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日星期三

张华:为甚么温家宝要自掴嘴巴?

过去两星期,温家宝在西藏问题上的发言,以及对达赖喇嘛的态度,由极度强硬变为和缓友善,甚至令人觉得他自打嘴巴!其间发生甚么事,令温家宝有此转变?三月三十日,温家宝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时,突呼吁达赖发挥影响力,阻止西藏的暴力活动。他对香港传媒说:「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的西藏出现的这种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恢复对话。」(官方新华社并没报道)

西方反应正在升温

但上月十八日全国人大记者会,同样被问及西藏问题,当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相信这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对拉萨事件的共识。他说,中国政府采取克制态度,迅速平息事件,「我们有足够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他又反斥达赖「中国政府灭绝西藏文化」言论,「完全是一派谎言」,最近的事件证明达赖虚伪面目。短短两星期,温家宝态度截然相反:先是色厉内荏痛批「达赖集团有组织策划及煽动西藏事件」,后又呼吁(「请求」)达赖出面制止暴力。这种变化,相信与奥运圣火的全球接力传送迫在眉睫有关。事实上,从中共迎接圣火仪式,可见其重视程度:先派专机到希腊恭迎圣火,当专机抵达北京时,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机场迎迓,再恭送圣火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胡锦涛则点燃圣火盆,后将圣火火炬交给跨栏好手刘翔,正式展开接力传送。整个仪式,出动三名政治局常委,规格之高,远非任何外宾到访可比拟。外国元首到访,北京已绝少派领导人到机场接机。毛泽东时代,很少西方政要来访,北京才对他们非常重视。例如,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逊首次访华,周恩来亲自接机。最近一次可追溯至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这是「六四」后美国总统首度来访,是北京打破国际孤立的象征,故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亲自到机场迎候。北京当局虽然非常重视圣火接力,但过去十多天,国际社会要求北京与达赖直接对话的压力有增无减:美国总统布殊开腔,欧盟各国开会讨论事件,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更表示不排除杯葛北京奥运开幕仪式,而被视为亲中派的澳洲新总理陆克文还公开谴责北京。总之,西方的官方反应正在升温。

不惜打倒昨日的我

另方面,北京组织的国际记者团在拉萨采访时,几十名喇嘛冲向外国记者哭诉遭禁锢二十多天,其间更被诬蔑参与拉萨街头的打砸抢。北京原准备藉此向国际媒体揭露藏民暴行,却被这些喇嘛戳破谎言。因此,为免影响圣火传递,北京只好暂时忍隐不发,甚至不惜让温家宝「打倒昨日的我」,一切以奥运的大局为重。

张华中国问题评论员《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李怡:「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这是大陆知名博客杨均恒在台湾大选开票那一夜,看了星转播后写下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大陆手机短讯中广为流传。专栏作家鄢烈山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开头说收到这短讯,称之为「诗歌一般的语言」。

为甚么说这句话像诗歌?杨均恒在文章中说,他一直担心台湾人的民主质素会不会始终受操控族群议题的政客误导,这次选举解除了他的疑虑,使他相信:民众的民主质素一定会在民主实践中提高,他说:「谢长廷一句『今夜别为我哭泣』让人真想冲到票箱前找回自己那一张选票,改投他一票;而马英九那句『华人小区里小小的台湾却在民主上走得那么远』差一点让我无法忍住眼泪。」这种对台湾大选的感情投入,使作者在文章最后写出诗样的语言:「不管你身在北京,还是住在上海,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湖北人──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与大陆官方媒体对台湾大选只讲「公投不过关」或对两岸关系影响不一样,大陆网民和稍稍踩界的报章,对台湾大选的反应,大都集中在民主话题。「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显示的不是对省籍的认同,而是对制度的认同。正如布殊在「九一一」后讲美国人的爱国是爱美国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而不是爱它的富裕一样。

鄢烈山在《南都》的文章,直指民主在内地虽是褒义词,「却很少强调民主与选票的联系」,「文革时所谓『大民主』,与选票毫无关系,它不过是奉旨造反的群众运动的代名词」,至于「民主柬埔寨」,更没有选票影子,「他们的所谓民主,就是在极强的精英意识支配下做人民的主。」「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是由大多数的选择决定的」,「当民众失去了用选票选择领导者的时候,民主其实已死亡。」文章指向已很清楚。

在号称「学习型社会领航者」的大陆「天益」网站,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台湾大选后网站的文章,都和选举与民主有关。有的文章称颂国民党的「浴火重生」,说这个百年老店是「一个有勇气有气度将自己放逐到竞争性的政治市场,把自己从一个威权独裁政党改造成为竞争性的民主政党,是一个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和姿态迎接民主的挑战并且以民主精神赢得合法执政机会的政党。」(丁松泉:〈一个令人尊敬的政党〉)文章指向也很清楚。有网友的回应更点明:「标榜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

