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胡少江:“核心”的意义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历时四天,昨天在北京闭幕。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从严治党"是会议的主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与"治党"主题有关的文件,也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在全会发布的公告中,尤其是在官方媒体随后所做的大量解读中,上述三个文件显然都只不过是陪衬,此次会议真正的政治成果是宣布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第x代领导核心"这个词是邓小平发明的。一九八九年武力镇压示威民众和进行党内领导层政治清洗之后,邓小平在一次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核心"的提法。他称毛泽东为中共党的第一代核心,自己为第二代核心,而刚刚取代赵紫阳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核心论"主要有两个政治意图,一是为自己三度废黜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变行为辩护,表明其合法性;二是要压制以李鹏等人为代表的党内极端保守势力对江泽民的挑战。
在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不再沿用"以xx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改为"以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新提法一直持续到这次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前。当初,用"以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取代"以xx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几个因素,其中当然包括:一是江泽民栈恋权力,不愿意让出"核心"桂冠;二是胡锦涛也没有去抢夺那顶桂冠的政治胆量。而没有了"核心"桂冠,胡锦涛时代彻底沦为"击鼓传花"似的被动治理时代,至今为党内外所诟病。
在时隔十四年之后,"核心"这一特殊政治标签终于在中共的政治词汇中强势回归,这意味著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在带上"核心"的桂冠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历了血腥的战争洗礼和残酷的政治倾轧;江泽民的"核心"桂冠则是邓小平为了自己的政治算计而为他册封的。与这些以往的"核心"不同,习近平在短短的四年的时间里,自己亲手为自己戴上了"核心"桂冠,这既体现了习近平在政治斗争中的强势地位,也很可能预示他将采取更大的政治举动。
事实上,在习近平成为核心之前,中国高层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不复存在,总书记习近平已经一言九鼎。本来总书记的职位本身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常委会的召集人身份,而领导核心则不仅意味著政治层面的更大的权力,也意味著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权威,这意味著习近平正在坚定地要将自己塑造成为中国执政党思想的引领者、规则的制定者、最后的裁判者。
习近平进军"核心"神坛的进程实质上是一场权力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不长,但是并非没有风险。在这一场战斗中成为阶下囚的那些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军队大佬,都是染红"核心"桂冠上红色宝石的祭品。他们曾经的显赫地位和盘根错节的政治背景,也说明了习近平权力之战的艰难。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被人抱上圣坛的江泽民和不敢坐上圣坛的胡锦涛相比,习近平的政治胆量明显强过他们,这应该与他的太子党背景和在老一辈政治玩家中的长期侵淫不无关联。
政治领袖成为领导集团的"核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政治思想控制严格的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核心"的含义与民主政党和民主社会中领袖的含义有著很大的不同:他不仅是政治领袖,也要充当精神教主,他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占领数十亿民众的脑袋。历史无数次证明,这不仅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而且任何类似的努力都会导致社会向中世纪的思想禁锢状态倒退。不幸的是,中国似乎正在朝著这个方向大踏步地倒退。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新的"核心"诞生之际为中国感到悲哀。
——RFA

高新:中共当局为何迟迟不愿公布李峰的罪行?

日前,中国的的财亲网刊登一则消息:"辽宁人大原副主任李峰涉贿选被免全国人大代表"。

消息中说:自被免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职务和省人大代表身份之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峰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近日也被免去。据《辽宁日报》消息,10月24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忠轩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罢免李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有关情况等的汇报。

这位周忠轩原是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现在接替了李峰把持了五年时间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职务。

财新网的报道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辽宁已经有五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落马,分别是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郑玉焯,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以及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珉。其中后四位均涉及辽宁贿选案。

今年3月16日,时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阳被调查。据悉,王阳在2013年1月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时涉嫌贿选,当选排名最末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6月2日,中央纪委通报王阳被"双开"并移送司法的消息,指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组织原则,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王阳贿选花了500多万元,加上其他贪腐受贿问题,涉及金额数千万元。

4月6日,时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被查。据悉,苏宏章在2011年涉及贿选。2011年10月13日,中共辽宁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辽宁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时任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以黑马姿态爆冷当选省委常委。今年7月25日,中央纪委通报苏宏章被"双开"并移送司法的消息,指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组织原则,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

"苏宏章拉票行贿的金额上千万,给大家送金条,还通过中间人给王珉打招呼。王珉本人没有收他的金条和现金,但是收了中间人的十几箱茅台酒。"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王珉酷爱喝酒,甚至有"茅台书记"之称。

财新网如上内容中说了这几个人,除了王珉,其他几个的第一行贿对象都是李峰,而该文中提到的给王珉送了几葙茅台酒的"中间人",就是李峰。财新网的这篇报道,证实了笔者过去在本专栏文章中揭露的王珉劣习。

辽宁日报关于罢免李峰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报道原文内容是"听取了......关于罢免李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有关情况,关于接受吴野松辞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有关情况......",两者相比,就看明白这位吴野松是因为贿选案的引咎辞职,而李峰则是因为有犯罪行为才会被提请罢免。但是,为什么官方又至今还不公布李峰的罪行呢?

