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142页
§ 40 《霸权论》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第5章 奥兰多五年
| § 44 绿色峰会社区 § 45 「绿色峰会」来访者 § 46 全球金融恒等式 |
§ 44 「绿色峰会」社区
哥伦布精神
我在布鲁克林的好友刘平，从广东移民美国近五十年，他的朋友住在佛罗里达。他说，佛罗里达气候暖和，适宜退休老人居住。2009年8月，刘平告诉我佛罗里达Orlando情况後，我当机立断，决定去佛罗里达看一看。这样，我与好友保延昭，一同乘飞机前往佛罗里达。 这位刘平，一个建议，造成了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从纽约搬家到佛罗里达。
2009年12月12日一早，我与高皋起来装车。在车上装上两台电脑和生活用品，还有一个用纸箱做的猫窝，把我们养了13年的黑白花猫——邈邈，「孙思邈」的「邈」，放进猫窝中。汽车装满了东西，几乎没有留一点空隙。在离开住了15年的家时，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但邻居吴国良穿着睡衣走出了大门，与我们告别。
开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的邈邈开始烦躁不安，不断把头伸出纸箱，又叫又抓。我只能不顾邈邈的吵闹，奋勇直前，4个小时到了华盛顿DC边界。我的计划是每天开400-500英里，也就是700-800公里左右。下午4时，到达弗吉尼亚的Emporia，随便找到一家Days Inn旅馆住了下来。
第一天，晴空万里。第二天，一路大雨。我曾经有在狂风暴雨长时间开车的经验，那是10年前，我陪刘敬钦从纽约开车去华盛顿。那一天的飓风，据1999年9月15日纽约《明报》称是「本世纪最可怕的飓风之一」。在狂风暴雨中，能见度不及10米，路上的白线完全看不清，只能沿着快车道左边的黄线开车。那一天，火车也停开了。刘敬钦曾在青海开了半辈子车，他说：「这算甚么，青海开车远比这难。有问题了，往路边一停就是了。」我这才知道，就「停车」这一行为了说，在陌生地方停车与在熟悉地方停车没有区别。我在大雨中沿95号高速公路开了8个小时，也不清楚到了什么地方，在Quality Inn住了下来。
第三天，我们在早晨6点半出发，天还没有亮。进入车道，才发现一片大雾，只能看到前方二、三十米。大概有2英里长的修路引桥，两侧有修路的标志。我这时感到心慌，不知道是否上了95号高速公路。没有办法，只能往前开。半小时後，天已亮，知道在95号公路上，这就放下了心，但雾仍很重。这天早晨的半个小时，当不知道车要开向何方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前途茫茫」。我想到了哥伦布，在「前途茫茫」的大洋中航行，心中总装着一个希望的新大陆, 依靠这一信念，战胜了大风大浪、战胜了千难万险。这就是哥伦布精神。中午近12点钟，我们已经到达通往克莱蒙的50号公路。因为91号高速公路出了车祸，使91号公路上的车全部移到50号公路上来了，造成50号公路塞车，我用一小时走完了最後10分钟车程。下午近一时，终于来到了克莱蒙新家。
这次远征，3天行程共1111英里，对开车老手来说，用一天、最多2天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行程，但这是我一生最长距离的驾驶经验。
这是2009年12月14日。下午，我们一直打扫房间。晚饭，用纽约带来的电饭锅，我与高皋站着吃饭，晚上，没有床，我们睡在地面上。这是1989年6月18日我们在大亚湾荒岛渡过一晚後，又一次在平地上睡觉，与20年前不同的是，这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没有危险的转折。
「绿色峰会」深度美国
在佛罗里达，我家住在一个叫「绿色峰会」（Summit Greens）的地方，保延昭是这一「新大陆」的发现者，是我們的哥伦布。
希望是生命的源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给人类带来了新希望。近四百年前，一群因遭受宗教迫害的英国流亡者，从他们在荷兰的流亡地出发，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在海上航行了3000英里，经过65天的惊涛骇浪，抵达了北美大陆。我只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1000英里，没有任何惊涛骇浪，就顺利来到了「绿色峰会」，突然发现，这里与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迥然不同，感到从美国的「中国城」到了美国的「美国村」。一位从巴黎来「绿色峰会」的朋友说，「你们这里是『深度美国』」。
【图44·1】「绿色峰会」社区
「绿色峰会」是社区英文名的直译，也可以翻译为「碧绿园」，相当与中国县、乡下面的村。「绿色峰会」有700多户，全村只有1500多人。
「绿色峰会」社区有三大特点：
1.「绿色峰会」，造就了人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平衡。丘陵湖泊起伏交错，棕榈树枝婆娑摇曳。三个湖泊的另一侧是牧场，经常看到许多牛羊在吃草。社区位于丘陵上，一排排平房建筑在18个高尔夫球场的绿地中间。
【图44•2】「綠色峰會」社區的湖泊
2.「绿色峰会」，造就了社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最佳平衡，公共财产就是社区的周边环境和舒适、美丽、宁静社区俱乐部。
