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

六四人物:吾尔凯希(附:天安門事件37周年 吾爾開希在東京發表演講)

Eric Chau  臉書 


吾爾開希 58歲(1968年2月17日—)與王丹、柴玲等同為八九學運的學生領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
吾爾開希的父母曾在北京民族出版社任職,後退休。司徒華稱,吾爾開希的父親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吾爾開希六四後是在甘肅蘭州乘坐軍用專機逃亡至珠海,其後經「黃雀行動」抵達法國。
1987年,吾爾開希通過預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在中央民族學院結束預科階段學習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育管理專業就讀。而根據新華通訊社主辦的《瞭望》周刊,提到其大學老師及同學[誰?]對他的學業、品行等多持負面看法
1989年6月4日六四事件發生後的6月8日,北京市政府解散高自聯。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將他列為21名高自聯頭頭和骨幹之一,位列第二位,受到通緝。


他在父親的幫助下從蘭州乘坐軍機經香港逃離中國大陸開始其漫長的流亡生涯。他與嚴家其等人共同創立「民主中國陣線」,並擔任副主席。離開中國後,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聖拉斐爾市加州多明尼克大學進修


流亡美國期間,他認識了赴美留學來自台灣的陳慧玲。兩人在1994年結婚。吾爾開希決定離開美國前往台灣。1996年,吾爾開希移居台灣,在台中市定居。在台灣,他曾擔任過電台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後投身IT和金融界。他亦曾批評總統陳水扁「宛如共產黨」,也曾批評總統馬英九幫共產黨說話。

1999年7月底,吾爾開希正式取得臺灣地區居留權。7月30日,向台中市西區戶政所辦理戶籍登記。時任臺中市市長張溫鷹打破民進黨排斥大陸人士的刻板印象,歡迎吾爾開希入籍台中市。8月3日,張溫鷹向吾爾開希頒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身份證記載正式姓名是「吾爾開希.多萊特」。
2004年1月吾爾開希曾到香港出席梅艷芳的葬禮。他是繼柴玲之後第二個到香港的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他在機場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表示希望中國新領導層能夠讓當年的學運領袖返鄉探望在中國大陸的家人。


2009年6月3日晚上,吾爾開希帶領一票記者試圖通過澳門闖關內地,澳門治安警察局根據《內部保安綱要法》拒絕吾爾開希入境[21];他表示回來目的是向中共自首,並要求澳門中聯辦協助他返鄉探親
2013年11月25日,吾爾開希帶領一票記者乘坐往曼谷在香港轉機期間向香港入境處表明是中國的通緝犯並要求自首,希望香港方面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換取與家人見面的機會,但最終入境處把他遣返台灣。




附:1

司徒华:吾尔开希六四后乘军机逃亡


维基新闻,自由的新闻源

【2011年1月10日讯】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前极少透露有关营救六四民运人士的详情。不过,司徒华先生策划和领导的“黄雀行动”,数年内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营救了700到800名六四民运人士,其中包括学生领袖柴玲、封从德和吾尔开希等人。

在司徒华先生1月2号病逝后,港媒开始公开司徒华在病中接受采访时所披露的有关黄雀行动的一些详情。香港有线电视《大江东去》节目从周一到周五连续播出对司徒华的生前专访。

  • 黄雀行动营救民运人士*

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六四镇压后,很多中国内地和香港人都对六四民运人士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内地许多贪官污吏,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是重要因素。

司徒华表示,黄雀行动成员名单保密,其中包括一些爱国的黑社会成员。司徒华还坦承为了公义使用了一些“地下途径”救人。

司徒华透露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当初他本人也奇怪为何吾尔开希得以成功逃到珠海,后来他得知,是维吾尔族的吾尔开希的父亲隶属于兰州军区空军,吾尔开希是从兰州乘空军专用飞机逃至珠海的。后经黄雀行动营救,从珠海被线人闯关送到澳门,再转来香港,由支联会安排前往法国。支联会为救吾尔开希花费60万现金给内地的营救人员。

另外,司徒华还透露,六四后,柴玲逃到内地边境时,便是一直藏匿在公安派出所的楼上,而楼下则贴着全国通辑海报,说明了包括公安在内的一些人都同情民运人士。

  • 坚持平反六四*

司徒华还在有线电视专访中盛赞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坚持己见,拒绝出手镇压学生,即使被迫下台也在所不惜,“是他一生最光辉的一点”。另外,司徒华指称邓小平是出兵镇压学生的后台,而李鹏则是邓小平的奴才和打手。

