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日星期二

傅国涌:做一个公民,生活之树常青

——谈主角、配角与群角意识

[ 2004年2月25日 ]

“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

问:您曾经著文提到中国政治文化中主角意识过于浓厚,配角意识缺乏,能否再给我们简单概述一下?

傅:将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主角与配角——读史四题之一》,其中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不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每 个团体、每个集团的领袖都想充当历史的主角,都不愿在民主制的原则下容忍对方,都力图自己充当人民的救星,其实骨子里都是帝王思想。康有为与孙中山在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能合作只是一个开端,康有为“以帝师自任”,托故拒见孙中山。梁启超一度与孙往来密切,还商议过两派合并的办法,遭康有为反对,并命 他远赴檀香山,这实际上为后来袁世凯利用立宪派(进步党)对付革命派(国民党) 埋下了伏线。

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临时性的合作造成的,民国建立后两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走向良性合作、把中国纳入宪政轨道的机会。但是,在宋教仁被杀害后这个机会就丧失了。所以梁启超得到这一消息曾仰天长叹。此后争当历史主角的意识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

国、共两党基本上兴起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都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都拥有武装。它们的分裂固 然有种种具体的主客观的政治原因,但这里面的确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即根深蒂固的主角意识。每当王朝末世都会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反抗力量,即所谓“打天 下集团”。由于没有人愿意当配角,那将意味着出局,被宰杀的命运,那就只有在推翻旧王朝之后拼个你死我活,分出高下来,赢家通吃,败者连立足之地也没有, 甚至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在辛亥革命后,黄兴、孙中山、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我们曾看到过勇于放弃权位、兵权的壮举,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

2.主角意识强烈,往往就缺乏妥协,达不成新的政治共识,政治制度就在低层次徘徊,可以这么说吗?

傅:在某种意义上,几千年来主宰中国政治文化的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成王败寇”这样的逻辑。历史就是那么严酷,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 有,连生命都保障不了。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天无二日”,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容他人染指。从秦末项羽、 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一直到民初的纷争,再到国共之争,等等,缺乏兼容性、完全封闭、一元的政治文化传统 决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历史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 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大凡已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地区,首先都存在着不同政治派别、集团、组织之间,不同的政治人物之间相互容忍、共存共容的可能 性,不但在制度安排上,同时也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并不一定要落得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派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 形成一种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 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来,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 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政府与民间,民间自身之间都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更遑论作出 必要的妥协,从而有效地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

“配角意识”的匮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缺陷之一

问:配角意识与团队意识之间有无共通之处?

傅:首先我说明一下,我对团队意识这个概念缺乏足够的了解。在我看来,配角意识只能在那些具备相当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可能产生。中国自古以来就 不缺乏“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豪言壮语,想当皇帝,做主角的遍地皆是,三尺孩童都知道如 何指使他人,呼来喝去,以此为荣。中国文化是一种帝王文化,一切都是为某一个人服务的。这一切都和配角意识风马牛不相及。配角意识,就是不把自己凌驾在万 民、万物之上,居于“神”一般的超人地位,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只有做人的自觉,才有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

即使就今天来看,老实说,争当历史主角不一定就要彻底予以否定,每个历史阶段总要有人扮演主角的,只要是光明正大,亮明旗帜,言行合一,堂堂正正,公私分 明,不以公谋私,经得起富贵、威武、贫贱的考验,既有坚定的道义担当,又有令人信服的人品,口碑相传,众望所归,也未尝不可取。这样的主角自然不是靠小聪 明能得来的。这样的主角也不是那些有着强烈的主角意识的人所能扮演得了。相反,恰恰是在像黄兴那样有着自觉的配角意识的人身上,我们才能找到这些优秀的品 质。不说远的,就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最近二、三十年间,追求民主理想的阵营中,多少曾被西方传媒树为“英雄”、“明星”的人,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不 是一个接一个坍塌了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其中就有渗入到骨子里的主角意识所起的作用,唯我独革,言行不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拉帮结派, 封官许愿,八字没有一撇,就要排什么座次,处处总想着独占鳌头,在乎的只是自己的风光,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处处不忘自己的“领袖”、“代表”“明星”、 “英雄”身份,处处高人一等,自我膨胀,狂妄自大,自吹自擂,时不时还要隐隐露出有出有朝一日当新主子的尾巴,同时又并不真心想和这块土地的人民共苦难, 一句话,不挑水,不施肥,只是作秀、表演,却时刻想着什么时候好摘果子。在漂亮动人的旗号和显赫的光环下,实际上是名不副实。这样的自封的“领袖”、“偶 像”又岂能不倒塌的。缺乏平常心,就不可能产生出“配角意识”,就仍旧还是“打天下、坐天下”、抢椅子那一套。华盛顿在打嬴了独立战争之后,选择的不是皇 袍加身,去做主宰新大陆的“主角”,而是回到了自己的田园,最后成为历史的主角。我说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没有配角意识的人最终不可能成为主 角。除非是在改朝换代、以暴易暴的山鸣海啸中,以武力来决胜负,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大力张扬配角意识的多元开放的社会,一元化的政 治权力主宰一切领域的时代将最终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在这个角度看,配角意思和团队意识我认为是相通的。

问:信仰自由主义的朋友之间往往很难达成集体共识或者集体行动,您如何看这个问题?这种困境跟政治文化中的主角意识有关系吗?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一----个人主义跟配角意识是矛盾的吗?

傅:事实上,这些年来,号称信仰自由主义和被外界看作信仰自由主义的朋友之间也曾多次达成过共识,并诉诸行动,至少有过多次集体签名,从“九·一一”到 SARS,从为刘荻说话到为杜导斌呼吁,包括许多教授、研究员、有一定体制内学术身份的知识分子都曾参与,尽管规模还不怎么大,人数不是很多,但放在以前 也是很难想象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当然,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要达成广泛的共识,并形成“集体行动” 确实很难,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只想围绕着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说几句,不排除标榜自由主义的朋友中也有些人带有强烈的主 角意识,有舍我其谁的“救世主”情结,自命不凡,处处争“第一”、争“最”,处处以“明星”、“准明星”的姿态出现,处心积虑要争当历史的“主角”。自由 主义本是低调的,不是成天喊口号、抢镜头式的,而是包容的,宽容的,是立足现实,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有着健康的配角意识,甘于做配角,既不是逢 政府就反,也不是依附权势,而是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作出独立判断、独立批判。记得多年前就有一位朋友讲过一句很到位的话,有些人做人都没有做好,却一心只 想做“人物”、做“人士”。其实,主角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往往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那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天时、地利,你自身的素质、阅历、人格、经历等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我们这样的传媒时代,“镜头里面出明星”(或者说“镜头里面出主角”)是没有错,如白岩松说的,天天在电视上露脸,哪怕是条 狗也出名了(大意如此),但一个好的“主角”决不是靠刻意的设计、包装打造出来的,最终还要接受观众苛刻的品头论足,经过极为严格的淘汰程序。主角意识确 实在阻碍着民间社会力量的正常成长。

作为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一,个人主义不仅和配角意识不矛盾,而且为配角意识被广泛接受提供了价值支撑。真正的个人主义崇尚自由而不是无法无天,向往独立 而不是自立为王,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里的人们比较难理解的。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出来从政的往往并不是第 一流的人,因为人们的选择很多,在不同的行业都可以取得成就,实现自身的价值,社会也认同、肯定这样的观念,从政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在这样的社会 里,人们不可挤在一条独木桥上去争什么主角,也就谈不上主角意识。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配角意识将是独断专横的主角意识最好的解毒剂。既然每个个体生命 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无可取代,虽然人与人有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无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同样受到尊 敬。如果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帝王在舞台上大唱独角戏的新社会,那么个人主义的普及必将给配角意识提供最好的土壤。

不妨多一点“群角意识”

5.如何突破这种传统文化的桎梏?

傅:要突破主角意识这一传统文化的桎梏,恐怕还是任重而道远,在一块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土地上,要形成健全的配角意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能因为难就停止我们探索的脚步。

首先当然是要在理念上说清楚这些概念,我的小文只是抛砖引玉,非常肤浅,论证上也不够严密,这篇小文是1995年9月写的,至今将近十年过去了,多少沧海 桑田,可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人论及这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同时我想提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看法,我们这个民族自 古以来就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窝囊透顶,跪着做顺民、做奴才、做奴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称王称霸,像洪秀全、李自成这 样想当主角的人也不少。这种要么什么角色都不当,要么就当主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我们今天想当主角的人也见多了,自觉追求做一个合格的配角、甚至做个称 职的群众演员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其次,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要力倡健全的配角意识、群众演员意识,自觉地和那些处处要抢镜头、处心积虑要扮演主角的人保持距离,说句笑话,假如配角们、群众演员们都远离主角,主角的独角戏还能唱得下去吗?

