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杨巍:王炳章先生的“民主三大要素”之说

1985年11月6日,中国民联王炳章主席来到图森市。当时 “中国民联亚利桑那联络处”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秘密盟员,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念书(即后来方励之所工作的大学),Z君在餐馆打工。我们商量好这次炳章来图森,就住Z君家;由我去联络台湾同学,请他们的组织“中国同学会”出面拉场子,向校方申请场地,发广告和通知,我们躲在幕后接应。因为在此约半年多前,我响应中国民联关于加强两岸留学生交流的倡议,主动加入了台湾同学的“中国同学会”,成了会员,并以此资格参加了他们多次party和郊游,交了很多朋友,所以有此面子。事情很顺利,同学会的头头非常热情,为自己任上能赶上这么风光的事而高兴不已。

6日Z君把王送到一个经济旅馆就离开,然后台湾同学的车来接,让大家认为王是住在旅馆里,(因为Z君在餐馆作侍者,见人太多,不愿事后被人认出。)活动结束后,再送回该旅馆。
那天晚上王就作了“留学生与中国的民主前途”的精彩讲演,内容已经报道在中国之春总第31期上(见附件),我不再重复了。不过我估计当时中春的报道只是根据王的讲话稿,因此没有包括比讲稿更精彩的即席问答内容。所以我想补充一点最打动我的内容,那就是王炳章先生提出的“民主三大要素”的论点。为了省事,我把我在1992年写的“我看八九运动”里的一段话摘在这里,因为它包含了王炳章的讲话内容和我自己的体会。这里讲到的“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指的就是王炳章在图森的讲演:

“民主素质意味着容忍异端,从而需要理智和冷静,要讲规则和手段。民主在实质上是为着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要表现在保护少数上。这是西方民主和中共所谓“真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象人的营养有蛋白质、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样,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二曰自由的舆论,三曰合法的反对派。”这三条的核心就是容忍异端。  中共号称他们的“真民主”是为大多数人的,为此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而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时某事上成为少数,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剥夺,那么就会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而投向“多数”;这个“多数”也只能是虚假的,它不是集中了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恐惧心理,它只能是少数寡头或独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数”常常就是这一类“多数”。所谓尊重少数主要是尊重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此才会有健全的舆论。少数人又有权组织起来,成为合法的反对派。”

炳章那天还有许多精彩的回答,让大家都非常佩服,当时因为是台湾同学的场子,前排积极提问者都是台湾人,大陆的学生学者大多静静地坐在后面,时而相互会心一笑。我则坐在前排,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也提了些问题。

第二天,王炳章在我实验室里和我长谈了许多事,(重点好像是两岸问题,)还拜访了一些华裔学者,晚上和大陆学生学者一起看大陆电影,顺便现场送《中国之春》,次日由台湾同学派车送去省会凤凰城,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台湾同学接待演讲。

1987年,我在中共监狱内,被要求交代我同王炳章的来往,我详细写下了王的这次讲演和问答,一房间的难友都为王的雄辩所折服,包括那些原先笑话说“你们这些傻瓜如何搞得过共产党”的人。承办人员原先对我是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以为凭他们多年公安局政保处的经验和训练,折服我这个理科生应该没有问题。看了我的“交代”后,再次提审时就只会对我叹口气,弱弱地说:“我们知道你们有自己的观点,一时也不会被我们说服。那你就好好遵守监规吧,不要跟人家,包括工作人员(即看守)去多说”,云云。我希望上海的司法当局能够好好保管好我的所有“交代”,直到能见天日的那一天。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重温王炳章所说的“民主三大要素”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一度也很标榜民主,称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叫“人民民主专制”,其基本理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反右,都是这个理论的实践。文革更是这个逻辑的必然发展,是这个实践的登峰造极。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结果打击的就是整个社会和民族了。而当今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也还是那一套,看谁有钱就逮谁,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后没收财产,中饱私囊,分点余唾给贫民,为的是打造“一大片”拥护者,以便随时打击任何敢于冒犯他的“一小撮”。口头上很民主,甚至要“直选”了,实际上任何与他有分歧者,都会被他残酷迫害,不是坐牢就是进疯人院,甚至摧残肉体,索人性命,可谓吃人不眨眼。他那一套,即使还没有到文革的程度,也是向着那个方向的。挺薄者把薄熙来说成是中国民主的希望,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拿出民主三大要素来一对照,薄熙来的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就一目了然,无所遁形。

当今还有人将基于《独立宣言》精神的美国革命,跟基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革命混为一谈,称为“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以便 “根据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证明江山本非人民所有,从来就不属于人民。这更是荒谬绝伦。独立宣言开宗明义: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里说的真理是“不言而喻(self-evident)”的,既不必要求公式推导,也不必经过逻辑论证,更不必待“实践检验”,因为它是一个信仰,信仰无法论证,只有信与不信。信了就是自由民主派,不信就是反对派。这里说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它是“不可分离的(unalienable)”,自己不可放弃,别人也不可剥夺,哪怕是为了多数人,或者被多数人剥夺也不行。这里说的政府,就是中国人说的“江山”,他是为了“保障(secure)”,而不是“赋予(endow)”,天赋人权而设立的。它的权力来自于被治理者的同意,不管他们是否参与了“打天下”。这就是“人民江山”的来由,它包含了“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个要素,其真理性,是不必经过“实践检验”的,虽然他的实现,要在实践中完善起来。

而共产革命,表面上好像给劳动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但是谁不听话谁就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活该被剥夺一切权利,于是大家只好拥护如仪,不敢有不同意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帮中共打下江山的农民,到了公社化时代简直就成了农奴,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他们得到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这和美国革命后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断深化成了鲜明对照。

王炳章的民主三大要素说,是海外民运在其产生之时就有的共识,那时的队伍,就是集合在这一共识基础上的;针对中共多年来对民主概念的误导,它清楚地划分了民主社会的民主和中共所谓“民主”的区别。今天,它依然是我们的武器,用来识破混淆两者的一切骗子。

在“王炳章与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海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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