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4日星期三

于浩成:民主宪政――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


《风雨宪政梦》前言

于浩成


这是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索、研究自由、民主、法治、宪政问题的论文选题。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江青等四人帮被抓,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劫结束了。人们在欢庆之余痛定思痛,不禁反思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今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的中心工作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会议决议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民主和法治问题确实重要,应该加强,但有关的理论问题,更应该认真研究,先搞清楚:
什么是民主?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讲集中多了,讲民主少了。这是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明明是共产党内的规章制度,哪里是什么民主。有人把民主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忘了多数还应该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竟被雅典城邦大会多数人决议处死,这是人们熟知的重要教训。为什么三中全会决议以及其后党内文件中凡说民主必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显然是为了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广大百万倍。"可是这和我们每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亲眼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事实上正如陈独秀在其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所说:"民主并无东西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民主政治真实的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耘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自己的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决大悟的见解。"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他更深说一句:"特别更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由此可见多党制,三权分立,公民的言论、结社(包括组党)自由是何等重要和必要。中共所以一向严厉对待异议人士(或叫持不同政见者)。前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所以大讲"五不搞"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的一党专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的是"法制"。后来人们常用"法治"一词。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毛泽东除了讲过"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在一九五九年一份内部文件批示道:"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国古代曾有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礼治的争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严刑峻法。我们现在所讲的法治当然与古代法家所说的法治不同,因现在的法治总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就是依法而治。有人不同意依法治国,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于是又引发了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当有人向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先说,我不清楚。后来才答复说:"在制定法律前党大,法律制定后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领导人民实行法律,这实际上说党比法大。"领导"一词在中共口中是一个大有用处的字眼。领导原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两个意思。思想领导是党以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说服群众自觉自愿的接受和服从组织领导,是党不论说什么群众必须服从。刘少奇说过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每个人都是党的庞大的机器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在这里党的领导与党的专政是一个意思。难怪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出的区分鲜花与毒草的,也即划定右派的六条标准;后来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在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词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把党的领导和专政列在其中。毛泽东早就说过专政是个法宝,是通灵宝玉,是万万不可弃置的。本世纪初以来国内流传党内有一个说法: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一些人期盼中共领导人主动改革,却屡屡落空。马克思说的好,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是下一个说法说得对:"改革已死,宪政当兴"。
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在《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一文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交通法规不仅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也有利。人类社会最早的法律,严禁并惩处乱伦的法律也与阶级斗争无关。看来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摸索后制定的共同行为规则。到了阶级社会一部分法律才有了阶级压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以偏概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时说:"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谁来治国呢?当然是统治者。在我国的旧王朝一向把治国称为牧民,也就是放牧者管羊群。他把宪法看成是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总章程。孙中山则说:"政府之结构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法治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依法而治(Rule Dy Law);一个是法律之治(Rule Of Law)。前者是法律的工具论;后者是法律的契约论。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是最高的法律。但法是否就是至高无上,法上面还有什么呢?我在客居美国时曾探索这个问题。在一次接受友人高皋采访时说:法的上面还有自由、平等、正义、仁爱的普世价值。它们先于法律。一切成文法都源于自然法。这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观念,也就是我国古代哲人所说的"天理","道"・・・・・・最近,我国有御用学者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大反普世价值,自称他们发现了什么"宇宙真理",真是匪夷所思,荒谬到家了。
1982年12月10日,我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通称《八二宪法》)诞生了。邓小平在修宪之初就提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后来写进了序言。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在法学界引起争论。我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理由是序言只是政治宣言,不是用法律规范性语言写成的。宪法一般有规定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容。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两词写入并无不当,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内容人民是否接受和信奉,应出于自觉自愿,属于思想信仰自由,不应写入法律加以强迫。对于八二宪法内容,我也提出批评,主要有:
1 人民代表大会制显然是抄袭苏联的。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和议行合一。彭真说,这是最便于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多年来事实说明,全国代表人数众多,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且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担负议定重大国事,很难胜任。后来改用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办法加以补救。特别是规定人大常委会不得兼任一府两院的工作。我曾说过,这是我国即将实现三权分立的预兆。
2 是沿袭前三部宪法将宪法实施监督责任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而非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或专门机构负责。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院通过的每项法律都由最高法院进行合宪性的审查。一旦宣布违宪该法律即失效。我国由人大及其常委审查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显然是多此一举,不可能起到监督作用。而且由于没有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宪法诉讼也无法进行。公民对国家领导人违宪行为告诉无门。例如,我在旅美期间曾与王丹、王军涛、胡平、李进进、陈小平成立了一个"司法观察",我写了一篇江泽民越权违宪、卖国应该追究。国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胡锦涛在上任之初,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在国家元首一节中增加了一条:国家主席得进行国事活动。泛泛的一句话就把虚位的元首制改为总统制,把英国女王变成了美国总统。这未免太轻率了,太不严肃了。宪法实施监督问题是区分民主宪政还是党主宪政的标志之一。我还写了各国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比较研究。
3 "八二宪法"还有许多缺点。如,有些规定是为邓小平量体裁衣。国务院总理有任期的规定并有义务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但军委主席既无任期规定,也未规定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是关乎党国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军队不能国家化是政改的一个重大障碍。"六四"事件就是明证。
"六四"事件后,我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在武警部队一年半。一九九零年底获释返家。一九九四年五月获准赴美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宪政与中国"的研究项目。该校资深法学家亨金教授写了一本小册子《宪政主义诸要点》给我很大启发,深获教益。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宪法都符合宪政主义。宪政的主要原则是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为此,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制都十分重要。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官吏,也有权将其弹劾罢免。一九九五年春,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项目,写出了《中国宪法简史》。在其最后一章"中国宪法前景"中,我指出,我国先后四部宪法都属于社会主义类型,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政治上只能专政,毫无民主。同各国的宪法一样,苏、中的宪法也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都是为了看着好看,并不准备实行的。根据"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对公民实行这项自由权利加以严苛的种种限制,被称为"不准游行示威法"。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批评国民党的民国宪法时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几年前,谢韬和辛子陵相继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并引起理论界的大讨论。我写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熏莸不同器》。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说到宪政,社会主义更不会有民主宪政了。此前社会主义阵营哪一个不是专政。最近越南实行政改修宪,将国名"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又是一例。二零零三年我总结了在美国的学习研究的心得,应邀在一个互联网聊天室做了"宪政主义救中国"的演讲。这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长文,最近稍加修改,改题目为《宪政中国――理想与现实》,送香港一家刊物发表,并收入本书。去年底,我应了腾讯网记者采访,谈了我多年以来研讨与追求宪政的成就与挫折。该网在大师访谈节目中以《于浩成"风雨宪政梦"》为题发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八二宪法"发布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实行宪法是宪政的灵魂","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炎黄春秋"相继发表了两篇社论,回应说实行宪法就是宪政。我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是十年前胡锦涛在就任总书记之时,也曾宣称要实行宪法,把实施宪政写入宪法全文中,何以十年之久都落空了。其二,正是邓小平所指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人宪法序言的,这为执行民主宪政更增加了困难,成了拦路虎。有人说,只要实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就是宪政了。这话说的确实不错。在台湾,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公民有了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宪政也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是仅有宪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但因缺少保障这些公民自由权利的具体法律"新闻出版法"、"结社组党法"只有有关部门发布的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行政管理法规以至未能实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乐观。果然,是否和能否实施宪政,各种不同意见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小青提出倒宪的主张。她说,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同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行宪政是不对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辩论。一家党报的一篇社论说,实行宪政就是变着法儿而拐着弯儿要共产党下台。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双方不论倒宪派还是行宪派都把西方的民主宪政看成或者说成是"坏东西"。行宪派中有不少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论。据报道有人问他们,你们的社会主义宪政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无区别,有人答没有区别。著名政治评论家高瑜批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搞什么政治改革?我认为实行宪政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的说法是不对的。实行宪政只是说共产党不要专政,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并参加公正的选举。如果在选举中失败了下台,也只是暂时的,下次选举后还有可能上台。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是正常现象。苏联垮台时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过,纵观世界各国,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宪政不是坏东西,我们不必讳言。宪政民主来自西方。中外历史都说明,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十分重要;非常必要;并不可怕。日本明治维新时,有思想家提出"脱亚入欧"。我国五四运动时,德赛两先生也是从西方请来的。邓小平就曾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在美、英、法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因为没有采取具体措施,以致未能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宪政民主是我国唯一的出路。让我们加倍努力,促使我国早日进步人类共同文明的康庄大道。
以上是本书主要内容。还有些篇讨论多党制、联邦制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本人才疏学浅,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致敬!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日