在一篇题为〈台湾:你可以走得更远〉(作者:陈行之)的文章中,接马英九讲的台湾的民主「走得那么远」的话头,说「台湾,你可以更加自信,你可以走得更远。」「由于有了台湾,中国对于我变得重要了──那里的两千三百万人民凭借自己的手,把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真切质感的东西,让我们艳羡,让我们骄傲。」当民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生存现实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台湾对于中国的贡献竟然是那样直接,那样深刻。」

岳海写的长篇评论〈第三次共和〉直接从台湾谈到大陆,谈到香港。文章说,「如果内陆民间力量过份薄弱……那么不要忘记还有港、澳、台这三颗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星』。中国的前途不是让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异数』为内地传统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于如何让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渐影响内陆各地乃至中央;我们显然更乐于看到山西成为香港,而非香港成为山西。……香港可望在十年后实行普选,但届时具体如何仍待观望。相比之下,台湾宪政改革动最早,政治民主化走在最前面。……3.22大选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大陆人民及其领导人证明:民主是可以理性的,也是可以被信任的。……民主捍了和平,反而是不允许人民选择的体制才是对两岸和平的最大威胁。……台湾民主的成功……为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增添了压力。」

抄录这么多段内地的文章,无非是想说明,大陆人民对政治体制的求变之心。潮流所趋,恐怕中共当局可以遏制一时,也不能遏制永远。如果有一天,内地人写下「今夜,我们都是香港人」,那么我们会倍感自豪,因为,他们认同了我们已实现普选的民主制度。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写下「今夜,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就意味我们不仅认同中国人的血缘,也认同中国已实现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不知要等多久,但有梦最美,希望相随,难道我们不可以有梦吗?所以说,「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是诗一般的语言。

《苹果日报》社论/凌锋推荐

黎鸣:中国历史为什么最欠缺思想、精神和灵魂?

关于历史,我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了,例如《为什么人类历史的智慧只垂青于西方?》、《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精神,历史的悲剧?》等等,今天,我要更集中地谈谈中国历史究竟最欠缺什么的问题。

中国历史最欠缺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最欠缺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

尽管中国是著名的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号称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历史,而且中国人对历史的文字记录从来就非常重视,因而不仅从古至今的历史文献最丰富,最庞大,而且也最连续,甚至从远古留传下来的绝大多数的文献,几乎都可以说是历史,其中又特别是儒家的经典,向有“六经皆史”之说。然而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过于重视历史,又特别是单独来自上层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反而导致过于偏重历史的某些片面的(显然是出于维护极权专制统治的)目的,以至丧失了、欠缺了历史中某些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说到的,欠缺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

然而,什么是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呢?中国的历史又为什么,竟然最欠缺这一切呢?

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灵魂,三者发声的音调一个比一个高,但它们其实是一个东西,即关于人类最本质的历史原动力的永恒性、普遍性和终极的深刻性的思考。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谈到,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分三层:第一层是人类生命斗争的原动力;第二层是人类社会竞争的原动力;第三层是人类精神竞赛的原动力。

生命斗争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食、色、性的基本需求的欲望的满足而斗争所表现的动力形式;社会竞争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又称理性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政治权力(利)、经济利益(财富)、文化影响(名望)而相互竞争所表现的动力形式;精神竞赛的原动力是人类作为智慧精神性动物的历史原动力,即人类为信仰真理、求得真知、追求真诚(情、爱)而彼此竞赛所表现的动力形式。严格地说,只有第三种原动力才是人类惟一独具,而为其他一切动物所无的真正纯粹人性的历史原动力,而第二种原动力,作为社会性动物的蚂蚁、蜜蜂、猿猴,或许还可能会有一点。

上述的三种原动力,我分别用斗争、竞争和竞赛三个不同的词汇来进行分辨。生命斗争是永恒的,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肤浅的;社会竞争是普遍的,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庸俗的;精神竞赛是终极的价值的,然而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这才是最关键最深刻的。

什么是有人类思想的历史?对于上述的三种原动力均能有所认识,并能依此而条分缕析地忠实地报导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有人类思想的历史;

什么是有人性精神的历史?对于上述的三种原动力不仅能有所认识,也不仅能依此忠实地报导历史,而且还能更重视第三种精神竞赛的原动力,并在具体的编写中可有能动性反映的历史,可称之为有人性精神的历史;

什么是有人性灵魂的历史?对于所述的三种原动力不仅具有上面两类历史编撰者共同的认识和能力,还更能洞察精神原动力中三种分力(信、知、爱)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因此而能深入精微地报导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有人性灵魂的历史,无疑,这才是人类最高级的历史。

