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六四:第12集团军紧急空运进京(吴仁华)


杨尚昆曾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无意间暴露了所谓的钢铁长城的死穴,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网络图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坦克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央军委向南京军区下达紧急调兵命令:第12集团军火速空运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南京军区紧急调集所有的军用运输机机,并大量征用中国民航的大型客机,将第12集团军进京部队官兵及其武器装备空运进京。
第12集团军下辖步兵第34师、步兵第36师、步兵第179师、坦克第2师、炮兵旅、高射炮兵旅、工兵团、通信团、侦察营等部队,军部驻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包括步兵第36师、步兵第34师的步兵第101团、集团军直属炮兵旅、高射炮兵旅、坦克第2师的侦察营,以及部分保障部队,总共近万名官兵。其中,步兵第36师出动了6726名官兵、447台车辆。
6月4日清晨,第12集团军军长郭锡章、军政委温宗仁率领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以及先头部队飞抵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当天,第12集团军进京部队的近万名官兵以及武器装备全部空运抵达南苑机场。空运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解放军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可见情况之紧急。
调可靠部队进京"勤王护驾"

在第12集团军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已有北京军区的24、27、28、38、63、65集团军、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济南军区的20、26、54、6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39、40、64集团军,以及空降兵15军、武警北京总队,官兵总数逾20万。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要将第12集团军紧急空运进京呢?
原因之一: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虽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但仅仅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区域,就连附近的东、西长安街都不在控制范围之内,更何况整个北京市区。包括西长安街在内,北京到处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抗议人潮。来自第20、24、27、38、39、40、63、65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等部队的逾十万戒严部队官兵拥挤在天安门广场区域,后勤供应紧张。此外,部队的状况也不是很稳定,第28集团军等部队没有按照命令抵达预定的戒严执勤地点。因此,中共当政者对控制北京局势并没有信心,觉得有必要继续调动可靠的部队进京"勤王护驾"。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曾说过这么一段话:"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见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一文,作者: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刊载于宜春国防教育网。)
邓嫡系部队扮演督战队的角色

原因之二:第12集团军是邓小平的老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时任二野政委。第12集团军是2野的主力部队,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的表现均十分抢眼,深受邓小平信任。该集团军又一直是南京军区的主力部队之一,一向担负着"解放台湾"的任务,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确实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因此,在先后发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抗命事件后,第12集团军被紧急空运进京"勤王护驾"。
紧急空运进京的第12集团军部队一直待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待命,没有开入北京城内执行戒严执勤任务,名义上是担任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指挥的预备队,其实是扮演督战队的角色,主要任务是对各个戒严部队实行监督,起着威慑作用,如果哪一支部队执行戒严任务不力,或出了状况,就随时开上去解决问题。
由于第12集团军身负督战队的重任,因此紧急空运进京时携带重装备武器,其中包括447辆坦克和装甲车。而五月中旬同样也是空运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第26集团军,只是携带随身的武器装备,也就是轻武器,并不包括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情况表明,紧急空运进京的第12集团军是邓小平、杨尚昆所信任的部队,承担的任务的确与众不同。
一位曾参与北京戒严的第12集团军军人透露:在第12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许多其他进京的戒严部队只有军官配发足够的子弹,正、副班长每人配发5发子弹,士兵们根本就没有配发子弹。在第12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抵达北京南苑机场之后,其他戒严部队的士兵才每人配发10发子弹,而第12集团军部队的士兵却每人配发130发子弹。第12集团军并接获明确的命令,在执勤过程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完成任务的人,不象其他戒严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参见《一封戒严部队士兵的信》,刊载于美国中文网络刊物《华夏文摘》。)
六四镇压后北京局势的发展还算是在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控制之中,作为预备队(督战队)的第12集团军并没有派上用场,一直在南苑机场集结待命。尽管如此,中央军委还是对第12集团军完成戒严任务的表现予以好评,该集团军步兵第36师直属侦察连于1989年6月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9年7月,北京的局势趋于平稳,第12集团军接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所下达的命令:结束预备队(督战队)的任务,撤离北京,返回江苏省部队驻地。7月15日,步兵第36师部队率先乘坐军用火车专列离开北京,返回江苏省驻地。该集团军其余的部队于7月18日乘坐军用火车专列离开北京,返回江苏省驻地。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5月号

杨巍:王炳章先生的“民主三大要素”之说

1985年11月6日,中国民联王炳章主席来到图森市。当时 “中国民联亚利桑那联络处”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秘密盟员,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念书(即后来方励之所工作的大学),Z君在餐馆打工。我们商量好这次炳章来图森,就住Z君家;由我去联络台湾同学,请他们的组织“中国同学会”出面拉场子,向校方申请场地,发广告和通知,我们躲在幕后接应。因为在此约半年多前,我响应中国民联关于加强两岸留学生交流的倡议,主动加入了台湾同学的“中国同学会”,成了会员,并以此资格参加了他们多次party和郊游,交了很多朋友,所以有此面子。事情很顺利,同学会的头头非常热情,为自己任上能赶上这么风光的事而高兴不已。

6日Z君把王送到一个经济旅馆就离开,然后台湾同学的车来接,让大家认为王是住在旅馆里,(因为Z君在餐馆作侍者,见人太多,不愿事后被人认出。)活动结束后,再送回该旅馆。
那天晚上王就作了“留学生与中国的民主前途”的精彩讲演,内容已经报道在中国之春总第31期上(见附件),我不再重复了。不过我估计当时中春的报道只是根据王的讲话稿,因此没有包括比讲稿更精彩的即席问答内容。所以我想补充一点最打动我的内容,那就是王炳章先生提出的“民主三大要素”的论点。为了省事,我把我在1992年写的“我看八九运动”里的一段话摘在这里,因为它包含了王炳章的讲话内容和我自己的体会。这里讲到的“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指的就是王炳章在图森的讲演:

“民主素质意味着容忍异端,从而需要理智和冷静,要讲规则和手段。民主在实质上是为着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要表现在保护少数上。这是西方民主和中共所谓“真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象人的营养有蛋白质、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样,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二曰自由的舆论,三曰合法的反对派。”这三条的核心就是容忍异端。  中共号称他们的“真民主”是为大多数人的,为此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而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时某事上成为少数,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剥夺,那么就会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而投向“多数”;这个“多数”也只能是虚假的,它不是集中了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恐惧心理,它只能是少数寡头或独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数”常常就是这一类“多数”。所谓尊重少数主要是尊重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此才会有健全的舆论。少数人又有权组织起来,成为合法的反对派。”

