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获得此奖，我感到无上荣幸。 流亡岁月，忽忽十五年寒暑，对国内情况，已经不甚了了。听说经济持续腾飞，道德普遍沦丧。听说圈地运动凶猛，奴工牛马不如。听说政治僵尸咸鱼翻生变成鲜活的经济动物，广场英雄功成身退与网路警察携手同行。听说知识精英纷纷加入主流坐稳位置玩道义玩价值玩中国大言炎炎，下半身写作吃死婴艺术磕响头电影小言詹詹，于毫无言论自由之际共奏“和谐”乐章。在党文化污染的基础上，进一步污染了当代汉语的语义场。隔着这个“场”的烟雾，我几乎都找不着北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烟雾深处人精堆里的那些理想主义傻子，那些不知变通直以真我面对人生和世界，为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置身在假面舞会以外，甚至温饱与安全以外坚持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人们，我怀着格外的敬意。纵然这种坚持，只不过是如里尔克所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的挺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挺住，代表着文化中国拒绝沉沦的意志。正因为有这种挺住，我们也才有了一个民间的价值标准，一个窒息性党文化语义场之外比较干净的民间文化的语义场。才有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和它的这个奖项。
在我看来，这个奖项之所以无价，之所以是一种殊荣，首先在于它代表着民间的标准，一种把符号操作的技艺及其成果，和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联系起来考察、亦即在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中审视作品的标准。其次，它来自遥远的和久违的祖国，那自由和奴役斗争的前线——我们自己的前线。第三，它意味著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人性的关系，而不是工具性的关系，或者时尚的关系。否则，有谁会注意到，一个毫无投资价值的边缘荒人，于孤寂和漂泊中做了什么？
就语言而言，作为使用者，“贡献”难以实证，更难以量度。我把你们的奖项，看作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和对我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努力方向的认可。对我来说，这更难得，也最宝贵。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深致谢忱。
——原载《动向》月刊2007年8月号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二．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 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他参与的启蒙活动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暴乱”长篇报告中点名。六四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2007年5月1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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