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脸书 2026-6-10
“八九”好汉囚禁轶事（四）：杨柏揆
北明
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牛顿说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认为这挺危险，还是立足事实的大地上最牢靠。“
——杨柏揆 ，引自《中国青年》1989年4期，”杨百揆：立足于事实的大地上——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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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他，我是说，八九前，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过有一个类似连前尘影事的错位：他是八十年代中国启蒙思潮中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之一，我是这套丛书“被人挤掉”的一个作者；他在这套丛书中出版的书是政治学专著，叫做《西方文官系统》（1985），我被挤掉的书是文化人类学专著，叫做《史前意识的回声》（1988）。还有一个错位：他78年高考上大学的梦想是当个记者，结果没当成，命运领着他做了学者；我78年高考上大学的梦想是做人文学者，结果八九六四学术生涯夭折，鬼使神差当了记者。但与我他是名副其实的八九难友。而且在那些囚禁受审的日子里，他一定知道我，就像我知道他一样。
我们大约在同一时间囚中归来。他与许多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知识人一样，被迫离职：他以春华秋实的40岁年龄，从政治学所退休。我则因为陪同全国通缉要犯 “八九黑手” 郑义潜入中国地下，从此与精神连体的难友们相忘于江湖。后来我知道，囚中归来的杨柏揆与这一拨北京政保一处审理的大部分难友走了同一条路，人退原职，但志坚意猛，他奋力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国际政治、中外法律比较等问题，后兼职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务。编著译著甚丰，都是与人合作，其中广为人知的一部是1999年年出版的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和原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刘庸安合作的译著《法律的正当程序》。
——杨百揆是一个在政治打压中拒绝放弃独立思考并坚持曲线救国的良心知识人。
我是从警察手中一封信的落款上知道杨百揆这个名字的，同时也知道了此人的供职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那是春节前夕，审讯结束，等候发落的时期。看守们实行人道主义，要我们每人写一封家信，由他们寄出。看守老宋手拿写着”杨柏揆“这个名字的一封信来到我房间，等我也交上一封家信。
“这人是谁？”我指着那信上的名字问老宋。
老宋所答非所问，他指指我的隔壁说：“就住那边。”
如果有一架摄像机同时录制三二四房间和三二二房间，那么屏幕上出现的情形一定十分有趣——
这两个房间里各自隔绝封闭着的两个人，总是在同一时刻作同一件事情。七点钟了，同时起床。八点钟了，同时从敲开的门递出碗碟，又接进饭来，端着走到桌边就餐。同时吃完饭，到洗手间洗碗，头对头，手对手，从同一个水管的两个龙头里接水。然后，到了九点钟，几乎同时打开电视机，看早间新闻、电视节目（张汨走后，我立刻恢复了看电视的权利）。同时午餐，同时午休。头对头，或者脚对脚。同时起来，看书或电视。同时晚餐。同时在房中走来走去地活动肢体，趁看守不在，在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差不多同时洗漱，就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说不定，同样失眠，思绪万千。
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得见隔壁敞开的窗户和窗里射出的黄色灯光；甚至闻得到从窗里飘出的烟味。
不知是哪一位。觉得好神秘。
哪一位呢？
如果用一只碗扣在洗手间瓷砖墙上，将耳朵贴在碗底，听得见隔壁嗡嗡说话声。不过更多时候是了无声息。
了无声息时，越发觉得神秘。这人在干嘛呢？怎样一个人？什么时候抓的？为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亳无疑问，这人肯定参与了民运，没有逃走，或逃亡计划失败。
后来就知道了政治学所和杨百揆这两个写在信皮上的概念。
再后来，又知道政治学所叫做杨百揆的这人，性情沉稳，寡言。还知道，他整日里和夜不成寐时，想他的孩子。我也想孩子。想尚未出生，也没着落，根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拥有的那个孩子。
事情不大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隔离审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们这些同案犯不能相互“串供”，让你们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反抗意识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乖乖地听任摆布。尽管在押的每个人可能产生同样的感想，但视听的隔绝，不可能让同样的感想相互碰撞，迸发出力量的火花。
所以，杨百睽在我的脑子里继续神秘着。直到有一天，他变得越发神秘。
那一天去昌平县医院看牙后，回到招待所。下车的当儿，我无意间往楼上一瞥。我想看见我那窗帘紧闭的窗户，看看那窗帘是怎样遮住了灿烂的阳光。不料却看见了我隔壁的窗户，看见了敞开的窗帘旁伫立着的半个人。那人着便装，正从窗帘后往下看我们这辆车和车中出来的人。他几乎是在我抬头的同时，立即缩回了窗帘后边。只感觉这人年轻、瘦、灵敏。
这就是杨百睽了，是我隔壁那人。我捂着腮帮子这么想：杨百睽式的神秘。
从此便知道，电视机屏幕中那两个相互隔绝的人，除了差不多同时做每一件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必也是同时做的：每逢听到楼下有汽车声时，走向窗边，向楼下悄悄张望。不同的只是，我透过窗帘边缝纫机扎过的针眼，而他则半隐在窗帘后边。
杨百睽其人在我的脑海中一直神秘着，直到流亡多年之后，我从大陆传来信息中再度与他相遇，竟是他的死讯。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四部政治学专著、三部译著、十二篇论文，却在八九六四受审归来十年后，突然离世。他的灵魂离开躯体四天后，人们才发现他在自己的宅子里不辞而别了。
待续：（不知名的体改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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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九六四后，我被北京政保一处收容审查，关押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与我关押在一处受审的，是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知名知识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八九期间我任编辑的中国当代第一份独立报纸《新闻快讯》主编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大陸知名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中國首部《企業破產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殇》总撰搞人、中国文化学者、后来的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王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与李克强同窗共同完成译著《法律的正当正序》的杨百揆；以及一位的国家体改所女士（不知名）等。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杨百揆已先后辞世。我把当年逃亡中写的有关他们关押期间的故事放在这里，谨示缅怀和纪念。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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