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

入世20年,中国违背承诺做法更加隐晦

20211029

美国之音 孙承 华盛顿 — 今年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针对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在最近刚刚结束的世贸组织贸易审议中对中国提出的很多强烈批评,中国星期四(10月28日)回应说,20年来,中国严格遵守规则,完全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早已经完全履行了世贸组织规定的中国的义务,我们作出的承诺也得到了完全履行"。然而,在另一方面,批评人士多年来一直指出,自"入世"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修改了很多法规,开放了很多市场,降低了很多关税,但是在很多关键领域至今仍未信守承诺。

多年来,有关中国是否信守了这些承诺一直是国际社会和中国争执的一个焦点。中国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这次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审议中,审议问题和关注涉及面十分广泛,其中入世承诺部分备受关。

党法大于承诺

据中国商务部官网上公布的"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在经济政策、货物贸易等六大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承诺,然而,其中涉及企业领导权的承诺明显有悖于中国政府的各类法规和政策。"中国入世承诺"说: "中国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或国有投资企业的商业决策。" 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确保了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在去年12月31日关于印发《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的通知说:"国有企业公司章程的制定管理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组织要"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说,这说明中国从根本上拒绝了世贸组织的市场导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将中共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编入法典,使中国远离以市场为基础做出商业决策。"

埃泽尔在今年7月一篇研究报告中列举了15项中国没有兑现的承诺。这篇题为"中国入世承诺与实践之间的持续差距"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很难将"市场与非市场"和"私营主导与国家主导"等标签用于中国,"从本质上讲,中国从根本上就拒绝了市场化体制。"

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说,过去15年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数量实际上大幅增加。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一份500强企业分析报告说,2020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在收入、资产等主要指标上都超过民营企业,其中营收占比为68.89%,资产占比82.97%,表明国有企业在规模体量上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00)的一项研究将1998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三个部分,其中国有经济占37%,集体经济12%,包括农户在内的私营经济则占了多达45%。

拖延和抵制

"中国入世承诺"在囊括有几乎整个外贸经济的六大方面作出了总共74项承诺,中国称到目前为止已经全部兑现。但政府文件显示,一些承诺虽然兑现了,但往往大大晚于最初的时间表,或是表面上开放了,但同时又有很多限制,实际上难以施行。

如中国承诺说,到2005年工业品关税总水平将降至约9.3%。但中国中央政府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显示,工业品关税在13年后的2018年时仍为10.5%。该报道说,从当年自11月1日起,中国国将降低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包括机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共涉及税号1585个,平均税率由10.5%降至7.8%。"

再如中国入世之初曾承诺要加入旨在促进成员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诸边《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截至2020年,美国、欧盟等共41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协议。"中国入世承诺"说,中国会"尽快开始加入谈判。" 但世贸组织的文件显示,中国时隔六年之后,到2007年底才启动了加入该协议谈判,而且在经历的六次谈判之后至今也没有加入。中国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府采购体系与GPA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入世承诺"的另一问题是,虽然明为开放,但又严加限制,令实际上难以施行。中国允许外资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一个代表处,但是外国代表处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或聘请中国注册律师。

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这意味着外国律师所无法代表客户在中国大陆出庭,而只能就外国法律及中国法律环境等出具意见。

中国官方最近指出,中国20年来持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平等待遇,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由"入世"前的15.3%降至目前的7.5%以下,低于发展中成员的平均水平,接近发达成员水平。

中国政府公布的"部分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表"显示,从2016年来,在所列484项信息产品中,很多关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但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贸易问题专家埃泽尔说,作为WTO成员,不仅是要降低关税,还要致力于消除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边境非关税壁垒。他说:"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将关税降至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或是减半,而在于中国是否完全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签署的一揽子规则。"

做法更加隐晦

批评人士说,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中国一些违反世贸规定的做法变得越来越隐晦。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埃泽尔说,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强制技术转让承诺。中国的承诺说,国家和地方主管机关在分配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行使任何其他批准方式时,不以技术转让为条件。

埃泽尔说:"由于这些条件违反了中国对WTO的承诺,官员们小心翼翼地不以书面形式提出此类要求,经常通过口头交流来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

他指出,欧盟商会在2019年报告中称,被迫在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公司数量是2017年的两倍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发布的《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报告》中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定应对中国的四类行为进行调查,其中包括政府据称以不透明的要求或施压外国公司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公司。

依据《2000年美中关系法案》(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中国体制的透明度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报告中关注的重点之一。2020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无视许多世贸组织透明度义务,掩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例如,尽管中国的大部分补贴来自地方政府,但在"入世"的前15年里,中国一直未能向世贸组织通报。

中国星期四透露说,在世贸组织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中,成员国每次提出的问题都创出一个新高,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八次审议中,中国收到了39个成员提出的2562个问题。

美国前贸易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资深研究员艾米丽·基尔克雷斯(Emily Kilcrease)说,中国没有履行义务向世贸组织通报,令世贸组织秘书处和世贸组织成员国很难评估中国是否完全遵守了世贸规定。世贸组织在2001年11月10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决定》(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ision of 10 November 2001)中规定,"中国应根据要求向世贸组织成员提供所有与货物、服务贸易有关或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

基尔克雷斯对美国之音说,在贸易政策审查过程中,很多成员国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有关中国政府补贴的问题。"但最终,秘书处原本应是相当中立的报告被迫得出结论说,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包括没有从中国提供的信息来准确阐述这些补贴计划是如何运作的。"

曾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谈判期间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助理代表的基尔克雷斯说,中国对其经济的关键领域,特别是半导体和钢铁等产业广泛进行巨额补贴。她说:"这超出了各国在世贸组织规则下为支持某些行业所能提供的正常支持,也远远超出了WTO规则所允许的范围,使任何寻求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非中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杜耀明:香港走向兩無結局——中港通關無期,國際金融中心消失於無形?