炳章那天还有许多精彩的回答,让大家都非常佩服,当时因为是台湾同学的场子,前排积极提问者都是台湾人,大陆的学生学者大多静静地坐在后面,时而相互会心一笑。我则坐在前排,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也提了些问题。

第二天,王炳章在我实验室里和我长谈了许多事,(重点好像是两岸问题,)还拜访了一些华裔学者,晚上和大陆学生学者一起看大陆电影,顺便现场送《中国之春》,次日由台湾同学派车送去省会凤凰城,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台湾同学接待演讲。

1987年,我在中共监狱内,被要求交代我同王炳章的来往,我详细写下了王的这次讲演和问答,一房间的难友都为王的雄辩所折服,包括那些原先笑话说“你们这些傻瓜如何搞得过共产党”的人。承办人员原先对我是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以为凭他们多年公安局政保处的经验和训练,折服我这个理科生应该没有问题。看了我的“交代”后,再次提审时就只会对我叹口气,弱弱地说:“我们知道你们有自己的观点,一时也不会被我们说服。那你就好好遵守监规吧,不要跟人家,包括工作人员(即看守)去多说”,云云。我希望上海的司法当局能够好好保管好我的所有“交代”,直到能见天日的那一天。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重温王炳章所说的“民主三大要素”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一度也很标榜民主,称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叫“人民民主专制”,其基本理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反右,都是这个理论的实践。文革更是这个逻辑的必然发展,是这个实践的登峰造极。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结果打击的就是整个社会和民族了。而当今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也还是那一套,看谁有钱就逮谁,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后没收财产,中饱私囊,分点余唾给贫民,为的是打造“一大片”拥护者,以便随时打击任何敢于冒犯他的“一小撮”。口头上很民主,甚至要“直选”了,实际上任何与他有分歧者,都会被他残酷迫害,不是坐牢就是进疯人院,甚至摧残肉体,索人性命,可谓吃人不眨眼。他那一套,即使还没有到文革的程度,也是向着那个方向的。挺薄者把薄熙来说成是中国民主的希望,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拿出民主三大要素来一对照,薄熙来的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就一目了然,无所遁形。

当今还有人将基于《独立宣言》精神的美国革命,跟基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革命混为一谈,称为“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以便 “根据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证明江山本非人民所有,从来就不属于人民。这更是荒谬绝伦。独立宣言开宗明义: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里说的真理是“不言而喻(self-evident)”的,既不必要求公式推导,也不必经过逻辑论证,更不必待“实践检验”,因为它是一个信仰,信仰无法论证,只有信与不信。信了就是自由民主派,不信就是反对派。这里说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它是“不可分离的(unalienable)”,自己不可放弃,别人也不可剥夺,哪怕是为了多数人,或者被多数人剥夺也不行。这里说的政府,就是中国人说的“江山”,他是为了“保障(secure)”,而不是“赋予(endow)”,天赋人权而设立的。它的权力来自于被治理者的同意,不管他们是否参与了“打天下”。这就是“人民江山”的来由,它包含了“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个要素,其真理性,是不必经过“实践检验”的,虽然他的实现,要在实践中完善起来。

而共产革命,表面上好像给劳动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但是谁不听话谁就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活该被剥夺一切权利,于是大家只好拥护如仪,不敢有不同意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帮中共打下江山的农民,到了公社化时代简直就成了农奴,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他们得到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这和美国革命后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断深化成了鲜明对照。

王炳章的民主三大要素说,是海外民运在其产生之时就有的共识,那时的队伍,就是集合在这一共识基础上的;针对中共多年来对民主概念的误导,它清楚地划分了民主社会的民主和中共所谓“民主”的区别。今天,它依然是我们的武器,用来识破混淆两者的一切骗子。

(在“王炳章与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海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2012年6月1日星期五

姚监复:请温家宝认真学习胡绩伟的政改建议

图为姚监复

  

