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6日星期四

方觉:杀人灭口堵不住团派缺口


中国不但是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而且是快速执行死刑的国家:副省级的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见图)7月9日主使炸死情妇,8月9日一审判处死刑,8月23日二审裁定维持死刑原判,9月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总共不到两个月时间,可能是全世界快速处死之最。

快速处死段义和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防止段案波及到更多的腐败官员,阻挠查证段案已经涉及到的腐败官员,切断段案与其它腐败案件的联系。简言之:杀人灭口。

快速处死段义和还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即将于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前夕,竭力堵住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团派”的缺口。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山东省长的姜大明,在段义和主使凶杀前不到一个月,还是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作为段义和的直接上级,他对段的极端腐败和无法无天负有严重失察失职的责任。姜大明还有一系列重大失职责任:8月17日山东181名矿工被洪水淹毙在矿井之下,省长姜大明负有领导防洪抗洪严重不力和领导安全生产严重不力的责任;8月19日山东又发生铝水外溢至少烧死14人的特大事故,省长姜大明同样负有领导安全生产严重不力的责任。在7月9日到8月19日的短短42天里,一个高级官员对3起特大负面事件负有领导责任,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这样的高级官员都会被免职。唯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这样的“团派”依然满面笑容,依然准备进入“十七大”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快速处死段义和,首先是为了堵住“团派”在山东的缺口。

堵住了“团派”在山东的缺口,还有助于堵住“团派”在其它省的缺口。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先后担任山西省长和山西省委书记的张宝顺,对山西长期、大量、公开存在的奴役劳动的“黑砖窑”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失察失职责任。但是,“黑砖窑”这个极端违法和践踏人权的重大事件,胡锦涛已经堵住了责任追究:不仅张宝顺职务照旧,而且增派了另一个“团干部”-对2003年萨斯(SARS)在北京流行公然说谎的前北京市长孟学农充当山西省长,进一步加强了“团派”对山西的控制。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湖南省长的周强,对8月13日湖南堤溪沱江大桥垮塌致死64人的特大事故,也负有防止省属国有企业腐败严重不力和领导安全生产严重不力的责任。但是,47岁的周强作为胡锦涛长远的“团派”政治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同样被胡总书记堵住了责任追究:仅仅由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8月22日召开无足轻重的“安全生产专题会议”,慢条斯理地“研究”“8·13湖南塌桥”以及“8·17山东矿难”和“8·19山东铝水外溢”。在中共的“党报”和官方媒体里,段义和、黑砖窑、8·13、8·17、8·19都已“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消声匿迹了。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在本国发生了特大负面事件后,通常要亲赴出事地看望受害者,安排解救和善后。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自称“以人为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山西慰问“黑砖窑”的奴隶劳工;没有看到胡主席前往湖南塌桥现场挥洒悲痛的泪水;没有看到胡主席前往山东针对段义和案“举一反三”部署“反腐败”和指导抢救被洪水淹没的大批矿工。胡主席刻意淡化这些由不负责任的“团派”酿成的特大负面事件。这正好表明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是虚伪的,“以帮派为本”才是真实的。

按共青团职务排列,周强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宝顺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姜大明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种质量的“团中央领导机构”无疑是令人作呕的,从这种质量的“团中央领导机构”里不断产生党政高级官员更是令人作呕的。

按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列,张宝顺在1988年至1993年的第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最后两年担任常务书记,姜大明在1993年至1998年的第十三届团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周强在1998年至2003年的第十四届团中央书记处担任第一书记,又在2003年的第十五届团中央书记处担任第一书记直到2006年12月,看来团中央没有人才是有连续性的。

山东的高官主使凶杀和“8·17特大矿难” 、“8·19特大铝水外溢”,山西的“黑砖窑”,湖南的“8·13特大塌桥”,是3组不可否认的标志:胡锦涛重用“团派”正在误国误民。

我大概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里第一个全面批评“团派”的人。我之所以批评“团派”,是因为我深知这个帮派胜任不了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我更深知这个帮派无意于中国的民主改革,它只有延续一党专制才能保住自己优先获得高级党政职务的政治特权。

胡锦涛是学水利专业的,他对堵住河流缺口或许不无兴趣。尽管他在“十七大”前可以不公正不公平地堵住追究“团派”责任的某些缺口,但是他无法长久堵住中国民主改革的洪流。在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中, “团派”的最大缺口-保守无能劣质都将经受不住政治洪峰的冲击。

(2007年9月6日 /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高尔泰:获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意外获得此奖,我感到无上荣幸。

流亡岁月,忽忽十五年寒暑,对国内情况,已经不甚了了。听说经济持续腾飞,道德普遍沦丧。听说圈地运动凶猛,奴工牛马不如。听说政治僵尸咸鱼翻生变成鲜活的经济动物,广场英雄功成身退与网路警察携手同行。听说知识精英纷纷加入主流坐稳位置玩道义玩价值玩中国大言炎炎,下半身写作吃死婴艺术磕响头电影小言詹詹,于毫无言论自由之际共奏“和谐”乐章。在党文化污染的基础上,进一步污染了当代汉语的语义场。隔着这个“场”的烟雾,我几乎都找不着北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烟雾深处人精堆里的那些理想主义傻子,那些不知变通直以真我面对人生和世界,为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置身在假面舞会以外,甚至温饱与安全以外坚持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人们,我怀着格外的敬意。纵然这种坚持,只不过是如里尔克所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的挺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挺住,代表着文化中国拒绝沉沦的意志。正因为有这种挺住,我们也才有了一个民间的价值标准,一个窒息性党文化语义场之外比较干净的民间文化的语义场。才有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和它的这个奖项。

在我看来,这个奖项之所以无价,之所以是一种殊荣,首先在于它代表着民间的标准,一种把符号操作的技艺及其成果,和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联系起来考察、亦即在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中审视作品的标准。其次,它来自遥远的和久违的祖国,那自由和奴役斗争的前线——我们自己的前线。第三,它意味著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人性的关系,而不是工具性的关系,或者时尚的关系。否则,有谁会注意到,一个毫无投资价值的边缘荒人,于孤寂和漂泊中做了什么?

就语言而言,作为使用者,“贡献”难以实证,更难以量度。我把你们的奖项,看作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和对我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努力方向的认可。对我来说,这更难得,也最宝贵。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深致谢忱。

——原载《动向》月刊2007年8月号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二.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 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他参与的启蒙活动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暴乱”长篇报告中点名。六四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2007年5月15日北京

吴敏:腐败是个好东西

任何真理都要受到时空条件和主体指向的限定。此时空条件下的真理,在彼时空条件下不一定是真理;对此人或此类人是真理,对彼人或彼类人不一定是真理。前一段时间蜚声海内外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很懂得这个道理,此文在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命题时,首先表明了此真理的主体指向:“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这个解释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指向的限定,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很难成立。因为,对于那些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的官员而言,民主是一种监督、制约其权力的力量和机制,能够迫使其不敢把公款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不敢去包“二奶”、“三奶”,不敢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否则就很容易被“双规”、遭唾弃、丢官帽,甚至被抓到监狱里去,这怎么能是个“好东西”呢?

