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 何晓清
编者按:一年前,本刊(309期) 曾以特辑报道了何晓清博士与哈佛同学举行『 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现继续介绍这项活动的新发展, 以纪念六四23周年。
对于我们这些和中国当代历史打交道的人来说, 要还原历史的难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种种限制, 历史断层不幸地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在学界, 致力于还原历史,扎扎实实地做点事情, 并为社会公义呐喊的青年学者,真是少之又少。自二零一零年起,哈 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在哈佛开设六四課程, 并连续两年同修课的学生一起组织“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 研讨会。她的坚持和勇气,取得收获, 今年再次获得哈佛大学的杰出教学奖。在此,本刊约请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教授郭建以对谈的方式请她介绍帮助学生组织研讨会的经历和经 验。
编者按:一年前,本刊(309期)
图:部分与会师生合照二排右一:麦克法夸尔教授;二排左一:EUGENE WANG 教授。前排右1:何晓清博士;前排右2:MERLE GOLDMAN 教授 |
对于我们这些和中国当代历史打交道的人来说,
还原一段被抹杀的历史
郭:晓清,我知道你去年秋季教两门六四课程遇到种种困难挑战。看到Arthur Waldron教授评论说今年你学生组织的六四研讨会代表了“哈佛的最佳状态”(Harvard at its best),很替你高兴。
何:其实我一直跟学生说,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好了。作为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组织这个会议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他们也明白:这个会议不只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还要去还原一段被抹杀的历史,并且让大家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
郭:我在会议议程上看到这次参与活动的资深学者不少。历史学家Elliot 有过“明星阵容”(all-star cast)这样的评语。
何:去年Elliot教授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并致开幕辞,可惜今年他在外无法参加。今年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致的开幕辞。你也知道,哈佛平日的学生活动多不胜数,象我们这样的本科生活动,一般教授都不会出席更不要说参与。来自宾州大学的Waldron教授也参与了主持小组讨论。他上本科的时候是Richard Pipes教授的高徒,在哈佛拿的博士学位。那天我在会议上跟学生半开玩笑说:希望几十年后他们当了教授也会象Waldron教授那样专程飞回哈佛支持本科生的六四研讨会。另外,普利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也为学生写了贺词。总而言之,大家对同学们探讨六四真相的支持,尽在不言中。
郭:这些学者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何:发言的主要是学生—宣读他们的期末论文。另外柯伟林教授致开幕词和麦克法夸尔教授致闭幕词,其他主持会议的学者在台上也有与学生互动。那天现场有一种莫名的磁场,把所有参与者都吸住。去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其实我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都很熟悉,按理说不应该太触动情感,不过大概因为他们在台上非常投入,好几回我还是泪眼朦胧,特别是Szonyi教授在主持第一场讨论前与大家分享他89年经历的时候。他平日严肃严谨,没有想到他会说那些话,又说得那么动情。他说如同上一辈人都能记得听到肯尼迪被害的消息的时候自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以研究和教授中国问题为生的人,都记得六四发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那是一次心灵重创(trauma),对我们的人生和学术都影响深远。
郭:晓清,我知道你去年秋季教两门六四课程遇到种种困难挑战。看到Arthur Waldron教授评论说今年你学生组织的六四研讨会代表了“哈佛的最佳状态”(Harvard at its best),很替你高兴。
何:其实我一直跟学生说,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好了。作为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组织这个会议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他们也明白:这个会议不只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还要去还原一段被抹杀的历史,并且让大家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
郭:我在会议议程上看到这次参与活动的资深学者不少。历史学家Elliot 有过“明星阵容”(all-star cast)这样的评语。
何:去年Elliot教授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并致开幕辞,可惜今年他在外无法参加。今年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致的开幕辞。你也知道,哈佛平日的学生活动多不胜数,象我们这样的本科生活动,一般教授都不会出席更不要说参与。来自宾州大学的Waldron教授也参与了主持小组讨论。他上本科的时候是Richard Pipes教授的高徒,在哈佛拿的博士学位。那天我在会议上跟学生半开玩笑说:希望几十年后他们当了教授也会象Waldron教授那样专程飞回哈佛支持本科生的六四研讨会。另外,普利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也为学生写了贺词。总而言之,大家对同学们探讨六四真相的支持,尽在不言中。
郭:这些学者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何:发言的主要是学生—宣读他们的期末论文。另外柯伟林教授致开幕词和麦克法夸尔教授致闭幕词,其他主持会议的学者在台上也有与学生互动。那天现场有一种莫名的磁场,把所有参与者都吸住。去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其实我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都很熟悉,按理说不应该太触动情感,不过大概因为他们在台上非常投入,好几回我还是泪眼朦胧,特别是Szonyi教授在主持第一场讨论前与大家分享他89年经历的时候。他平日严肃严谨,没有想到他会说那些话,又说得那么动情。他说如同上一辈人都能记得听到肯尼迪被害的消息的时候自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以研究和教授中国问题为生的人,都记得六四发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那是一次心灵重创(trauma),对我们的人生和学术都影响深远。
