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第2章 邓小平时代
§ 11 三个法庭
§ 12 《北京之春》
§13 第一次「非毛化大会」
§14 参与修宪讨论
§15 筹建政治学研究所
§16 人道主义高于革命
§17 《首脑论》和《十年史》
§ 18 为政治改革呼吁
§ 19 政治改革办公室
§ 20 胡耀邦下台
§21 「人大」议会化
§22 三访美国
§23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24 「六四」大屠杀
§25 在大亚湾荒岛上
§11 三个法庭
【图11·1】《三个法庭》连环画封面，绘图者：费声福 关于相对论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後期，「自然辩证法界」掀起了一个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运动。规模不大，令人反感。《自然科学争鸣》、《物理》等杂志发表了批判相对论的文章。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的前提是，承认「光速与光源运动状态无关」这一实验事实。但是，相对论的批判者认为，「光速不变」或「光速不可能超越」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是「违反辩证法」的。按照「辩证法」，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为什么物体运动速度有「光速」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呢？相对论的批判者主张，要破除相对论，「创立一个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论」。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一位专家，宣布说，他用了多年时间「创立了」新的相对论理论。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上。也创立了一种新的「超光速」理论。1975年上半年，我写了一篇《实践、假说和科学方法——谈关于相对论的讨论》的文章，寄给了《自然科学争鸣》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比了「经院哲学的方法」和「科学方法」，「经院哲学家」以圣经和教会的权威著作为根据，进行繁琐的论证、辩论、争论和探讨，至于周围世界的事实，并不重要。科学方法与此相反，「科学方法强调观察、实验和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这种方法认为，不应当像经院哲学那样从古人著作中、从权威的言论中，寻找自然现象的答案，而应当在现实、自然界、生活本身中找出答案。科学方法只承认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个方法还认为，一个自然科学理论能不能被『突破』，也只有在人们发现了新现象，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它们了，这时，就必须提出假说，通过实践或实验来检验这个假说，或者把它证实，或者把它否定，或者从中提出新的假说。被实践或实验证实了的假说，才能上升为新的理论。」（【註】见严家其：《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双重真理学说》，《权力与真理》第250-25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7年）我之所以对「批判相对论」异常反感，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现象的万分抵触。1974年至1975年围绕着「批判相对论」的争论，使我确信，以一种教条、主义来判断某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理的做法，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当1978年中国报刊上掀起真理标准讨论时，我成了积极的参加者。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官方刊物上发表稍有异议的文章都是不可能的。1975年8月27日，《自然科学争鸣》编辑部给我回信说，我的文章没有正面肯定相对论讨论中「有一大批文章是批判了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和物理内容上的唯心主义解释」。「我们觉得如你对这点也是肯定的话，补充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如您觉得这方面也应加以否定，则还可以说得明白些。」这封信说：「面前批判和讨论相对论问题中，很多作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对相对论理论中的『矛盾』提出疑问，企图建立新理论，这一概称之为违反辩证唯物论，是否合适？」
【图11·2】《自然科学争鸣》编辑部1975年8月27日复信影印件相对论的讨论，那篇文章和编辑部的来信，时过境迁，早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我想借此说明的是：青年时代在科大的自然科学训练，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後来我做的，无非是要把这种对科学的认识、科学的精神顽强地带到政治研究的领域中去。
参加科学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
明廷华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在科学院院部工作。中国科学院在1978年6月召开一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这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去，单独成立，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应邀出席。我在会议上大谈中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家」，他们怎样穿着「神学」的外衣，引经据典进行繁琐争论，我还谈了中世纪的「双重真理学说」，我的结论是，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我参加会议和发言。