由此联想到千夫所指的腐败现象,这个东西侵吞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害了党的形象和社会的道德风气,销蚀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党、对国家、对政权、对人民、对社会无疑是个坏东西。但是,如果换一个主体指向,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腐败则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腐败主要包括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两种形式。所谓黑色腐败,主要是指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卖官卖官等等;所谓灰色腐败,主要是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假公济私、官官相护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腐败这两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对官员而言都是好得很、美得很呢。

进一步分析,腐败这个好东西对于官员的具体好处,也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显性好处,一种是隐性好处。先说说显性好处吧——

黑色腐败对腐败官员的显性好处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当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夫妇隔几天就往银行存几万、几十万元人民币之时,当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官商勾结、骄奢淫逸地大肆挥霍社保基金之时,当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许其耀同140多个情妇耳鬓撕磨、云欢雨悦之时,当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和22个情人在豪华酒店举办“群芳宴”并给最受宠者颁布“年度佳丽奖”之时,当800多外逃贪官挟持700多亿公款在发达国家享受“现代化”且基本上没有被引渡的忧虑之时,他们自然是心旗摇荡、其乐融融、美不胜收,太感谢腐败这个好东西了。况且,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官员腐败的风险系数只有4%,绝大多数腐败分子没有后顾之忧,尽管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地享受就是了。对他们来说,腐败实在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东西了。

灰色腐败显性地惠及的官员数量更为众多。这些年来,全国公款吃喝费用由1989年的370亿元猛增至2005年的6000亿,增长了16倍,这使得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官员经常品味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或桑那、或歌舞、或异性按摩;这些年来,“再穷不能穷领导”之风盛行,给各级党政领导配备公车越来越普及,公车的档次越来越升高,连贫穷地区的乡镇一级党政领导也基本上都有专车,起码也是个桑塔纳,而且一官有车、全家同用,小舅子、小姨子等亲属也能跟着沾光,全国每年的公车消费达3000亿元之巨;这些年来,借着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机,许多官员以考察之名到国外公费旅游,北美、西欧、澳洲、东南亚、南美等都周游遍了,全国每年公款出国耗费3000多亿元(鄙人虽不是官员,也到国外公费旅游了两次,亲身体验了灰色腐败之魅力);这些年来,在或直接、或间接的权力荫庇之下,相当多数官员的配偶、子女、亲属及贴身秘书,或者官运亨通,或者财运亨通,或者“学运”亨通(官员的子女,学习成绩再差也能上好学校,也能出国留学),基本上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心想事遂,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什么享受不到的乐趣。尤为可贵的是,灰色腐败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腐败之后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地睡大觉。对于这些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及贴身秘书来说,灰色腐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东西。我亲耳听一位厅局级官员洋洋得意地说:“共产党的钱,你花就是了,何必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呢?”这的确是经验之谈。

腐败对官员的显性好处是“秃子头顶上的跳蚤”,人人看得见;腐败对官员的隐性好处则如“穿在靴子里的脚”,其舒服、惬意的感觉只有官员自己知道。有一次,我同一位相当高层次党政机关不大不小的官员朋友偶然坐在一起闲聊,他向我谈到了腐败对官员的两大隐性好处,很使我茅塞顿开、增长见识。下面,我冒昧地来个鹦鹉学舌和“照着葫芦画瓢”吧。

腐败对官员的隐性好处之一,是有利于官员之间的团结。在20世纪80年代,官员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而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就县一级党政官员而言,当时,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闹矛盾、搞不团结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一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在争吵之余甚至大打出手,致使自己声名远播、威震遐迩。但是,近十几年来,官员之间闹矛盾、搞不团结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之所以如此,相当程度上是腐败现象蔓延和加剧之功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一定时期的磨合,各官员之间的权力范围大体明确了。这样一来,随着腐败风气之愈演愈烈,随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之日益普及,官员们忙于“用足用活”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忙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创造效益,忙于享受权力所带来的或黑色、或灰色之种种好处,没有什么心思再去你争我夺地闹矛盾、搞不团结了。而且,同一领导班子里的官员彼此之间都比较了解,谁也知道谁在玩什么猫腻,谁也知道谁的软肋在什么地方,谁也知道谁的屁股上有多少屎。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考虑,他们都不愿意闹矛盾、搞不团结,不愿意因互相争斗、互相揭发而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特别是,这些年来,腐败越来越呈现出“群体化”之趋势,相当一些腐败事件涉及多名官员,甚至是整个领导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员利害相关、共荣共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紧密地凝聚和团结在一起了,而极个别鹤立鸡群的不腐败者则成了对大家的潜在威胁,成了大家猜忌、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成了不利于领导班子团结的有害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腐败是促进、实现和维系官员之间团结的重要粘合剂。

腐败对官员的隐性好处之二,是有利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控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荫蔽的腐败官员也会被人民群众或多或少地发现其蛛丝马迹,也会被人民群众通过信访的方式(这是现阶段人民群众能够采用的唯一反腐败方式)所检举和控告。因此,一般而言,上级官员的抽屉里都存放有人民群众对下级官员腐败行为或多或少的检举信和控告信。但是,凡上级官员都知道“法不治众”和“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训,他们决不会收到检举信、控告信就去调查和处理,而是采取了一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上级官员往往要以某种方式或明示或暗示下级官员,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手里握有检举、控告其腐败行为的信件和材料。如果下级官员忠顺于自己,乖乖地听自己的话,那么,再有多少检举信和控告信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如果哪一个下级官员胆敢冒犯自己,甚至给自己玩什么手段,那么,这些检举信和控告信就成了随时可以引爆的定时炸弹,上级官员随时可以让纪检委将其“双轨”并立案调查。按现在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屁股上干净的官员,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立案调查必然是一查一个准,调查谁谁就有腐败,大查大腐败,小查小腐败。当然,现在的下级官员学历很高,智商很高,他们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鸡蛋碰石头地去冒犯和得罪上级官员,而是要以各种方式向其献乖巧、表忠心。即使没有得到上级官员的青睐和重用,心里很不满意,行动上也绝不敢有什么不恭敬的表现。这样一来,上级官员控制下级官员的目的就达到了,上下级官员之间就形成了绝对权威、绝对服从的良好关系和秩序。显然,下级官员的腐败是上级官员对其进行控制的有效依据和资源,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东西。现在很走红的领导学和管理学应该从社会现实中汲取营养,将腐败有利于上级官员控制下级官员的功能写成“学术专著”,说不定还能得个什么“优秀科研成果奖”呢!

