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讲到二战之后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对已经或正在发生的现实充耳不闻，集体转"左"，并为之热烈辩护的现象。
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独立思考为首要品质。但现实是，有些时候，他们不仅无法扮演这些社会大众期盼的角色，还与其相去甚远，这里面有很多被迫无奈，当然也有主动参与的。
今天微信，分享两篇文章，一中一西，所说的面向不同，但都和知识分子相关。选自学者胡文辉先生文化随笔集《欲采蘋花》（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类似的故事，读过不少，但每读，还是感慨。
1.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黄永玉有本诗集，书名是《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知识分子成了小丑。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农场，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
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农场，甘为小丑，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夹边沟遗址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20世纪50年代，赵俪生与童书业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赵俪生回忆："童书业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介石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赵俪生的妻子在家和衣而卧，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原来，"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童书业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
又一次，听说蒋介石要反攻，童书业忧心如焚，无法自制，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沦为笑柄。
童书业夫妇和顾颉刚
当然，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更是登峰造极。
俞平伯被抄家时，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抢劫者讨利息，可谓迂不可及。
陈四益回忆说，文革初期，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还是贪玩，总之，他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于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于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此事非我亲见，但听说之后，心中惨然，并隐约感到，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不论如何，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他回忆："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仅假装打鼾，又假装说"万岁"的梦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
段文杰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其处境可怜，其情状则可笑。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但也因此，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连知识分子，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都如此可怜可笑，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于是，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所以，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
归根结底，童书业、俞平伯、赵景深、段文杰……之所以可怜可笑，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们是人，是普通人。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更是人的可怜可笑；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2.
苏联的新衣
在红潮风暴席卷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左倾化是世界性现象。以欧洲为中心，向西至美洲，向东至中国、日本，各国知识分子咸以进步为号召，以革命为旗帜，以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神圣事业。而苏联作为现世乌托邦的唯一实验场，自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圣地，东游朝圣者多如过江之鲫，本杰明、茨威格、萧伯纳、罗曼·罗兰……都去过。
斯大林（左二）、罗兰（左三）与罗兰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亚（左四）在克里姆林宫的合影。
20年代末苏联因集体化运动产生大饥荒，饿死数百万农民，可萧伯纳回来竟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记述了苏联之行，有所疑虑，但欲言又止；本杰明写过日记，但暖昧地回避了政治，且根本不准备出版（中译本《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罗曼·罗兰当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苏联唱尽赞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阴暗面，却要封存50年才许发表（中译本《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然后，纪德也去了。
纪德，法国人，双性恋者，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年代后期皈依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方面力邀下，1936年访苏。临行前，他的老友，从苏联流亡出来的维多·绥奇在信中恳求纪德："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纪德没有辜负友人所望，他始终不失"明视真实的勇气"，虽在苏联好吃好住，却没有吃了别人的嘴软，回来即写出轰动一时的《从苏联归来》，痛揭铁幕内的黑暗："我怀疑，现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希特勒的德国──精神也没有这样不自由，没有这样被屈服，没有这样恐怖（被吓坏了），这样奴化。"（此书至少有戴望舒、郑超麟及朱静三种中译，此据戴译）
纪德
为什么以欧洲良心自居的人道主义者们不愿说出真相？在认识层面，他们由于观念遮蔽了事实，由于道德理想取消了理性判断，一厢情愿地相信苏联是人类未来的文明样板，遂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不惜"以辩证的名义去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这是雷蒙·阿隆批评萨特语，《雷蒙·阿隆回忆录》译作"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见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2页）；在品格层面，他们害怕真相证明其错误，这将打破他们自己造成的政治神话，破坏他们已经参与其中的一切，他们恐惧被党遗弃，被左翼群体放逐，被所谓进步的事业扫地出门……往好处说，是因为他们缺乏头脑；往坏处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
在那么多罗曼·罗兰们歌颂苏联的大合唱中，纪德之所以能一士愕愕，是因为他始终能将真实置于抽象的理想和信仰之上，置于党派意识形态之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他在《从苏联归来》自序中说："……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
苏联之上，还有人类在；共产主义之上，还有人道主义在。纪德在《从苏联归来》的续书中更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此据郑译）
即使在他访苏之前，在最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也充满怀疑精神："使我害怕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宗教，也是按照一种教条、公认的教义、条文和放弃批评来行事的……我之所以仍然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因为，我的心灵、我的理智本身建议我这么做，绝非因为'它被写在……'不论提及的文章是马克思的，还是列宁的，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78页）──"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说得何等清醒明晰！正因为有这层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底色，以后他才能如此决然地戳破那重苏联的皇帝新衣啊。
革命就是苏联的新衣，在这件乌有的新衣里的，是赤裸裸的暴政。所可叹息者，是苏联的新衣即使戳破了，但依旧有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一再编织出苏联式的新衣：萨特之于中国和古巴，乔姆斯基之于红色高棉，福柯之于霍梅尼的伊朗……其中尤以法国知识分子更甚。幸好，有纪德，还有阿隆，还有加缪，他们尽管孤立，依旧自信，捍卫了法国知识界的荣誉。
《欲采蘋花》
胡文辉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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