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 / The News Lens関鍵評論
夏威夷：交易中繼站
夏威夷群島在浩瀚的太平洋中看來極為與世隔絕——它是被一片覆蓋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水景所包圍的一系列小點。但是，這是一種大陸性思維，出自以大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在這種視野下，太平洋上的島嶼被推擠到了地圖最左側的邊緣，況且它只優先考慮屬於大陸和陸地環境的歷史，而非連接這些陸塊的海洋。換句話說，夏威夷之所以被認定為孤立在外，就是因為海洋被視為屏障。一旦人們將海洋視為一條寬廣的快速道路，夏威夷就會搖身一變、成為太平洋商業世界的交流中心。
實際上，遠古的玻里尼西亞航海者在過去千年間有辦法航行至夏威夷——大溪地戰士在大約八百年前達成了征服與屯墾的使命；十九世紀早期的航海者也是出於種種重要的理由，才把船駛向夏威夷群島。威廉．謝勒的企圖就十分明顯：他在加利福尼亞的海獺皮交易中發了一筆小財，但他必須把那些海獺皮運到廣東市場。具體來說，萊利亞伯德號上的水手們必須儘快把滲進船內的海水排出，因為唯有繼續讓船浮在水面，他們才有辦法抵達夏威夷群島。
一八二〇年以前，前來夏威夷的勘察與商業航行逐年增加。打從庫克船長在一七七八年「發現」三明治群島，到一八一九年底第一批捕鯨船（美國的「巴雷納」號［Balena］）抵達夏威夷，共計有一百三十一艘船曾經停靠夏威夷。這些船隻主要是英國和美國的船隻，也有一些俄羅斯和法國的船隻。截至當時，這個合計數比來到加利福尼亞沿海的船隻總數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但在一八二〇年以後，夏威夷的航運量可說突然爆增。在接下來三十年裡，進出夏威夷的船隻數量簡直多得讓人跌破眼鏡：從一八二四到四九年，就有將近一千艘商船和三千多艘捕鯨船在夏威夷靠泊。就算只是粗略估計，這些數字也讓夏威夷（主要是檀香山和拉海納［Lahaina］的港口）在此期間就算不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也名列太平洋上最為繁忙的海島港口。
一七〇〇年代末，夏威夷原住民攻擊了一些船隻、拒絕某些交易，但他們也促成了將夏威夷建立成太平洋上的一座中繼站，很快便吸引了商業船隊前來。夏威夷大量人口賴以生存的本地和進口生物群（包括猪、甘薯、芋頭及水果），足以供應船隻多年航行所需的食物。患有壞血病的船員們渴求島上的新鮮食物，而水手們不論健康與否，也都渴望在夏威夷滿足性的需索。夏威夷的豐富資源讓貿易得以繁榮發展，然而一般的夏威夷人卻並非貿易的受益方。夏威夷社會的階級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讓貿易僅僅造福夏威夷的世襲菁英（ali'i），而非平民百姓。
卡邁哈美哈一世國王（被視作「天神國王」［an ali'I akua］）在整個群島逐步鞏固自身權力後設立了這種制度；同時，他組建自己的商業船隊，派往太平洋東邊的加利福尼亞和西邊的廣東。一八一九年，卡邁哈美哈一世亡故，卡邁哈美哈二世（又稱利霍利霍［Liholiho］）與美國和英國的商行締結了堅實的聯盟，讓檀香山港搖身一變、加入「太平洋大交換」的行列。一名法國博物學家甚至給夏威夷冠上了「商旅大客棧」（un grand Caravanserai）的封號，認為夏威夷是這座水之沙漠裡的商品交易及娛樂中心。
優越的地理條件可能更勝所有誘因。夏威夷群島構成了太平洋的中心點——不僅地理位置絕佳，而且橫亙於太平洋主要航運路線的交叉點。比方說，一八一四年六月至一八一七年耶誕節期間，英國縱帆船「哥倫比亞」號（Columbia）曾多次往來行駛於連結北美海岸、夏威夷和廣東的航道上。哥倫比亞號曾經四次橫渡太平洋，到廣東販售北美毛皮和夏威夷檀香木：過程中曾兩次到新阿干吉爾（New Archangel，即夕卡）用基本物資交換毛皮，五次到哥倫比亞河附近收購毛皮和其他貨物，三次造訪上加利福尼亞海岸收購生皮和補給品。