20211028

儘管十月以來香港只有一宗新冠本地確診個案,但特首林鄭月娥為盡早與大陸通關,防疫措施勢必不減反加,即使有損香港經濟,「清零政策」看來也在所不計,堅持到底。

林鄭將「清零」的任務搬來香港,最感欣慰的相信是新加坡而非北京。北京從來沒有示意急於跟香港全面通關,反正未來一年政治任務繁重,由明年初冬季奧運會到年尾中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都不容有失,全面通關只會加重工作壓力,更大大提高疫情以至政治風險。不過,林鄭既想全面通關,北京不會拒人千里,但也不會客氣,香港首先要百分百做足北京的防疫要求再說,勿妄想有特殊待遇。

林鄭堅持徹底「清零」同時表明兩點:一是嚴密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政策(例如旅客若來自包括英美兩地的廿五國家,抵港後需要自費在酒店內隔離檢疫三星期)將持續一段長時期;二是香港選擇大陸防疫的一套,拒絕跟從歐美地區的另一套——「與病毒共存」。結果是香港與外地往還成本十分沉重,也加深彼此間的隔閡。

有別於香港,新加坡上周恢復跟十個國家免檢疫通關(主要是歐美地方),旅客雖然只限已注射疫苗者,但他們只須在離境前和到達後檢測兩次,即可入境新加坡。官方認為此政策有望提振航空業和旅遊業,也有助新加坡維持與外地的聯繫,以至人與人之間接觸。

香港則只在乎與大陸通關,其他地方都不放在眼內。更奇怪是,一些外商組織要求放寬檢疫政策,方便人員往還,以免影響香港的國際營商地位,亦不得要領。今年五月,美國總商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由於疫情和《港區國安法》,超過四成會員感到前景不明朗而打算離港。近日,在港的國際金融機構亦發聲,他們以亞洲證券業及金融市場協會的名義,代表區內規模最大的一百五十五間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向財政司長發信,希望當局隨著不少地方恢復通關,盡快訂出放寬旅遊限制的條件和時間表,以釋除商界疑慮。

該會甚至坦白相告,近半數機構(48%)表示不清晰當局何時才放寬旅遊限制,正打算把人手和工作調往其他地方,而七成半機構亦因此需要挽留人才。換言之,當局若闊佬懶理(粵語俗語,意指不聞不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遲早不保。奈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林鄭一心只求同大陸通關,根本無心考慮三星期檢疫期如何阻礙跨國商務往來、外籍僱員家庭團聚及往返原居地的需要等等,也顧不得人才及機構流失的問題,反而執著於放寬限制只會無法同大陸通關,而無法同大陸通關,對其而言,削弱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通關有何好處,林鄭沒有說,但維持嚴密檢疫政策而造成金融機構大量流走的話,香港有何損失,卻是清楚不過。金融業是香港經濟一大支柱,佔生產總值超過兩成,相關職位大約二十七萬個。更重要是,香港是國際資金集散地,至2020年底,有1319間大陸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佔總市值八成(380730億元)。同時,香港是亞太區投資基金管理中心,資金之中六成半來自香港以外,有三分二投資於亞太區,單是中國大陸便有一萬八千億港元左右,而海外投資者可通過香港「債券通」,投資於規模達到九萬六千億美元的大陸債券市場,目前全球一百大的資產管理公司,四分之三都參與其中。因此,若有一半金融機構遷往他方,就不僅是職位流失,經濟產值下降,更難免波及大陸企業集資、投資資金鏈、企業借債來源,從而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甚至擾亂國家金融穩定。林鄭只懂一口拒絕,可有想過,事情向壞方向發展的話,她擔當得起嗎?

更何況其實特區當局盡一切努力,也沒保證可以同大陸通關。開關與否,北京自有政治考慮(上周已討論過),近日《金融時報》報道引述的中國官員指出,要等明年十一月中共二十大結束後才會開關。果真如此,香港方面即使做足一切要求,也可能徒勞無功,又或者最多換取有條件的通關(削減檢疫期、開放指定地區、限定人數)。

最難堪的結局恐怕是,打了疫苗的依然不可自由(不用隔離檢疫)往還中港兩地。到時大家見不到通關帶給香港的好處,卻可能親身經歷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消失。


——RFA

林保華:長津湖惹禍,玻璃心加碼

2021/10/27 05:30
自由時報

我使用臉書才八年多,一開始就多次有人檢舉而被封,一直到上傳身分證表明我不是假冒的林保華,才平安了幾年。去年開始就多次被警告,包括六年前分享台灣挖到歷史文物也被檢舉「煽動」,這種低級檢舉,我根本不願申辯。最近《長津湖》在中國上映,中國人只要有任何質疑都被逮捕,因為那是向百年中共獻禮的大片,又迎合煽動反美仇恨主旋律。

七十年前在印尼,由於民族主義狂熱與政治上早熟,我看過許多中共有關韓戰的報導,如今身在海外、熟悉這段歷史又保持自由身的人不多,因此半個月前我寫了一篇《長津湖戰役與毛大少爺之死》,對此提出質疑,也嘲弄了毛太子,政治很不正確,因此有被出征的準備。

十月十九日,我分享自由時報財經版《馬雲與長津湖》一文,寫了短評,卻在臉書分享不出去,原來該文被封殺!臉書可以任意使用台灣媒體文章,卻也可以任意封殺他們的文章?於是我把此文的鏈接附在我的短評裡貼出,結果我就被臉書停權三天。

解封後我把這短評傳到臉書群組,臉書再停止我向群組發文四天。十月廿三日,我轉發一位美國台僑用私訊給我的由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與澳籍華人陳芳語合唱而大為走紅的影片《玻璃心》,豈料我的整個臉書包括私訊全被封殺,理由竟是懷疑我的帳號被人入侵。

