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余英時先生過世不久，李懷宇先生整理出他歷年訪問余先生紀錄稿的一部分，以《余英時談話錄》為題出版（允晨，2021年11月；以下簡稱《談話錄》）。余先生自己的《余英時回憶錄》在2018年出版，記事大體止於他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階段，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談話錄》的起點則是余先生獲得學位，到密西根大學任教，用意在接續回憶錄。
《談話錄》到底不是回憶錄，篇章的安排雖然有時序的考慮，但有不少部分屬於課題的性質。大概來說，本書的內容有三個類別：人事、學術、思想。所謂「人事」，包括余先生對自己生涯的追憶以及對他人的認識，這部分和回憶錄的性質最接近。我這篇讀後感，投注在人事方面，主要是看看在受訪的紀錄中，余先生自己呈現了怎樣的身影。我從1981到1987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從學於余先生，當時聽到過一些他對往事的追憶，離開耶魯後，也偶爾與他有這類性質的談話。我的聽聞中，頗有能印證或幫助解讀《談話錄》的地方。由於篇幅和文章體例的限制，學術和思想部分的討論，就只能俟諸異日了。
余英時先生於書齋。圖片來源：廖志峰攝到新亞書院任職，余英時盡了義務
余先生從1962年進入學術界職場後，1973至1975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件事，從這段經驗，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特質，這段經驗也對他往後的走向有很大影響。余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校友。1973年，他43歲，是哈佛大學的新進正教授，請假回母校擔任校長，無疑是很光榮的事。此事有另外一面：他有回新亞服務的義務。余先生是在1955年，以助教的身分獲得新亞書院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當時口頭約定，他要回新亞服務兩年。不料在次年，余先生的父親余協中教授和家人透過「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得到美國政府的許可，移民美國。
余先生獲得新亞校長，也是他的老師錢穆的同意，先在美國與家人團聚，暫不回新亞，他在哈佛的身分則轉為博士生。但錢穆並沒有忽略余先生和校方的約定，他在校內的會議一再提及這件事。1962年余先生取得博士學位，錢穆希望他回新亞任教，余先生這時還是有困難。（關於錢穆一直期待余先生回校服務，可略見周言，《余英時傳》〔印刻，2021〕，頁217-219。）1973年，錢穆雖然早已從新亞退任，來臺灣定居，但余先生終於回校服務，既實現了承諾，又任一校之長，可謂人生難得的美事。
1973年的新亞書院和1955年余先生離校時，已經是兩個世界了。在1950年代前期，新亞是中國流亡知識人創辦的教育機構，不受政府承認，處境困窘。1973年，新亞則是香港第二所官方大學中文大學的成員校之一，資源豐厚，校長的薪水是哈佛教授的好幾倍。余先生到新亞時，對方應該有他久留的期待，他後來也接到繼任中大校長的邀請。對於這個情況，余先生自始就有定見，他要回哈佛續任教職，擔任校長的經驗，更強化了他原來的心志。
在新亞這兩年，是他人生中唯一擔任行政職務的日子。余先生在到香港赴任之前，有臨別詩贈予他在哈佛的老師楊聯陞，其中有句：「已甘寂寞依山鎮，又逐喧嘩向海隈」，並不是虛矯的話。詩的結尾是：「平生愧負名師教，欲著新書絹未裁」，研究寫作，過平淡的日子，是他性情所好，心之所嚮，是《談話錄》中清楚流露的態度。（《談話錄》頁13, 43-44）
新亞改制深刻考驗余英時的處事
余先生在新亞校長任上，遇到大學改制的問題，這在當時是眾所矚目的大風波。香港中文大學是在1963年結合三所民間專上院校成立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因此採用聯邦制，在大學本部之外，三校仍維持高度的獨立性，三院的首長都稱校長，而非如後來叫作院長。余先生上任時，改變這種疊床架屋形態的呼聲已經存在，不久港府決定推動改制，引起新亞書院的強烈反彈，認為改動聯邦制會摧毀新亞的創校理想。
不巧的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是由三院校長輪流擔任，余先生到香港時，正值新亞書院的任期，他同時擔任大學副校長，要負責這個案子的檢討和規劃。他夾在港府、大學本部和新亞書院中間，飽受壓力。他了解母校元老的立場，但也不能無視改制要求的合理性，最終他提出的妥協方案並沒有被港府採納，中大還是變成事權統一的架構，但這已是他卸任以後的事了──余先生在提出方案前，他和中大校長李卓敏（1912-1991）都知道，這個案子是不會得到港府同意的。（《談話錄》頁47-48）
