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
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
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
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
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
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
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
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
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
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言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
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
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
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
附：沈从文对范曾的回复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
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
……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
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不然就不会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荐了。他相信我到这个程度，而事实上他两人和我共事前后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一切都从工作出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和理解，从来不感到我比他们高一着，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砚云、张毓峰、老史……大都前后共事快廿年了，总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关系，为什么你倒恰恰相反？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
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袭先人之余荫”的在大学里习文学、教文学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抛到后面去了。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
沈从文在1977年4月4日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这件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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