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讓香港人對中國的恐懼到達了頂點。（美聯社）
香港是一個大部份由難民形成的城市，而這些難民當初來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生存，其次是為了自由。他們來香港，是因為相信英國政府統治下，個人的生存與自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香港人對於殖民地政府的看法，從不是「賢明的統治者」，即使在九七之前，香港人也並不特別歌頌香港政府，甚至稱之為跛腳鴨政府。政府從來都不是以有能，有效率而見稱，而是幾乎每天都被罵。但香港人卻相信政府「有信用的保障者」這個角色。
和今天中國人相信中國政府，或者臺灣上一輩相信政府能搞好經濟不一樣，香港人從來都不覺得香港政府「很會搞經濟」，香港人覺得經濟是市民自己的成就，並非政府的功勞。但他們相信香港政府能保障市民的自由與生存，會做得比同時代鄰近其他政府好。那並不是因為有能，而是因為英國悠久的法治傳統與三權分立體制。
而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憂慮，並不在於質疑中國政府的能力，而是質疑中國政府的信用。中國政府可能很有能力能把經濟做好，富國強兵，可是不等於會對香港人信守承諾，更不等於會保障香港人既有的權利。九七前香港人之所以移民，就是害怕在中國吞拼之後，自己九七前擁有的權利與自由，會被一點一滴的削走，而必須長期活在恐懼與自我審查當中。
去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這個恐懼到達了頂點。
六四的發生，令香港人很快推論出「中國政府不會保障香港人已有的權利和自由」這事實，而英國政府將會離去，九七年之後，將沒有一個力量願意保障香港人的自由與權利。這才催生了香港新世代的民主運動。
所以，香港的政客們根本沒有治國藍圖也不想執政，香港人其實是想透過「香港已有制度加上民主選舉」，創造出一個「防止中國政府威脅自己既有權利與自由」的力量出來。而使香港人在九七前有的權利與自由，能夠盡量維持下去，而這也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香港人真正想要與需要的，是「香港人的保護者」，保護香港已有的文化，產業與語言，保護香港人已有的生活方式與自由，甚至能為了香港這一個共同體，延續到永遠，去思想和計劃的存在。 香港的民主運動，只是因為相信民主制度「應該能」產生這樣的保護者，香港人對於追求民主，並沒有那麼多的熱情。 假設有一天香港民主了，而選出來的人，並非這樣的保護者，恐怕香港人對於民主的信念會很快崩壞。
但自從九七之後，香港就再也沒有保護者。
中國政府已被證明，他們無心保護香港的自由，文化，產業與制度，他們關注的只有怎樣牢牢控制香港，並盡量從中取利；而香港政府，關注的也只是執行中國政府給的任務；香港的政客，熱衷的也只是在制度裡玩贏取公職名利的遊戲；至於民主化，則完全沒有跡像。
部份專制國家，尚且有個保護國家的領導者，例如南斯拉夫的鐵托，西班牙的佛朗哥，新加坡的李光耀，他們雖然不民主但至少有心保護自己國家的。而香港的問題，不僅在於專制，更在於這個專制保護的對象並不是香港。
所以，香港比起那些專制國家的情況要更壞一點。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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