有關韓戰的《朝鮮通訊報告選》兩集我都看過,描述韓戰而成名的中國作家魏巍與楊朔的書我也看過,並無長津湖「冰雕連」之說,「冰雕」這兩字是改革開放後在哈爾濱舉辦「冰雕展覽」才有的;長津湖戰役志願軍死傷慘重何來大捷?文藝作品歪曲歷史任意拔高是中共惡習。

毛澤東兒子毛岸英因為留戀蛋炒飯違反軍紀沒有到防空洞而被炸死,所以中共對此一直低調。一九四八年曾經到香港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的經濟學家楊培新告訴我,毛澤東之所以把毛岸英送上戰場,是因為老毛看中小毛的老婆劉思齊。這個傳言難以證實,但是毛家可能有扒灰傳統。毛曾經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他與媽媽組成統一戰線反對老爸。以前我不理解,毛死後,家鄉傳出毛澤東十五歲時毛爸給他娶十九歲羅姓妻子,卻是給他扒灰之用,兩年後羅氏就去世。

朋友告訴我,被臉書停權也可以申訴,附上被指控「煽動仇恨」的帖文。然而應該是檢舉者附上帖文,怎麼是我們受害者要證明自己的清白?應該檢舉造謠而不是評論者的政治立場。臉書為何如此迎合中國人喜歡打小報告的檢舉文化?

在社群媒體裡,我們是沒有反抗能力的弱者,但是盼望政府能夠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澳洲已迫令臉書對澳洲媒體付費,台灣也可以如此來彰顯主權,再逐步限制他們的濫權。至於抱敵對態度的中國社群媒體,封殺他們應是選項之一。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苦胆:从养儿防老到养老防儿

作者:苦胆 

 

养儿防老,顾名思义是说养育儿子是为了防备年老(无依靠)。在现代社会,这个"儿",自然泛指"儿女"。如若完整地说,全句原本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前人连防备饥荒都想到了。 

 

不过,作为城里有退休金或工资的中老年人,他们之中的好些人所忧虑的,倒不是养儿防老,而是养老防儿(儿女)。防备儿女们什么呢? 

 

现时,不愿工作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沦为"啃老族"的越来越多,且有族群不断扩大的趋势。焉能不忧?焉能不防?养老防儿,自在情理之中。 

 

现如今,养老防儿更有必要了——业已不是防备儿女啃老,而是防备儿女杀害自己。可是,防被啃,很难;防被杀,更是防不胜防。这年头,一桩桩叫人大跌眼镜的恶性事件,实在是触目惊心。此处,试举几例: 

 

2015710日傍晚,北大学子吴谢宇趁母亲谢天琴回家换鞋之际,持哑铃连续猛击谢的头部,致使谢天琴死亡。接着吴谢宇又谎称其母陪同自己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为名骗取亲友144万元用以挥霍。 

  

2018122日晚,湖南省益阳市沅江泗湖山镇一名12岁男孩吴某康,持刀将自己的34岁的亲生母亲陈某杀死,弑母后,他居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20191221日夜间,辽宁鞍山25岁女子宁某让其母杨某吃下混有安眠药的饺子。22日凌晨3点左右,宁某趁母亲熟睡之际,用带有塑料膜的垫子捂住其口鼻,再用铁丝将其勒死。 

 

20205月的一天,山东青岛的45岁张姓女律师下班回家后,15岁的女儿假意帮她按摩,然后出其不意地用绳勒死了母亲,并把尸体装进行李箱。她自己也没有出门,直到张律师的同事25日到她家发觉房门被反锁,感到异常而报警。 

 

202110257时许,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安大街25岁的汪某,亲手残忍地杀死母亲,且加以焚尸…… 

 

天哪,当下中国社会的戾气,不,杀气,为什么日趋浓重?人伦惨剧为什么一再发生?难道这只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吗?但凡有人将一起又一起青少年弑母案简单地归咎于家庭教育问题,这种人不是糊涂透顶,便是别有用心。 

 

打从中共恶党窃国篡权至今,一方面是几乎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摧毁殆尽,一方面则是严防死守地阻止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从不间断地以其共产邪教的意识形态,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洗脑,诲(毁)人不倦。道德就是这样滑坡的,人心就是这样堕落的。 

 

自古以来,子女杀父母的惨案很少听说,即使有,也是极其罕见。自从这个国"厉害了"之后,此类频发于家庭的血光之灾,世人已经见怪不怪。这类灭绝人性的子女杀父母的造孽行为,尽管勉强扯得上是"古已有之",然而却当得起"于今为烈"。从养儿防老跌到养老防儿,才几年工夫啊,"总加速师"好生了得!倘若任其发展,杀父母的后生小子将如雨后春笋(愚后蠢孙),那是迟早的事。 

 

不计其数的被中共欺骗、使唤、玩弄得丧失了主见的国人,还有众多躺在"习梦思"上做着"中国梦"的为人父母者,该觉醒了。没准儿魔鬼正调教着你的心肝宝贝,在背后磨刀霍霍呐! 

 


滕彪:中共要攻打台湾吗?