真理标准问题引起人们广泛注意，是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开始的，科学院6月讨论会是最早的一次讨论会，《人民日报》报道後，一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就请我参加。7月5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在科学会堂召开「理论和实践讨论会」，于光远、方励之、吴江和我在会议上发言。方励之的发言题目是《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还是谈「经院哲学」，这些发言早就烟消云散了，但网路上找到了一长段记录：
「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註】严家其：《权力与真理》，第250-25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北京）
7月17日至24日，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办，在北京朝阳区一所学校里召开，参加者是全国各地专业哲学研究人员、大学、党校教员。在这次会上，我没有论文稿子，当我发言时，没有人知道我谈什么。在会前，我突然有一个灵感，这时，我就大谈灵感中的、临时编就的「幻想小说」情节。这是一个严肃的理论研讨会，怎么容许一个人用「幻想小说」形式胡言乱语呢？我在哲学所文革中一贯特立独行，哲学所的同事，没有对「幻想小说」嗤之以鼻，实在是无可奈何。
这篇「幻想小说」就是，我走访了三个时代的三个法庭。
宗教法庭
我对哲学中的繁琐争论不感兴趣。既然讨论真理问题，我相信，真理是朴素的，是能让人了解的，而且有传播力。我在会上发言，不咬文嚼字，讲别人能听得懂的话。会後多日，在《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帮助下，把发言稿修改，并增加情景描写，写成二万多字的长篇文章。1978年9月14日，每天只有4版的《光明日报》用近3版篇幅一次发表了《宗教·理性·实践》，访问三个时代三个法庭的「哲学幻想小说」。这三个法庭是，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和实践法庭。
【图11·3】北京《光明日报》1978年9月14日文章这篇幻想小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漫游古代世界的再现，也是多次出现在脑海中的「平行世界构想」的第一次文字记录。在幻想小说中，我是《光明日报》记者，乘了R101型飞艇，前往17世纪意大利罗马，访问「宗教法庭」。
「1633年2月下旬的一个阴沉的下午，R-101巨型「时空飞艇」降落在罗马台伯河右岸，离梵蒂冈宫不远的一个狭小空地上。当我走下飞艇，看着那古老的罗马城堡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从梵蒂冈宫那边急驶来一辆六轮马车，原来是教皇乌尔班8世的顾问狄萨路斯奉命来迎接我。狄萨路斯陪着我坐上马车，飞驶过罗马的泰倍尔诺街，穿过了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最后来到了帕拉丁山的山脚下。一条修得很好的路，蜿蜒曲折地从一丛丛百年古树的林子里一直通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在这里丛立着一坐阴森森的古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宗教法庭——罗马世界异端法庭。」（【註】严家其：《宗教·理性·实践》，《光明日报》1978年9月14日）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宗教法庭的黑暗作了描写，把17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所受的苦难，移花接木，写进幻想小说。（【註】康帕内拉（1568-1639）是《太阳城》一书作者，曾多次被西班牙当局和宗教裁判所逮捕，在监狱中渡过了33年）。我也查了《基督教史》，使幻想小说中的情节接近实际情况。「宗教法庭」这一部分，主要写罗马教廷审判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的情况。（【註】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1633年，伽利略以「反对教皇，宣传邪说」为罪名，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
伽利略写过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著作。所谓「托勒密体系」，就是「地球中心说」，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行」；而「哥白尼体系」，则是「太阳中心说」，认为地球是行星，不停地围绕太阳运行。《圣经》说，太阳不是静止的，而是围绕大地转动的。（【註】《圣经》说，当约书亚·纳文用一天功夫不能消灭敌人的时候，曾祷告耶和华把太阳留住。耶和华按照约书亚·纳文的要求，让太阳停在空中，于是，犹太人在天黑前就把敌人消灭了。所以，《圣经》认为，太阳是不停地绕着地球转动的。）在伽利略时代，宣传哥白尼学说，对教会来说，会「损害神圣的信仰，引导人们推断出圣经的虚妄」。幻想小说中伽利略的话，我都取自于伽利略传记和《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我写宗教法庭，不过是借题发挥，用来影射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毛泽东著作当作《圣经》。在审判伽利略的结尾处，我写道：
「宗教法庭的审判过程使我十分震惊。像我这样一个来自20世纪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真理并不在宗教法庭那些枢机主教一边，而在伽利略一边。但是，在中世纪猖獗的宗教反动势力面前，真理被宗教扼杀了，科学向神学屈服了。当我迈步走出法庭的时候，我才猛然地看到法庭大门上部的石板上，雕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伏尔泰的宫殿
《三个法庭》的第二部分，记叙了我乘上R-101飞艇，来到1754年瑞士和法国边境的小城——佛尔纳，在佛尔纳采访「理性法庭」的情景。在佛尔纳，聚集着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他们用「理性」来审判一切，在《三个法庭》中，我完全根据想象，描写了伏尔泰在佛尔纳「宫殿式」的房屋：
「『宫殿』後面靠山，山上树木参天，红玫瑰花丛绕着通向山顶的石阶盘旋而上。宫殿的一侧，一条从山背后流过来的小溪不时把水注入一个清澈见底的湖中。宫殿的正前方，是一个天然喷泉，上面爬满了碧绿的蔓藤，喷泉四周，一片花圃，花光耀眼，花气袭人。」
