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垂死者的昏话

上周涉及中国政治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新华社报道外媒“热议”胡锦涛发表在《求是》一月刊上的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1年11月4日，胡锦涛在发货戛纳出席G20峰会。（AFP）

“热议”一词，明显是官媒人士的“马屁”之笔。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胡锦涛虽然贵为当今“皇上”，但他的所谓重要文章，在中国无人理睬。

不过，人们有兴趣知道，外媒会怎么议论这些“胡”说。可是中国官媒并不敢把外媒对胡文最实质性的议论介绍给中国读者。这种炒作，完全是为了取悦“圣上”。因为他们知道，胡锦涛会很高兴看到外媒对他的文章议论纷纷。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1/05/11767409_0.shtml

外媒纷纷引述这样两句“胡”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许多西方人一定会对这些话莫名其妙。这些“胡”话不仅和他访美时的调门大不一样，而且简直就像从冷战坟墓中传出来的鬼话，让人不寒而栗。

老布什的智囊包道格(Douglas Paal)比较老到，他认为胡的文章主要与国内政治有关。而且指出，胡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是一贯的，并不令他惊讶。他说：“这个讲话与阿拉伯之春以及中共18大的权力交接有著同样大的关系。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不确定性。有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都无法控制。他们试图从中央定出些调子。”

包道格说的不错，但胡锦涛在他任期的最后冲刺阶段，使用如此陈旧，如此不合时宜的政治语言，公开表达他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敌意，也传递了别的信息。

很显然，这一次胡使用的政治语言虽然十分陈旧过时，却真是他自己的语言。他的这个讲话与当年刚上台时传出来“要向古巴和朝鲜同志学习”的秘密讲话，精神和风格完全一致，这不仅说明他当时真讲过那些话，而且说明他几十年不变，一贯这样思维，他也只会用这种语言表达。

这些年我对胡的认识有了变化。我曾以为他和我年轻时一样，真信马列，真信毛。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除了要出人头地，其它什么都不信。他之所以几十年不变，一直坚持使用文革语言，是因为他坚信，这种语言才是最安全的语言，也是最令别人害怕的语言。他在中共内竞争权位，使用文革语言步步高升，屡试不爽，最后还当了“皇上”，为什么要改变呢？

胡十年来的表现，表明了他的极端不负责任。胡锦涛这样的人当了中共政权的家，对中共打天下牺牲的那些人是最大的讽刺和嘲弄。无数人流血牺牲，原为的是自由和解放，最后大权却落到这样一个完全不能理解自由的奴才手里。对于今天仍在追求自由的人来说，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指责，邓小平把大权交这个不负责任的胡锦涛，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但回头一想，专制政权如果总能交权给敢负责任的人，还会灭亡吗？邓小平选胡是天意，胡是天亡中共的工具。

胡锦涛最近这一番胡话和昏话告诉我们，他正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垂死挣扎。为此，胡不惜把中共搞垮，也不惜把整个国家搞垮。不过，中共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与他一起完蛋。如果你把汪洋最近的话语和胡锦涛作对比，就能明白这一点。

胡锦涛还有可能把中共整垮，但他已经不可能把这个国家整垮。中国的80后，90后正在用现代文明的政治话语探讨中国的未来。最近，韩寒关于中国人是否能搞民主的议论，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网上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水平和质量之高，令人鼓舞。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场意义重大的辩论，从这些真诚和理性的争辩中，你将看到中国的希望，同时你也会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胡锦涛此时会如此不顾一切，用陈旧的政治语言，发出垂死者的昏话。

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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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诉诸国际法院（郑酋午）

“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围绕南沙群岛的岛屿和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划分而引起的国家间的主权争端。整个海域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在浩瀚的南海海洋上，散布着大小200多个岛屿礁滩，统称为南海诸岛。主要由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组成。南海问题不是东沙和西沙群岛的问题，而主要是南沙群岛的问题。实际上，现实的冲突于主权、航海自由和资源开发等三大类问题上发生,但在这三大类问题中，主权是核心，主权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最终也解决不了。主权属于谁，就是谁的，主权所属国可以依据国际法自主决定南海的开发。近年来，南海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遭破坏，如今，南海周边各国对南海问题之争愈演愈烈。2012 年刚开始，凤凰网（2012年1月9日 16:24）就以《中方驳斥军舰入侵南海指责：望菲律宾不要再制造事端》为题对南海争端进行报道。报道说，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指责中方船只在南海仙宾礁附近海域出现。时下，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等复杂矛盾的南海问题，中国如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战略清晰态度，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内外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多重矛盾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会牵扯很大一部分外交精力。

邓小平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战略方针时，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 总体来看，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是基于一种人治思维模式，他是想通过极力扩展利益增量来模糊矛盾存量，现在中共还是沿用这一战略方针。其实，“主权归我”还有什么争议？开不开发那是我的事。邓小平的战略构想看似好，其实埋藏着发生进一步冲突的祸根，周边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模糊方针产生了种种错觉，于是，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触摸中国战略心理底线的小动作。本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原则问题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使到一些国家产生试图改变主权归我现状的幻想。为此，我国现在应该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那就是：主权属我，开发与否，我的事；如有争议，将南海争端诉诸国际法院。

如果争端国不敢诉诸国际法院，就说明其理亏，自然，南海主权是我国的确定无疑。如果国际法院裁决我方败诉，就说明南海不属于我国，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争，不是我们的东西就不是我们的东西，有什么好争？如果争端国都同意诉诸国际法院，由于南海主权属我国有法理依据，获胜必是我。1994年国际法院经过 7 个月的审议，裁决利比亚与乍得有争议的奥祖地带属于乍得，从而从法律上结束了持续了 22 年之久的边境纠纷。1973 年以来，乍利两国为争夺这一地带多次进行过武装冲突。1990 年 9 月，两国同意将这一争端交国际法庭裁决。可见国际法院的裁决是公正的。

国际法院是唯一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普遍性国际法院。法院须就各国行使主权自愿向其提交的争端做出裁决。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截至2010年7月31日，有192个国家为《国际法院规约》缔约国，其中66个国家根据《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向秘书长交存了承认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各国也可根据特别协定向法院提交具体争端。一国在向法院提交争端时，可引用《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以请求书所针对国家有待作出或表示的同意作为法院具有管辖权的依据。如后一国家接受此管辖，则法院具有管辖权并由此形成所谓当事人同意的法院。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每届任期9年，每三年改选1/3。法官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他们人数虽少，但照顾到世界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必须是品格高尚并在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的国际法专家。在程序上，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产生，而且都要获得绝对多数，但作为特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一直有人担任法官。国际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半数以上是领土和边界纠纷，国际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所以我国将南海争端诉诸国际法院必能赢。

其实，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南沙群岛并最早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的国家。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1935年，中国政府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详细标明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具体名称。1939年，日本侵占了南海诸岛，1946年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内政部会同海军部和广东省政府委派肖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专员，前往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立主权碑。时任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率 “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将南沙主岛以所乘军舰舰名改为“太平岛”，并在岛上树立刻有“太平岛”字样的纪念碑。 1947年，中国内政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

