国，走上「平面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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