笔者两年前在本专栏的《周永康手下的赃官酷吏之多少?》就已经介绍过:自周永康终于被中共当局对外公开承认"严重违纪"并同时宣布已经对其"立案审查"之后,其本人亲自经手策划或者其手下赃官酷吏们依他的名义制造的多起重大冤假错案随即成为中国境内网络媒体上可以随意谈论的重要话题,冤案的知情者们终于也有了机会以"合法"方式对外公开这些冤假错案背后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内幕。

周永康担任了中央政法委领导人之后为了给自己家族的"白手套",一笔生意就能够令他周永康公子套现二十多亿的川商刘汉"出口气",居然把袁氏兄弟四人都给判了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只有一人是"缓期两年执行"

新浪网上的一篇揭露文章中痛斥说:照理,买凶杀人,被杀的还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家伙,怎么会把兄弟三人都处死呢?即便是杀人偿命,杀一人,有一个被处死也就可以抵命了,为什么要把袁宝璟兄弟灭门?再者,袁宝璟买凶杀人的证据并不确凿,仅仅凭借一句"行了,你注意点",就认定袁宝璟是主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袁宝璟雇凶杀人一案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于2005年1月13日公开宣判。宣判后,袁宝璟及另三名被告人均提出了上诉,称此前证词乃警方刑讯逼供所致。时任辽宁省玷污委书记李峰指使辽宁省高院经审理认定原判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时,对于身陷囹圄近两年的亿万富豪袁宝璟来说,2005年10月14日曾是一次真正的生死关。在这天,袁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被通知"暂缓执行死刑"。对于袁宝璟暂时逃过此"劫"的解释,有媒体称,是因为袁决定向国家捐赠价值495亿元的石油资产而换取一命。不过,袁宝璟的妻子卓玛和袁宝璟的辩护人刘家众律师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袁案的峰回路转,源于他举报了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高官经济犯罪大案,让袁宝璟暂免一死。"

刘家众律师告诉记者,袁宝璟出事前,一位省政法委书记授意袁宝璟花1.2亿港元购买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而股东登记的姓名,则是这位书记的夫人。

相关评论中说:举报的内容还不止这些,袁宝璟告诉有关司法工作人员,这位书记还掌控该省境内的毒品犯罪以及假钞买卖活动。这样的举报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袁宝璟是学过法律的,他深知这样的风险!以自身的性命承受了这样的风险!他拿出1.2亿港元,本想私了这桩凶案,他错就错在这里。

一篇题为《原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要了袁宝璟的命》的披露文章说:袁宝璟四兄弟当时对判决不服,并在一审庭审时就全部翻供。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

在举报李峰之后,袁宝璟又宣布将自己的巨额资产捐赠给国家。袁宝璟捐赠通过香港华智国际公司以第一大股东身分持有一家开采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公司40%的股份。中国《公益时报》报导称,按2005年10月12日的世界原油市场价格计算,袁宝璟所占股份价值超过2520亿元。

在周永康被公开宣布"严重违纪"之前笔者即在与北京记者朋友讨论袁宝璟案时怀疑过袁宝璟死后他"捐给国家"的"巨额资产"的去向问题。那是一笔巨大的境外石油资产,除了替刘汉"出口气"的原因,当初一定要置袁宝璟于死地,幕后是否与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的经济利益有关?

