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個惡法時代，人的自由再沒保障，且每一刻都會有被惡法吞噬的危險。人不單再不能說一些當權者已劃為政治紅線的東西，更因當權者能任意及不斷地轉移這條紅線，人當刻也不能肯定一些本在紅線以外的，會否突然被劃入紅線之內，故為求自保，只能自我噤聲。甚至拒絕說一些當權者想聽到的話，也可能入罪，令人連沉默也不可以。在這樣的惡法時代，人可以怎樣自處存活？
陽奉陰違
一些港人仍受中國文化影響，或會參照中國人傳統的求生之道。中國數千年歷史，絕大部分都是惡法時代，故中國人應付惡法自有一套，那就是陽奉陰違。這反映中國人的務實文化，「陽奉」是表面地會依足當權者的要求，做他要人民做的事，講他想聽見的話，因此連當權者也以為專制政權是得到人民全面擁護的。
不排除很多人，因專制統治掌控着意識形態工具，在潛移默化下，是真心擁護專制統治的。但仍有人，不想被當權者打壓，不知旁邊的人的真實想法，為求自保，表面做着與其他人一樣的事，和說着一樣的話，但他們心底裏，其實對當權者有着種種不滿。這些人在惡法時代的求生之道，重點是陰違。
奉行陽奉陰違的人，他們未有放棄自己的信念、價值和良心，但為了自保，被迫表面做一套，但在暗裏，在安全的情况下，他們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會做一些抗衡專制的事。他們不能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抱着這種心態，故只能自己獨自過着一種兩面人的生活。對外，他們必須表現得與當權者所要求的一套相符，但私底下，卻會想方法仍去做一些良心要他們做的事。
初想到陽奉陰違這種求生之道，會不能理解為何人不能堂堂正正去反對當權者。但當親身感受到威權的壓迫時，我能體諒這種態度背後的無奈但仍有的執著。他們大可順應大勢，陽奉之餘未必要陰違，但他們堅持陰違，那表示起碼仍沒有放棄。即使他們是悲觀的，未必能看得見出路，但總還是想方法去做一點有意義的事。他們會等候時機，若看見大局有變，就會「出櫃」，當下就只能相對被動地等候那一刻的來臨。
以真相對抗謊言
另一種態度就是以真相對抗謊言，這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所倡議的。他認為人要本着自己的良知，主動在生活中，真誠地用真相去反駁專制統治者在社會內所散播的各種各樣的謊言。
謊言是專制政權重要的統治手段，但當權者要這樣做，是因他們也知道真相是會令統治變得困難，故必須以謊言去把壓制人的威權手段包裝起來，使它們變得合理，令一些懶於思考或慣受指揮的人，甘願接受專制的統治而不反抗。
以真相對抗謊言，就是在生活中，拒絕說一些當權者要人們說的謊話，不肯為專制統治服務，不讓威權能繼續箝制人，而是把自己真誠所信的說出來、活出來，揭破專制統治者的謊話。這起碼令當權者不能那麼容易去欺騙其他人，更進而能喚醒他們。
但在專制統治下要以真相對抗謊言，是要付上極大個人代價的。當權者對所有拒絕服從的人，即使他們未曾組織什麼具體的反抗行為，只要堅持說真話，本身就是一種顛覆行為。因此，他們必會承受猛烈的打壓，連親友也可能受累。所以在專制統治下要活出真相，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創意反抗
在陽奉陰違與以真相對抗謊言之間，是否有另一種應對威權的方法呢？能否既不用說謊但又不用冒上太大的風險呢？我想還可以運用無限創意，把當權者不想我們說的話，或要我們說的話，以另類的方法表達出來。我們也可以用創意的行為，做當權者不准我們做的事，不去做他強制我們做的事。
當權者不准人民叫某些口號，我們可以只是舉起一張白紙，別人也能知道由白紙所透出來的政治信息。當權者或許可以因口號內的政治信息而禁止它，但只是一張白紙，那是難以找出一個理由去禁止。
警察可以不准市民上街遊行以人數去向當權者施壓，但人們可以在各區的民間票站排隊投票，以另一種方式和平聚集，同樣能展現人數的力量，並通過民間投票來表達大家對專制統治者的意見。因意見是由很多人一起表達出來的，沒有一個人的意見會被單獨地突顯出來，故風險由眾多人一起分攤，令每一個人都能承受得到。
當然當權者可以不計後果，連這些隱晦的創意抗爭也要打壓，殺雞儆猴，打擊當中一些人，希望能嚇倒其他人不敢再去挑戰政權。但他們這樣做，只會激起更多人起來反抗，一些本來甘於被騙的人，也可能被這樣無理的做法喚醒，即使不會主動去反抗當權者，至少會採用陽奉陰違的方法來反對政權。
在香港當前的惡法時代，有人選擇用陽奉陰違，有人以真相對抗謊言，也有人實踐創意抗爭，我想都是可以的。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能守住自己的良心，判斷可以承受多少的風險，以不同的行動，或明或暗，或顯或隱，但怎也要令專制的當權者不能那麼容易剝奪人民的自由及尊嚴。
用什麼方法去面對惡法，是每一個人的個人選擇，我都會體諒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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