再次,要走出传统文化的桎梏还是要靠越来越多的人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懈怠,不急噪,不盲从,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始 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我个人就愿意做一个象样的群众演员,以健康的群众演员角色意识参与历史进程。因为我深深知道,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从来就不乏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缺的从来都不是主角,缺的是合格的配角,更缺的是甘心做群众演员角色并以此为荣的人。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 变革,我愿意将做一个合格的群众演员作为我的人生目标,将“做一个公民”作为最高的理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过一种人的生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始 终保持独立的批判,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假如能实现的话。

6.您还有其他话想跟我们网友说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不管我们各自作出怎样不同的选择,“做一个公民”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我们都只能在“皇帝的餐桌”之外,重新开始自己的生 活,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普通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这一生活的理想,我们除了像一个公民那样站起来,即使在公民权利仍旧只是写在纸上的年代里,也像一个真正 的公民那样说话、行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我相信,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只有生活之树常青。让我们一起重温胡适当年的一番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 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梁京:达赖的智慧与汉人的愚昧

2008.04.01

3月28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以个人身份向全球华人,尤其是向中国境内的汉人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理解他本人只求藏人自治,只求文化权利而不求西藏独立的真诚愿望。据我所知,这是达赖喇嘛首次越过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直接诉诸汉族民众的理解,意味深长且意义深远。

The Dalai Lama speaks at a rally in the Central Sports Stadium in the Mongolian capital Ulan Bator

Tibet's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preaches on peace to thousands of Mongolians at a rally in the capital Ulan Bator. (from BBC)

当 然,没人期待这个呼吁会对胡锦涛及整个中国领导层发生积极的影响,恰恰相反,我相信,这个呼吁只能使他们更加恼羞成怒。如果胡锦涛近期在与达赖对话的问题 上有任何松动,也绝不会是因为这次呼吁,而更可能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施压的结果。中国平庸的当权者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就是实力与功利。

达赖的这次呼吁表明,他不仅知道这一点,更看到了支持中国领导人蛮横态度的,还有一股巨大而可怕的力量,那就是汉人的愚昧。只要多数汉人不能摆脱愚昧的思维,很难有中国领导人敢于理性地面对西藏问题。

在 这次事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身居海外的一些青年华人对西方媒体报道失实的反应。他们立即就把这些失实报道传回国内,作为西方对中国不怀好意的铁证,并得到 了国内网民的强烈共鸣。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西方媒体经常发生失实报道,身居海外的华人不应对此感到惊讶。但是,他们毫不犹疑地把这种失实报道政治化,真 正暴露的是他们自己的偏见。他们为什么不借此而要求中国政府对海内外媒体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呢?难道不正是中国当局对媒体的全面封锁给这些失实的报道制造了 机会吗?

民族主义毒害人类的机理,就是借助个别文明的传统弱点来放大人性的共同弱点。主宰中国文明两千多年的专制大一统理 念,在汉人的文化基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汉人因此而形成两大顽症,一是文化自大,一是势利和功利。这两大顽症正是许多汉人思想愚昧之根源。不错,文化自 大和趋炎附势的毛病,并非汉人所独有,尤其是西方人的文化自大,因其技术、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强势而早已过度膨胀,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中国更是西方文化自 大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狂妄,中国的现代化会有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吗?

中国之所以会成为西方文化自大的严 重受害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是汉人的势利和功利。在顽固的文化自大招致全面屈辱之后,中国的汉人不仅急忙剪掉了满人强加在头上的长辫,而且很快就不分青 红皂白地清算自己的文化传统。“砸烂孔家店”还不过瘾,没等搞清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得出结论要“走俄国人的路”。

与 汉人不惜自毁传统,不惜自相残杀来赶上潮流相比,达赖喇嘛看上去完全是一个不识时务,冥顽不灵的傻瓜。他竟然为了维护区区几百万藏人的自治权利和保护明显 落后的藏文化,而敢于和十几亿汉人作对。但是,从江泽民当年访美到今日中国网上的愤青,都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惑,为什么一个流亡的和尚,不仅得到西方的政治 支持,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受到西方名流的追捧,获得西方文化精英乃至宗教人士广泛的赞赏和支持。以一人之力,达赖喇嘛在海外胜过中共的万千外交官,在 国内胜过中共讨好藏民的亿万金钱,他究竟具有什么超人的智慧?

达赖喇嘛让汉人难以理解的智慧得益于他的佛教信仰,得益于佛 教文化中凝聚的古代先贤的智慧。这不仅使达赖获得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自信,更使许多西方文化精英在和他的交往中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西方文化自大之愚蠢,认 识到每一种文化如同每一种生命,不论强弱都有独特的价值。达赖的大智慧,不仅使他为藏文化赢得尊严,更使他成为文化权利平等这一普世价值的化身。

老 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达赖喇嘛的智慧向我们揭示了这一伟大思想的真谛:一个坚持相互尊重的人是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因为他事实上是在维护 人类的共同尊严。达赖喇嘛之所以不争西藏的主权而又坚持藏人自治,是因为他深信,没有民族自治就不可能保存藏人的文化权利,就不可能保持藏人的尊严,而没 有了藏人的尊严也就不会有汉人的尊严。许多汉人的愚昧就在于,势利和功利使他们不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汉人剥夺了藏人自治的权利,他们也就剥夺了自己民主 自治的权利,从而在全人类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RFA)

刘晓竹:奥运自由魂与中国心

最 近,凌沧洲、昝爱宗等十几为媒体人士呼吁:清明时节,请大家要祭奠中华民族的自由之魂,不要再祭祀历代家奴,那些为了一姓一帮的权力垄断而屠杀百姓的奴才 魂。我觉得他们的提议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中国心又在跳动了,令人鼓舞。这些年来,中国人要么被迫没心没肝的,要么就要接受官方版的中国心,那 种空洞虚伪的心、奴性十足的心、狂妄自大的心。相反,你如果真有点中国心,有点气节的话,他就要打压你,千方百计送你进监狱。

长 期以来,中国人的中国心一直受到摧残与压抑。先是满清的皇亲国戚,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用武士道精神剿灭中国心;再后来,毛 泽东反自由主义,搞文化大革命,用个人崇拜、文化专制来摧残中国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心渐渐恢复,本来这个形势是不错的。但是,胡锦涛又倒行逆施,搞起 三封主义,比毛泽东反自由主义还进一步,叫做反说话主义。三封就是封网、封嘴、封消息,用假大空剿灭中国心。

最近藏区发生 动乱后,拉萨藏人当然不能上街了,这也罢了,但是,内地汉人好像连上网都不行了,更不要说上街了。老百姓上网讨论西藏动乱都要禁止,当局封锁消息,不让人 说话,到了这种地步,太可恶了。按照官方说法,藏人是暴徒,所以不能发表意见,但是,那些被打的汉人也是暴徒吗?他们为什么也不可以发表意见呢?他们为什 么不能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呢?胡锦涛搞三封主义,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奴才不配知情,奴才不配说话。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中 国心如何存活?如何能生长?如果你问胡锦涛:中国心是什么?那就是八荣八耻,吹吹拍拍,马屁听话。中国心就是被这样糟蹋了:假话、大话、空话,假大空毒化 中国心。这些年来,太多官场黑暗,太多贪污腐败,太多背信弃义,太多厚颜无耻,太多黑道暴力,而老百姓有太多苟且偷生,太多奴颜婢膝,因之,奥运时节,中 国心要张扬一下了,自由魂要张扬一下。

人心不死,因为中国心不死。人心思变,因为中国心思变。一句话,文化专制要推翻,言 论自由要实现,这就是中国心的萌动,自由魂的勃发。当然,奥运是一次重要的事件,但怎样才能开好奥运呢?不是让官僚觉得脸上光彩,而是要让中国心觉得满 意,让自由魂觉得满足,让子孙后代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骄傲。中国心不是奴才心,没有自由,哪来的中国心?

中共常讲把外来的主 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要把外来的奥运精神与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实践相结合,让中国心重新跳动,让自由魂重新勃发。借用匈牙利诗人的表达式: 奥运诚可贵,稳定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为什么可以抛呢?因为,没有自由的奥运是奴才奥运,没有自由的稳定是奴才稳定。外国人可以说:不自由, 吾宁死!难道中国人不可以说:不自由,宁无奥运乎?

(自由亚洲电台)

《争鸣》社论: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今年的三月不寻常,适逢台海两岸同时大选。大陆「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台湾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大陆是五年一选,台湾是四年一选,要二十年才一遇,机会不多,所以很不寻常。


   两岸都是选举,为什么大陆的「选」要加引号呢?这是因为大陆的选举是假的:不光候选人只有一位,而且连选举人在内,都是共产党指定的。其实把这种「选 举」加上引号都厚待了它,因为它根本不是选举。只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才能供人「选」而「举」之。只有一名候选人的「选举」,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 「选」,而只能按上边的指示来「举」,这怎能叫作「选举」呢?然而这正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它不过是中共一党专政的遮羞布罢了。大陆 的中国人已经在这种「特色」之下生活了五十九年了。

  台湾人民原来也生活在一党专政下面,那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论资 历,它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还要老,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了。当时它统治?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起家的。因为它许诺实行多党的民主政 治,所以赢得民心,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还是继续实行一党专政,这当然又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并且酿成「二二八」惨案。但是值得大 写一笔的是,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激荡下,在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内出了一个蒋经国。他一方面坚持蒋介石的反共立场,顶住中共「解放」(应读作「奴 役」)台湾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顺应岛内外的民主潮流,主动放弃独裁立场,使台湾政治得以和平地转上民主轨道。如今台湾人民已经真正享有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 民权利,能在自由竞争的政党之间进行自由的选举了。

  两岸的大选,真是具有鲜明反差的对台戏。台湾那边,两党全体出动, 总统候选人深入民间,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已的政纲,请选民抉择。民众则仔细斟酌,考虑把决定候选人命运的一票投给谁。整个三月,特别是临近投票的日子里,从 台北到高雄,全岛可以说都沉浸在兴奋的节日气氛中。

  现在大选已经落幕,投票结果已经揭晓。国民党的马英九以高票当选,台湾又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威力:你干得好,人民支持你;你干得不好,人民就另选别人。也就是说,人民掌握着国家领导人的命运,领导人必须忠于人民,必须服从人民的选择。