常风:民主、专制与YouTube

7月23日,美国民主党08年总统大选的八位参选者,在南卡来罗那州查尔斯顿堡垒军校,举行又一场政见辩论会。这一次,选民们向八位参选者提的问题,更加广泛、尖锐和有趣。问题涵盖: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伊拉克战争,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国经济力量崛起,参选者如何证明自己比现在的白宫领导人高明?如何定义“自由派”?欧巴马够黑吗?希拉里够女性吗?他们中有人如果当选愿不愿意放弃40万的总统年薪只领每小时5.58美元的最低工资?等等。

这场辩论会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办和现场转播。与以往不同的是:CNN第一次利用计算机网络的最新科技网络影音分享网站YouTube,使得全国各地选民,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前,就能和现场观众一起,参与这场辩论会。有两千多位选民把自己向八位参选者提出问题的影像,上载到YouTube网站,由主持辩论会的CNN选出其中39人的影像,通过会场大屏幕,提交给参选人,由他们实时回答。上面所列举的问题,都是全国各地的选民通过YuTube提出来的。

9月17日,CNN还将主办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选者的辩论会,同样采用YouTube,把会场与全国的选民连接起来。

高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不可估量。在美国,高科技的成果,被运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成为推动政治和社会进步、让人们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巨大动力。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者的政见辩论会,参选者和提问者们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会本身,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又一个划时代事件:只因为高科技的最新成果YouTube,运用于集中体现美国民主政治的总统大选中,而将美国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有人把这次民主党候选人的辩论会,比做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的辩论会。那一年,美国第一次采用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电视,现场转播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辩论会。美国的选民,第一次能够坐在家中观看实况转播,如同亲临现场一样。人们认为:正是由于最新的科技成果电视运用于总统大选,而使得美国政治永久改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科技的进步促进政治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做得到。最新的科技成果,如果掌握于专制国家的独裁者手中,情形就完全相反,注定成为导至政治和社会更加落后、野蛮和残暴的力量。在中国,最新的网络技术,帮助了独裁者阻挡真实信息、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掩盖着丑恶真相、粉饰着太平,更成功地制造着谎言欺骗人民。中共寡头利益集团每天都在利用最新科技成果,追踪、捕捉和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网络科技加警察,把中国从21世纪拖回中世纪,至使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愈加黑暗和恐怖。当今中国,有谁敢利用YouTube,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们,象美国人那样,提点什么问题吗?你提出问题的影像,正好为中国的察警把你抓进监狱提供了方便。

影音分享网站YouTube,看掌握在谁的手中。它使美国人民享有更充分的民主、自由;而带给中国人民的,却可能是更为深重的灾难。

——原载《动向》2007年8月号


网上视频技术可对美国大选辩论产生重大影响

视频辩论会总统候选人在视频辩论会上与选民交流。 (© AP Images)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Lee Terhune 从华盛顿报道,由于因特网的存在,美国年轻选民感到自己对政治没有发言权的状况可能正在改变。YouTube使任何有数码相机的人都可以利用"自播视频"(broadcast yourself)的网络奇迹,免费在网上发表录影图像。YouTube视频网站于今年7月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平台:美国普通百姓通过视频图像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各种问题。

习惯于控制讨论过程的政治人物看到身穿T恤衫的寻常百姓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向他们提出大胆、尖锐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来自苏丹达尔富尔的一个难民营,提问者是一位身边围着一群孩子的救援工作人员。

站在台上角逐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八位民主党人必须作出回答。乔·拜登(Joe Biden)、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 Dodd)、约翰·爱德华兹 (John Edwards)、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对从民权到医疗保健的各种问题作出了巧妙的回答。在总共39个问题中有多个问题与伊拉克战争有关,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涉及对外政策,如:"我们怎样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不仅仅作些空洞的许诺?""你通过什么政策来减少能源消耗?"

播出7月23日辩论会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是这项活动的共同发起者。在辩论会上提出的问题是由CNN从提交的约1,500个问题中挑选出来的。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选举问题专家布鲁斯·格朗贝克(Bruce Gronbeck)觉得这种做法"很奇特"。

他在接受《美国参考》采访时说,"电视保持了为举办这种活动提供主要框架的作用。电视将通过YouTube视频网站提出的问题显示在屏幕上,用相机摄下图像,而不是直接播放。因而,主要传播媒介努力保持其控制地位,由它们选择问题。"

但电视和印刷媒体是21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吗?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两者都在努力开发因特网版块,广告商把因特网看作可在世界范围内作广告的空间。格朗贝克说,因特网对印刷和电子媒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因特网现已成为新闻信息的一个来源,是政治新闻的一个来源,并......提供数量惊人的材料,在广播、电视和印刷媒体上再次传播。"YouTube辩论会就是一个例子。

YouTube最初对选民产生影响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当时,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乔治·艾伦 (George Allen)对一位为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吉姆·韦布(Jim Webb)录制演讲录像的南亚裔年轻人出言不敬。含有艾伦歧视性言词的视频被放上了YouTube网站。虽然艾伦对自己的言词表示了道歉,然而这位一度领先的候选人乃至被认为有参选总统实力的人物以数千张选票的差距败给了韦布。这个事件被称为"macaca"(弥猴)录像事件,因为当时艾伦使用这个词称呼别人。分析人士认为,此事通过YouTube等媒体广为传播,是艾伦最终败选的原因之一。

政治人物没有忽视这一经验教训。一些重要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在过去一年中都在YouTube上露面,并在YouTube网站上贴上竞选视频。巴拉克·奥巴马在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前一个月曾在YouTube网站上宣布自己有意考虑参选。

一些不太被主流媒体关注的候选人在因特网上相当活跃。据专门跟踪总统候选人利用网络资源情况的网站TechPresident提供的资料,共和党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在网上露面的次数超过所有其他候选人。一些未经授权发布的的政治视频也被候选人的支持者和诋毁者们放到网络中去。

YouTube是由三个年轻的电脑技术员于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车库里开发成功的。他们希望简化传递视频文件的程序。他们的设想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促进了在网上分享视频人数的大量增加。从情趣高尚到荒谬可笑的各种各样题材的视频都可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2006年,大型网络公司"谷歌"(Google)以16.5亿美元的换股交易收购YouTube网站。YouTube如今依然是下属于谷歌的一个独立运营的网站。

谷歌首席执行长埃里克·施米特(Eric Schmidt)在收购YouTube时说,"YouTube团队建立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强大的媒体平台,充实了谷歌组织全球信息的使命,使人人都可利用这个有益的工具。"

旧金山新政治研究所(New Politics Institute)研究员彼得·莱登(Peter Leyden)称CNN-YouTube 辩论会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新媒体终于赢得了与老媒体并驾齐驱的应有地位"。

格朗贝克说,有迹象表明,技术知识丰富的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日益提高,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18至24岁年龄选民的投票人数有所增加。

YouTube是否发挥了作用?格朗贝克说,"有些收看了这次辩论会的人也许过去从未收看过其他辩论会。我们确知,这是18至20岁年龄段的人收看[总统竞选]辩论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辩论会的问题不是由新闻记者提出的,而是由多种多样的个人提出的,问题涉及黑人、白人、残疾人、因癌症滨临死亡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容貌。"

格朗贝克接着说,"人们正在经历总统竞选应该出现的场景,那就是领导人接近被领导者,与他们进行认真的接触。"这种个性化的接触肯定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在辩论会结束以后,网上辩论和评论还将持续很久。

11月轮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通过YouTube面对全国人民。

民主党辩论会可在YouTube网站的下列网页看到:http://www.youtube.com/democraticdebate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

杜光:党内民主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征求意见稿之四十九)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在全国人民对大会寄以厚望的时候,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绘制了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开启了大门。但是,二十年来,这个宏伟蓝图却始终未能付之实践。为什么?