在新亞的經驗對余先生有很大的衝擊，在風波之中，他看到世間是複雜的，理想、權力、利益、各種動機交雜不清，他覺得自己過去看歷史過於天真，開始用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理解人事。《談話錄》中一再提到這一點：
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使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天真。我覺得理論沒有那麼重要了。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換句話說，對人性的瞭解深入了。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不能聽他講理想主義的話就真的以為他是理想主義者，從頭到尾沒有現實考慮。……從前我讀歷史的時候，不容易在這方面深入，好像看一個大趨勢，其實大趨勢沒有什麼用。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唸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頁60-61）
他又說：「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年，使我得到了經驗，對我以後研究歷史，看人性的發展不一樣了，不是很天真地看過去了。從這方面講，這兩年對我是很有用的」（頁62）；「我對從前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想法打了折扣，走上現實主義的想法，知道現實不是那麼簡單了。」（頁63）
確立以中文發表學術論著意旨
余先生在香港還發生了一個重要改變：以中文發表學術論文。余先生最早的兩篇正式論文是用中文寫的，都在1950年代後期初到美國之時。從那時到1973年赴港，十幾年之間，除了因偶然機緣寫出的《方以智晚節考》（1972），只有英文學術論著。在香港期間，由於環境的緣故，他重拾中文，一口氣發表好幾篇關於《紅樓夢》和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大論文，是他邁向學術高峰的里程碑。我在1970年代閱讀這些著作，雖然年輕還沒社會經驗，也對余先生能在擔任校長的同時完成這些論著，感到不可思議。中年時代的余先生研究之勤，精力之盛，是我在耶魯唸書時還親見的。
余先生學思生涯的一個特點是，幾乎完全在美國生活、工作，絕大多數的著作卻是中文，這個形態是在新亞校長任內發端的，而且是有意識的決定。余先生這樣說：「我到香港以後有一個轉變，就是覺得用中文寫作很有必要，因為我用英文寫，沒有幾個讀者，就一兩百個專門的人而已。日本人也不想看，中國人也看不到。……我不覺得中文就不能寫學術論文，只能用英文寫論文實際上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寫成英文就不得了，中文就不算什麼。我要打破這個觀點。」（《談話錄》頁44，又見62-63）
余先生主要以中文發表學術著作，也引起過批評，有臺灣的人暗示他能力有問題，也有美國學者認為他這樣缺乏影響力（國際學術界的中心到底是在英語圈）。但換一個觀點看，余先生幾十年的撰述成果成為學術中文的重要標竿，貢獻卓著，在思想文化史的領域尤其如此──余先生的英文論文實際上不少，它們已在2016年集成兩大冊論文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總共將近一千頁：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1, Sixth Century B.C.E. To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2, 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
輾轉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心情
余先生在美國先後任教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所常春藤名校，這種經歷在美國本地學者間也很罕見，這是怎麼發生的，《談話錄》有所透露。余先生是在1966年由密西根大學轉職哈佛，他在哈佛的職位是新的，是老師楊聯陞向學校爭取來的，可見楊先生對他的看重。（《談話錄》頁22）至於余先生到耶魯，則有不小的偶然性。1976年，耶魯中國古代史教授芮沃壽（Arthur Wright）過世，需要找尋繼任者，當時在耶魯人類學系任教的張光直先生積極推動余先生來耶魯，與他進行學術合作，歷史系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後來也希望余先生能來，余先生在1977年應聘上任。