2013年9月2日星期一

高瑜:习近平怒拔尚方剑——"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江泽民、习近平
就在世人众说纷纭地等待薄熙来"世纪审判"宣判之隙,中共当局又宣布对石油帮窝案立案调查,中外惊呼"谁是下一个大老虎?"习近平已于8.19下令打击"反动知识分子"。看清楚,他舞动的是柄双刃剑。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去年和今年的新华社电讯,北戴河时间已成定规。去年首先在北戴河亮相的是王储习近平,8月5日会见到北戴河休假的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8月14日总理温家宝到浙江考察经济运行,显示北戴河时间的结束。今年两头出镜的都是常委刘云山。8月5日他受习近平委托,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60名专家;14日他先于其他常委,作为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在京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发表讲话。
8月5日至13日,总共8天,可以看作是北戴河时间。这8天能够决定和改变中国的命运吗?
习近平北戴河高调反腐,常委会集体授权
据悉今年在北戴河,习近平集中谈反腐,谈到中央准备立案的具体案例,讲得十分严厉,表示在任一定要打掉腐败恶性膨胀的势头,因为情绪激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人高体胖劲头之大把衬衫扣子都崩掉了。夏天领口敞开,其余扣着的5个扣子,崩得满地乱飞,衬衫上的只剩下1个扣子。
北戴河海滨