【图44·4】「綠色峰會」社區的俱乐部和游泳池
3.「绿色峰会」，是社区管理的典范，各种权利义务界线明晰，造就了良好的社区秩序。社区董事會是社區最高管理機構，由全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另聘请3名全薪職工，具体管理社区事务。董事會成员共9人，很多人都乐意担任，因此竞选激烈。在竞选时，我们收到候选人的介绍，一些人过去是大公司的CEO，退休後乐意当一个相當於中國「鄉村居委会」委员。董事會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如有一个「与高尔夫球场关系委员会」。球场绿地灌溉由球场负责，横穿社区的公路两边的绿地则由社区浇水，但总有一些争议地区，「与高尔夫球场关系委员会」用一切办法为社区争权益，使每一户能节省浇水费用。我家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一个月平均60多美元，各種費用低於紐約。由于管理良好，社区整年一片绿色。举凡住户与高尔夫球场管理上的争议，如有些住户为土地「分界线」与高尔夫球场的争议，社区管理委员会通知我们，希望住户不要去找「克莱蒙镇」申诉，也不要自己与高尔夫球场争战，更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与高尔夫球场关系委员会」和律师会代表我们去交涉。「绿色峰会」社区有许多规则，大家都遵守。
社区绝大部分是白人，有几家韩国人，几家日本人，几家黑人，西班牙人不多，中国人只有我们和保延昭等三家。我家邻居是两位在40多年前来美国留学的韩国人夫妇Woong Suh Park、Youn Jung Choi。「绿色峰会」的「社區活動中心」，網球場、壘球場、游泳池和俱樂部（Club House）。保延昭在美國已生活50年，经常参加社区活动，但我与高皋很難融入這個小社會。
【圖44·5】自左至右：严家祺、古兆中、 保延昭，摄于2006年，纽约Flushing
【图44·6】：严家祺高皋、刘平夫妇、王湘 2012年
【图44·7】 2011年2月台湾朋友刘生仁夫妇（左2，右1） 和儿子（左1）来访，照片由刘生仁的女儿摄
我们的邻居派奇每天几次遛狗。我与高皋经常散步，在路上经常遇见派奇。另一位邻居是年近90的老太太，整日关在家里，但她自己能开车，在超市见到。我们每天可以看到有一、二十人在社区长距离步行，步行者就像在远洋中航行的船只，一路上总是友好地表达问候，连开过去的汽车，都与步行者招手示意。
這里不是「终点站」
在「绿色峰会」生活，与布鲁克林八大道华人区的生活感觉很不同。布鲁克林八大道在很多方面象50年代公私合营前的常州和我家居住的卜弋桥小镇街道，很多商店只有一、二间门面，八大道最大的商店香港超市还没有常州百货公司大。「绿色峰会」完全是乡村，没有任何商店，最近的商店是一家「目标超市」，步行去要半个多小时。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近5年，当奥巴马竞选连任时，我们与保延昭参加了一次共和党举办的活动。这是在镇中心、也是在一个大湖湖畔的草地上进行的，到处都是支持Romney Ryan的标语牌，只看到角落里有一个支持奥巴马的标语牌。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感到美国政治的存在，与美国政府的唯一关系是每年有半天时间办理报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办理报税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工」。「绿色峰会」的每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人人平等，没有歧视，这是一个找不到政治的「小社会」。在一个国家，很少人关心政治，是一个好的社会，当这个社会，愈来愈多的人关心政治时，这个国家，就开始出问题了。
我们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人们慢慢地走路，有人还一面唱歌一面表演。 尽管「绿色峰会」环境优美、没有任何种族歧视，但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中国人聚居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的临时沟通，要依靠语言，聊天要依靠共同的文化背景，英语最好，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谈孙悟空和鲁智深，他们也莫名其妙。 所以，华人聚集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在「绿色峰会」，常住的中国人只有我一家，保延昭只是一部分时间居住，在奥兰多地区，中国人也很少。
我们的「人生列车」还没有开到「终点站」。 人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的自主权愈来愈少。 现在我们是被「命运」拉着走，「命运」拉着我们离开「绿色峰会」后，哥伦布保延昭仍留在「新大陆」。
在「绿色峰会」，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我认识到，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活，可以自由选择，但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 人好像是自己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但还有更强大的力量，主宰着我们每一个人。