出乎余先生意料的是，哈佛同時也在爭取張光直，結果他來耶魯時，張先生轉往哈佛，兩人互換學校，錯身而過。哈佛爭取張先生的事，余先生知道非常晚，已對耶魯有承諾，如果早點知道，應該就不會有異動了。（《談話錄》頁66-67，另參他的〈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悼亡友張光直〉。）
耶魯沒有東亞研究系，傳統中國史的職位在歷史系，余先生進入以歐美史領域為主流的耶魯歷史系，和研治世界各地域歷史的重要學者成為同事。余先生原來就對西方的歷史和思想有興趣，也下過工夫。在耶魯的這段時期，他和西洋史學者多所交流，他說：「這對我有很大的好處」，「研究的領域和眼界就開闊了」。（《談話錄》頁68）余先生再從耶魯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是因為該校東亞系牟復禮（Fredrick Mote）教授要在1987年退休，余先生受邀接任。這時我還在耶魯，對整個情況很了解。余先生轉到普林斯頓的情境，在一首詩中有清楚的訴說：
招隱園林事偶然，浮家久托鳥窼襌。莊周曠達猶求友，王粲流離莫問天。桑下自生三宿戀，榆城終負十年緣。輕車已入西州境，景物窗前任換遷。（《談話錄》頁94）
這首詩原作於1986年4月，是余先生到普林斯頓大學進行工作面談（job interview）途中所作，余先生是搭火車去的，「輕車已入西州境」指火車進入紐澤西。余先生到普林斯頓的訪談完全是儀式性的，他到普大，是受該校東亞系的邀請，校方極力歡迎，余先生同意，就是定局，這個意涵在詩中也有表露。全詩的關鍵句是「莊周曠達猶求友」，他這時要進入職涯的晚期，離開耶魯，一個很大的動力是想回到自己熟悉有依戀的中國研究社群。他雖然才要進行訪談，事情其實已確定，「榆城終負十年緣」——我只能辜負在職十年的耶魯了，「榆城」是耶魯所在New Haven（新港）的別稱Elm City──《訪問錄》所引的詩句與1986年原詩有四處差異，是余先生後來改動的，但意思完全一樣。余先生原詩的手寫版可見網址。
馴化與抵抗的人性觀察
《談話錄》還有不少談他人的地方，除了談熟識的人，也談近當代人物，從這些地方也能見到余先生自己的意態。余先生原來就愛看傳記，中西傳記都讀，1980年代以後，他兼治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日記、回憶錄之類的資料就看得更多了。他看這些，特別留意權力高壓之下的屈服、馴化與抵抗。
他觀察的主要對象是1950、60年代中共治下的學人。他一一評點。完全不屈服的只有陳寅恪（1890-1969）、吳宓（1894-1978）、錢鍾書（ 1910-1998），他們抵抗的方式不一樣，清醒不動搖則一致，他們的信念基礎是自由與民族文化。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試圖守住原則，但不免敷衍，不免受到迷惑。最重要的事實是，幾乎「每個人都慢慢馴服了」（頁89），像金岳霖、馮友蘭、費孝通、顧頡剛、朱光潛、金毓黻、夏承燾都是不設防。馴化和屈服之中，有思想混亂的現象，如朱光潛「思想被攪亂，根本沒辦法回頭」（頁131），思想混亂的原因則是自己原來沒有一套看法，沒有堅定的立足點。（《訪問錄》中有關評論非常多，見頁86, 89-91, 131, 183, 237-239, 255-256）
馴化和抵抗的問題，是人類經常要面對的，存在於清初巨變的中國，也貫穿戰後數十年的臺灣，香港現在正面臨挑戰，需要我們嚴肅省思。《談話錄》中沒有談如何事先避免極權的輾壓，根據我的了解，余先生的看法是以價值為基礎，盡力抵抗，就如他2018年3月10日接受《香港蘋果日報》訪問時所說：「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给我們好東西了」，「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
以上是我對《余英時談話錄》中有關「人」的部分的一些說明和詮釋。余先生是20世紀下半和21世紀初華人世界最傑出的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留下龐大的學術和思想遺產，可以作為我們認識重要問題與奮鬥前進的資源。他在動盪和困難的時代，不止息地探索，不斷思考，做出個人的抉擇與對公共事務的判斷。余先生的肉體生命已逝，他的精神生命還有待多方了解，《余英時談話錄》留下了許多可供我們追尋的線索。
作者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授。行政服務方面，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臺大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臺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等學術專書四種及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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