前述公开发表的揭露文章中还说: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刘汉、刘维兄弟之死刑说明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辽宁那位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如今也被查处,等待着他的必然也是清算。

这篇内容含用"辽宁省那位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如今也被查处......"内容的文章早已经在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上被广为转载,但当时李峰不但是逍遥法外,而且还被重用为辽宁省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监狱终于也轮到李峰去坐了,但"报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期间的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而是在其内部坏了共产党自己的规矩。

接下来,就如同当年处理王立军一样,随便抓出几笔受贿内容,纪委专案就有理由将李峰"移交司法处理"了,日后无论决定判他李峰多少年,其判决书内容中都不会包括他他在担任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期间所犯的罪行,因为那都是"正常行使职权"。

人们应该已经注意到,处理王立军时,他执法犯法的关键罪行,特别是重庆打黑过程中亲自主持和实施刑训逼供,人为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甚至为贪赃掠财而枉杀无辜的滔天之罪,一件都没有被涉及。同样道理,如今对李峰的处理,肯定也会避重就轻,他当年犯下的所谓"公开出去就会严重败坏党的政法队伍形象"的滔天之罪,都不会被提及。

除了贿选问题,李峰未来被公布的罪行中,有受贿一项是肯定的。但是,他在担任省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期间的受贿罪行哪一部分可以公布,哪一部分不可以公布,这正是如今的李峰专案组在等待上级指示的关键所在!

——RFA

王思想:中產階級的逃亡與消亡

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
有些消息肯定引起轟動,比如10月27日的「核心」說;有些消息則出人意料成為熱點,比如,「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個人在中國被歸類為高收入群體」的消息,激起的社會反響之大,遠超過統治集團的想像。於是,有關部門趕緊出面「闢謠」,說沒那麼回事。

然而,好事者搜出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上兩年前關於「對於年收入12萬元以上人群加強徵稅」的通知。顯然,有關部門在撒謊。與2006年信誓旦旦「絕不上調印花稅」然後又突然半夜雞叫一樣。

為什麼公眾會對於一個「誰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義如此敏感?為什麼會挖出兩年前的一則通知當成重大新聞?因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義為「高收入群體」,目的就是要收稅。那些不幸剛巧在每年收入十多萬的人,也正因此而焦慮、憤怒。年收入超過10多萬元、卻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對稅收的痛苦感受,遠超過其他人。中產之上,那些權貴們,首先,他們的收入多為灰色,可以避開稅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稅收,權貴也能承受;中產之下,那些貧苦階層的人,他們很少遭遇個人所得稅,同時對於消費者感覺不到,因為中國得消費稅非常隱蔽。總之,窮人對稅收的痛苦感覺不深。

令人悲慘的是,中產階級除了遭受高稅收的痛苦,還要遭受另外兩高的痛苦──高房價和高貨幣發行。對於這「兩高」,中產階級依然是最為痛苦。

高房價,對於權貴來說,再高也能承受,更何況,權貴們往往以市場價的1/3甚至1/5獲得大量特權房;對於赤貧階層來說,高房價不是什麼天大的事,反正,5千元/米和5萬元/米,都是買不起;運氣好的話,能趕上政府的廉租房,從而在高房價環境下感到慶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東租價的上漲,其痛苦也遠低於房價從5千元漲到10萬元帶給購房者的痛苦。

高貨幣發行,這些年可以說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廣義貨幣,居然超過了美國。需知美元是國際貨幣,人家尚且不肆意發行。濫發貨幣,對於權貴來說,是好事兒,因為多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惠及權貴,並且他們有大量海外資產配置。對於窮人來說,對於濫發貨幣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感覺並不明顯,因為他們本來也沒多少現金儲蓄,物價漲了還可以領到政府發的視頻券、老年消費券什麼的。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高貨幣發行就是一場災難,幾十萬、幾百萬的儲蓄頓時縮水。高貨幣發行,毀掉了國家的信譽,毀掉了中產階級的信心。

政府為了彰顯合法性而對底層採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撫了底層。那麼,誰來承擔體制的成本?是中產階級。

中國人的焦慮感,大家都感覺到了。每個階層有每個階層的焦慮。權貴的焦慮感,主要是他們看到全社會仇官仇富的心態後,感到不安全,但他們並不因此感到恐懼。權貴普遍有巨額海外資產配置,這給了他們財務安全感,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力在動盪發生前撤離。窮人的焦慮感最輕,他們時刻等待著下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最終,所謂全民焦慮、全社會焦慮,其實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在鄧小平改革初期,中產階級剛剛出現。當時的萬元戶,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他們是官媒稱讚的,是百姓羨慕的,他們是幸福的。30年後,隨著分稅制改革等政策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變化,中產階級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經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坐擁千萬房產,卻無力消費,更無幸福感。這樣的中產階級,徒有中產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個中產群體。西方社會學理論,以及中國右派自由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劑;而中國的權貴和左派學者則堅定地認為:中產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為,一旦吃飽喝足了,就會要求人權,要求自由。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推斷,孰是孰非,很難裁判。實際結果則很清晰:中產階級被榨乾、被血洗。仰望天空,哀從中來。