司徒华还表示,过去21年,许多人一直坚持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而有些人,尤其是香港的一些左派,当年在报章上联署谴责中共血腥镇压后,过后又中途退出。他说,这些人当年紧急关头良心发现,但时间长了就表现出自己的原来本性:“别人加以利诱和给他们名誉,便完全变了,支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对于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司徒华先生表达了三点嘱咐,一是要找份实际工作,不要靠搞民主“找饭食”;其二是学好当地语言,才可在当地沟通生活;最后,若还有余力的话,就对中国民主运动做一点贡献。

香港支联会常委、司徒华治丧委员会召集人朱耀明牧师在当年六四时期担任支联会副主席,曾负责和参与营救六四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朱耀明牧师星期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近日有关黄雀行动的文字报道很多,其中许多并不真实,因此他目前不知如何就一些细节问题澄清。不过,他说,黄雀行动表明了多少人对内地六四学生被杀、民运人士被通辑的同情。

他说:“那六四以后,不但这样屠杀了,还有一个通辑的名单。那我们就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出于本能,也出于心里的爱和关怀,那我们就像把一个淹水的人救起来一样。所以,在这个行动中,有许多人许多人都参与了。如果,用任何方法我们帮了他,我们都愿意。”

黄雀行动最初称作“秘密通道”,从1989年6月开始,大规模的营救活动集中在89年的下半年,不过,零星的营救活动一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前才告一段落。




附:2
法广 發表時間: 04/06/2026 - 10:48
作者:東京特約記者 楚良一

天安門事件37周年 吾爾開希在東京發表演講
在1989年中國當局於北京以武力鎮壓民主化運動的“天安門事件”迎來37周年(6月4日)之際,6月3日,一場抗議集會在東京永田町的日本參議院議員會館舉行。日本國會議員及旅日香港人士等參加了活動,而在東京新宿區早稻田奉仕園斯科特禮堂(Scott Hall)舉行的集會上,約200名要求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團體成員和人權活動人士齊聚一堂,六四事件當年的學生領袖、維吾爾族人士吾爾開希發表了演講。
美聯社文檔照片 吾爾開希在台北紀念六四守夜活動中講話 2014年6月4日 AP - Wally Santana 吾爾開希表示:“現在,日本作為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作為維護自由與民主的唯一力量,應該站到應對中國威脅的最前線。” 吾爾開希還表示:“獨裁者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們失去希望。”他呼籲大家繼續為推動中國民主化而努力。 回顧當年的六四事件時,吾爾開希表示:“日本當時主動給予了支持。”他對此表達了感謝。同時強調:“即使過去了37年,中國政府依然沒有任何改變。”並呼籲:“銘記天安門事件,本身就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抵抗。”並呼籲繼續開展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活動。 隨後,與會者舉行了“燭光之夜(Candle Night)”悼念活動,追思六四事件的遇難者。 吾爾開希於3日在東京的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舉行了記者會。他表示,一直以來對中國採取緩和姿態的美國正在發生變化,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於5月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後的對華政策時,他表示:“特朗普是一個精於算計的人。我相信他會通過運用‘交易(Deal)’式談判,與中國這個霸凌者展開較量,並引導世界走向以自由和民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他還表示,如果現在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其威脅將進一步擴大,並指出:“我希望高市早苗首相能夠作為捍衛自由與民主的重要力量發揮作用。” 在東京永田町參議院議員會館舉行的抗議集會上,主辦者之一、旅日華人王戴錶示:“面對試圖讓人們淡忘歷史記憶的權力,我們持續表明‘我們仍然記得’,這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抵抗形式。” 目前,中國國內不允許舉行相關悼念活動。旅日香港人士威廉·李呼籲說: “能夠在日本持續舉辦這樣的集會具有重要意義,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這一問題。” 要求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團體成員和人權活動人士原定於3日上午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前舉行的抗議活動,因受第6號颱風影響而取消。

高瑜:八九”516”鄧小平的惱怒從何而來?

高瑜   X
@gaoyu200812 · June 23, 2026

#蹭網發推一七七



八九”516”鄧小平的惱怒從何而來?


上週,歐洲之聲潘永忠先生給我發來嚴家琪先生的新作《當代中國的首要問題:宮廷政治》,是一篇對60年前開始的“文革”到37年前發生的“六四”的深度總結。

“‘六四事件’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是兩個有聯繫而有根本不同的兩個事件。”是六四之後嚴家祺首先提出來的。這篇新文進而提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有三個組成部分,這就是數百萬學生和市民的抗議運動、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宮廷政治。”