  
溫家寶的政改理論既不全面,也不具體
  溫家寶在三月十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自賣自誇,聲言:「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人們記得,溫家寶講政改的次數確實比其他常委多,談「多次」,仍是空話,跳不出趙紫陽批評鄧小平的政改只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圈子,不敢接觸政改的實質和核心難題。同胡績偉新著《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二○一二年二月出版)中有關政改的論述相比,溫家寶的政改理論既不全面,又不具體。因此,建議溫家寶及其同事,認真地學習有七十四年黨齡的九十五歲老人胡績偉的政改論述。
  胡績偉的政改目標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
  鄧小平曾經提出過政改的目標:改革黨和國家制度。但是他沒有回答改革什麼制度。溫家寶也將工作沒辦好的客觀責任推給「制度」,他也沒有正面回答:應改革什麼制度?但是,胡績偉經過深刻反思,在《胡趙新政啟示錄》中提出了答案。政改就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21頁)胡績偉建議再加上一個「廢除黨軍」,即廢除「四個一」。這就是比溫家寶政改空話更為全面也更為具體的政改目標。實際上,這是一九四○年代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的公開承諾,當年的口號贏得了民心,取得了國共內戰的勝利,九十年後,該兌現從前的政治諾言了,欠賬該還賬了!
  進行黨和國家的制度改革,真正實現全面和具體政改以後的國家是什麼樣呢?胡績偉再次引證了毛澤東的政治承諾,一九四五年七月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毛澤東保證「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要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合作。我們完全贊成軍隊的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處理軍事與政治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與文化建設綱領。這個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了那些帶有壟斷性質的部門由民主政府國營以外),消滅文盲等。這一切也都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相符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7頁)
  同毛澤東六十七年前的政治改革的內容相比,溫家寶的改革方案水平太低了,既不全面,又不具體。至於中國政治現實狀況,從鮑彤、劉曉波、余杰到辛子陵、杜光、胡績偉的遭遇看,毛澤東當年承諾的「實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根本沒有實現。溫家寶的二○一二年政改理論與實踐,遠遠落後於一九四五年的毛澤東的政治承諾,怎麼好意思自誇為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胡績偉在書中不是宣傳西方的什麼奇談怪論,不是敵對勢力的顛覆性言論,而是毛澤東、共產黨的白紙黑字的莊嚴政治諾言!希望中共現任領導人反思歷史教訓,回歸一九四五年政改目標,特別是真正實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廢除「四個一」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
  胡績偉的政改建議比溫家寶空談更具體
  溫家寶自認為他的政改談話「已經比較具體了」,實際上,去掉演講中一些古人的詩詞和好聽的名詞,人們找不到溫家寶政改方案的具體內容,沒有人們關注的政改熱點、難點、實質性問題的具體建議。相對之下,胡績偉的政改建議比溫家寶政改空談,更有實質性內容和更有操作性,現摘錄要點綜述於後,供溫家寶及其同事們思考,也提供讀者研究討論。
  首先,政改應「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建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恢復「三三制」,黨員只佔三分之一。取消各部委的黨組,保留機關黨委。真正做到黨政分開,一人一職,各司其職,在其位謀其政。
  政改應改善黨內民主,廢除個人崇拜的「一個領袖」的一言堂專政制度。實行一人一票的集體領導。民主、公開選舉各級領導。廢除指定接班人的封建傳統惡習。黨內派別活動公開化合法化正常化,黨內各派有表達自由。逐步開放黨禁,取消民主黨派的黨組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規定。中共中央統戰部不是民主黨派的上級領導部門。
  自由比民主先走一步。保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取消違反憲法、黨章的中宣部壟斷思想與真理的意識形態太上皇、思想沙皇地位。允許民辦報刊、網站等傳媒的存在與發展。清王朝和軍閥時代都允許民辦報紙的出版發行,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自由應高於封建王朝。共產黨的黨報黨刊,根據市場化的原則,自負盈虧,不得以行政命令強行攤派訂閱。
  廢除以「一個主義」壟斷和控制思想和言論的專制統治方式。任何部門不得違反憲法以鄧小平自己都不清楚的「社會主義」政治大棒打壓知識分子,取消「資產階級自由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以言論定罪的罪名。
  堅持法制與法治,切實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自由的神聖權利。公檢法獨立辦案,互相制衡,取消違背憲法、黨章的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的各級政法委。
  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幹部,退出公務員制。從黨費及捐贈中,黨員幹部獲取工資及黨的活動經費。黨的金庫與國家金庫分開,不得使用納稅人的稅金作為政黨經費。過渡期間,由各黨派向各級人大申請經費預算與決算,及業績報告。
  中共各級組織部只負責黨員幹部黨內職務的任免。行政幹部由各級人大選舉、任免。
  教育部不承認中共黨校學歷,建議將各級黨校劃歸教育部統一領導,統籌安排,改變為管理、技術學院。
  公開黨史、國史有關資料,提倡學術自由,百家爭鳴,不設思想禁區。領導部門對意識形態方面採取寬容、寬厚、寬鬆方針。不必為每位領導人勉強出一套以本人名字命名的理論體系,充作理論家。
  充分發揮人大、政協的作用,建立代表、委員的常設辦公制度,會議期間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有代表的發言全文公開發表。
  軍隊國家化,「要把專制獨裁制度的軍隊化為民主制度的軍隊。」(《解放日報》,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社論《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與根本方針》)。
  對歷史上的和近二十年的冤假錯案進行認真的徹底的平反,首先對「六四」、胡耀邦、趙紫陽和法輪功平反。
  對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一書提出的許多關於政改的建議,是一位老黨員深刻反思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歷史教訓的心血結晶,值得當政者認真學習與思考。也希望自認政改方案「比較全面和具體了」的溫家寶,認真看看更全面更具體的胡績偉政改建議。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王丹:暴力能維持穩定嗎?──紀念「六四」二十三週年

左起王丹、陈光诚、孔杰荣



  
學生和平請願,官逼民反
  回顧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使得學生從開始的請願變為後來與政府的對立?我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局對學生的請願採取了暴力的對待方式,激起了學生的情緒反彈。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的新華門事件和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上,當局出動武警力量面對學生,嚴陣以待並多次使用暴力恐嚇,這對學生是很大的心理刺激。這些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他們在地方上都是備受保護,備受寵愛的人,也自認為是精英集團內部的人和未來的主人翁,對當局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外人。走上街頭對他們來說,一開始並不具備反叛的意識,他們只是真的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所以有話就要說。但是真的走上街頭,突然發現面對這樣的對待,委屈轉化為憤怒,從此走上與政府決裂的道路。
  去年,柴玲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她談到了學潮剛開始時自己的心路歷程,就是上述分析的典型例證。她說她四月二十二日在胡耀邦追悼會上目睹了軍警的兇惡:「我那天來到廣場的時候心裡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要給這個失勢的領袖進行悼念和給校友們送一些食物和水。但是我在幾個小時裡完成了蛻變。被警察追趕和看到無辜的人被毒打的經歷,揭開了我對在北大被公安警官羞辱和被售貨員欺負的尚未好全的傷疤。在我心裡,我下定決心再也不會繼續做那個兩年前在火車上哭著回家的少女了。我受傷害的自尊和新的憤怒讓我忘記了什麼是悲傷。從此以後,我絕不再跑了。……那天晚上,當一個政府將軍隊派到天安門廣場,迫使這中國年輕的一代站起來的時候,中國現代歷史出現了新的篇章。」(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回憶》,香港田園書屋,二○一一,P90)
  暴力維穩不能持久
  回顧這一點,作為當局和學生兩個方面的反思都很重要。
  對政府來說,他們習慣了用暴力維護統治,也嚐到了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懼帶給他們的甜頭。但是我認為他們應當學一點歷史。歷史上,暴力政權最後還是會垮台,說明暴力不是永遠有效的。為什麼呢?這就是因為,暴力的使用使得像柴玲這樣的很多人,原本對政權並未敵視,但是因為感到被羞辱而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這樣的種子也許會很長時間埋在心裡,但是早晚有一天,時機一到就會爆發出來。這就是暴力政權無法持久的原因。
  而對學生來說,柴玲的心態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學生並非一開始就帶著與政府對立的情緒走上街頭的,他們不僅沒有想與政府對抗,更沒有任何與政府對抗的經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們是準備相當不足地走上街頭的。這與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差別。那些學運才真正是「有組織、有預謀、有策劃」地進行的,而且是與作為反對黨的中共的軍事行動、政治行動配合進行的,當然可以起到撼動政權的作用。但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倉促上陣,並未有實現周密的思想和實際的準備,這是導致最後雙方力量對決時,學生落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這反過來也說明,當局認定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策劃、有陰謀的行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李昌玉)

图为李昌玉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的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

1957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的一场反右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宪法、反人权、反文明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反道德运动。整个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精心设计和预谋下逐步展开的。事后他个人极为得意地称之为"阳谋",就是这个缘故。

一个政治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绝对权力和拥有的崇高威望,以"整风"之名,把各方人士请来开座谈会,诚恳地征求意见,然后把说出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采用人间最卑鄙无耻的阴谋,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如此残害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却洋洋自得为"阳谋",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摧残。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的耻辱和罪恶,因此,对于制造这场大冤案负有主要责任的另一位责任人邓小平,他拒绝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拒绝彻底平反全部右派冤案,反而做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结论,缺点只是扩大化。三十几年来执政党当局越来越严厉地禁止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各界研究讨论记叙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作为言论的禁区予以封杀,因此,人们要问:毛泽东发动反右到底是预谋,还是被迫?本文对此要予以回答。