党政分开就是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按照十三大确定的这些原则,实施党政职能分开,就意味着党要放弃原有的政治权力,把国家权力还给政府机关。但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大权独揽,权力与个人的地位、名誉、财富紧密相连,要放弃谈何容易!

党政分开是我国政治体制由专制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关键,只有实施党政分开,才可以算是开始了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轨道。但是,严格地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起步。八九惨案后的十八年来,在皇皇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凡是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乎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本身缺乏民主。要求一个不民主的政党去推行政治民主,当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要实施党政分开,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改革共产党的组织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它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

推行党的组织体制改革,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权力制衡、有完善监督体系的机制。决策、执行、监督三大机构的权力应当分开,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民主政党。根据迄今为止的党在组织体制上的弊端,我认为需要对决策、执行、监督三大权力体系,进行以下的改革。

(一)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地位。现行的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这里把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显然是很不妥当的。我的同学高放教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指出党章中的这个缺陷。因为全国代表大会要五年才举行一次,无法实现经常的及时的领导,实际上是一个虚的领导机关,掌握实际领导权力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又归结为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就为专制独裁大开方便之门。所谓“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更使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权、领导权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为了克服这种不完善、不健全的组织体制,使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机关,应当做到:首先,扩大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民主,加强代表的代表性。代表候选人除党委组织部门推荐外,还应规定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由党员群众或下一级代表大会代表推举。候选人须向党员或代表介绍自己的政治思想情况,陈述对履行代表职责的构想。其次,代表选举实行差额制,差额比例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十三大报告指出:“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示范,十三大中央委员就已经实行差额选举。可惜,这项民主制度十三大后就无形废止了。希望十七大能够恢复起来。第三,建立代表大会年会制,五年为一届,但每年都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成立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或书记处),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实现决策、监督等职能的经常性的领导机构。第五,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除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外,还应与他们所代表的基层党员保持定期的接触和经常的联系,会前收集党员的意见和要求,会后介绍大会情况,传达大会精神。第六,对于不能履行职责或丧失选举人信任的代表,选举人可以采取集会或签名的方式,提出罢免。第七,为了提高代表大会的决策、立法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考虑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置于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领导之下,并加强它们的研究和咨询功能。

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构建强有力的决策体系和监督体系,从而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措施。实行上述民主选举制、年会制、常委制、代表常任制、罢免制,将大大增强党的活力,使党面目一新。

(二)削弱执行机构的权力,减少它们的功能,把决策和立法即制定党内法规的权力还给代表大会,把检察监督的权力还给纪律检查部门。党的各级执行机构的成员,从中央委员会委员到支部委员会委员,都应通过民主的差额选举产生。对于不称职或有腐败行为的委员,选举人有权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随时撤换,任何组织、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

对于执行机构的建制和职能,我的建议是:中央委员会成立常委会(或书记处),下设政治局、组织局、宣传局。三个局不相统辖,在中央委员会常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

政治局的职能是贯彻代表大会的政治决策,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可以通过担任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党员提出,党组织和领导人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对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党员进行经常的监督和定期的检查,党内问题按照党章办事,涉及党外的问题则须依法处理;同国内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联系,以交流经验,吸取教益;平等对待国内的民主党派,杜绝一切干涉民主党派内政的陈规陋习;根据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尊重并支持民间建立党派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等等。

组织局负责党内的日常组织业务,如党员的发展调配、组织处理、政治思想教育,统一管理党员的个人信息和档案;党内人事的考察和推荐;对下级组织的业务指导;向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同海外党组织进行联系和指导;管理党费的收取和使用;组织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

宣传局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见解,研究国内外的理论发展和政治思想动态;组织党史的研究,公布历史档案,废除或纠正失实的文件和决议,还党史以本来面目;本着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精神,鼓励党员和群众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办报办刊,著书立说;废除有形无形的书报检查制度,彻底改变中宣部的“舆论刽子手”的形象;转变对党报党刊的指导思想,党报党刊不但是党的喉舌,而且更应该是党的耳目,要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陷与弊端;各级宣传部都应创办党员论坛,为党员开辟参与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园地,提供探讨党的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机会;提倡党员联系党外群众成立民间研究团体,开展对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等等。

(三)强化党的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各级监察委员会(取代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的监察委员会(下简称监委),与同由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它只对选举它的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同时接受上级监委的指导,同级党委对监委不存在领导或指导的关系,无权干涉监委的工作。监委设立常委会(或书记处),以履行日常的监察职能。

其次,代表大会常委会下设法规监察局,以检查党员遵守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的情况,防止和纠正违规违法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制订了许多党内法规,但遵者寥寥。例如,1995年4月30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迄今已有12年,仍没有听说哪里有切实遵守照办者。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至今6年也没有实行。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这个规定“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个并不难以贯彻的法规尚且命运如此,其他法规可想而知。据网上披露,中央政治局每年都讨论政治局委员带头申报个人财产问题,但每年都被否决。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既然有了法规,就应该遵照执行,从政治局委员到普通党员,都只有切实遵守的义务,没有违抗拒绝的权利。政治局讨论是否执行这个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否决申报个人财产,更是直接违反党规党法,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可是这些政治局委员却若无其事。严肃的法规如何被有权力者视为儿戏,于此可见一斑。法规监察局的任务,就是监督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党法党规和国家法律的情况,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再次,开放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各种监督形式中最能体现监督功能的形式,它可以直接、迅速地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党的指导思想应当把它看作同党员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最佳桥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最有力的助手;千万不要认为它是束缚自己手脚、影响自己政绩、危害自己地位的敌对力量,彻底肃清那种惟恐它被敌人利用、必欲把它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专制心态。为此,应当从速制订《新闻法》,支持新闻从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创新活力,保障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监督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权利。

第四,发扬党员群众的监督功能,疏通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渠道,鼓励党员通过会议、报刊,甚至直接给党组织或领导人上书上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任何阻遏党员群众的批评建议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至于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更应严加惩处。近几年来,上访成灾,各地都派遣公安人员到北京抓捕当地来京上访的人员。这种与地方当权者(一般都是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紧密联系着的“截访”丑行,几乎天天都在有关部门的附近发生,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笑柄。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奇耻大辱。我很奇怪,党中央怎么会容忍这种把群众当敌人、横加凌辱镇压的现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首善之区连续上演?群众监督,既是党内监督、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社会监督、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它是贪腐分子的克星,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的良药。全党都应该正确对待,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