   反观中国大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开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当局却对人民如临大敌。不但「候选」的领导人对群众怕得要死,就连「人民代表」也不敢和人民 照面。在冤案遍于国中的大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苛政受害者到北京上访,他们多么想见到本省的「人民代表」,以便申诉冤情!然而戒备森严的代表驻地岂容访 民插足!况且还有本省派来的如狼似虎的「截访」警察早已张开罗网在北京守候,只等访民一露面,立刻抓过来扔上警车押回原籍看管起来。

   至于广大的老百姓对于这次「大选」,那就更没有兴趣了,因为谁当主席,谁当总理,那全是共产党的事,跟老百姓有甚么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领导人经 过人民授权?他们又何必向人民负责?只要他的领导满意就行了。这样一层层对上级负责,最高领导人则对前任领导人负责(因为中共总是老领袖指定新领袖),这 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架构。甚么三权分立,甚么政党轮替,甚么自由选举,那都是西方货色,都是「假民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主」才是「真民主」。你不懂吗?监狱会让你明白。你不服吗?坦克会叫你服气。

  台湾大选,给大陆人民上了一课,也给中共上了一课。

   五十年代,中共曾告诉中国人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甚么都「向苏联学习」。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了斯大林的盖子,这 本是走出共产极的的第一步,却吓坏了毛泽东,从此不敢再「向苏联学习」;九十年代苏联解体,邓小平越发害怕那个「明天」了。

   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的崩溃,乃是由于制度内部与生俱来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至今仍未垮台,是因为邓小平在经济上放弃了社会主义死路而转上市场经济 即所谓资本主义道路,从而缓解了统治危机。但是他所制定的「四项原则」,使中共至今坚持一党专政,以致腐败盛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矛盾日益尖锐,如今统 治危机已经快到临界点了。

  出路何在?海峡对岸已经为中国大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走台湾的路,从独裁和平转向民主,这是应天顺人,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社会普遍受益(包括执政党本身)的最佳选择。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民主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有普世价值,分什么东方西方?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能适合「那一部份」的民主,为什么在「这一部分」就「不适合」了呢?

  这些话,中南海里的人听起来可能不大顺耳,因为他们一向以大压小,仗势欺人,何尝把台湾放在眼里?但是顺耳也罢,不顺耳也罢,反正形势比人强,台湾在政治上巳经走在大陆前面了。人们迟早都得接受的客观事实必然是: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陈奎德:响应达赖喇嘛呼吁

针对最近的西藏事件,2008年3月28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发出呼吁。

首先,达赖喇嘛不分藏汉,“向所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进行法事并祈祷。”

他至为诚挚地重申了他并不追求西藏独立,“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并愿继续保持接触与商谈。”他所“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

他声明“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

针对中国政府指责他挑动制造了事件,他特别严肃地“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我们认为,达赖喇嘛这一呼吁是通情达理的,是有利于汉藏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西藏问题解决的。

我们竭诚响应达赖喇嘛的呼吁,坚决支持他关于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的要求。

众所周知,这次西藏事件甫一发生,北京本能地依其过去的反应方式,做了两件事:

首先,赶走外国和港台记者,对拉萨及其他骚乱地区实施封锁,杜绝新闻和信息的流通。

同时, 开动海内外宣传机器,众口一词,指骚乱是藏人攻击汉人,指达赖喇嘛要对此负责。

先封锁新闻,然后让世界相信北京独家垄断的官方报道就是西藏真相。坦率说,这是蔑视常识,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

动用垄断性的宣传机器和暴力镇压机器,北京政府循环反复。十九年前在拉萨,他们这样做了;结果使自己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十九年前拉萨镇压几个月后,他们在天安门,变本加厉地做了,结果使自己成为人类公敌。几个月前在缅甸,缅甸军政府和北京政权,同样对佛教僧侣这样做了,国际舆论千夫所指。今天在西藏,他们又重施故技:封锁加镇压。他们,究竟想收获什么东西呢?

况且,今天的情势,与过去更有不同。因为西藏问题的高度国际化,因为没人相信封锁下的北京独家“新闻”,导致传言满天飞;而鉴于北京过去镇压的历史,人们总是从最坏处设想。于是,世界民主国家几乎众口一词,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在国际主流社会,藏人及其藏传佛教被北京政权迫害,几乎已成共识。3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1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印度与达赖喇嘛会晤,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展开调查;德国总理及外长将不出席北京奥运会;英国查尔斯王子,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的国家领导人也做出了同样决定;法国总统也声称,鉴于西藏局势他或许不出席北京奥运……。在奥运前夕的这种外交情势下,北京当局认为,传言的危害更大。即使再不情愿,北京也只得两害相较取其轻。于是,才有3月26日中国官方组办17个海外媒体西藏访问团等等举措。

这些姿态,虽然为时已晚,虽然装摸做样,虽然遮遮掩掩,但比较前期的全面封锁,仍是一点进展。北京当局如果不想再作历史罪人,如果不想汉藏之间世世为仇、血海相隔,那么,就需真正开放媒体采访,响应达赖喇嘛的宽宏呼吁,有诚意地与达赖喇嘛坐下来协商,如他所期望的,“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这才是双赢的出路。

何去何从,好自为之。

(观察社论

周郎: 强硬的民族政策应该改弦更张了

两会期间,有两个关系到民族矛盾的重大事件值得关注。一个是西藏僧侣为纪念“西藏抗暴日”49周年发起的示威,成为近二十年来藏人最大规模的示威,不但蔓延到青海、甘肃等有藏人居住的省份,还在拉萨酿成了多人死伤暴力事件。二是中国政府宣布3月7日挫败了一起企图在民航客机上制造空难的恐怖活动,一名来自新疆库车的19岁维吾尔族女子将汽油带到飞机上,想要制造一起机毁人亡的恐怖事件,这让人联系到车臣 “黑寡妇”的冷酷无情。这两起事件,给所谓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罩上一层深重的阴影,也凸显出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日益不满和扩大,内中所隐藏的危机,决不是官方一句“藏独、疆独分裂分子的图谋”所能涵盖的,严格说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族矛盾非但不见缓解,反倒激化到今天的现状,与中共执行的张而不弛的民族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

无法转圜的强硬政策

毛泽东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纵观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张弛有度的,是既有胡萝卜又有大棒的。建国后的前几年,为了笼络少数民族的人心,中共的民族政策还算是有张有弛,如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作为强势集团的中央政府还是做出了很大让步。到了西藏平叛之后,代之而来的是日益强硬的民族政策,六十年代,另一个藏人的精神领袖班禅额尔德尼担写出《七万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是要灭族灭教,为此,班禅还坐了9年零8个月的监牢。到了文革期间,作为无神论的中共对三大宗教的摧残与荼毒,可能是中国有史书记载以来最为惨烈无道的大法难,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罄竹难书的历史,不再赘述了。

及至所谓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胡耀邦执政期间,才认识到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中国的宗教政策得以改善。可惜好景不长,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西藏出现的乱局归结于胡耀邦当年的怀柔政策,认为是他太多的软弱与让步才给藏独有了喘息的机会。比如,八十年代,胡耀邦曾建议并着手组成班子,准备让十世班禅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可到了邓小平那里,一句话:“他去当主席,那是不是还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制度呢?”就把这件事情给否决了。如此看来,千载之下,把自己的女儿(名义上的)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换来的几十年和平相处的唐太宗,不是更软弱无能了吗?

自苏东波事件后,世界上不少弱小民族相继独立,包括不久前刚刚宣布独立的阿族国家科索沃。面对这股潮流,力主“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当局所执行民族政策越发强硬,一点和解转圜的空间都不给,认为一让步就会麻烦无穷。像达赖喇嘛,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世界公认的非暴力主义者,这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屡次向中共发出和解信号,说只要能回国,就当一介平民,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搞任何形式的藏独。达赖的底线,甚至已经低于当年的十七条协议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中共的善意回应。中共现在是一条强硬路线走到底了,无论达赖做什么姿态,说什么话,都被千篇一律视为“分裂行为”,和解的大门被紧紧地关死了。

谁强硬,谁升官

据说,胡锦涛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隔代钦点的第四代领导核心,与他1989年3月在西藏的戒严有直接关系,就是小胡那一张头戴钢盔、英气勃勃的照片,让邓小平觉得放心。邓是力主“两手都要硬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拉萨戒严的成功,让邓大人三个月后在北京又如法炮制,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再之后,才有了十五大上邓小平一手拉着江、一手拉着胡说,你是第三代,他是第四代。

胡接班以后,强硬的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更为升级,具体的表现就是公开把是不是支援过西藏来作为考核干部和决定升迁的标准,按照胡的说法,就是“不能让这些人在政治上吃亏”,像现在在中国政坛走红、步步高升的郭金龙,张庆黎,杨传堂(因病提前结束西藏自治区书记的任期)等人,都是有过西藏工作“一手硬”的经历。再如被称为“新疆王”王乐泉,虽然年龄到了,但该退不退,继续留任,也是强硬路线的具体措施。曾看过王的一个电视讲话,此人真用满脸横肉、杀机腾腾来形容,一口一个:“疆独一露苗头就打,狠狠地打,决不心慈手软。”与当年的“新疆王”王震是一个腔调。按理说,六十年过去了,已经到了“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执政者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思路想想,日子好过了,这“藏独”与“疆独”为啥还会露头?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化解民族矛盾的方式?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越强硬越能体现党性和原则性、越能博得上峰赏识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中共的民族政策,从上到下,除去“狠狠地打”之外,已经别无他策了。既然没有了政策上的弹性和伸缩性,一遇到如拉萨这样在西方看来很常见的表达不同意愿的抗议行动,迎面上来的就是暴力相向了,看看这次西藏政府发布的公告,简直就是十九年前北京市 “六四”戒严时的翻版,一张口就是“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连“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样的政治智慧,都不要了。