「当我从阴沉压抑的罗马宗教法庭来到如此馥郁芬芳、赏心悦目的地方，顿感心旷神怡。」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身临其境，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在伏尔泰的「宫殿」中，我与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在一起高谈阔论。我借孟德斯鸠的口，宣扬「三权分立」，并说「法国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国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法国，人民毫无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在1978年9月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时，我希望读者会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中国，不正是「毛泽东的意志就是法律」吗？「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人手中」吗？
在1978年前後，中国并没有言论自由。我之所以采用「幻想小说」形式写作，是我担心哪一天因写这篇文章而倒霉。我宣扬伏尔泰、孟德斯鸠的言论，要使人找不到把柄。我在伏尔泰客厅中，听着「理性法庭」的「法官」高谈阔论时，我在「幻想小说」中，加了一句：「我简直听不下去了」。今后如果有人整我，我要用这句话来为自己辩护。因为伽利略写《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就采取了这种手法。
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曲面建筑
《三个法庭》的最後一部分，是我采访未来北京的「实践法庭」。从1754年的法国，到未来的北京，这是「跨越时代的飞行」。未来的北京，我定位在1994年。（【註】1978年《光明日报》上写的是1994年5月4日，在1990年代初台湾《中国时报》刊登时，因离1994年太近，改为2009年5月。）在未来的北京，在「幻想小说」中，在北京东长安街，建造了一个「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奇怪的是，後来的北京，真的建造了一个「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更奇怪的是，两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的位置，按北京的中轴线，成「镜对称」。第三个奇怪的是，把「幻想小说」中的「双曲抛物面」，改为实际存在的「椭球面」，也就是现在在西长安街的「大剧院」，只要把「双曲抛物面」数学公式中的减号（－），改为加号（＋），「双曲抛物面」就转换成「椭球面」了。
【图11·6】以「椭球面」形状标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西侧的大剧院
我写「实践法庭」的用意，是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这篇「幻想小说」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在「幻想小说」中，我借「实践法庭」法官的口，在谈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时说：「1976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怒火终于爆发了。当时，全国有多少工人、多少干部、多少学生离开车间、机关，走出书斋、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汇集到一起来了。他们废寝忘食、慷慨激昂的发挥了嘴巴的第二功能，展开了一场同四人帮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大决战。虽然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就在他们的宗教法庭上，多少人民英雄照样威武不屈地屹立着。」
由于当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肯定1976年天安门运动，是一种「试探」行为。这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意下作出的，如果受到禁止，杨西光就会下台；如果未受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两个月後，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就是要在「实践法庭」审判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者，就是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最大得益者，翻案後取得了中国最高权力。
《三个法庭》发表後三天，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近藤的摘要报道，西德的《明镜》周刊也摘要发表。香港《文汇报》以《一颗反对封建专制的信号弹》为题，作了专题评论。（【註】近藤：《这是中国创作的SF，跨越时代的世界旅行》，《朝日新闻》1978年9月17日，西德《明镜》周刊，1978年12月18日，赵彤：《一颗反对封建专制的信号弹》，香港《文汇报》1978年9月21日）数百位读者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北京一位署名「一满腔热血的读者」说：「文章说出了我久已想说而又不知该如何表达才恰当的话，说到了根本，击中了要害。」「现在禁锢中国人民思想精神的，就是这两大枷锁，这两座大山，不推翻这两座大山，不打碎这两大枷锁，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海市蜃楼。」（【註】见《寓深刻哲理于文学形象之中——读者对<宗教·理性·实践>一文的反映》，《光明日报通讯》，1978年第5期）另一位中国航行总公司的读者来信说，当国际时空航行局组织第二次「跨越时代的飞行」时，希望能通知他，他将一同前往。他说，如果林彪、江青复辟的话，「他们要把你逮捕入狱，那时候你千万要告诉我，说我完全支持你的观点，并通知我，我也跟你一同前往。」（【註】转引自马沛文：《检验真理标准与当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印，1978年）
§ 12 《北京之春》
1978年11月初，贵州省的几位青年来到北京。10月11日，他们在王府井大街上贴出了黄翔的《火神交响诗》。黄翔的这首诗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他曾因点燃火炬在青年朋友中间朗诵而受到迫害。这一首政治抒情诗，它的诗句和标题一样引入注目：
火光照亮了千年的庞然大物
那是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