日本政府于1952年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南海周边的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越南在1975年以前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或领导人讲话提及本国领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美国与西班牙1898年签订的巴黎条约和1900年签订的华盛顿条约曾明确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但并未包括南沙群岛。1953年菲律宾宪法、1951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等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认，而马来西亚只是到了1978年12月，才在其公布的大陆架地图上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海域标在马来西亚境内。

不少国家政府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例如 1955年在马尼拉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太平洋地区航空会议通过的第24号决议，要求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加强气象观测，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对此提出异议或保留。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也都标注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例如， 1954年德意志联邦出版的《世界大地图集》、1956年英国出版的《企鹅世界地图集》、1956年法国出版的《拉鲁斯世界与政治经济地图集》、1962年由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推荐出版的《世界新地图集》等都明确标注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越南1960年、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及1974年出版的教科书都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权威性百科全书，如1963年美国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3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1979年日本共同社出版的《世界年鉴》都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南海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出来，许多国家觊觎南海石油资源于是造成南海争端激化。南海是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 根据统计，世界一半以上的超级油轮都要经过该水域。同时，南海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仅南沙海域的石油资源量可达418亿吨，而整个南海可能成为另一个波斯湾。天然气产量达25100亿立方英尺。不久前，广州地质调查局利用地震波探测海底地表反射，发现了中国南海区域有有巨大的可取代煤、石油和天然气成为21世纪新能源的“可燃冰”，能源总量估计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南海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蕴藏着数量可观的“可燃冰”。此项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真正的南海问题是从七十年代，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利用军事手段强行占领或企图占领南海部分群岛开始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其侵略强占的企图越发明显，军事活动日益频繁，甚至公然宣布对于南海部分群岛的主权，才真正把南海问题摆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现在造成南海问题的历史原因是1951年美国主持草拟、制定《旧金山对日和约》，该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西沙和南沙两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却没有明确两者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明确中国收回主权。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中陷入被动。这是其一，另一方面，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并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 海里。但在确定“专属经济区”界域时，却忽视了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明确的界定。如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可以存在多条分界线，这为那些专属经济区重叠的国家产生冲突埋下了隐患。据此，在利益的驱动下，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采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解释方式，提出非法的主权要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越、菲、马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对此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这些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些国家的所谓法律依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当时的南沙群岛被日本划归台湾管辖，《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元朝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本世纪初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持续不断地维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主权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中共建政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的国家声称南沙群岛在其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并据此主张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领土主权是海洋权益的基础，海洋权益是从领土主权派生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海洋管辖权扩展到别国的领土上，更无权以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为由侵占他国领土。总之，任何国家对南沙群岛岛礁的军事占领或其它行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在国际法上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不构成主张领土要求的依据，也不能改变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一无可争辩的法律事实。我们依据法理和事实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焉有不胜之理？

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因此，采取正确的维护主权路径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国际法院没有做出裁决之前的当前一段时期内，中国可以采取的路径主要有切实加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建设，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南海，但我国大陆占领的岛屿面积小，无法大量驻军和修建足以保卫南海的军事基地，即使我们能够通过武力夺取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屿，在没有强大远洋海军支持的情况下，南沙群岛也很难长期坚守。所以，从总体上看，要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增加我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地区影响力，并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为南海问题解决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处理好和东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东盟十国虽有宪章约束，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与我国亲疏不一，利益矛盾时有发生。我国需要选准时机与重点，集中力量加强与其中一国或数国的合作。当然，也需提高对南海海岛的控制力度，中国南海由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组成。南海问题主要不是东沙和西沙群岛的问题，因此，我国应该在扎实做好对东沙和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的同时加快对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在国际法院做出裁决之后，如是我赢，争端国还是有意制造摩擦，我们就必须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性战争的思路，加快军事斗争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抑制对方。从军事斗争准备来看，由于解决南海问题必须依靠海空军力量，所以，我军建设重点应该是提高航空航天、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步伐。积极用武力威慑，把被夺去的国土和海域夺回来。

 （zhqwzhqw@gmail.com）                             2012-1-10

魏京生：革命还是改良?――《中国的出路》之四十七

中国的出路在民主。这是一百多年来逐渐得到共识的话题。现在中国人议论的主话题已经变成怎么样才能得到民主。一个过时的议论，是说把共产党的制度加以改良，就可以逐渐走向民主了。这个说法的前提，是认定共产党的制度虽然不好，但还属于某种低级的民主制，只要加以改良就行了，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主要的改良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真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一样，主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改良吗？顺便说说，民主社会也不是完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也还需要警察和军队，需要以暴力的方式对付那些不讲道理的暴徒。更何况对付暴君呢，尤其是把不讲道理的专政作为主义来信仰的共产主义暴政。

整整四十年前，在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元帅，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毛泽东这个暴君。他没有成功而后在外逃的途中机毁人亡，留下了一个谜团和世人纷纷的议论。这个政变不但让毛泽东一下子变老了许多，从此不问政事，胡言乱语，而且让无数崇拜毛的粉丝们变得清醒了。很多人回忆起往事都说，从那时开始怀疑毛泽东的神话，开始有了真正独立的思考，开始从思想上走出共产主义的骗局。

我觉得大家应该问问那些顺着西方人的口吻，大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知识精英们：你们对共产党的了解，能够超过林彪那一代参加了共产革命的知识精英吗？他们都认为对付决不妥协的共产党暴政，只能用暴力来推翻，你们根据什么就认定共产党会理睬你那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谎言呢？这个世界上有过任何一个暴政是被谎言推翻的吗？

林彪那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强国富民，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像个人样的生活。可是随着革命越来越成功，他们发现现实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了。自己所极力维护的政权，越来越像那个被他们推翻了的暴政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了；有些人觉得势单力孤不敢声张，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了；而有些人直到忍无可忍时，就奋起一搏，不计生死。林彪就是这后一种人。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后一种人。

但是后三者不如林彪更了解共产党的本性，还以为和毛泽东、邓小平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番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倒是林彪的公然反叛，是一种有可能成功的失败，虽败犹荣。如果不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搞的那个儿戏一般的政变计划，以林彪自己沉稳的军事风格，断不会中了周恩来特务机关的陷阱。很多朋友都扼腕长叹，如果什么什么，中国人将少受几年的煎熬。林彪虽然失败了，折戟沉沙了，仍然惊醒了国人，打破了毛泽东的神话。给将来的革命思想打开了一道门缝。这不能算失败。就像在决斗中自己虽然被打死了，但也把对方打残了。这只能算两败俱伤，是条好汉。他和那些跪在地上乞求的精英们不在一个档次。

要说了解共产党的本性，没有人比彭德怀、林彪更了解了。无论在对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还是在残酷无比的共产党内斗中，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要支柱，头等功臣。彭德怀就是倚老卖老，以为可以和毛泽东讲讲道理，为民请命。而不知道他对抗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整个共产党。林彪虽然觉悟得晚一些，也因此认清了共产党暴政的本质，是不能用讲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只能用暴力推翻。

