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真理
皇权或绝对权力是一头凶猛厉害的巨兽，这头巨兽会吞噬接近它的人，而驾驭这头巨兽的人，也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後，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
——2019年出版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前言
「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这句話出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4月3日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顿勋爵在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紧接着的一句却往往被删去。这兩句连在一起的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2006年《前哨》月刊11期严家祺文章
~~~~~~~~~~~~~~~~~~~~~~
⦁ 毛泽东时代
§ 1 追寻理智的光明
§ 2 夏溪中学
§ 3 科学家梦
§ 4 哲学的黄昏
§ 5 襄阳「四清」
§ 6 文革前期
§ 7 发现「平行世界」
§ 8 学部五七干校
§ 9 政体问题研究
§ 10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 1 追寻理智的光明
1996年9月，纽约《世界日报》副刊，以「命运」为话题征文，9月5日，刊出了我写的《命运三要素》一文。当时，我提出命运三要素是：出身、品格和偶然性。文章开头说：「人们以为人的一生是自己不断地作出这样、那样的决定，一些决定是自愿的，一些决定是被迫的。然而，似乎有一无形的主宰，使人的决定被引向某一范围，或限制在某一范围内。这个主宰，就是「命运」。「命运女神」为人的决定选择「作决定的范围」，而人只是在「命运女神」的安排下，在这一有限范围内进行自由的或被他人所要求的选择。一帆风顺的人，不相信命运，以为人生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而屡遭挫折和失败者往往相信命运，他乐意把自己的挫折和失败归咎于命运。就是这样，按照人对命运看法的不同，一些人成为「宿命论者」，另一些人成为「唯意志论者」，而大多数人则介于两者之间。」（【註】不可选择谓之「命」，不可控制谓之「运」。出身不可选择，偶然性不可控制。从长远看，人的品格可以有所改变，但在短期内，既不可选择，又不可控制。）
【图1·1】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文章《命运三要素》
我生于1942年，还不到14岁，就离开了家，在高中、大学和科学院集体宿舍中，生活了13年。少年时代是在江苏省常州市西郊的一个小镇——卜弋桥镇渡过的，我的父亲是商人。上小学刚学乘除时，有一天，我祖母的外甥张天中来我家，他的数学课本忘了带走，我翻了一下，看到有许多√（根号）。我当时想，数学只有加减乘除四种运算，怎么会有√呢？
这个根号√，影响了我一生。在小学时，我当过算术课代表，没有想到可以请教老师。从根号√开始，寻找理解的道路，成了我的爱好。我的一生，经常在「寻找理解的道路」。
寻找理解的道路，就是追寻理智的光明。
1949年，我7岁时，中国发生大变革，我的家庭，也开始发生大变化。我的命运，逢9大变。
金坛和金坛弄
卜弋桥镇位于从常州到金坛市公路的中点。全镇只有三条街，东街、南街和金坛弄。我家在金坛弄46号。上小学时，我每天从家向西步行到学校。我一直记得沿着金坛弄向西走，就可以走到金坛市，这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家乡。我上小学时有一个愿望，就是到金坛去看一看华罗庚的家乡。当在大学见到了华罗庚後，我就再也没有想去金坛，年近八十岁，在中国要去的地方，就是家乡金坛弄。
金坛弄向西，就到了卜弋小学，再往西，就是小镇的公园。金坛弄往南，可以到卜弋中学和我的外祖父家。
我的父亲严冀昌，生于1915年，母亲龚桂英。我与父母、祖母、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两个妹妹是家宁、家菊，两个弟弟是家亭、家树。1949年前多年，我家开的商店，在金坛弄中段，是租住一位大地主王公度的房子。1946年前後，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家从一位吸鸦片的人手中购来了一大片房地产，搬到了靠西一些的金坛弄46号。
我的父系亲属大都居住在离卜弋镇不远的梅村。他们是祖父严忠庆的兄弟的後裔。1924年，我父亲九岁时，祖父严忠庆去世。我家在卜弋镇乡下有许多地产，父亲在卜弋桥镇开了一家商店，专卖农民需要的商品，如锅犁、桐油、煤油、麻绳。我的父亲经常到无锡、常州引进商品，在我上小学时，父亲多次带我到在常州看京戏，我从来看不懂，这使我对京剧有一种偏见，後来文革中，很多人学唱「革命样板戏」，我无动于衷。母亲忙于家务，她的兴趣是把《申报》等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啼笑因缘》、《玉堂春》、《王宝钗与薛平贵》等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後来总喜欢保留各种剪报文章，就是童年造成的。
【图1·2 】1947年摄于卜弋镇公园，照片上是嚴家祺的父亲严纪昌与妹妹严家宁， 下为母亲龚桂英，没有我与父母的照片
由于祖父早逝，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在我印象中，我家与父系亲属的关系不大密切，而与母系亲属关系密切。 我的外祖父龚春林育有三女二子，龚桂英就是龚春林的大女儿。龚家在卜弋镇南街开一家米店，从农民手里直接收进粮食，转手供应给小镇居民，生意十分兴隆。龚家房子很多，除了店面外，还有很大的粮仓。我的大姨妈龚逸在粮店记账，我看到她经常用矿石收音机收听粮价变化。
我在上小学、初中时，一、两天要到龚家去玩一次，看商店买卖大米、大豆。离龚家几米远，有一条河，河里伸展着一个半岛，半岛有十余米宽，几百米长。半岛称为「洋滩」，上面有各种自生自长的植物，有一个荒废的、有围墙的建筑。小学和初中时期，我总希望能够进到「洋滩」深处探险。当我离开家乡後，我每次回家，还都重访「洋滩」。最後一次大概在1960年代，发现洋滩已被切断，成了「岛屿」。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改变了我家。当时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临街的商店房子中。在我上初中时期，常听到我父母谈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有几次税收数额很高，使我父亲一筹莫展。有一天早晨醒来，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里埋下的「袁大头」银元。我父亲到常州把「袁大头」换成现金，才把所得税、营业税之类交齐。公私合营使我家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差。
陈怀志和《爱迪生》
我的母亲把上学看得很重，她要我向她弟弟龚浩成学习，今后上大学。龚浩成曾在夏溪中学上高中，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在上海财经学院，仍参与学生运动，在1949年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後来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我在初中毕业後，也进了夏溪中学。有一年暑假，龚浩成带着他四个同学来到卜弋镇，他们是广东人、湖北人、杭州人、上海人。广东人叫陈怀志。五十年代初多年，他回上海和到北京後，寄了许多书给我。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本连环画：《幼年爱迪生》和《伟人爱迪生》。这两本书，我看了不下一百遍。电灯给人类带来光明，爱迪生是电灯的发明家。
陈怀志常常给我写信，他比我大二十岁，我称他为「怀志舅舅」，每次都给他回信。有两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给我寄来一本《我们的土壤妈妈》，作者是高士其。这本书，是谈土壤对人类的重要性。我的名字中的「其」字，原有「偏傍」，因为高士其，1963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把「偏傍」去掉了，从此，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在各种情况下都用「家其」。1989年逃亡国外後，开始时，网际网路上有大量批判严家其的文章，现在中国国内的网际网路，已经在所有地方消除了我作为「严家其」的一切痕迹。中国网路上只有一个「严家其」，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一位带头人。在美国，正式文件不用中文，从1994年到美国後，也就是27年来，我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物上，都加了「偏傍」，用「严家祺」代表自己。
陈怀志给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他大学毕业後，在北京工作，给我寄来了一张身着海军军服、在天安门毛泽东像前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我决心要到北京上大学，也要在天安门前留影。我要像陈怀志一样，把天安门前的照片，从北京寄到家乡，给祖母、父母和弟弟妹妹。我没有照相机，这是天安门前收费摄影师照的照片，照相时，我站在天安门前，照片上没有毛泽东像（见【图1·4】） 。
数学课代表
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目中，发明家、科学家是伟大人物。爱迪生家在门罗公园内。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的名字，我就是从《伟人爱迪生》书中知道的。