20211028

2021年10月以来,中国军机频频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和盟国军舰也多次穿航台湾海峡。中共武统言论再次猖獗,继续大肆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习近平的野心难藏,战争阴影又一次笼罩台湾,西方和国际社会予以严重关切。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现在两岸情势是4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萨利文(Dan Sullivan)说,台湾此时此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形容,对台湾构成巨大威胁的中共政权拥有权势、野心和要并吞台湾的企图。

有人认为战争一触即发,有人认为5年到10年之内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么,中共到底会不会武力攻打台湾?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有无数人从不同角度予以研究、讨论,出版了大量文章、著作。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中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协防台湾的可能性,美国以及盟国的军事力量,中台经济交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台湾蓝绿政治以及身份认同的变化,台湾民众保家卫国的决心等等。

几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PPP)来计算,中国已经在2014年超越美国。中国军费增长迅速,在2008年跃居世界第二,目前超过位于第三、四、五、六的四个国家的军费总和。中共已经抛弃了韬光养晦政策,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飞扬跋扈,战狼外交、人质外交、践踏国际法治,联合大大小小的专制政权挑战国际秩序。因此近几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巨大威胁,纷纷调整对华政策,从"接触合作"转到对抗和遏制,甚至出现了"新冷战"之说。中国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虽然远远超过台湾,但是和美国相比,仍然差距不小。

芝加哥委员会(Chicago Council)202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5%的人反对;46%支持美国"承诺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侵略",12%反对。"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你是否支持出动美军?" 回答支持的,1982年只有19%,2021年的最新数据已经升到52%。

美国高层最近也频频释放出支持台湾的明确信号。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会使用多大力量帮助台湾?"历任美国总统一直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但拜登似乎打破了"战略模糊"的传统,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会保卫台湾。虽然白宫随后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拜登的警告信号已经足够明显。澳大利亚、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表示支持台湾,或者支持美国的对台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月26日表态,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

台湾对大陆市场依赖度过高,容易遭受中共的经济封锁或威胁。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国际社会民意调查机构皮尤中心2020年的民调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仅有4%;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受访者更高达83%。台湾的民间机构制宪基金会2021年8月份的民调显示,近6成8的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有6成5的民众表示,万一中国武力攻打台湾,自己愿意为台湾上战场。台湾ETtoday新闻云民调中心2020年10月的一份民调显示,若两岸爆发冲突,18、19岁的台湾人中有96%愿意上战场。

大多数人认为,当中共认为对台湾的战争会取得胜利时,它就会打;反之则不会打。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不完全准确。

我在课堂上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优先事项,是维持和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这简直可以算是观察和理解中国当今政治的第一定理。至于经济成本、两岸民意、战争灾难,都必须让位于维护一党专制这一最高目标。而国际法、战争伦理、人权之类,几乎完全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样,就有四种可能性:战胜而有利于维护中共专制,战败而不利于中共专制;战胜而不利于维护中共专制,战败而有利于中共专制。前两种容易理解,可能性也更大。但还有后两种可能性。战胜而不利于维护中共专制——战争不可能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结束,战争过程会引发党内派系斗争,而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民众被动员起来后也可能会借机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一旦打仗,上战场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民间一定会出现反战的声音。如果习近平和中共最高层的这种考虑占了上风,则更可能选择不战。

战败而有利于维护中共专制——当中共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时,为了转嫁矛盾、转移焦点、度过危机,很有可能不顾战争后果而将战火烧向台湾。共产党虽然强大,但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泥足巨人,它面临着官民矛盾、派系斗争、环境和生态危机、思想和道德的溃败、意识形态危机等等,最切近的莫过于经济危机。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各种迹象,然后说到,中国有一个专制政府,而专制政权"都倾向于靠寻找外部敌人来应对内部问题,而中国还是个超级大国。"也就是说,当国内和党内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的时候,共产党很有可能铤而走险,选择发动战争。这在中共历史上、在其他专制政权身上都得到过反复的验证。

列宁说,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克拉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两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察和预判台海局势,以及中共的对外举动。

——RFA

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

范疇:國軍位置及角色 - 沒人明講,但一定得講明

你是國軍一員嗎?你是後備軍人一員嗎?如果你是,那就得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一絲不能含糊。過去,還有含糊、腳踏兩只船的空間,現在已經沒有了。
每個國家都有難以明講的問題,程度深淺罷了。台灣當然也有許多大家不願明講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些不會帶來生死存亡的後果,有些會。對於前一類,我們可以慢慢熬,時間及世代會撫平一切。但對於後一類,沒有國家熬得起;因此,再難以明講,也得講明。國軍的位置及角色,就是屬於必須講明的一類。
國軍位置,講明了就是作為軍人,在「軍、政、府、國」 四個層次之間的位置。在政府會隨著選舉而變化的民主台灣,至高的原則就是:軍人效忠國家,國家大於政府,政府大於政黨;無論哪個黨執政,都不能混淆這次序。
國軍角色,就是對敵人作戰。敵人的定義範圍很大,以台灣的複雜國際處境及地緣歷史,若辯論範圍問題則沒完沒了,因此,我們將「敵人」的定義限縮在再也不能再低的一條底線上:凡是在行為上明顯威脅台灣領土的那方,就是台灣的敵人。若有任何人要挑戰這條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定義紅線,很有可能他就是敵人的朋友或助理。
用這條最低的紅線看,當前明顯威脅台灣領土的只有一方 - 中共政權。這裡,有一個概念必須釐清,否則會陷入胡攪蠻纏:「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是個「政權」,而不是個「政府」。相較之下,已實施民選的台灣,不論在國家定位上自稱為「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台灣」,其執政方都是一個政府,而且這個政府會因為選舉結果而改變其執政黨。
從上述最高原則來看,只要是在民選制度的台灣做軍人,就沒有認同模糊的空間,你當下的敵方就是中共政權,你要保衛的對象就是和你拿同一張身分證、同一本護照、和你生活在同樣投票制度下的人,以及這些人所投票選出的政府。作為公民,你的個人投票傾向是你的自由,但是只要你的角色是軍人,你的效忠對象就不能是任何政黨;你若敵我不分,跨出了最低底線,你就喪失了作為軍人的資格。若這最低底線你做不到,你就應該選擇退出軍人角色,放棄所有特屬軍人身份的權利及福利,不管是在職還是已退休。
在眾所週知的原因下,在職及退休國軍現在確實存在認同模糊的問題。如果不擺正位置,將為社會帶來以下後果:1. 影響戰力;2.致使盟國在提供軍備及訓練上遲疑;3.影響社會參軍意願;4.妨礙了軍事戰略佈局的效果及效率;5.影響了軍中專業分工及升遷制度之合理順暢。
把話講明了,並不代表大家一定得一致同意,但把話講明有助於畫出邊界;邊界一旦畫出,行為底線及法律紅線就有基礎了。在民主世界中,擇業是自由的,人身移動也是自由的,甚至國籍選擇都是自由的;但連最低敵我底線都不願遵循的人,就應該自動離開軍人的職業角色及待遇,否則法律就應該強制其離開。其中道理再簡單不過了,行有行規,正如火車駕駛員的最低底線是駕駛時不打瞌睡並合規操作,因為它牽涉到成千上百人的性命和安危。國軍的敵我底線,何止牽涉千百人,而是千萬人。
軍人擺正位置、強化角色,就是國家之福。同時,非軍人的社會平民,必須對擺正了位置、強化了角色的軍人予以絕對的尊敬。政府也一樣,政黨就更不用說了。這篇文,不只是寫給國軍看的,也是寫給政府、政黨、平民看的。
(本文原刊於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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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书

