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藥的隱喻，在中國太豐富了。在魯迅筆下，它從革命志士砍頭的血，變成「民間偏方」；於是革命成功之後，這個偏方就升級為民族主義，從毛一直流傳到習，中間那一段「鄧改革」時期，也就是八十年代，這副藥就是「體育」，運動員服禁藥，也是替國家「賣命」。不過我的詮釋，一直是中國還沒煉成「強國」之前，是拿體育金牌當替代品，讓整個民族過幹癮、吸鴉片，無疑是把華老栓那副藥「現代化」了而已，中國人佩服魯迅的深刻，其實就在這些地方。禁藥故事我早有所聞，《屠龍年代》裡就寫到了。】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既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也受了報告文學《強國夢》的啟發。心浮氣躁的八七、八八之交，我正在劇組裡熬磨《河殤》第一集〈尋夢〉的劇本，趙瑜忽然出現了。我曾有一篇《趙瑜剪影》（1988年上海《文滙》月刊12月號）這麼寫道：
『1987年豐台青創會一別，我再沒聽到趙瑜的消息，不知他逛到哪裡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夾克，拎一隻破箱子來到《河殤》劇組，說：「蘇兄，來北京拍賣稿子啦。」那箱子裡裝著一部七、八萬字的《強國夢》。再沒那麼湊巧，當時我正在構思《河殤》第一集〈尋夢〉。《強國夢》這個題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
「你怎麼想起來寫體育了？」
「咱幹過運動員。咱也愛體育這一行。瞅著現在體育被歪曲成這副模樣，心裡有氣，手發癢，乾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劇組，白天各寫各的稿子，夜裡買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他告訴我，去年春上，他決意寫體育，獨自來到北京，卻對天壇東側的體育一條街兩眼一抹黑，就憑一股不發怵的勁頭往運動員、教練員宿舍裡楞闖，捨得花錢買好酒好菸交接朋友，艱難地一點點搜集素材……。回到閉塞而又冷清的晉東南一隅，把自己關進小屋，對著牆上一張衝浪者的大幅圖片，一字字寫下去……。趙瑜事後對我說，當時他的確感到非常孤獨；「寫《強國夢》的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個中國較勁兒，有時恨不得把電視機砸了！」
《強國夢》的主調，是批評國家奧運戰略，冷落了群眾性的強身健體，社會上充斥了「半拉子人」，科學家們「英年早逝」；趙瑜也替運動員打抱不平，抨擊金牌至上，扭曲運動員精神，造成大量畸形人。他自己是運動員出身，不僅對體育內行，且有國際視野；他的報告文學採訪技巧，可謂獨步海內，一部《強國夢》的體育信息量之大，切中要害之深，非劉心武和理由的「五一九」可比擬。接下來他寫《兵敗漢城》，居然拿到國家體委最高機密，揭露了運動員使用違禁藥品的爆炸問題。他思考得很苦，最終抓住了要害：競技運動決不能代替體育。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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