党内民主的实质,一是要使广大党员真正成为党组织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使党成为民主的、开明的政党;二是从组织体制上保证权力的制约,杜绝权力的滥用,使党成为清廉的、公正的政党。我在前面所列的改革建议,就是本着这两个原则提出来的。当然,我所提的,只不过是一孔之见,但党内民主不健全、组织体制不完善,毕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很需要在党内开展广泛的讨论,本文只是提供一个讨论的由头。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党内民主,改革组织体制,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不论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攻克垄断堡垒,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都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来推动、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只有切实改革自己的组织体制,摆脱长期以来的官僚习气和专制心态,才能把自己建设成为民主的、开明的,同时又是清廉的、公正的现代政党,才能担负起承接过去、开拓未来的历史任务。十多年来,由于贪腐盛发,特权横行,社会危机重重,共产党的威信已经跌落到历史的最低点,而许多领导人却沉溺于歌功颂德,纸醉金迷,这是非常危险的。在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怀着良好的期望,希望十七大成为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成为推进党内民主化的新起点。但愿十七大代表和大会产生的领导机构不会辜负党员和民众的厚望。

2007年9月5日

伍老:论共产党的改名

近来网上颇有好心人,建议共产党改名,供选择的名称有:工党,社会党,人民党,又有建议解放军改为国防军的。虽系与虎谋皮,但究竟理由多端,用意至诚,坦荡建言,欲动当道。

不过如要名实相符,真实的选择应该是:

解放军应改名:镇压人民军。

人民日报可改名:日死人民报。

新华社可改名:谎言万遍不厌倦社。

至于共产党的改名,可供选择的就多了:暴戾无度党。撒谎成性党。闷声搂钱党。背信弃义党。毁灭文化党。残民以逞党……

就眼下最显着的特征,则可名之曰:色情抓狂党。

此名何谓?盖以共党自其萌生以来,色情的症候就一线贯穿,略未稍息。毛主席、刘少奇、高岗、陈再道、贺龙、黄永胜、吴法宪、李井泉、陈毅、王震……陈希 同、陈良宇、陈同庆、刘志华、胡长清、孙路一、秦裕、王守业、张二江、马向东、段义和、杜崇烟、王昭耀、宋平顺、邱晓华、李纪周、黄菊、刘方仁、李嘉廷、 金人庆、陈同海、杜世成……

这些举不胜举、令人作呕的人物,哪个不是急赤白脸的大淫棍大淫虫?他们——

或者和手下员工通奸,实际由国库支付数年达十亿嫖金;

或者奸污大学生、理由是他儿子不爱他爱,反而激发他的淫欲;

或者左右开弓、同时和辖区母女同床行淫;

或者欲抛未得而以高爆炸弹闹市送之上西天;

或者和多个洋妞同洗鸳鸯浴;

或者广置妻妾,据守不同城市飞来飞去一日千里;

或者以行淫追踪日本武士,倏忽淫人过百名;

或者和歌星艺员偷鸡摸狗,由财政拔款讨好;

或者人民忙救涝灾,他却在床上放水灌溉女人;

或者大嫖其嫖,“卢嘉丽”们却以针孔机摄成下流电影;

或者以宣传部长、法官职位酬谢风尘女郎;

或者到处播种而欲脱壳而女人狂告不止;

或者国内行淫不足,飞往巴黎大舔女人屁股;

或者行淫成性,老枪乱戳,至死方休;

或者如李志绥所回忆,毛主席喜欢在不同的女人身体里搅得周天寒彻,而金人庆、陈同海、杜世成等人则喜欢在同一个女人那里分享相同的滋味。

……

特殊材料制作成的共产党人白昼宣淫不止,秽声遍及全球。

这些人本来胸无点墨,加上长期搅拌在土共假大空欺诈环境中,仅有的一星半点人味人性也沦丧至尽,变成十足的流氓烂人。别看他们玩弄的一个个百余斤重的女 人,焦点又只在脐下三寸的巴掌之地,实则由其聚焦肆虐,放大辐射,竟然玩弄的是国土上的所有国民。他们以他们的下半身,狞笑着向所有的中国老百姓示威、叫 板!

据此,共产党的改名呼之欲出,它们可以是:行淫党、脐下三寸党、下流无耻党、病菌传播党、宣淫第一党、性交狂人党、下身不得闲党、强盗装正经党……

简称之,则可谓:脏党、劣党、恶党、奸党、匪党、兽党。

大文学家巴尔扎克的《幻灭》中,有一妓女名叫玉才华,她对政界嫖客说:领导政府的头子是受我领导指挥的,我真替老百姓叫屈!

倘若巴尔扎克先生活到今天,他该塑造怎样的人物,来替中国人民叫屈呢?

后汉书的皇帝纪里面,记载一种名词叫作“淫费”,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是说为着皇帝的性欲,特别供养一批排泄器——美貌女人,这些女人的费用,就是淫费。不同美人的俸禄,聘礼,也有不同的层级,最高者竟与三公相同;这些花枝招展的排泄器,是由人民的膏脂滋养起来的。

在“伟光正”的“阴冥”领导下,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鼠窃狗偷地奔窜着多少大大小小人民公仆皇帝啊!他们豢养的排泄器的巨额耗费,是古代颟顸蒙昧的皇帝打死也猜度不透的呢。

刘晓竹:胡锦涛的父子档

(RFA 2007.09.04 )外电报道,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公司与中国及外国政府签下一系列重要合同。外界估计,合同的价值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美联社的报道说,交易凸显出中国政府机构与高官子女的公司的密切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凸显了胡锦涛第一家庭的内部矛盾,起码这则报道会加剧这种矛盾。我估计,胡锦涛不愿意儿子经商,因为这对他自己做官不利,这就像陈世美不希望前妻出现而影响自己的前程一样,但显而易见,胡海峰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时代变了,人各有志,胡锦涛也不能阻止儿子经商。这就是中国的进步:假如陈世美再世的话,包公用不着上演《铡美案》,因为首先提出离婚要求的,可能是他老婆。

然而,进步的中国仍然有个烂体制:你不走升官的路,就要走赚钱的路,而其他的道路,比如维权、当记者或做学问什么的,都比较辛苦,容易犯错误,搞不好还有牢狱之灾,杀头之祸。当然,胡海峰也可以去当官,靠父亲的势力往上爬,一如民国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或朝鲜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但胡海峰不愿意去当官,子不承父志,我认为这一点应该肯定。为什么这样说呢?看一看胡锦涛最欣赏的朝鲜就很清楚了:如果金正日不当官,不管他做什么,一定会比他父亲强,但正因为他一定要子承父志,所以起的作用更坏,更祸害老百姓,事实也正是如此,朝鲜不是已经饿死了几百万人了吗?可见儿子祸国殃民远远超过父亲。倒不是儿子一定更坏,而是专制往往越来越败坏,身在江湖,跟着沉沦。