现在一些企图为林彪平反的历史研究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企图证明林彪不想造反，不是反抗暴政的反革命，而是忠实的共产党。这才是真正地把林彪的历史功绩给抹杀了。我觉得四人帮和邓小平给林彪的定性非常中肯，他就是共产党的罪人，也因此是人民的功臣。他的大半生助纣为虐，给共产党打天下因此给人民制造了灾难。但幡然醒悟后的这一件义举，就抵消了他大半生的罪恶，成为人民的功臣。

为他平反的人总是说什么没有证据之类的废话。这些学者实在只能是政治阴谋的外行，书虫而已。既然是阴谋，有多少是能被你事后找到证据的呢？历史如果都是白纸黑字那么简单，还需要一帮拿着工资的人毕生去研究吗？更何况是在信息被封锁和销毁的中国；是证人被迫做假证的中国；是在一帮政治老手密谋失败之后。留下证据就是自取灭亡，包括子女也受株连。所以只能是咬死了不留任何证据。

真正的证据就是，不但毛泽东认定了，而且邓小平也认定了。就像高明的棋手能认定对手没走出的招数一样，他们的个人判断可能出错，他们的共同判断很少出错。彭德怀、刘少奇并没有造反，所以可以平反。造反的林彪当然不能平反。这可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定，也是共产党和一切暴君的共同规矩。鼓励造反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能容忍。自古如此。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倒还蛮清醒的。

邓小平们的清醒给林彪保留了历史功臣的崇高地位。现在的共产党里还有像这样有良心而能幡然醒悟的人吗？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1/WeiJS110913ChinaWayOut47revolution&reform.mp3