是事实之争,更是价值之争
郭:我记得在会议前一个月你很紧张地跟学生一起修改论文,看来他们没有让人失望。
何:我们的确花了很多时间修改论文--有些改了七八稿,少的也是三四稿。同学们都了解:因为政府的刻意抹杀,这段历史有很多的争议。因此,我们要严谨。今年查看天安门资料集箱子的同学比去年多,也有同学通过挖掘其他史料来说明问题。例如,因为有争议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因此没有“天安门屠杀”,一位同学就翻译和分析丁子霖老师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里面关于一名在天安门旗杆下被杀害的遇难者的那一章。她觉得应该让历史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到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人数来否定“天安门屠杀”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正如“八九天安门运动”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场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同样,“天安门屠杀”并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还包括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屠杀。我们常用的两张地图:一张是死难者遇难地点的地图,另外一张是死难者尸体发现地点的地图,都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我在教学过程中明显感到对六四的争论不只是事实之争,更重要的是价值之争。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面对那么多证物证人,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但是,因为后八九政权为军事镇压的正当性的种种辩护,让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同歪理失去常识,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大部分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很多来自国内的学生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今年有不少同学引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文章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就算知道历史真相后还会对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另外今年用中国政府材料的同学比去年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最近变得热起来的关于陈希同讲话的材料,同学们都不陌生。有一位同学的论文提到:“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屈辱和灾难,但原来这只局限于外国带来的屈辱和灾难,不包括三年饥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郭:我记得在会议前一个月你很紧张地跟学生一起修改论文,看来他们没有让人失望。
何:我们的确花了很多时间修改论文--有些改了七八稿,少的也是三四稿。同学们都了解:因为政府的刻意抹杀,这段历史有很多的争议。因此,我们要严谨。今年查看天安门资料集箱子的同学比去年多,也有同学通过挖掘其他史料来说明问题。例如,因为有争议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因此没有“天安门屠杀”,一位同学就翻译和分析丁子霖老师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里面关于一名在天安门旗杆下被杀害的遇难者的那一章。她觉得应该让历史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到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人数来否定“天安门屠杀”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正如“八九天安门运动”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场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同样,“天安门屠杀”并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还包括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屠杀。我们常用的两张地图:一张是死难者遇难地点的地图,另外一张是死难者尸体发现地点的地图,都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我在教学过程中明显感到对六四的争论不只是事实之争,更重要的是价值之争。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面对那么多证物证人,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但是,因为后八九政权为军事镇压的正当性的种种辩护,让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同歪理失去常识,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大部分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很多来自国内的学生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今年有不少同学引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文章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就算知道历史真相后还会对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另外今年用中国政府材料的同学比去年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最近变得热起来的关于陈希同讲话的材料,同学们都不陌生。有一位同学的论文提到:“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屈辱和灾难,但原来这只局限于外国带来的屈辱和灾难,不包括三年饥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我们的世界缺失了什么?
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论文?
