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

范曾是如何陷害沈从文的?

 暗夜史 2024-04-12  


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


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


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


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


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

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


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


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


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


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言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


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


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


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


附:沈从文对范曾的回复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而应当叫做“璏”。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辘轳作用。平时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时再提起,过长,拔不出时,必向后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紧急中听弹筝宫女的歌声,才应急救了自己。


您还画过沂南汉墓列士传,很不错,我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说明,才弄错。不想想秦国法律严极,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


……你说你负责,正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集体”,也对于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才告你错误处,仔细想想看,是帮助你还是束缚你?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其实对你长远说,大有好处。


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我由相信刘先生所说,他和我相熟四十年,总比你懂得我多许多。不然就不会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荐了。他相信我到这个程度,而事实上他两人和我共事前后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一切都从工作出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和理解,从来不感到我比他们高一着,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砚云、张毓峰、老史……大都前后共事快廿年了,总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关系,为什么你倒恰恰相反?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还是我的责任?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


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么能设想,由标点符号学起,用不到十年,就写了六七十本小说?而由小学生身份,转到国立大学去教写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袭先人之余荫”的在大学里习文学、教文学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抛到后面去了。若果你处到我这个地位,怎么办?或且得意到真正疯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到不易设想!


沈从文在1977年4月4日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这件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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