爱迪生-华罗庚都是我的榜样。上课时，我总是频繁举手，抢先回答老师的提问。为了学习爱迪生，我在上音乐课时，带着自己在木板上订了几个钉子，窜了几个皮筋的「木琴」弹琴。音乐老师是我外祖父的外甥的妻子张冰怀，对所有学生都很好。上课时，有一次我举手要喝水，张老师就端了一杯水给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
在小学时代，我学习很认真，我发现，理解了的知识，无需要记忆。数学老师吴幹廷，教我们时已经有七十岁了。因为我数学好，让我当算术课代表，主要任务是要我把全班同学的算术作业本收齐後，送到他家中。吴幹廷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总是穿着中式长袍上课，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面前朗诵他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批评一些不能用脑、不能随机应变的人。
「丁相公，划一字，板板六十四……」
对这位严格的老师，我们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对付他。有一位叫韩敖大的同学，因家离学校远，常常迟到。吴幹廷老师就让他站在讲台一侧，迟到就「罚站十分钟」。当吴幹廷在黑板上写数学公式时，我们一些同学，包括我在内，就走到讲台上去拉、推罚站立的韩敖大同学，有时还要拉一下他的耳朵，引起同学哄笑。吴幹廷写好数学公式，面对学生，了解为什么哄笑时，全班学生秩序井然。尽管上课时常常开玩笑，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初中时，我担任了代数课代表。我喜欢提问，不理解，就不放弃，这样，与代数老师张焕兴的关系特别好。初中时，大概12-13岁，为了理解政治课讲的「形而上学」四个字，我请同学陪着我找了陈辉校长，就是要弄懂什么是「形而上学」。
在上学时，我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只要数学、物理好，就可以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至于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没有什么重要性。我只要思考理解，不要背诵记忆。在语文课，我不学汉语拼音，不记忆诗词成语，根本不去记忆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我不知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重要。
在小学和初中时，我有三位好友，他们是何宜宾、张育忍、何似龙。我们常常到卜弋镇西边的公园玩，挖土筑坝，改变微型水道。一次次拿着连根带土开花的植物，在街道上招摇过市，从这家送到那家，互相交换。1949年，我七岁时，在洋滩挖了一棵石榴树，十多年後，长大成为一棵四、五米高的大树，每年结满石榴，多达几百个。张育忍的小名称「大钧」，我家与大钧家都住在金坛弄。金坛弄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有前门後门，前门是商店，商店後是天井，天井後是住房，住房後又是天井，有三到四重天井和住房交错。很多人家都容许邻居穿越天井和房屋从前门到後门，从後门到前门的街道。我家与大钧家是邻居。大钧家的前门是一家药房，他们家不临街道，与药房之间有一个铺满石板的很大的天井。在小学时，我经常要从我家穿过几十米的院子，从我家後门进入他家後门。大钧家的房子高大，但几重房子住了三家，他家后面是他大伯父家，大伯父家後面租给一家逃荒来的山东人，都有天井分开。事隔六、七十年，我仍然可以把金坛弄许多人家的一重一重房屋情况描绘出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1947年到1956年，在近十年中，我看到了家乡和社会的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大变革，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50年代土地改革时，我家在农村的地产全部没收，与商业有关的全部财产没有受到触动。当时上小学，受学校教育影响，知道地主富农都是「剥削阶级」，贫下中农是革命阶级。小学同学吴正德，因为明朝有一个正德皇帝，我们都称他为正德皇帝，他父亲是大地主，在一次事件後被枪毙了，从此吴正德性格大变。我在上小学时知道发生这次事件，但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六十年後，我在美国与小学同学张育忍打电话，他告诉我，是因为一个铜匠的死亡事件，一天，人们在草丛中发现了铜匠的尸体。有几个富农，纠集了上百人，就铜匠死亡事件，到位于南街道卜弋区的区政府抗议示威，区长翻墙逃走了，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被赶到街道上，遭打殴打。常州公安部门立即出动武装部队，镇压了这次示威。同班同学吴正德的父亲吴启元，是大地主，被认为是这次示威的后台，因此遭到枪决。
朝鲜战争和公私合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母亲的小妹妹龚泉英参加了中国赴朝鲜的志愿军，到朝鲜後不久，就听到了她不幸死亡的消息，龚泉英的死震动了外祖父全家和我全家，大家悲痛之极。这时，我才知道，陈怀志一直深爱着龚泉英。陈怀志把我当外甥看待，我称他为「怀志舅舅」。我少年时代的照片，几经变动，没有留下与父母的照片，但留下了一张与姨妈龚泉英在卜弋公园的合照，当时我大约四、五岁。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改变了我家。当时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临街的商店房子中。这一时期，我常听到我父母谈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有几次税收数额很高，使我父亲一筹莫展。有一天早晨醒来，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里埋下的「袁大头」银元。我父亲到常州把「袁大头」换成现金，才把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交齐。公私合营使我家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差。
常州市西赢里大街的「大德纸栈」，是一个股份制商店，因我家和外祖父家有股份，在公私合营後，我家和外祖父家就有权利，每家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常州第二棉纺厂当工人。这样，我的母亲、大姨妈龚逸就到第二棉纺厂当了工人。1956年9月，我考上了夏溪高中，也离开了卜弋桥小镇。有一个星期六，我从夏溪镇步行10公里回到家中，发现母亲不在家，我想到常州看望母亲，但下午已经没有公交汽车去常州，这时，步行了10公里精疲力竭的我，又步行15公里到了常州西赢里。但我的母亲已经回家了。当时我15岁，在傍晚时刻，又从常州步行回到了家中。我的一生，为了实现一个目的，从不放弃，但总是这样耗费了自己的生命和时光。
§ 2 夏溪中学
东嶽庙
1956年夏天，接到夏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这一年，我14岁，离开了父母，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夏溪镇离卜弋桥有9公里路程，有汽车通行，但我经常从家中步行到学校，我去夏溪上学时，家亭弟弟5岁，家树3岁。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商店正在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母亲要带四个弟弟妹妹，後来到常州当了纺织工人。这使我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独自作出决定。從卜弋中學同時進入夏溪中學的還有幾個同學——張育忍、何潤林、江淑英、鐘志新。我们都是夏溪高中第一届学生。
我的外祖母是夏溪人，夏溪中學也是我舅父龔浩成的母校。我還沒有來到夏溪，我的外祖母就告訴我，龔浩成在夏溪中學鬧學潮，遇到了不少麻煩。
夏溪高中的校舍，两排教室是全新的房子。1956年进高中时，男生宿舍是一個大廟——東嶽廟，大庙里还有菩萨。东嶽庙外是一个小池塘，池塘另一边就是新校舍。夏溪中学时代只有三年，但给我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東嶽廟一間大房子中，放了幾十張上下鋪的床。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床位。臨近我的有李湘生、張杏生、施所法。施所法的床位在張杏生的上面，他很愛清潔，老坐在床上整理東西，有時還補襪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東嶽廟的外面是一個小池塘。一到吃飯，我們就立即奔赴食堂。每月伙食費7元5角。吃完飯後在高錳酸鉀的木桶中洗碗。如果吃得慢，木桶中高錳酸鉀水變得又黑又稠，還因許多米粒而泛白。那時，經常吃不飽，我和宋太偉幾個人經常買農民送來的胡蘿蔔，我吃了太多的胡蘿蔔，以至於我在離開夏溪中學後再也不吃胡蘿蔔。
1956年，夏溪中學有老校舍和新校舍。新校舍後面是操場，我們每天跑步，我還記得朱如浩老師教我們體育課的情景。七十岁前每天跑步，這一習慣是從夏溪中學養成的。每天「夜自修」從教室回東嶽廟宿舍時，我都要台頭看天上的三顆排成一條線的星星，這條線與一排老校舍完全平行。住在紐約时，也經常可以看到這三顆星。每到這三顆星，我就想起母校——夏溪中學。後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总要在星空中找到这三颗星。
夏溪中学的校长陈辉，原是卜弋中学的校长，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政治教员。鄒幼瑾老師是班主任，教代數。物理老師是潘祖耀、胡珀，歷史老師是朱舒甲，何經坤老師教文學，還有朱如浩、過監懋、薛亞土老師。陳輝校長的謙虛待人的風貌刻在我心中，使我永不忘懷。1956年的語文課本，新加進了中國古典的詩詞散文，何經坤老師非常高興，講課時念詩詞時全身投入，但我無動於衷。我以為科學家不需要文學，因而不願好好學文學，這使我後來寫作時，不會引用成語典故，總感到自己語文知識太差。