三大宗教 独尊佛教

中国民族矛盾的乱局,是与现任宗教局长叶小文十多年来所执行的宗教政策分不开的。今年58岁的叶小文,可以说是中共官员里面最会作秀的人了,为炫耀自己的博学,曾自称敲破了好几台手提电脑(当然是公款购买的)了。别看前总书记江泽民对法轮功耿耿于怀、无情打压,可他自己却对佛教大感兴趣,北京红螺寺有一年的第一柱香,是他烧得;九华山新铸大佛,是他剪彩的;连前不久网上流传的一张他与众美女的合影,也是在武汉归元寺拍摄的。

为了投江总书记之所好,身为宗教局长叶小文自然也就有所偏爱了,他经常在公开场合上大谈什么佛法禅理,弘扬佛法。有报道说他认为宗教也可以帮助建立和谐社会,建议中共利用宗教来加强自身统治。不过,叶小文所说的宗教,是汉传佛教,是自家土生土长的(其实也是舶来的,后经中国人改造的)宗教,这样的信众不会闹事;而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和藏传佛教就不好说了,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中。

按理说,在人类面前,宗教应该是平等的才对。以三大宗教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基础和基本教义,应该互相平等才对。不过,在当下的中国,凡属佛教的名刹胜迹,都是当地政府出钱维修的,有的还被当成旅游胜地的摇钱树,少林寺据说就要上市了。可你到河北、河南农村看看,当地的天主教堂或是基督教堂,都是教友自己捐资修建的。现在,骗人钱财的假和尚满大街都是,无人过问。可是基督徒的家庭教会,经常被当地公安骚扰。国内有个宗教出版社,出版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佛教书籍,书店里宣传佛法的书籍比比皆是,多得快成垃圾了,而《可兰经》、《圣经》,你是见不到也买不到的。内地可以随意自费印刷佛经,而去年一个自费印刷圣经的人,却被政府以非法营利判了刑。前几年,连帮助许家屯叛逃美国的星云法师,也取得了中共的谅解,又建立联系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无怪乎有人发问,中共天天对地下教会、藏独、疆独进行的无情打压,五个自治区的印把子,都牢牢掌握在汉人手里。可那同是汉人的陈水扁在台湾天天喊独立,搞分裂,中共为何坐视不管?为何不能依照《反分裂法》也进行无情打击?

如此的厚此薄彼,只能让那些藏民、维族产生更深的疏离感。

压而不服、一放就乱的僵硬怪圈

与毛泽东所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相比,拿中共建党以来的血腥争斗的历史来验证,可以说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义宣讲的都是宽恕宽容和仁慈仁爱,都能起到净化灵魂、让人行善的作用,都要比共产党的自身教义要好;信众所崇拜的偶像,也远远要比中共手上沾血的老毛、老邓更圣洁更伟大,起码达赖喇嘛没有像胡锦涛那样头戴钢盔、威风凛凛吧。共产党总是认为自身法力无边,不但可以隔代钦点第四代、第五代接班人,连十世班禅的接班人都钦点上了。仅此一点,就极大伤害了藏民同胞的感情和自尊心。

中共无论对人权、对民族自治权,都是拿“生存权”的标准来衡量的,让你活着,就得听我的,也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如西藏,中央每年的投入都是几十亿,有人计算过,八九十年代每个藏民即便是啥事不干,政府所补贴的平均款项,也比内地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所得还要多。尽管如此,人家还是不买账,还要走上街头,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活着不仅仅是像猪狗一样的“生存”而已,还要有精神和宗教层面的需求。正如法国以马内利修女自传中所说的,哲学只能解释世界,只有宗教才能抚慰心灵的忧伤。

藏传佛教是平和的,凡是去过西藏的人旅客,都不会忘记藏人那见人就笑的善意模样,哪里像毫无诚信的内地汉人,信奉的是“别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一个个跟防贼似的。还有远志明先生前些年在内地所拍的长达6小时的反映国内地下教会的纪录片《十字架下》,让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个个看得泪流满面,止不住的唏嘘感喟。曾听到河北省的一个地方干部说,地方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地方,也是地下教会人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因为宗教能净化心灵,抑制人类欲望的恶魔。

应该反思的是,当年,中共把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伤害过无数好人。现在,中共民族政策的这根弦也是绷得紧紧的,动辄就以“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为籍口,坦克枪炮的跟进,“六四”的梦魇,继续上演着。怕得是,这根弦一旦上的太紧了,绷断了,前苏联解体后民族积怨的总爆发,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中共的逻辑,可以说好多都是站不住脚的,如企图在飞机上制造恐怖事件的新闻曝光后,新疆反恐问题研究专家潘志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蒙骗一个19岁的女孩子来充当人体炸弹,这充分暴露了恐怖组织的残忍与残暴”。我们不禁要问,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来说,一个19岁的人,是不是已经具有自主选择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当年把15岁的刘胡兰送到敌人的铡刀下和把年仅9岁的刘文学送到地主分子的镰刀下的中共行为,又该作何解释?距离“残忍与残暴”又有多远?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伊拉克天天有这样的少女人弹,国内的新闻媒体为何还要连声叫好?

最后,还想再反问一句: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宁肯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制造恐怖事件,是不是也说明了这张而不弛的强硬民族政策已经失败、应该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争鸣》杂志2008年4月号)

王维洛:为北京奥运会紧急调水的背后

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从比北京更加干旱的河北等省份紧急调水十六亿立方米。北京水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如果这个政策持续下去,北京 的水环境还会继续变坏,有朝一日中南海也会干枯,那时迁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样,中国为北京二○○八年奥运会的所有投资将全部化为乌有。

  北京的「水危机」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 都市中,似乎北京的「水危机」最为严重。中国的政治家和专家找到了理由:老天待中国、北京不公:「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 一」,「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以色列一样」,「北京每年缺水十亿立方米」,等等。为了举办北京二○○八年奥运会,中国政府实行了「紧急调水方案」:从 黄河调水六亿立方米至河北白洋淀,作为预备之用;再从河北的西大洋、王块、岗南和黄壁庄四座水库共调水十亿立方米至北京。其实,调出这十六亿立方米水的邻 近省份如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水荒」比北京更为严重。从河北省向北京调水,势必会令河北水资源匮乏形势雪上加霜。

  北京水资源条件相当好

   从自然条件来说,北京的水资源条件相当好。北京的年平均降水量为六二五毫米,比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俄国的莫斯科、波兰的华沙还要多一些。这些都市 的人口密度和北京一样,有的甚至比北京更高一些,没有听说这些都市曾有过水荒。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个研究表明,有一个标准可以判断这个地区的自然生 态环境是否干旱。这就是地表径流深。地表径流深在一五○毫米以上,这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就可以得到维持,能够承载人类适当的活动。北京的地表径流深为二 四三毫米,应该说条件不错。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的地表径流深二四三毫米,只是降水量六二五毫米的百分之三十九。而在德国,则是百分之八十的降水量被 计算成为水资源。如果按照德国的计算方法,北京的地表径流深应该是五百毫米,北京的水资源起码可以翻一番。可见北京的水资源「少」,是中国某些专家人为定 义和计算的结果。

  其实北京被选为京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水资源条件好。北京位于燕山山脉的山前冲积平原,永 定河、潮白河、拒马河、大清河等多条河流流经北京,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十分丰富。史书称北京「河湖纵横,清泉四溢,湿地遍布」。北京的许多地名都和水有 关。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在地叫做「中南海」,此外还有北海、什剎海,后海,昆明湖、团结湖、太平湖……。说实话,要是没有永定河、潮白河这些河流,当时 的皇帝也绝不会选择北京作为京城的。

  过度开发是水危机根本原因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最主要的河流。在永定河上修建的官厅水库,总库容量为四一.六亿立方米。

  潮白河是流经北京的另一条重要河流。在潮白河上建设密云水库,库容四三.七五亿立方米。

   如果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能够达到工程目标,每年至少可以向北京提供二十多亿立方米的水,满足北京大部分用水量的需要。但是,作为北京最重要供水水源的永 定河,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来水量越来越少,过去每年进入官厅水库的流量一四.一亿立方米,现在减少到不足三亿立方米。加上水质污染,官厅水库的水已 经不能作为北京的饮用水源。进入密云水库的流量也从每年一四.九亿立方米减少到六至八亿立方米。二○○三年北京全年的用水量三五.八亿立方米,只有八.五 亿立方米来自地表水,其余二七.二亿立方米来自地下水。

  北京水资源的账十分清楚,仅仅永定河和潮白河就每年损失二十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花费五千亿元人民币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总共每年可以向北京调水十七亿立方米,还不如永定河和潮白河每年水资源的损失!

   那么永定河和潮白河水资源损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河流的过度开发是水资源损失的根本原因。以永定河为例,中国政府在永定河上建设一座官厅水库,也是无可 非议。但是在建官厅水库之后,中国政府又在永定河上建造了五百四十一座水库!同样,在潮白河也修筑了许多水库,仅仅是大型水库就有五座(包括密云水库)。 国外的专家认为,一条河流的开发规模,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五。中国的一些专家认为,一条河流的开发规模,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四十。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开发强度 远远超过百分之百。大量水库的建设,不是给北京带来更多的水,而是带来了大水荒。

  水库越多,蒸发越多,永定河上的五百 四十二座水库,增加的水量损失,就是永定河流量逐年减少的根本原因。如果每座水库增加的水量损失仅为河流总流量的百分之零点三,五百四十二座水库将导致永 定河流量损失百分之八十。同样,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天津市、河北省等地的水危机,原因也在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

  向北京奥运会调水的目的

  中国政府向北京紧急调水十六亿立方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是保障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生活用水吗?