按照上述的三种历史的概定,我们来回顾中国的历史,可以断言,中国历史不仅欠缺灵魂、精神,甚至连有思想都谈不上。

说白了,中国人庞大的历史,只不过是完全按照极权专制统治者意愿编排的大量历史现象的记录而已,最多能显得材料丰富、剪裁得当、文笔优美、情节诱人、刻画传神,如此等等,充其量不过是浅薄的文学性描绘的历史;不要说能够真正体现什么人类历史的“思想”、“精神”、“灵魂”,相反,还很有可能故意隐去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真情,以体现和满足孔夫子所说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极权专制统治“历史”的需要。

中国历史中最著名的是号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的官方正史。有目共睹,写得“最好”的还是前四史,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而其中又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亦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换言之,中国史家之最高的“悲号”,却又只是“历史”中文学的《离骚》。可见鲁迅先生的评价,褒中有贬,或亦有所遗憾)。后人还更常称史界两“司马”,其一固然为司马迁,另一即宋代的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而司马迁更又被中国人称为“中国历史之父”。

真正比较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和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或许就更容易明了。司马迁是极权专制帝王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史官;而希罗多德则是古希腊民主领袖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的一个自由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是孔圣人及其儒学的忠实的崇拜者,而希罗多德则是个受到过古希腊哲学熏陶,具有浓厚的民主思辨精神的古希腊学者;尤其可贵的是,正是在他的《历史》中人类第一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观念,表现出了作者可贵的人性价值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到的。

显然可见,中国历史的欠缺“思想”(更不要说“精神”和“灵魂”了),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就已经落下了重大的“病根”,而中国历史这种“病根”的更深的根源,最终其实还得追踪到孔子和他的《六经》,特别是其中的《春秋》。由于汉武帝、董仲舒的缘故,司马迁简直就是孔子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了,这既害了司马迁本人,更害了中国人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后人继续编写历史的范本,同时,也简直就是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学习维护极权专制体制政府的最具体最有力的文本。

太史公曰:“……先人(司马迁自指其父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见《史记》中《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真是一个活脱脱孔圣人及其父亲的“孝子贤孙”,而且还自认为有伟大的“抱负”,要“当仁不让”成为孔子第二。而实际上却是,不仅他的做人,连其思想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跟着孔子亦步亦趋。这样的历史家能有自己的“思想”吗?“太史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善于撰写历史故事的(文学)“作家”而已,何能创造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的历史?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同上)很显然,司马迁是完全按照孔子的“六经”,尤其遵循其中“礼义大宗”的《春秋》为范本来撰述历史的。而《春秋》的最高宗旨,诚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换言之,即是要极权专制的“君主”体制长存永继,传之万代,不仅如此,还更要“万寿无疆”。正是因此,司马迁撰写《史记》就只能依照如下的程式: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是帝王的传记,是全部历史的大纲,表为帝王大事的年表,书为典章文物制度,世家为诸侯的传记,列传为士大夫们的传记。这样的历史何曾可能有最基本人类(老百姓)的人性?何曾可能有全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思想”,更又怎么能有人类历史的“精神”和真正人性的“灵魂”?然而正是这样的历史在中国,却一直依(《史记》所提供的)“样”画葫芦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还在同样如此地继续编撰。如此中国人的历史能有“思想”吗?能有“精神”吗?更能有“灵魂”吗?我请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来回答我同样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2月上旬刊,总第120期)

(作者广告:请进入我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谢谢。2007,12,27.)

胡平: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香港联合作家出版社推出盛雪女士的新书《觅雪魂》。十多年来,我给自由亚洲电台做书评节目和给《北京之春》杂志写书评文章,涉及到的书籍少说也有一百多部。但对于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集,却很少涉及。因为那非我所长,不敢妄加议论。盛雪这本《觅雪魂》是部诗集,先前又已经有陈奎德先生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言,我更是没有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我很愿意借此之机,表达对盛雪女士的敬意。

我和盛雪是在海外民运中认识的,算来已有十七八年了。我对盛雪女士最强烈的印象是她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执著与坚持,高潮时不张扬,低潮时不消沉,始终如一。盛雪参与过很多组织活动,既有领导能力,又有合作精神。作为知名的民运人士,盛雪也遭受过很多误解乃至恶意的攻击和诽谤,但她能不动声色,淡然处之。然而正如她一首小诗所说:"只是能够承受打击/并不是感受不到伤害",此所谓坚强。此等坚强,令人肃然起敬。


我曾经说过:诗人,就是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因为一般有文化、爱文学的人,大概在年轻时都写过点诗。中国素有诗国之称。在过去,每一个文人几乎都是诗人。中国的语言文字,单音节、四声、平仄、方块、象形、表意性强,一字多义;天生就是为了写诗用的。中国的诗歌艺术之发达,早在古代就登峰造极。于是就有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连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登上黄鹤楼,尚不免掷笔兴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前人的成就既然是难以超越,后人就必须在形式上追求突破和革新。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新诗革命。盛雪的诗属于新诗,但和某些当代诗人的风格不一样,她的诗不晦涩不诡异,文字优美而朴实,不故弄玄虚,且重韵律。她的诗都是可以观,也可以诵的。我喜欢诗有节奏有韵律,不用眼睛看,单靠耳朵听就能懂,就能留下印象。