“三個組成部分”,是他六四理論的新發展,“中國的宮廷政治”是對中共最高權力的個人專制從毛澤東建立到鄧小平傳承的一個明確的概括,並作為了當代中國的首要問題。

嚴家祺文中提出兩個“5.16”。把鄧小平惱怒89年5月16日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和1966年中共中央下發“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開始相並列。這或許又是一個新見。他說:“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5·16’談話中,把‘鄧小平掌握中國最高決策權’向天安門廣場數百萬抗議的學生和全中國公開,放棄自己責任。”他把“鄧小平對趙紫陽‘5·16’談話在全國的影響”作為六四發生的直接原因。此觀點有社會的代表性。六四後鄧小平自己接見李政道時就說“趙在學生動亂時把我搬了出來。”趙紫陽在《改革歷程》裡說“實際就是講我把他拋了出來。”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之後,社會上針對“垂簾聽政”的熱議,是”掀簾了”。

在趙紫陽政治遺言《改革歷程》2010年出版之後,蘇小康先生把趙紫陽與戈氏的談話看成 “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但是他不認為趙是“放棄自己的責任”,而是“帶有悲劇張力”的“攤牌”: “這是趙紫陽的一個大動作──在他殫精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定性,便決定訴之於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

2007年北京準備奧運,1月1號開始,給了鮑彤有限的“言論自由“,他可以接受外媒採訪,外媒蜂擁而上,他則一遍又一遍講六四,講99%的中國人不清楚的事情。關於趙紫陽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他是這樣講的:

“紫陽5月16日下午要見戈爾巴喬夫,16號上午戈爾巴喬夫見的是鄧小平,之後下午是趙紫陽見他。趙紫陽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徑給我看看,是外交部聯絡部起草的,總書記要照念的。我看了覺得沒有把握,當時來了一個中央聯絡部的局長,我問他:上午小平見戈爾巴喬夫,你在場嗎?他說在場。我問:關於中蘇關係正常化,小平是怎麼說的?他說:小平說“最高領導人見面了,兩黨關係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說這個不對,最高領導人見面,我們知道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戈爾巴喬夫知道嗎?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聯部給趙紫陽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話,是我加的,是我的筆跡,有檔案可查。我是這樣加的:戈爾巴喬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見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他這次訪問中國的高潮)。因為我們十三大有個決定,小平同志雖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還是我們党的寶貴財產。因此他在退下來以後,我們黨在最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決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見了鄧小平,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恢復正常。”

十三大決定又是怎樣作出的呢?鮑彤講得也很詳細:

“開十三大一中全會前的那天上午,紫陽把我找去,說:我下午有一個重要講話,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字斟句酌的講出來。就是講:小平不是政治局,不是常委成員了,但小平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變。叫我寫個東西,他說:我要在一中全會上宣佈。因為這是鄧小平要他講的。

所以我就給他寫了大概一頁紙五六行,我寫:‘這次幹部年輕化了,小平不參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了,但是小平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是我們党的寶貴財產。以後我們仍然要向小平請示,要向小平報告,重大問題仍然要請小平同志幫我們決策。’紫陽說可以。

一中全會是全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党的最高領導機構。紫陽就拿出這段話來念,念完以後全體鼓掌,紫陽就說:‘大家都鼓掌,大家都贊成,這就是我們十三大一中全會的第一個決議。’”

鄧小平又是如何讓趙紫陽在一中全會上講這些話的呢?十三大快結束的前兩個晚上 ,趙紫陽被叫到鄧小平家,那些話是薄一波對趙紫陽講的,而鄧小平就站在薄的身邊,待薄講完,鄧小平補充一句:“全世界看中國穩定不穩定,就看我的地位穩定不穩定。”

由此可以說十三大一中全會這個決議就是鄧小平個人做的決議,也是他想讓全世界知道的決議,否則世界怎麼知道他的地位穩不穩定呢?趙紫陽是必須執行的。十三大之後會見外國代表尤其是兄弟黨的代表,鮑彤都給他寫了這個內容,去朝鮮也做了同樣的通報。為什麼單單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就能惹怒鄧小平了呢?惹怒到什麼程度?鄧小平二女兒鄧楠,16日晚上11點給趙紫陽打電話,開口就是:“趙紫陽,你混蛋!”

鄧小平全家的憤怒,不是因為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見說的話的內容,而是因為央視做了直播,這相當把中共宮廷政治的黑箱 打開在廣場學生眼前,打開在全中國人眼看成前。中共國的宮廷機密向來是曉於友邦而不密宣國人的,何況一字不拉的直播。

鄧小平六四大屠殺的起因,鮑彤認為更早在4月17日常委會,趙紫陽支持天安門學生紀念胡耀邦,被鄧看成他身後的赫魯曉夫。我問過鮑彤先生:“趙紫陽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要被拿掉的?”他回答:“4月19日去鄧家,鄧小平讓他去朝鮮,對他說:回來總書記還是你的……我的軍委主席也讓給你。”