回到北京,习近平在他主持的常委会上继续部署反腐,他说:因为情况特殊,王岐山同志需要尚方宝剑,应该给他。我们要大胆反腐,不管是谁都要一查到底。据悉习近平的提议已经形成常委会决议。
薄熙来不属于大老虎之列
从北戴河到中南海的8月常委例会,一而再研究反腐,针对的并非是前朝来不及审判的薄熙来。薄熙来案引发出激烈党内斗争,各个帮派意见僵持不下,无法平衡,才不得不交予司法解决,据悉这是王岐山拿出的意见。
薄熙来受审之前半个月,在律师的宣读下看到案卷材料,"律师念,我抄下来"。这种待遇是空前的,是超出现行法律的。出庭受审的薄熙来,"随身带的一大摞文件夹,有透明单页文件夹,有透明文件袋,并且每个文件夹都做了标记,每审一个事实,薄都会找出相应的文件夹。"中国哪一位犯罪嫌疑人庭审前可以做这样规模的应诉准备?拒绝律师辩护的江青做得到吗?两个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做得到吗?8月14日在庭前会议上,薄熙来要求法庭对他去年7月对上届中纪委做的自书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态度十分决绝。已经明确表达他要翻供,拒不认罪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受到压制和阻拦。
如果说薄熙来连续5天的一审充分显示出中国司法的程序正义,那么这种显示今后是否能成为范例,普及到每一个法庭,每一场审理?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追究幕后交易,只能认为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并没有把薄熙来看成是陈良宇或刘志军那样的腐败分子,而是把审薄看成是不能错过的极为难得的机遇,对薄,对掌权的"红二代"都是如此。如果把薄熙来看作是陈良宇、刘志军一样的腐败分子,就会浪费掉对中共政权来说一个百年难遇的可贵机遇。济南中院连续五天对薄熙来的审理文明又公正,公开又透明,用知情人的话说,就是要让天下人同看一个大广告。笔者将另辟专文评论这个大广告。
薄熙来不是老虎
反腐开局"'老虎'、'苍蝇'一起打"严重受阻
习近平今年1月22日,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王岐山列出四个大案,上报中央。这四个大案包括十七大一名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还有一名前书记处书记。
新年伊始,习王明显是要学习毛泽东,当时主流媒体忽然又重提毛泽东杀天津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大手笔,为习王打老虎造势。
应该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是大的,是坚决的,如果立案能够获得通过,新政绝对不会是当前这种艰难的局面,落个"干嘛嘛不成","雷声大雨点小"的骂名,会有一个反腐立威的好的开局。
对新政要出手的四个大案,中央意见非常激烈。胡锦涛最先坐不住了,去找曾庆红,俩人又一起去找江泽民,江那会住在西山湖心岛,老邓的旧地,也忙于两会之前人事大盘。距离两会揭幕只有一个多月,江一听这四个人也坐不住了,就把王岐山和习近平叫到西山。江根本就不看习,算是给新君留了面子,对着王就破口大骂,说你们要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搬出现在党的潜规则:注重党的形象。过去老毛从来不管党的形象,他一呼百应,全党都得跟着他走。他整完这个整那个,他管什么党的形象不形象?邓小平也不管这个,一下弄掉了一个党主席两届总书记。现在所谓有"刑不上常委"这个底线,不过是各派系单独的力量都达不到彻底搬倒对方,所以需要各派力量之间进行平衡,也就形成新的党的潜规则的底线。
王和习俩人回去商量之后,非常意外的,"打虎计划"搁浅,就是这四个人,一个退休了,那三个"两会"全部安排在显赫位置上,继续就任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习王对付这三个人,还好办,套用邓小平的话,他们都成了维吾尔族姑娘了,一大把辫子都攥在中纪委和习的手里。对于放虎归山的老常委,习王能放手吗?
江泽民曾阻挠"打虎计划"
"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2012,十八大筹备的一年,党内大案丑闻频发不断。薄熙来被免职的3天之后,3月18日"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因与两个藏族女子在法拉利跑车上"玩车震",殒命北京四环保福寺桥东辅道。有说法,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帮他掩盖丑闻,两人达成政治交易,共同设计了5月7日海选,搞常委摸底,5名候选人,令计划名列第三把自己也选上去了。
要说薄熙来有政治野心,不过是大搞政绩,搞出一个"重庆模式"打回北京去。而令计划则是依靠政治阴谋,挤入常委,争当第六代接班人。据悉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副局长,把"3・18车震"丑闻详情报告给老市长王岐山,王又报告江泽民,江找来胡锦涛,胡竟然什么都没有听说,羞愧之下,不得不更换大内总管。
11月十八大之前,周永康的门生中石油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蒋洁敏因为协助令计划向两名受伤藏女赔偿人民币巨款被中纪委调查,成为外媒报道的热点。十八大蒋平安如,两会调离中石油,担任国资委主任。其中玄机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老子扛枪打天下的"红二代"眼中,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爬上最高位的技术官僚,不属于正统,他们的子女只被称为"官二代"。而"官二代"20年来,对国有资产、民营资产、土地的掠夺,非常严重,正是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的重大现象。一个县里的事,实际上都跟上面千丝万缕联系着,任何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子,说来说去都会说到某一个常委头上。他们的子女个个都是大企业的主管,是巨富。而"红二代"上来之后也要掠夺,有的干脆要"官二代"把利益让出来。
习近平是决心要制止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下去的状况的,否则天怒人怨,政权就要动荡。四个大案两会前被迫停止,但是并没有放弃,对四川省和石油帮的调查,一直在进行,省部级落网者连续不断,早已形成围城打圆的压迫攻势。北戴河重启打虎战役,十八大新常委,国资办主任蒋洁敏的立案,确实预示收网战役的到来。
刘志军大案三个半小时结束庭审,薄熙来延绵5天,这就是区别。打虎大戏会不断登场,但是想再看审薄那样的精彩情节,不能抱过高希望值,原因在于习王眼中薄熙来不是老虎。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了什么?
审薄前夕,8月19日,2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确实是习近平的一个新提法,也是打通毛邓的重大步骤,意识形态已经提到党的第二个中心工作的高度。邓小平时代有意淡化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时代宣告结束。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理论治国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到9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连发八评,鼓吹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估计还要继续评下去。
有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内部版文件已经下发,看到的人比比新华社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宣传的内容要"狠得多"。从这次会议上有一句话流传出来,"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充分了解习近平讲话精髓。据悉19日刘云山作报告当中,习近平插了一句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19日当天,北京市警方抓捕"秦火火"、"立二拆四",法制晚报报道:"长期在网上兴风作浪,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的网络推手被拘,是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第一把火。"21日央视报道上述事件,用的背景是罗列其罪名的网络截图,声称:"秦火火诋毁、污蔑孔庆东,司马南等等爱国学者。秦火火一方面造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却却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电视观众对上述内容纷纷提出质疑,央视不予理睬,该背景新闻连播两天。
8月23日网络大V薛蛮子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居民楼抓捕卖淫嫖娼人员中落网,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些重型传媒,均进行连续报道。
作者高瑜
各地都在抓捕网络造谣者,其中荒谬事件时有发生,广东公安官微发表《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被删除。打谣、抓谣,与官媒批宪政和公民社会相比较,已经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大有当年"清污"运动的味道。好在中国人啥运动都经历过,文斗、武斗都能扛。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吴祚来:习近平“极端重视”怎样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
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极端"重要。
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被视为新一届中共政府意识形态风向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会变;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极端"重要。
我们知道,胡温时期中央常委是九位,而到了这一届政府,变成了七位,政法系的常委被减去了,而宣传系的常委却得以保留,且继承上一届升职模式:中宣部长升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常委的职位得以体现。
近期《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撰文,认为新闻不仅有信息报道属性,还有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主流媒体坚持不懈的正面宣传,我国社会大局不可能保持稳定。"
但这位作者没有进一步思考,一个靠意识形态宣传或控制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多少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靠官方控制媒体宣传出来的?

严峻课题

社会稳定和平靠的是全体国民的成熟的心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洗脑宣传。常言道,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对社会善恶都有自己的诉求与判断,当执政党与政府刻意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时,它是在用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通过公权力来施加影响绝大多少人。
我们看到,无论是反右,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无论是文革还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中共是应该顺应民意与世界民主宪政潮流,还是继续用理论来误导民众,这是摆在习时代面前最严峻的课题。
极权政体控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被一些人利用,成为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的工具,而习近平的父亲与习家,是直接受害者。因此,习仲勋对一些人利用意识形态作恶,也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意识形态的真正受害者,也应该意识到极左思潮对法治、对公民人权的巨大危害。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理论权威"康生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康生炮制的意识形态,被毛利用,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被迫害长达16年,整个家庭因此蒙难受害。
平反后的习仲勋对意识形态的棍子深恶痛绝,对改革开放初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抵制态度。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半个世纪前的父辈因意识形态而受迫害,意识形态最终是谁的意识形态呢?当然是一把手个人的意识形态,毛同意了康生的观点,认同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就成为反党集团成员,小说诗歌电影戏剧一切文化作品、一切言论都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意识形态,习近平切身受意识形态名义的迫害,为什么一点没有反思,为什么还要利用所谓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
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就会把倡导公民社会建设、普世价值观念看成颠覆政权的西方阴谋,就会把网络上正常批评党与政府的言论当成非法言论,就会以意识形态或维稳名义,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封号禁言。

社会意识

强化与管制意识形态,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被剥夺,更使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创造力,思想领域没有创新,文化领域只能跟在欧美港台韩日文化时尚后面,山寨式追风式消费。意识形态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与教材,使历史没有真相,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禁区,使学者与文化人随时会踩到"地雷",网络上的政治敏感词更是可以汇编成一部大辞典。
这什么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反感与畏惧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呢?因为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更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特别是,由于网民整体是年轻族群,能接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网络上的民意更具代表性,官方用一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想影响与左右网络意识形态,无异于逆流而动。官方固守的意识形态已然是干涸的内陆河,而网络上的民意,才是应该面对与正视的汪洋大海。
《南方都市报》8月18日报导,2012年6~7月,南开大学马得勇副教授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以及一些政治社会话题比较集中的网站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97.5%的网络用户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97.2%的网络用户同意"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九成以上的受调者对"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这一问题上持赞同立场。
习近平应该知道,文明国家是通过独立的调查公司来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希望国家有怎样的发展、对执政党与政府有怎样的意见,或对领导人的满意度等等,均可以通过科学调查的方式,使意识形态成为公开数据,以此来制定决策,调整施政方针。执政党要遵从、顺应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要被引导或纳入到某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一旦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当成真理,必然会将真正的代表社会主流民意的意识形态当成异已的思想加以排斥,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一种思想斗争,当局通过打压自由多元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者固有的意识形态,这本质上是维依靠旧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权贵利益集团价值体系与利益共同体。
是让死的意识形态来束缚活的社会,还是让活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并决定政治?传统的洗脑方式、屏蔽信息的方式、非法打压的方式都在日渐失灵,在信息越来越多元化、自由化的今天,试图用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保持思想统一,只会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
――BBC

