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一谘
近年我去美国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结识了一些追求自由却失去回家自由的流亡者。他们得到了自由的天空，却远离也失去了自己祖国的土地，是一群丢了家园的漂泊 者。无家可归，异国他乡，心情惆怅，在愤怒与压抑中的革命者也有思亲、思乡的深沉温情。他们知道我作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的研究员，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希望我在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后，能够向当局转达这些中国人要求回家的愿望，希望能够有尊严地“常回家看看。”由于我 在“八九风波”的1989年5月1日至20日在美国考察农业，而且，我具有在反右倾后和文革中被发配农村劳动锻炼与改造的政治教训，深知当局公开宣布“对 学生不秋后算账”的潜台词就是“对干部一定要秋后算账”。而且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的任务是为中央起草有关文件，把农民的意见、学生的好建议， 都可以吸收写进文件草稿，我们就没有必要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而遭整肃、批判、撤职、撤销单位的命运。因此，在1989年的风波中，我是同情者和旁观者， 这样过了清查关，保留了自己的发言权，为正义、人权而呐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敢于将流亡者的回家愿望如实向上反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义务：“如实反映情况”，绝不是颠覆政权罪。
但是，人微言轻，向上反映如打水漂，似古井投石，没有回音，既没有责难，也没有赞许，甚至没有给人民来信来访的一个冷冰冰的回执收据。我内心里对海外这些要求回家的爱国者感到遗憾、愧疚和无处发泄的激愤。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出这些思乡游子含泪的眼神和欲哭的悲声：
当权者为何怕知识分子爱国者？
——刘宾雁在癌症晚期同我三次长时间通话，希望把他的回家愿望转告当局。他的“第二种忠诚”，仍然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但是仍然得不到谅解，连回祖 国治病的愿望也成为未能实现的终生遗憾。在异国他乡告别苦难的人间。我只能在网上发布悼念文章：《魂兮归来，远方的的大雁！》
——陈一諮是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的同事，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见过面。在长长的谈话中，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显露出这位慷 慨激昂的鼓动家的复杂的内心感情。他是一位淋巴癌扩散、西药难治的病人。他的期望仅仅是能回国求助于中医。曾庆红的批示是：“请有关部门办理。”而罗干的 批示是：“回原籍治病。”陈一諮原籍是陕西三原农村，无亲无故又无医，如何治病？能不能从人道主义立场考虑为一个重病号开绿灯，回国请中医看看？当局的冷 漠，实际上是拒绝重病患者回家治病。
——郭罗基住在波士顿郊区老人院里，孤独地生活着。但是，他关心国家大事，始终认定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使中国当局不给于护照。他说：“我是中国 人，要批评中国共产党。如果入了美国籍，成为美国人批评中共了，那就没意思了。”郭罗基一直是以爱护这个党和自己祖国的中国公民、被错误开除中共党员的身 份，进行批评的。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对于混入眼睛中的尘埃一点也不能容忍。但是，他要求回家的愿望，虽然我转达了，至今得不到回答，置之不理、拒之门 外。他申请回国的护照，被祖国的驻外使馆没收了。但是他始终保持一颗火热的不变的中国心，仍然期望有一天回家。
过早白发苍苍的高皋患病，想在身体状况许可时，回家看看自己的老母亲，非常遗憾和令人不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没有给她发签证。她又不是通 缉犯，为什么不能回自己的祖国、回自己的家呢？她的丈夫严家其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是一位学者。既使参加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也是 学者身份提提建议。至于1989年5月17日写了一个声明、签了一个字，对于军委主席邓小平有点不太尊敬的语句，按照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也没有违背宪 法。凭什么不让严家其回国？……我耳畔似乎又响起电话中严家其忍不住的抽泣悲声。
还有可怜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小解放军、大右派林希翎。胡耀邦要为她平反，胡锦涛见过她，希望她生活得好。但是，至今仍戴着右派的帽子，想回国而不可得。现在，她在法国，已患重病了，又是癌……（九月二十一日病逝于巴黎一家医院——编注）
为什么不让这些爱国的中国知识精英回家？为什么不准他们回归自己的祖国？他们真诚地热爱祖国，党、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为什么怕这几个知识分子爱国者？自信心怎么这么虚弱？
专为鲍彤设置的特殊的牢房
最令人难忘的事实是，我在北京看到过赵紫阳家门内穿着军装的警卫，他们不准外人探视老人，也不准老人自由走动。这是“家”还是“囚笼”？我也见过看管、监 视着鲍彤的36位便衣，我一进门他们就对我盘问，要我登记。或者严肃地警告我：“姚监复，你今天不准进门看鲍彤！”拒之门外。我后来对鲍彤说：“你家门口 应当挂一个牌子：‘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甚至我们上公共汽车，吃顿便饭，到新华书店买书时，都有便衣警察贴身保卫我们。有次我们到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 广济寺里，对弥勒佛致以大礼时，紧站在鲍彤身后的几位大汉不是佛教徒，而是便衣。我看着高高飘扬的佛旗和广济寺里身着正装面无笑容的弥勒佛。据说，全国罕 见此种扮相。我顿悟：开口便笑、笑古笑今的大肚弥勒佛，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弥勒确实笑不出来了。佛也看穿了，参拜者并没有真正的家，他拥有一座不似监 狱，胜似监狱的无形的大监狱。他家中装备了三十六位身强力壮、精明能干的贴身警卫与汽车、摩托车，构造了专门为这位77岁病老头设置的特殊的牢房。
我问过鲍彤：“大慈大悲。‘大慈’我懂，何谓‘大悲’。”鲍彤答曰：“大悲不是悲哀、悲痛，而是悲悯！包括对恶人的悲悯。”对海外的流亡者真情希望回家而 不被批准的爱国者，我以悲悯的同情祝愿他们能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堂。对于以权势压人，不宽容、不人道、不理性的统治者，我也感到一种悲悯，这些既可恨又 可怜的人格上的弱者与道义上的小人。
中国人是“奴于心者”的奴隶
为什么伟大祖国、伟大的党，不能给国内外的一些爱国的公民，特别是老弱多病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家呢？为什么不能给予回国签证呢？…… 一种解释是：几千年中国专制统治者的理念就是“国家”，国就是家，皇帝是一国之王、垄断一切的大家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人 格和自己的自由的家。万一得罪统治国家的大家长，小家庭的命运是家破人亡、抄家灭门、株连九族。因此，沿袭几千年至今的中国的“家”被认定为皇帝宝盖下的 豕，即猪，训练得只有一个只管吃喝拉撒睡的猪脑袋，是最容易统治的国家。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并没有跳出这种思想牢笼，仍然是皇帝独裁、皇权 垄断的“国家”，国之家，皇帝臣民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传统，只不过“家天下”换成“党天下”的新标签、新酒瓶。因此，赵紫阳的家、鲍彤的家、国内一些爱国者的家，实际上是无铁栅栏杆的看守所；而海外爱国者的家，可望不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线就是大监狱的围墙，挡住他们不让回国。进入大陆的无形看守所的“家”，也不行。
更令人悲哀和值得悲悯的是，身在无形的大看守所、大监牢内的十三亿中国人，在家中安之若泰，并不感到自己是囚徒，精神上、思想上的奴隶。因为我们多是鲁迅 所说的“奴于心者”的奴隶，或者奴才。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家，我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家，也就回不了家。因此，更要呐喊：“我要回家！”
（2009.09.19）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1月号
http://www.ncn.org/view.php?id=7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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