哥倫比亞號在三年的跨太平洋航行中曾四度靠泊在夏威夷，在此進行船隻的維修、攬貨，以及招募船員。到最後，船長彼得．科尼（Peter Corney）把飽受海水浸蝕、但仍浮得起來的哥倫比亞號轉手賣給了卡邁哈美哈一世，換來了兩船檀香木，讓科尼接著另外找了一條船把檀香木轉運到廣東市場。
在哥倫比亞於太平洋來回穿梭的軌跡上，至少交疊了三條常規的貿易航線，而所有航線都牽扯到夏威夷：新英格蘭、北美洲西北海岸和廣東之間的毛皮「三角貿易」；連接夕卡、加利福尼亞到夏威夷的「俄羅斯貿易」；以及加利福尼亞與夏威夷的雙邊貿易。這些貿易航線中的參與者，都把夏威夷當作原物料和進口奢侈品的市場。除了夏威夷的商品，群島上的勞工也在這些貿易路線上帶來重要貢獻，他們主要是被當成後備水手。
譬如在澳門，哥倫比亞號接走了十六名被英國船「艾薩克陶德」號（Isaac Todd）留置在當地的夏威夷人，讓他們充當船員，儘管科尼船長後來提到「其中幾人上船不久後就死了」。隔年，在歐胡島，哥倫比亞號也帶走了六十名原住民並前往哥倫比亞河，於是那地方很快就出現了數量可觀的海外夏威夷勞工。
夏威夷轉型融入太平洋大交換的最劇烈過程發生在一八二〇和三〇年代，當時美國和英國商人在檀香山成立了商行。這些商行包括布萊恩特與斯圖吉斯（Bryant and Sturgis）、帕爾默（Palmer）、威爾遜公司（Wilson & Company）、哈德遜灣公司，以及馬歇爾與王爾德（Marshall & Wildes）等，他們簡化了貨物交易、船隻維修，以及與原住民勞工簽訂合約等例行性作業。
到了一八三〇年代末，檀香山至少已有二十幾家商行經營著各式各樣的特色商品。一八四四年，蘇格蘭人羅伯特．威利（Robert C. Wyllie）在一份報導中列出了兩百多種從世界各地進口的一般及罕見商品，包括熊皮、雪茄、德國褲子的材料、義大利白蘭地、鮭魚（八百四十七桶）和五十一架法國手風琴。
雖然這些商人在某種程度上從事的是海島交易，但他們也擁有強大的國際人脈。從一八二〇到三〇年代，他們積極聯繫廣東、加利福尼亞、卡瑤、波士頓和倫敦的同業——譬如向加利福尼亞訂購更乾淨的獸皮，投訴倉庫太過擁擠，並向太平洋各地及其他地區詢問市場時價。隨著國際貿易在夏威夷蓬勃發展，物質上的「文明禮賜」主要普惠於統治菁英階級，但流行性疾病的「餽贈」則感染了夏威夷社會的各個階層。
廣東：兵家必爭之地
假如夏威夷在太平洋腹地發揮了「商旅大客棧」的功能，那麼廣東可說是開啟了太平洋西環邊緣的商業市場。廣東吸引了太平洋及其以外地區的船隻和商品前來：眾多商品中，包括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白銀，印度和英國（一七八〇年代以前）的紡織品，北美海岸（一七八〇至一八三〇年代）的海獺皮，夏威夷的檀香木，斐濟（一八一〇至四〇年代）的海參。
值得注意的是，從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到廣東的船隻只不過是「循著」中國沿海貿易的既有路線航行，而且一直到十八世紀末，中國沿海的國內貿易量都還遠遠超過對外貿易。廣東是太平洋上的奢侈品市場，貿易商在這裡用奇珍異獸與天然資源，交換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和其他貨物。
北美沿岸與廣東之間有著綿延一萬一千多公里的遼闊大洋，這使得在太平洋東岸和西岸之間從事貿易成為一項艱鉅的任務。加利福尼亞的航運紀錄說明了實際結果：在進入加利福尼亞水域的船隻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船隻曾穿越整個太平洋抵達中國。