保延昭是美国格鲁门（Grumman Corporation）航空航天公司国际部中国部主任。 上世纪60年代，从广东到美国留学，70年代初，获得波士顿学院分析化学硕士。 保延眧一向都是社区的活跃分子，交游广阔。 通过他我认识了朱养民、杨正民、古兆中、马大任、禤福辉、水秉和、陈宪中、谢国熙、Paul Chen、叶翘、潘绮玲等许多美国东部侨界人士。 他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协会」、「滋根基金会」、「捐书中国计划」的积极参与者，还是纽约「保钓联合会」成员，与纽约陈宪中，组织和参与了许多次「保 钓」活动。
保延昭从来都热心助人。我家搬到布鲁克林不久，保延昭从长岛开车来布鲁克林，带戈扬、司马璐、高皋和我，遊玩大熊山，參觀西點軍校。后来，我们经常交往。我写《普遍进化论》一书时，不会用电脑打字，他就把我的稿子拿去请纽约州立大学古兆中教授打字，打了一章，我觉得不妥，太耗费古兆中时间了。我开始学习打字，古兆中打好第二章时，我决定不能再浪费他时间了，我也学会了打字，从此，我电脑愈用愈熟练。我学会用电脑，要感谢保延昭和古兆中两位的热心帮助。保延昭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多次在纽约或古兆中新泽西的家中聊天。
2009年6月，保延昭、我与一位加拿大朋友潘士弘一起从纽约开车去华盛顿DC，参观了国会图书馆。我与潘士弘在八十年代中就在香港同乘游轮认识。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主修数理统计，曾在加州硅谷工作，从事软件开发，後来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工程公司工作。公司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为非洲尼日利亚国家银行建立计算机管理系统。潘士弘生于北京，文革时在北京，熟悉中国，参与了加拿大国际开发总署援华的华南电力规划、能源战略规划等多项工作，曾把大型数据库Oracle 介绍到中国电力系统。潘士弘周游世界，见多识广，来佛罗里达就顺路来克莱蒙见面聊天，他还教会了我电脑制图。我们一起参观了Orlando的「未来世界」，感受了太空中的生活。
潘士弘根据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写了一本「项目管理」的书，指出「管理」属于科学范畴，不能实行「民主」，不能「集体领导」，不能「现场拍板」，不必「勤请示多汇报」，就「项目管理」的一百个原则，一一作了清楚的说明，我读後大受教益。（潘士弘：《项目管理能讲民主吗？》，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5年。）潘士弘说，民主是解决利益的，没有绝对的是非，因此要少数服从多数，但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在投票表决之外，也辅助以示威游行、罢工、自由媒体等吸引人眼球的机制。而管理是解决是非分明的问题，在乎是否合乎科学，长远规划，而不是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从执行效果着眼，也不能忽视民意。有些好的事，民众不理解，也要迁就。潘士弘的话，对民主含义作了正确而深刻的概括。政府行政管理也是「管理」，「项目管理」的许多原则，与政府行政管理相通。城市交通、食品卫生、边区开发、旅游点的拥挤纷杂等等，都可以用「项目管理」的方式解决。我注意到，在美国，除了议会、政府的产生、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和通过，离不开「民主」外，大量的问题不是靠「民主」、也不靠「告状」、靠「暴力」来解决，而是靠科学决策、靠听证会、靠协议合同、靠「法院」、靠律师来解决。新闻自由、游行示威、议会游说也会影响民意和投票结果，所以也是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一直认为，在科学问题上，要服从真理，在民主问题上，要服从多数，多数的决定不一定正确，但「民主是一种按程序进行的修错机制。」（严家祺：《「民主」的涵义》，《北京日报（理论战线）》第7期，1979年5月4日。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谈「民主」涵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民主」是一种「通过预定程序、按照『多数原则』作出和修改决定的过程。」又见严家祺：《「民主」的功能：按程序和多数作出和修正决定》，香港《百姓》杂志1993年3月16日。）
在佛罗里达，有退休金，生活有保障，「绿色峰会」社区安宁、舒适的环境，我觉得有助于高皋在患癌症後恢复健康。「绿色峰会」社区安宁、舒适的环境，在我心中不是我和高皋的「終點站」。
我们在佛罗里达时期，高皋去法国看望了严巗一次。
§ 45 「绿色峰会」来访者
我家在布鲁克林的住房很狭小，经常有人来访，人稍多，就只能到只能放置几张凳子的後院聊天。布鲁克林的好友刘平说，你们去佛罗里达，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很多朋友就会到你家聚谈。我记在心里，到「绿色峰会」後，来访者不断。这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使我的人生开始从「命运交响乐」转变。在「绿色峰会」的宁静环境中，我学习国际金融学，写出了《全球金融恒等式》一书的初稿。（【注】这本书2020年台湾翰蘆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时，改为《全球财富论》）