何:会议以关于天安门资料集的的论文开始,以一位韩裔同学唱一首他为天安门母亲而写的歌“妈妈最明白”结束。第一位发言的同学是一位被美国父母收养的中国弃婴。她说跟班上的华裔同学不一样,虽然她在中国出生,但她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她出生几个小时就被丢弃到医院的凳子上,爸爸妈妈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给她留下。她一直非常渴望知道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原因,她特别能够理解天安门母亲,理解她们想知道六月三号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的是,这位同学说,她自己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但是,天安门母亲是会知道真相的,在哈佛图书馆就有一箱箱的证物。她接着引用林培瑞教授写的那篇经典的关于六四记忆的文章中的例子——多年前方励之教授说六四的记忆会被抹杀,林培瑞不相信,结果却是如方所说。诚如林培瑞所说的:多年前,我们这些不愿忘记六四的人是大多数。如今,我们成了一小撮;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同行者减少而变得孤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我们的世界缺失了什么?大概翻译是这样。那天好几位同学引用林培瑞的不同文章。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象林培瑞这样的学者不能到中国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郭:除了学生和老师,那天出席会议的有校外的人吗?
何:有,观众里有好几位都是八九年亲历其境的。例如有两位美国的中学老师,八九年她们在北京经历了一切,我每次有关于六四的讨论,她们都会带着家人同事朋友来。曾在诺贝尔和平奖上为刘晓波演奏《茉莉花》的音乐家张万钧也参加了整个会议。
郭:很高兴你的努力有了丰硕的成果。知道你今年再次获得哈佛的杰出教学奖,我觉得很欣慰。对于这门课,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吗?
何: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全地自由地教这门关于一九八九年的课。
【附录】
致天安门研讨会的贺信:
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论文?
何:会议以关于天安门资料集的的论文开始,以一位韩裔同学唱一首他为天安门母亲而写的歌“妈妈最明白”结束。第一位发言的同学是一位被美国父母收养的中国弃婴。她说跟班上的华裔同学不一样,虽然她在中国出生,但她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她出生几个小时就被丢弃到医院的凳子上,爸爸妈妈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给她留下。她一直非常渴望知道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原因,她特别能够理解天安门母亲,理解她们想知道六月三号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的是,这位同学说,她自己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但是,天安门母亲是会知道真相的,在哈佛图书馆就有一箱箱的证物。她接着引用林培瑞教授写的那篇经典的关于六四记忆的文章中的例子——多年前方励之教授说六四的记忆会被抹杀,林培瑞不相信,结果却是如方所说。诚如林培瑞所说的:多年前,我们这些不愿忘记六四的人是大多数。如今,我们成了一小撮;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同行者减少而变得孤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我们的世界缺失了什么?大概翻译是这样。那天好几位同学引用林培瑞的不同文章。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象林培瑞这样的学者不能到中国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郭:除了学生和老师,那天出席会议的有校外的人吗?
何:有,观众里有好几位都是八九年亲历其境的。例如有两位美国的中学老师,八九年她们在北京经历了一切,我每次有关于六四的讨论,她们都会带着家人同事朋友来。曾在诺贝尔和平奖上为刘晓波演奏《茉莉花》的音乐家张万钧也参加了整个会议。
郭:很高兴你的努力有了丰硕的成果。知道你今年再次获得哈佛的杰出教学奖,我觉得很欣慰。对于这门课,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吗?
何: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全地自由地教这门关于一九八九年的课。
【附录】
致天安门研讨会的贺信:
要竭尽所能还原六四真相
余英时
欣闻哈佛学生在选读晓清的”天安门运动与记忆”课程后今年再次组 织天安门研讨会。特写贺词鼓励。
作为哈佛校友及前任教授(1966-1977),我对同学们组织 2012年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表示由衷的赞赏。 毫无疑问,以悲剧告终的1989年天安门运动是近期中国历史上的 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因此, 我们绝对有必要竭尽所能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尽管各人对它解读不尽相同。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 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在中国遭到系统的压制, 目的是要把记忆完全抹杀。结果,在中国国内, 象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多半很可能都没听说过1989年的天安门 运动。我认为,对于同学们这一研讨会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正如你们在会议公告表达的:“ 希望通过我们的报告,人们能够再次听到当年被压抑的声音, 愿六四的记忆永存”。对如此动人的表述我衷心赞同。
祝同学们会议成功!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