  北京一年的生活用水为五.二亿立方米,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饮用水。而且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也不会直接饮用北京自来水,他们会像参加世界女子足球赛的德国队一样,自己带水。

   向北京紧急调水十六亿立方米的目的,是要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个「绿色」奥运会。前面已经谈到,永定河流量逐年减少,北京境内的永定河已经是一条干枯的河 床。芦沟桥桥下的永定河已经干枯了三十多年。为了北京的「绿色」奥运会,从邻近地区调来的水将用来冲洗永定河被污染了的河床,然后再在橡皮坝的帮助下,形 成水面,为「绿色」奥运会添色。同样,北京还有拒马河等多条河流和湖泊需要用新鲜水来冲刷、更换。由于北京地下水位最近几年下降十分严重,已经形成大漏 斗,所以要保证永定河等河流的河床在奥运会期间充满水,用水量就十分大,因为许多水会渗入地下。此外,北京还新建设了许多水池和喷水池,最为著名、用水量 最大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前面的水面,要保持这些水面,用水量就非常可观。为了北京的「绿色」奥运会,北京的街道需要用水来冲洗今年沙尘暴留下的沙尘。

  应该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二○○八年八月,世界运动员们将云集北京。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北京?笔者以为,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北京、真实的中国。由于过度开发, 永定河干枯了,潮白河的流量减少了,北京的水体被污染了,让人家看到这个真相,并不丢人,中国政府才会修改政策,致力恢复北京的生态环境,恢复永定河、潮 白河等河流的流量,治理水体污染,走上正路。这才是执行科学发展观的正路。如果中国政府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恢复永定河、潮白河的生态环境,经过二十 多年的努力,北京就不会每年缺水十亿立方米。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但是中国政府能放弃粉饰太平的政策而向世界展示北京和中国的真实面貌吗?

(《争鸣》杂志2008年4月号)

陈道军:官逼民反——向英勇抗争的藏民致敬

史书不绝。在中国,官府如果不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老百姓就不会反抗。儒化教育和暴力专制使大多数国人养成了"好死不如赖活、活着就好"的奴性。于是,只要不死,中共暴政至今近六十年,大多数国人尽管活得艰难辛苦,活得卑贱恐惧,没有人样,仍然奴性十足。这样懦弱、驯服的人民居然被官府逼反,可见官府的暴虐无道。

我们反对暴力。但是,当一切合法、正常的渠道都被堵死时,所有受苦受压受害的人,有神圣的权力,用非常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发出自己的声音,直至伸冤雪恨。因此,我们支持、赞美受尽奴役和压迫的人民,为了人性的尊严做出的不计生死的反抗。此番面对中共荷枪实弹的武警,开着坦克的野战军的疯狂镇压,西藏、甘肃、宁夏、四川等地为了信仰,为了自治的藏民、僧侣以游行示威,摘下中共国旗、焚烧官方机构等方式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

中共1959年以所谓"和平"的方式统治西藏后,至今花费上千亿资金援助西藏,改善了西藏的交通和大多数藏人的生活。按理而言,这种牺牲广大汉人利益的绥靖政策应该得到翻身农奴,得到广大藏人的感激甚至回报。然而,专制本能使然,无论藏人、汉人,或其他民族,老百姓都是中共的奴隶,一样没有言论、信仰自由,都不能拥有民主制度下个人或民族最大限度的精神和外在生活的自治。于是,在糟蹋传统的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族文化之后,专制的中共党文化又同藏传佛教,同向往自治的藏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自毛泽东时代始,中共便逼走达赖,软禁阿沛阿旺晋美,掌控活佛。面对藏人的抗议,1959年,中共军队踏上西藏那片土地不久,便开枪镇压上万藏人;1989年,当今中共党魁胡景涛主政西藏时,又执行了对和平示威的藏人开枪的政策。历史的教训对当权派,特别是热衷独裁、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影响很小。这个集团往往愚蠢地相信暴虐的威力。于是,不到20年,登基为皇的胡景涛又指使军队镇压原本和平示威的僧侣、藏民。面对暴政,藏人进行了无数次抗争。他们不愿想大多数汉人一样,做中共的猪,当中共的狗,做中共治下的顺民、贱民。

拉萨的枪声,惊醒了国人寄望胡温新政的美梦,刺破了中共"和谐社会"的丑陋面孔。作为农奴后代的藏民,一个乐天知命的民族,他们的无数次抗争,为我们汉人,为其他少数民族,为中国百姓维权抗暴,树立了尊严的榜样。

(《争鸣》杂志2008年4月号)

周加才让: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来到台北民主广场参加民众的祈祷晚会,既为军警镇压而死难的藏族同胞,也为暴力抗争下无辜受害的异族兄弟。祈祷是无奈的表现,每当悲剧发生,似乎只能用 这种方式来哀悼逝者、慰藉存者,从此这个众生合栖的世间里又平添了悲情的一章。我想,如果放弃暴力去寻求理性和智慧的解决途径,那就不会有人流血、流泪, 也不会有人去做这种哀叹而无奈的祈祷。一切本应从长计议,相煎何急,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武力镇压给下次风波留下种子
  自一九 五九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西藏始终处于一种蠢动的状态中,大小矛盾冲突和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成为中共治藏的一大隐患,也让达赖喇嘛忧虑难安。人类生 活在地球村,势必要走向大同,国家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从历史上看,国家的称谓、版图,以及民族的组合,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形态。所以从佛教思想中 无常的本质来看,国家的概念其实也不重要。可是,如果西藏人仍然固守着千年历史传统留下的国家概念和文化情结,那么中共治下的西藏,必然潜伏着政权与文化 对立的危机。中共对西藏的统治达半个多世纪,在国际上已形成了一种对西藏既成事实的主权。达赖喇嘛具有佛教的入世思想,在政治上注重「当下」,无意涂炭生 灵去改变这种现状,所以他在八十年代「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提出非独立的「高度自治」主张,就是要在这种政权与文化的对立中建立互惠于双方的平衡架构。然 而,要藏人收起意念中的「雪山狮子旗」,那需要时间的淡忘,还需要经过谈判的磨合,寻找到一个结合的契点。或许,经过几十年岁月的稀释,藏人对往昔的记忆 已经冲淡,而新一代藏人或许就根本不知道「雪山狮子旗」的国家意涵。然而,八九年拉萨发生暴力镇压,又唤醒藏人潜伏的记忆,即使那些静默的藏人或是对历史 茫然无知的藏人,都会幡然警觉,祖先的荣耀、图博的渊源、历史的伤痕……都会在薪火相传中复燃。这是达赖喇嘛与中共都不愿接受的一项事实,因为这种结果极 有可能在中共的强权下引爆危机,并带来局面的失控。八九年拉萨事件似已平息,但这种隐患在十九年后的今天重新爆发,而且波及到了西藏三区,至此,中共仍然 采用武力和枪弹制造流血。那么即使平息了这波风浪,而后一波风浪又不知起于何时?力量多大?

  中共使民族矛盾激化酿成祸患
   从目前西藏的时局看,民族矛盾和对中共政权的质疑已到了激化的程度。即使如胡锦涛任西藏书记时所说的││「将一切反对势力扼杀在萌芽中」,那也是为时已 晚了。藏人意识中萌发的民族主义倾向,导致了与中共政权的离心背德,及对西藏地区外民族的强烈排斥。这种矛盾原本可以缓和或得到良性的转化,却因为中共固 持的「自大」心理而酿成祸患。从二○○二年中共与西藏流亡政府开通对话渠道后,西藏人在达赖喇嘛的力导下,竭尽真诚,以克制和理性的态度等待中共的实质回 应。可是,随着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共的自大意识更加膨胀,结果在这种见风使舵的虚伪政治下,西藏人等待的六年时间变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延宕。在这 种情态下,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中道」思想受到了藏人普遍质疑。去年在新德理的西藏大学生辩论会上,「西藏独立」的主张已占上风。对藏人来说,经过时间的 检验,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是行不通的,中共并没有留给藏人谈判的时机和空间。达赖喇嘛享有宗教领袖的地位,但政治上那种「中庸」、「包容」、「诚 信」的思想似已过气。所以,藏人虽然世代受到佛教慈悲的熏染,事到如今却也宁愿采取一种激进的思想和方式。因此,在这次事件的画面中,我们能见到更多的 「雪山狮子旗」和对异族人的冲击。面临此境,达赖喇嘛是无奈的,所以他说:「如果事态失控,我只能选择完全引退。」这既是对西藏人的告诫,也是对中共的放 声,他希望西藏人理性、和平、守法,避免流血,也希望中共开启实质的对话窗口,留给西藏人一次平息事态的机会。

  对达赖的和解态度置若罔闻
   中共的自大心理让他们丧失了基本的理智和判断,结果一竿子到底,不仅在勒令期限后大肆搜捕藏人,而且至始至终指责达赖喇嘛是「分裂」、「藏独」,是此次 抗争的总幕后。中共对达赖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构想置若罔闻,却只能识别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冠予的「藏独」标签,事过境迁,中共仍然不能遗忘这些陈旧的垃 圾。相比而言,达赖喇嘛却常常在传法中以修忍的心念要求藏人丢弃痛苦,丢弃新仇旧恨,这难道不能给中共领导人带来任何的启发吗?