2013年9月1日星期日

高新:薄熙来不是不怕死 而是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死

薄熙来在法庭作最后陈述

持续了五天时间的薄案一审秀是好戏连台还是歹戏拖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令笔者最为感动的内容,莫过于事后被网络疯传的《薄熙来最后的陈述(未删节版)》中关于他薄熙来即使身陷共产党自己的牢笼仍然最舍不得自己中国共产党党籍的那一段慷慨陈词。
薄熙来同志动情地说:"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一直想保留党籍,因为我对党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理想。我视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生命,我的父辈为了党的事业两次坐监狱,我不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审查,而是被自己深爱的党审查,所以我有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当时办案人员不止一次跟我讲,中央还是对我有包容有期待的,只要我态度好,可以给我保留党籍.......因此,我违心的承认了这两件事情。但没想到我一承认,紧接着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就是移送司法审查。速度是如此之快......"
不知道习近平、王歧山,还有孟建柱、周强等人在远程观看薄案一审的同步(内部)转播的时候是否为薄熙来同志对自己党的如此赤胆忠心而湿润了眼眶,反正笔者本人是坚定地认为,如果哪位中国共产党员在听了或者读了薄熙来同志这段表白之后仍然不为之动容,那他(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党性的共产党员。
与习近平同为中共党内最坚定的"毛粉丝"的薄熙来与习近平一样已经把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五不怕"精神牢牢地印记在脑海里。据曾经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私交甚好的毛时代的党内著名秀才之一吴冷西回忆,一九五七年前后毛泽东下令他去人民日报工作时专门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有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他们的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之后,"五不怕"的具体内容开始在吴冷西本人身上应验,与此同时,"五不怕"也成为当时被广为传播的"毛主席语录",日后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荣登党的第一副主席宝座的王洪文当初就是高喊着"不怕杀头,不怕坐牢......"的革命口号在上海掀起疯狂的"红色风暴"的;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文革初期虽然是因为偷窃自行车而被判处劳动教养,但也因为会在狱友面前背诵毛主席的"五不怕"而令同囚室的鸡鸣狗盗之徒们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入监当天就确立他自己的"牢头狱霸"地位。
几十年之后,毛主席的这"五不怕"居然一次性在他薄熙来身上应验了"五分之四",职务不但已经撤了而且连公职都被开了;最难割舍的中共党籍被强行剥夺的当天就开始正式坐牢了;老婆虽然还没有与自己办理离婚手续,但她自愿作证落实自己丈夫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大罪名无疑是比离婚强硬百倍的情感惩罚。曾自诩中国政治家里的"马英九第二"的薄熙来听罢曾经的爱妻、宝贝儿子瓜瓜他娘薄谷开来的证词之后居然大诉了一番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委屈,令人不由得联想起当年的林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为自己的爱妻叶群开具一纸"处女证"的故事。情何以堪!
至于"五不怕"中的最后一"怕"----杀头,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早已经预言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时期。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员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薄熙来的被一审结束之后,虽然扮演公诉人的一方已经当众强调了薄熙来不但没有自首和主动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而且还据不认罪所以应该依法严惩,但过去曾经甚嚣尘上过一段时间的所谓薄熙来会被习近平砍头祭旗的说法反而没了市场。着笔此文时读到一堆在薄案一审结束之后根据薄熙来之"表现"而作出的刑期预测,其中最不专业的当属一位被当成法律界专业人士采访的"北京知名律师之一"的"推测"内容,故作谨慎地说"应该是无期或者无期以上"。
什么是"无期以上"?当然是死刑。至于所谓的"死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且肯定已经不适用于薄熙来。按照中共司法机构的权威解释,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缓则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
在薄熙来一审之前才结束不久的对前铁道部刘部长志军同志的死缓判决结束后,该案的白姓审判长专门对外解释过为何"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刘志军还会被刀下留人,理由是是基于刘志军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第一,刘志军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且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第二,案发后刘志军及其家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其受贿赃款大部分已追缴;第三,刘志军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相比于刘志军,薄熙来不但不具备上述所有被"从轻处罚"的表现,而且是恰恰相反。薄案一审的最后一天公诉人发表的意见是: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予以数罪并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国家法律,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由此可以断定,假如当局在薄案一审之前即已经认定薄熙来已经是犯了"死罪",那么他最终会"慷慨赴死"还是被"刀下留人",就完全取决于他的"法庭表现"了。而薄熙来之所以在一审过程中有那样张狂的表现,笔者坚信恰恰不是因为他薄熙来已经大无畏到了"不怕杀头"的毛主席境界,而是因为他事先已经清清楚楚自己不可能被定为死罪(当然也就不存在争取"死缓"一说)。而在没有掉脑袋之可能的前提下,对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中共党籍的薄熙来来说,无论是"无期"还是二十年或者十七年、十五年?无甚区别!结果都是要以陈希同同志为榜样,把秦城监狱或者公安部医院当成自己的养老院。
薄熙来同志在"其最后的陈述"中还说:"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在接受司法审查之前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办公室被搜查时被收走了,中央应该能看到。在信中我请求中央,让我继续效力重庆,为重庆人民服务一届。"
"只剩余生"四个字说明薄熙来同志在"深陷牢狱之灾"的时刻还是坚信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预言过的,"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



000_Hkg8922639.jpg
薄熙来案一审庭审结束择期宣判(法新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

xijinping-boxilai305.jpg
资料图片:习近平(左)和薄熙来(右)<法新社>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标题是《如果不是王立军坏事,今天的薄熙来正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呢》,说的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没有杀人,我们只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杀人之后薄熙来接受了王立军的讨价还价,以升官许愿换取王立军同意把薄谷开来杀人案永远隐瞒而不是一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那么日后发生的故事肯定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算在事先的酝酿过程中胡锦涛和温家宝会提出反对意见,习近平肯定也会以所谓"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手段让薄熙来强行入常。而且当时薄熙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进常委就行,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里的"大任"一不是已经笃定要给习近平来坐的总书记,也不是已经笃定要由李克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而是如今已经坐在了刘云山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

有心人或者都还记得,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更早一点的话就是去年春薄熙来倒台之前,外界对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人选的竞猜名单虽然版本众多,但每份名单上都没有把当时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云山和张德江二人排除在外,具体到张德江,有猜中了他会接替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也有根据他当时的职位断定他会被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辅佐李克强的......至于当时已经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者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刘云山,当时的外界评论和猜测文章中无一猜中他居然会在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扮演起了本来是被外界认为应该由李源潮扮演的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第一)书记。