温克坚:恒大危机与房产税背后不为人知的强大逻辑

 温克坚 默存格物 

文 | 温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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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新闻刷屏。事实上,在此之前,房地产税已于上海和重庆试点多年。政策不断吹风,似乎意味着房地产税开征在即(编者按:该决定授权试点期限为五年,故房地产税正式开征最早亦当在五年之后,考虑到还有立法过程,所以实际上开征至少也应在六、七年后了。),由于房地产税深切搅动各方利益,舆论场上各种情绪交织,市场可能做出激烈反应。


不过,在评判房地产税的前景之前,有必要先谈谈恒大债务危机。


虽然有高级财经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个别问题,但风险总体可控,恒大债务问题不会对行业或者整个中资企业的信誉带来大的影响,但在大部分市场观察者看来,情况显然不同。今年9月初恒大债务违约以来,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恒大债务违约所引发的冲击波不断增强,已经从单个企业的债务危机演变成了某种具有全局影响力的现象。


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债务驱动是业内的标准运作模式。恒大把这个模式演绎到了极致,高杠杆、高负债、快速周转,久久为功,成为行业数一数二的巨头。但在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平抑高房价带来的社会不满等目标驱动下,官方陆续在土地出让、融资、销售等环节不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诸多政策效果叠加之下,已经有众多中小房企被淘汰出局,而等到恒大也终于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稻草终于压垮骆驼,引发市场恐慌。人们不无惊讶的发现,融创、绿地、碧桂园等房产巨头都背负着上万亿债务,都处在违约边缘。恒大债务危机,是不断收紧的房地产政策下的行业典型形态。


种瓜得瓜,不能说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危机后果完全缺乏预期。过去若干年,中国广义货币增速一直高于名义GDP增速,截至2021年9月末,中国M2余额为234万亿元,按照当前汇率,中国的广义货币余额几乎是欧美日三个主要经济体广义货币余额的总和。广义货币过快增长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之一,但由此导致的通胀压力、汇率压力以及市场扭曲,都意味着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风险,这是当局节制货币供应、推动去杠杆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


在这个过程中,约束开发商的过度借贷,惩罚一些麻烦制造者,淘汰一些不守纪律的市场主体,哪怕为此承担经济下行的的代价,显然都在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考量之内。


然而,在恒大危机爆发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房地产行业哀鸿遍野,逼迫政策快速变调,金融机构开始对房地产企业信贷松绑,财经要员们也纷纷表态房地产行业的合理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变。人们普遍认为,房地产行业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2021年10月22日,房地产相关股票普涨,间接印证了这种乐观情绪。


恒大债务危机引发的乱象中,显然夹杂着相互纠缠多层叠加的经济政治逻辑,导致出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景观。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多重逻辑中,我比较看重两个关联逻辑:一是以恒大为代表的开发商债务压力和外汇储备安全之间的关联;二是房地产行业危机和土地财政之间的联动。


中国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严控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封闭性,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巨头们深度卷入了国际资本市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融资通道。如果像恒大这样的开发商所承担的全部都是人民币债务,官方显然有更多操控空间,比如在债务延期或再融资方面有更多主动权,或者可以通过货币当局释放更多流动性,逐步化解债务压力。但事实上房地产企业不但拥有巨额人民币债务,而且同时拥有数千亿美元的外债,而这数千亿美元外债不但更加透明,并且必须按照市场化规则来回应,这些债务的处置和中国的总体外债之间具有直接的联动性。


中资企业(包括在香港上市而业务主要在内地的企业)在境外发行美元债,需要经过复杂的资质和额度审核,这类似于某种增信机制,可以说,一定意义上,这些美元债券都有主权信用的加持,而长期以来的市场交易过程也对此形成某种默契。一家企业美元债券违约,往往会有严重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其他中国企业的资信评级以及风险溢价,甚至影响主权信用。这就是10月4日像花样年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开发商的两亿美元债券违约,就引发市场巨大震荡的原因。2021年10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批量下调了多家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评级,其中包括佳兆业、阳光城和富力地产,也是对这种逻辑的再次确认。


大体上,中国拥有外债规模已经超过25000亿美元,而官方外汇储备不过3.1万亿美元,外汇资产净值已经相当有限。中国表面上拥有3.1万亿外汇储备,但真正具有流动性的外汇资产则要低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美国国债上面,如我此前曾经分析的,中方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相当于给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抵押,如果低于一万亿美元,将会对市场信心产生重大冲击。而截至8月底,中国所持美债下降213亿美元,至1.05万亿美元,创2010年以来新低,已经逼近市场信心的分水岭。因此,中国外债的持续增长已经超出外汇资产流动性的安全边界,维系外债的正常运转严重依赖国际资本市场的再融资。单个中资企业的债务违约可能刺激市场的警觉,而像房地产这样特定行业的集体债务违约,将增加总体意义上外债的再融资风险。债务之间的这种联动效应,意味着点点火星,都可能带来火烧连营的后果。这是债务危机和外汇储备危机的耦合脉络,也是房产巨头与政策博弈的一个工具。2021年10月21日,负债累累的恒大支付了8350万美元(9月23日到期)的债券利息,就表明美元债务偿还具有某种优先性,同时也是维护外汇储备安全这种更强大逻辑的体现。房地产企业外债如果纷纷违约,显然是政策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最近的政策松绑并不让人意外。


政策常常遭遇掣肘以至于被反转,并不令人意外,那如何看待充满政治动能并貌似享有民意认同的房地产税的前景呢?