盛雪的诗的基调是忧郁的,但盛雪本人并不象是一个忧郁的人。一般人都偏爱忧郁的诗,因为他们总是在忧郁的时候才想起读诗,所以他们自然总是找忧郁的诗来读。另外,人也常常是忧郁的时候才想起写诗。所以,不要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诗就去贸然地判断整个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诗常常只反映这个人的一部分。


在《生命的价值》这首诗里,盛雪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死去/你不必为此而悲寂/这绝然的死/一定是出于我对生命太强的珍惜//如果当我活到了垂暮之际/仍耽搁人世/你才应该为此而感伤/也可让你的眼泪滚落两滴/因为 此时的我/一定是对生命早有了倦意。"这首诗表达的意思,恰与"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截然相反,针锋相对。这首诗写于1983年,二十五年来,盛雪以她走过的路履行了她的价值追求。


盛雪的有些诗颇含哲理。譬如这首小诗《路与树》:"做一条路,哪怕蜿蜒到不知名的去处/不做一棵树,就算活得很灿烂/也终生被束缚。"从文字到意境,从视觉到听觉,都很出色。盛雪几首描述流亡心态的诗,把那种故乡成他乡,他乡非故乡的感受刻画得很深入。另外,我也很喜欢那首《务实》:"悲观是本质 乐观是态度/用一颗悲观的心乐观地活着。"正如陈奎德先生指出的那样,1989年8月,盛雪从北京来到加拿大,诗风为之一变。愈到后来,盛雪的诗愈显出沉郁与沧桑。诗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这和很多诗人在"六四"后收回原本还伸向社会、伸向政治的触角,退缩进一己的小感觉、小思绪恰成鲜明对比。


现代社会,物质丰饶,余暇增加,按说人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艺术的创作与欣赏。然而偏偏是在现代社会,人心却格外的浮躁。诗歌在我们生活中好像越来越没有地位。不过我仍然坚信,人生需要沉思,需要感受。我们需要诗歌。因为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

原载《动向》2008年4月号

毕文稼:西藏危机,诱发中国革命

拉萨骚乱引发了近十几年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两个星期过去了,震荡的余波依然不断:除了海外 流亡藏人一周又一周的全球抗议之外,欧美国家的媒体和部分政客,开始持续推动”抵制奥运“的热潮。尤其是既不损害运动员青春、又能达到政治抵制中国官方的 “抵制奥运开幕”,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官方采取的行动。


(路透社图片新闻:尼泊尔的西藏支持者4月1日在加德满都中国大使馆外示威,遭警方驱逐。)

西藏危机之后,台湾大选马英九获胜,台海战争危机有所缓解,北京借助胡锦涛与美国布什对话,向马英九释放了善意的和谈讯息;但中南海对马英九怀疑重重,加之多年养虎为患形成的军方强硬态度,必将导致两岸和平谈判容易,但大陆内部意见很难统一的尴尬局面。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吐露了自己的担忧,对于年初大雪灾、通货膨胀以及2008年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表达了自己的深深忧虑。西藏危机之后,引发的全球抗议和抵制奥运热潮,将很有可能把2008年演变为“中国政治最困难的一年”。

中国历史到了新的拐点,2008之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爆发,将极有可能诱发一场新的革命,而西藏危机就是这场革命的起点。

30年改革开放从经济上实现了中国的富裕和进步,并最大程度的放松了对个人的束缚,欣欣向荣的经济也成了中国官方炫耀的资本。中国公民经济走向自主和独立,尽管并不必然带来对政治变革的呼吁,但是却为政治变革储存了能量,准备了土壤。

专制者尽管很清楚“经济崛起带来个人自由并引发政治呼吁”这个道理,但仍然有“经济自由赎买政治权利”的天真幻想,政治改革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拖延下来了。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极大的颠覆了这种拖延策略,打破了官方的天真幻想;10年来,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既为官僚资本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也为全国民众 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启蒙资讯。人权、公民社会、议会、选举、公民投票等等决定着西方国泰民安的资讯,孕育了新一代政治变革者,而正是他们,正在借助于经济的 自主,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角。

积十多年经济崛起带来的国库充盈,在分配体系上极为不公正,导致了中国仅仅十几年就从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堕落成贫富分化最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既为社会的裂变聚集了能量,更为革命的爆发准备了炮灰。

