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流动的河水总是不腐的（附：江山如此多娇——怀一远瞥）

 新三届 2023-11-02 Posted on 广东

原题

追忆李诚先生

（外一篇）

作者：李克强

 从某种角度说，学者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名实相符，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符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 

李诚先生是安徽贵池人，1977年逝世，享年70多岁，逝世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至于他生于何年，我不曾知晓，生平如何，亦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

李诚（1906-1977），安徽石台县人，原名泽宗，字敬夫

我是在幼年时代认识李先生的，我们同住在一所大杂院里。这所其实并不大的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不知是因为人丁众多，还是因为院落狭窄，总显得拥挤、庞杂和喧闹。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唯一的管理人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图书室由两间北房辟成，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据说是供文史馆馆员们研究文史之用。图书室的四壁均是书橱，入门处摆有一张长条桌，图书室的门紧连着院落的大门，出入院落的人必从图书室的门前走过。 

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几乎日日如此。当然，他有时也抬头环顾左右，似防闲人进入。大概是因为这里的藏书有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入室者寥寥，李先生也就乐得潜心向学了。由于是北房，又书拥四壁，室内光线略显昏暗，但很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觉。 

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李先生发现后，总是用严肃的表情和礼貌的手势将我赶出图书室。后来，又有几次，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但不得打破安静的气氛。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我当然是不知所云，对一些新版书也只能是似懂非懂。我不敢问，因为李先生没有空闲，似乎也未感到我的存在。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1969年，李克强在合肥市南门小学毕业时照片

 这一段平静的时光不长，很快就被打破。一个动乱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他的居所是大院角落里的一间偏房，面对庭院有一扇窗户，窗前照例摆着一张长条桌，李先生依然每天坐在桌前埋头读书。 

有时他也走出门户伸展腰身，但神情依旧，似乎时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不论老叟还是稚童，他总是微笑点头，只是寡言少语，现在回想起来，是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 

在那个动乱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从而产生了一种想向李先生问点什么的念头。不知是因为李先生恋旧（我们毕竟在图书室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光），还是因为他想说点什么，李先生的居室容我进入。 

时间是固定的，从每晚九时开始。他释卷之后，便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循环往复，大约近一个钟点。 

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过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李先生的确是饱学之士。大院里的一些老人称他为活字典，因为常有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字或典故来问李先生，李先生总是脱口说出这些字或典故的读音、含义，有时，也会说出它们的出处。 

其实，李先生的学识不止于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他有很厚实的古文功底，又在国学的广泛领域具有造诣。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向我讲授唐诗，一天只讲一首，而讲一首诗他可以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常常是旁征博引。他喜欢“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更喜欢要能“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

1968年送别朋友周克信上山下乡的合影。后左为李皋兰（李诚先生儿子），前右为李克强

 因为文庙里是供着冷猪肉的，读书人应当将板凳坐热，不能总是躁动不安。因此，李先生做人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做学问。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孔夫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对这样的生活准则，李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也就是说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除有专门注重的外，对其他学识起码做到识门。 

李先生是专攻地理的，而且偏重于古代军事地理。但他研读的范围远不止于《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书，可以说经、史、子、集、丛、志、图以及佛经等尽可能地涉猎。大概是受康、梁等人的影响，他还很推崇清末民初出现的所谓“新学”，因此也喜欢谈国际政治、西方哲学、世界历史等。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李先生读书的品味是很高的。作为先生，他也留意我读什么样的书。以他的观点，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 

记得有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借助微凉的晚风读《古文观止》，在那个对古代文化进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这样的书并非易事。但李先生发现后，却不以为然，他断然斥之为“村书”，认为不值得读。 

他后来开了一篇书单给我，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这固然有明显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也并不受其拘泥，作为入门读物，起点是高的。他一再说，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发乎其下，便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初学中国史，他主张一定要先读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资治通鉴》，而不能只是读后来人作的《中国通史》之类，因为这些书夹叙夹议太多。对一些品味不够的书，他甚至反对过目，担心无意中收入记忆库，以致混淆黑白。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读通俗的书，譬如《唐诗三百首》，他就认为是入流的书，可以欣赏。他于读书不止是读，也是在品，因此，有些过于挑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严谨的学风。 

李先生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而且是十分严格的。李先生于国学的知识是渊博的，他不仅通晓古体诗、近体诗，也懂得词与曲，但他在向我讲授了旧体诗后，却不愿再讲全词。 

他说，于词学方面，他只能体会出一些绝品的妙处，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词却不能做到细微的分辨，尤其是不会“唱”。他明确地说：“我如果传授，则是误人子弟。”

1976年，李克强（中）与儿时玩伴李皋兰在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合影

他与当时蛰居合肥的女词人丁宁先生有交往，他认为自己所结识的人中，唯丁宁先生懂得词且可以填并提出要带我去见她，但当时她正在病中。后来又因李先生自己生病，他还为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感到遗憾。 