【圖 2 • 1】2009 年 4 月 6 日夏溪中學 1959 年首屆高中畢業班回校合影，這是畢業後 50 年聚會，我沒有能參加聚會，大多数人還可以按 50 年前印象認出。
自左至右：
第1排：陈金凤、蒋幼华、吴惠芬、卞玉秀、张杏英、房瑞午、江淑英、薛惠芬、蒋国英、张素琴、徐银美、桑佩兰、解巧秀、章道元、史晓中
第2排：沈文贤、唐 泳、庄冠华、张 晔、过鉴懋、朱舒甲、陈 辉（原校长）、杨国钦、沈玲玉、郁祥英、石玉红、王凤珍、夏瑛娣、薛金海、李志金
第3排：蒋建民（现任校长）、姚用欣、吴兆坤、陈复荣、蒋作舟、管生岳、荆大雄、华志明、贺成立、叶瑞宝、王国林、姜焕伟、李浩昌
第4排：邗亚春（副校长）、张育忍、唐小国、陈处保、蒋志炳、宋太伟、储岳松、章炳浩、钟志新、何润林、吴勤大、李湘生、黄剑心
第5排：李汉惠、谢沛源、谢瑞璋、田良展、陈伯荣、陶少安、蒋国元
第6排：章国良、徐志芳、祁洪福、张兆英、施锁法、吴 泽
我因為喜歡數學物理，小學、初中反復看愛迪生的兩本連環畫，立志要成為科學家。潘祖耀老師是苏州师范学院毕业生，他在「教員辦公室」門外做「日光灶」实驗，我当时15岁，就幫助他記錄溫度的變化，大概有二、三十次之多。在我心目中，牛頓、居里夫人是偉大的科學家，愛迪生是偉大的發明家，我要向他們學習。我經常把一些有關自然現象的想法記在一本本子上，這些想法曆久不衰，為了當科學家，在夏溪中學多次「午休」時，我都到「老校舍」的教室或圖書室看書，實際上，这是自以为是、自我欺騙，一面看書，一面犯困，以為只要這樣刻苦學習，就可以成為科學家了。这种思想，使我不怕困难，无忧无虑。
高中同学张育忍
1956年我们进入高中时，全中国高中的语文课本发生了大变，收进了中国历朝文学诗词和散文，语文老师何炳坤教学古代诗词时，非常投入。我仍记得何炳坤老师教宋朝李清照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何炳坤老师在读「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摇晃着身体、倾心投入讲解诗词的情景，几乎刻在我脑海中了。
在高中一年级下半年，共产党提出整风。学校也欢迎学生发表各种意见。我心中只有科学家、发明家，没有政治。但有一天，我看到张育忍同学在黑板报上写了一首模仿宋朝李清照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词，其中有一句是「切断入团大道」，埋怨团支部发展共青团员限制过多。在高二上学期，当时全国已开始「反右派」。在教员中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反右运动。我和一些同学，站在窗台口看老师们相互之间进行的批斗会，批斗声、吆喝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由于高中学生中不进行反右，但张育忍同学还是受到了团组织的批评。
张育忍生在北京，后来到杭州，1950年8岁时，全家搬到卜弋桥张家大院。我印象中他祖父一辈是地主或资本家 。就在黑板报上发表他的诗开始，我突然发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变了，15岁的中学生，讲话的声音是那么斯里慢条、低沉认真，不像一个中学生那样自由自在。多少年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上大学後，开始理解张育忍变化的原因，但直到六十年後，我在美国与张育忍打电话时，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受批评，救了他父亲和他全家。当时，卜弋桥、夏溪和附近地区的小学校长在夏溪「集训」，大鈞在放学後 ，就去他父亲住地，他父亲的每一篇发言稿、发言稿上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大鈞都要为他父亲反复推敲，经过他15岁的中学生认真「审查」後的发言稿，才能拿到会上发言。当时，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大鈞说，他父亲没有成为「右派」，全靠他，一位年仅15岁孩子的功劳。原来是他八、九岁就代表全家参加「训话会」、15岁就懂得中国政治造成的。
张育忍记事比我清楚，与他经常代表他家参加街道会议有关。张育忍家的阶级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地主」、「反革命家属」、有台湾关系之类的人家，每隔一定时间，要接受「训话」。张育忍父亲不在卜弋桥上班，母亲是文盲，大鈞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能代表他家参加「街道会议」的就只有八、九岁的他了。当我无忧无虑度过童年时，原来在张育忍在少年时代就承受了沉重的政治负担。
想起同学张育忍，他为自己的父亲和家庭，从八、九岁开始承受那么大的负担，也许与他父亲给他起名有关。我与张育忍是邻居，经常到他家与他在一起做作业，我总是无忧无虑，而他的一生，直到几年前他生命的晚期，还是像中小学时代那样对政治一丝不苟，说话那么严肃认真。他的名字「育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註】张育忍2009年照片，见【图2·1】第4排左2）
三面紅旗和一面「黑旗」
1958年大煉鋼鐵，打擊了我的科學家夢想。时间過去六十多年，大煉鋼鐵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有一個禮拜日，我從卜弋橋步行回學校，看到一個「廢品收購站」中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木器，在一個天井中，堆得都超過圍牆的高度。到教室一看，桌椅板凳堆在一邊，中間放了許多陶瓷「缸板」。这些「缸板」是夏溪镇周围农村盛装雨水或粪便的巨大容器的碎片。「缸板」的用途是，敲碎成粉末後，用來製作炼钢炉的耐火材料。為了找陶瓷「缸板」，我曾與李漢惠幾個同學一起到處找陶瓷茅坑，因為陶瓷茅坑中的粪便太多，我们都没有能力把陶瓷茅坑掀翻，因此沒有能找到任何缸板。建成「煉鋼爐」後，我們就日以繼夜地拉風箱。晚上，一个个「煉鋼爐」中装着四处弄来的铁锅、铁丝、铁犁，燃烧着熊熊烈火，生產出來的钢全是廢鐵。我们就是这样，放弃学业，大炼钢铁，為「超英趕美」、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註】「超英趕美」、「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是1958年流行中国的口号。）
1958年，當時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學校還組織我們在夏溪附近的鄉下农地里做「深翻」，一直挖到出現「地下水」還要繼續「深翻」，目的是為了「放高產衛星」。這些事情當時我就想不通，同学儲定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地主家庭出身，常找我谈话，他認為這樣大炼钢铁是错误的，但从不敢公开发表意见。
在當時大讲階級鬥爭和高舉「三面紅旗」的氣氛下，我們班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之類的活動，我得了一面「黑旗」。在教室外面的走廊的牆壁上，在我的名字後是一面「黑旗」。「黑旗」比「白旗」好些。後来，我們班開展又开展「一邦一」的活动。我记不住怎样「一邦一」，与同学相处关系良好。我之所以被大学录取，除了考试成绩外，与我无忧无虑、单纯无知有关，夏溪中学没有在我的档案中加进什么政治方面不利于我的话。有一位同学張生平，他与同学不说话，不聲不響、與世無爭，我弄不清是什麼原因。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與成绩优良，郁郁寡欢的儲定虎一樣，沒有考上大學。
我看到周边同学张育忍、张生平、儲定虎那么不爱说话、郁郁寡欢，我觉得他们是自己为自己设置了行为限制，而我无忧无虑，不为自己设置行为限制，对所有同学友好相待，按自己本意行动。
1957年，我在夏溪中学上二年级，中国进行了「反右派」运动。高中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但教员中抓「右派」。我曾經站在教員宿舍的窗戶外，看老师之间反「右派」的情況。我看了大概五分鐘，小学时没有看过「斗争地主」，因当时并不懂这些事。批鬥「右派老師」，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人與人之間對同事、對熟人這樣兇狠、這樣殘酷無情的斗争。這一幕情景，永遠銘刻在我心中，成了我後來決心投身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動因之一。
社会祥和的四根支柱
一个人的幼年、少年时代的周边环境、所见所闻，是人类的「印刻」。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改变或消除「印刻」，但有一些人一生带着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印刻」生活。我的同学张育忍，在他的童年，要代表他的家庭，经常参加街道上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训话会。而在上中学时，帮助他父亲修改发言稿。这种「印刻」，使他一生总是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想到这一点，1996年3月，我在为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写文章时，借题发挥，谈美国儿童保护，心中想到的是中学同学张育忍、张生平，想到的是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写了一篇《保护儿童：社会祥和的支柱》。我认为，社会祥和有四根支柱，「如果一个国家受虐儿童比例过