反观中国,公家的共产党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但是私家的共产党,包括第一家庭,似乎一代更比一代强。换句话说,胡海峰正因为他没有选择在那个败坏的权力阶梯上求发达,而是另辟钱径,仅凭这一条,在人格上就高出父亲几个公分。因为,中国国情特殊,在赚钱与当官之间,赚钱显然要干净许多,即使手上有点铜锈,但不会沾有鲜血。反过来看,胡锦涛可能手上没有铜锈,但吃喝公家,民脂民膏,能光彩多少呢?而且搞不好双手沾满老百姓的鲜血。这两年,老百姓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而各地屠杀平民,像汕尾这样的血案,有增无减,胡锦涛能脱得开干系吗?比较而言,胡海峰赚钱,无论多与少,起码能保持个人尊严与内心平静,而胡锦涛靠血腥来保持和谐,搞杀人来维持稳定,靠牺牲老弱病残,欺负孤儿寡母,压制读书人来树立权威,能有多少尊严呢?不管多少拍马屁的人说你正确,不管自己如何自欺欺人,假冒为国为民,但是,历史不会承认,人民不会认同,杀人者内心能平静吗?所以,第一家庭,儿子胜过老子。

实在说来,共产党走到今天,面临着一个丁字路口,一边是向左转,一边是向右转,向左转是“中看”,叫做先进性,向右转是“中用”,叫做经济实惠。胡锦涛选择了“中看”,而胡海峰则选择了“中用”,分道扬镳,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必是坏事。其实,出现在第一家庭的矛盾,一点不奇怪,恰恰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当然,我个人以为,中国宁要“中用”的,也不要“中看”的,宁要一个真资本家,也不要一个假共产党。因为,那个“中看”其实是花架子,里面藏污纳垢,百分之百的驴粪蛋表面光。中国几千年专制传统,发展到共产党的官场文化,无非是见风使舵、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的那一套,在这个体制中,不说小人话,不做小人事,难出头啊。胡海峰如果自己有本事,能光明正大靠市场自食其力,干出一番事业来,自然不屑于去官场里面搅合。所以,第一家庭,儿子比老子更有志气。

从胡海峰的观点看,巴不得靠自己的本事来赚钱,摘掉太子党的帽子。其实,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第一家族都是这样的,布什现在当总统,孩子照样可以经商赚钱,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但条件是民主与法制,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这样,如果你有问题,媒体会找上门来,法律也会找上门来,如同陈水扁家族所面临的麻烦。如果胡海峰能经得起这个检验,一不贪污,二不搞内线交易,那么,你的事业干得越大,对国计民生越有利,你赚得钱再多,老百姓也不会红眼。但是,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我们如何知道胡锦涛的第一家庭一定会比陈水扁的第一家庭更廉洁呢?我们如何能知道,你们一家人不是内外联手,掏空国有资产,侵吞民脂民膏呢?事实上,共产党的官僚很多都是一家两制的,老子当官,儿女赚钱,或者男的当官,女的赚钱,一个猛先进,一个猛捞钱,而且相互为用。老百姓当然有意见。

胡海峰有没有贪污?这要靠一个制度来回答。我估计没有,因为身份特殊,不能不小心,但有没有权钱不清的问题?我认为十之八九是有的,也是因为身份特殊,而且小心也没用。这是制度决定的,即使胡海峰不求官场的门路,但各级官员会千方百计为他开绿灯,架桥铺路,因为拍马屁的人到处都是,就是这么一个体制。有鉴于此,我希望第一家庭做出表率,或许开一个家庭会,达成共识,以此为契机推动民主与法制的改革,在制度上,让“从商”与“从政”彻底分家,让司法与舆论有效监督,这样一个“父子档”,不但对第一家庭的家族和睦有好处,也对中国的进步以及社会和谐有好处。何乐不为呢?

(自由亚洲电台)

梁京: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

(RFA_2007.09.04) 中共十七大将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胡锦涛寄希望的人倾向于相信,一旦胡锦涛全面击败自己的政敌,就会认真地实行政改。因此,持这种希望的人,自然也就希望胡锦涛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胜利。

历史的教训,令我不敢赞同这一立场。在个人操守方面,胡锦涛确实比江泽民,曾庆红要强,但由此就推论胡的胜利一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有利,则有很大问题。且不说胡上台几年来,并没有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再度高度集中于一个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究竟是利还是害?如果认真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苦难的近代史,就会发现,中国政治的发展其实从来没有得益于政治权力的集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即使在当年所谓军阀混战的岁月,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空间都比毛泽东一人大权独揽的时代要大得多。

一般来说,寡头政治会给社会自治留下更大的空间,从而在长远上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就是杨晓凯喜欢“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这句格言的原因。但是,寡头政治给社会带来的重大风险就在于,寡头之间的权力竞争恶性化导致社会严重失序。美国人之所以在两百多年后,对华盛顿的敬仰有增无减,并不是因为他比其它开国元勋更有才能,而是他高尚的人格帮助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度过了最脆弱的襁褓阶段。没有华盛顿,美国独立后陷入恶性寡头政治的风险,不知要大多少。

这样看来,一个身居高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尽管才能有所不足,但若能防止出现寡头的恶性竞争,也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如果说历史给了胡锦涛什么机遇,那显然不是让他成为一个“英主”,而是让他有可能提高中国政治游戏的道德底线,让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度过难以避免的寡头政治阶段。

胡锦涛有没有这样的见识呢?从胡锦涛几年来的政治表演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近来围绕十七大权力斗争的各种事件更进一步表明,即使有这种可能,胡锦涛也正在失去这样的机会。

胡锦涛要想成为一个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提高权力竞争道德底线的人,就必须赢得政治对手对自己的尊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不把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引入权力斗争。但是,在无官不贪,而且“包二奶”成风的中国,这样做非常不易。一来是利用对方的道德缺陷把对方打垮的诱惑极大,或者是对手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管是什么原因,局外人看见的是,中国十七大权力斗争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龌龊”。

真正把陈良宇打垮的,不是什么上海社保基金案,而是他的众多情妇,尤其是他逃往海外的儿子被诱捕成功,不久前又见到曾庆红儿子移民澳洲成为把柄,最近又发生了财政部长金人庆与其他高官共有情妇而下台的案子。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胡锦涛能赢到什么程度。但对于判断十七大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来说,与其说谁赢重要,不如说如何赢更重要。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看到的并不能令人乐观。不过,也许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太高了,因为在一些外国人看来,中国最高权力的过渡能够不政变,不流血就已经是很大的政治进步了。

司马函:整顿公安部

【新世纪特稿2007年9月1日】公安部门的违法滥权,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公安部门大规模侵犯人权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国际奥运会,尤其严重的是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干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再不整顿不仅是失职,甚至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决不允许公安部门干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内容

1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通过海峡两岸的协商谈判,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

(2)实现中华民族同胞的大团结、大统一。

大陆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旅行自由。近期中国大陆应率先恢复中华民族博大宽广的心胸,允许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能自由地进出大陆,结束分裂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错误作法,允许流放到世界各地的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