在国库资金流向官僚资本腰包同时,中国重金推动发展了军事现代化,试图在必要时机,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近年以来,“牺牲西安以东,与美国打核战”的言 论,以及“导弹猎杀废弃卫星”的举动,都令西方社会相当警惕。自2005年以来,在一大批军事智囊的批评之下,美国军方以及自911以来相当亲密中国的美 国政府,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渐渐升温并意见一致,如何抵御中国的军国崛起最近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争论的主题。

另外,以出口为崛起主导的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西方国家的联手之下,遭遇严重打击,近半年来,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出口的部分玩具、食品、医药执行了严厉的召 回制度,导致中国的玩具厂商和食品卫生主管领导相继自杀。因西藏危机引发的全球批评,会不会在2008年及其之后,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还不得而 知,但中国因出口受限爆发经济危机的话,必然引发政治危机,甚至诱发一场革命。

近几日来,代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股市,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一年多以来,“中国政策股市”对奥运的憧憬期待,使深沪股市成为全球投资者的焦点,然而,随着 奥运会的临近,奥运概念的泡沫破产,沪深股市的崩盘危机始终横亘在股民的心头。9月份奥运会一过,中国股市如果出现崩盘现象的话,“股民革命”也将成为这 场革命的生力军。

2008年,繁华转首成空,危机在酝酿之中,岩浆在地下沸腾,革命还是转型?转型能否追上革命?都将令中南海权贵夜不成寐、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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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谎话有时就是新华社的真理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作者:看谎话电视有感君

近来,世人广泛谈论中国在国际上不遵守规则的现象。打砸抢,共产党曾经的拿手好戏呢。飞行集会,口哨一打,乌合之众不见踪影。在国际上爱好捣乱。有人阿Q似地说说这是敌对势力“误读中国”。唉!错误在人家。别人要是批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最近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叛乱,烈焰腾腾,大火蔓延四个小时,不见消防车出动,不见救护车,没有警员官员出来制止。令人好生奇怪。真的好像是有人在精心策划安排的国会纵火案。达赖何其残忍愚蠢乃尔。四个少女被活活烧死在家中,她们竟然不呼救,不拨打110,111, 118,119, 120电话。他们手里没手机!市民们这个时候在干什么??难道毫无正义感?如此没有正义感的人们,在平叛之后又忽然俨然正义在胸各个义愤填膺。市民们见死不救,也不救火,也不求救呼号。警察不出警,达赖的政府奉行无政府主义。达赖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在混乱中干什么去了?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欲擒故纵??故伎重演???放长线钓大鱼引导对方犯错误?奇怪的是,市民们早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晚上暴徒要闹事,第八次世界大战要爆炸!好像政府已经得知有人在策划而故意放任似的!唉,明明是有人策划呀!有人于是在窗外挂哈达——早有预知,为何不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派人民解放军进驻哈达!?????一切早在预料和安排指掌中,正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哪。大街上不见消防车和巡逻民警来救火,任由暴徒烧杀,达赖啊达赖,就这么策划!!你这样烧几个店铺,难道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简直就是不会闹独立,不如当年共产党精心策划罢工游行的水平高。达赖闹独立,好像目的不在独立,反而在商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我党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党一贯一直光荣正确伟大。我小时候家乡闹土改,把地主富农活埋打死吊死占站凳子上摔死,文化革命中油炸炮打游街示众剃阴阳头,刘少奇有病不得医治,让他狗一样地死去,就都是达赖喇嘛的农奴制杰作。株连九族,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光荣的兵,不能加入红小兵,四类分子不能看病就医,只能扫马路挑大粪,子女必须划清界限,这都是达赖干的。如果说达赖不会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那世界上就没有坏人啦. 新闻造假,喇叭胡吹,全党声讨,全国共侏,踏上一万只脚,谁干的?达赖也。亩产21万斤粮食,饿死人无数,大炼钢铁胡吹海吹,还要高声唱歌唱“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一片冰心在玉壶,从来不知检讨自己有何过错,出了问题,是别人的。功劳全是自己的。这就是达赖!!中华华夏文化素有活剥人皮的传统,吃人肉,咱们中国有传统。现在找个替罪羊就叫达赖。

从国民党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和将来。一个一贯撒谎的喉舌——喉舌呀,工具呀,走卒呀——没有真话可言。能把刘少奇定位叛徒头内奸工贼,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暴乱,那说拉萨叛乱,就很可能是谎言。新华社总是有理——墨索里尼!百万农奴翻身的解放——可是,中国现在的打工族, 农民工,又何尝不是农奴呢!!