根据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指导反右运动的官方文件和体现他的暗中密谋指示的报纸,将两者结合起来比照研究之后,笔者认为,从1957年5月1日宣布"整风"到6月7日之间的38天,可以称之为"引蛇出洞"时期。经过"引蛇出洞",主要"右派"都掉进了陷阱,于是毛泽东开始"收网",一场急风暴雨惊心动魄遍及全国的反右运动打响。反右当时,笔者是一名23岁、有过8年团龄、6年军龄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大学生。作为一名右派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加以探索,给没有这段经历的研读者、研究者提供一些亲历者的见解。

(一)1957:"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1957年毛泽东开展了一场民间认为至今还没有结案的政治运动,当时人们习惯上叫它为"整风反右"运动,其实那是两个性质、对象、方法、目的决然不同的两个政治运动。所谓"整风",是共产党自己要整顿自己的作风;所谓"反右",是共产党假借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反击右派。本来这是两个风马牛不不相及的运动,毛泽东却运用了他高妙的权术,成功地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打了据官方所说55万余人的右派。整风后来成了虚晃一枪的迷彩,反右成了名实相副的战果。

从1957年5月1日发布整风指示到6月8日宣布反击右派,对于我们这些打过右派的人来说,那是惊心动魄的三十八天。对于毛泽东来说,那是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经过密室策划,引蛇出洞,反右运动,使55万知识分子坠入陷阱,事后他洋洋得意地自诩为是一场"阳谋",又称"引蛇出洞"。对于军事家的毛泽东,跟随毛泽东曾经南征北战的老军人,都五体投地地佩服毛泽东具有调动敌人,使敌人自投罗网的神奇才能。夺得政权以后的毛泽东,把这种用于对付敌人的军事手段,转而用于政治统治,对付自己的臣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把隐藏在"洞"中的知识分子的"右派"诱引到洞外,暴露出身影,从而一举击倒,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右仗。

整个"引蛇出洞"的战役,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以我有过打右派的经历者的记忆而言,那真是一场漫长的梦魇,我自己是糊里糊涂地度过的。最近,我仔细翻查了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已经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算了一下时间,我认为,这个"引蛇出洞"的时间表,宽泛地说,根据可以查到的文件,上限可以早到1月27日的"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的讲话,或者往下延伸1个月,始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下限则为6月8日的发起反右,有三个多月。再如,反右打响之后的一个月,7月9日,毛泽东说:"三月间,……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我们同资产阶级打了一仗,……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毛选第五卷,440页)总之,毛泽东早就预谋发起"引蛇出洞"。

不过狭隘地说,从设想到决定地采取措施予以实施,始于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的指示,止于6月8日,则为38天。本文只从毛泽东如何从"整风"转入"反右"来回溯那"引蛇出洞"的38天。没有整风,毛泽东也是会反右的,借口多得很,不过假借整风之名,而且嫁接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把反右搞得师出有名,应该是整风。这件事出手漂亮极了,实在可以显示出毛泽东堪称为古今罕见举世无双的玩弄权谋的天才,斯大林比他差远了,只能当他的学生。

当然不是说6月8日之后就不"引蛇"了,以后是边引边打。大部分右派其实是6月8日之后才被"引"出的。不过,作为一个战术设计过程,我们只要把这个38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那么,自然就可以肯定反右运动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结果,而不是遇到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挑战临门一脚,也不是像混迹美国、执教香港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想当然地所说,毛泽东发动反右,是迫于群众的压力的结果。他说:"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这真是无稽之谈。难道王绍光做学问就是凭了这种本事,在美国、在香港招摇撞骗?!

笔者研究了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指导运动走向的当时的《人民日报》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行动,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逐步采取措施,下达指示,组织指挥各级党委披挂上阵,同时调动"蛇们"出洞,这才实现他的图谋。由于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在人民中获得的威望,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法,大获成功,给人一种料事如神的印象,使他在中共最高领导集团中,走上了一条更加放肆无忌、独断专行的道路,给人民和共产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整个反右运动是以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于自己人民的背信弃义、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敝屣道德底线、无视法律底线的政治领袖,古往今来可有第二位?

(二)"五一"指示: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日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整风运动"正式开锣,"指示"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上半版上。指示指出所谓"整风"是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政治运动,"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该指示的提要云: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

天机就在于这里说得好好的是共产党自己"整风",过了38天,风云突变,转成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这场共产党针对自己内部的"整风运动"怎么会转换成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呢?笔者本人虽然当时打了右派,但因为打得蒙头转向,也不甚了了。
本文的主题本来限制在这个"38天"中,但是因为这段发生在50年前的历史,由于共产党长期采取封杀屏蔽的措施,因此对于太多的人仍然太陌生,所以,我先插叙几个小故事.

(三)配合"整风指示",第四天再发"五四指示"——《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下发了一个给省部级党委党组的《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李按:对于所有'批评'断然肯定"极为有益",显得何其恳切也!】

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再一次肯定'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重复强调'极为有益'!】

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所谓'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不过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已,但说的也只不过是"思想改造"而已。】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开展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用注释语"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强调原因--态度之诚恳实在叫人感动!】

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这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的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这点也请你们注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分得清清楚楚】

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个指示实在是诚恳得叫人感动。表面上一再肯定大多数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特别是出了一个点子:"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不过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中暗藏了玄机,所谓"回答的时机",所谓"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留下了算帐的余地,但是,时间是在"将来",因此要由此导致开展一场反右运动还缺少逻辑上的必然性,不知道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读了之后,是否能够领悟毛泽东心中的潜台词。

(四)不得强迫与盛情邀请之一例

毛泽东领悟运用中国古老的权谋文化简直是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像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一箭双雕这些中国古老的计谋,他用于军事,用于政治都令人拍案叫绝。整风只是他的谜面,谜底是整右派。虽然整风指示中说得明明白白:"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但是办法多得很,我上门去请,盛情难却,你总不好意思不赴会提意见吧?那个最恶毒的右派,千夫所指、万民唾骂、全国共讨伐的人大讲师葛佩琦,党委第一次去请,不到;第二次去请,还不到;那就第三次再请,你还能拒绝三次吗?盛情难却,于是他参加了座谈会,乒里乓啷说了一通憋了八年的苦水,结果怎么样?他的发言上了5月31日的《人民日报》:黑体字的标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葛佩琦往下读,越读越恐惧,心中忐忑不安,结尾的几句话是:"党员有主大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当时是以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头衔被邀请赴会的。读了这些话,已经和他原来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能不吓出一身冷汗!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共安插在国军中军衔少将的高级情报人员,如今是百口莫辩。他的发言被锦上添花,篡改得面目全非。

