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321）
在1986年《九十年代》200期座談會上，在美國修讀博士學位的楊小凱，講到在美國三年接觸到的台灣人和中國大陸人的不同，他說中國文化已經有了分支，特別在兩岸政治事件的共同情感與文化認知上，你和大陸人說高雄事件，他們沒一點感覺，他們可以在理性上了解，卻沒有感情因素。你跟台灣人講清查五一六運動，他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更不會有感情。
在政治事件上可能是的，但講到兩岸所受的中國文化基礎，和人情世故，卻有很大的同一性。至於兩岸關係，我在1988年首次訪台時，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向大陸開放的問題上，仍然一黨獨大的執政國民黨主張緩進，資源短缺的本土派民進黨反而主張急進些。
北京八九民運發生時，台灣人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對中國局勢高度關注，紛紛集會對北京民運作出聲援。六四屠城後，我在7月1日應邀去台灣演講，與一年前首訪時同一個場地，一年前聽眾擠爆會場，又因我在六四前後成為香港媒體紅人，主辦單位和我都以為仍然會有許多聽眾，誰料現場除了各媒體記者外，聽眾寥寥可數。尤其讓我意外的，是聽眾提問中，竟然有人說這次北京學運背後有外國勢力在組織策劃，否則那些學運領袖事後如何可以潛出大陸。這種沒有根據的陰謀論，在香港以至我後來在北美的演講中也沒有人提過。
柏楊後來對我說，這類說法，是統派一貫的「反帝」論調，他們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統治是怎麼回事，而是不願意去批評中共政權，因為這會傷害他們的統派立場，而且會助長獨派的聲勢。
對於大部分台灣本省人來說，六四把他們嚇壞了，中共的野蠻程度超越了他們的想像，於是覺得中國發生的事再與台灣沒有關係。以後就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大陸怎麼變化不再關心。這是我的演講聽眾寥寥的原因。
我後來去美國，見到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人士。台灣出來的外省籍人士，對六四屠殺義憤填膺，都積極參與抗議中共的集會，而台灣人郭松棻就對六四漠不關心。我想起他1974年去大陸前對中國的熱情，也想起那時一些推動台灣民主的黨外人士，曾透過我同中共聯絡，想中共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1988年民進黨一些人力主對大陸政策要更開放些。六四後，卻變得如此冷漠。如果從大中華民族主義觀念出發，誰才是民族主義的罪人，不是太明顯了嗎？
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事實上，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運的爆發點。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會原因是1987年大家長的反自由化和違反黨所定機制把胡耀邦罷免，到了1988年，大家長硬闖物價關導致「官倒」橫行、物價飛漲，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這些才是民運產生以及得到社會普遍響應的原因。
1989年1月，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鄧小平，指這一年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五四運動七十年，還是法國大革命200年，建議中國特赦魏京生和所有類似的政治犯，以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這封措辭溫和的建議信，獲得北京文化界33位知名人士響應，接著是中國科學界42位名人也以公開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則得到有數以千計的名人簽名回應。中國民主運動其實從1月就啟動了。在大家長主導下的中共政權對這些溫和訴求置之不理。於是，才在4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的抗爭行動。
從1月開始，北京的訊息可以說是瞬息萬變。4月民運開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體聚焦。香港的電子新聞播報頻率越來越緊湊。《九十年代》編輯部日日夜夜關注事態發展。每月1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號的專題是「北京學運」，到六四屠殺發生，又在15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記事本末」。兩本都兩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見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時間，成為電子媒體爭相訪問的紅人。這不是我引為驕傲的事，而是我在電視熒幕前流淚和對中國的絕望時期。停在雜誌社門前的電視新聞台和廣播電台的車子，或來訪問，或接我去電視台接受訪問。而在多次電子媒體的評論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記得的一句話，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記者在街上採訪，停止外媒使用電視衛星傳播畫面，我說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預言會有大鎮壓。另一句是六四後我說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許多中國和海外人士給雜誌撰文表達他們的感受，包括詩人顧城和楊煉。但讓我記憶了數十年的句子，卻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牆上的沒有署名的詩作。下文再介紹。（123）
圖，《九十年代》1989年6月號和增出的特集合裝本。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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