（撰写于2011年9月13日。录音于2011年9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刘自立：历史不会终结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是在中国八九/六四运动被镇压和苏东波即将解体改制前后。于是，按照福山的说法，自由世界的面积席卷世界西方和西方的东方，却枉顾了邓、李中国那时的真相；这从逻辑上讲是不合适的；从实际上讲，是不客观的；从道义上讲，是抛弃了中国此牺牲者。于是，历史是不是也在那一刻（六三之夜）终结于中国，北京？这是一个残酷的语式判断和逻辑推理。不用说，历史终结于血肉，在中国当然是事实；于是，福山如何对待这件事情，坊间并无说法。换言之，如果"历史终结"在中国是"六四"，那么，这个历史终结无异于屠刀拭血，换血为碧；如果说，历史终结预言了中国自由民主之序曲开幕，那么，这就不是历史终结而是历史开端。这个开端说，历时计算，业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后的福山是不是坚持中国之六四自由开端说呢？不见得。我们说，他近来访问中国与中国御用学人探索中国模式所谓"优势"问题（"中国有很多的优势，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历史，但毫无疑问我知道，在以往一代当中，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是有比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实际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是对的就做是不对的就改。"（见《谁的终结？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模式"》））使他似乎被另外一种历史定势所决定。
这个历史定势就所谓中国模式的特点，优势，效用，效率等等早就为希特勒德国GDP印证了的那种意志的胜利。那种胜利，带来的人格，人权和幸福指数的涂炭加之生态破坏，都为福山和中国学人所吞食如同嗜血。其实，民主和资本的双性存在才是历史是不是终结的症结提法。我们说，原先G2的存在和其他沆瀣中国权力资本的存在，是一件根本尚未锁定，解决和给出前景的提问。历史，今天的历史纠缠，仍旧在此搁浅。所以，要辨正这个主打课题，人类资本，民主之悖论，才能得到比较完全的答案。美国人现在懂得地缘政治和其他均衡政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如何解释这种民主和（中国权力）资本共存的现实问题，坊间并无答案可寻。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对于美欧的经济学描述和定位。现在的课题更加入了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故此，过早言及历史结束，实无异于开玩笑。于是，福山先生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思维的圈套之中。先是，他以历史终结论之黑格尔主义，再以历史终结论之插曲中国模式，双向导致世界舆论的混淆和混乱。
为此，我们愿意有限引证解构人德理达对此的辩论。这个左派主义者虽然语焉不详，但是针对福山思维死结，他说得不错。"福山以超历史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承诺，'永远不会存在的事务以完全在场的形式来临，'它留给人们的只会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从根本上上说，就是不可规定的就是希望，就是事件，个体以及不可预测的他者来临的末世学关系'(见后，笔者援引列奥.斯特劳斯对于科耶夫的尼采之"末人批判"）。"恐怕德理达不是针对自由民主之大同争取说，而是这种终结思维的历史取消说之极权主义思维方式。这是笔者愿意应用其说法之根据。但是，笔者当然不赞成德理达对于马克思的支持----而这又是他批判福山，自己陷入另外一种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
德理达继续说，"某以被历史规定了的概念终结了，但真正历史的历史性开始了；人的某一被规定了人的概念终结了，但另一种人的，作为他人的纯粹的人性最终获得了。"德理达如是说。（见其《马克思的幽灵》/此文引自《福山与德理达的"历史终结论"之辩》/朱红军）
这一西方个人主义个体主义说之伦理辩驳，无外是言及一种差别论境界而非无差别境界，或者言"大同'境界；也就是说，左派德理达诉诸的未来世界，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转向（卢梭式）普遍意志论，也不是资本制度下人为铜孔的异化境界，而是"非等质""非末人"（尼采语）境界。对此，德理达比较福山，更加精准和民主。简而言之，如果历史终结了，代之以人的个体的终结，事情当然会变得十分麻烦----含各个国别的差别系统和文明种属的消失，这无异于世界之热力学之墒的到来----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和前景。
黑格尔说历史将结束于普鲁士绝对精神。他的话刚说完，德国绝对精神就分裂成为俾斯麦主义和希特勒极权。"这里，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德国和英法之间历史刚刚'开始'的某种局面，而非即将结束之；这就是哈耶克所谓德国政体方式对于英国国家形式的排斥；而这个排斥，也是以耶拿战役作为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不是历史完结，而是革命开始----据说如此；其实，历史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宣誓----经过了所谓施本格勒阶段----那是对于列宁，希特勒僭政的应验；却是一个短时间的、同样是对于欧洲正面僭政教育的背叛----随后，这个改变成为改变的改变；二战希特勒失败；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等等。哈耶克说，'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被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德国人创见的魏玛共和国，阿伯特政权拒斥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主义僭政，成为德国走向欧洲统一的前驱；而马克思和希特勒被历史并未结束的欧洲统一所征服；这个历史统一，既不会完成于施本格勒笔下，也不会见诸于昂纳克；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德国和英法，和欧洲，和世界，会不会停顿在中美，中欧现在的关系中，乐见一种无道德经济和无人权政治泛滥于欧洲僭政教育传统中而无人问津呢？这个历史结束论的欧洲无作为主义，正在绥靖观点的协领下，创造一个历史诗意以外最为无耻和平庸的世界格局；而这正是历史远未结束的探索之开始，改革之开始。"（刘自立《理想国，专制国》）
于是，德国统一后的历史并未结束；东西德博弈结局虽然结束，但是德国今天的定位却和整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处于另一轮的发展和博弈时期；所谓施罗德主义带来的亲中政治并未施行于今天的德国政权。和整个欧洲无法定位中国政权一样，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政权是不是敌人；他们之中各执己见，不会一统。也就是说，美欧和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争斗，并未因为苏联垮台而见终结，反倒是启动了自所谓反恐以后的世界新格局；这个格局又随着本拉登的死亡出现战略转移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势。这个情势的发展，最终和中、美立场，思想，利益和价值对立联系与之。换言之，如果美国亚太战略在今后几十年成功，中国民主化于世界；俄罗斯所谓第二次革命成功----那么，会不会出现整个拉美和非洲的自由----在此世界大同以后，难道历史不会出现新的转机和危机？资源，民族，思想，宗教，......难道不会出现新的挑战？所谓上帝和魔鬼并置的局面难道真会削去一元？"文明冲突论"被反反文明专制独裁之论取代。这是人们在福山之后争议与之之课题。文明，任何时候都是无罪的，不管他是什么文明。去年的阿拉伯之春证明了文明冲突业被文明重新崛起论所代替。现在剩下来的价值冲突论和国际政治论之龃龉，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规避价值反对野蛮的常识，甚至证明朝鲜存在和稳定的合法性......这是新的理论介面的挑战。这个挑战不被驳倒，中国，朝鲜类政权之存在正确论，将会继续蔓延。
从历史层面讲，普世价值出现于历史早期；这个价值论包含政治和宗教双重含义。我们说过，当人们阅读典籍的时候发现，当古代希腊政治元素中萌芽雅典民主的时候，正逢保罗漫游至此。保罗对那个时期业已施行瓦片投票的雅典人说话。他的雅典批判正负兼俱："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负担就很重。虽然雅典是文化、教育和美术的中心，但保罗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没有用时间四处观光。"
"'保罗想到所见的偶像时，就记起遇见过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知道上面写着的几个字正有助他开始传讲信息。从上面写着的字，他洞悉两个重要事实。一：神存在；二：雅典人不认识神。保罗随即向他们讲解真神，就很自然的了。有人说过，雅典人对神的忠敬，象一条方向无定的溪流，但保罗把这条溪流引入正道。'"）（《使徒行传》）----但是，希腊民主和自由改革之路径，业已历经世纪前四五百年之磨炼。也就是说，世界普世价值之创造，政治价值，先于宗教之（基督教）。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来到雅典，时间约在公元49年末或50年初......注意：伯利克里改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约公元前630--560年......；而基督教后来居上，实现了他的正、负两面的、比较保罗更加广泛与之之世界化，全球化。这是一种吊诡。我们没有权力批判这种神秘性。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基本上呈现这个状态。"（刘自立《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这是一种启示。他说明，那个时期，人类普世价值的二重性。一个是宗教基督教化的普世价值；一个是政治民主化的普世价值。如果说，人类是在黑格尔所谓拿破仑耶纳战役以后发现了自由价值的去蔽，这种说法只能是黑格尔主义偏颇；人类文明价值是在西方希腊民主和基督普世以后形成和发展的。拿破仑时期并非普世价值完备的时代。法国革命出现的宗教屠戮并未完全修复，故有夏多布里昂基督教复兴之议以行宗教回归----这个宗教复归，包含制定拿破仑法典之政治行径。这是双向补充的价值再制定，再出发。这个双面拿破仑主义带给世界的补益和迷惘，使得拿破仑战争成为自由和镇压自由的双面体。
于是，世界上出现比较拿破仑更加能够摆布地缘政治和施行外交均衡政治之塔列朗和梅特涅主义（后来被基辛格拿来玩弄于中苏政治）----这种利益政治和均衡政治，也许，源起于马基雅维利的相对价值论----即其君主论和共和论----这个论调，惹人想起希腊僭主政治（专制政治）和基督教教育说（参见伊拉斯姆对于君主政治的说法）。帝－师争议和君－师一合论，也是规定古代近代思想与制度互动的自由主义前提。没有这个互动，就没有自由主义。这个争论正好产生于列奥.斯特劳斯和科耶夫对于如何诠释色诺分撰写的诗人----僭主之知行论。这个论点告知人们，在古代希腊，人们如何对待君主的教育问题和制度问题。于是争论发展到所谓历史终结论。这个轨迹就是，如何规定价值作用于政治之课题和规定制度于统制之可塑性问题。换言之就是我们前此论证之权力利用思想还是思想利用权力之难题。
这个难题，其实容易解决。在从希腊僭政转到中国专制的皇权时期，历史终结论的含义，都和思想的终结，始终相联。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世界上制约君主和僭政的思维如果终结----也就是，如果思维之位置，之统制，之挟约让位给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那么，由政权定义的所谓"正确性"将导致思想的死亡。也就是他所谓，最后（历史的那个最后----其实不是最后是开始----结束的开始（艾略特），如果"僭主本人就以哲人的形象出现，而且是最高的哲学权威，是唯一真正哲学的解释者（其实就是帝师一合）"，他声称不再破坏哲学而是在"清除错误哲学"；"如果哲人面临这样一种声称，哲学就会转入地下"。
（斯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
二，如果按照科耶夫的说法，"普遍和等质国家面临的将是世上哲学的终结。"（同上）
三，僭主代替哲人就会"掌握着无限手段来侦察和清除思想、"（同上）
四，科耶夫说了很多历史终结论，如毛泽东和斯大林（集体化）也是普遍等质国家（某种终结）。
五，反对俄国的欧盟也是。
六，以上是施特劳斯对于科耶夫的反驳。他的主要反驳是让老科去看看尼采的"末人"说（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对此的描述：
"啊！最卑鄙者的�代�临了，他是不再能轻视自己的人。
"看吧！我�末人显示�你看。
"'爱是什么？�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星是什么？'末人这么问道，�眨眨眼。
"地球变得渺小了，在上面，使所有事物渺小的末人跳跃著。他的脸像跳蚤一样不能被抹除；末人活的最久。
"'我��明了幸福'，末人�，�且眨眨眼。"----末人是什么？就是无个性，0存在，不选择，无思维，去人格......之极权主义人渣。）
七，他们讨论僭主希耶路罗是不是听取诗人西蒙尼德的观点；抑或诗人和僭主各说各话，各司其是，平行而存在。
八，据此，他们出版了讲到上面看法的书《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
九，如果按照科耶夫，也许，他还认可毛也属于历史终结论----相对于自由民主终结论，异同何在？
十，其实，这是福山反调套用而思想实质未变的一种教条主义。真正西方主流思想（科耶夫不是纯真的西欧人，在法国供事）里没有这样的历史终结论。
其间，希罗耶（古希腊僭主），西门尼德（古希腊诗人）；老科，老施等诠解不一于色诺芬。
（再。附录刘小枫先生关乎于此的说法----
"这个题目显得来哗众取宠----难道科耶夫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的确，要是谈论毛泽东与科耶夫，就有点过分了，但如果谈论的是科耶夫与毛泽东，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毛泽东不大可能会知道科耶夫，但科耶夫肯定知道毛泽东：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科耶夫读过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因为科耶夫去逝的前一年"密访"过中国，尽管我们没法看到中联部的材料，实在可惜，但访问本身就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有兴趣。"（刘小枫《科耶夫和毛泽东》）
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定势的特征和现状。思想，如果由统制和统治来规定，来制约，来判断，那么，思想就会转入"地下"；思想家将会让位于帝师合一者。这是历史终结之前的思想终结。这个终结似乎非常有力/有利。因为，这种局面导致很多似是而非的历史终结论和体制废弃论轮番出台。就像科耶夫对于毛的某种肯定（他谓毛业"终结"了历史）----就像施本格勒不情愿地对于西方衰落的历史终结论（他谓之资本和权力会冲决自由堤坝，形成他预言业中的希特勒现象）----就像古拉格群岛终结了苏维埃主义和人民至上论、工农至上论，等等。但是，历史当然不会终结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是一种笑话。我们看到，线性历史思维的特征，就是制造终结和炮制理想（主义）。
黑格尔历史哲学逐渐进步说业已被贡古尔等人的进步说之反做了修正。我们看不到文化进步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就连马克思也否认他们之间的正比例发展势头。难道荷马史诗和屈子楚歌能比任何近、现代文学稍有逊色吗？在价值领域，此事也该如此。我们说了，保罗说希腊政治价值的时候，基督教不能取代民主----反之亦然，政治民主不会取代和消灭宗教----问题是，这些价值论和体制论，根本不是在历史形成和理想形成的未来，而是在历史业已规划的过去形成和实现的。存在主义说，历史是从未来走向过去，这是一种明智的说法；姑且不说存在主义本身的某种决定论色彩和自由论色彩之交集。将哲学，将思想，将理想只是包存在未来主义里面，是一种歪曲基督教之线性主义思维定式。这个思维定式的错误和弱项就是否定历史，制造幻觉。故此，科耶夫和斯特劳斯的政治症结不是历史是不是要终结，而是思想是不是要停止。
福山主义之过在于----他其实沿袭科耶夫----就是用极权主义历史终结论（极权主义制造历史虚无和历史平面）来套用自由主义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风向和思潮----这是一种十分滑稽的文本教条主义。只有极权主义思想和思想家才会感兴趣于历史终结。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人对毛统制时期产生的历史毁灭论（也就是反对封，中国历史----资，西方历史----修，苏联俄罗斯历史......）记忆犹新。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终结论。极权主义批判形成的对于专制时期文化的否定，让历史成为负面因子，加之他对于文化和传统的毁灭。所以，历史终结一说严格意义上就是极权主义的哲学的特征。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专制主义的批判者，甚至可以包含马克思。但是，只有马克思要毁灭专制主义文化和文化传统于新世界。而这又正是所有专制批判者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马克思要终结历史，终结文化，取消制度，取消思想。故此，历史终结论根本无法和自由主义挂钩。因为，自由主义可以预言历史但不会终结之。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所有按照柏拉图主义和卢梭主义规定的哲学君王论和意志一体论造成的预备终结历史和思想的势头，业已被希腊，罗马和后来的欧洲乃至美国人所否定。真正在法国革命里面秉承雅格宾派的卢梭主义，也因为法国强大的多元文化传统作用革命而很快告吹。希腊人睿智的选择是选择了人神共体的政治价值论和宗教价值论，并且基本上是在僭政（专制）的基础上（包含其两万人的民主----见希罗多德《历史》）创造了古代文明和人权规定。所以，反对专制而走向民主的西方政治道路，却面临了与此相反的东方选择：反对专制，走向极权，走向毛，列宁（甚至走向普京）。这是因为，终结自由主义思想的宽容之地，不能承载思想终结的哲学王王国。有人说哈维尔是哲学王。这是他们无知于西方哲学史的妄称。哈维尔的哲学不可知论，一面是秉承不作帝师合一之柏拉图论；另外一面，则是他不知道（他称"没办法"说----于胡萨克统治......）如何规定捷克的正式政治路径而巧逢苏联解体而得道之。故此，一切常识性的政治格局和思想局面，都不会在任何课题层面提出历史终结论。这个历史终结路，其实，就是思想死亡论的翻版；虽然他表面上是在欢庆自由主义的胜利。

