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不少文章提到,習近平的許多決策和行為有明顯的自殘、自毀或自戕傾向。如何解釋這種傾向?
我們先來梳理一下習近平這兩年自挖牆角的行徑。從去年起,習近平以「共同富裕」為名,打壓騰訊、阿里巴巴、滴滴等私營企業和私企企業家,嚴重削弱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這對以經濟成長為重要合法性基礎的中共來說,是不折不扣的自毀行為。今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後,習近平一直堅挺普京及其入侵行為,為此不惜迅速惡化了和歐盟的關係,而歐盟無論是在經濟貿易上還是科技創新上,都是除美國之外無法替代的重要伙伴,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另一種自殘行為。此外,習近平非要在中國新疫情爆發期間,強力推行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清零政策」,直接導致幾十個城市封城或半封城,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經濟。
在理性人看來,習近平的這些舉措,具有嚴重的自殘與自毀的非理性傾向。但習近平自己一定不這麼認為,他認為自己的堅持是一種清醒理智的選擇,是一種自救和救黨的大戰略,具有黨內同僚和智囊們無法企及的思維高度。於是,這裡的問題就變成,外界對習近平自毀傾向的認知,和習的自我認知,為何有如此南轅北轍的差別?為何在很多人看來明明是不理性的,習卻要固執己見,一定要堅持自己的認知和邏輯並據此做出決策?
在我看來,外界對習的普遍看法是出於「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理性人」是指,作為決策主體是充滿理智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於判斷和計算,其行為是理性的。這種理性人假設,無法解釋獨裁者和政治狂人的行徑,也無法解釋習近平一系列決策與行為的任意與瘋狂。但是如果從非理性認知的角度分析習近平,則有可能理解習近平何以有嚴重的自殘傾向。
關於習近平為何總是自挖牆角,一種解釋說,這是因為習近平精於個人算計,譬如習近平一意孤行堅持清零,就是為了證明他親自指揮的抗疫才能成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習不惜自殘。這種解釋當然有道理。個人算計——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通常屬於理性人的範疇,但用個人算計其實很難解釋得通習近平自挖牆角的行為。以防疫為例,習在這個問題上如果選擇不清零,可能反倒對他個人有利。習非要清零,就像一個人非要挖自己家的牆角,任憑牆角坍塌,不惜掩埋自己。一個人如果沒完沒了地挖自己家的牆角,而且到處亂挖,他若不是瘋了,又怎麼解釋呢?
一個具有這種非理性思維的人,碰巧是一個極權國家的領袖,那麼他對這個國家對世界都極具危險性。從習近平近十年的執政來看,習近平顯然具有一種不可救藥的非理性思維和偏執性認知,這應是中國陷入目前困境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在非理性思維方面,習近平非常像當年的毛澤東。宋永毅的新書《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就是試圖從毛的非理性思維和心理疾病的角度來看他的文革決策。他說,毛澤東晚年的恐懼症、偏執人格,對人的無端猜疑等都對文革決策有重大影響。習近平也恐懼自己權位不保,總是害怕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要搞他下台,總是擔心敵對勢力要對他搞和平演變。這些恐懼與偏執,無疑影響了習所主導的各種決策。
有一些跡象顯示,習近平的黨可能在忙著和他切割。這說明他們可能也覺察到習近平患有非理性思維的痼疾,而這個痼疾會斷送中共。
習近平的非理性思維是中共頭目的共性,他們都是極端自私自利 的個人主義者,一切決策都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早期的蘇區肅反,延安整風,殘殺地主,搶奪私人財產,統購統銷大躍進,文革浩劫等等行徑,即使都披著冠冕堂皇的外衣,實際上既傷害全民長遠利益,也同時有損共黨本身。其罪惡決策都源於共產黨的虛幻野心和對既有社會秩序的瘋狂破壞性,這些行徑本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是逆淘汰體制總是讓品德最低下的一些人掌握最高權力,從自私本性出發,自殘行為不可避免的一再發生,直至崩潰才能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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