我们到「绿色峰会」後，除了高皋和我的亲属外，我们的老友和一些到佛罗里达旅游的人，把到我们居住的「绿色峰会」也当做一个「景点」。我们住了两个月後，迎来了最早的来访者，这就是纽约的晓明夫妇、新泽西的古兆中夫妇，还有唐伟伦夫妇、何频。
晓明在纽约做对外贸易方面的生意，他喜欢写作，我们不谈政治，但谈得来，看看我们的新居，休假就到奥兰多来了。古兆中是美国卫斯理大学数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数学教授，我几十年离开数学，有时用到数学，我总是请教他。他英文极好，他翻译就像数学一样表达准确，把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500页从英文翻译为中文。
佛罗里达迪斯尼市中心有一个「临水舞台」(Waterside Stage),提供各种乐队作演出。只要事先联系，等待排期，就可以在「临水舞台」表演。每次排期的演出至少要20位学生。何频和他夫人，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從紐約来到「临水舞台」表演拉小提琴。演出後，来到奥兰多的远郊我家闲聊。
【图45·1】2010年2月17日，左起晓明夫人、严家祺、晓明
【图45·2】2010年2月28日左起古兆中夫妇、高皋
【图45·3】 自左至右唐伟伦张梅夫妇、 何频、王敢、严家祺、高皋 摄于2010年3月31日
【图45·4】在「绿色峰会」保延昭家，自左至右：古兆中、谢国煦、 陆婉燕、谢国煦夫人、高皋、保延昭，严家祺摄于 2012年 3月31日
在纽约与何频在一起的高伐林也到「绿色峰会」来，他在《明鏡月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严家祺遠離塵囂定居佛罗里达小镇》，「遠離塵囂」引起朋友们的注意，都要来看一看究竟怎样「遠離塵囂」的？
高伐林说：「嚴家祺在夫人退休後，夫婦二人從紐約來到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一個安寧小鎮購屋定居，安頓下來。這裏遠離塵囂，風和日麗，嚴家祺可以安心思考、著述。記者感受到的嚴家祺，比過去更加平和、雍容和輕鬆。雖然他們夫婦仍然關心中國的命運，對諸多人與事毫不含糊地表明愛憎，但是他們顯然對許多事物有了更爲超越的思考。说起中国大陆政治变迁和前景，严家祺谈锋不减。」高伐林照下了我书架上的分类资料，他知道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却发现我在研究金融学。「严家祺十分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大量阅读有关资料，力图弄清其来龙去脉。」（【注】《严家祺遠離塵囂定居佛罗里达小镇>，原载《明镜月刊》，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2日 转载 ）
2011年1月20日一早，我与高皋开车去佛罗里达东海岸的棕榈海岸（Palm Coast）,车程有100英里。到纽约一位朋友唐伟伦在棕榈海岸的别墅中，见到何频、高伐林、冯胜平等人，我们一起乘上唐伟伦的游艇，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小城。圣奥古斯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450多年前，是西班牙殖民者在佛罗里达的第一个定居点。这一小城是建立在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欧洲风格的城市。我们步行在了小城17世纪的街道上，参观了Castillo de San Marcos 城堡。
【图45·5】 左起：何频、冯胜平、严家祺、高皋、 唐伟伦夫妇，後面是唐伟伦的游艇
【图45·6】左起：高伐林、严家祺、高皋、唐伟伦， 2011年1月20日摄于棕榈海岸（Palm Coast）
画家陈宁尔方慧中夫妇来访
陈宁尔是中国著名画家，1966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油画系毕业，1981年陈宁尔的油画作品《孙中山先生像》参加全国美术展览，获奖，为民革中央收藏。他在韩国釜山、首尔举办《陈宁尔画展》，为前韩国总统夫妇作肖像，入藏于总统官邸。我们在纽约时与陈宁尔夫妇熟悉，到奥兰多後不久，他们前来看望我们，给我与高皋分别作了肖像画，方慧中也是画家，给高皋画了一张素描。
【图45·7】2014年2月4日，陈宁尔方慧中夫妇（右1右2）在「绿色峰会」的俱乐部，左为严家祺
【图45·8】陈宁尔和他画的孙中山肖像前，这一幅孙中山像为民革中央收藏
【图45·9】2014年2月4日，陈宁尔、方慧中为高皋作肖像画，右2为陈宁尔作，右1为方慧中作
【图45·10】陈宁尔为严家祺作的画像（2005年作），右图右为陈宁尔
50多年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同事范岱年陈养惠夫妇，到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时，我们也见了面。历史所的王環罗莎夫妇，外国文学所的郑启詠等人，也到了我们居住的「绿色峰会」。
【图45·11】2010年4月1日 王環（原社科院同事，左1）、 罗莎（右1）在「绿色峰会」我家门前合影
【图45·12】2010年4月21日高皋和郑启詠在社区俱乐部，郑启詠是社科院同事
乔平夫妇 杨杰 岑瀑啸 张成觉 范其顺
香港朋友张成觉到奥兰多，在奥兰多医生岑瀑啸和她男友与张成觉一起来聊天。岑瀑啸是心脏科医生，她画了许多画，都与心脏有关。她把心脏内部的形状画成了一幅山水画，送给我与高皋。