在薄熙来终于被审判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明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变七的决定,肯定是薄熙来事件导致的政治后果之一。之所以由九变七,毫无疑问是习近平和胡锦涛均是基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开支持薄熙来而开始警惕政法委权力坐大之后的危险和后患。而政法委书记如果不入常,而且政治局常委仍然需要是奇数制而不能是偶数制的话,就只能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位置上打主意了,一个办法是让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直接兼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七位政治局常委中分管书记处工作,也就是职权相当于副总书记角色的那一位同时身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宣部长仍然只是该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日后看来,中共高层最终选择了两种办法中的后一种,在此前提下,这位"副总书记"与他的前任----十七大至十八大之间的习近平,以及前前任----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的曾庆红相比就多了一项党内兼职,而兼职多了自然工作量就大了,减"负"措施就是把本来因为被十五大至十六大之间的胡锦涛、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的曾庆红以及十七大至十八大之间的习近平实践过了的党的"副总书记"同时身兼国家副主席的"惯例"打破,让十八大之后的新任"副总书记"干脆专事党务,国家副主席职务则"另请高明",由兼职变成专职。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也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过,背后篾称习近平为"习阿斗"的薄熙来在习近平以"副总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之尊君临重庆时居然能够在市委干部大会上阿臾习近平不顾繁重的党务、国务缠身......,令山城人民倍感亲切!而十八大之后的那位"副总书记",也就是由上届中宣部长晋升至此的刘云山则只有"党务缠身"了。

那么,假如当初薄熙来一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的事件没有发生,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笃定人选,在此前提下我们再假设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仍然还是九人制,即政法委书记和专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均还入常的前提下,届时的薄熙来希望自己会在政治局常委们的"党内分工"中具体扮演角色呢?

薄熙来刚刚在济南中院发表的"受审演说"中非常诚恳地检讨自己"治家无方",显然是与他自己的"治国有术"相比较而言。而他的治国之术已经广为世人所知而且是被习近平高度称赞,称之为有"示范意义"的无非就是重庆模式中的"唱红"和"打黑"。那么,假如薄熙来已经跻身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接替了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项兼职,"打黑"运动肯定会被他迅速推向全国。与之同理,如果薄熙来能够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么如果他薄熙来能够如愿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唱红"同时推广向全国范围的志向即可假他一人之手直接实现。

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期间不但没有被要求着装囚服,而且是上装白衬衫,下装西便裤,仍是政治局夏日会议的"制式"着装或者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夏常装"。就在薄熙来济南受审的同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有关会议上讲话的刘云山,穿的也是这一身。人们或许都已经发现,自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它和常委会正式面世以来,开始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刘云山表现得是十足的循规蹈矩,与总书记习近平一唱一和,公开讲话内容中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但如果是薄熙来坐到了如今由刘山云所占据的这个位置,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薄熙来受审之前笔者即已经收到过一个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之间"友情互动"的"段子",说的是王立军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了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当面阿臾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问谷开来:"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见一见?"王立军说薄谷开来当时叮嘱薄熙来"一定要多给立军安排一些在习近平面前的表现机会"。

在中共政权已经以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狠狠打击网络谣言"的严峻形势下,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如上段子纯属谣言,但薄熙来打小就看不上习近平的说法,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网络"是何种东东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里就传到笔者耳朵里的故事。当时是因为笔者的一本《中共太子党》招致读者反馈无数,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内的人士亲口向笔者讲述的自己没有哥哥的习近平小时候是随着薄熙成和薄熙宁称薄熙来为"二哥"的,习近平与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宁同庚,薄熙来和薄熙成分别年长他四岁和两岁,自幼喜欢踢足球的习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惯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宁,而对当时身材也比他习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来只有仰视的份儿。幼时的敬畏决定了日后的习近平一旦被薄熙来"辅佐",肯定就真得成为"阿斗"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笑蜀:公权力能否挑剔国人的道德?

薛蛮子

新华社称,薛蛮子被抓等于向所有大V敲响警钟

如果新华社的报道属实,薛蛮子私德的确不堪。但无论怎样不堪,都犯不上动用公器狂轰滥炸:不仅警方重拳出击,不仅报纸连篇累牍,不仅网络铺天盖地,甚至央视新闻联播也轮番上阵。而且所有对薛蛮子的批评指责,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其"大V"身份。

与此同时,在山西,有男童双眼被挖;在成都,有歹徒公交车上持刀杀人以致15伤4人亡;在济南,更有举世瞩目的薄熙来审判。无论讲政治,还是讲专业,这些个案都更重要,因为它们跟公众安全、跟国家前途,跟公共利益关系更大,也就更值得公器投入。

置更重要的公共议题于不顾,开动宣传机器,聚焦薛蛮子的下半身,这是典型的公器滥用。而且这会给全世界一个印象:似乎我们国家的性道德已到了崩盘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动用国家的强制力量。这当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毋宁说是给国家形象泼污。

醉翁之意

不顾国家形象,滥用公器,到底所为何来?答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大V。这似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华社配发的评论,就毫不掩饰地声称:薛蛮子被抓等于向所有大V敲响警钟。《环球时报》掌门人胡锡进则更坦率,公开承认:"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他敢这么坦率,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属于天经地义:"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嫖娼问题,或者说性道德问题,在当局的政治词典中原本不是问题。从刚刚披露的谷开来王立军畸恋,到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当下官场的 性道德究竟何等状况,已不难想见。历史上则更复杂。罗瑞卿女儿点点就回忆到,某老将军强奸自己亲戚的女儿,照样受毛宠爱。高岗一路走来一路嫖,照样步步高升。

不在乎性道德的当局,今天当然也不可能在乎性道德。如胡锡进所说的,不排除官方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整"政治对手。一个"整"字,让人想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路数。

但这跟历史上的整人也有不同。历史上的整人起码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因而敢于正面交锋。今天的网络超限战,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信支撑,只剩下猥琐。

胡锡进警告大V:"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要搞砸。"这等于宣示:只有屁股上完全没有异味的圣人,才有资格批评政府;屁股上但凡有点异味的常人敢跟当局过不去,分分钟置你于死地。

道德优势

作为公众人物,薛蛮子嫖娼的确脏,的确要谴责,但这属于民间自治范畴,轮不到公权力出手。

美国如果允许执政党动用公器尤其动用FBI整在野党,早就没有两党轮替了,其他法治国家亦然。政客拿私生活做文章攻击同样是政客的竞选对手,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胆敢动用公器整自己的对手,如尼克松窃听,严重性几乎不亚于叛乱,会马上遭到最严酷的惩罚。

公权力最需要用社会的集体力量去规范,去净化,这点,"老祖宗"马克思讲得最明白不过。马克思说:"国家不过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恩格斯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这意味着国家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可言。