   「自大」心理从佛教角度看就是「我慢」,这种意识会蒙蔽一个人的心智,让人丧失智慧的判断和行为。如此以来,西藏人的抗争难道只能在强权下以暴力流血的 方式得以平息和终结吗?人类最简单粗陋的解决方式便是暴力,这也是一种象征着荒蛮时代的标志。随着拉萨大量军队的涌入,青藏铁路和川藏公路的运兵车也接踵 不息,除此而外,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毋庸置疑,西藏人和中共政权之间已有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这是历史情结、文化认同所造成的对立。即使中共还有 大量援助的经济铺陈,但西藏人仍然是他们眼中「喂不熟的狼」,西藏人在得不到政治诉求的诚恳响应时,仍然会出其不意地露齿咬人。

  达赖的坦诚和中共的蛮横
   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讲,解决人际间的矛盾、群体的矛盾,以及集团利益的矛盾……都适宜于营造出一个矛盾的缓冲地带,这才有条件留待负面因素转化的空间。 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主张,其实就是给西藏人和中共政权之间留下的一道缓冲地带。可惜的是,在自大的心理障碍下,中共并未认清这种方案的可塑性,却仍然 翻出「分裂」、「藏独」的陈年滥调指斥「达赖集团」是这次拉萨暴乱的幕后策划者。事发至此,双方的任何挞责已于事无补,眼下重要的是以和平的方式平息事 态,以对谈的方式谋求西藏永久的安定,这才是世人仰首企盼之所在。对中共的强烈质疑,达赖喇嘛能够坦然相对,愿意接受彻底的调查,「查我们的各个办公 室」……甚至包括「我的脉搏」和「我的粪便」,反观中共,又何必要封锁西藏,让世人疑窦丛生呢?

  藏人抗争应和平理性
   这次拉萨事件延烧到了西藏三区,藏人的政治诉求已上升到了「西藏独立,赶出中国人」的激进态势,由此引发的暴力冲击也对无辜的异族兄弟生命财产造成了危 害。西藏人的抗争应该遵循智慧、和平的佛教思想,但这次事件凸显的问题却是「西藏独立」的主张所引发的暴力倾向。任何人都懂得,独立不是伸手可以要得到 的,尤其面对的是一个独裁强权的政府,如果西藏人作出「藏独」的选择,那就意味着西藏会暴乱、会流血。这不仅违逆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和宗教意愿,也会出现达 赖喇嘛和中共都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

  西藏人绝不能偏离理性与和平的轨迹,不能给世人留下违逆人道的口实。眼见一些西藏 人那种丧失理智的暴力倾向,或许达赖喇嘛会问自己的子民们:「我与你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中共长期以来的自大心理,最终引爆了西藏的危机,而 中共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却只有武力镇压和大举运兵,达赖喇嘛以及他的子民们也会这样问:「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争鸣》杂志2008年4月号)

刘国凯:蓝天已经阳光普照、绿地必将郁郁葱葱

-- 赴台观选之多重思绪

受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海外民运组织了10人观选团赴台观选。从3月19日到24日﹐东道主将日程安排得十分丰富。

共进行了四个座谈会﹔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举行的由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副部长赖怡忠主持的座谈会。
在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会议室举行的由陈锡蕃教授主持的座谈会。
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会议室举行的由主任陈明通主持的座谈会。
在台湾民主基金会会议室举行的由基金会执行长林文程主持的座谈会。
参观了国父记念馆﹑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
游览了士林官邸﹑101高楼。
参观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立法院会议大厅。
观摩了三场造势大会
最后王金平院长在立法院会客厅接见了观选团。



图为作者(转自大纪元网)

此行我深感极有收获。台湾中华民国的平民政治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牌子只有大陆一个乡村信用合作社的牌子那么一点大。而执政党--民进党 的中央党部只是租用了一间大楼中的一层。约500平方公尺。里面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这与海峡对岸共产党机关的奢华有天渊之别。

王金平院长给我留下印象尤其深刻。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首长﹐王金平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与观摩团进行了亲切谈话﹐并赠送给们精巧礼物﹐合影留念。

这次台湾之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马英九先生。听说他到中南部催票去了。累得已经站不稳。选举结束后更忙。

今天下午四时回到纽约。回想起这一星期的耳闻目睹﹐觉得极有收获﹑极有感触﹐遂决定立即执笔整理出以下若干思绪。以呈台湾各位师长和各界朋友。由于是长途飞行后的匆匆运笔﹐更兼学养低下﹐所言想必缺失甚多﹐望各位师长和各界朋友阅后不吝赐教。

一﹑仅系恢复“疆域”﹑务请慎言“狂胜”

开票前夕﹐观选团十人猜测选举结果。我毫不犹豫地说﹕“蓝营一定选胜﹗”

开票后报界一片惊呼。曰﹕“蓝营狂胜”﹐根据是蓝营得票超出绿营二百二十一万票。对于胜出数目如此之大笔者也感到意外﹐但并不呼“狂胜”笔者认为这个开票结果只是恢复事物原来面目而已。

此次大选蓝营得票率58.45%。翻翻2000年的“旧账”﹐那次连战得票率为22.41%。宋楚瑜得票率为35.74%。新党得票率为0.13%。相加 为58.28%。两次得票率几乎相等。故竞选固然胜利﹐但“疆域”并未扩展。那次蓝营若不分裂﹐民进当根本不可能选胜。某些国家的选举法规定。若有数人竞 选总统﹐而又无一人过半﹐则由前两名复选。如此﹐蓝营也会重新联合起来夺取选胜。换言之﹐如果这次蓝营继续处于分裂状态﹐那很可能又是败绩。

或许有朋友不以2000年大选为参照物﹐而以2004年作参照。他们说蓝营2004年为49.9%﹐绿营为50.1%。绿营此次降至41.55%。怎么不 可以说蓝营大胜﹖笔者觉得这样看问题有沾沾自喜之嫌。绿营是降了﹐可是它的基本盘并没有消减。2000年是41.72%﹐此次是41.55%。如果说 ﹐2004年绿营可以从41.72%窜到50.1%﹐那为什么以后就绝对不可以呢﹖

或许有朋友反驳说﹐2004年大选时民进党以“请给我们多些机会让我们学会走路”的恳求打动许多本来对他们不佳的表现颇有微词却心地善良的中间选民﹔还以两颗子弹的“千古之迷”去搏取同情﹐这才以极微弱的多数票胜出。这些机会民进党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这样讲似乎绝对了点。世事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模一样的事情不会重复再现﹐但类似的情况则可一再发生。从41.55%到50.1%并不太遥远。在民进党执 政八年政绩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它的基本盘秋毫无损﹐这难道不值得蓝营大将们警惕吗﹖一般蓝营群众的狂喜欢呼可以理解﹐但若蓝营领导群也陶醉其中则十分不 智。居安思危难道不是他们须臾不可淡忘的座右铭码﹖

二﹑未必因马哥太好﹐肯定是阿扁太差

马英九先生的操守和形像的确堪称一流。可是此次民进党的败选应另有原因。2004年在两颗子弹的冲击之下﹐蓝营以49.9%败北说明蓝营拥有五成的基本 盘。2000年和2008年绿营的得票率说明它有略超出四成的基本盘。中间选民于是成为关键。2004年﹐中间选民全部倒向绿营﹐绿营因此险胜。此次中间 选民的90%倒向蓝营。10%不投票。他们否定绿营却不肯支持蓝营。

阿扁差到什么地步﹐不妨到美国来找找参照物。

2006年5月,新泽西州发生一件小小的的交通违规事件。警员费尔维要开两张罚单给违规驾车者古尔。这时古尔的朋友法搏赶到现场。警员费尔维发现古尔的朋 友竟是州检察总长法博时,就取消了那两张罚单。这件事被知情者上报州长,州长认为法博这样做是犯了假公济私,影响司法公正的错误。要求她辞职。法博没有辞 职,而是在州议会的新闻发布会中道歉。她希望事情能就此化解。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均要求法博辞职。理由是她的行为即使不涉及 刑事罪的滥用职权,也引起道德争议,不适于担任检察长的公职。于是2006年8月,法博黯然辞职。

再举一例。2002年就任纽约州主计长的赫维希几年来政绩卓着,深受各方面好评。2006他突然被审认罪受罚下台。事情很简单。他从2005年至2006 年间常派一位下属用公车接送他患病的妻子去医院。这个情况被揭发后,陪审团裁定他有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的刑事罪。法官按刑律将可判他1-4年徒刑。赫维希认 罪不上诉,发表深切道歉书,并立即交纳5000美元的罚款,获轻判没有坐牢,然后就离开了他成绩斐然的工作职位。

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里﹐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就是如此严格。

阿扁的假公济私“贪于财货”与海峡对岸的共产党官僚相比固然是小巫见大巫﹐可若与法博和赫维希相较就严重得多。阿扁既仍尸位素餐﹐又怎能不成为民进党的“票房毒药”﹖

本来民进党还有转圜的机会﹐起码可争取个小输犹荣﹐那就是阿扁鞠躬下台。全党与阿扁切割﹐诚恳向民众道歉﹐兢兢业业地再出发。这样﹐中间选民还会有相当的 比率把票投给民进党。可是﹐怎奈非理性的“本土意识” 使民进党极为护短﹐硬把民众对阿扁的抨击看成是对整个民进党的敌意而坚拒之。如此颟顸执拗导致是非不分﹑正义不彰﹑中间选民遂大量流失。待到谢﹑苏进入竞 选高台时才觉得须与阿扁划线区隔但为时已晚。阿扁几年来的宵小行径﹑肆意妄为﹐其恶果由整个民进党承担。

从四成出发﹐曾冲至五成﹐最终又回到四成。八年周期﹐民进党玩了个怪圈轮回。

三﹑族群政治式微﹐社会和谐可期

这次大选的落幕将为台湾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带来正面契机。

多年来﹐台湾蹒跚在族群政治的沼泽之中。在民主国家中﹐政权的功能是管理社会﹐不象专制政权那样除了管理社会外还有镇压异己的功能。台湾的政府很特别。它当然是个民主政权﹐但它的职能似乎不那么单纯﹐因为它面对海峡彼岸虎视眈眈的中共专制政权。