为什么它们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它们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情愫和思想
难道说，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更美
难道说，偶像能遮住真理和科学的光辉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註】引自《火神交响诗》中《火炬之歌》，《启蒙》第一期，油印本，1978年10月11日）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正式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两天後，黄翔和贵州省的7名青年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黄杰、李家华、杨在行和郑继联在北京成立「启蒙社」。同一天，李家华在评《火神交响诗》的文章中，要求「在实践的审判席上」，「对一切伪造的、冒牌的『真理』进行严峻的检验和审判」。
把昔日的偶像绑缚在你的火刑柱上，用熊熊烈火焚烧，
把一切被颠倒的从新颠倒，
在你实践的大法院里，
掀下站得最高的，
抬起被压得最低的，
推倒根深蒂固的，
平衡失去椅靠的。
（【註】《启蒙》第2期，油印本，1978年11月24日）
在评《火神交响诗》的「尾声」中，李家华写道：「我们所盼望的、追求已久的新思想、民主和人权，已在中国大地上露头了！请用最高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支持它，用血和生命保卫它！」「起来吧！中国人！向一切独裁者、专制者发起进攻！时候到了，向他们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最後的审判。」（【註】《启蒙》第2期，油印本，1978年11月24日）
这些诗印刻在《启蒙》油印本上，虽然印数很少，但它是1978年《北京之春》最早的历史记录。
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
在11月24日启蒙社成立的当天晚间，在天安门广场靠近毛主席纪念堂的栅栏上，启蒙社张贴了两条大字标语，字之大，在远处就可以看到，十分醒目。这两条标语是：
「应该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要三七开」
同时，西单沿着西长安街的一百余米长的墙上贴出了成百上千张小字报、大字报和标语，人们要求追查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凶手，要求为文革时期受迫害者平反，要求言论自由和改革政治制度。
1978-1979年北京民主墙，包括王府井、西单和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和当时贴大字报的栅栏。西单墙最早张贴的不是大字报，而是被汪东兴禁止发行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1期样本。时间在1978年8月。後来，又有许多到北京的上访者把自己的冤情写成大字报张贴在西单墙上。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後，从1978年11月25日开始，西单墙前就成了「民主讨论会」的场所。11月27日傍晚，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Jonk Fraser向大家传达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im Novak 会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看法。邓小平当时说，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邓小平还说，「毛泽东三七开我不同意，毛泽东比三七开要好」，「我对自己是四六开，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这是当时一位女学生自告奋勇翻译的。
当天晚上，有几千人聚集在西单墙。接着大部分人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有十多人发表演说，为邓小平支持民主墙而欢呼，讨论中国未来的前途。在西单墙前，我曾做过一次演说，讲完後，我骑自行车迅速离去，当我在近历史博物馆附近停下来时，仍被尾随而来的几位青年围住。有一位青年，因为没有笔和纸书写他的姓名，把他学生证给我，让我与他保持联系。我说你怎么能把学生证交给我？我怎么能够接受？另有一次，我在天安门纪念碑台阶上作了几分钟演讲。由于听众成千上万，随时有人高呼，讲了一句二句，听众就会作出反应，要么赞同，要么发出嘘声，演讲只能一句一句不连贯，口号式讲话。我刚刚讲完，突然，无数只手把我整个身体抛向天空，当掉下来时，与落在非常柔软的沙发中同出一辙。这件事，我当天到史家胡同与于光远谈起，後来发现于光远在一次会议的讲话记录中提及。
《北京之春》「心因」的传播
在西单民主墙时期，我为周为民、王军涛创办的刊物起名为《北京之春》，使「北京之春」这四个字不断传播，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从北京传播到全中国，从中国传播到全世界。这就是道金斯（Clinton John Dawkins）所说的「心因」（Meme）。
西单民主墙也是当时许多民办刊物的张贴和发行场所。当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之名贴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第二年1月8日，由魏京生提名的《探索》出版。12月16日，徐文立主编的《四五论坛》出版。还有北岛、芒克的《今天》、周为民、王军涛创办的《北京之春》、任畹町的《中国人权》、胡平的《沃土》、齐建昌的《科学、民主、法制》、《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1979年1月6日，任畹町起草的《中国人权宣言十九条》在西单墙上张贴了出来。
【图12·3】1979年由周为民、王军涛创办的《北京之春》，刊名是嚴家祺起的，第一期上刊登了嚴家祺文章《现代宗教的秘诀》，用笔名「步曙明」发表