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繁荣,除了官方货币政策的配合,经济增长带来居民财富的增加,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机制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逻辑,土地财政滋养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官僚系统运转,保持房地产繁荣对体制具有政治重要性,或者说体制对土地财政具有依赖性。


从土地财政切换到房产税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跳跃,这个过程不但面临意识形态的障碍,利益重构的挑战,并且就更深层次而言,必然伴随着一场治理变革。
房地产税基于纳税人的房产所有权,而目前房产所有权依然建立在土地70年使用权之上,房地产税会强化产权概念,纳税人必然要对土地国有机制提出挑战,这需要土地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防线做出让步。


房产税会触动精英阶层和广大中产阶层的利益,精英阶层往往拥有多套住宅,房产税会直接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对一般中产家庭而言,房地产也是财富的主要部分(据估计在一线城市,往往在70-80%之间),官方能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来赎买这种既得利益结构,尚充满未知数。不管怎样,这些都是政治上不无风险的操作。


此外,无论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房地产税都是地方税,房地产税会强化地方治理的自主性,这与既有权力体系会产生更大摩擦。


简单的结论是,当局要在这个阶段突破上述障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政治意图的某种点缀,房地产税试点可以四处开花,但普遍的房地产税的推出依旧遥遥无期。既然房地产税推不出来,那么土地财政模式必然会继续,也因此官方必然要维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去杠杆再到加杠杆,政策上做出反复,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上述分析对外汇储备逻辑和土地财政逻辑的强调,似乎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将重复曾经的轨迹。不过这里必须提及房地产市场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无数购房者构成的需求端逻辑。在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的大背景下,如果购房者对楼市前景失去信心,真正践行房住不炒了,那才是对楼市的终极杀器。


房地产企业可以起起伏伏,政策可以反反复复,而成千上万的购房者,是否也如同韭菜那样,反复生长反复被割?多重逻辑的竞合之下,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一个安全的答案是,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荣剑: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左翼问题”

 荣剑 一宅之谈
左派不愿错过任何冲到历史第一线的机会,永远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声音在诵读激进主义祷告词的时候被淹没。                            ——托尼·朱特

导读:


左翼和右翼作为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的相互对话与斗争,充斥于近二百年来的编年史中。最为吊诡的是,在左翼和右翼的长期斗争中,左翼始终占据着思想、学术和知识生产的道德制高点,掌握着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权。21世纪新的时代氛围并没有改变而是继续巩固了20世纪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奠定的左翼与共产主义的思想联盟,以及没有改变而是继续巩固了左翼在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左翼所扮演的平等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和道德的使者,尽管在以往所有的重要历史关口一再遭到来自右翼的、保守主义的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抵抗与解构,包括来自左翼内部的分化、反省与自我批判所展开的思想挑战,但似乎都没有彻底摧毁雷蒙·阿隆所说的笼罩了欧洲上百年的三个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本文是对"左翼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是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导论,由七个部分组成,约六万字,作者授权本公号分七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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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左翼问题"

——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之一

               

文/荣剑


1994年,意大利议会举行全国大选,富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凭借"你能像我一样富有"为口号,从商界跨入政界,创建"意大利力量党"并任主席,领导意大利右翼自由联盟在选举中战胜左翼政党联盟,成为意大利历史上首位"素人"总理。这次选举被许多观察家认为是极大地改变了意大利战后的政治版图,议会场景从由中间派所支配的多党光谱,转变为一种更加两极化的格局,即左右两个联盟的彼此对立,国民面临着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绝然选择。恰在此时,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的专著《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公开出版,该书甫一问世即在全国掀起一场购买浪潮,一年之内售出了20万册,成为意大利当时最畅销的学术书籍。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表明意大利国民亟需在左右对决的政治体制中了解和掌握关于左右分化、对立乃至冲突的相关知识,他们显然意识到了,左右之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阶级之争和党派之争。但是,博比奥提醒人们:如果意大利人想从他的著作中寻求在意大利急剧变化的政治图景中如何投票,那么他们必定会非常失望,因为"这一著作纯粹是关注一种分析性区分,它的相关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及其政治的变迁兴衰。"1对于博比奥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场景见证了两个宣称立于左翼与右翼之上的联盟之间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它们时刻准备在这两个旗帜下为了支配国家而展开激烈斗争。"2


确如博比奥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左翼和右翼之争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们的区分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议会主席左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和激进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左派;而坐在主席右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和温和的立场,他们由此被称为右派。3这个划分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决定性的,用博比奥的话来说:"作为对立的术语它们相互排斥,而合在一起又穷尽了显然冲突分裂的世界。它们是排他的,因为没有任何学说或运动可以同时既是左翼又是右翼。它们是彻底的,因为一个学说或运动只能要么是左翼,要么是右翼,至少就这两个定义的较严格应用而言是如此。"4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看似由第三等级发动并将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教士、贵族和国王,从而呈现出一种阶级斗争的性质,而实际上革命是在革命者内部展开,从雅各宾派分裂为吉伦特党人和山岳党人时,法国的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便被左翼和右翼的斗争所主导。第三等级和第一、第二等级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在革命进程中有许多教士和贵族投身于第三等级阵营,支持和拥护第三等级的立宪主张,但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则完全超出了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界限而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看,基于左翼和右翼这两个基本概念,重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理论,的确具有博比奥所说的"分析的、历史的和价值的"多重功能,甚至可以将这一分析框架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化思想领域,从诸如黑格尔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解体中观察到"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的分歧与冲突。英国学者斯图亚特·汤普森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分化是劳工与资本的分化和左派与右派的分化。尽管存在具有次要作用的分化,例如南欧国家的宗教分化,但重要程度均未超过前者。"5而在另一位英国学者卢克·马丁看来,左翼和右翼的划分尽管过于简单化,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分野,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明智的分类方法,具有极大的适应能力,有助于总结不同政党在一些最为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用来区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思想或政治派别。6