高，这个国家的未来难以祥和。」「至于在中国，不仅家庭、社会因素导致儿童受虐，还有政治因素。中国大陆至今没有民主，那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痛苦、虐待的一代人，今天投身商业和政治时，致使商业和政治中充满险恶。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法治、教育和信仰是社会祥和的三大支柱。法治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使人们对自己的决定和他人的行为有可能作出预测。教育不仅使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得以传授，而且使法治精神得以延续和普及。信仰则把善恶观念种入人心。」「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讳疾忌医：我更了解到：社会祥和还有第四根支柱：这就是保护儿童。」
§ 3 科学家梦
龚新成指引学数学物理
1959年上半年，中国「大跃进」的疯狂行动开始停止下来，学校也转入正规教学。由于在高中三年级最后一学期的努力，1959年「高考」，我得以考上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报考大学的志愿是应用数学系，这与我的舅父龚新成，多次对我说，数学物理如何重要，苏联许多杰出科学家，都是数学物理专家。高中毕业时，我选定人生道路，就是要走爱迪生-华罗庚的道路。
人生有三个「社圈」。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构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学、同事、朋友、熟人购成「第二社圈」。人生还有「第三社圈」，这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路间接接触和了解自己的人。当我14岁从卜弋桥家乡到夏溪上高中时，我的第二社圈发生了变化。1959年17岁时，从夏溪到北京，第二社圈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第一社圈」和「第二社圈」的变化，就是一个人「周边环境」的变化。
第一次看到「大前门」
1959年9月，我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我背着行李，穿着布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我在家乡，看惯了「大前门」香烟的广告，
当我看到真实的大前门时，我第一感觉是，这个大前门，怎么这么矮小破旧？当来到复兴门外玉泉路科技大学时，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的环境和崭新的教学大楼。科技大学是由科学院新建的大学，我是第二届学生。
1959年时，科技大学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北京的边缘。科技大学的东边，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西边是农地，往西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古庙以西，就是八宝山公墓。古庙加公墓，给人荒凉的感觉。
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各系系主任都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所长，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专家都在科大兼职任教。在应用数学系，除华罗庚外，泛函分析专家关肇直、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青年数学家王元、龚昇、丁夏畦都开课任教。後来担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当时是控制论专业的年轻教员。
华罗庚和关肇直在科学院数学所，分别担任所长、副所长。在中国科大数学系，关肇直从1959年教到1963年，包括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线性代数、实变函数、复变函数、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课程，每周两次从中关村赶到玉泉路给我们讲课。59级所有同学，对关肇直以及助教常庚哲老师，给每一个学生辛勤教学所付出的一切，都永存记忆。华罗庚开的专业课是代数和数论。我选择的专业是理论物理，所以，只听过华罗庚几次课。在科大五年，正是关肇直让我懂得了数学精神，理论物理的专业老师张宗燧给了我科学精神。大学最後一年，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大讲在工业交通中推广应用「线性规划」，为了把数学「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到北京国棉二厂、沙子口汽车公司搞「线性规划」、运筹学，我觉得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是无用的。在沙子口汽车公司，我只记得一件事，有一天在东直门外一个小饭店吃饭，这家饭店从不洗碗，前一个人吃完，用抹布一抹，就给後一个人盛饭。这是1963年，这家饭店就在离东直门很近的马路边。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关肇直对教学的认真、对学生的付出，无与伦比，但他在讲课时，不时把辩证法加进数学，有限与无限、连续与间断、数与形、空间与时间，经关肇直一解释，都成了「对立的统一」。当讲到四维空间时，关肇直在课堂中谈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谈「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当然是不相信什么「神灵世界」，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是谈那些江湖术士是怎样利用数学「第四度空间」和自然科学成果来推销「神灵世界」的。恩格斯谈到德国莱比锡的教授策尔纳，是一位唯灵论者，多年研究「第四度空间」，「发现在三度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第四度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第四度空间里，一个毫无罅隙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把它翻过来；同样，在一根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分离的闭口的圆环，不打开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註】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肇直教授也完全不相信「神灵世界」的存在，但他非常有兴趣引用这些恩格斯提到的话，用来对数学中四维空间概念作说明。这就是说，蚂蚁是二维空间的动物，它们只能在二维的平面或曲面上行走，而人作为三维空间的生物，可以突破二维空间的障碍行走。对我们人来说，墙壁作为三维空间的障碍，人无法穿越，而生活在四维空间的生物，就可以自由穿越墙壁行动。关肇直教我们泛函分析，不仅要研究多维空间，而且研究无穷维空间。他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完全与「神灵世界」无关。关肇直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推崇，我开始对辩证法、对哲学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我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读了苏联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196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乡卜弋桥，在暑假中，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二阶图形的辩证法》，发表在当年11月号《数学通报》上。这篇文章，二阶图形是指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文章中的辩证法是指，这些曲线，没有根本差别，椭圆是在有限远处相交的椭圆，抛物线在无穷远处相交的椭圆，双曲线是在无穷远处也不相交的椭圆，我的哲学结论是，世界上没有鸿沟，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连续演变而成的。六十年代初的科技大学学生，不会有几个人会对这些哲学感到兴趣，而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关肇直老师在数学课讲辩证法，加上我随意联想、自以为是，走入了歧途。
【随想录】广义起源论
今天，我还在歧途中挣扎，仍在思考近60年前关肇直老师讲课引起我兴趣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是「辩证法」，而是对「无穷」或「无限逼近」的思考。用「无穷远」或「无限逼近」这一概念，可以把很不相同的三种曲线——椭圆、抛物线、双曲线，都视为椭圆。也就是说，椭圆每一处都自我相交；抛物线在无穷远处与同一抛物线的另一端相交，抛物线是无穷远处相交的椭圆；双曲线的一支的两端在无穷远处也不相交，但在复数空间中，就是椭圆。今天我联想到的不是哲学，而是经济学、天体物理学和神学。
宇宙会发生演化，生物会发生演化，精神会不会发生演化呢？我认为，神学就是人类思考精神进化的成果，神是精神进化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抛物线在无穷远处相交成椭圆、科斯的企业起源理论、大爆炸宇宙学、神学和精神进化论，可以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心因」。就是无限逼近一点（如0、光速），或无限走向无穷远处，都会达到一种起始状态：这就是椭圆发生、企业发生、宇宙发生、「永恒存在的神」的观念起源。用这种观点，可以分析研究各种起源问题，这就是「广义起源论」。