【图45·13】奥兰多来访朋友，前排左起： 姜继能、高皋、严家祺、岑瀑啸，後排：Wendy妹妹及儿子Michael、 April Wendy、岑瀑啸男友。
【45·14】岑瀑啸是奥兰多心脏病医生，她也是画家，她把 她的画送给严家祺和高皋，右2是她男友
【45·15】岑瀑啸是一位很有创意的画家，把心脏绘制成一幅山水画和一幅书卷画
【图45·16】2013年10月奥兰多朋友聚会 後排右4朱翔，右8童敏
【图45·17】纽约来访的朋友，左起陈建华、严家祺、潘绮玲，在奥兰多
【图45·18】2013-10-27王军涛丁英夫妇（左1、2）与严家祺高皋在「绿色峰会」社区俱乐部
【图45·19】2012年6月13日 余心宪和儿子余旭峰 与严家祺在社区俱乐部合影
【图45·20】2010年4月11日 高放到奥兰多「绿色峰会」
【图45·21】2013-8高皋与她姐姐高虹青游览Epcot
【图45·22】2013年5月12日， 严家祺开车140英里， 陪同高皋弟弟高回夫妇游览肯尼迪航天中心
【图45·23】2012年7月11日来自加拿大的多多、 万杰夫妇与他们的孩子 Daneil、Micelle、与严家祺、高皋合影
【图45·24】2012年9月多多舅舅安继增到奥兰多，严家祺、高皋陪同散步
【图45·25】2011年12月24日圣诞夜，杨晓一家来访
§ 46 全球金融恒等式
2008年秋天，我已经写好《普遍进化论》一书初稿，这时，除了写政治评论外，为最後写出《普遍人性论》一书，准备系统学习社会生物学。有一天，读《鲁宾逊漂流记》，写了一篇随感录：
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人生之船，颠簸漂行。
不再等待，不抱希望，停留荒岛，自力求生。
星辰日月，西来东去，狩猎种植，度年如月。
再回人间 ，已过千年，沧海桑田，世事全非。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有近3万名员工，由于房屋贷款损失，申请破产保护。这一事件，把我从鲁滨逊的荒岛拉回现实世界。
从我家到华尔街，只有20分钟车程，我听到这一新闻後，就想到华尔街看一看。黑龙江的朋友程俊人来美国旅游，9月18日这天，到布鲁克林看我，谈起金融风暴，我们就驾车前往华尔街。由于很难停车，只能在曼哈顿下城和华尔街绕行，华尔街的建筑、行人依旧，没有变化。这时，我就开车到时代广场和洛克菲勒中心，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咖啡店与他的一位朋友见面。
9月15日後几天，为了写一篇《金融风暴成因》的文章，我准备从没有金融风暴的时代开始分析。鲁滨逊在荒岛上，一人生产，也是一种「经济体」，是没有金融的「经济体」。华尔街是人类金融发展、直到那时的顶峰。我进入华尔街大楼内部有三次，一次是参观证券交易所, 第二次是到华尔街100号办公室会见温元凯，第三次是随同湾区来的殷陆君到Chase Manhatten Plaze 60层高楼，参观银行内部的连通式办公室。金融风暴发生时，无关的人是不可能进入曼哈顿大楼的公司内部参观的。我只能在华尔街街头观察，这种走马观花，我觉得比物理学家观察原子内部运动、比天文学家观察银河系星球表面，还是更真切一些。我没有看到「街头面貌」的变化，这说明，发生了金融风暴，还是看到了一种外表「维持不变」的现象。
【图46·1】1929年10月29日聚集在纽约华尔街的人群
在华尔街街头，看不到1929年的景象，只能假想自己在纽约高空俯视，忽略细节，大处着眼，仍然看不到金融风暴对纽约实体财富的摧残，也没有看到战争或自然灾害的迹象。当我2009年到佛罗里达时，房价下跌，很多人失业，失去了自己的住房，知道金融风暴有巨大威力，但确信，金融风暴不是战争，不是自然灾害。房产转手，房屋的外表看不到变化。对一个出身于数学的人来说，总能在「变化」中看到「不变」。「不变」就是「恒等式」，这时，一个数学「恒等式」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这就是「全球金融恒等式」。我知道，这个「恒等式」，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理，却长期被曼哈顿高楼大厦上空的迷雾和云层遮盖。我决心用普普通通的语言来揭示这一伟大的真理。我发现，在天体物理学上，地球是一个「开放系统」，而在经济学中，全球经济体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
这时，我才知道：金融风暴有一种功能，就是让「人类财富的分配发生间断性的变化」，有一个向全社会宣布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金融危机或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刻，就是发布《经济秩序和平变革宣言》的时刻。一个人有多少实体资产，就标志这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收入，实体资产是创造收入的财富，金融资产是收入在投资者之间如何分配的财富。金融风暴是经济体消除过多货币和过多信贷的保护性反应，是发布《经济秩序和平变革宣言》的时刻。金融风暴不是武装冲突，不是战争，不是火山爆发、不是世界末日，而是金融世界物种演变的「间断平衡」，是在狂风暴雨中宣告一个资产分布「新时期」的开端。（见严家祺：《全球财富论》§ 2·5 翰蘆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台北）