不過這個數字有點誤導。實際上，許多目的地為廣東的貨物先是聚集在加利福尼亞（譬如威廉．謝勒在萊利亞伯德號上的貨物），然後在夏威夷或其他地方集裝後才運往中國。在北美洲西北部從事毛皮貿易的船隻比較常飄洋過海來到廣東：這些船隻中約有半數把貨物運到廣東販售。因此，廣東雖然遠在大洋彼岸，卻在東太平洋的貿易世界裡表現活躍。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廣東的歐洲工廠》（The European Factories, Canton），一八○六年。英國畫家威廉．丹尼爾（William Daniell）以碼頭上忙碌的中國工人為背景，突顯廣東外貿商行的繁榮景象。（此圖由耶魯大學大英藝術中心的保羅．梅隆館藏［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Paul Mellon Collection］提供。）一八〇〇年代初期，廣東市場的轉型體現了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化、貿易自由，以及美國在海上掌握主導地位的趨勢。原本家大業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日漸式微，也使得這些轉變帶來更加劇烈的影響。一七五一年，東印度公司在廣東設立永久的「代理行」（或稱商行），正式入列它從大西洋一路設立至印度洋、最後來到中國的數十家代理行之一。東印度公司得到英國議會授權，獨占廣東貿易並限制隸屬該公司以外的英國商人進入廣東市場，並與勢力龐大的廣東「行商」 結盟，冀望進一步限制其他外國船隻進入。
行商對外國貿易商訂有自己的法規，其中包括徵收高額的進出口行稅，而且粵海關監督（隸屬「戶部」）要對進入廣東的船隻實施強行監管。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代表密切監視所有商業競爭對手；根據第一任派駐中國的使節代表喬治．馬戛爾尼爵士（Lord George Macartney，一七三七至一八〇六年）的說法，這有部分是為了「確保在亞洲各地推廣人們使用英國產品」。
從英國進口到廣東的紡織品及其他產品在一八〇〇年代早期為東印度公司賺進了「絕對利潤」，可供用來沖銷公司在印度的虧損。這套全球商貿體系是由倫敦方面精心策劃，並受到英國議會提供特許權保障，只要能把外國競爭者阻擋在廣州灣外，便能繼續大發利市。
然而，東印度公司的這套體系終究難以永遠發達，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廣東行商、國際商人和中國海盜偏愛使用自己的盈利策略。早在一七八〇年代，東印度公司的強勢國際競爭對手就出現了。一七八四年夏天，一艘重達三百六十噸的美國船隻「中國女王」號（China Empress）展開處女航，抵達中國，船上有三十四名船員和一批毛皮、布料與人參，從此開啟了美國海上貿易的穩定發展，並在一七九〇年代達到相當可觀的貿易量。
到了一八一四年，至少已有六百一十八艘美國船隻曾抵達過澳門或廣東，其中大部分是繞過好望角航向中國，而非嘗試穿越太平洋。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特別委員會」密切關注此一外國交易情況，並向該公司在倫敦的「秘密委員會」報告了相關資訊。雖說所有國家的對華貿易額持續增長都讓這些官員有所警惕，但是東印度公司的廣東代表似乎對美國商人最感頭痛。這些僅靠少量船員操作、噸位只有東印度公司的船隻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美國船出現在廣東，徹底震驚了英國官員，有時甚至讓他們惱羞成怒。
從事東太平洋和中國貿易的兩艘美國船隻的經歷就說明了前述的實際情況。「老鷹」號（Eagle）和「號角」號（Clarion）各自在一八一七年駛離波士頓，於隔年抵達加利福尼亞。一百四十九噸的號角號繞行好望角，抵達塔斯馬尼亞（Tasmania，澳洲東南方一島州），並在夏威夷停留後，又穿過太平洋抵達加利福尼亞。至於老鷹號則從相反方向來到太平洋：繞行南美洲合恩角（Cape Horn）前往夏威夷，接著在夕卡短暫停留交易海獺毛皮，然後返回夏威夷，最後到達加利福尼亞海岸。
這兩艘船的船長都在加利福尼亞遇到熱切的交易夥伴，他們把從波士頓帶來的貨物換成準備銷往廣東的商品。號角號的船長亨利．吉澤拉（Henry Gyzelaar）向岸上的人買了若干在廣東非常值錢的毛皮，把所有的錢都用完了，船上只剩下保障船隻安全航行的必要物資。