鮑彤被鄧小平投入秦城,有人說是替趙紫陽頂罪,我不同意。趙紫陽“堅持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他反對戒嚴,更反對開槍,他有什麼錯?更沒有罪。我十分贊成何家棟先生在鮑彤開庭期間對我講的:”鮑彤是替共產黨殺人頂罪。“他確實是替鄧小平頂罪。

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

宋國誠 | 夜思不能:台灣能抵擋中國的統戰滲透嗎

 作者臉書 2026-6-22


夜思不能

這是我在即將自主出版的《必須保衛台灣》第一章「為什麼必須保衛台灣」第三節「台灣能抵擋中國的統戰滲透嗎」?關於「軍人叛國」一小節的段落:
依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前中天新聞台記者兼主播綽號「馬德」的林宸佑,為謀取自身利益,竟與境外敵對勢力聯手,配合操縱輿論,更擔任白手套匯款給賣台軍人。幸經檢調人員勾稽比對後,揪出涉案人員。被吸收的軍人中,竟包含有天下第一師(之稱)的333旅柯姓軍官。柯員提供營區、防務部署、戰術配置給敵對勢力,出賣國家。另有涉案人員,除在陸軍負責文檔整理的洪姓女士官、直升機作戰隊士兵、多管火箭飛彈連士官、士兵及66旅賴姓海軍陸戰隊士官外等等。
過去的間諜尚且躲在暗處,但此案顯示,境外勢力現在精準地利用媒體或公眾人物的特殊身分作為掩護,我稱之為「隱形戰」。
記者或主播在社會上擁有一定的網絡與人脈,這種身分降低了現役叛國軍人的戒心,使其成為最完美的統戰中介與資金白手套。境外勢力透過這類在地協力者,針對國軍內部管理、財務漏洞或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基層官兵進行「精準獵殺」,用極低的商業利益(金錢賄賂),換取價值千金的國家安全。
這種軍人背叛的事件,表面上只是「不忠」,但深層來看,卻是一種個人私利與中共相互勾連的「恩庇結構」,這種「綁定」,使背叛者毫無罪惡感,甚至認為是「愛祖國」的行為。這是因為他腦海中存放著虛假意識,一種經過精緻編造的中國認同,一種「幻影毒素」。
更為嚴重的是媒體人(記者和主播)對國家的背叛。媒體背叛一方面徹底摧毀了媒體自身的公信力,形成集體的「社會不信任」;一方面正好驗證敵對勢力最善於利用媒體特權和保護傘(觀眾對媒體的信賴意識):從「資訊源頭」(傳播體和傳播者)擊破台灣人的防衛意志。
對軍紀的敗壞更是難以彌補。因為「有這種軍中敗類,何須敵人」?當戰友、袍澤都可能是出賣情報的內鬼時,軍隊在戰時的集體信任感將遭到毀滅性打擊,這正是敵方認知作戰最希望達到的「不戰而潰」效果。