公权力在道德上的唯一义务,就是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而没有反过来挑剔国人的道德、对国人进行道德拣选乃至进行道德审判的权力。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搞清楚,公权力就还要在这个问题上搅浑水。

本文作者笑蜀,真实姓名陈敏,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BBC

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

管见:逆流滚滚,尽显“跳蚤”本色

洋人笔下的漫画中国

中共发动意识形态的攻势,逆流滚滚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据透露,年初中共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两会”后开始传达其精神,四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九号文件下达到县团级,攻击目标逐渐清晰起来──民主与宪政理念、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念、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所谓对改革开放的歪曲,等等。然后,五月下旬出现第一波逆流,《红旗文稿》、《环球时报》打头阵,旗帜鲜明地反宪政,辅之以其它报刊上“宇宙真理”、“天命论”之类的呼喊。

第一波过后略平静了一段时间,到七月中下旬,出现第二波,影响较大的是胡鞍钢一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文章《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王绍光则在“人民论坛”发文章《“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予以支持,一起为反公民社会呐喊。

十几天后,“王小石”一篇先前发在其博客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得到官方青睐,被拿将过来,同时贴在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环球网显著位置,以及搜狐、新浪、网易和腾讯首页。

没过几天,第一波再起波澜。《人民日报》海外版三天连发马钟成三篇文章,再掀反宪政高潮。它们乃源于马某五月末以“仲呈”为名发在“红色文化网”的长文《“宪政”神话的覆灭──论“宪政”只是一种信息舆论战武器》。它当时没什么反响,却被权威喉舌视若珍宝,于是再作提炼,用先前的副标题作为首篇短文之标题,马某遂成为逆流新高潮的急先锋。

而“党建网”文章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是‘普世价值’”,第三波也现端倪。

此次逆流,第一波还在反复激荡。它的矛头直指民主与宪政理念,只是,民主不宜直接否定,于是将棍子打向宪政,其核心论点则是宪政“姓资”,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御用文人们尚不敢如此批判民主,但似乎已认定,打垮了宪政,民主也就名存实亡。

第二波,则看来有些棘手。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否定公民社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其颂扬的所谓“人民社会”,则不伦不类。那么,第三波只好仍套用老办法,说普世价值“不姓马”,下一步大概就是说它们“姓资”了。

至于“王小石”,其锋芒指向公共知识分子,以怒骂兼讥讽,反对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为“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尽管漏洞百出、缺乏论理之力量,却恰好呼应习近平叹息苏联及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成为此次逆流激起的一大团泥沙,弥漫开来。

无独有偶,马钟成的三篇文章也都提到苏联之瓦解。他耸人听闻地声称,“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

实则,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再依靠宪法对其领导地位的规定,放弃权力垄断,接受已经形成的多党制的现实,要为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竞争。此后,经戈尔巴乔夫提议,苏联宪法第六条之规定,即共产党是苏联社会和全苏所有组织的“领导和指挥力量”,从宪法中删除。这一变化,意味着苏共决定向现代政党转型,苏联宪法的党专政因素被消除,而苏共的执政地位当时尚未变化。不幸的是,这变化来得太晚,因为苏共对其执政地位的宪法保护依赖已根深蒂固,其政治竞争力已极度萎缩,再怎样变化,也难以阻止它走向衰亡。

中共对苏联与苏共的瓦解感同身受,习近平表现得尤其突出,只是他们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而马钟成一类御用文人,尽管对历史变化的辩证法也同样一窍不通,却擅长于拼凑故事、曲解历史,假装知其所以然,却是把中共的懵懂推到了极致。

这样的表演之中,最为绝妙的,当属论证宪政的“姓资”而展开其“阶级分析”。

据说,因为存在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实行财产统治,决定了宪政的虚伪或“名不副实”,进而,即使西方国家也无所谓宪政,东方国家自然不必追求宪政。这一套早就用于指责民主──西方民主虚伪的、“名不副实”,它们无所谓民主,则社会主义其实不必民主,或者另行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未免太过分,现在多半收了起来,但用这种手法攻击宪政,好象仍然有效。至于宪政并非用于消除财产统治或剥削,而是构建法治及权力制衡,愚蠢的御用文人们才不管这许多呢。

又据说,美国宪政“名不副实”,它的政治稳定,“根本性的内部原因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成熟、强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对应的则是无产阶级的相对幼稚、弱小以及一盘散沙的状态”。若是在一百年以前,这样的所谓“阶级分析”或许还算有些道理,在如今多元而复杂的美国社会面前,它就显得十分隔膜、尽显其僵化了。

近百年来,资本家阶级本身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且与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相互交错或相互渗透。马克思时代那种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两极对立的景象早已消失。而中共御用文人,还在那里食古不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不过是些被马克思嘲笑的“跳蚤”而已。

宪政,本意即为“立宪政体”,而目前的中国,重要的是“依宪施政”,将权力约束在法治之中。马钟成承认,倘若中共不能“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但中共之本性为专政党,它反对宪政,掀起滔天逆流,正应了毛泽东的话,叫作“改也难”。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9月号

吕朴:未来的改革指导思想需要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为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写(附:帮帮习近平)

习近平

未来的改革指导思想需要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为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写
《帮帮习近平》之二

