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星期二

余智:中国不应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


《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而且对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低迷,不是《广场协议》的结果,而是其后续应对政策、自身体制、发展阶段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很多人都在谈论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多数人都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针对日本崛起的“阴谋”或打压,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是巨大错误,是导致日本1990年至2010年经济低迷(所谓的“失落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中方要防止重蹈日本当年接受《广场协议》的“覆辙”。前不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甚至公开声称,美方不应指望中方签订《广场协议》。
  笔者认为:中方人士对《广场协议》的认知存在很大误解;《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广场协议》既是合理的,也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中方不应基于对该协议的错误解读,决定自己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先谈为何《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联邦德国)等西方五国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以解决当时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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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新闻发布会合影照
  这一协议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19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了克服通胀,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启动了加息措施。这导致了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大幅升值,1980年至1985年期间总体升幅达50%。美元大幅升值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逆差。同时,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也令美国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1980年美国经常账户还是顺差,到了1985年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3%。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对其他四国施压,以解决美元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最终促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协议中,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均对美国有所让步,但日本的妥协最大,包括: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刺激内需包括私人消费和投资;监管松绑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缩减财政赤字与产业补贴;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其中,通过最后两点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广场协议》快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逆差问题也迅速好转,到1991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当然后来又由于其他原因逆转)。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共同商讨签订的,是多国“阳谋”,而不是美国专门针对日本设计的“阴谋”;第二,该协议也不是为了打压日本或其他三国(英法德)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元高估与美国贸易逆差过大问题。
  其次,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尽管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所带来的日元升值,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第一,《广场协议》的签署国,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而英、法、德没有;第二,《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而日本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在日本主流社会看来,日本政府在协议签订后,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决策接连失误,才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损害日本出口竞争力并拖累经济,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增长。1985年至1987年期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信贷的放松,不仅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也导致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导致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过猛。在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央行基准利率从2.5%上升到6%。过猛的紧缩政策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还有学者认为,导致1985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乃至后来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银团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利益关联错综复杂,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软约束”,不很谨慎,巨额资金投向股市、楼市乃至其他风险很高的项目,最后导致经济泡沫与危机。这与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另外,日本经济的低迷与日本发展阶段也有关系。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广场协议》是合理的,并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积极作用。首先,《广场协议》中规定美国以外的四国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是完全合理的。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价格,理应随着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而变动,并自由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额顺差时,外汇供给过多,理应外币贬值、本币升值,从而压缩出口、促进进口,降低顺差;大额逆差时,则应相反。当时,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确高估了,导致其他各国对美国大额顺差。因此,其他各国货币理应对美元升值,无可厚非。
  其次,《广场协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各国都是有利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大顺差或逆差都对本国不利:过大顺差(如当时的日本)会导致出口过多而未能进口弥补,造成本国消费不足,降低国民福利;过大逆差(如当时的美国)会导致本国出现偿债风险、货币急剧贬值等金融危机。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与其他四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因逆差过大而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负面影响他国经济,包括日本经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
  第四、《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好处还包括:协议规定的日元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实现了从出口到海外投资的转化。例如,为了化解长期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员工,进行本土化生产。这不仅化解了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其汽车品牌的认同度。
  再者,协议的其他规定促使了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广场协定》的规定中,开放市场刺激了国内竞争,刺激内需扩大了国内需求,监管松绑激发了私营部门活力,缩减产业补贴则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一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断提高,日本商品依然畅销全球。
  最后,中国不应因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因综上所述,《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而且对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低迷,不是《广场协议》的结果,而是其后续应对政策、自身体制、发展阶段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他国。日本主流都不认为《广场协议》对其有什么不好,中国各界为何总是替日本“鸣不平”呢?
  抛开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日美当年的经贸关系与摩擦,与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与摩擦,的确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中国内部当前也面临日本内部当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应正确解读《广场协议》,正面看待这一协议,而不应该因误读这一协议而影响中美经贸谈判。
  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狮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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