按照博比奥的理解,左翼和右翼并不是一个实体或本体论的概念,而是一个关系的概念,两者的对立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们不是政治世界的内在性质,而是被置于'政治空间'。它们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拓扑学,但与政治本体论毫无关系。"7这意味着,历史上不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左翼和右翼及其传承,尤其是对于左翼来说,在其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左翼主题的变化——从共和、平等、革命、暴力到改良、国有制、福利主义、女权运动、多元化、绿色环保、身份政治等,远比右翼更为多变和广泛。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否认人们在国民议会里可以分出右派和左派。但我否认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点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在法国,'左派统一'的神话抵消不了,也掩盖不了不可调和的争吵。"8尽管如此,阿隆并不否认而是高度重视这个历史事实:左翼和右翼作为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的相互对话与斗争,通过词汇翻新和制度的变化始终进行着,充斥于数百年来的编年史中。


博比奥作为一个左翼学者,他在阐述左和右的政治区分的意义时肯定与作为右翼学者的阿隆存在着重大分歧。就左翼和右翼的区别而言,博比奥引述了马尔克·雷韦利列举的它们在五个方面的对峙:涉及时间,左翼坚持进步主义,右翼坚持保守主义;涉及空间,左翼主张平等,右翼主张不平等;涉及相关主体,左翼强调他治,右翼强调自治;涉及地位,左翼偏向下层社会,右翼偏向上层社会;涉及认识论,左翼是非理性主义,右翼是理性主义。9这样的左右划分未必能被一些右翼人士所接受,至少对于阿隆来说,使左派受到激励的主要是三种虽不必然矛盾但往往会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平等。鼓吹"自由"的左派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可能不观察到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专断的回归。鼓吹"组织"的左派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推行者们渴望拥有无限的空间和资源。至于鼓吹"平等"的左派,他们似乎被判定要不断地去反对富人,反对强者。阿隆提出这些质疑,是为了戳穿"左派的神话",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他为此引用了一位美国撰稿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善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确保社会公正,那么,美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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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实际上并不妨碍对立的两极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达成某种共识,比如,左翼对自由的认可,右翼对平等的认可。博比奥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关于左右区分的两个"轴",一个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对立,另一个是自由主义与独裁主义的对立。他是从这两个"轴"出发进一步界定了左翼和右翼光谱中的四个不同角色:1、极端左翼,既存在着平等主义运动,也存在着独裁主义运动,雅各宾主义是极端左翼的典型例子。2、中间左翼,既有平等主义的学说和运动,也有自由主义的学说和运动,可以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3、中间右翼,既有自由主义的学说和运动,也有不平等主义的学说和运动,它包括所有的保守政党,忠诚于民主的方法,并且只承认法律面前的平等。4、极端右翼,既是反自由主义,也是反平等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历史上极端右翼最著名的例子。11从博比奥这个分类来看,平等和自由成为中左和中右共享的价值,而极左的雅各宾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则成为中左和中右的共同敌人。博比奥特别引述了雷韦利的一个看法:"任何占据整个政治空间的政治力量都将取消一切左与右的区分,比如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它不允许任何内在区分。这样的一种政权,若一定要加以区分的话,就只能在与其他极权主义政权的比较中被认为是左或右。"12此外,他还引述了以赛亚·伯林的一个看法:"苏联的独裁政权通过占据左翼之名而使左与右的区分无效。"13由此也可以联想到阿隆的观点,他把法西斯主义称之为"伪右派",把苏维埃政权称之为"伪左派",认为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两极是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14


博比奥、伯林和阿隆分别从各自的左翼或右翼立场共同主张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并对极权主义的两种历史形态——雅各宾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共同宣战,为何还会形成左翼和右翼之间持续了二百年的对立与冲突?最为吊诡的是,在左翼和右翼的长期斗争中,左翼始终占据着思想、学术和知识生产的道德制高点,掌握着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权,即使对于像伯林、阿隆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来说,他们或者自认为是左翼学者(伯林),或者从来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右翼学者(阿隆)。阿隆最为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于左翼的巨大压力,在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几乎就是以一己之力和一个庞大的左翼传统进行类似堂吉诃德式的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辞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15最荒诞不经的是,在1970年代末,时间似乎已经证明了在阿隆与萨特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中真理最终站在了前者一边,但思想界仍然存在着"宁左勿右"的呼声:"宁愿跟着萨特走错路也不跟着阿隆行正道。"16这种"尚左主义"在政党政治领域同样表现得非常普遍,正如雅克·夏普萨尔和阿兰·朗斯洛在他们的著作《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般地说,法国所有的政党总是自称左派,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末期,连参议院的极右派党团也自称左派共和党人。蒂博代幽默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称保守派的政党,正像食品杂货店里没有'半粗糙的'小青豆,只有'半精细的'小青豆一样。"17


左翼在思想和道德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并不限于法国这类"左派国家",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右派国家",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执政的时间上大体平衡,但就思想影响而言,右派长期处在下风,大学、媒体和公共舆论始终处在左派的影响之下。英国学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他们的著作《右派国家》中观察到,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个术语在大萧条时期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那些共和党的领袖和政治家们对此都避之唯恐不及。20世纪60年代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自由派的年代",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在美国是"左派"和"进步主义"的同义语。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1964年宣称:"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18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当选总统并在1956年成功连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的胜利,因为艾克自称是"进步的共和党人",而民主党人则认为总统的就职演说是"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19对于当时的时代氛围,美国一位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有一个判断:"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20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在当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终结了,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21