(3)经过严密的民主程序,经取得台湾公民、香港公民、澳门。

公民和大陆公民的合法授权和同意,制订一部在全中国通用的宪法,实现中华民族法治的完全统一。新制订的宪法要充分继承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所取得的法治进步成果,做好与原有法律的衔接与过渡。

2
、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1) 人格的独立完整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格的独立完整就没有国格的独立完整。

(2) 切实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这是精神自由的根基。要严格将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区分开来。政治只能涉及公民的行为,不能涉及公民的思想和信仰。将政治和思想混为一谈是精神愚昧的表现。因为所有合法的政治行为只能来自公民经过独立思考判断以后的授权,从而合法的政治行为不可能反过来去干涉公民的独立思考。政治也不能介入信仰,政治介入信仰也是无知与野蛮的表现,因为信仰是思想的组成部分。

(3)建设一个互尊互爱互助的高尚社会。

(4)公民享受良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5)推广普及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造方法,使中国的科学和艺术的创造质量和数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

(6)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精神乐土,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与向往。

3
、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

(1) 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中国公民拥有的这些权利不能比其他国家更少,只能更多。否则就不能称作伟大复兴,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复兴。

(2) 加强政治科学的研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符合政治科学的规律。

(3) 尽最大的努力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使我国的各项工作得到全民的支持与监督,使各项工作都保留着改进的可能性。如古话所说,“用天下人的眼睛看,没有什么看不到,用天下人的耳朵听,没有什么听不到。”言论自由是政治文明的根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治文明。

(4)保障公民过上体面的物质生活,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物质文明。

二、公安部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干扰

在指出公安部门存在的问题之前,必须指出,大多数公安干警的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交警,在日晒雨淋的环境下工作,整天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各种有害排放物,不管烈日和寒冬,保证了中国交通的秩序。据报道,交警和煤矿工人一样,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全国各行业中最低的;比如刑警,出生入死,与各种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使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保持安宁。总体上说,大多数公安干警的好样的,他们在公民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扞卫公民的权益。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公安部门也滋生了一群败坏公安部门声誉的害群之马,他们拿着公民通过税收提供的俸禄,干着摧残公民的勾当,制造了大量惨无人道的冤假错案。

同志们可能已经猜出我所指的谁了,我所指的是公安部下属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

许多敦厚善良的中国公民可能还不知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个机构,可是最近十八年来,这个机构越来越有名气了。他们不但敢迫害知识分子,而且敢迫害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转业军人、守法商人、自由信仰者和上访冤民。受到他们迫害的同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伤残、不分海内海外,大有打遍中国无对手、天下舆论奈我何的架势。

其实,这是一个毫无创造性的一个机构,是从前苏联那里抄袭而来。在苏联叫克格勃,在东德叫秘密警察,在罗马尼亚叫特种警察部队,几乎以前所有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么一个机构,他们都把这些国家搞得怨声载道,搞得他们的公民与他们的政权离心离德,他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以前中国的蒋介石也设有这样的机构,秘密关押杀害共产党人、暗杀闻一多和李公朴等进步人士。明朝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机构也是干这一行的。这种机构的存在与政治文明毫不相干。这种机构不是中华文明的主流,相反,是糟粕。

公安部下属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以下简称国保系统)犯下了大量侵犯人权的罪行,基本上大部分政治迫害案件和精神迫害案件都是由他们干的。国保系统经办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所经办的案件一样。

国保系统在国内严重践踏人权,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破坏公民的幸福,阻碍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进程,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国家利益;在国际上,除了那些希望从中国得到援助的国家保持沉默外,几乎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都在批评中国没有人权。

现就国保系统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成的干扰列举如下:

1
、严重干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

全世界都知道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现在为什么一部分台湾同胞不急于与大陆统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陆的人权状况不如台湾。大陆确实没有言论、信仰和结社等自由。国保系统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不断成为互联网和国际媒体报道的内容,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对大陆失去信心。大陆制定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国保系统是在帮台独分子的忙,为台独分子输送能量,为台独分子制造攻击大陆的话题,帮助台独分子争取群众。这种状况不迅速改变,将严重干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如果国保系统继续这样搞下去,很有可能让台独分子把51%的群众都争取过去,出现重大台独事变。

2
、干扰我国与欧盟的军事合作,影响军队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与欧盟各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与欧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与欧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本来胡温刚上台不久,带来了一阵胡温新政的新气象,欧盟在法国、德国的推动下,有望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中国可望从欧盟引进一些防御性军事技术和装备。搞国防的同志们都知道,一旦发生战争,一项有效的防御技术装备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员伤亡,可以保卫我们许多同胞的生命。可就在这个时候,许多忧国忧民的同胞被国保系统罗织罪名,投入监禁,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出现严重恶化,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迫于民意要求,欧盟搁置了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工作。我经常在想,是不是公安系统有敌对国家的间谍混迹其中?还是公安系统和国保系统的主事者像老佛爷一样昏庸无能?

3
、践踏革命先烈的英灵,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牺牲。解放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为了人民拥有宪法中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

现在宪法中规定的各项权利遭到国保系统随意侵犯:

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国保系统可以不用法院的搜捕令,随意闯入公民家里搜捕抄家;

公民的行动自由没有了,他们可以随时绑架他们需要绑架的人;

公民的言论自由没有了,不管你在报刊、书籍还是网络发表的言论,都可以成为国保系统定罪的依据;

信仰自由没有了,公安系统可以自行定义什么是邪教,然后对贴上邪教标签的公民任意摧残、折磨。

公民的通讯自由没有了,不管你是写信、打电话、发短信还是发电子邮件,国保系统不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侦察手段监控;

结社自由没有了,他们把这一条给阉割了;

在中国大陆,庄严宪法所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被国保系统恣意践踏,中国大陆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换来的解放成果,几乎全部丧失,。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区仅剩下有军队把守的区域。在有军人把守的地方以外,国保系统擒中国公民如囊中取物,手到擒来,要打、要辱、要关,随心所欲,肆无忌惮。

4
、破坏政治伦理,动摇社会的正义

本来公民组成国家是为了保障公民利益。现在公民用税收养活公安人员,用税收为公安人员购置枪械和装备,普通公民放弃了自我保卫的武装权力,把保障公民权力的工作委托给了公安部门,现在国保系统改变了正常的政治伦理,国保系统反过来利用组织起来的武装优势欺负老百姓,利用公检法制度的不完善给被欺负的老百姓罗织罪名定罪。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国家的主人,我们广大公民反而处于被动挨打,受国保系统欺凌的境地。

我想请从事国保工作的同胞扪心自问:你们真的很能干吗?老百姓真的拿你们没办法吗?你们真的很威吗?