原载《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2012：人民币究竟是升还是贬？（胡少江）

从二零零一年的第三个季度开始，人民币汇率似乎一改长期以来小幅升值的单向波动，出现了起伏跌宕的局面。先是出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离岸市场与本土市场的背离，当人民币汇率在本土外汇市场继续攀升的同时，从八、九月间起，在离岸市场却出现了小幅度的下跌。到了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更出现了本土市场和离岸市场同时小幅度下跌的局面，甚至一度在本土市场出现了空前的十二个交易日连续迭停的状况。

人民币在长期面临升值压力之后首次遭遇到贬值的现像。这使得人民币在新的一年的走向成为国内外投资者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真正需求，这一现像说明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没有道理，因此对于减缓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去年年底人民币出现的贬值只是一种暂时的现像，这与同时期出现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出现的贬值有著共同的原因：因为欧债危机引起的市场动荡，美元再次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避险币种，推动了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因而使得美元技术性走强。但是，就美元与人民币的长远关系看，人民币币值被人为低估的根本状况并没有改变。

自去年十二月底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市场行情似乎在支持第二种观点。十二月底，人民币止迭反升；一月四日，也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市场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触及六点三，延续了201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的态势，创造了自2005年实行新一轮汇率改革政策以来的新高。从去年全年看，人民币的累计升值幅度也达到了百分之四点八六的水平。

从决定货币走向的基本要素看，人民币的升值仍然是2012年甚至今后三、五年的基本趋势。首先，从购买力评价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的购买力评价仍然大约高于人民币官方汇率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就官方汇率和购买力评价之间的关系看，人民币是属于差别最大的币种之一。虽然购买力评价不能成为市场汇率的唯一依据，但是假如他们之间存在著巨大的差异，一定会影响一国货币市场汇率的波动方向。

同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非出现高速通货膨胀，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对其币值走向也有著重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前一段施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面临大量私有企业出现的经营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威胁，各级地方政府正在表达对中央政策的强烈不满，面临政府换届的政治压力，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新的一年里极有可能出现松动。这种松动，虽然会对中国经济的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短期内仍然会推动中国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人民币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拥有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消散。只要看看世界上那些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虽然他们的经济表现时好时坏，但是他们的货币很少出现趋势性的贬值。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二十年来，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很低，但是日元却一直出现对美元的升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大量外汇储备。

201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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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

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

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

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装圣处，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

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注：（本文为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2011-12-26

――读者推荐

【悼高华】朱学勤、萧功秦、张鸣、杨奎松、许纪霖、景凯旋、严搏非、熊景明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

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

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

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

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

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

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

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

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

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

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

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

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

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

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

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

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

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

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

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

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

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

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

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

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

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

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

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

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

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

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

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

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

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

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

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

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

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

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

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

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

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

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

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

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

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

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萧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