在1976年天安门运动中，王军涛当时17岁，是北京十一学校学生，因在清明節組織兩個班學生到天安門廣場活動，並張貼四首詩詞，被定為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現場指揮者和反動詩詞製造者，關押在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时间有半年多。1978年10月，王军涛和另一为四五运动参加者周为民被选为中国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1978年12月，他与周为民发起创办一份油印刊物，在社会科学院附近的北牌坊胡同刘万勇家开会，参加会议有王军涛、周为民、邵明瑞、刘万勇、吕嘉民、李楠和我，他们都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我也参加了会议。周为民任主编、王军涛任副主编。在商量刊名时，我提议起名为《北京之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的一天，《北京之春》正式创刊。周为民和王军涛以「民涛」的笔名写了《周恩来精神万岁》一文，陈子明写了一篇回忆四五运动文章，吕嘉民写了《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制度》，我写了《现代宗教的秘诀》，署名是步曙明。（【註】《现代宗教的秘诀》刊登在创刊号油印本上，铅印本是我参与编辑的，未收入，但这篇文章收入《权力与真理》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北京出版。）
《北京之春》办了9期，最後一期在1979年10月28日出版，这一期上刊登了我写的《社会主义的政体问题》，用的是笔名「郑炎」，即「政研」。这篇文章是我在「理论务虚会」上谈「废止终身制」的发言稿。
同魏京生主编的《探索》、任畹町的《中国人权》相比，《北京之春》的立场是温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的呼声，西单民主墙，所有这些，实际上动摇着在天安门事件後上台的华国锋的最高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 13 第一次「非毛化大会」
理论务虚会
「理论」开什么「务虚会」，没有人会这样讲。在1979年初开「理论务虚会」前，李先念开了一个财经工作的「务虚会」，会议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所以，「务虚会」三个字，开始传播起来。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为一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总编辑熊复按照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指示，不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争论。《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与汪东星一样，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理论务虚会」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中间因春节和中越战争，休会了一个多月。开会的方法是讨论理论问题，「务虚」而「不务实」。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会议组成了由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胡绩伟、周扬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参加者是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关心所谓「理论问题」的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有王惠德、马洪、薛暮桥、许涤新、吕正操、范若愚、温济泽、宦乡、朱穆之、陈荒煤、苏绍智、王若水、李洪林、冯兰瑞、孙冶方、张光年、吴冷西、杨西光、马沛文、范永康、龚育之、吴敬琏、阮铭、张显扬、王贵秀、牛欣芳、吴江、邢贲思、董辅礽、黎澍、于浩成、童大林、吴明瑜、邵华泽、鲍彤、廖盖隆、汪子嵩、何匡、孙长江、郭罗基、林英、卢之超、王忍之、郑必坚。会议参加者还有几位跟随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註】「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人物，如熊复、吴冷西、张平化、王殊、李鑫、胡绳。这些人当时都担任重要职位，熊复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吴冷西是「毛著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张平化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这份名单，列举了许多人名字。这些人，在邓小平时代，一部分人被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部分人掌管新闻、理论界大权，一部分人，如吴敬琏，在後来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耀邦在开幕式上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会议讨论要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他称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他说，这几个人把马克思主义「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剧』的帽子。」胡耀邦说，必须肃清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
胡耀邦讲话後第二天，周扬从邓小平家里赶来，传达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理论务虚会」参加者分5个小组，会议有大会和小组会。我与吴敬琏、孙长江、胡绳、阮铭、邵华泽等人在一组。小组与小组之间依靠简报沟通。当时规定，每个人的发言全文刊登简报，简报编辑未经发言人同意不得删改，而且在第二天每个人就可以看到前一天会上所有人的发言。根据张显扬後来的回忆（【註】张显扬：《理论务虚会概况》，丁东、邢小群2008年6月28日采访张显扬，张显扬在记录稿在基础上改写，2008年8月4日定稿），会议主要讨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 批判「两个凡是」；
⦁ 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涉及到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
⦁ 批判毛泽东晚年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
⦁ 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
⦁ 为「十七年」（1949-1966）正名；