王丹: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難逃被消滅的命運

 作者臉書 2026-6-22


我奉勸今天中國的有産階層, 都應當了解一下中共建政以後是如何一步步推進“三反”,“五反”運動, 進而展開所謂“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曆史. 因爲, 同樣的曆史很可能用不同的方式重演. 重點是中共這個黨的意識形態本色, 以及他們對于用權力和暴力奪取財産的執念.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 消滅資産階級本來就是共産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集團最早的建國藍圖中, 至少是在對外的宣傳中, 並沒有准備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改造. 相反, 還曾經主張要有所發展.
1945年4月, 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 毛澤東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一個書面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並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 這個報告, 可以看作當時的中共對于未來會執政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建國綱領. 但是, 根據記者兼曆史學者馬立誠的介紹: 《論聯合政府》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上面說的《解放日報》公開發表的版本, 另一個是建國之後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收入該文時經過刪改的版本. 在1949年, 中共通過報刊廣爲宣傳的《論聯合政府》, 是1945年的版本. 該版本在當時最引人注目之處, 是提出了中國的資本主義應該有一個“廣大的發展”. 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 是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的.”“所謂民粹主義, 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 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 而 1953年版《毛澤東選集》的編者, 則把‘廣大’改爲‘必要’. “廣大的發展”和“必要的發展”, 在發展的程度上, 有巨大的落差. 爲什麽要進行這樣的修改, 以及爲什麽會有這樣大的落差? 這就是以後“三反“”五反“運動開展的背景.
但在建國之初, 中共對工商資産階級的改造採取了緩兵之計.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被稱爲 “人民大憲章“, 其第31條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 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例如爲國家企業加工, 或與國家合營, 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 開發國家的資源等.”馬立誠指出:“在當時, 國家資本主義被人們看作是逐漸消融私人資本, 最終向公有制過度的橋樑.” 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 在第二版全文發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 這是中共掌權之後, 對私營經濟頒布的第一個制度性法規. 《條例》是政務院于1950年12月29日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的. 第一條開宗明義:“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 鼓勵並扶助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第25條規定了企業盈馀分配方法: 公司的盈馀, 除繳稅, 彌補虧損外, 先提10%以上作爲公積. 之後的馀額分配, 股東紅利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廠長的酬勞應不少于60%. 《人民日報》1951年1月17日發表的社論《私營企業正確發展的道路》說, 第25條是爲了刺激私人企業的積極性,. 新民主主義制度容許這種“有限度的剝削”.
1953年6月15日, 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如何開好全國財經會議的時候曾經就說過: “要把資産階級看作是一個敵對階級, 不這樣看就要犯錯誤.” 1956年2月24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 對于“三反“,”五反“運動的評價中提到:“作爲一個階級來說, 資産階級已被工人群衆和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國家的威力所壓倒了.”薄一波也認爲, “五反”以後, 民族資産階級事實上不可能再照舊生存下去, 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已沒有別的選擇. 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 “五反”運動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改造資産階級分子的重要步驟.
經過“三反”,“五反”運動, 政府回收了大量私營工商業的資産, 等于是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打土豪,分田地”, 把私有財産收歸國有. 尤其是對于那些被迫大筆退款的工商企業來說, 他們的生産資産已經不復存在, 只有公私合營一條路可走. 1954年1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財委提出的《關于1954年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于有步驟地將10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爲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 全面的工商企業國有化隨即展開.
1955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各省, 自治區和人口滿50萬人以上的大中城市黨委負責同志會議, 討論通過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 決定: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即從原來在私營企業中所實行的由國家加工訂貨, 爲國家經銷代銷和個別地實行公私合營的階段, 推進到在一切重要的行業中分別在各地區中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營的階段, 從原來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推進到主要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 1956年1月2日, 上海50萬人舉行遊行, 慶祝上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1月15日, 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慶祝北京市社會主義改造成功. 至此, 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難逃被消滅的命運了.
這一段曆史, 提供給大家什麽樣的經驗教訓呢?
學曆史, 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馮睎乾:假新聞產業鏈

