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为孔老夫子加上三句话（附：“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严家祺与范岱年（右）

孔老夫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加上三句话： 八十贯通古今洞悉寰宇， 九十天人合一， 跨越百岁心静如水。

   昨天，接到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同事范岱年（老右派）从北京发来的E-Mail，说"陈益生于8月31日去世，昨天遗体告别。据陈荷清说，哲学所金顺福、李金山、易惠莲也去世了。我近况尚好。8月，去了一趟新西兰（一周），在奥克兰。参加了商务120周年纪念，见到梁存秀（九十多岁老右派，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研究专家）。到南京参加了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南大新校区很大，学生3万多，本科生、研究生各占一半。请你和高皋多保重。"
   想起孔老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的复信写了如下几句："我们的同事一个个走了，周围世界也变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贯通古今洞悉寰宇，九十天人合一，跨越百岁心静如水——祝你和你全家好！ 家祺 2017-9-6"

  
   照片是2005年我与这位老同事范岱年在纽约曼哈顿59街他家近旁所摄。
          

"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严家祺(2013年舊文）

   范岱年是一位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他无意造词，但他造了一个词，叫"心因"，与"基因"相对，现在也未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感觉"心因"一词会广泛流行，所以，我称范岱年是"造词者"。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直到今天，中文译为"拟子"、"觅母"、"渳"。Memes的例子很多，有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店样式、制罐或建房的方式。
   道金斯说，"基因"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进行传播，"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如一个好的想法，通过写文章或演讲，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
   二00三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别看这是小事，这在汉语中是一大创造。
   范岱年在出版这本书时已经七十七岁，近十年，又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新语录》、写了《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著作。
   我与范岱年在哲学所同事了近二十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开始时我们的桌子靠桌子。在整个研究组，我与范岱年谈得来，他对我也友好。有一天，一位同事，认真地对我说，范岱年是右派，你小心些。我没有经历过"反右"，也没有意识到哲学所会有什么"右派"。但我没有改变对范岱年的态度，没有对他有丝毫歧视。范岱年家离我家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范大文是弱智，范岱年经常带着范大文散步，而且多次到我家。我吃了晚饭，也步行到范岱年家看他。我住在干面胡同的楼房里，他住的是简陋的平房，家里没有盥洗室和厕所，用水要到院子里，还要排队，做饭的炉子放在家门口的蓬子里。范岱年的老婆也是右派，在工厂工作。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住时，他家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范岱年老两口帮女儿带两个小外孙。我们经常见面。第一次到他在曼哈顿的家，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他带我去楼里的游泳池，到门口，范岱年用右手手掌一放，游泳池的大门就开了。我只才知道，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里还有大游泳池。没有多久，范岱年要领我与高皋去他家另一处住房，离时代广场更近，楼房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在曼哈顿租房，房租比别处高的多，他家的房子是他女儿、女婿买的。女儿、女婿都在华尔街工作。
   范岱年的父亲叫范寿康。范寿康在抗战後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副厅长，一九四五年後，任台湾教育处处长，兼任台湾开明书店董事长。
   一九八二年，八十六岁的范寿康从台湾经美国到北京，当时范岱年还住在干面胡同，看到范岱年说起他父亲回来时高兴的样子，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范岱年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许良英。他们都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党员。一九四九年後，都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他们都调到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工作。一九五七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后期，许良英从浙江农村来北京，首先找到是范岱年，通过范岱年找了于光远。于光远、范岱年和我三家之间都只有几分钟步行距离。我见到许良英的印象是老背着一个书包，文革前，他在农村靠翻译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后来稿费没有了，他仍然坚持翻译了爱因斯坦几十万字书稿。文革后期，他的书稿被上海出版了，没有署他名字，而且用来作为"大批判"资料。一九七三年底，正是于光远帮助他联系，使他能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工作。除了许良英外，范岱年等几人也参与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大卷，在一九七六年後陆续出版，许良英也恢复了公职，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许良英的脾气倔强，在他认为的重要问题上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没有宽容。因翻译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著作而获得丹麦国旗骑士勋章的戈革，与许良英本来是好友，由于戈革认为玻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许良英认为是爱因斯坦。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人後来绝交了。与我在一起的柳树滋，在文革后期出版了一本批判自然科学家"唯心主义"的书。当时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写的《能源》一书，柳树滋出版了书，非常高兴，送给我後又拿去送给许良英，许良英当他面把书丢到门外。柳树滋当时对我说他说如何难受，这使我觉得许良英对人太不宽容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被上海市委免职，许良英一定要我起草一个声明。我说你许良英写，我签名。许良英说，你研究政治学，希望中国民主，临到这样的事，就不说话了，你的民主是假的还是真的？许良英说，你写声明，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我放第二。我对许良英这样说话的口气虽然听了不高兴，但在"民主"面前，我听命于他，就写了一份声明。正是，这份声明，推动我后来参与了多次签名。因为在中国，签十次名与签一次名是一样的。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後，我自己主动起草了一份声明。我的人生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许良英因为一九五七年说了一些不赞同"反右"的话被科学院开除、在浙江农村渡过了艰难岁月。而我则因许良英的一句话，在一九八九年写了谴责上海市委的声明，介入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当然，没有许良英，我也会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过，会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后来，许良英要范岱年参加他发起的签名时，范岱年不大愿意，我对范岱年说，你不要为难，按自己想法决定就是了。波普尔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我从来没有以"理想"、"道德"、"公义"的名义，要求他人听命与自己。我与范岱年和所有志同道合朋友之间的交往，从来没有把"理想"、"道德"、"公义"，以及"民主"放在嘴上，要求对方做什么。
   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在一九八七年发起"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邓小平知道後非常愤怒，当时，胡耀邦刚刚下台，邓小平决定要找几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来批判，因为他记不住许良英的名字，而长期以来对王若望的言论很恼火，就说，要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结果把许良英"漏掉"了。"反右三十周年讨论会"没有开成，谈起这件事，许良英总说，邓小平把名字弄错了。
   范岱年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重要译者，他不标榜自己。当我想到范岱年时，称他为"心因造词者"也许更有意义。在中文世界里，为中国人增加一个"心因"一词，这是了不得的事，是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心因"的大事，让"心因"这一新词、新概念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