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

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

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

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

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

“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

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

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

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

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

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

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

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

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

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

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

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

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

”。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

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

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

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

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

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

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

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

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

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

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

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

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

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

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

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

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

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

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

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

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祭高华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

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

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

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

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

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

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

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

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

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

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

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

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

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

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

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

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

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到

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

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

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

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

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

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

睡，就写了。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

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

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

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

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

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

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

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

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

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高华继承我们的工作

　 　 我想，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

个。这么说，其实刚才朱学勤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很

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

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

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刚才和李蓓蓓老师还在讲，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

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

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很难坐冷板凳，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

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

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

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

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包括高华先生，

我们一直在讲，高华整个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同龄人都差不多。我和高华都当过八年

工人，也是文革以后上大学的，然后也都一直在做学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高华的书出得

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红太阳》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没有出版过专著。而且

这本书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只是两三年前才集了一个集子。为什么他出的书和大部分的

文章都出在海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

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

　　包括《红太阳》这本书出来，对他影响很大，大家刚才也讲了。问题是，它除了带来了

学术上的，或者说研究能力上众多的称誉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压力，是精神

上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到高华的病。高华是我推介，包括帮助引进到华东师大去的，我

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确实一度正式在华东师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后悔的也是……也是这件

事最后没办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后又失败了。以至于他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

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

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

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

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

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

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

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

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

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

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

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

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

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

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

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

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

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

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

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

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

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

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

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

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

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坚守和超越

　 　 我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

生。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

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报纸，旧的报纸和书

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

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

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

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是令人感佩的。

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

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

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

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

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

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

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

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

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

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最

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命，实

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

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

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

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他们看

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

会等来的。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严搏非（上海出版人）：最好的纪念

　　前两天，就是高华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学生打电话来。（高华走了）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最近这两年，走的人越来

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高华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

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的事情。

　　我和高华也认识很久，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还有

一些朋友也是在做党史研究，但是这一群人后来真正留下来，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个

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它告诉我

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2008年，高华在上海，我们一起吃饭、谈事情。那时候他已经确

认得病了，他放弃了他的《国史》的写作。那个《国史》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是他不准

备再进行下去了。他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订《红太阳》。他说大致有三分之

一的篇幅需要改动，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不仅是增加材

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做。

　　最近这两年，我跟高华通的电话也不多，每年也就是两三个电话。我注意到他这两年，

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说的话讲出来。他不断地有文章出来，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

全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订《红太阳》这件事却还没有做。我相信这个稿子已

经在了，尽管不一定完整，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理出来。这将

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

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

的话，尽快去做它。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熊景明（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拂去历史的尘埃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

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

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全书链接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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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2012中国经济决策的政治逻辑

2011年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意外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阿拉伯之春。其次就是欧元危机的爆发。这两大事件对未来世界秩序走向带来的不确定性，在2012年会继续发酵。2012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大事件，增加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之变数，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中国，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2012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硬著陆。如果是这样，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全球经济都会是灾难性的。中国经济硬著陆的主要标志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实体经济，尤其是非国有经济进一步萎缩。与此同时，房地产调控失败，引发信贷危机。因此，要避免中国经济硬著陆，关键之一在于有效刺激民营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房地产价格稳中有降，而不是大幅下跌或大幅反弹。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操作难度都很大，不仅需要中央调控者与地方政府有相当默契的配合，而且既要求地方官员有创意，又要求他们守纪律，这其实很难做到。因此，我的猜测是，2012年中国当局会尽量维持稳定，保持现状，把风险较大的决策留到明年，这就意味著会增加明年中国经济硬著陆的风险。但中共别无选择，这不仅是出于胡锦涛混一年算一年的惯性，而且与中共正处在权力交接期有很大关系。风险大的决策无人能拍板。

除了这个政治因素，把中国经济硬著陆的风险推迟，还有一个说的过去的理由，那就是可能迎来一个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比如说，明年美国经济可能加速好转，外需走强。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经济硬著陆遭遇一个更加恶劣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而这种可能性其实更大。

国际环境恶化的可能性之一，就是中东危机进一步恶化，以致大选之后的美国新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武力解决伊朗问题。这势必会引发石油价格暴涨。如果中国经济硬著陆与新的石油危机碰头，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美国经济不怕新的石油危机吗？当然怕，但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动向，这就是西半球石油自给率迅速提高。这很可能成为美国下决心打伊朗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环境变化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欧元危机进一步恶化。但如果不发生前一种情况，仅仅是欧元崩溃，中国不是很怕。因为这会导致一些其他因素减弱欧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如美元走强，油价走低，这些会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一些有利影响。

中国内部也存在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数，比如大的自然灾害。目前中国南方的大旱还在发展，如果进一步恶化，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还有一些变数，比如最近深圳出现一例禽流感死亡就提醒我们，再现2003年的公共卫生危机，并非完全不可能。

因此，从常识的逻辑出发，中共把经济硬著陆的风险向后推，很可能增加多重危机同时爆发的机会，不是好事。但对于胡锦涛代表的即将离任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不再是他们的问题，而对于以薄熙来代表的有野心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危机可能增加自己的政治机会。

对于无从参与政治过程的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不满在增加，无奈之感也在增强。他们知道，没有一种倒逼的压力，中共不会认真改革。胡锦涛新年发表了重复多年的套话，没有任何人把他说什么当回事。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希望有大危机发生，否则，中共不会改，胡锦涛是这样，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习近平将来不会这样。

政治上层和底层民众的这种心态，说明中国不大可能避免经济硬著陆。经济硬著陆在今年发生是小概率事件，而在明年以后，重大国际危机引发中国经济硬著陆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由外部危机引发的中国经济硬著陆很可能会引发空前的政治危机。

2012年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作准备。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今年能有多大长进，能否形成共识以及形成什么样的共识，将为评估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201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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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中国社会转型有多种路径，乌坎事件昭示“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社会转型有多种途径，今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为了国家利益少受损害，为了社会稳定少受破坏，为了人民少流血牺牲，为了统治者少遭血腥报复，理性要求我们一定要争取和平转型。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是以和平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仍然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如果当局不能审时度势幡然悔悟而一味强硬下去，那么乌坎事件就昭示我们：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眼下，乌坎人民保家卫村，全体动员，顽强拒绝当局入侵的英勇斗争，已经在举世瞩目中坚持进行了多日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一万三千妇孺老弱（年轻人照例大半外出打工求学）之力，和拥有世界第二大武装力量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抗衡，这场斗争的结局就当前来说不言而喻，但是，无论它如何结束，中国再也无法回到它发生之前的状况。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这一事件已经向它们明确的宣告：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和平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自从欧风东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面前。确实，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那就是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专制历史，有着最顽固的小农文化传统，近代以来，还有着最不幸的命运，由于一系列特定的原因，一百多年来有很多次“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几个花甲轮回之后，中国和全体中国人还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对于我们民主墙人士来说，是一个早在“四五运动”时代就已经明确了的问题，1980年我主持的全国部分民刊会议上，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主题；对于全国人民来说，1989年“64”事件发生之时，这个问题也已经鲜明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执政党和政府一直以恐惧加欺骗来回避，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北京举办奥运以后，人民维权和官府镇压之间形成的崭新态势，已经使执政党和政府再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
   