老鷹號船長威廉．希思．戴維斯（William Heath Davis）與聖塔芭芭拉的胡安．奧蒂加和伊格納修．馬丁內茲（Ignacio Martinez）做了筆買賣，使得他除了在俄羅斯屯墾區獲得的利潤之外，在加利福尼亞的銷售還讓他賺到了大約與兩萬五千美元等值的西班牙達布魯金幣（doubloon）和海獺皮。兩艘船接著行經夕卡和夏威夷前往廣東，於一八二〇年來到珠江三角洲——船抵達時，東印度公司秘書普勞登（W. H. C. Plowden）在〈一八二〇至二一年廣東季報〉中記下了每條船的關鍵資訊。
當老鷹號與號角號抵達廣東時，普勞登便已感到回天乏術。自一八一二年英美戰爭結束以來（戰爭期間美國在太平洋的航運嚴重受限），普勞登便開始注意到前來廣東的美國船隻數目不斷增加。他極為仔細地記下每艘船的母港、目的地、貨物、噸位，以及抵港和離港日期的細節。他在提交給東印度公司位於倫敦的秘密委員會的一八二一年報告中特別發出警告：「光榮的公司……由於美國船隻的大量進口，本季度的（紡織品）投資正蒙受極為嚴重的損失。」
四十二艘美國船隻停泊在廣東附近，運載價值七百四十一萬三千九十六美元的進口貨物，超過前一年進口價值的兩倍，而「光榮的公司」該季度的進口貨物則為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二美元。這在東印度公司的歷史上還是頭一遭，曾經是前殖民地的另一個國家，竟然向公司自認屬於自身地盤的港口輸入了更多貨物。這種驚恐很快便從廣東一路蔓延至東印度公司的倫敦總部：「除非採取某種措施，阻止這些貨物進入中國……除了『光榮的公司』的船隻以外，禁止任何船隻進港，否則將難以估計這種不利的競爭會造成何等嚴重後果。」
但是，英國人沒能盤算出任何一種「措施」來阻止歐洲或美國貨物經由東印度公司以外的管道進入廣東。到一八二〇年代初，廣東行商積極鼓勵外國商人廣設代理行，好為中國產品創造新的買家。在一八二〇年代，越來越多法國、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非隸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來到廣東尋求商機，而來自紐約和波士頓的商人設立了其中最為活躍的幾家代理行，包括柏金斯洋行（Perkins & Co.）、羅素洋行（Russel & Co.）、奧古斯丁赫德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以及韋特莫爾洋行（W. S. Wetmore & Co.）。
於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這間英國的「光榮的公司」在一八二〇年代的新市場生態中為了競爭優勢而苦苦掙扎。然而，它已在抗衡廣東對外貿易的浪潮中敗下陣來，也沒再能讓英國議會繼續支持它排除非東印度公司的英商的對華貿易，維持其壟斷地位。為了在龐大的中國市場上找尋新的盈利方式，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密謀擴大毒品走私，向中國銷售成癮性極高的帕特納鴉片（Patna opium）——為了維持公司營收，這種行徑很不光榮，而且也是最終引發鴉片戰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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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打造太平洋：追求貿易自由、捕鯨與科學探索，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
譯者：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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