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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近日傳來《香港01》一篇奇文，題為「漢字解讀法律與憲法的智慧」，作者是「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成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彭韻僖。內文說，彭在月初出席特區政府及中聯辦合辦的「國家憲法日」座談會，有個叫王鳴峰的資深大律師從中國文化角度分析「法律」與「憲法」的定義，彭韻僖形容「非常有啟發性」。
據王鳴峰所說，「律」、「法」和「憲」三個字都有豐富內涵：例如「律」字原意與法律無關，僅指音律，其後才引申為「清晰、嚴謹、穩定」的律令；至於「法」字，左邊是三點「水」，故本義與水有關，古人留意到水面是平的，於是以水比喻「公平」，強調「法」是公平；「憲」字則有「懸法示人」意思，即是說「不單要公平，公平的同時要讓人見到公平」。
以上講法不是毫無根據，只是不夠完整，也誇大了字義的某些面向。例如「法」字並非只涉及水，它的原義其實是「刑」，古字寫作「灋」，當中的「廌」（粵音唸作「字」）是傳說中一種能辨別是非曲直的神獸，亦稱為「獬豸」（粵音唸作「蟹字」）。「廌」在爭訟中會用角碰撞不正直的一方，驅去壞人（故「灋」中有「去」字），使刑法公平如水。
至於「憲」字，除了作名詞用，解為「法」或「典範」，有時也確實作動詞用，表示「懸法示人」，但古人原意並不是像彭韻僖所說，「要讓人見到公平」，而是指法令必須清晰，讓民眾確知「紅線」所在，即孔子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的「教」。孔子想講的是：為政者要先施教於民，反覆叮嚀，而人民仍然犯禁，你才懲罰他們；若未嘗公布教令，政府便逮捕甚至誅殺人民，就是虐政。
根據我的理解，「律」、「法」和「憲」三字都沒什麼高深「智慧」可言，而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法治實踐也是得啖笑。若真要從中國文化角度探討法律，我覺得《說苑》所載的「愚公之谷」故事，才是一個正確的切入點。這故事講齊桓公打獵，追逐野鹿入了山谷，遇見一名老人，就向他詢問山谷名稱。老人說此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愚公之谷」。
桓公好奇，為何老人稱為「愚公」。老人解釋，他曾賣掉母牛生的小牛，買了一匹小馬，結果被一個少年以「牛不能生馬」為由，強行奪走馬匹。鄰里認為他很愚蠢，就以此作為谷名。桓公嘆老人確實愚笨，質疑為何向惡少年屈服。之後，桓公將此事告知宰相管仲。
管仲聞言，整一整衣服，鄭重向桓公道歉，表示這是自身的過失。管仲解釋，若像堯這樣的明君在上，又有公正無私的咎繇掌管獄訟，根本不會有人夠膽強搶馬匹，就算有，老人也不會退讓，現在老人是明知法理不彰，才會任由少年奪走小馬（「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愚公」根本不愚——他完全明白中國「法治」的本質。
細心一想，愚公的「智慧」到今天依然成立，那些假冒公安或大陸官員的騙案就是明證。光是香港，今年首十個月警方就錄得874宗假冒中国官員的詐騙案，涉款高達14.2億港元。騙徒利用中国大陸執法不明和執法人員濫權的亂象，偽裝成公安或其他官員，恐嚇、迷惑及誘騙受害人。
為什麼許多人心甘情願付錢呢？因為他們就算不是「身有屎」，也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透過公安系統「異地執法」、「遠洋捕撈」，可以羅織罪名、凍結你的資產。因此，即使明知這是強搶，他們也只能像愚公一樣，無奈妥協，破財消災。11月1日中国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市場監管執法行為規範」，特別提出「八個嚴禁、十個不得」，杜絕隨意執法、釣魚執法，可見中国法理不彰，是鐵一般的事實，就連官方也認證了。
港府和中聯辦搞「國家憲法日」座談會，我是支持的，但為什麼要用「漢字」去解讀法律與憲法，而不是用現實來驗證呢？談中国「憲法」，也無需旁徵博引上溯到甲骨文，只要老老實實探討以下兩條問題就夠了：因起草《零八憲章》而判監的劉曉波，只是溫和地要求中国政府履行自己寫的憲法，為什麼被控「煽動顛覆政權」？如果基本法也有違反「国安法」的地方（可參考「47人案」），那麼中国憲法是否也可能危害国安？
圖/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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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9日
《立場新聞》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昨日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法官郭偉健稱，需頗長時間考慮，押後至10月4日裁決。看網媒報道控方伍淑娟的陳詞，除了再一次被她煽動到，也不得不佩服她為了「華夏文化偉大復興」，的確去到好盡。
伍淑娟的言論，這次怎樣煽動大家憎恨政府呢？她忽然提出一套「港媒新守則」，指「反中亂港分子」的主張，傳媒可報道但不能訪問，可引述但不能詳盡引述，而「反中亂港分子」的文章，則可報道而不能全文轉載。
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昨午陳詞，指這些新標準，《立場》事前不知，「如果呢個係守則，咁政府要公告天下，我都唔知（守則），你又話我犯咗，有啲死不閉目㗎嘛 ⋯⋯（政府）冇公布新準則，但話我哋異常，咁就對我哋唔公道。」（注1）
伍淑娟是中国人，不知有沒有讀過《論語》？子張問孔子怎樣才可以從政，孔子答要「尊五美，屏四惡」（尊崇五件美事，屏除四種惡行），而「四惡」之首，就是「不教而殺謂之虐」。孔子的意思是：為政者要先施教於民，反覆叮嚀，而人民仍然犯禁，你才懲罰他們；若未嘗公布教令，政府便逮捕甚至誅殺人民，就是虐政。
伍淑娟的結案陳詞，忽然提出一系列政府從未頒布的「法規」，不負責任地陷《立場》於罪網，正是「不教而殺謂之虐」的惡行，等於表明特區施行的是虐政，就不怕煽動到大家憎恨政府嗎？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伍淑娟指《立場》文章〈中共百年影像誌 主旋律外的時代回聲〉提到大饑荒等歷史事件，形容內容為「以下犯上」、「揭瘡疤」。嘩，連「以下犯上」這種古色斑斕的封建時代四字成語也祭出來，伍淑娟到底以為自己是在演《包青天》抑或《審死官》呢？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由中共一手促成，導致數以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歷史早有定論，《立場》重溫史實，何罪之有？如果這樣也是罪，那麼伍淑娟的檢控原則，該不只依據大清時代案例，簡直可上溯至南宋朱熹的奏章，可謂「華夏文化偉大復興」了。
公元1188年，也就是南宋的淳熙十五年，朱熹曾上奏宋孝宗，論及審理刑獄的準則，說：
「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意思是：「凡審理案件，首要考慮涉案雙方的身分高低、長幼親疏的區別，然後再聽取他們申述是非曲直之詞。凡是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的人，就算有道理也不可寬恕；若無道理，則罪加一等。」
《立場》文章提及大饑荒，根本沒有錯，但伍淑娟不知在哪兒挖呀挖，竟給她挖出一條對人不對事的「以下犯上」罪，這不就是朱夫子所謂的「雖直不宥」嗎？朱熹這種「以理殺人」的「道學」，於中國文化遺毒甚深，要等到清朝戴震寫成《孟子字義疏證》，才予以有力的破斥。
不可思議的是，到了廿一世紀，在這個本來中西薈萃的前英殖民地，800年前朱夫子的刑法準則竟死灰復燃，再放異彩，伍淑娟真不愧為港版豬西，不，港版朱熹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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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法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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