馮睎乾十三維度  臉書 202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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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星島頭條
假新聞產業鏈
看到矢板明夫先生一篇文章,評論這兩天「台灣不少媒體」都以顯著篇幅報道一則所謂「驚人的國際新聞」:在G7晚宴上,美國總統川普再次提起珍珠港事件,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爆發激烈爭吵,甚至驚動各國領袖出面調停。矢板先生指出,這樣重大的國際新聞在美國、日本主流媒體,以及全球各大國際通訊社,都找不到相關消息,明顯是假新聞。
我同意矢板先生的看法,但想補充一點:不止台灣媒體,許多香港媒體也大篇幅報道此事,還繪影繪聲加油添醬,擺明車馬把新聞當作小說來寫。這則假新聞的起源,可追溯至6月18日法國公共廣播電台《France Inter》的晨間節目,當時評論員Dominique Seux引述不具名「消息」,稱G7晚宴上川普與高市早苗因珍珠港言論口角,其他領袖出面平息。Seux爆完八卦後,法國也沒有任何主流媒體跟進報道。
接力的反而是日本一份小報《日刊現代》。6月19日,《日刊現代》以「仏メディアが報道の驚愕(法國媒體報道令人震驚)」的聳動標題,轉述了法國評論員的小道消息。隨後數日,亞洲華文媒體道就廣泛報道這個未經核實的說法。
以我所見,首先是中国大陸媒體《觀察者網》以新聞包裝轉述,標題為「法媒曝: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在G7又因珍珠港发生争吵,还惊动其他领导人劝和」(6月19日)。《香港01》即日跟進,直接以「撰文:觀察者網」掛名,題為「特朗普當高市早苗面提珍珠港 法媒:兩人G7峰會爭吵其他領袖勸和」。6月20及21日,《星島頭條》、《東方日報》、《文匯報》相繼散播了同一故事。到今天(22日),《香港01》還刊登了署名「楊華勇」的評論〈珍珠港再刺日本——G7晚宴爭吵背後美日同盟的屈辱與算計〉,將一則未經證實的二手消息,升格為地緣政治的「深度分析」。 以上媒體是沒有專業能力求真,抑或明知是假也協力傳謠呢?我相信是後者,因為部分媒體非但沒核實消息,還刻意加油添醬,連那個法國評論員Seux從未說過的「細節」,都給「記者」(嚴格來說應該是「作者」)腦補了。那法國佬到底講了什麼呢?我找到廣播節目,自己聽了一遍,以下是我做的逐字稿(比法國廣播電台網站的文字稿更準確):
Selon mes informations, un clash a opposé Donald Trump et la première ministre japonaise à l’heure du dîner lundi. Le président, pour s’auto-congratuler sur la rapidité de son attaque contre l’Iran, l’a comparé une nouvelle fois à l’attaque japonaise contre Pearl Harbor en 1941. Pire évidemment que désobligeant. Les autres ont dû les calmer. (注1)
意思是:「根據我的消息,禮拜一晚餐時,川普跟日本首相有一場爭執。川普為了讚揚自己突襲伊朗的神速,再度把這件事跟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相提並論。此舉顯然是非一般的冒犯。其他人不得不勸雙方冷靜。」
原話只是這樣。但你知道香港的黨媒怎樣「轉述」嗎?《文匯報》的〈傳晚宴提「珍珠港」激嬲日相 雙方爭執需勸和〉形容「雙方爆發激烈爭執」,但原文並無「激烈」一詞。《香港01》今天刊登的楊華勇評論文章就更誇張了,居然寫「高市早苗當場神色大變」、「日方試圖反駁或表達不滿」、「雙方言語升溫,氣氛降至冰點,最終靠其他G7領袖打圓場、岔開話題才勉強收場」——這些繪聲繪影的細節,在法語原文中一字皆無,純屬作者想像。 在電台發布「獨家消息」的Dominique Seux,現年64歲,是法國財經記者。他曾任《迴聲報(Les Échos)》副主編,現為該報社論主筆,不是無名小卒。為什麼他要在電台上講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呢?我不覺得他想公然撒謊,很可能是中伏了。翻查Seux過往言論,他應該不算親中派,但肯定不大喜歡川普。對於這位美國大總統,Seux曾有一句尖刻的評語:「川普是一個掌握核按鈕的四歲小孩(Donald Trump est un enfant de 4 ans qui a le bouton nucléaire)。」
也許有些想渲染美日關係決裂的人,覷準Seux這種鄙視川普的心理,就故意給他發放假消息。待他在大氣電波把謠言公之於世後,便實行「出口轉內銷」,利用「法媒報道」這類標題增加公信力。一切順利的話,或許真的可以煽動到日本民眾憎恨美國。發消息給Seux的人是誰呢?我不猜測了,只可肯定地說:至今依然無意更正、沒有刪除,甚至繼續「跟進報道」這則假新聞的媒體,非愚即匪。
然而香港新聞界德高望重的黃應士先生,卻沒有出來說:A true disgrace to the craft of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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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驹:从香港的崩坏谈台湾主权独立的现实必要性

作者:张小驹
北京之春 2026-6-20


探讨“香港沦陷”与台湾独立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一个最朴素的政治常识:如果没有独立的主权作为防火墙,任何制度承诺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绝对的权力面前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香港政治、司法、新闻自由的全面崩塌,让国际社会目睹了一场“一国两制”从承诺到失效的现实悲剧。从立法会大幅改组、公民团体大量解散,到曾经活跃的媒体相继停刊,再到从事社运、新闻甚至单纯发表言论的人士陆续被捕入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许多原本对“高度自治”保持信心的人始料未及。这场剧变在政治学上或许可以被归类为某种威权体制的结构性扩张,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它就是一堂活生生的教训,彻底打破了“只要经济繁荣,政治上妥协也能换来偏安”的幻想。

香港的命运像是一面镜子,从反面印证了台湾维持独立主权的现实必要性。它把台湾的法理独立诉求,从过去单纯的民族认同、身份政治,直接上升为一种防御性的 “生存课题”。这种转变并非凭空而来——香港回归之初, “五十年不变”曾是白纸黑字的国际承诺,是中英联合声明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然而短短二十余年,这个承诺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改写。这给台湾社会的启示极其直接:制度的存续,从来不取决于条文写得多漂亮、承诺许得多郑重,而取决于谁握有最终的权力。

授权与“特许”:两种截然不同的合法性来源

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得到了治下人民的授权,而不是来自上级权力机构的恩准。台湾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化历程——从街头的党外运动,到解严、国会全面改选,再到总统直选与多次政党轮替——已经建立起一个完全由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授权、自我治理的民主共同体。这种合法性是内生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可以用选票更换执政者,也可以透过公民社会与媒体监督权力。

香港经验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向台湾证明了:在威权体制的整体框架下,局部的自由和法治终究只是主权者“特许”,而不是不可剥夺的“绝对权利”。既然是特许的,自然也可以被随时收回——“爱国者治港”原则对香港公民社会与选举制度的全面重塑,以及参选资格审查制度的引入,就是最直白的例证。这种自由不是源于香港市民自身的授权,而是来自北京的恩赐,因此它的存废,最终也只由恩赐者一方说了算,与香港市民的意愿无关。