（科斯部分，引自《维基百科》，2020-10-25）
对科技大学数学系同学来说，发表这种常识性文章只是科普，在数学上毫无价值。但当时一个学生敢于向报刊投稿，是要有一些勇气的。1964年初，《人民日报》上讨论王若水写的《桌子的哲学》，我写了一篇《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1964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毕业分配前，毕业生可以选择是否报考研究生，我选择报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光远、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这一人生选择，我还以为是光荣地踏入了哲学社会科学王国，实际上是一种无形力量把我从自然科学的神圣王国，毫不留情地驱赶了出去。在我年近八十岁的今天，如果我是关肇直，教出这么一个学生，会感到十分遗憾。而张宗燧，会嗤之以鼻。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哲学界，会欢迎由自然科学土地上，长出了一颗新奇的幼苗。我自己，内心中怀着一种强烈愿望，要用大学五年学到的数学和科学的精神，去理解、认识我周边的各种社会现象。
1排左起：戚余禄 裴定一 魏学玲 顾岚 齐翔林 冯绪宁 刘木兰 戴宗铎 刘尚平 邓述慧 李国英 沈德琪 唐向浦 李炳仁
2排左起：王柱 徐惟鼎 朱尧辰 【石锺慈 殷涌泉 王元 龚升 华罗庚 武汝扬 艾提 曹进 郎雨仪 李志光】 郭勤
3排左起：陈振陶 张少吾 王彦祖 曹吉星 熊纪长 刘棠 陈忠琏 蔡春雷 李从珠 林宝珍 赵汉章 冯玉瑜 孙家昶 韩彦斌 蒋运财 杨本富 韦梓楚 陈安全 蔡家发
4排左起：刘学宗 李锦江 安鸿志 姚景齐 洪熊 杨振海 严家祺 陈文德 王永宝 鞠长生 陈炳木 蔡一平 刘百良 郭世贞 关兴国 范本逵 王通 何原武 杨君辉
5排左起：金培良 严加安 杨绪河 吴保珍 陆鸣皋 冯德兴 芮维铭 冯克勤 秦建民 刘德辅 刘贵银 冯士雍 张弘 於坤瑞 沈志德 方信我 倪录群 朱国诚 王连祥
六十年代初，学校里有一台电子计算机，也就是电脑，有几个房间大，进入机房，为保证干净，每人要穿白大褂。当时，这样的电子计算机，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属于「尖端科技」。我对数理逻辑的繁琐不感兴趣，大学四、五年级，选择基本粒子物理作为专业。张宗燧是我的导师，教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张宗燧 (1915-1969)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统计物理博士学位後，就到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 玻尔（Niles Bohr）的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尼尔斯• 玻尔是原子结构理论的提出者。
他教了一学期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到下一学期，在头两、三节课，用几页纸的数学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学期的所有知识。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简单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彻的知识，是无需记忆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准确地讲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张宗燧与关肇直相反，张宗燧对所有哲学都深恶痛绝，以纯粹的科学精神教学。张宗燧教我们理论物理，他每讲一个概念，都清楚明白，绝不容许以「辩证法」为藉口含糊其辞。我对数学与科学的区别、对科学的信念，就是在张宗燧老师教我们理论物理几年中形成的。
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同学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一文。这篇文章是大学五年学习心得的总结，这篇文章谈科学，既排除了不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又排除了不属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在大学时期，进入数学系，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在工作时，进入哲学所，不研究哲学，选择政治学。在自由选择权受到种种限制的中国，在专业选择上，我坚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选择。这篇文章，是我担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时发表的，写的是「对科学的信念」，要表达的是，「对政治科学研究的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一个信念是，科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同的。对科学家来说，当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时，他从来不会感到沮丧，在他看来，这不是理论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就是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牛顿力学的成就，物理学家相信，物理学的理论不会再有重大发展，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小数点以下的地方」以更高的精确度去测量。但是，在19世纪末，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按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是「光速与光源运动状态无关」，同一光源发出的光的速度，不论观察者是否运动，测出的光速都是相同的。按照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同一物体运动的速度和观察者运动的速度有关，就是同一声源发出的声音，在地面上测量和在飞机上测量也不一样。爱因斯坦则是经典物理学理论的大胆修正者，他指出，经典物理学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是想象中的虚构，这种概念，不是从直接观察或实验得来的。很明显，对于一个坐在高速列车上的观察者和一个站立在地面上的观察者来说，要确定他们两人是否同时进行观察，要依靠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讯号才能核对他们两人的计时器。如果一位观察者站立在地球上，另一位观察者站立在以光速远离地球的星球上，怎样才能核对他们两人的计时器
呢？爱因斯坦认为，「绝对同时」的概念并不存在。相对论是接近光速运动的物理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承认「光速不受光源速度或观察者速度影响」这一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创立的。相对论成功地解释了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各种现象，按相对论计算的结果都同实验事实相符。当用相对论来考察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一般低速运动时，相对论就近似牛顿力学。相对论的创立，说明科学的发展必须不断根据事实修正理论，全部物理学、自然科学都是如此。
中国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在我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我後来转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我自然地队教条主义、对坚持一种不容修改、不容动摇的理论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学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这就是我对科学的第一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对新发现的，或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不管它多么新奇，多么难以理解，对科学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则人类就不能探索。我们对待周围世界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承认一切现象，包括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去认识它，发现它的规律性。那种遇到新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放弃理解的努力，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我对科学这一信念，对我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学知识是从世界史中积累起来的。