在奥兰多5年，我转向研究国际金融，开始远离中国琐碎的政治。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每次采访，都不说几句题外话，他说完采访的问题，就要求回答。有一天，他要我就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和全球政协会议发表评论。我为了避免这些采访对我研究国际金融的打扰，听完他提问後，不拒绝回答，只是说：「我不关心两会」。我觉得，这种「不关心」，也是一种幸福。
《在人生的列车上》
这一时期我的目标，除了陪陪老婆、晒晒太阳、开开汽车外，就是写写文章。2013年，我把2011年以来写的一些回忆文章集在一起，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书名是《在人生的列车上》。
【图46·2】2013年出版的《在人生的列车上》封面
这本书主要是回忆我与我熟悉的一些人的交往，穿插了我在不同人生时期对政治、国际关系、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我把洞悉世界、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看作人生幸福。我希望表明的是，人生进入八十後，洞悉世界就是最高目标。
我在这本书中写道：「孔老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要补充的是：八十而洞悉世界，九十而出神入化，百岁心靜如水。公元前一世纪的拉丁诗人维吉尔说，能洞悉事物秘密因果的人是幸福的。爱因斯坦说：『对于这个世界，最难理解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完全可以理解的。』（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world is that it all comprehensible.）我觉得，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如果不能理解，人的心就会不平静，在理解後，人有采取行动或不行动的自由。洞悉世界，是人生的幸福。在佛罗里达，我除了给报刊写文章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观察那些观察不到的现象，理解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以前人们无法观察地球上许多『大尺度现象』，现在借助于人造卫星就可以轻易地观察大气环流、海底地形、海洋洋流。借助于我们头脑中的『大尺度观察器』，我们同样可以轻易地观察和了解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大尺度现象』，如人口增长和迁移、地球资源的开发、人类史上的国界变动、全球政治气候的变化、全球资本的流动和世界联邦制的大趋势。我在「绿色峰会」生活，除了通过『互联网』了解当前中国和世界外，还通过我掌握得愈来愈熟练的『大尺度观察器』观察全球资本的流动和全球联邦制的大趋势。」（【注】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第315-316页，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香港，2013年）
当时我正在研究全球资本流动造成的财富转移问题，在《人生的列车上》说：「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制度不断改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的败坏因素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这就是战争、专制政治和制度性金融掠夺，战争用杀戮和暴力造成财富转移、专制政治用国家权力造成财富转移，而制度性金融掠夺是当代用『非暴力』方式造成了表面上『合法』的、大规模财富转移。
「全球资本流动有四大后果：
一是二十世纪『公有制社会主义』思潮和制度的消亡，抗拒资本自由流动的地域愈来愈缩小；
二是发达工业国『社会福利制度』危机愈来愈严重；
三是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导致了「国家主权」愈来愈「弱化」；
四是造成了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不是指自由贸易、国际经济援助和救济，而是指纯粹通过金融交易方式发生的转移。 金融业的利润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于信息的搜集、处理和使用，传统的制造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相比，大批金融业者可以用較少的勞動获得巨额财富。由於全球範圍內只能依靠援助與救濟等方式稍微縮小国家之间、地區之間發上的差距，所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後果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鴻溝的加深』。
在一个大地域范围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去调节和管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变大甚至产生地区鸿沟。 国家的中央政府的一个职能就是对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等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来缩小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 同样，经济全球化一定会加深国与国之间发展的鸿沟。 由于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这种『鸿沟』会比一国范围内的地方与地方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更严重，