因此,台湾若要保护现有的生活方式与民主成果,就不能把自身安全寄托在对方的政治信用或一纸 “承诺”之上,而必须握有完整、不受外部干预的主权——也就是说,台湾人自己的命运,必须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部权威 “恩准”或 “特许”。

国家要素已然具备,香港经验提供了"提前预警"

同时,在国际法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实践中,台湾早已具备了一个独立国家所需的全部要素,包括固定的领土、人民、有效运作的政府,以及对外交往与签订协议的能力——这些正是国际法上判断 “国家"是否成立的常见标准。换句话说,台湾在事实层面,早已以一个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存在了数十年。

香港的政治变局,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 “提前预警”与自我防卫的现实依据。如果把香港自由空间的急速收缩看作一种治理模式的警示信号,那么台湾坚持主权独立,正是为了防止同样的人权保障与民主制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彻底瓦解。从这个角度看,主权不只是一纸法律文件上的名词,它是关乎2300万台湾民众最核心、也最实际的“安全屏障”。

把这层逻辑说得更直白一些:主权独立的意义,不在于追求某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国家地位,而在于确保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些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内容,永远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不会被外部任何一方以“主权”或“内政”之名收回或重新定义。说到底,主权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名词,它对应的是最实际的安全利益:谁有权力决定警察能不能任意搜查你的住处,谁有权力决定记者能不能继续报道,谁有权力决定法官的判决要不要服从政治指令——这些原本该由台湾人自己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答案,一旦主权不在自己手中,就可能在某一天被直接改写,而台湾人对此毫无置喙的余地。曾经属于香港市民的这些日常决定权,最终证明再也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而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恩准”。香港的悲剧,只能示范一次——它已经替台湾人把答案演示得清清楚楚:主权不是抽象的旗帜或称号,而是决定明天还能不能照常生活、照常说话、照常被法律公平对待的那道最根本的保障。

超越统独之争的生死抉择

所以,从香港的结构性崩坏来谈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其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统独两派的意识形态对立,它变成了一个更根本、也更迫切的问题: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如何保障现有的生活方式不被自上而下地颠覆。这不是关于历史记忆或文化认同的辩论,而是关于“今天所拥有的,明天是否还能保有"的现实焦虑。

香港的遭遇深刻地启示了台湾:没有完整的主权独立作为防线,任何自由都只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看起来坚固美观,却经不起一次浪潮的冲刷。对所有台湾人而言,这恐怕已经不是可以置身事外的统独辩论而已,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明天能否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最迫切的生死抉择!

北春旧金山记者站 张小驹 2026年6月19日

历史的镜子正在转向民营企业──读新华社《三大改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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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dominc20631 · Jun 21, 2026



历史的镜子正在转向民营企业 ──读新华社《三大改造》有感

"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

──新华社,2025年6月19日

一、三大改造是什么

1953年至1956年间,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系统性社会主义改造,史称"三大改造"。农业走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路;手工业走生产小组到生产合作社的路;工商业则经历统购包销、加工订货,最终走向公私合营──即国家资本取代私人资本,以"赎买"名义支付定息,将私有产权悉数收归公有。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中国大陆基本消灭。

这场改造的本质,是以政治动员替代市场竞争,以行政指令替代产权保障,最终将一个多元的混合经济体,压缩成单一计划体制。后来的饥荒与停滞,与此有深刻关联。

二、文章为何在此时刊出

新华社选在6月19日、距七一建党节不到两周时发表此文,绝非偶然。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施压已有多条清晰线索: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平台经济遭反垄断整治、教培行业一夕蒸发、房地产开发商被迫"共同富裕"。这些动作分散、渐进,彼此间缺乏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叙事框架。

此文的出现,或许正在补上这个框架。通过颂扬七十年前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正确性",并以习近平的讲话作背书,官方媒体向决策层、向市场、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那段历史不是错误,而是值得在"新征程"上继承的遗产。

三、最后一句话的弦外之音

文章结语写:"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

"始终激励"四字,是全文最值得细读的地方。若三大改造只是历史,"激励"便是多余之词;若是"始终"激励,则意味着它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这句话的逻辑指向只有一个:过去的做法,今天仍可效法。

四、民营企业面临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治风险

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六成的GDP、七成以上的技术创新与八成以上的城市就业。任何大规模的"新三大改造",都将是对这个经济基础的外科手术式破坏。但习近平政府的逻辑从来不是效率优先,而是控制优先、安全优先。