当我看到各种复杂离奇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时，我既不惊讶，也不恐惧，我怀着自然科学家那种态度，把这一切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最强有力的人，也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颗「颗粒」，最复杂的现象，总只存在于空间中一个有限范围。最难忍受的事物，迟早会成为历史。对「非理性现象」，我坚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认识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种悲惨事件，我铭刻心中，力图寻找事件背后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学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朴素的。这是我对科学的第三个信念。」（《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学史上，人们把「动量」和「能量」概念区别开来，不知经过多么艰巨的努力。科学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对实存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性的一种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当我看到有些人整天制造各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夸夸其谈时，当我看到一些人四处兜售他的玄之又玄的「科学真理」时，我只是忽视他们的存在。
「我对科学的第四个信念是，在科学面前，没有一个具体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目标的选择本身需要依靠科学」。「对科学来说，人可以创造条件、改变条件来解决人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学是人类乐观主义的泉源。
在大学时代，当时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对「科学」的四个信念，这是我离开科大、已经在哲学所和社会科学院24年时发表的文章中的话。对每一个科大学生来讲，上述四个信念，是普通常识，没有新奇之处。这四个信念，在我踏入中国社会科学界时，这些常识指导着我写作和行动，成了照亮我前进道路的灯塔。
大饥荒向北京蔓延
进入科技大学半年後，从1960年开始，全国性大饥荒向北京、向我们学校袭来。在新到科大的1959年，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饭是敞开的，开饭时，有些学生用筷子向新出笼的馒头「插」去，一「插」就是「一串」 五个。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也是敞开的，但时间很短，到1959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学生们吃饭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学生就定量吃饭了。1961、1962年，由于肉类食物过少，大家感到十分饥饿，每月每人发点心票和水果糖票，几乎都在月初就去买来，很快吃光。学校要求大家在下课後尽可能休息，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停止。每周在大礼堂放映香港、苏联和西方电影。三年「困难时期」是科技大学最自由、最轻松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许多小说，也读了苏联科学院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学唱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丽的梭罗河》伴随了我一生。
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阅览室有许多公共图书，大家都去抢座位。我在阅览室里，就把一本《数学习题集》的上千道题都做了一遍。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在大礼堂听政治报告，右耳朵进，左耳朵出，只记住郭沫若校长谈访问东南亚国家後创作的一首诗：
印尼三千岛
缅甸百万塔
岛岛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到1963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过去，北京的食品供应都有好转，这时，政治就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学生除了学专业课外，还要学政治。1963年在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大环境下，学校在学生中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学习。我毫无兴趣，但学习後还要讨论，谈自己的看法。全校学生有两次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周恩来、彭真讲话。工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几万人，这是整个北京高校的活动。两次讲话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唯一记住的是，彭真绕体育场一周，频频向大学生招手。听讲前，我不知道彭真这个人，听讲後，才知道北京的市长是那么显赫。我平时不看报，有一天，偶然在图书馆中读到人民日报第一版周扬《哲学社会科学的战斗任务》文章，我开始感到，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用它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凌驾在自然科学至上。从中学时代起，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现在「反修」，都不能理解，科技大学的学习使我坚信，任何现象，包括千变万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释。我的「座右铭」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要找出对周围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当1963年学校里让大家学习「反修」文章时，我总弄不清「修正主义」怎么能与「帝国主义」「并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义」就是科学精神，怎么能反对呢？我对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开始，我决心要用科学精神来思考我长期来想不通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科技大学学生总的来说不关心政治，我却想转行研究政治，我以为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转行」的一个途径。
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关系」方面的问题，从头到尾都是数学公式，没有任何哲学语言，张宗燧老师通过了我的毕业论文。当张宗燧知道我要报考哲学所研究生时，他说，哲学里面都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东西，学物理又搞什么哲学，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学了。
【图3·9】1984年，中国科大5911全体同学在中关村聚会，第 3 排右 4 是嚴家祺。 第一排左起：李国英、邓述慧、魏学玲、冯绪宁、石锺慈、刘木兰、刘尚平、顾岚、李炳仁、张少吾
第二排：杨君辉、赵汉章、裴定一、刘棠、王通、方信我、蒋运财、姚景齐、戚余禄、王柱
第三排：王彦祖、范本逵、徐惟鼎、蔡一平、杨振海、洪 熊、芮惟铭、严家祺、冯德兴、孙家昶、蔡春雷
第四排：鞠长生、陈文德、林宝珍、刘学宗、刘贵银、冯士雍、刘德辅、陈炳木、杨绪河、秦建民、严加安、张弘
张宗燧是张东荪的儿子。毛泽东公开称赞张东荪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1949年後，張東蓀留在中國大陸，任全国政协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清华大学代校長等職。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
张宗燧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始终敬仰他、相信他说的话。文革期间，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燧在中关村科学院受到多次批斗後自杀了，我是事後几年才知道的。张宗燧对哲学的看法影响了我一生，大学毕业後，我在哲学研究所，始终没有忘记张宗燧老师对哲学的看法，我认为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哲学是骗人的东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环境中，在对哲学这种看法下，我在哲学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内，自始至终没有再写以「辩证法」为名的文章。踏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看到哲学就是讨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这种肤浅的东西，我对当时中国哲学大失所望，因而，没有写这类哲学的一篇文章。在哲学所，文革十年，完全停止了业务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後，哲学所的专业分工没有提上日程，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我开始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这类文章，成为我转向政治学的起点。
