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7日星期日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失敗者回憶錄0328)

1989年六四後,中共在大家長鄧小平的獨斷下,改組了領導層。對香港最大的動作就是撤換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而許就在1990年4月30日從深圳經香港出走美國。

許家屯到美國後不久,有兩位中共高層的第二代,被介紹來找我,向我爆料指許家屯出走的幕後原因,就是捲入了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而他的捲入,又同他在香港的工作有關。我據此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導。兩年後我在洛杉磯見到許家屯,他確認了報導的事實,還問我這消息是怎麼得到的。我當然不會向他或任何人透露消息來源。

這個幕後故事,使我對中共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也影響我日後的人生選擇。

歷來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都由副部級擔任第一把手,屬中共廣東省委領導。許家屯來香港前,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屬「正部級」,直屬中央。更因為他派來香港,處於兩個關鍵時期:一是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訂,二是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需要香港的投資。因此他需要也能夠接觸政治局常委這個最高層級,包括國家主席兼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他都與他們有工作關係,可以直接找他們見面談話。比較其他省委書記,更顯重要。

外傳許家屯與鄧小平關係密切,則非事實。據爆料者說,鄧小平作風相當嚴厲,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很注意分寸,沒有人敢主動闡述自己意見,通常都是向他匯報工作,聽他指示。只有在他偶爾問到有什麼意見時,才會謹慎地說幾句。對於許家屯這一級,鄧不會問意見,他只會問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這一級。

民運發生之初的權爭關鍵點,在4月23至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李鵬暫時主持中央工作,向鄧小平匯報時,迎合鄧兩年前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撤換的觀念,將學生的訴求說成是少數人搞動亂,從而使鄧小平在4月25日對民運下達一個「極少數人搞動亂」的定性。接著2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宣揚鄧的指示。由此激起27日學生發動20萬人示威遊行,連同參與的北京民眾,人數超過百萬。但北京的傳媒沒有報導這次示威。李鵬向鄧小平匯報,就說示威人數有三萬。鄧小平更認定是「極少數人搞動亂」。

倘若趙紫陽沒有去朝鮮,可能就會只有他向鄧小平匯報,事情的發展就不一樣了。趙在30日回國後,看到「內部消息」說有三萬人示威,即表示懷疑:「七、八萬軍警,為什麼擋不住三萬學生?」
趙紫陽回國第二天,即與來北京的許家屯會面。許向他匯報了香港人和傳媒的反應,更帶來了香港電視台拍下的4.27 北京示威的錄影帶:上百萬人的場面,加上示威者的和平、有秩序,連人都變得和善了。許家屯也談了他對這次學運的基本看法。這看法其後就反映到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中。即: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和要求中共「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的合理性;所謂「極少數」不是指學生,而是可能有企圖利用學生的「極少數人」;對學生的合理要求,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最重要的,是以理性和協商的對話,來處理學生遊行示威的訴求,意思就是不會鎮壓。

許、趙當時認為,雖有鄧小平的講話在前,但鄧的結論基於假情報,所以是可以被說服而改變的。他們先與楊尚昆溝通。楊與鄧同鄉又同輩,又很隨和。在許家屯提出的證據面前,他果然贊同許趙的意見,並答應去說服鄧小平。與此同時,趙紫陽又取得政治局和書記處絕大多數人的同意。當時除了李鵬外,只有姚依林較接近用強硬手段,連北京市委李錫銘和陳希同,也不完全同意鎮壓。

有了楊尚昆作出說服鄧小平的承諾,趙紫陽才敢於提出五四週年的講話。許家屯回港說「我的意見就是總書記的意見」,香港左報採取傾向學生的輿論方向,中共工委放手讓中資機構員工上街遊行。

爆料人說,至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楊尚昆最終無法實現他的承諾。很可能他見鄧時,根本無法開口,在他說出自己的意見之前,鄧已經先入為主地下命令要來「硬」的了。鄧當時可能有點衝動:我幾百萬軍隊都帶過,還在乎你這一點點學生?

六四鎮壓,許家屯大吃一驚。而他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及帶去的錄影帶,就成為捲入高層權爭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層權力重組,他被解職,使他感到在大陸處境堪虞,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這故事使我認識到中共國一人獨斷、毫無轉寰餘地的可悲真相。身處北京的高層,對當地發生的事情竟懵然不知,要由香港帶去的錄影帶才看到事實。而即使看到事實,面對大家長的固執,眾高層也無能為力。

我再次警覺:保住香港,保住新聞自由,是如何重要。(126)


圖,楊尚昆與許家屯一直關係不錯。他最終沒有實現承諾,使六四慘案發生。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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