吕朴


邓小平模式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上,和毛泽东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与同期亚洲其它发展较快的国家(地区)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全面落后于人家。既在多方面付出了超常的沉重代价(资金、劳工、生态环境);在发展成果又远远落后于正常水平,诸如正常市场机制的发育严重不足;结构失衡长期普遍存在;产业链长期未能均衡发展,低端过剩、高端不足;增长方式长期原始落后;GDP表象繁荣、但是经济发展效率不高;贫富差别悬殊;农民工融入城市化进程迟缓;乡镇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社会发展、政治开放等发展严重不足。而常常被一些人作为吹牛的借口,无非就是经济总量,所谓“一大遮百丑”;而进一步谈到人均水平,又哑口不言。经济工作长期报喜不报忧,致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思想长期处在半蒙昧的状态。
在精神层面的发展上,道德崩坏、原始物欲横流遍布全国,甚至形成社会各界实际在开展一场腐坏大竞赛,谁越能在腐坏上占得先机,谁就越能得利;目前实际已经形成,腐坏成为生产方式当中的关键成功要素。谁不腐坏谁就寸步难行、谁就赚不到钱。官商勾结、各行各业,无所不用其极。权贵贪腐、社会腐坏弥漫整个社会。一方面权力体制(包括公检法)因贪腐而崩坏为全社会所痛恨;另一方面群众又为争取利益而使用腐坏、发展腐坏。有钱(权势)能使鬼推磨,致使一切法规成为虚假的宣传口号。而显规则的虚置、潜规则普遍发挥实际作用,使得整个社会深刻伪化,满纸全面、美好的言语成为遍地潜规则和腐坏的表面掩饰。为此真正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又一次深刻危机的时刻,是全社会精神层面空前堕落的危机。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不过一般发展中国家通常的,工业化和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同步完成的规律,在我国未能实现。工业化进程确实存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进程应有的,经济体制成果、社会发展成果和政治发展成果都未能形成。反倒在精神层面堕入空前的危机。这种“双向发展”的结果,已经成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彻底改变的客观存在。由此可见邓小平模式的改革开放带有严重的缺陷。邓家子女集体携款外逃这一现象本身就极其生动的说明了,邓小平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法的荒谬。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是:
如何对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反思。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和收获是什么,因为什么?弊病是什么,原因何在?今后打算怎么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理想社会又是什么?包括具体形态的社会结构、机制等主要内容。不能再是大筐式、什么都可以向里面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混说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没头没脑的提法?无疑需要对改革开放的深刻反思和对于未来基本思路的明确概括,因此编制《改革开放大纲》即是当前全党、全国工作的首要重点。当年面对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适时拿出了《共同纲领》,为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做足了思想准备。相比现在,都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教训(和他山之石),还拿不出《改革开放大纲》,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也太没有现实性了,更谈不上什么先进性。延安时代十三年时间里,共产党完成了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思想与政策效率不可谓不高。看今天,“文革”结束、毛泽东逝世都已经近四十年了,有令众人信服的梳理、归纳、总结吗,没有!为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为什么当年可以做到、现在反倒不行?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永远的执政党。不执政可以做到“实事求是”;执政了反倒不能“实事求是”了。根本原因在于“永远执政”,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地位不存在应有的竞争,不存在谁更正确的比较。由此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到底都需要考虑些哪些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出,邓小平理论里没有这些内容;“三个代表”思想里也没有;“科学发展观”里也没有;“中国梦”里也找不到答案。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发展急需新的、具有真正指导意义的思想。
纵观自辛亥革命至今百年来的历史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国政权已有九十二年,其中仅执政时期就占了三分之二的时段。相形比较,在九十二年的时间里,最具生命力,最适应历史发展要求,也最为成熟的阶段,无疑是十三年的延安时期。其中成功经历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独立战争、抗日民族独立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两次大的历史转变。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功,完全在于革命运动能够实事求是。也正是由于实事求是的存在,才产生了在一团散沙(严重缺乏社会组织方式)的旧中国,将千百万群众逐渐动员起来支持革命运动,取得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终打倒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这些成功的历史已经说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思想学说,也同样需要接受实事求是的检验,检验它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依据实践的经验教训予以扬弃。因此即使和马克思主义相比,实事求是也是最高的思想原则。在九十二年的历史里,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包括邓小平模式的改革开放及其结果;今后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展望同样也要全面遵循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原则。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才会在执政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多次巨大的反复(俗称折腾)。正是至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都未能全面恢复,所以对这些巨大的反复至今都讲不出来个子丑寅卯、所以然。例如讲到“文革”和毛泽东,只讲了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革”,对于“文革”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文革”究竟错在哪里?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做?原因是什么?这些都不再提及。经验教训都不再深入分析、总结,更谈不上由此能产生哪些建设性的思想。这样对待历史,肯定避免不了再犯同样的错误。正是这种态度和做法的延续,所以直至今天都未能实现对于邓小平模式的改革开放实行全面深刻的总结归纳;提出全面改革开放(即社会转型发展)的整体思想——《改革开放大纲》。这说明实事求是的原则至今还未能在党中央内得到全面恢复。其实实现这种基本思想建设任务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无论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思想来认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已经堆积如山、足够丰厚。关键就在于你们是否有决心去做!你们是否愿意为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发展承担这项早就应该完成,但是被中国共产党耽误而大大落后其它国家的历史任务。
实事求是的实际体现并不复杂,最简单的思想形式就两点,形势与任务(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换成社会语言就是现实(当然得全面深刻)与未来工作(既有前瞻性又要有针对性、操作性)。应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改革开放的整体指导思想应该具有三项主要内容:
一是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是什么?包括社会形态,具体有社会的结构与机制等主要内容。
二是发现现实,是指以理想社会的社会形态(包括结构与机制等)对比当今的经济社会现实,发现缺陷和距离。
三是从现实起步走向理想社会的进程,包括道路、发展的阶段(包括阶段存在的必要性、首末端的特点、发展过程的实质等)。
当然要想完成这项,自辛亥革命以来最为急迫而又未能完成的思想建设工作,无疑需要总结、对比、归纳的不但是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还要包括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年的阶级革命)。因为没有包括第一个三十年,就不存在对后两个三十年的深刻认识。
我相信只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思想建设工作,成功就在眼前。关键是能否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真正放在第一位;能否把“实事求是”的当做决定性的思想原则;能否真正在历史新时期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因为只有真正坚持“群众路线”才可能实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然从脱离群众恢复到真正全面实现群众路线确实需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是否能依靠有能力的人完成专家层面的梳理、决策(政治决策另讲),将是对中央新领导人集团在“群众路线”方面的一次新的考试。能及格吗?拭目以待吧!但愿不要让国民失望。

                             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作者供稿


【附录】
大家都来帮帮习近平和党中央
吕朴

习近平作为新一代的中央领导人已经有半年了。作为身在基层的群众,肯定满意和不满意的内容都有。不过有一条,就是目前要做到大家都满意肯定是不可能的。
    
    暂且放下群众的看法是否都准确、合理不讲。至少大家都会承认国家的现状是病入膏肓、满目疮痍!这么严重的病害,肯定不是积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也肯定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现在有不少比较了解情况的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抱希望。因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往往是相互掣肘、左右为难。对此我倒不觉得那么困难。既然当初能走得进去,就一定能够有办法走得出来。
    
    目前我对习近平满意的地方在于,他有实事求是之心。在接班初始,对于工作首先是信心满满,“三个自信”就是直白的思想反映。而且在工作思路上有了与以前不同的变化,开始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思考问题。这是和前两届领导人不一样的重大变化。当然这种思想还未能脱离“党权体制、党八股”的束缚,距离真正的唯物史观还差一大步。因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才是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习近平对问题的认识深入了一步,思想主流开始转向承认问题的严重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在这里习近平没有文过饰非,没有把社会现实拉向自己原来的思想,而是调整了自己的思想,使其尽量贴近社会现实。再有最近金融界的“钱荒”和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阐明的经济困难和工作方针,都显示出中央的经济工作已经开始向健康的市场经济机制复归的方向发展的迹象。这和前三十多年经济工作相比具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事实都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工作思路的令人可喜之处。
    
    对习近平不满意的地方是,他解决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思想又回到毛泽东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上去了。结合前一段他的“没有一个好男儿”的无知错误说法,说明习近平的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启蒙教育还远远不够,受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战争方式的束缚还比较紧固。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还基本未能掌握。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基本的判断。这些都是下一步开展有效率工作的隐忧。这也是习近平只知道论及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知道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要以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为前提的基本原因。
    
    如果习近平的确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基本立场,那我相信他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会发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革新思想和相关人才,并以此矫正、弥补他的思想缺陷。一旦他的思想能够在新的领导岗位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飞跃,从而给自己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当中,完成自孙中山、胡适、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邓小平都未能实现的重大历史任务,由此也给自己的历史地位留下可以实现的,前所未有的积极烙印。
    
    正因为目前习近平思想当中存在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严重的问题,这既表明了社会转型发展的可能性,又表明了绕不过去的现实困难。所以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都来支持他,建议他。支持他实事求是,支持他思想探索、转换。支持习近平就是在支持我们自己! 