到了6月5日,《人民日报》上更报道了葛佩琦说"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话。原来右派在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的烈火点燃了起来。

(五)一个八六老人的大喜大悲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青年人来说,包括那些涉世很深的民主人士、学者、教授、老党员、老干部,都觉得整风挺好,很有必要。打右派的人,年纪最大的86岁了。他叫冒广生,是一位五朝元老,诗词名家。那时,毛泽东的主要时间就是读报。他读得非常细致用心。他在6月6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千字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作者叫冒广生,毛泽东显然不熟悉这个名字。文章开头说:"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整风是党内的事,何必要党外来批评。明白这个道理,便知整风意义,是要我们党内党外发生感情上的联系。从团结而批评,从批评而越团结。大家一致以国家为前提, 把国家事务担负起来 ,使得巩固又巩固,然后党与各民主党派才能长期共存,而人民才会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话兼两面,说得很在理。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文风古朴,平实,娓娓道来,别有一番内蕴。毛泽东一直读到最后:"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 毛泽东击节称赏。

1957毛泽东64岁,比这位冒广生小了21岁。为了表示尊老的诚意,他派了周恩来专程登门邀请,说明毛主席要会见这位忠厚老者,然后在一个夜晚派出专车,把老人请到中南海,礼贤下士,虚心垂询。

我想,如果毛泽东后来不发动反右运动,如果不打冒广生老先生的右派,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得像水晶球的故事啊!可惜的是,冒广生老先生回到上海,第二年,打了他的右派。

(六)大学师生得风气之先,也得打右派之先

让我们继续回到五十年前。那时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谁也不敢想共产党会骗人,谁也不敢想毛泽东会说假话。在这一点上,老百姓虔诚得可以和任何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媲美。人们把共产党比作爹,比作娘,颂歌唱得两眼泪汪汪。人世间哪有爹娘设下陷阱,欺骗儿女,把儿女往陷阱里推?谁只要这样想一想也会产生一种犯罪感。

解放八年了,共产党积累的问题确实不少,自己给自己整风,那还不是好事?所以大家都是拥护共产整风的。执政八年来,虽然共产党积累了许多问题,但大家仍然认同毛泽东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要用推翻共产党办法解决,但希望共产党主动自己解决。比如,许多人最伤心的事是肃反运动收到莫名的伤害。以我而言,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肃反运动动员大会上,我就第一个被点名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我那时只有21岁,4年半军龄,一个机关的副排级工作人员。往回看,我15岁半入团,是上海解放之后不到半年入团的第一批团员,16岁半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军,自信没有搞一点不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因此,我对于自己这样先定下罪名,然后逼你交代的"有罪推定"手段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就成了后来打右派的原因。

1956年我考进了大学,正好遇到整风反右。大家读1957年大学师生的鸣放言论,为什么他们那么强烈地无畏无惧地喊出自由民主的最强音?这首先是因为肃反运动伤害了一批大学师生。他们对共产党无视人权、无视宪法、肆意伤害人的尊严,有切肤之痛。其次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较开阔的视野。打右派最多的学生,集中在重点大学中智力学业最好的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新闻系、物理系等系科的学生中。第三是十年前反国民党政府的争自由争民主运动遗留的精神资源。1946―1948年,轰轰烈烈的国统区的学生民主运动,我正在武昌读小学和初中,武汉大学等开展的学生民主运动我都感受到,亲自看到。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中共非常自豪地承认,那绝对不是自发的民主运动,而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之下的所谓反蒋夺权的第二战线。没有中共的组织领导,那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此波澜壮阔遍及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内迁西南各省的几百万官民人等都急于下江东,许多大学从千里迢迢的大西南迁回故土故乡,费了一年的时间。当他们刚刚举行了复校开学典礼,随即在第二、第三个月就被卷入到所谓"沈崇事件"的民主运动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昆明,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大学生,都忙于罢课、游行、请愿,唯独不以学业为务。这场民主运动也是一把双刃剑。解放后终于在"整风鸣放"当中产生了一次强烈的瞬间的回光返照。北大因为又有"五四"文化革命的传统,它又聚集了全国最拔尖的教授学生更是一马当先。但是在这样一个只有宪法、没有宪政的国家,"双百"方针,华光溢彩,娓娓动人,但是是一种没有任何信义保证的策略,所以七千多人的北京大学,打了右派八百多人,许多年纪、班级是全军覆没,葬身海底。

(七)大学生最最伤心事:肃反被整

大学生对于自己或者同学在肃反中无辜被整,特别耿耿不平。行文至此,我又翻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八大的报告(1956/9/19)《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罗部长说起机关肃反来,是轻描淡写。他说:"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事实是这样的吗?一派胡言。哪个单位不是大胆怀疑在先?我们那个南京军区后勤司令部,在运动一开始就隔离了大约30个人,约在五分之一左右,然后就一个一个地逼供交代,外查内调,最后一个反革命也没有找出来。军队有一个好处,就是整完之后,虽然伤害了感情,但是全都转业滚蛋,大家不必再拴在一棵树吊死。

附带赘上几句:当文革开始之后,罗瑞卿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而跳楼的时候,不知他对这样的政治运动有何反思?

当时岂止机关肃反,连大学生中也是大张旗鼓地肃反,涉及人数可不少。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挨整之后,只要不毕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分不开。再说,年轻人自尊心特别强烈,无辜地被批被斗之后,谁心里能够平复?肃反时解放已经六年,这时候的大学生,解放前还在读小学、初中,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帽子加以怀疑,谁心里受得了。例如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三年级学生史伏初,本来是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的优秀学生,因为父亲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肃反运动被整之后,整风一鸣放,他就憋不住,鸣放了一顿,结果就成了该院学生的第一号极右分子,被开出学籍、团籍,留校监督劳动。其间,他写的论文,被"审稿"老师剽窃,据为己作,后来以此论文评为二级教授。
(八)北大右派教授胡稼胎

当宣布整风之后,大学师生其实也是欢迎的拥护的。如北大教授胡稼胎的文章《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他说:"最近几年来,我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开会从不发言,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在解放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武汉大学时,我担任教授代表,在教授会上向贪污公款的工学院长开炮,仗义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风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筑者。"
后来批斗胡稼胎的时候,他说:"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于是大家"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要斗争到底,……进行彻底的批判。"(《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教授们在国民党时代可以仗义执言,在共产党时代就不行了。虚心诚恳地请你批评,原来是为了抓到整你的反党"罪证"。

