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當局推行第二波國家安全立法，首當其衝，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當局的諮詢文件表明，今次立法的目的超出《基本法》第23條的原定範圍，即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從諮詢文件看到，當局認為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規管的，不限於該七類行為，而立法的目的不僅是禁止和懲罰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更在於「防患於未然」，將動亂的根苗扼殺於萌芽階段。
因此，國家安全的觀念擴張至其他領域，執法機關辦案權力大增，也就不在話下。至於此舉是否超出《基本法》的原意當然不成問題了，反正四年前第一波國安立法，北京可以不受《基本法》的束縛，直接由全國人大常委號令香港實施，今次回歸《基本法》，還來一個月的諮詢，看來是德政了。
不過，為了防微杜漸，官方規管難免侵犯言論及新聞自由。例如諮詢文件建議，不但國家秘密不得泄露，連「非法披露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也屬破壞國家安全，因為沒有合法授權下，公開披露便會「損害中央或特區政府的利益」。
猶記2015年「沙中線」（沙田住中西區地鐵線）工程偷工減料的醜聞，當年分判商冒着違反合約保密條款披露內情，引起公眾哄動及政府調查，但新國安法通過後，自行披露情況等於泄露國家機密，隨時變成國家罪犯，後果非同小可，所以若發生於今日，醜聞能否得見天日，實屬疑問。更大的問題是，成功保護這樣的「國家機密」究竟對誰有利，是維護還是犧牲了國家的利益？
又如2019年7月21日晚上，白衣人聯群結隊在元朗地鐵站內無差別襲擊市民，記者事後根據店舖錄影片段認出負責運載武器車輛的車牌號碼，再向運輸署索取車主資料，以助探討真相。倘若傳媒公布車牌號碼及車主身份被裁定違法，記者就不單是非法披露資料，而是罪犯國安，那麼還有誰敢去揭露真相？難道這正是立法的目的？
官方建議「非法披露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等同泄露國家秘密，本身便包含三個問題。一是「看來」一詞模糊了受保護資料的界線，因為禁止泄露的，除了真正的「機密事項」，還包括看似的「機密事項」，究竟有多麽「機密」才不容許公開？例如，反修例運動期間，前特首林鄭月娥向商界表示「如果可以，會選擇辭職」，是她個人感想，屬於私密的說話，但談不上是國家秘密，是否可以報道？
再者，根據諮詢文件所提議，全屬虛構的資料或文件，也可當作「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不錯，新聞機構發表了失實報道，如亞洲電視錯誤報道江澤民死訊，完全不專業，但說他們泄露國家秘密，甚至動搖國家安全，又有何根據呢？當新聞報道不涉及國家秘密，甚至不符事實，也祭出國安大法，當作泄露國家秘密來辦理，傳媒面對嚴重後果，又怎會偏向虎山行呢？
最後是不設任何豁免罪責的條款，新聞自由失去制度保障。新聞業的天職是發掘真相，監察權貴，伸張公義，凝聚社會焦點及輿論，文明社會都會支持，過程中或有失誤或有不足，開明政府的上策，是以準確全面的事實真相公諸於世，贏取民間信任，否則勉強以法律禁制或政治施壓，最後適得其反，一來因為司法獨立，官司勝負難定，二來壓制新聞自由不得民心，只會贏得罵名。
反觀眼下的立法建議，新聞業界即使以監察權貴為己任，不論通過吹哨者通風報信，或者自行取得官方資料，以挖掘社會醜聞的真相，或者簡單如率先公布官方資料（如經濟數據和失業數字），都可能身陷國家安全的法網，卻不能以公共利益作為理由，為自己和新聞界辯白。
更甚是，兩位特區高官近日敬告傳媒，小心因報道香港的流亡海外人士的言行，或者批評政府時「加鹽加醋」而惹上煽動官非。前者是將受訪者主張看作傳媒的立場，新聞報道貶為政治鼓吹，後者視嚴厲批評如洪水猛獸，必須嚴刑峻法伺候。兩者不約而同，將言論自由壓在《國安法》的五指山下。
不過難得的是，諮詢報告聲言必須充分考慮言論自由的權利，國安立法也會符合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但可惜報告卻從不論述各類建議，如何符合聯合國人權對限制言論自由的三項要求，即依循法律、實屬必要，而且目的與手段合乎比例。如此遺漏，究竟是故意還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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