刘军宁:观念的力量

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到二十年前开始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意识的症结是某种文化决定论。这样的看法在中国今天也很有影响。即中国意识的危机也在于 把文化观念看成最为重要的东西,以观念决定社会政治的进程。另外,在中的情形是长期贬低观念的重要性。无论从二十世纪初还是今天,都是如此。当年胡适先生 就主张要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些作为系统化观念的主义。从 1949 年以来到今天,所有教科书里都在说世界是物质决定的,不是观念决定的,长期的唯物主义教育把观念的重要性贬低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后来,邓小平说不争论, 尤其不能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问题上进行争论。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主张:“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思想是观念的综合,是对道的追求。学术只是学学 “术”而已。在中国,没有人指责你不思想,而到处都有人说,你不学“术”。如此以来,观念的重要性始终得不到承认。



人是欲望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动物。人还是把欲望与观念结合起来的行动者。人要思考,而思考就离不开观念。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 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观念差异造成的。所以,观念非常重要。贬低观念是唯物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贬低观念与思想在当前的政治和人生谋略中也 许是“合理的”。但是其长期结果对文明而言,却是灾难性的。贬低观念并不能把观念贬低掉。相反,当你贬低观念的重要性时,坏的观念就乘虚而入,恶的观念就 占上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貌似合理的选择。因为没有观念,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依据特定的观念判断出来的。 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从观念出发的,没有观念就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正义观念,不正义就不是个问题,那还怎么研究社会中具体的那些“不正义”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物质观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试图通过观念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 最大的问题 ; 不承认观念的观念问题,通过绕过观念问题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国一直以来很大的问题。

这套书的意义是很大的,从它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反映出在中国树立观念的重要性之艰难。因此,反倒更要树立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读者中的地位,学者中 的地位,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应该说正确的观念很重要,错误的观念同样很重要,只有你把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重要性充分展开了,那么错误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可的 机会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套书里还少了第一本书,就是应该选一本关于“观念”本身的书。如果有这样一本书,那么这套书就比较完美了。

从学术角度来说,还要区分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概念 concept ,有的是概观 conception ,有的是观念 idea ,有的是理想 ideal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根本是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期待看到我们这套里有一本书叫《观念》,而且通过这套书能够有助于重新确立观念在中国意识里的重要性,谢谢 大家!

2008年3月18日在万圣书园举行的“《大家西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图)。

吴稼祥:芒果与杨梅

--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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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民主包围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高兴还是忧伤,希望还是失望,有个叫民主的东 西,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合围而来,走得快的,到了我们门口,不管你说它是“好东西”,还是“不坏的东西”,或者,“不是个东西”。它已经从东边的扶桑, 爬上了西方的喜马拉雅;从北方的蒙古高原,迂回到南海中南半岛。

在亚洲,这东西最早登陆日本,占据中国的东大门,像从北美洲越过太平洋的季节风,带着飓风和海草,美军和原子弹,起初有点难受,强扭的瓜还不甜,何况是强 加的宪法?有意思的是,民主这东东有点像杨梅,有的孩子想要它,有的孩子不想要它,但只要咬它一口,开始是酸的,慢慢就甜了。上世纪60、70年代,咱们 苦苦地在互相掐脖子,人家却在甜滋滋地政治稳定经济起飞,那就是民主的甜味。

跟在日本后面吃民主杨梅的是印度,我们祖先曾经去取过经的“西天”,其实是南门外的次大陆。由于印度的国父们在民主的杨梅里加了不少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 咖喱,味道有点怪怪的,杨梅的甜味还没有显现出来,先被咖喱的辛辣味呛着了,经济一直发展不快。一直到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慢慢割掉了旧体制的辫子,印度 人也才把杨梅洗干净,现在,也在甜滋滋地接受全球舆论的追捧,不说它的IT产业,就说汽车,一个小小的塔塔蚂蚱,居然吞下了前大不列颠印度公司旗下的“美 洲豹”和“陆虎”。

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主的杨梅开始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时髦政治食品:1987年,韩国被迫吃了,结束军人独裁,开始总统选举;台湾主动吃了,开放党 禁报禁。1990年,蒙古和缅甸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98年5月,印尼走上民主道路,2006年6月,越南反对党——民主党重现江湖,同时,越南国家 领导人举行差额竞选……

口中含着民主或半民主杨梅的国家像手拉手的一群孩子,把我们围在核心,口中唱道:“排排坐,吃果果……”不过,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这群孩子里,突然出现 了一个手中拿着念珠的小家伙:3月24日,有着数百年君主统治历史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从世袭君主制国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 国家。记得40年前,毛泽东把外国领导人送给他的芒果作为礼物送给朝拜他的“人民”,今天,不丹国王送给他的人民的,不是个人崇拜的芒果,而是一枚让人民 忘记他的杨梅。

除了朝鲜半岛上的一个缝隙,我们似乎已经被民主团团包围了,不过,不用紧张,我们并没有听到攻城略地的炮声,只听到一阵阵儿歌:

“排排坐,
吃果果……”

2008年3月30日于扬州

徐水良:关于建立大中华联邦的构想

最近,发生了与中国统独问题密切攸关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西藏事件,一件,就是台湾大选。这两件大事再一次把中国的统独问题,提到全体中国人面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次西藏事件,与中共制造的谣言和假象完全不同,汉族人民的大多数,首次在事实上站到了反对中共当局,同情和支持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的一边。我们为我们汉族人民的觉醒而骄傲。

