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刘晓波的逝世以及中国政府在对应这一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关注。在对抗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方面，中国执政党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超过了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独裁和威权的统治集团；在严酷镇压任何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它所表现出来的偏执也达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巅峰；不仅如此，无论是朝岛局势、南海争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等，中国在涉外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强硬态度的国内因素有两个。一是因爲通过近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资源有了极大的增加，这些爲其对内强化镇压、对外显示武力提供了财政上的保障。在全球化中获取的工业和科技进步也爲其进行这类镇压和挑衅提供了装备上的支撑。二是在"六四"镇压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执政党对言论和信息自由的全面扼杀已经産生了一种以"民族主义"爲主题的充满谎言和无知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爲这个政权操弄社会大衆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政府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也有著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一方面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济长期低速运营，收入的贫富差异扩大，财政日渐困难，这些因素导致了民粹主义盛行，政坛出现前所未有的乱象；与此同时，许多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受原有体制及其残馀势力的抵制和影响，转型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些转型期间的困难一时间成爲中国执政党用来夸大转型危险、恐吓社会大衆的工具，使一部分中国民衆对转型的不确定性産生较强的恐惧。
民主国家和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不仅在内部遇到了社会阵痛的困扰，在外部也遭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野蛮袭击。在害怕和对抗人类普世价值方面，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上残存的极权主义政权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异，他们都将産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视爲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著种种的民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冲突，但是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邪恶同盟。这个同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危险。
这些国内和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似乎正在出现一个"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严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和商人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对人权的支持，但是面对增长的中国经济和蛮横的中国政府，这种支持越来越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商人们正满怀希望地争取赢得中国集权当局的青睐，在其助力之下从投资和贸易中赢得最大的好处；而短视的政客们则在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期安逸和极权制度的长远威胁的权衡中向前者倾斜。
在刘晓波被长期关押期间和被迫害致死前后，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强硬，民衆所表现的冷漠和无知，以及世界民主力量对此所显示的半是无能爲力、半是自私自利，这些都十分清晰地凸显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困境。面对已经被长期镇压和愚弄心生恐惧和困惑的中国民衆和因看重商业利益而向中共妥协的的国际社会，许多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多多少少会感到虽然真理在手，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有效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悲哀。
我们承认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面临寒冷冬天，但是也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英国诗人雪莱曾经大声歌唱："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中国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春天就在转角之处。我们要有信心战胜这份寒冷，去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这绝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的坚信。人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一个压制人性的制度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是注定不可能持久。在日益增长的人性和权利的要求面前，压制人性的成本终究会高到任何体制都无法承受的地步。
中国强硬态度的国内因素有两个。一是因爲通过近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资源有了极大的增加，这些爲其对内强化镇压、对外显示武力提供了财政上的保障。在全球化中获取的工业和科技进步也爲其进行这类镇压和挑衅提供了装备上的支撑。二是在"六四"镇压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执政党对言论和信息自由的全面扼杀已经産生了一种以"民族主义"爲主题的充满谎言和无知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爲这个政权操弄社会大衆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政府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也有著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一方面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济长期低速运营，收入的贫富差异扩大，财政日渐困难，这些因素导致了民粹主义盛行，政坛出现前所未有的乱象；与此同时，许多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受原有体制及其残馀势力的抵制和影响，转型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些转型期间的困难一时间成爲中国执政党用来夸大转型危险、恐吓社会大衆的工具，使一部分中国民衆对转型的不确定性産生较强的恐惧。
民主国家和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不仅在内部遇到了社会阵痛的困扰，在外部也遭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野蛮袭击。在害怕和对抗人类普世价值方面，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上残存的极权主义政权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异，他们都将産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视爲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著种种的民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冲突，但是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邪恶同盟。这个同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危险。
这些国内和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似乎正在出现一个"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严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和商人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对人权的支持，但是面对增长的中国经济和蛮横的中国政府，这种支持越来越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商人们正满怀希望地争取赢得中国集权当局的青睐，在其助力之下从投资和贸易中赢得最大的好处；而短视的政客们则在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期安逸和极权制度的长远威胁的权衡中向前者倾斜。
在刘晓波被长期关押期间和被迫害致死前后，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强硬，民衆所表现的冷漠和无知，以及世界民主力量对此所显示的半是无能爲力、半是自私自利，这些都十分清晰地凸显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困境。面对已经被长期镇压和愚弄心生恐惧和困惑的中国民衆和因看重商业利益而向中共妥协的的国际社会，许多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多多少少会感到虽然真理在手，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有效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悲哀。
我们承认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面临寒冷冬天，但是也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英国诗人雪莱曾经大声歌唱："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中国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春天就在转角之处。我们要有信心战胜这份寒冷，去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这绝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的坚信。人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一个压制人性的制度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是注定不可能持久。在日益增长的人性和权利的要求面前，压制人性的成本终究会高到任何体制都无法承受的地步。
（下）
但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看，人类社会的进步纵然有反复，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蛮，这个过程不以任何专横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是什么力量在不屈不饶地推动著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呢？在中国民主运动遭遇严冬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些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力量呢？最根本的力量就是人民对自由的天然追求，这个力量自始至终驻扎在社会大众的心中，除非统治者能够屠杀所有的生灵，否则这个终极的力量就总会有一天会迸发出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谈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时候，中国的执政党最经常提到的就是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背后隐藏著两个观点：其一是这个增长只有共产党能够带给中国人民；其二是只要有了增长，人民就自动认可它执政。中国执政者不断鼓噪的这种所谓增长基础上的合法性不仅欺骗了许多社会大众，也使得中国的不少自由民主主义者们缺乏抗争的底气。
用增长来维护极权统治的合法性站不住脚。不错，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同一个执政党也曾造成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三十多年的停滞和倒退。更何况，迄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证明，没有极权统治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更高，分配会更合理。尤其是一个人力资源充沛的大国，在经济发展程度被荒谬的政策严重阻滞之后，依靠经济规模优势，借助全球化的外力，没有共产党，一定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更重要的是，合法性与经济增长不是同一个概念。增长无法自动转化为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执政者的授权和认可，它必定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定规则来实现。众所周知，中国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定期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在这种严酷镇压和没有授权的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却大肆自我吹嘘所谓"统治合法性"，这只能让世人耻笑。
极权政府的镇压是因为它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是因为统治者知道并且惧怕社会大众对自由的追求。诚然，人们在比较社会制度的好坏的时候，常常会比较制度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的影响，但是比这更为本质的则是人民的愿望。社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环境结构，它的核心要素是人。当大多数人不喜欢一种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必须改变。因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一种他们不喜欢的制度，意味著少数人强行推行自己的意愿。
少数统治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这样不仅不公正，而且也会导致高昂的成本。因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均衡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处在躁动摩擦中的状态。近些年来，中国出现的所谓高额"维稳"开支正是维持这种不均衡状态需要付出高昂成本的证据。社会底层不断的公开反抗，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不断地采用隐晦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周旋，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不均衡的证明，这些不仅仅表现为财务支出的成本，也表现为人道伤害的成本。
综上所述，处在严冬中的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统治者的不自信和由这种不自信而产生的野蛮镇压，正是我们应该自信的反证；第二，社会大众自由被剥夺的现状和人类对自由表达追求的本性也是我们对于一个必将到来的自由民主社会有信心的根本基础；第三，极权统治者对一个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维持成本不断增高，这意味著它终将有崩溃的结局。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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