(九)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姚仁杰

北京大学教师姚仁杰,他也是被肃反运动伤害过的人。 他是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他写的文章《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标题是这么的诚恳,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深情厚爱。请让我选出三段让大家评论。

他说:"'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沉痛的旧诗句引起了两年前辛酸的回忆。在肃反运动时我虽然被斗了,究竟我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斗争我时,我的同志竞歪曲事实地力图'证明'我思想是反党的,也有个别同志竟捏造中伤我的私生活和人格。组织上抛弃了我,群众被一股歪风所蒙蔽。这种社会性的误解和孤立,给一颗年青的心灵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沉重的。我想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会为这种无辜遭遇洒几滴同情的泪水。生活中有甚么痛苦能比心灵受伤更可怕呢?!何况自己的良心是拥护党的事业的,刚好就被同志们误解自己是反党的,就连一个人生活的内心支柱也被拆去。亲爱的同志们啊!你们难道知道由于'三害'的偏见,你们伤害了手足之情呀。难道有谁真的忍心把党的儿女,把正直的公民说成敌人,把他(她)们推向虎口去。想想吧!我们应该为以往的委屈抱头痛哭的。我们沉痛地哭以往的误会!我们兴奋地笑今日的谅解!我们从此就会相爱更深,相依为命。

党毕竟是公正的。根据中央规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我主动地协助了党组织查清了我的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任何反动政治问题。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检举材料'。……"这样理智地客观地来陈述肃反被整的经过应该得到称赞吧?

姚仁杰批评了肃反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说:"我认为:肃反中的错误,集中表现了'三害'的恶果。而且反映了不少社会歪风(如是非心和正义感被舆论所压抑,违背良心说话而不感到惭愧等等),这些东西不但使我们工作造成严重的错误,而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诸如:肃反运动中某些同志(当然不是每个人全有)主观主义的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宗派主义的倾轧排挤!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实用主义的逻辑论证!以及违背事实和良心的乱'揭发',不以是非为标准(真正的党性应该是与人民的利害是非统一的)的盲从冒进等社会歪风。难道这些不都需要彻底铲除么!显然这些都是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先进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和每一个真正马列主义的卫道者都应该下决心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深刻地、科学地、大胆地、公正地揭露出这些问题出现的真实根源。然后用最果断的魄力和对子孙后代人民的责任坚决地消灭它。"我们看到,姚仁杰的揭露和批评是非常理智的,平实的,他希望共产党能够接受教训。姚仁杰还企图以"真正的党性"、"真正的马列主义"来唤起整人者的良知。

姚仁杰最后还以最美好的言语呼唤:"我希望一切受过'三害'之苦的朋友们能用理智克制一些愤激之情。冷静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因为我们的体会比别人更深沉!我们的正义呼声也更能打动人心。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善良人类都在期待:
"党是否能真诚透彻的整风,是否能真正大公无私地对待人民,……"。
我们以爱党的心祝愿:
党顺利地通过这一历史考验(当然会需要很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全国人民也会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领导者通过这一考验。
我无法概括将来会如何美好,我只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
这位姚仁杰还没有来得及"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把他打成了右派,送进了人间地狱。

(十)北大右派学生谭天荣

北大最锋芒毕露的右派学生之一、物理系的谭天荣也是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一个。

他说:"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原上草——第四株毒草》)

谭天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还处在"批判"阶段,他还敢于负隅顽抗,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还装着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或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还可以坚贞不屈的故事,以富于诗情哲理的语言来表达高贵的灵魂,自许自恋地喊出"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这样凄婉而悲壮的绝唱。这真是空想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的绝唱。

叶挺在白公馆里可以唱出"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这样的《囚歌》,宋绮允可以在渣滓洞了抒发"我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这样昂然的心声,但是只要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说你是右派,除非你不想叫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否则,例如那些全国著名的右派,唯一的生路就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痛哭流涕地的悔罪书,像费孝通的《向人民伏罪》,黄琪翔的《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张云川的《我恨自己是个右派》,马哲民的《我要重新做人》,钱孙卿的《我做了人民的罪人》等等,这样文章当时充斥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但是滑稽的是,当这些头面人物正经八百地跑到各级人代会上悔罪,在报纸上认罪的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连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非法文件都没有出台的时候,全中国已经打出了成千成万的右派分子,报纸上已经把他们批得狗血喷头。

你说滑稽不滑稽?6月8日开始反右运动,直到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时起码是大学和大城市的反右运动已经基本完成。

而且,据我的记忆,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我们这些打右派的对象来说,还是保密的。我是直到"改正"之后,才抄录到了这个《标准》。

事实上,中共在对待异己者方面,从来是极端冷酷无情的,比沙皇还要沙皇,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一入右派深渊,只有像林昭那样的"圣女"才能叫灵魂升入天国。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做到了"弯下腰",从"狗的洞子爬出"。为了苟活只能不断地请罪服罪,把人格拿来当作破鞋扔到垃圾堆里。最可怕的是,对待政治运动的失败者,这种办法和态度,成了中共党员的共识,一种文化。谭天荣"改正"以后在青岛大学任教,和我近在咫尺,但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听说,今天的谭天荣所存锐气已经不多了,那个自称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大概已蜕变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改正右派了。阿门!

关于反右这个话题,太沉重,太厚黑,太阴暗……,那是说也说不完的,暂时煞笔吧!

(2012-5-28校改与化疗中)

胡少江:“允许适度腐败”是中国执政者的既定方针

网络图片http://cmp.hku.hk/2011/07/09/13649/


2012-06-01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最近发表文章,公然为泛滥成灾的党政官员腐败现像进行辩解,称:“中国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进而提出民众应该放弃“根治腐败”的要求,与腐败现像进行妥协。该文还无耻地“教导”民众:“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同时还为执政党献策,提出反对腐败无须苛求,只需“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既可。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不少报纸将《环球时报》该篇社评的原标题由“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改为 “要允许适度腐败,民众应该理解”。面对民众的愤怒批评,一向紧跟中央政府强硬派政策主张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自己的微博中抱怨,转载该篇社评的众多媒体改动标题是导致舆论对该社评进行广泛批评的原因。其实,只要仔细阅读原文,不难看出《环球时报》的原标题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玩意儿,改动后的标题与该社评的内容才真正的“名副其实”。

且不谈痛恨腐败现像的普通民众对“允许适度腐败”的腔调的强烈反感,其实这篇文章与执政党的总书记多次提出“根除腐败现像是共产党生存的关键”的论述和向民众作出的“根除腐败“的承诺也是背道而驰。当然,执政党所谓的“根除腐败”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欺骗民众的遮羞布。但是,胡锡进们的这篇文章虽然出发点是为了给党帮忙,却在无意中掀开了这块破布,让那见不得人的私处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如此突兀,让主子情以何勘?