⦁ 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理论务虚会在京西宾馆召开，白天谈中国问题，晚上看港台和外国电影，有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看完电影，大家再吃夜宵。《幸福的黄手绢》的主角岛勇作由高仓健扮演。影片描写个性格倔强的煤矿工人岛勇作，因故被判刑六年。为了爱，岛勇作逼着他妻子离婚。刚刚出狱的岛勇作，在离开监狱时，给他已经离婚的妻子寄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出狱的消息。他非常想知道她的情况，两人约定，如果她还是独身一人并在等着他，就在家门前的旗杆上挂上一面黄手绢。如果他回到家门前，没有看到黄手绢，将永远地离开。《幸福的黄手绢》对爱情、同情心和人性的描写，与「文革」时期的生活适成对照，大家看後印象深刻。这些电影，当时在外面没有放映。理论务虚会的前半段就是在这样的宽松、轻松、放松的气氛下召开的。有人说，这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出气」就是在会上放心地「批毛」。
在邓小平「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鼓舞下，理论务虚会的气氛很好。大家无所顾忌地讲话，会场就像是一个「理性法庭」，一切思想、理论、学说，都要在这个法庭上受审判，「或者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张显扬、王贵秀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了无情的抨击，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分析，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错误的方法对错误的对象进行的一场错误的大革命」。
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李洪林在会上以《领袖与人民》为题，做了一个发言。他说：「公开宣传全国人民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个人的绝对权威」，这是中国的「耻辱」，「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尊严」。「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平等关系」。「按照个人迷信原则，领袖从来都是正确的，凡错误都是别人的。因此，领袖是不能批评的。」「别人要洗脸，领袖却不能洗脸，谁要给领袖洗脸谁就是『恶毒攻击』」。「实践证明，『人民必须忠于领袖』的原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原则。」李洪林说：「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註】李洪林：《理论风云》，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
在理论务虚会自由的气氛下，我把几年前写的《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稿子和笔记，改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发言稿。1979年2月4日，我在会上就「废止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终身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在發言中談了「共和政體」與「首腦任期制」的關係後說： 「如果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都有一定任期（例如四年或七年，四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同時，還實行一系列保障社會主義共和制的措施，那麼，像林彪「四人幫」這些「現代造神派」（也叫「社會君主派」）借文化大革命搞「造神運動」就不容易了。任何一個新任職的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他所考慮的第一件事將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內怎樣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時，對領袖的崇拜將轉變為對人民的崇拜。『人民忠於領袖』的原則將被『領袖忠於人民』的原則所代替。」在簡報上看到于浩成、黎澍都贊同廢除終身制。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記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為會議提供了一期《簡報》，名為《簡報》，實際上有幾萬字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和觀點。在文革中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北京之春》。既然理論務虛會的《簡報》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毫無顧忌地拿了幾十份《北京之春》發給與會者。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
理論務虛會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會上有人批康生署名的、文革前的文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鄧力群在《簡報》上發了一封信，說這篇文章是他提議寫、他出的題目，他與許立群合寫，最後由他定稿。鄧力群建議用康生名義發表，康生勉強同意了。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帳上。」
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裡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對理論務虛會中的一些激烈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是不滿意的，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從這時開始，中國政治氣候大變，在西單牆上發表批評鄧小平言論的魏京生被抓進監獄，西單牆遭到封閉。
政治学幻想小说