中共及其网特、网警,封锁消息,不准谈论西藏问题,同时拼命制造谣言和假象,对国内人民洗脑,极力把这次西藏事件歪曲成藏汉之争,而汉族人民则与中共站在一起、反对藏族的假象。海外中共地下势力控制和影响的媒体推波助澜,宣传这个假象。西方一些媒体也上了当,信以为真。

中共控制互联网和中文媒体,他们当然可以任意制造假象。但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我们了解的国内情况,还是国内异议人士传出的消息,都与中共 制造的假象完全不同。这段时间,虽然中共不准发表反对意见,但国内网友仍然用其他曲折办法,一面倒质疑中共对西藏事件说法的真实性。昨天,我转发了在互联 网看到一个帖子,表面上是谈论希特勒纳粹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但主帖和跟帖共104个,除了个别跟帖倾向中共,其它帖子,一面倒质疑西藏事件,怀疑这是 中共制造的又一次“国会纵火案”。国内着名的反腐败人士安均先生认为,这次西藏事件,全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披露,某网页参加评论的有64483人, 但是网管给与显示的只有45条。合格率只达千分之六点九。其他的绝大多数,显然是反对共产党的。

而这次台湾大选,台湾人民摒弃了严重的蓝绿恶斗路线。台独地方主义,包括其地方分裂主义,地方排外主义,地方恶斗主义,地方孤立主义,和地方闭锁主义,遭 到严重挫败。而走中道和解路线,既坚持反共,又反对台独地方主义和恶斗路线。坚持对大陆和世界开放,提倡两岸共同市场的马英九,和由马英九领导、赞同马英 九路线的国民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大选以后,马英九和马阵营,继续采取非常理性的全民和解路线。谢长廷等民进党中比较理性的领导人,也发表了非常理性、和解、方向正确、策略正确的言论。双方表现,可圈可点。台湾社会,呈现非常可喜的情景。包括我们曾经批评的前总统李登辉,也很不错。

笔者曾经批评蓝绿双方亲共投降势力和台独逃跑势力,包括批评民进党和李登辉先生的台独地方主义错误,批评连战先生与大陆打交道时的软弱亲共倾向。但是,实 际上,我们非常肯定民进党和李登辉先生对台湾民主的历史性贡献。也非常肯定连战先生勇敢的破冰之旅,对于两岸关系的重大意义。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

最近发生的这两件大事表明,海峡两岸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在统独问题上,已经摆脱非理性的偏激情绪,走向和平理性。

在这个条件下,好好地、理性地、和平地讨论统独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华民族正面临历史难逢的统一复兴的历史时刻。我们呼吁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两岸政府,主要是中共政权,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机会。中共政权必须改弦易辙,才 能避免再一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们已经当了几十年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不改弦易辙,再当一次这样的历史罪人,那么,不仅中共将会彻底灭亡并遭到严 惩,而且承担责任的中共个人,也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笔者历来主张建立宽松自由的大中华联邦,来解决中国的统独问题。

我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要解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和其他统独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非常自由,非常灵活,而且是全世界最自由、最灵活的大中华联邦。

现在,是讨论、研究和宣传这种联邦的时候了。

当然,要建立这样的联邦,先决条件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就没有建立自由联邦的可能性。所以,全世界的华人和大中华地理圈、文化圈的各民族,必须首先共同奋斗,争取实现大陆的民主化。

等到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建立民主的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自治政府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构建新的大中华联邦。

大中华联邦建立在各民族或各区域地方高度自治之上。一般省市,为简便起见,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可由一般宪法条款规定。但在民族自治和区域地方自治地区,如 西藏、香港、澳门、新疆、内蒙、宁夏、广西等等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协商决定实行合适的制度。例 如地方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仅仅负责国防和有关主权的外交事务,其它事务,包括其它一定的外交事务,一律由地方自己负责。这就像中共承诺的、除去了现在中共 人为干扰的那种“一国两制”模式。当然这个“一国两制”名称,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到时候,全国各地方,都有类似的高度自治,实际是一国一制,一国良制。

如果该自治地区愿意自己承担国防和外交事务,也就是要求完全的主权,他们可以与联邦协商,订立新的协议,选择大中华联邦会员国、类似英联邦成员的那种模式。

联邦成员,还可以有其它多种多样的形式。都由协商和订立协议来解决。

如果目前大陆地区以外,其它地区,如台湾,蒙古,东南亚,东亚等地区和国家,愿意加入,而大中华联邦也欢迎它们加入,则可由它们自己和双方共同选择合适模式,与大中华联邦签订协议,成为大中华联邦成员。