应该说,胡锡进们关于“允许适度腐败”的腔调一方面是在为执政党清除腐败无力进行辩解,同时也是在为执政党试探中国民众对腐败现像的容忍程度进行探路。说到底,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政治理想、没有执政合法性的利益共同体。自1989年的天安们镇压以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是中国执政党的既定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换得中共各级官员积极“维稳”,捍卫一党专政的“坚定立场”。拿利益收买官员在中国已经是上下默契的执政方式。

为人民群众说话,捍卫人民利益是中国“毛式左派”的一向口号,作为中国“毛式左派”一面旗帜的《环球时报》关于“允许适度腐败”的腔调与中国普通民众对腐败的切齿痛恨和铲除腐败的强烈要求南辕北辙。这篇文章充分地暴露了胡锡进和中国“毛式左派”们的虚伪。在他们心里,中国民众对执政者们的任何错误和恶行都应该“允许”;而对人民群众维护自身的权利、争取自由民主的正当要求,则是应该坚决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韩寒:儿童的节

图为2011年16日上午9时左右,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下沟砖厂门口,一辆大翻斗运煤货车与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接送学生的面包车相撞,造成20人死亡,其中18名幼儿。这辆用作校车的面包车,荷载9人,却实载64人。

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的代入,气的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会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要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会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的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的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如果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


――作者博客

支聯會「六四」23周年維園燭光集會安排

(支聯會2012年5月30日新聞稿)

支聯會「六四」23周年維園燭光集會安排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於5月7日公布就今年「六四」23周年「愛國民主大遊行」及維園「燭光集會」的建議安排,特別因應去年6月4日警方執法不當的問題,支聯會今年主動提出一套「六四」進場方案。

  大致來說,支聯會於5月7日提出的維園「燭光集會」建議安排如下:

1. 由天后方向進入維園的市民,最好使用天后港鐵站A2出口,經留仙街橫過興發街交通燈位,然後使用維園14號閘(即車閘入口)進入維園。支聯會建議警方,當人流較多時,封閉留仙街一條行車線作行人路,相信可以加快疏導由天后港鐵站前往維園的人群。

2. 因應近年參與燭光集會人數大增,支聯會於今年3月會員大會上通過決議,今年「六四」集會維園內近興發街的通道,除支聯會的基本宣傳攤位,不會接受其他團體擺放宣傳攤位,也不會設置完全不讓群眾通行的「緊急車輛通道」;新措施將可以大大擴闊由興發街進場的通道,令市民更容易及更快進入集會場區。

3. 由興發街14號閘進場的市民,可直接沿維園內通道進入足球場;當6個足球場爆滿後,支聯會糾察將引導市民沿中央草地的東邊「中路」向北轉入近音樂亭的「北路」,再進入中央草地。當草地場區爆滿後,支聯會糾察會引導市民進入籃球場集會。

4. 至於由銅鑼灣方向進入維園的市民,支聯會建議群眾集中使用銅鑼灣港鐵站E出口沿記利佐治街再橫過內告士打道,經近噴水池的維園7號閘進入維園,再沿維園南亭廣場進入足球場。當足球場爆滿後,支聯會糾察將引導進入7號閘的市民向北行轉入近音樂亭的「北路」,再進入中央草地;與此同時,部分市民亦可進入足球場與草地之間的「南路」參與集會。

   支聯會公布以上建議安排後,亦向警方提交了有關新聞稿供他們參考;及後,支聯會收到警方的回應意見,並於5月26日黃昏接獲警方就「六四」集會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而當中最重要的關注點是條件(6),其內容為:"為著參與集會人士的安全,組織人須盡力協助警方管理「緊急車輛通過」。集會人士不可在「緊急車輛通道」聚集停留,以免造成阻塞。警方考慮到能讓參加者更快進入中央草坪集會,將容許集會人士使用「緊急車輛通道」A段進場。惟警方將會於集會開始三十分鐘後(即約晚上八時三十分後),恢復預留一條行車線給予緊急救護車輛,為有需要市民提供緊急服務。"(見附件6423rd_VP_64floorplan_Police.pdf)

  經詳細研究警方的回應後,支聯會認為警方大體上認同和接納支聯會提出的方案,特別是警方願意配合於天后港鐵站外封閉一條行車線,及擴闊行人路以方便市民進入維園,同時警方亦願意在市民進場時全面開放相關「緊急車輛通道」以供進場市民使用。支聯會要求警方更彈性安排以讓所有參加燭光集會的市民能盡快進場,並且尊重主辦單位於維園內的主導權。支聯會將密切監察今年警方的行動,並再次嚴正要求警方不要再作出阻撓市民進場的無理舉動。

  總體來說,今年「六四」燭光集會的最新安排包括:

  今年維園「燭光集會」一如往年,於6月4日(星期一)晚上8時正舉行(下午4時至6時於現場舉行「中共換屆前瞻──有利『平反六四』?」座談會)。集會的主場區為維園6個足球場(設有音響及視像屏幕),而後備場區包括中央草地(設有音響及視像屏幕)、近天后方向的籃球場。

  根據過往經驗,絕大多數參與的市民均從維園東面(由天后港鐵站方向經興發街)及西面(由銅鑼灣港鐵站方向經內告士打道)進入維園。支聯會建議市民入場的方式如下:(見附件6423rd_VP_64floorplan_HKA.pdf)

1. 由天后方向進入維園的市民,最好使用天后港鐵站A2出口,經留仙街橫過興發街交通燈位,然後使用維園14號閘(即車閘入口)進入維園。警方將於當日黃昏起封閉留仙街一條行車線作行人路,相信可以加快疏導由天后港鐵站前往維園的人群。

2. 因應近年參與「燭光集會」人數大增,支聯會於今年3月會員大會上通過決議,今年「六四」集會維園內近興發街的通道,除支聯會的基本宣傳攤位,不會接受其他團體擺放宣傳攤位,而市民進場期間也會全面開放「緊急車輛通道」方便市民進入維園;新措施將可以大大擴闊由興發街進場的通道,令市民更容易及更快進入集會場區。

3. 由興發街14號閘進場的市民,可直接沿維園內通道進入足球場;當6個足球場爆滿後,支聯會糾察將引導市民沿「南路」往中央草地東邊的「中路」,並於靠近「南路」的較大入口直接進入中央草地。當草地場區爆滿後,支聯會糾察會引導市民進入籃球場集會。