怎么处理与这个专制政权的关系﹖蓝营说﹐不要刺激它﹐否则惹恼了它打过来难以抵御。而宣示独立是最尖锐的刺激﹐故不要轻言独立。绿营说﹐你蓝营讲来讲去骨 子里就是投共卖台。因为你们蓝营的主要人物都是大陆人。你们是外来政权﹐你们与大陆人的共产党政权勾勾结结﹐欺压本土台湾人。蓝营除极力辩白自己绝无投共 卖台之事外﹐且反过来指控绿营不负责的独立主张是把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推向战争深渊﹐名曰爱台﹐实为害台。

这场由台海危机互控纠葛着的省籍分野﹑身份认定﹐再加上“二二八”原罪和国民党威权时期的错失﹐社会被高度撕裂。选战的深层意识也不仅仅停留于通常为争取 执政权的层次﹐更主要的还有在这个社会中的资格问题。2004年大选时﹐李登辉竟然说﹐如果陈水扁不能连任﹐他就出国离开台湾。而许多蓝营人士则说﹐如果 民进党﹑陈水扁长期当道﹐他们宁愿选择移居他国。

在族群政治甚嚣尘上之时﹐一个政绩不佳﹑操守可议的人可因身份认定的强势而继续把持政权。而一个操守良好﹐预测可给予社会优质服务的人也会因身份认定的弱 势而被淘汰出局。于是台湾的选战就不似欧美民主成熟国家那样“平淡无奇”。蓝﹑绿两方不但为了执政权﹐还为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具有不受歧视的人格都高度动 员﹐创造了极高的投票率。

欧美成熟民主国家投票率常在50%左右﹐超过60%就是高投票率。这是因为民主制度已稳固建立。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会改变民主制度。争取执政权的各方只 是在某些具体的管理社会的方案上有差别。而这些差别在许多人看来无伤大雅﹐或与自己关系不大﹐以至半数以上的人都患上“政治冷漠感”﹐懒得去投票。

台湾这几届的高投票率源于选战中参杂了单纯挑选社会管理者之外的因素。这说明台湾的民主尚在发展完善之中。

现在﹐近60%的选民向操弄族群政治说NO﹐这向那些以操弄族群政治的人士传递了一个信息﹕从前常搞的那一套已不是万应灵药。要想获取选票应回归正道﹐即用自己的操守﹑理念﹑才能和政绩去打动选民。

3月22日开票结束后﹐台北新唐人电视台请我和中国民联主席薛伟等去做节目。回程时我与薛伟同乘一辆出租车返回旅店。行车间与年约四十的司机吴先生谈及大 选话题。吴先生告诉我们他是地道台湾人﹐祖辈何时从大陆移居台湾已不可考。他说他在2000年时把票投给陈水扁。2004年时对陈水扁已有不满﹐但听到陈 水扁竞选讲话中的恳求﹐就又把票投给他﹐再给阿扁一次机会﹐想不到他那么糟糕。这次再也不投他的票了。民进党总不好好反省﹐到现在还在叫本省人投本省人的 票。中华民国来台湾都快六十年了。还有什么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啊﹗现在应该是谁能做得好就给谁做。

我说吴先生讲得很对﹐我很钦佩。吴先生谦虚地说﹕“哪里﹗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文化水平有限。”我和薛伟异口同声地说﹕“那更可贵。如果台湾的普通民众都有了这样的理性和认识能力﹐那台湾民主的成熟和社会和谐就很快会实现了。”

我想﹐吴先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今后到某个时候﹐台湾的竞选中再没有省籍区隔﹑身份认定等因素时﹐投票率就会有所回落。回落到欧美国家常见的水平。

马英九先生当选后立即发表讲话。其中说到﹕“选举的胜利不是某个政党的胜利﹐而是民主的胜利和全台湾人民的胜利。在选举中有五百多万选民没有选国民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成的政府将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爱护他们……”

马英九先生是位有诚信的人﹐我坚信新届国民党政府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国民党所组内阁会延揽民进党籍的才俊。国民党尤其应向绿营的青年一代招手。在他们中间 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加强双方的沟通了解融合。总之﹐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应该张开双臂无一遗留地拥抱台湾岛上两千三百万人民。

整个大自然中的最大两个元素不就是蓝天和绿地吗﹖蓝天和绿地不应该对立﹐应该融合。族群政治的阴霾曾遮住了蓝天﹐阳光不足草木也难茂盛。而今阴霾散去蓝天 重现阳光普照﹐绿色草木也将郁郁葱葱。当社会各阶层中吴先生那样的理性人士越来越多并站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时﹐台湾社会真正的和谐就稳固确立了。

四﹑水到自然渠成﹑统一何须匆忙

司机吴先生还向我们提及统独问题。他说﹕“你们说台湾与大陆会统一吗﹖”我反问他﹕“你看呢﹖”他说﹕“我担心越来越难。现在最热心统一的是当年中华民国 来台湾的那些人。如果这一代人都去世了﹐他们的后代已对大陆没有直接感觉﹐那时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提出要跟大陆统一了。”我正想响应他﹐但车已到旅店﹐只得 匆匆道别。

作为一个中华情结十分浓厚的人﹐我当然乐见台湾与大陆统一。但我又认为目前根本不可能统一。而且统一又不是迫切问题。只不过﹐吴先生所说的统一的难点只是很次要的。

统一的难点之一是民进党的既定政策。民进党为保持执政﹐而又感自己的政治能量不能稳固超越蓝营﹐便设法压缩蓝营的政治空间。途径是挑起两岸紧张关系﹐利用蓝营的大陆历史背景和威权时代的错责包袱来实施压缩。这样﹐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当然无从谈起。

统一的根本难点是盘踞大陆的是个专制政权。民主的台湾与专制的大陆谈何统一﹖所谓一国两制是欺人之谈﹑骗人之术。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已属世间的ABC。既要统一﹐若真有诚意﹐何不统一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中﹖

除了政治制度的根本症结外﹐大陆公民社会的建立也是前提条件。在台北一星期的四处观摩中﹐我觉得那里公民社会已经建立。人们的公民意识较强。遵纪守法﹑诚 恳友善﹐连等地铁都自觉排队。比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还高。反观大陆。经过邓小平二十几年“经济改革” 的催化﹐整个社会人心浮躁﹐个个想一夕致富﹐于是弄虚作假﹑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不一而足。最起码对人态度都不诚恳﹑不友善。甚至陌生人问路竟有 人以指错路戏弄他人为乐。这样的社会境况会为台湾同胞所厌恶﹐故也会成为统一的障碍。

如果大陆民主化了﹐公民社会也建立了﹐我想那时大多数台湾的华夏子民都会愿意与大陆统一的。除了少数人会从民族大义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外﹐多数民众即是为自己营造个更广阔的国家天地也会主张统一的。那时﹐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至于那些社会俊才﹐我想他们也会主张统一的。在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土上难道不是能更精彩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吗﹖历史上许多着名的人物(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 ﹐都并非出自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拿破仑出自法国属地科西佳岛﹔希特勒来自奥地利外邦﹔斯大林出自格鲁吉亚山地﹔赫鲁晓夫生于乌克兰矿区﹔孙中山诞生南 海边陲﹔毛泽东出自湖南小村……谁能说将来某届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总理不会出自台湾的某处阡陌﹑某个村落呢﹖

我深信台湾与大陆会统一﹐但不是现在﹐也可能不是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一代未必能看到。但这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迫切问题是大陆的民主化。我辈已为之奋斗三十多年。多么希望不久的将来民主旭日在大陆的地平线上升起。

五﹑中共郁闷烦恼﹑民运喜上眉梢

阿扁﹑谢长廷﹑马英九这三组人马﹐中共各有何种感受﹖

毫无疑问﹐中共最厌恶的是阿扁。阿扁在其位﹑不谋其政﹐专事操弄族群话题﹐挑动台海紧张局势。他原意是以此压缩国民党政治空间﹐却使中共十分恼火。因中共的宗旨是稳固其大陆政权。它并不真想对台动武。真动武对于它未必有好结局。但阿扁屡次三番插探其底线﹐令其十分烦恼。

谢也为压缩国民党政治空间而叫独立﹐但他懂得适可而止﹐不去插探中共的底线。中共也乐淂打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牌。它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弘扬民族大义自居﹐ 为其非法的政权涂抹一层合法油彩﹐它还可以用反台独来转移民众的视线﹐消解国内民众与它的矛盾。于是乎﹐一个假台独﹑一个假打独。两个假的玩在一起﹐成最 佳玩伴﹐玩得很开心。

然而非常失望的是﹐谢长廷败选﹐马英九胜出。表面看来马英九态度平和﹐应不难打交道。其实不然。马英九也搞“台独”﹐而且是最难对付的“台独”

阿扁﹑谢长廷是对中国独。马英九是对中共独。马英九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要谈。”对扁谢的独﹐中共可以厉声叫骂。大陆的那班“愤青”会为中共的叫骂 喝彩。但马英九的对中共独﹐使中共难以叫骂。它甚至都不敢把马英九的“台独”公布出来﹐因为那样一定会在大陆引来一片对马英九的叫好拥护之声。故对马英九 选胜﹐中共十分郁闷。虽然不象从前那样面临阿扁屡次探底的麻烦﹐但马英九的民主牌可对它的政权会造成威胁。

至于我们大陆民主志士当然喜上眉梢。

中共有一个很可蛊惑人心的说法﹐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能搞民主﹐一搞社会就大乱。只能由它垄断社会公权力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然而现在台湾的大选击破了中共的谰言。