地球上之所以不能「一国化」，之所以不能有一个「世界中央政府」，也在于，整个人类不容许产生这样的「世界中央政府」，使它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对世界 各国创造的财富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因此，国际经济援助、债务减免和国际灾难救助就成了国与国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自愿财富转移的正常方式。
有国家，就有一国为保护自身权益的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有三部分组成，这就是，一、「对内主权」；二、「对外主权」；三、由本国产生「最高决策中心」的「自主权」。「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是指对内、对外的「政策自主性」。一项项「政策自主性」的消失，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发达工业国也卷入这种「政策自主性」消失过程中。（【注】参见 严家祺：《霸权论》第6章《主权与主权分割》，第184页，2006年，香港Thinker出版社。）
「国家主权」的弱化，是未来一、二百年长期的大趋势，「世界联邦制」就必然地在这一大趋势中建立起来。这是在一、两个世纪中，世界各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分「对内主权」和部分「对外主权」，让渡给一个个全球性政府的过程。建立世界联邦制，并不是废除国家，而是在保留全球每一个国家的前提下，每一个国家让渡部分主权，交给世界联邦政府来行使。与今天的联合国最大的区别是，世界联邦在若干原来国家主权领域中，世界政府有唯一的垄断权或最后决定权。
「世界政府」的思想由来已久。由于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多个主权国家创建了联合国。联合国与国际联盟一样都是国际组织，不是世界政府。在二次大战後，创建世界政府的思想也一直在抬头。在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前，爱因斯坦在1945年9月15日《纽约时报》上说「没有拯救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创建一个世界政府。」1946年5月29日，爱因斯坦在「为建立联邦世界政府的学生集会」上说：「世界政府必须建立在由各国政府和国家批准的明确的宪法基础之上，拥有对进攻性武器的唯一支配权。」
1947年，曾任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顾问的詹姆斯·沃伯格创立了「世界联邦运动」，致力于世界政府的建立，但60多年来，没有成效。
政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世界政治与一国政治一样，重大的改革需要有人倡导，世界政治是创造人类未来的事业。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气候问题、全球能源问题、全球粮食问题、世界贸易问题、全球性金融危机问题、防止外层空间战争问题，愈来愈多的全球问题，仅仅依靠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协调解决是不够了。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全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放弃部分主权，成立拥有全球权力的某些全球性机构来统一解决。
实行世界联邦制不是「全球一国化」，不是建立一个「一国化的世界中央政府」，未来的世界联邦制是在保留国家的情况下的联邦制。在未来一、二百年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生活水平仍然会存在种种差异，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会有若干限制。世界联邦的政府机构，只是在若干领域掌握世界权力，剩余权力仍然属于各个国家。特别是，除了对导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由世界联邦政府实行全球垄断外，各国仍然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世界联邦政府按世界联邦规定征税，但无权用世界联邦政府名义把一国财富转移给另一国。「世界联邦制」只是在五个领域掌握超国家的「世界联邦政府权力」，这就是世界联邦制的五大支柱：
