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道德使者
——读汉娜·阿伦特之二
文/荣剑
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中曾引用了丘吉尔在1930年代所说的一段话："在我从小就被教育去相信其为永恒的和重大的那些东西中，很少有什么还在延续，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人为设立的。每一件我确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每一件我被教育要确信其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这话完全可以用来概括中国当下知识人的道德状况，德性世界的恶化在近几年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原来被认为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总体性的道德崩溃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的所有阶层中蔓延着。道德范围内的恶，因为没有触犯法律而不会受到惩罚，道德批判的缺位让"精英之耻"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究竟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个沉沦的世界不再继续沉沦？
在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时，我总是有一个感觉，她对纳粹主义的系统批判，缺少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她没有描述出究竟由谁承担起了那个时代的道德使者的角色，这不是她的疏忽，而是因为她的确面临的是一个"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所有既定道德准则的全面崩溃"的时代，以致没有人可以承担起践行道德责任的使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来源于纳粹政权的恐怖统治，使得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尤其是犹太思想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逃离德国，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在1930年代集体流亡美国。另一方面，在纳粹主义的精神控制之下，德国知识界集体放弃了道德责任而转向了对纳粹政权的精神支持，即使有少数人对纳粹政权仍然心怀不满，他们也只能保持沉默。因此，纳粹时代是一个知识人集体失语的时代。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国家控制而言，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1930年代的大清洗，针对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自己的同志和几乎所有的阶层，知识人受到的迫害是首当其冲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的知识人。在暴力胁迫之下，知识人的道德世界也彻底崩塌了。苏共前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写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1935年，13个著名作家和诗人，联合签名致信作家协会，揭露诗人帕威尔·瓦西里耶夫"完全无拘无束地竭尽所能，以便用自己的行动玷污苏联作家的称号"，"鼓励某个文学青年阶层中反动的和流氓似的波希米亚情绪的滋长。"这封信经斯大林批准，刊登在《真理报》上，内务人民委员会也迅速作出反应，将瓦西里耶夫和他的同志、诗人斯梅利亚科夫一起逮捕，判处三年劳改营监禁。1937年2月，瓦西里耶夫在获释不久又被逮捕，并于7月同一批有所谓"农民倾向"的作家一起被处决。这在当时的苏联不是个别案件，遭遇和瓦西里耶夫同样命运的知识人可谓成千上万，教育界、文学界、艺术界和科学界都被笼罩在互相告密的巨大阴影中，无法从恐惧中解脱出来。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书中痛心地写道："读者，也许我这是在往本已十分沉重的往日文献重担上继续加码。然而，这个重担是无法从正直人们心灵中拿走的"。为证明这一点，他特别引述了几位作家日后的忏悔，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说："我们都是刑事犯，因为我们默不作声。"阿尔卡季·盖达尔说："我已经撒谎成性。"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则说："我没有及时地成为苏维埃人"。后者在1958年因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遭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苏共中央在苏斯洛夫的提议下，还特别通过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性小说的决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家被迫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板结土壤上，开始生长出自由的小草，知识人的人性也开始复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自由极大地缩小了建立在个人野心和嫉妒上面的告密、搬弄是非和种种揭发的空间"。当然，这只是量的改变，面对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加速，克格勃一如既往地继续向中央递交关于知识分子敌对活动的报告以及"文学述评"，这些述评仍然是由作家中间的密探编写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还是出现了，一些知识人开始以他们的个人力量和勇气向斯大林体制发起挑战，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当时苏联知识人的良心和道德践行者，甚至是殉道者。他们将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直至"民粹派"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重新激发出来，先后形成了以前苏共党员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从思想和道德上，重新将社会主义苏联的未来命运置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夜的三种选择，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走斯拉夫道路？抑或走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三种政治主张在理念上分歧极大，但在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要求自由、民主和法治，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政治和法律秩序。
知识人的精神史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下，即使绝大多数知识人因为暴力的胁迫和生存的诱惑而放弃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是会有一些德性的使者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在非常时期重建道德世界的伟大使命。他们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黑夜的守望者，不是靠祈求和等待，而是依据天命所赋予的道德职责，通过个人当下的行动和工作去创造历史的破晓时分。由知识人共同书写的精神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不完全是那么不堪回首，黑暗时期的历史精华是在他们的身上得以体现。
知识人的当代境遇按照海德格尔的时间维度，即"此在"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这意味着当下依旧可以共享纳粹时代和苏维埃时代的历史经验。事实上，稍微对照历史，就能够发现纳粹和苏维埃的"过去"从未成为"过去"，知识人屈辱、告密、变节、投降以及效忠、合作、颂圣、加官进爵的故事，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可以被讲得有声有色。这类道德堕落的现象如果置于纳粹和苏维埃时期的知识界，根本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它们是基于相同的制度逻辑和道德环境。因此，知识人的批判武器不仅是要针对时代的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时代的道德问题，没有独立的和自由的精神，没有应有的道德担当，绝不会有彻底的理论表达和直面现实的批判能力。在深邃的无所畏惧的理论背后，一定是有对普遍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知识人在危难时刻追求知性和德性的双重实现，是求仁得仁的一种道德境界和道德责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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