我观看了几场投票前的造势大会。那真是人山旗海﹐呼声雷动。蓝营大概是由于民调一向较高﹐胸有成竹﹐会场气氛固然热烈﹐但并不太躁动。绿营则由于民调偏低 ﹐有危机感﹐故上台演讲者和与会群众都激昂非常。演说和叫口号已达声嘶力竭的地步。大会结束时群众并不散去。等到绿营领导人的几辆座车离去时群众夹道欢呼 ﹐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的英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绿营败选了。许多绿营群众都流下眼泪。但是他们都平静地接受了民主选举的结果。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五百多万绿营选民﹐没有发生任何 暴力发泄事件。就这﹐绿营群众是值得尊敬和赞许的。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上为华夏民族争了光。我们应该给绿营民众献上一束鲜花。

相比之下﹐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都有选举暴力事件。甚至前不久法国都有。但台湾没有。

台湾的大选告诉世界﹐华夏民族是最能实践民主选举的民族。投票前造势大会的激昂说明华夏民族有政治热忱。败选后的平静接受说明华夏民族的理性和自制。华夏 民族如此优秀而中共却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配搞民主﹐这真是莫大的诬蔑﹑污蔑。事实说明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用暴力不让人民实践民主﹐而决不是人民没有能力实践 民主。

蓝营的造势大会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那简直象一场嘉年华会。除了演讲外﹐有时是二十几个人在台上载歌载舞。那明显是经过彩排的﹐动作十分划一。群众则在下面摇旗和唱。这时我想﹐民主啊﹐那就是民众的节日。我们大陆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节日﹖

马英九先生承诺过要支持大陆的民主。我们都相信马英九先生的诚信。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首先要考虑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我们大陆民主志士不 会要求马英九先生采取与中共政权弩拔弓张的方式推动大陆民主进程。马英九先生会在原则上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的同时﹐以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潜移默化 地把民主价值观带进大陆。

总之﹐台湾的民主是镜子﹑是范例﹑是灯塔。

镜子照出了中共政权的反动专制﹔范例向中国人民显示了民主的形貌﹔灯塔给中国大陆人民照亮了努力的方向。

六﹑语昭颠沛流离﹑逆字如何发音﹖

蓝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都会反复地叫一个口号“冻蒜﹗冻蒜﹗冻蒜﹗”这其实是叫“当选﹗当选﹗当选﹗”国语音的“冻蒜”﹐就是闽南音的“当选”。也即﹐民众是以闽南音叫“当选﹗”的。

除此之外﹐绿营民众还有个口号是“逆转胜﹗”我听了很久﹐断定这是用国语音在叫“逆转胜”。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象“冻蒜”那样用闽南音叫“当选”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问几位绿营群众。他们起先是以为我不懂得“逆转胜”是什么意思﹐便比手划脚地向解释是他们处于劣势﹐要翻转过来﹐反败为胜。我笑了﹐我说我 当然明白逆转胜这个口号的意思。我是问你们﹐用闽南话发音“逆转胜”该怎么讲﹖这会儿他们都傻眼了。他们几个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半饷才对我说不知道。我 又问了几堆人﹐也是如此。最后总算有个人会用闽南音讲出来。那很难听。是用英文字母拼不出来的。

我想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逆字带有书面语言的成份。如逆水行舟﹑大逆不道。华夏文化以中原为正宗﹐能书写的字﹐在国语系统中必有音。而在各地方言中则未 必。即使有﹐也会是强造出来的。为了方便发音﹐绿营领导人遂以国语音带领群众叫“逆转胜”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某些绿营大将非常排斥国语。在立法院坚持以闽南话发言。可是这次他们都向现实低头﹐用国语音来叫“逆转胜”了。

此后几天我特别留意人们的讲话音。我发现绝大多数都讲国语。只有在出租车总站听到出租车司机彼此讲闽南语。一对恋人在我身旁走过﹐他们讲的是国语。一个十 岁左右的男孩带着他的妹妹玩﹐讲的也是国语。我问他﹐你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也是讲国语吗﹖他说是呀﹗于是我明白﹐这国语已成为他们的母语了。

然而﹐台北国语很具地方特色。它当然明显区别于大陆“普通话”。但它也区别于江浙腔的国语﹐尽管它主要由民国三十八年大量赴台的江浙人士首先使用。它还区别于纯闽南腔的国语﹐尽管闽南话是多数台湾人的母语。

约五十年前台湾开始推行国语运动。我碰到的那个十岁男孩可能已是国语运动的第三代。一代又一代地累积下来﹐台北国语已远离了它的最初载体--江浙音和闽南音﹐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尾音拖得较长﹐很带温柔意味的台北国语音。

听着这种奇特的台北国语﹐我心中突然泛起一阵强烈的悲苍。因为我一下意识到这个奇特的汉语分支昭示着中华民国的一度颠沛流离。五十九年前﹐共产党政治暴力 迫使两百万大陆汉人逃至台湾。所幸蒋老先生有远见大力推动国语运动。促进了新到汉人与早到汉人的融合。在这里保存了中华民国的一支血脉。

长于大陆南方的我却很具大中华情结。我对正宗国语推崇备至。极赞它是世界上最动听悦耳的语言。音乐中有七声音阶﹑五声音阶。而我们汉语就有四声和轻音。讲 起来抑扬顿挫如歌曲一般。但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听上海腔﹑湖南腔﹑广东腔﹑闽南腔……的国语。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我却一下爱上台北国语。这是出于对它 温柔尾音的喜爱﹖还是出于对中华民国血脉的一份珍惜﹖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七﹑奇奇表哥何在﹐祈望共仰忠烈

很多年前我父亲就告诉过我﹐我有个表哥小名叫奇奇。后来我姑爹把奇字拆开成大可。他姓朱。全名就是朱大可。父亲还告诉我﹐大人把我们俩放在床上﹐逗我们在床上打架。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像两只小狗滚在一起。大人则站在床边保护着﹐同时哈哈大笑。

民国三十八年﹐姑爹姑妈带着不足五岁的奇奇表哥去了台湾。父亲告诉我﹐我姑妈还很有一段故事。

出生于1915年的姑妈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她被国民党警察机关抓去过,由爷爷请人保释出来。后她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被动员起来去延安。临 出发前,她要求回家与母亲告别。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她走。母女俩抱头痛哭良久。姑妈哭着对祖母说:忠孝自古不能双全。为了抗日救国,女儿不孝 了。当她终于辞别父母赶回到出发集合点时,汽车已经开走了。大姑留下来后继续投入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终于她又被抓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三青团的 干部到狱中向他们游说:谁说只有共产党抗日?我们国民党、三青团一样抗日。特别是三青团,是一群热血先进青年的集合。并且对国民党中的一些腐败无能现象深 恶痛绝……你们要求抗日,很好!何不参加到我们三青团里来呢?……姑妈就这样参加了三青团,还作了三青团的干部,与另一位三青团干部结婚。后来到江西去 了,成为蒋经国的嫡系。

小时候身受政治歧视时我常常想﹐如果姑妈那时到延安去了该多好﹐那样我就有个延安老革命的姑妈。不但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牵连﹐而且会有许多荣耀了。

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从一个受尽政治歧视的小政治贱民长成一个坚定的民主志士。可是奇表哥﹐你现在怎么样了﹖当年你随父母迁台﹐异乡成长想来也有其艰辛。我曾听说你天资聪颖且非常勤奋﹐至学有所长﹐在台大任教。这次赴台我很想找到你﹐重拾我们断了五十九年的表兄弟前缘。

三月二十二日﹐世界民主联盟主席刘志同先生设宴招待我们。前陆委会主席焦仁和先生在座。我听说他也曾在台大﹐十分高兴﹐便问他是否认识你。他说认识你﹐但许久没有联系了。他还纠正说﹐你不是任教台大﹐而是任教政大。他说如果找到你就打电话告诉我。

今天早晨(应该是昨天早晨﹐因为现在已是26号凌晨三点了)我启程去飞机场离开台北时﹐知道这次是见不到你了。心中不免遗憾。不过转念一想﹐这不过是民族 大分隔的大悲剧中一个极小的音符。以前在报章上看到好些这样的报导。几十年前一个刚结婚的农村大男孩被国军征发入伍。后来随部队撤去台湾。新婚燕尔的妻子 留在家乡。只一百多海里的台湾海峡成为无可越逾的天障。当年约七﹑八十的老荣民回到家乡寻找他的妻子。家乡人把他带到一堆很不起眼的小土包子旁。那里长埋 着一具含憾而去的遗骨﹐是等了他几十年终身未再嫁的妻子。

历史最悲惨的一页好像已经翻过去了。但海峡对岸的种种人为灾难并未终止。衷心希望台湾通过这场大选造就一派政通人和的好景象﹐并给海峡对岸以良好的示范。我辈虽韶华已逝﹑青春不再﹐但也要为华夏民族的康复兴旺出尽一份绵力。

奇表哥﹐希望再有机会来台湾能找到你。我们一起去忠烈祠鞠躬。告诉中华民国的先贤烈士们﹐现在台湾岛蓝天阳光之下绿草如茵﹑一派兴旺祥和。而我们并不以此满足。我们还希望大陆也能云开雾散﹐蓝天白云之下处处都是一片郁郁葱葱。

2008年3月26日凌晨3点50分于纽约

作者简介
刘国凯。独立中文作家﹑工程师﹑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撰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类文章。已出版的有
<封杀不了的历史>(35万字)
<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18万字)
<草根蝉鸣>(40万字)
<人民文革>四卷(7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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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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