李先生认为天下有的学问可以无师自通，有些则是无师不度。譬如佛学，有一段时间李先生的案头常放着《楞严经》《大乘起性论》等佛学经典，但他认为自己是不甚了了。 

他有时也用胡适之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适之之所以始终未能写出这部书的下卷，是因为到中古时期回避不了对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断定胡适之是被难住了。 

李先生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读书的品味也是极高的，但他的衣食却是很随意的，要求的水准也很低。大约是为了简便，他总是理一顶短短的平头，戴着一副30年代式样的眼镜，由于他身材不高，又微胖，这一种打扮，很难让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位饱读儒经之士。他的老伴不在身边，因而自己做饭。

我曾见到他把买来的一块肉、两块豆腐切成几大块，扔到锅里，加点盐和酱油之类，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过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释卷。他似乎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他的时间表里，读书占了大部分，吃饭、睡觉也是为做学问服务的。 

他很少与人交往，虽然身居嘈杂的大院，除了有时谈点学问之外，很少说些别的。但李先生的内心世界并不刻板，他在讲学问时，常常插些趣闻轶事，讲到兴浓处，还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记得70年代初，我插队乡村，初次远离家门，与父母告别后，但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 

表面看来，李先生是个纯粹的学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他并非一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记得7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从乡村回城探亲，当去看望李先生时，发现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般地写作。小床上铺满了线装书和平装书，约几十本。 

李先生对我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其中多用考据的方法，譬如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当时的发生地或出生地，现在应为何处，同时将纠正一些错漏的说法。究其本意，则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 

讲到慷慨处，李先生引出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开头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说他要把这八个字写进卷首语中。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的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不幸的是，李先生在他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在春天伊始、冰封正待消尽之时，却悄然离开了人世。 

李先生的死是默默的，他不希望有追悼会或告别仪式之类，生前他曾交代其子，只要将他的骨灰撒到一条流动着的河里即可。 诚然，流动的河水总是不腐的。

本文原载《安徽日报》

1997年5月17日

1973年5月1日，合肥八中高二（六）班在南京中山陵合影留念，后排右二为18岁的李克强

外一篇

江山如此多娇

——怀一远瞥

作者：李克强

本文原载1978年6月合肥市教育局选编《中学生作文选（一）》

暑期，我因故前往淮北的一座县城——怀远。

怀远，地处淮河北岸，金山脚下，蚌埠之西，北来涡河在此与淮水汇流。以前曾听说过这座小城的名胜和景致。已足使我神往。

夏季的太阳象有巨大的力量，驱得万里无云，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得格外清目。在驰于蚌——怀公路的汽车上，我向西眺望：远处。两座青山半落天外，淮河之水滚滚东来，恰从两山间纵穿而过；青山，似被它劈成两半。怀远座落在北山之麓，淮河之滨。此时正当午刻，千家炊烟冉冉上升，城镇被其笼罩，象在有无之中……。淮水之上，白帆点点。两岸青山，郁郁葱葱。真是山清水秀啊，即便用锦，又何能绣出这幅画图！

下了汽车，我走上大街。柏油铺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路边，商店林立，虽是县城，却大有繁华景象。

傍晚，我漫步到金山脚下。金山东滨淮河。嵯峨屹立。传说战国时楚人汴和曾于此山挖到一块宝玉——“和氏璧”。现在，半山腰还有一个很大的石洞，被人称为“汴和洞”。

1974年元月，合肥八中高二（六）班毕业照

山脚下有一名泉，被列为“天下第七泉。”泉水中泛起许多白色的细丝。使水呈乳色，因而叫做“乳泉”。据说这是苏东坡命名的，泉边的石块上还存在着苏轼的题字。把水倒入杯中，虽然高出于杯，却不向外溢，水到嘴边，似有含重物的感觉。水之奇异，不愧名泉之称。

离开汝泉，我沿着蜿蜒的林荫石道，一口气爬上山峰，真是登高博见，啊！大好河山尽入眼帘。一马平川，穷目千里，水田漠漠，谷翻金浪，座座村庄，星罗棋布，条条水渠，密布交织。

对面涂山，西濒淮水，巍峨耸翠。传说大禹治水时，曾会诸侯于此山，《左传》有载：“禹有涂山之会。”山巅禹王庙，红砖碧瓦，飞阁流丹，更为绿荫环托，格外华丽。

脚下怀城，在金山怀抱，为淮、涡二河萦绕，依山傍水，独特风味。城边河水波光粼粼。白帆点缀，船舸弥津，好一派水上风景。

夕阳西照，暮霞余霭，红映天边，万物生辉。我站立峰顶，为晚风吹拂，面对祖国壮丽河山，禁不住高声吟诵毛主席词：“江山如此多娇。”

李克强回肥探亲和同学团聚。中间李同学和夫人程虹。左二左三项同学和夫人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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