   应该说，自从“64”大屠杀事件之后，举国上下的有识之士都已明白，中国向和吴邦国主张的“五不搞”相反的方向前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因此，早已不知有多少位忧国忧民的贤良之士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当局进言——早转主动，迟转被动，不转完了！
   
   就我本人来说，便在中国大陆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和平宪章》中开宗明义的明确指出：“（十几年来，大陆上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深表赞赏。然而，正如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的民主政治。鉴于当前世界结束冷战，走向新秩序，鉴于所有中国人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我们特提出本宪章。）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
   
   可惜的是，18年过去了，无论是我们的警世箴言，还是体制内有识之士的进谏，统治者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来没有为最高当局正视。这么多年来，大小当权派都只记得“真金白银”，只看得见“高速增长”，只编造“北京共识”，只炫耀“大国崛起”，只梦想“稳定压倒一切”。然而，“真金白银”按权力分配的现实和结果，会导致什么样的天堂地狱两极分化？“高速增长”以毁灭生态为代价的结果，会导致什么样的国民生存环境？编造“北京共识”的结果，除了自我陶醉以外还有谁会相信？炫耀“大国崛起”的结果，除了换来周边国家的恐惧和民主国家的围堵还能吓得到谁？最重要的是，因为梦想“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使人权、自由、正义、法治统统都做了牺牲，又能换来一个什么局面？
   
   不必讳言，当局以“稳定压倒一切”来拖延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其实只是“癞蛤蟆躲端午，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按他们自己信奉的历史唯物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也迟早要带来民主政治。看看世界大势，不仅最专制的阿拉伯板块一夜之间都发生了民主革命，就是中共多年精心扶植的缅甸军人政权，也不得不主动向民主化转型，甚至连除中国外最稳定的残余“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出现了顺应世界大势的明显潮流。当然，理论只是普遍规律，中国或许会是现实中的例外，世界大势只是外因，中国或许如邓小平所希望的只要中央“旗帜鲜明”、“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就万事大吉。然而，中国可能不受历史规律制约吗？世界局势果然影响不了中国吗？中央果然始终能“旗帜鲜明”吗？地方果然始终能和中央保持一致吗？毋庸赘述，这一切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带来了市民社会的相对成熟，私有财产权使全体人民都意识到了只有靠参与政治才能使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获得真正的保障；世界潮流已经在一步步的改变中国社会，每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诞生，都把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否则当局也不会对一个茉莉花的散步信息那么过敏。就在这两年，作为中共老三、作为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就反过来“旗帜鲜明”的呼唤政治改革，公开承认政治不改革经济成果也会失去，至于地方政权，无人不知早已完全利益化，除了不得不应付的方面以外，一切都以自身的利害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形势发生根本逆转，想他们来“勤王”岂不是异想天开？在这种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礼崩乐坏、朝不保夕的形势下，还想继续以社会高压和政治欺骗来长久维持，怎么不是讳疾忌医、坐以待毙？
   
   多年来，中国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直线上升，几年前早已达每年十几万起。什么是群体性事件？无非是国民的权益和利益受到了巨大侵害而需要发出不平之鸣，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民众得不到合法集会游行示威的机会，就只能在群情激愤忍无可忍的时候以各种街头抗议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围观堵路、集会抗议乃至打砸政府机关的重大社会事件。
   
   由于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采取更加残酷的打压政策，并且严密防范政治精英参与群体事件，从而使这些本应可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合理化、理性化的社会能量越来越向不可控的爆炸性方向发展。
   
   问题在于，当这些事件表现为烧警车、砸政府机关之类的激烈行为时，当局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为“被境外势力操纵”、“受敌对势力煽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歹徒制造事端”，由此堂而皇之的进行镇压——以往几十年里事情也始终是这么过去的。
   
   但是，就在最近，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了！广东海滨的一个村庄——乌坎——一万三千男女老幼一起动员，将统治了他们几十年、卖光了他们土地的村书记及其帮凶全部驱逐，乃至所有基层政权机构都被他们废黜。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这个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还是文盲与半文盲的村庄里，在古老的「真修仙翁」庙的戏台上，一出好戏正在上演，一百多名各姓氏推举出来的代表在此选举「村民代表」。这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开展了代议制民主的过程，经过公开选举与监督，十三位村民代表产生，组成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有会长，有秘书长，一条明朗的路在乌坎村民脚下渐渐展开。同时行动起来的还有村里的女性，十月中旬，乌坎村成立了「妇女代表联合会」支持维权行动。
   
   乌坎村的抗争充满了朴素的政治智惠。在村政府广场上，村民打出黄色标语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选举，却在一旁另用红纸写上「拥护共产党」。他们不是暴民，当市政府官员在其后几天进村劝说村民「不要闹事」时，曾指村民「反政府」，但村民只是反对村委会，这是基层自治组织，算不上「政府」。
   
   与此同时，借助临近海边，临近香港之便，他们接待了大批闻讯赶来的海内外记者，把他们民主治理下井井有条的村容村貌展示给世界，把他们和平理性健康成熟的理念和行为展示给世界，也把他们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都上阵，一起守卫村庄守卫家园的感人场面展现给世界。
   
   可以肯定，包括最高当局在内，执政党和政府上下都在紧张的讨论镇压措施，而且，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将乌坎起义镇压下去都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太长，因为这场人民起义坚持得越长，越能起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还可以把它归咎为“被境外势力操纵”、“受敌对势力煽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歹徒制造事端”吗？更重要的是，就像中国民主党1998年冲击党禁被镇压下去了，党禁却实际上被打破了一样，乌坎起义就是被镇压下去了，人民起义的时代在今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来到了！当局还可以回避这个严峻的现实吗？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多元化、现代化后，政治现代化必不可免，多党公平竞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宪政民主制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唯一可以毫无争议的接受的最终选择!
   
   但是，完成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路径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最高当局有足够的理性，就可以像英国、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那样和平稳步迅速地进行，如果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坚持独裁死不让步，则“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届时会发生什么样的血染中华、尸横遍野、黎民涂炭、皇族覆灭的可怖景象，就不是任何权力和武装可以任意改变的了！
   
   概括的说，转型路径必然取决于官民如何互动，这种互动大体可以归为如下4种类型：
   
   1、当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打开和平转型大门，给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条件，给反对派公开活动的空间，和平转型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2、全民游行，文明反抗，当局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最后关头让步，但即便如此社会已经大乱，还是得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动荡才能逐步建立宪政制度，但基本社会秩序还始终可以维持。
   
   3、当局顽固不化，独裁到底，绝不尊重公民意愿，不给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条件，不给反对派公开活动的空间，全民起义就不可避免，届时暴力镇压、流血冲突、武装对抗、血腥报复就成定局，由于爆炸性的局面很快被新的强权控制，社会本身倒不会太乱。
   
   4、当局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丧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社会黑恶势力蜂起，由此使全国陷入武装割据的战乱中，与此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奋起要求独立，形势比九十年代的索马里更加混乱，至此谁也无法再轻易收拾局面了！