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由于台湾是中华民族目前唯一建立和实行民主制度的地区,具有民主经验和其它特殊能力,大中华联邦最好首先由大陆和台湾共同协商,共同创建。

顺便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集合体,包括境内各民族。

如果大中华联邦成员希望改变原来的成员模式,甚至脱离联邦,则应该与中央政府协商,改变原来协议,重订新的协议,包括分离协议,然后交公民投票通过,即可以实现改变或分离。

我认为,强扭的瓜不甜,我们有前车之鉴,有苏联解体覆辙在前,这种覆辙告诉我们,不能坚持苏联体制使用暴力强迫统一的模式,那样的模式,只能造成最后的解体和崩溃。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自由联邦模式,并且比美国更自由,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才能保证联邦的统一、保证中华民族各民族的统一,并且吸引更多朋友参与或加入自由联邦。

这样的自由联邦的内部模式,加上与先进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结盟,与全世界和平友好相处的和平国策,加上世界一体化和各种区域合作,共同市场等等许多合作体系等外部国际关系的模式,这就是未来中华民族生存于世界的未来图景。


(网络文摘 2008-3-30)

林保华:国民党对中讨好,对内清算

马英九当选总统后,立即表示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虽然羞答答的加上“各表”这个皇帝的新衣,因为除了国民党自己自吹自擂以外,在中国,在国际上,甚至连民进党都不承认有这么表法。而马英九更脸皮厚到把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当作自己担任陆委会副主委时候的“政绩”,使刚刚被塑造出“马李蜜月”的李登辉前总统也出来否认有“九二共识”的提法,他甚至提醒马英九要坚持台湾主权。到执笔时为止,马英九还没有就此表达“谢谢指教”之意。

由于拿到了选票,马英九在投票前“中共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我们要在此表达最严重的抗议!”的落地有声的语言再没有出现,对中共镇压西藏的流血事件也再没有表达关心之意。他东跑西颠的“请益”,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应该向达赖喇嘛请益,吸收西藏因为与中共签订“和平协议”,因而丧失主权导致丧失自由的教训吗?相反,台湾的一些本土社团与人士,一直给每晚在自由广场举办的祈福晚会予关心与支持,谢长廷没有因为落选而放弃他的关心,再度在那里现身。

更离谱的是,中国国民党立委廖婉汝在立法院的殿堂上公然表示不得不怀疑西藏的流血冲突,是台湾\总统府透过蒙藏委员会用金钱利诱藏独造成的。这不是配合温家宝把责任全推给达赖喇嘛的论调吗?这下可好,达赖喇嘛的后面原来还有台湾。既然廖婉汝有这样的怀疑,我们是否也可怀疑,廖的发言,是不是马英九的“一中政策”所推动的?甚至是得到马英九的默许,以洗清投票前马英九对温家宝的出言不逊?

国民党对中国是如此配合,反之,对台湾内部则开展清算。首先是谢长廷正在服兵役的儿子谢维洲因为在谢长廷的造势大会上坐在台下,被媒体发现,从而被指控违反中立原则而要被惩处;而选举期间与马英九同台的费鸿波上将却没有事情?无论如何,上将与小兵相比,要求应该更高吧?台湾是民主国家,法律军纪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吧?再一个清算,就是选举期间因为踢馆事件一再致歉,辞去立院党团书记长职务甚至不惜结束自己生命保马英九当选的费鸿泰,也质疑事件是第一金控故意设局陷害,扬言要控告董事长张兆顺等三人,甚至建议立院应成立调查委员会,查个水落石出。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清算事件是原教育部主秘庄国荣因为造势大会上说马英九老爸马鹤凌“干女儿”是“干女儿”事件,有报导说,他原先服务的政治大学可能将他解聘,如果政大这样做,表明国民党政治力的介入。

庄国荣的错误,在于他不应该用台语讲那个字而成为粗俗的字眼,如果用“国语”,那两个字发音一样,用马英九所尊崇的汉语拼音,都读作gan;如果用“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体字,白纸黑字上的“干”、“干”、“干”,都简体为“干”字。当然,庄国荣姿态高,立刻辞去教育部主秘职务,民进党姿态也很高,为此做出多次道歉,然而国民党一直追杀,什么原因?难道是为马英九报仇,因此就可以洗掉马鹤凌那个比赵建铭还要早的“台开关说案”?洗掉别有用心逼人家年轻夫妻离异的可耻做法?让人家忘掉他在干女儿闺房暴毙的事件?国民党有种就去告爆料的“壹周刊”,不要把庄国荣当作替死鬼。如果庄国荣为“干”字解聘,那么国民党是否要因为“赶羚羊之声”与“他马的”而被取缔?为了马家的“清誉”,我劝国民党别作“笨蛋”?

马英九在当选晚上声称选后对蓝绿“一视同仁”,这就是?


台湾时报2008-4-2/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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