如果将美国左右冲突的历史延伸至"里根时代"——20世纪8090年代,时代的思想氛围似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右翼或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全面凯歌行进的时代,其重要标志是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科尔在德国的执政,包括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出人意料地当选为总理,这些右翼政治人物执掌国家权力标志着左右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与20年前左翼思想一统天下相比较,保守主义开始重新引领思想风气了。博比奥著作的英译者阿伦·卡梅伦引述了一位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评论:"保守主义不仅是支配性的……它似乎是一切城市里的唯一游戏。"22不仅如此,在这位博比奥著作的诠释者看来,"甚至在左翼把持着权力的地方,也没有了昔日的激进情绪,而在其未能执政的地方,它的社会主义则日渐销声匿迹。右翼似乎在一切地方都掌握着主动权,当这十年发生种种剧变之时,有人开始欢欣鼓舞地谈论'历史的终结'和特殊的国家形式——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或许也就不会完全让人感到意外了。"23对于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这样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的作者来说,他们写作《右派国家》一书,最后是要回答"保守派是如何获胜的"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生活背景的曲调是"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为避免混淆,他们特别强调这个"自由主义"并非保守主义所推崇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在美国支持大政府的各类观点。小布什在2000年为共和党再次赢得总统大位并在四年后连任,被不少人视为是美国政治已经朝右转的标志。《右派美国》得出的一个结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刚刚开始时,美国似乎注定会成为欧洲:更大的福利国家,更加严格地限制枪械,终止死刑。而今天,美国例外论出乎意料地重新占了上风,这大部分归功于右派的力量。"24


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伴随着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以及在欧美主要国家扩大其政治版图,是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体制的彻底崩溃,这才是世界范围内左右之争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化。冷战以来所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板块,它们分别可以被贴上左翼和右翼的标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既是对雅各宾专政的革命传统的发扬光大,也是对左翼政治谱系的一次扩版,苏联成为世界左翼政治力量的中心和领导者。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这未必是福山所宣布的"历史的终结",但至少是左翼"黄金二十年"(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终结,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左翼事业遭遇了双重失败。斯图亚特·汤普森在2000年时承认:"过去的20年,是左翼政党特别艰难的20年。虽然一些政党保住了自身在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其特有的社会观及其实践却遭到了抨击。许多人认为,这些思想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25卢克·马奇也有相同的看法:"1990-1991年苏联解体后,激进左翼政党,主要是共产党分裂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巨大危机,它们不再代表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政党家族'。而且,如果不提及'历史终结'论,几乎不可能进行这一研究。关于对自由主义民主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任何主要的激进挑战都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思想,尽管现在看来不足为信,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却极具说服力。因为苏联'现实存在社会主义'迅速地自我毁灭,似乎甚至让反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整个左翼都受到玷污。"26正是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巨大转变,右翼在弹冠相庆时必须思考,保守主义的凯歌行进能否长久持续下去?而左翼在痛定思痛时必须反省,为何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时间之矢进入21世纪,政党政治的钟摆一如往常那样在左右之间来回摆动,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看起来就像是保守主义在美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让美国得以继续保持"右派国家"的本色;但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失败,又是意味着什么?欧洲大陆的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名义上是由右翼政党(联盟)执政,但欧洲的底色和美国比较起来,更像是一个"左派国家"共同体,它们更偏好于接受一位来自于民主党的美国总统。由保守党领导的英国,因为脱欧已难以对欧洲形成决定性影响。从大学教育、学者构成和公共媒体的倾向来看,欧洲和美国一样,甚至都包括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意识形态、知识和思想领域,左翼仍然占据着主导性位置,掌控着政治正确的话语权。苏东体制的崩溃并未让共产主义实验寿终正寝,社会主义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创造了在一党执政体制下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使得以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转变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甚至更具讽刺性的是,转变为"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21世纪新的时代氛围并没有改变而是继续巩固了20世纪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奠定的左翼与共产主义的思想联盟,以及没有改变而是继续巩固了左翼在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地位。左翼所扮演的平等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和道德的使者,尽管在以往所有的重要历史关口一再遭到来自右翼的、保守主义的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抵抗与解构,包括来自左翼内部的分化、反省与自我批判所展开的思想挑战,但似乎都没有彻底摧毁雷蒙·阿隆所说的笼罩了欧洲上百年的三个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或者可以这样说,左派是通过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建构了一个左派自我的神话。


于是,我们需要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问题"是什么?是革命如何在左翼的推动下不断趋于激进化并最终导致雅各宾专政及其恐怖统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左翼问题"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史观和革命史观为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暴力革命创造历史合法性?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左翼问题"是什么?是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和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国际以来的"左翼问题"是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民主和极权的对决中为左翼开辟出新的路径?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左翼问题"是什么?是左翼走向革命的同盟者并最终成为"革命者"的附庸?


黑格尔说过,马克思也说过,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本文注释:

 

[]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陈高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英译者导言,第1页。同上书,第21-22页。参阅[]乔纳森·伊斯雷尔:《法国大革命思想史》,米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第272页。4同上书,第1页。5[]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6参阅[]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页。7[]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第65页。[]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
9参阅[]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第69页。10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11参阅同上书,第95页。12[]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第68页。13同上书,第121页。14参阅[]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13页。15同上书,第4页。16[]-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刘云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17[]雅克·夏普萨兰、阿兰·蒂博代:《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6页。18[]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王传兴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导论,第5页。19 同上书,第37页。20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21参阅同上书,第39页。22转引自[]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英译者导言,第2-3页。23同上书,第3页。24[]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353页。25[]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第1页。26[]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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