 

  应该说，当局现在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我们不能不给它点明处境，让它知道，它能够主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历史正在为中国何去何从进行倒计时，如果它硬要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却落个被暴死街头的结果，那其实岂止是末世统治者的悲哀？在第三第四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都得付出巨大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反过来说，我们民主人权阵营当然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千方百计凝聚理性力量，争取以和平方式文明反抗迫使当局最终做出无可奈何的让步，以求在转型中确保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应该强调，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的矛盾还没有总爆发，当局还有最后的机会主导和平转型。虽然目前的统治者不会做出这种决定，他们换届下台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还能指望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但是，18大以后不论谁掌权，他们都必须睁开眼睛看中国，都必须抛弃虚伪的意识形态和高压政策，必须开始给公民以人权，给异议人士以反对派的政治权利，唯有如此，他们自己才可望有个光明的未来，中国才可望有一个损失最小的和平转型的机会！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有多种途径，今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为了国家利益少受损害，为了社会稳定少受破坏，为了人民少流血牺牲，为了统治者少遭血腥报复，理性要求我们一定要争取和平转型。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是以和平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仍然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如果当局不能审时度势幡然悔悟而一味强硬下去，那么乌坎事件就昭示我们：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被删博文】

当今中国，不存在走着前进还是跑着前进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前进的问题。否则你明白不了不准搞、不准搞、不准搞……那样的议题。
当今中国，不存在开快了或开慢了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正确行驶的问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很快的动车追尾了、很慢的校车倾覆了、不快不慢的公交车也自焚了，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不是用补药还是下猛药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病人讳疾忌医，甚至病急乱投医。比如，毒奶横行是因为草他妈，假药滥市因为销售代表道德低下，最漂亮的馒头就是染色馒头，政府不反思官德崩坍却号召全民提高私德，这么一系列跑题的案例。
不存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问题，只存在想不想与世界一起前行的方向问题。
问题就在那里，贱民和执政者都看见了的，可尚存理想和试图改变倒成了暴力问题。你见过有谁暴力革命，乌坎的老头、海门的阿婆、狼奔豕突的小贩，还是在宪法范围内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民主，只是一种常态机制，是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可以随时帮他治病。没有所谓时机，你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悬挂"时机不对，请勿入内"。没有所谓素质，我们从未听到过哪名医生说"凡文盲者，乱棍打出"。
我要告诉即得利益者，民主不是打倒你，民主是让你成本更小更有底气更能发挥你的才华，正大光明地获得本该有的利益，而不是被迫天天做假账，月月备上红包，到了年底低三下四给工商税务送上大礼，见个科长就满脸堆笑，见个省级官员恨不得让他爆菊。
我要告诉非即得利益者，民主就是保护你，不是街市大乱、网络尽断、喝不到奶吃不上饭。何况，现在的街市不乱、网管不掐断你的线、吃的饭里没有苏丹红喝的奶没有三聚氰胺？民主如此简单，是不只让一个早抓起来的部长为举国兴建的动车负责，不只让一个临时工油漆工为上海着火的大楼负责，不只让一个编外司机为一车又一车的孩子们负责……就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嫌这仍装13，民主是拎包上班、买菜回家、疯狂造爱、娶妻生子；不是坐公交挤成照片、找工作遭受白眼、有身份证却没有身份，生了人却没有人生。即使一切不能改变，也要改变每到开会，他们负责决定，我们负责鼓掌和观看。
当今社会之积患，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从封疆大吏，到扫地的阿姨，大家内心里都盼着那条船。前天70多名深圳城管在政府门口抗议，"剥削劳务工，还我血汗钱"，被百名特警队分割包围押上了警车。勇猛如城管大哥也不能幸免。一个幻想，过去是城管押走老百姓，这次是特警押走城管，下次会不会是野战军押走特警？
可见中国之民主，不是多与少、快与慢、轻与重、急与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不存在时机问题，而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可是每当需要变革的时刻，总有青青黄黄跳出来，还没见到选票，就说要贿选，没开始民主，就说会血流成河，我认为是一种吓唬式的教育。你都没试，怎么能说不能呢。等于是站在桥上说，人民还不会游泳啊，河里还没有石头呢，等一等吧。然后，你却从桥上过河了。多有喜感的一个画面。
我要告诉左中右派，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是公共使用权，动车不追尾、飞机不晚点、马路不为领导车队封路；是知情权，股市永远低迷的答案，官员的账户里有多少钱，多少名字深埋于地下；是价值评估权，不要伪劣驱逐良币，不要蠢才当道、人才垫脚，要让勤勉和才华重见天日；是被保护权，人人交了税，就是交了保护费，军队对外不对内。是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上述四权不是我发明的，是涛哥今年刚说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民主在这个国家被教育成一件很高端的事情，其实民主从来不是装高端，只是保证吃喝拉撒的种种庸俗。这样一些权利，如果你说也没操作性，我只想要一个最低端的权利，可以表达不高兴的权利：
我得说，住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里，过得并不是很开心。这里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人修，这里的电梯在摔死人前，也无人管。这里的物业不是业主选出来的，但谁是业主却归物业决定。还不准提意见，谁提，就不热爱这个小区，就是反对这个小区。奇妙的是，那么热爱这个小区的物业们，全家老小却住在别的小区。
我爱这个小区，可是过得不开心。有一种说法是，这需要等待物业配合，盼望好的人品和运气，要讨价还价。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干吗要讨价还价？这就像，你跟小区经理探讨这房子产权到底是谁的，跟门卫探讨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一夜，跟保安壮烈地探讨这女人其实你的，电工打你家小孩时，你不收拾丫的却跟他大谈文化建设。而且，这一切的过程还是跪着的，你见过跪着跟别人讨价还价的吗。
我觉得跪着的成熟，并不合逻辑。
最后的问题，我感到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问题：难道你不觉得素质低是客观事实吗，难道说了实话也有该批评吗，即使观点有错也引发了一个大思考啊。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宁坐在宝马后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说的也是客观事实，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无奈现实的大思考，请问当初朋友们批评她了吗；素质低就不适合马上享受民主，可是，那么多官员家属都在米国生活着，他们道德水准这么低，听说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也不敢套牌车七十码撞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
如果我没猜错，这时有些朋友脑海里已闪现出"这是两码事"来回击。真是两码事吗，也许是。只要你愿意，宇宙跟一眨眼前已是两个宇宙，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也是两码事，明年的你再看今年的话题，正是两码事。
你抱怨过让员工只捐十元钱的王石吗；你崇拜过"中国人是要管一管"的成龙吗；你鄙视过不为自由而战的李敖吗。
这正是我苦恼的地方，有时只想谈谈每个人应拥有的权利，却被搞成争论哪个人更正确。权利就是权利，没有正确的权利，和错误的权利。像我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并不正确，可活在这样一个由外国人他爸管理的小区里，该拥有一个可以不高兴的权利。不是中国人不高兴，而是中国人，有权对中国不高兴。
明白此，你已拾起一块叫不高兴的砖，敲响那道自由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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