胡少江:打击谣言,还是借题发挥加强网络控制?

image.jpg
中国武汉的一家网吧,一位年轻人正在上网。Facebook网页在中国被封锁,用户必须翻墙才能登录。(法新社2012年2月3日图片)(资料图片)
前几天,中国的官方电视台连续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重点节目中,连续数天播放了中国警方抓捕"职业网络造谣者"和"网络传谣者"的消息。在电视镜头前,他们将这些仍然没有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全国的观众面前示众,并且让他们自己谴责自己,表示忏悔。我不是律师,不知道新闻媒体是否有权利将正在审理的案件擅自公布于众,也不知道逼迫嫌疑人在定罪前就公开当众认罪的做法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只是感觉电视示众和文革当中的当街示众的确有些大同小异。

我对利用造谣达到目的的做法历来是鄙视的。我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基本上不信任,同时对不少与官方宣传口径不同的网络消息也常常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不少消息有著明显的"外伤",稍微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人一看便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例如,在有些海外的报章杂志中,常常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领导人发言的场景和神态,似乎写作的人就在会议现场,但是这些描述者显然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的描述并不能让人信服。

我虽然不信这些消息,但是也常常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中国官方的新闻天天在哪些传播"假、大、空"的东西,同时他们还无时不刻地利用国家的资源控制著所有社会和政治信息的传播。普通的民众纵然不满,也根本没有渠道表达不满,或者反驳他们,所以就用谣言的方式与之作对。这种方式虽然不甚高尚,但也是有话无处说的人的一种幽默反抗方式。这么一想,心中还生出几分对"造谣者"的同情。

再仔细看看哪些被抓的所谓"造谣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与政府观点不同的人,这种观察使得我对官方媒体的动机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些人所造的"谣言",不是在网上散布对执法者、政府机构的不满,便是发泄对政府官员和官方树立的"模范"的不敬。至于漫天飞舞的关于影视明星的八卦新闻和那些对共产党的政治对手进行丑化的谣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则是袖手旁观。这就不仅令人想道,官方的这一轮所谓的打击网络谣言,究竟是借机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还是真正地"净化"网络。

对造谣者进行制止和惩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制止和惩罚应该采用法律的手段。而最公道、最有效、最能够遏制谣言的方法应该是鼓励和支持谣言的受害者直接通过法庭提出诉讼,既让造谣者承担法律后果,有让造谣者承担被造谣者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这也是当今文明世界通用的方法。我想中国的官方是断不敢鼓励谣言的受害者走法律途径的,因为这么以来,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官方媒体的老总们恐怕会成为这类案件中频繁出现的被告。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不仅没有权利给他们认为的"造谣者"定罪,也没有权力擅自将他们所认为的"造谣者"进行示众,他们这样做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也无法让中国民众真正的信服。更何况,这些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央级的媒体本身就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来源地和传播地,有他们出面采取法外的手段来辟谣,与其说是净化网络,不如说是在上演一出黑色幽默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长短论:“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动向》封面2013年8月号


久拖不决的薄熙来案终于提起公诉了。人们关注该案的进程,是因为案犯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曾经是红二代可能的王储。更因为案情复杂,牵涉面广。使之成为一枚烫手的山芋,从胡温传至习李,从贵州转到山东,成为中共自1976年公审"四人帮"以来最棘手、最敏感的大案。
本来,在世人眼里,这个案子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审判:由王立军出走美领馆,要求政治庇护所引发;不但涉及谋杀、贪腐这样的刑事问题,也涉及到背后耸人听闻政治阴谋。作为案发地的重庆,被舆论和公众聚焦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提起公诉的刑事罪行只涉及辽宁、大连那段时间,重庆的问题被回避得一干二净。但事实上,薄熙来的问题的要害恰好在重庆所作所为。撇开他政治上的问题不说,光他的唱红打黑背后那些令人发指的罪恶,难道就没有刑事犯罪?切割得如此干净,说明当局对不可一世的薄熙来案的定性,已经不是政治上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不是盘踞重庆另搞一套的封疆大吏,仅仅是经济贪腐、权力滥用的贪官污吏。相比刘志军,这只老虎之所以大,是指在他乃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而非涉案金额。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如此遮遮掩掩意欲如何?原来"重庆模式"并非薄熙来专利。他用左的――毛泽东那一套,唱红打黑、哗众取宠,酷吏横行、草菅人命。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对于薄熙来的倒行逆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他的无法无天早就突破了政治伦理的底线。唯独中共高层看不出?竟有五、六个常委和十数个部长级官员,争先恐后跑到重庆为薄熙来站台。吴邦国2011年4月还高声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德政"。"德政"也暗杀?也灭口?也劫财?究其根本,宁左勿右的政治逻辑在中共现行政治体制中已成定势。其政治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极权暴政。而这正是中共这二十年装糊涂、不作为,甚至开倒车的要害!
1980年公审"四人帮",江青大闹庭审,就公开声明"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竟让庭官大骇。因为整个庭审早就被定了基调――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期间,定调"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公审"四人帮"投鼠忌器,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本以为公审"四人帮",让朝野上下都解了气,似乎也看到了政治文明的希望。殊不知,那次庭审,却奠定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基调:之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六四镇压,以及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即由此而来。
这一次的庭审薄熙来案,同样是恶犬在前,主子在后,公诉的三条罪状露出了背后"定调"的猫腻。重庆的"唱红打黑"样板运动,文革回潮的暗流,中央政法委的高调支持,这些薄犯的政绩后台,都将在庭审中化为乌有。于是,该审的不审,恰恰突显示出中南海正在推行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自2009年以来,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重庆模式",直至中共十八大的"特色正道",再有前些时候悄悄的"七不讲",毛泽东的幽灵已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荡……
中国的问题常常是以小见大、如果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庭审,纠结的只是以贪腐量刑,捅不破那张窗户纸,抛弃的只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老百姓就不会再跟着傻乎乎地拍手称快了。因为,抽掉了正义、公道的司法判决,无疑陷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恶性历史循环,你政治账可以经济算,难道就不可以经济账政治算了吗?如果有一天,那些至今不和薄熙来割爱的人,有了合适的政治环境和气候,卷土重来未必不能!同样,薄熙来的政治路线得不到及时清算,完全可能成为另一场文革的铺垫,而今天对薄熙来的审判,或许就是为另一场反攻倒算的造反埋下伏笔?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