4. 至於由銅鑼灣方向進入維園的市民,支聯會建議群眾集中使用銅鑼灣港鐵站E出口沿記利佐治街再橫過內告士打道,經近噴水池的維園7號閘進入維園,再沿維園南亭廣場進入足球場。當足球場爆滿後,支聯會糾察將引導進入7號閘的市民向北行轉入近音樂亭的「北路」,再進入中央草地。

  支聯會相信,今年集會的進場安排建議可以改善及加速市民進入維園參與「燭光集會」。支聯會重申,作為「燭光集會」主辦單位,支聯會有責任及有能力管理「燭光集會」期間維園內一切秩序安排,包括市民進場、離場和場內秩序,毋須警員在場內或場外指揮市民進出。
支聯會重申,期望警方全面維護市民遊行集會權利自由,對支聯會的建議作出配合而非阻撓,並且尊重支聯會作為「六四」燭光集會主辦單位於維園範圍內場地管理的權利。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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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声明:正视历史,寻求正义――纪念“六四”23周年

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23周年纪念日。23年前的1989年,因悼念猝然去世的胡耀邦先生而引发的以学生为主体联合社会各界的民主运动,主要诉求是"反腐败、争人权、要民主",整个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起于北京而后席卷全国,先后参与人数达数千万,持续时间达50多天,运动始终保持着和平、理性与非暴力,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追求正义、人权、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素质。然而,这样一场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后被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动用坦克与枪炮血腥镇压,造成成千上万的学生与民众洒血街头,导致了震惊世界的人权灾难――"六四惨案"。


"六四惨案"使和平时期上千名勇于追求正义、担当社会责任、争取自由民主的热血学生和民众的生命被剥夺。"六四"之后,当局还大肆抓捕、重判参与那场运动的学生与民众,一批人因此被处死,还有大批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当局由于恐惧罪恶被揭露,23年来,在大陆禁绝对"六四"和"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的一切话题,强迫国民遗忘,对参与过"八九民主运动"的体制内人士大肆清洗,对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年复一年地进行监控、恐吓,甚至绑架、软禁,对敢于纪念"六四"的志士仁人处以拘留、劳教或判刑,企图以这样的严酷打压来割断社会对"六四"的记忆。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六四"这场人权灾难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减,相反还在岁月的累积中持续扩大、漫延,这个重创在中华民族心头的伤口不仅没能因时间流逝而愈合,相反还在当局不断制造的新的人权灾难前被撕裂、锯锉与流血,整个社会被年复一年地拖入紧张、恐惧之中,以致"六四"成为全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


"六四"大屠杀不仅剥夺了那些牺牲者的生命,而且因为当局持续的严控与打压,给生者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尤其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她(他)们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创痛后,还要遭受被剥夺祭奠亲人的权利,并且她(他)们因为想为亲人讨得公道,反而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软禁、传唤、绑架,甚至是拘押。在漫漫的23年中,"天安门母亲"群体的150多位"六四"难属,她(他)们的权利屡遭侵犯,她(他)们的身心倍受煎熬,她(他)们在身心交瘁中至今已经有二十九人先后逝世,仅去年就有六人离世,目前还有八位已被诊断患上癌症。特别让人震惊而痛心的是,今年"六四"前夕,天津"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在长期为子讨说法奔走无望之后,决绝地于5月25日自缢身亡,以这种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来了却内心的悲苦与抗议当局的惨无人道,也控诉着"六四"人权灾难的继续延续。


"六四"大屠杀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远的灾难,在过往23年中已经有充分地得以显现。因为屠杀,执政党中止了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使公权得不到有效监督,致官僚腐败泛滥;因为屠杀,颠覆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价值,致使社会道德沦丧,善恶不分,正邪错位,是非混淆;因为屠杀,强化了和平时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使暴力镇压式的维稳日益成为首要国策;因为屠杀,使权力合法性进一步流失,公权赤裸裸地维护小集团利益的本性日益暴露,于是权财结盟,形成权贵统治集团,强取豪夺,成为社会的常态;因为屠杀,给社会植入了暴力正当的荒谬意识,致使社会暴戾之气日盛,杀伐争斗日炽;尤其严重的是,因为屠杀,给社会树起了轻视生命的示范,致使社会丧失了起码的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而演化成今日整个社会漠视生命的见死不救,为了获取金钱不择手段,以致接连发生毒牛奶、毒食品、毒疫苗等等伤天害理的灾难,甚至出现匪夷所思的屠童事件。如此中国社会今日种种灾难性怪象,看似纷乱无绪,其实只要透过表面,就可以寻根溯源到当年"六四"那场屠杀上。


一个背负深重人权灾难的国家,一个二十几年来拒不悔改的执政党,一个不敢正视历史的社会,是绝不可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绝不可能凝聚起民族的共识,也绝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样的社会若不改变是必然没有希望与未来的!23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政治高压似乎保持了社会的表面稳定,但近年来每年数千万上访民众及二十余万起群体性维权抗争事件,力证着这个社会早已是民怨鼎沸、举步维艰。要想有效化解社会积怨,消解社会对抗,缓和社会矛盾,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民主、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的社会,就必须直面历史,重拾"八九民主运动"的"反腐败、争人权、要民主"的诉求,切实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在人权原则下公正评价"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所有冤假错案,解开历史积怨。今日中国社会任何妄图绕开"六四"问题欺骗愚弄蒙混国民的得过且过,事实证明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对民族的遗祸子孙。


我们坚定支持"天安门母亲"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基本诉求。还原历史真相,公正评价"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告慰死者,安抚生者,更重要的是接续中华民族良知正义之血脉,重建文明与尊严之信心,端正是非价值之理念,重树敬畏生命之气节,奠定在人权与法治原则上解决历史问题之基础。北京、贵州、福建、山东等地的民众自发地举行悼念六四的集会表达了广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心声。因此,公正评价"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是还原历史,匡复正义,实现民族自新,开启希望未来的里程碑。在此,我们郑重呼吁:


一、成立由政府、"天安门母亲"、人权界、法律界、知识界代表、具有公信力的民间组织负责人等各界人士组成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厘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二、重新评价"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纠正一切歪曲历史的错误结论,立即停止对一切纪念"六四"和"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活动的打压,结束对参与八九的民运人士及其家属的政治歧视和非人道待遇;


三、对"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国家赔偿,对一切因参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而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赔偿;


四、在厘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六四"屠杀决策人和主要执行人的法律责任,伸张社会正义,促进民主转型。


维权网
201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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