三. 整顿公安部

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将来怎样记载我国当前所经历的这段黑暗时期。

国保系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历史的原因,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

如果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不被非法撤职,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被耽搁,在今天就可能根本不会有这么一个国保系统。

体制的原因是国保系统寄生在公安系统,而公安系统又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借助公安系统的整体力量,使得国保系统的力量被成倍地放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设立国保系统不可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国保系统是一些政治腐败分子塞到公安部门的私货,是政治腐败分子盗用纳税人的钱雇佣的政治打手。政治腐败分子为了一己私利,养这么一个机构来制造恐怖气氛,妄想迫使老百姓不敢追究政治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

为此,必须对公安部进行整顿:

1
.建议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公安部,接管公安部的领导权。如有必要中央军委可派军队协助,处理完后军队再及时撤出。

2
.由中纪委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公安系统包括国保系统这些年来大量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对受害者给予赔偿。

3
.撤消国保系统。对为了邀功请赏主动制造冤假错案的败类依法进行惩处,并在新闻媒体公开公布,以平民愤。

4
.将公安部门管理网络监控的权力,移交信息产业部。

5
.将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权移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

6
.全面清理公安部门制订的大量与宪法相违背的规定。

7
.废除实为奴隶制的劳动教样制度,取消公安部门未经审判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特权。

8
.取消公安部的称号,将公安部改制为国家警察总局。

9
.扩大司法部的职能。鉴于我国缺乏人权传统,人权保障工作薄弱,建议在司法部内设立公民权利保卫局,解决中国大陆公民权利保卫缺位的问题,克服一些官僚主义者只顾保卫自己不顾保卫公民的自私倾向。

我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向全体中华民族的同胞发出请求,请求同胞们一起来揭露公安部门和国保系统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一起来想方设法推动公安体制的改革。尽管国保系统已经蜕化为一个法西斯恐怖机构,但我在正文中一直没有这样称呼他们,我们不能制造敌人和仇恨,所有的国保系统的干警都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呼吁他们忏悔自己的过失,做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中国人,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中国人,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一份有限的热情和力量。

中华民族是我们灵魂的归宿,让我们顺着良心的指引前进,愿我们的善良的灵魂与中华民族永远同在!

2007年9月4日星期二

陈永苗:吴敬琏先生,政改已是药渣,不是药方

吴敬琏最近指责少数人挑拨阶层关系,煽动“仇智仇富”。吴敬琏说,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

经过茅于轼贫富论的争论,我越来越失望地看到极右就是本质上的毛左。在改革初期“社资本”之争中自由主义所遭遇到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对手,是诬蔑攻击、上纲上线的毛左,到了维权时代初期,自由主义的敌人,却是曾经的自己,当初的右派演变为今天的极右:一种被黑恶市场经济所俘虏卖了身当了奴隶还替数钱的右派。今天的极右对自由主义所展开的攻击手腕,淋漓尽致复活了文革,过去的毛左一样,成了活化石。

从江平老先生诬蔑民权为民粹开始,自由主义遭遇了一系列的“文革”式手法。极右惟我独尊,除了他们嘴巴上美好的,现实中黑恶的市场经济之外,其他的都是错误的。德国哲人荷尔德林有一个名言,他说,想把人带往天堂的,往往就是把人带往地狱的东西。极右的真理就是如此。极右想把人带往美好的市场经济,却给人们带来了地狱。

极右非黑即白,顺我者昌不同我者亡。凡是拿极右有限智力和教条搞不懂的东西,都是邪恶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想不通的,则必然是左的。他们已经僵化为木偶,招式套路固定。右派相当于改革初期反对自由主义的毛左。极右与毛左共享一套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在极右身上看到,毛左将自已所要批评的观点歪曲到极致,然后无限上纲,再对其大加挞伐的“文革”式手法:回归到“改革共识”抵制共同富裕,呼唤正义歪曲成主张“平均主义”,将“仇腐”歪曲成“仇富”,反思批评一下改革,就被歪曲成“回归过去”,动不动就指责另找新路的人,是野心家,就是闹革命。就论“文革”式手法的运动,极右丝毫不比毛左逊色。

网上崇毛仇富言论,99%以上是仇腐。当然总是难免极少数人达便车,但是绝对是少数,可是极右就开始诬蔑,说他们要回到过去,可是他们是因为想富裕无门,曾经听了极右的“改革”话,而受骗上当的人。极右把他们骗到一个“绝地”,剥光他们衣服,抢了他们的财富,说你们在这里富裕吧,这些人开始用毛泽东反抗极右。这是他们的策略,他们只能用“毛泽东”喊。极右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抢劫了还不许他们喊。

杯弓蛇影,在文革中的残害他人和被他人残害中,极右脑袋坏了,成惊弓之鸟,于是毫无理性地责怪穷人。有几个极右在文革中,双手是干净的?在文革中残害了他人,却只记得被他人残害。这种受迫害感如今又延续到今天,又开始迫害穷人了。

极右与毛左可以合并为“双革派”,分别在改革初期和当下,都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十余年前,吴敬琏自己说过,左右互为条件,作为互相的靶子而得以存在。其实是一家人。新酒旧瓶装,极右的市场经济规律替代毛左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马教条,内容虽改,思维方式未变。他们都同样只顾沾沾自喜于又掌握了一个利国利民,先进伟大的“利器”,并迫不及待展开一轮新实验而已。失败了再试验,失败了再试验,失败再试验,永恒下去。

同样恐怖的是,这二轮实验甚至未经过精心地政治考量,如今恶果尽现。文革和改革,都是失败的遗产。

吴敬琏开的药方是政改。他说,近年来,由于预定进行的改革推进乏力,限制行政权力和打破垄断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措施没有到位,腐败活动有增无减,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政府体制改革代替政改,“铁腕黑脸”朱镕基大卖力搞过,还不是无功?这是一块腐烂发臭的注阴沟水猪肉,吴敬琏还当法宝那样在供着,在念念有词。念念有词,也不顶事,而且对方已经用实际行动拒绝了,还在念念有词,那不是坑人么?

我必须重点说说极右对革命的恐惧。极右的思考框架,有一个内在的时间感,那就是将来革命之前。革命就等于黑暗虚无。他们的这种时间规定性,是因为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来自他们文革死亡体验,进一步移植到将来的暴力革命中去。而且这种恐惧和焦虑,还有中国近一百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来“背书”。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强化了恐惧和焦虑。避免革命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是良好的意图。可是良好的意图也被用来掩盖或者强化。

他们反对将革命美学化,进一步连被迫发生的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密切联系的,例如广场政治的正当性也顺手勾销。不管是过去发生的革命,还是将来发生的,只要是革命,或者与革命有密切关联,引起他们联想和警惕,他们就把他扔到地狱中去,壁虎自断尾巴,离得远远的,担心被辐射。有一点点可能,他们就开始围追堵截。这是基于恐慌的政治学,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可以说极右对革命的恐惧,呈现出一种精神病症状来。

极右有着政改焦虑,他们幻想把黑恶市场经济中的问题通过政改净化掉。他们倾向于无止境延长改良那革命之前,唯一的拯救就是政改。即使没有了政改的条件了,或者已经被拒绝,还死死抱着政改不放。即使是一个南辕北辙北非驴非马祸害中华的政改,他们也灯蛾扑火,而且非把大部分无辜的人也卷入不可。

(作者投寄新世纪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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