| 「世界联邦制」的五大支柱： 第一，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单一货币。现在的世界银行不具全球中央银行职能，而建立「世界单一货币」可以在保留各国货币的基础上，使全球中央银行有权力、有能力用各国都能接受的、通过计算机瞬时确定的「动态汇率」来实现。 当这种由全球中央银行发布的「动态汇率」良好运转时，全球外汇市场就逐渐消失了。 第二，对导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垄断；经过若干时间，世界联邦政府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销毁这些武器。 第三，实施全球工程，如由世界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全球太空计划、南北极开发、海洋开发、地幔能源开发； 第四，以全球一致的要求实施人权保障； 第五，建立世界自然保护区。 |
从人类6000年的历史来看，欧盟的出现和成长是一个新生事物。人类6000年发生了15000次战争，大多数战争都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欧盟的出现和成长，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上世纪德法煤钢联营到欧盟的过程，是欧洲几千年历史上在欧盟范围内完全消除战争的过程。2012年欧盟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民主国家之间结成「国家联盟」的充分肯定。尽管欧盟在经济上有许多问题，与亚洲、非洲相比，欧盟无内战，但战争仍然是亚洲、非洲的常事，而且今天仍在酝让着战争。
欧盟的道路，是有世界意义的道路。在100年、200年後，东亚、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迟早会走上欧盟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是，到下一个或下两个世纪，全球统一的联盟——世界联邦制，一定会实现。
美国作家霍桑说，人生的过去是一个梦，未来是一个希望。对全人类来说，人类过去的历史也是一个梦，而未来也是一个希望。人不是动物，动物想不起自己的过去，对未来没有憧憬和希望。
「世界联邦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因为实现它比较遥远而今天无需考虑。对世界各国来说，有没有这个目标，国家的行为模式就会不一样。如果接受世界联邦制的目标，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实现全球货币单一化、建立全球总账本，就是一件可行的事。
「世界联邦制」的实现完全是一个和平进程，是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断让渡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主权给全球机构的过程，大概要在22世纪才能实现，有了这一目标，有助于世界持久和平；有助于确立由全球中央银行发布的「动态汇率」控制的「全球单一货币」的共识；有助于各国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认识到「绝对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各国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环境的协调是必要的。
有一位思想家在一个多世纪前说，人类的所有伟大事业，都是以「绝对原则」的名义完成的。我要补充的是，这个「绝对原则」，如果在「规范世界」中，人类就能胜利完成；如果是一种妄想，则会造成无穷灾难。「世界联邦制」的原型，存在于「规范世界中，现在开始被人们意识到，正在从「规范世界」进入我们的「观念世界」。
离开奥兰多
在「绿色峰会」，後来又搬来一位中国人多拉（Dora），她是保延昭多年老友的女儿，Dora 在费城大学当教员，很少在「绿色峰会」居住，她买房子是作为投资，但多拉来後两年就因癌症去世。我们家养了17年的邈邈也在「绿色峰会」死亡。「绿色峰会」景色秀丽，但气候炎热。有一天早晨，我看到窗外与窗台相平的树丛上有一根黑色细长而笔直的铁管，我让高皋看，发现铁管一端有一些红色的东西在抖动，仔细看时，知道这是一条从未见过的蛇。在我家车库角落里，也发现有蛇蜕下来的皮。
2013年8月6日，高皋因手指动作、转身动作困难，到医院做MRI检查，发现有慢性的点状（lacunar腔隙的）梗塞 (infarcts)，未影响语言、思维，後来到马里兰，会说中文的医生作了解释後知道，并没有发生「脑梗塞」。高皋自己作为医生，不大相信附近医院和诊所对她癌症後身体状况的诊断，我们商量，准备在这里治疗一段後，明年春天离开这里，搬回纽约租房。在纽约，有一个较好的、可以用中文沟通的医疗条件。高皋把我们搬回纽约的想法告诉了在马里兰的弟弟高放，高放希望我们搬到华盛顿DC郊区，近于他家住地。
我一生中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在做决定的当时环境下，按照心中的愿望，在一天或几天内都不改变，就决定下来了。我非常清楚，一个人长期不变的愿望，自然界没有力量可以阻挡，但人可以阻挡。达赖喇嘛30年、40年、50年、60年来一直希望回到西藏。北京就是要阻塞达赖喇嘛这一愿望。我也希望在六四翻案後回到中国，我的愿望长期不能实现。2009年搬往佛罗里达，高皋是勉强同意的。在四年後这种勉强，高皋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了。我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上次她顺着我，这次我顺着她。我知道，2009年高皋并不怎样愿意到佛罗里达，离开佛罗里达是她的愿望，我别无选择，只有离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