1979年初，当时中国宣称进入一个「新时期」，北京出版社创办了《新时期》杂志。《新时期》杂志要我写稿，在创刊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政治学幻想小说。加上政治学三字，是因为我刚参加张友渔开始筹办的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当时整个中国还在批判林彪、四人帮，为了传播「废止最高权力终身制」这一「心因」，又要防备批判专制独裁可能带来的危险，文章采用了幻想小说形式。这是第二次作跨越时代的飞行，我乘上了R-102型飞艇，访问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四时代、17世纪的英国和未来的美国，考察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
【图13·2】《三种政体 ——专制、立宪、共和政体考察记》，发表在1979年《新时期》杂志创刊号上，後收入《漫游历史和未来》一书中，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厦门，1979年
文章发表的1979年，当时一般用「计算机」三字，还没有「桌面电脑」，对电脑只是想象，我在这篇幻想小说中，尽情展开幻想的翅膀，幻想在未来21世纪的美国有了欢迎来宾的「人形机器人」、巨幅全息银幕、电视电话、自控轿车、互联网（原文用的词是「商业网络系统」）购物系统、可以存放50万册书的「电子书盒」、受控光合技术、合成食品工业、在城市上空的「人造太阳」，还想象美国正处于农村与城市界限消失、大城市的瓦解过程中。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没有到过国外，杜撰了华盛顿的「宙斯机场」和「五月花钢化玻璃大厦」。
这篇幻想小说的中心内容是，就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作比较，批评最高权力终身制的危害。我借幻想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口说：
「任期不加限制的结果必然要导致选举制度的破坏，并形成事实上的终身制，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终身制和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国王愿意自动让出自己的王位，而在共和政体下，国家元首的任期有严格的限制，如果他不称职，可以通过投票撤换，而国王只能通过武力撤换，一旦人民苦难的呼声被国王封闭起来，人民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只要存在终身制，就会有王朝，国家就将陷入没有尽头的王朝循环的圈子里，压迫、反抗、改革，新王朝的建立，永无止息。」（【註】严家其：《漫游历史和未来》，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厦门，1979年）
1979年10月，我在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一次谈「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在简报上记载了当时的发言：「社会主义60年来的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从强调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开始，以摧毁集体领导，确立个人专断统治告终。」
在这次会上，鲍彤听了我发言後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是非常爱这个共和国的。什么是共和国，共和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想，我们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共和国是支持自己的人民来研究什么是共和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註】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政治学社会学组简报》第3期，1979年10月10日）
由于我在多次会议上和多篇文章中，不断提出要「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把哲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孙耕夫找了去，说严家其与一些民主墙的人有联系，要孙耕夫审查严家其在社会上的活动。孙耕夫为我辩护，胡乔木批评他「蒙在鼓里」。事後，哲学所共产党组织通知我说，原定1979年10月要让我入党「转正」，现在，要调查後，才能决定是否「转正」。
哲学所对我进行了调查，我自己也只记得在天安门广场见过贵州启蒙社的青年，给了他们当时哲学所编辑发行的周恩来照片集和一些北京粮票。在延迟三个月转正期後，批准我加入了共产党。
在我转正加入共产党後不久，胡喬木的司機到社科院醫務室找我妻子高皋，轉告我，說胡喬木要見我，問我哪天有時間。胡喬木那麼客氣使我奇怪。一天晚上，胡喬木、胡繩和李匯川三人，與我在社科院一號樓談話。（【註】胡繩（1918-2000）1985年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匯川（1917-1999）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代司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實際上，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找我談話為了甚麼。胡喬木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我想從哲學「轉行」政治學，現在參加張友漁領導的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還希望參加憲法修改討論。這次談話，我把新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一書送給了他們，胡喬木說會請張友漁讓我參與憲法修改討論。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鄧小平剛剛談了「廢止終身制」問題，我也就算「解放」了。由於我為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大聲疾呼而加入了共產黨，在1989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我遭到公安部通緝，被開除出了共產黨。（【註】1989年8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刊出了新华社北京8月9日新闻：《严家其和包遵信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