在中国科大数学系五年，我把数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以外，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十八年，我把哲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以外。回顾我从1959年以来的60多年心路历程，从数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经过哲学的桥梁，进入了社会科学王国，踏进了政治学领域。由于捍卫政治科学的神圣理念，1989年逃出了中国，从此流亡异国他乡。我经历了两种制度、两个世界的现实生活，到最後，我才发现，在我思想走过的全部历程中，我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我生活的现实环境中，数学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操纵着我，指引我寻找「现实世界」後面的「规范世界」。我的回忆录，是一部心路历程与现实世界历程交织的记录。
§ 4 哲学的黄昏
英费尔德般的嘲笑
1963年7月开始，中国与苏联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开始公开化，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当时，我在科大进入第五年最后一学年，要集中力量写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量子场论中色散关系方面的问题。从《九评》第一篇文章发表开始，科大学生就要学习《九评》。当时，我虽然对哲学有兴趣，但对中苏分歧这种实际政治，不仅没有兴趣，而且不愿意化时间来读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在讨论会时连怎么讲都不会。我的疑问是，「修正主义」是一种思想，怎么可以把一个国家与「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呢？「苏修」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不知道是指什么。我连这样的问题，都感到无法在讨论会上提出来，所以，开会几乎不发言。就是发言，也是文不对题。
在大学期间，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没有鸿沟的哲学」。我完全不知道，在1964年那个「反修」年代，「没有鸿沟的哲学」，就是「修正主义」哲学。我就是带着这种哲学投考研究生，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
在我进入哲学研究所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空气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我不关心政治，认为研究哲学，是为了发现哲学真理。到哲学所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座谈会，写了一篇讲述「任何事物之间不存在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哲学文章。文章写好後，《光明日报》排好了清样。这是我踏入哲学所後第一篇文章。有一天，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的一位中年研究人员赵凤岐友好地表示要我到他办公室谈谈。我进入他办公室，发现他躺在一张躺椅上。我奇怪的是，办公室里怎么会有躺椅？他坐了起来。我与赵凤岐的谈话内容早忘记了，只知道他看了我文章的清样，後来，《光明日报》没有刊登我那篇「没有鸿沟的哲学」文章。
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与爱因斯坦合写过一本书，书名是《物理学的进化》。报考研究生时，要求考生对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一文发表评论。这篇文章是波兰《政治周刊》记者那斯土兰卡在1961年访问英费尔德的报道。英费尔德在谈到哲学的对像时说，哲学曾研究过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成了「物理学的问题了」。英费尔德认为，「哲学在那个还没有科学的朦胧时代是有意义的。」「哲学是这样一堆问题，它们依靠『信仰』的假设来解答的。」英费尔德对一些哲学家关于「世界」和「原子」的说法，认为都是「廉价的、哄人的东西」。在英费尔德看来，哲学家是对「世界」「原子」这类问题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念，使人读后感到模模糊糊、感到宗教般的迷醉。过去，时间、空间、物质、原子，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今天都成了物理学的问题了。「哲学从来也不是满满口袋，因为它逐渐把那些成为独立科学的部门分出去了，今天这个口袋是空的，或者几乎是空的。」英费尔德认为，物理学对以往那些哲学概念的理解是科学的，「从理解的努力所产生的乐趣代替宗教的迷醉心情，这些努力是理性的胜利。而那些轻易得来的形而上学的迷醉则是暂时的和骗人的。」 （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或没有形而上学的悸动的认识的愉快》。波兰《政治周刊》，1961年第22期）
让自然科学穿上辩证法的外衣
英费尔德这些言论使我难以忘怀。在科技大学严格的科学教育之余，我理智上已经认识到，这时应当用音乐、艺术来充实自己，但我仍然按小学时代的形成的习惯，投入了哲学抽象思考的怀抱。当我听到关肇直老师在讲「有限与无限」、「空间与时间」的「辩证法」时，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宗教般的迷醉。我原以为撰写《二阶图形辩证法》，把模糊的哲学概念精确化，是用理性来改造哲学。英费尔德使我震惊，在波兰，与中国一样，原来哲学是那么肤浅。我在写考卷时，心里就非常明白，我内心中完全赞同英费尔德对哲学的看法，如果我在考卷中表示赞同，认为哲学已到黄昏阶段，我就不会被录取。如果我违心批判英费尔德，我的行为就与我大学五年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我不能、也不会这样做。进入哲学所後，我不断遇到这样的两难问题，我从不违心，每一次都用理性和智慧，渡过了一个一个难关。在文革时代，尤其这样。
在哲学研究所，我在办公室的桌子，临接《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范岱年的桌子。他曾在科技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但我十多年时间中一直不知道。我觉得，范岱年待人友好、平等。我与范岱年谈话较多。但有人告诉我，范岱年是「右派分子」。我听到後很不舒服，原来人与人之间接近还有种种政治性障碍。
文革前的哲学所，研究室称为研究组。自然辩证法组的组长是于光远，他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处长。龚育之也在科学处工作。1964年成为于光远、龚育之研究生的是童天湘、金吾伦和
我三人。童天湘来自新乡师范学院，他的哥哥是童天鉴，就是诗人田间。「田间」就是「天鉴」的谐音。金吾伦也是科技大学毕业的，是全校团委书记。我们三人看望龚育之老师，他的妻子孙小礼为我们做了油炸的平鱼。自然辩证法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于光远、龚育之研究生。于光远带研究生没有课程、没有目标、没有要求，听任各人自由发展。他给我们讲课，从来是说谈笑风生、信口开河，与关肇直、张宗燧的严谨适成对照。我只记得他谈对四川乐山大佛的感观，说乐山大佛的耳朵里长了一棵大树，而大佛脚背上，可以容纳整个生产队的人，在脚背上开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要研究生有什么科学精神、探索热忱。当时，不仅有「桌子的哲学」，还有「卖西瓜的哲学」。哲学研究所对自然辩证法组所要求的，就是要让自然科学精确的概念模糊化，穿上「辩证法」的外衣。不过，于光远对每一个人都没有丝毫强制，他连这种要求都没有表达，龚育之则不闻不问。
哲学广播操
我开始当哲学研究生时，中国哲学界正在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展开无休止的论战。翻阅这些文章，只能看到重复出现的「一二一」、「一二一」，我称它们为哲学广播操。当时，「理论权威」康生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是「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说，「合二而一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章声称，这场斗争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证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红旗》杂志1965年3月15日）当时，「自然辩证法界」也从各方面去论证『一分为二』的普遍性，氢和氧化合成水，也被称作为『一分为二』的实例。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二』。我在跨进哲学研究所不久，为中国当代哲学而惭愧！英费尔德的声音不时在我耳边回响，不时阻止我写任何「廉价的、哄人的哲学」。大学时代的同学大部分在西郊中关村科学院工作，我只要发表一篇龚育之那种哲学，就会引起同学的笑话，所以，进入哲学所的全部时间，除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没有鸿沟的哲学」外，我没有写过任何谈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哲学的文章。所以，英费尔德般的嘲笑是我最终离开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 5 襄阳「四清」