这篇文章不是宣战书,但它是一面镜子──中共正在用历史语言,试探社会对"再度改造"的接受阈值。对民营企业家而言,真正的风险不是下一轮宏观调控,而是当有一天,公私合营的话语再度出现在政府文件里,他们发现自己早已没有谈判的筹码。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它会押韵。当官媒开始颂扬消灭私有制的"伟大变革",聪明的人应该听到的,不是掌声,而是脚步声。

@baodiantimes


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

一篇《公私合营》为何让人紧张?人们担忧害怕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刘军宁
@liujunning

新华社正式为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叫好,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这场运动抢走全国的全部私企,逼死无数私营业主。 链接:xinhuanet.com/20260619/fa61a 私企朋友们,你们怎么看?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Jun 21, 2026


一篇《公私合营》为何让人紧张?人们担忧害怕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新华社6月19日刊发《伟大征程|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原本是一篇历史回顾文章,却因为其中四个字——“公私合营”——迅速引发舆论震动。有人翻出历史档案,有人担忧民营经济前景,有人惊呼“风向是不是变了”。

奇怪的是,文章写的是1950年代,公众讨论的却是2026年的中国。

真正引发焦虑的,并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公私合营”究竟意味着什么?

官方叙事里,“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奠定基础。但在社会记忆里,“公私合营”还有另一层含义。

它意味着一次产权关系的根本重构。

1950年代,大量私营工商业名义上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纳入国家体系。开始时许多资本家仍保留部分收益权,但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逐渐转移至国家。到1956年前后,大规模国有化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确实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动员能力,为之后重工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但另一面同样深刻:中国近代经过几十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消失,市场机制被行政体系替代,产权激励和自主经营空间被压缩。其后果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它留下了一种跨越几代人的政治记忆:国家有能力重新定义产权边界。

历史中最深刻的东西,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留下的心理结构。当今天的人们再次看到“公私合营”四个字,首先被唤起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真正释放的,不只是市场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原因,表面看是市场开放,深层看则是预期改变。农民可以承包土地,私人企业逐渐合法化,企业家开始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转化为长期收益。后来加入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中国进一步进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体系。真正被释放出来的不是资本,而是信心。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营经济逐渐成为就业、创新和财富创造的核心力量。支撑这一切的,不仅是政策支持,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人们相信产权是稳定的,规则是可预测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预期问题。人们愿意投资十年、二十年,是因为相信十年以后规则依然存在。

民营经济今天遇到的问题,不只是增长放缓

很多人把近年的变化理解为“民营经济衰退”,这并不完全准确。中国民营经济没有消失,但高速扩张时代确实正在结束。

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依赖于:房地产扩张;全球化红利;人口增长;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而今天,这些条件都在变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国际供应链重构以及国家安全逻辑强化,都在重塑经济环境。

而与此同时,过去几年针对互联网、教育、房地产等领域的监管强化,也改变了企业家的心理预期。例如:Alibaba Group、Tencent问题并不仅仅是监管力度大小,企业家真正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规则未来会怎样。如果边界不断变化,那么投资就会变得谨慎。

为什么一篇历史文章能引发现实恐慌?

因为在中国,人们读官媒,从来不只是读字面。很多时候,人们是在解码。

新华社不仅是媒体,也承担政治信号传递功能。社会形成了一种长期习惯:“看文字背后的文字。”当“三大改造”“伟大征程”“公私合营”几个词同时出现时,许多人自动翻译成:“是不是国进民退要进一步强化?”“是不是资本角色又要重新定义?”“是不是产权边界会继续收缩?”即便文章本身没有这样说,人们仍会这样联想,因为现实语境已经变了。

如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这篇文章大概率只会被当作历史教育。但当下社会同时存在:增长减速;就业压力上升;财富预期下降;企业信心不足;同样一句话,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真正制造焦虑的不是文章,而是现实。

这篇文章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

需要谨慎的是,不能把一篇新华社文章直接等同于政策文件。目前看,更可能存在三种含义。

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叙事强化。即强调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历史合法性。

第二,是国家主导逻辑进一步凸显。市场仍然重要,但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会更加强调。

第三,是资本角色的重新定位。资本可以存在,但必须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这些并不一定意味着1950年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会重来。今天的中国与1956年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民营经济占据巨大比重,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大规模产权重构的经济成本和国际成本都极其高昂。更可能出现的,不是旧式公私合营,而是一种新的、更柔性的国家介入模式:国资参股;党建嵌入治理;行政协调增强;战略行业控制强化。这更像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化,而不是回到计划经济。

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

公众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一定是:“会不会回到1956年?”真正的问题是: “未来产权边界究竟在哪里?”

经济可以承受周期波动,企业也可以承受监管。但最难承受的,是不确定性。因为资本会等待,企业会观望,而社会预期会先于现实发生变化。

历史最值得警惕之处,从来不是它重复自己,而是它突然被重新想起。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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