从1963年起，毛泽东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後来，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
在1960年到1962年大饥荒岁月，中国共产党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农民种植自留地、用自留地产品到农村集市上出售，农村还实行包产到户。这种放松，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当权派的许可下，在农村自发形成的，而且使农村逐步走出大饥荒，情况有所好转，但在实质上改变了毛泽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策。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很多党的支部权力不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起的「猖狂进攻」。为了击败这些进攻，就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引自1964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面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在这些地方，应「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引自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樊城集训听取王光美「桃园经验」
1964年夏天，被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後，我开始到哲学所，不是上学，而是直接上班。上班後几个月，哲学所安排全体新到的大学生、研究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参加「四清」的地方，在湖北省襄阳县。进入农村前，我们与湖北省的地方干部，大部分是省、县、公社抽调出来的官员，一起在临近襄阳的樊城接受「集训」，学习有关「四清」的文件、听取「四清」经验的介绍。「集训」期间，重点介绍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四清的经验。
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印尼，身穿旗袍、戴着项链的形象，在中国广为人知。这一次，王光美在在河北省桃园四清，谈的是怎样「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怎样与贫下中农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王光美这两种形象，引起了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注意。
王光美桃园经验「访贫问苦」与她在印尼的光彩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王光美穿着旗袍项链访问印尼引起了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嫉妒，而「桃园经验」，造成了毛泽东的反感，一年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和王光美遭到厄运与这些事件有着内在联系。
在访问印尼前，王光美到上海，为自己和刘少奇选布料，订做衣服。当时江青在上海休养，王光美给她带去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在王光美和江青见面时，江青问王光美：「你在国外准备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在中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环境中，江青和王光美还谈托尔斯泰小说中安娜·卡列尼娜的穿着打扮，对当时的共产党员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参加集训的所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都称为「社教工作队员」。我们集训时住樊城招待所，中饭、晚饭，主食是米饭，副食经常是用大脸盆盛装的大块大块猪肉。对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的所有人来说，集训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什么「桃园经验」，而是「大吃大饱」，准备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时忍饥挨饿。
实地体会贫农生活
我与哲学所胡文耕、童天湘，以及湖北省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陈修文四个人为「社教工作队」的一个小组，进驻了襄阳县牛首公社花园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有一位农民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屋，房间只有很小的窗户，室内很阴暗。他家中除了有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外，一无所有。床铺是土坯，加上用芦苇做的草垫。我们到襄阳时，天气很冷，农民家没有热水，每天到一个池塘边洗脸洗脚。我们四位工作队员轮流在贫农、下中农家吃「派饭」。我们预先告诉农民，不吃鱼肉，不吃鸡蛋，与农民同吃一样的饭菜。有一户农民，为了表示对我们友好，做了面条招待我们，结果，我们四人都不吃。当时，每天吃饭是一件大事，工作队员绝不容许有任何特殊化，一定要与农民同吃他们平时吃的饭菜，并按规定付农民钱和粮票。由于我们拒绝吃好一些的饭菜，其他农户也只能用他们平时的饭菜招待我们。将近一个月中，我们吃不到脂肪、蛋白质这类食品，菜里的盐也很少。有一次，一家农户用一大碗豆瓣酱招待我们，结果，我们四个人把一大碗豆瓣酱全部吃光。按正常情况，这样一大碗咸菜，可以吃很多天。当时我们不知道王光美参加「四清」，她自己带着糕点去农村。我们只能按照党的规定、不吃鱼肉蛋，感到体力愈来愈不支。这种情况，实际上整个工作队的总部是知道的，一个月左右，我们全体队员就要到樊城「集训」。在「集训」时，每天大吃猪肉和鸡蛋。
所谓四清，主要是召集农民开会。陈修文是我们组长，胡文耕、童天湘年龄比我大得多，他们在会议上讲话。我不会面对很多人讲话，总是一言不发，全部工作是参加查账和下地劳动。有一次，陈修文与我聊天，他说，你回北京，一定要找一个北京姑娘当老婆。四清期间，我记录了十分详细的笔记，现在全部烟消云散了，只记住了陈修文的一句话。
几个月后，我与胡文耕两人单独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这个生产队在一丘陵地带，叫杨岗生产队。这时，我们两人不得不自己来召集和主持会议。我从来没有主持过会议，当时不得不在生产队会议上讲话。我讲话不会训斥他人，而且是生硬的。在两个生产队，由于「四不清」问题不严重，我们没有进行什么「夺权斗争」，但经过「四清」，改组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
工农兵哲学
哲学研究所要求我们到农村去，不仅是为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是为了执行毛泽东和康生指示，把「书斋哲学」改造为「对工农兵有用的哲学」。当时，康生向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发出指示，要求哲学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四清结束後，自然辩证法组又到北京郊区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去「滚泥巴」，在农村，建立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点」。在徐辛庄，我们只有八、九人在一起劳动，学习大庆油田，自己动手建造「乾打垒」式的住房。农村劳动对从大学刚毕业、二十多岁的青年来说，并不怎样辛苦，因为八、九人中没有一个监工凌驾于大家之上，我们几个年轻人总是用欢笑来渡过沉重的劳动。
在中国全国范围内，1965年到1966年，「工农兵学哲学」进入了高潮。《哲学研究》编辑部选编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心得体会的文章。解放军连副指导员廖初江、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队长、後来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環、乒乓球选手徐寅生被认为是「工农兵学哲学」的典型和标兵。在「工农兵占领哲学舞台」时，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只能到农村「滚泥巴」了。在这时，我不能理解的是，我放弃自然科学而从事哲学，哲学究竟是什么？研究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在「滚泥巴」中，找不到答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