在爆發暴力革命之前,底層的焦慮、憤怒其實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底層是無效的大多數。而中產是有效的大多數。焦慮中的中產階級,通過網絡發洩不滿。文化修養較高的中產階級,目前正在走一條雷同之路:移民。這些年掀起的中國人移民浪潮,有一個共同點:因為痛苦和焦慮而移民。這是一次中產階級的大逃亡。先有中產的消亡而後有其他中產的逃亡。逃亡是為了不被消亡。

當中產階級逃亡、消亡之後,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整個社會就只剩下兩股力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者說,只剩權貴和赤貧。這樣的階級分布、對峙,會導致何種結果,歷史已經有許多次演繹了。
——东网

2016年10月27日星期四

颂圣的惯性:后文革时代对中共首领的歌颂(吴祚来)

外媒图片:"小毛泽东"习近平



文革的幽灵,仍然披着红色外衣,在中国显灵,发出魔力,影响着国家精神。甚至试图走向世界,挑战普世价值。
后文革时代的颂圣惯性
毛时代对毛泽东的歌颂,是一场疯狂的造神运动,每天广播里的《东方红》、每一封信上的最高指示,以及海量的毛像、毛语录、毛雕塑几乎无所不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造神运动,几十年之后仍然没有根除其精神病因,毛像仍然悬挂上天安门城楼,毛遗体仍然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毛思想仍然被当政者视为"战无不胜"(写在中南海南门墙上)。中共的党化国家,无人能够改变与撼动。文革后遗症在民间的遗存,就是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毛迷,仍然前往韶山或毛纪念堂朝拜。一场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歌被遏止,而在自由世界,仍然有人公然要纪念毛逝世四十周年,如果不是正义的人们抗议,也会得逞。
文革的幽灵,仍然披着红色外衣,在中国显灵,发出魔力,影响着国家精神。甚至试图走向世界,挑战普世价值。
毛逝世之后不久,对共领导人的歌颂惯性,仍然强大,艺术界仍然沿用歌颂毛泽东的套路,歌颂华国锋,从宣传画,到口号标语,再到颂歌,无不照搬颂毛的方式。我们看看当年的宣传画标题就非常清楚: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吴敏)、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克里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胜利前进(杨受安)。而对新领导人的歌颂也开始盛行,最著名的有:《 献给华主席的歌儿唱不完》 刘洪作词,王师林作曲;还有歌颂华国锋版本的《交城山》: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文革之时人们对毛的颂歌不敢议论,但华国锋显然已是弱势,在普通百姓或文艺工作者那里,只要当上最高领导,就是领袖,就应该无限歌颂,但在中共内部有资历的圈子里,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中,当时就有人质疑:"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个兵。"
果不其然,陈云等人与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联手,"劝"华国锋让贤,元老们对华国锋的指责,就包括他搞新的个人崇拜,所以,国家出版局·1981年9月9日·(81)出版字第608号通知就是《关于清理歌颂华国锋同志的图书的通知》,对通往歌颂华国锋个人的图书不允许销售,造成损失由出版社负担。
暧昧的表达:邓之后不点名歌颂

禁止歌颂华国锋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主流媒体基本没有指名道姓的歌颂党国领导人的歌曲见诸媒体。胡耀邦逝世之时,文艺人对其歌颂,却只能以不点名的方式使其出现在主流媒体,这首《好大一棵树》(邹友开词):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而1997年才有公开歌颂邓小平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对他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以及1992年春天南巡积极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进行歌颂,但这种歌颂仍然是不点名的。
歌颂江泽民,还是不点名方式:这首知名的歌曲是《走进新时代》。歌颂江泽民的歌词仍然是暧昧的,甚至有一种个人情感式的情歌式暧昧"我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少豪迈"云云,如果歌唱者在小空间里对着江本人歌唱,其情其境,会是怎样?江之所以在位之时传出那么多的香艳绯闻,不是偶然的。这首歌传唱之时,在1997年9月文化部一次为中共十五大举办的文艺名流座谈会上(我当时列席了会议),遭到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猛烈批评,他说:这样的歌对着领导人唱,(江泽民)在台下能坐得住吗?这首歌其中三句歌曲点明了毛、邓、江三个时代: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艺术情感是暧昧的,但政治叙事却是非常明晰,毛时代唱东方红,人民当家作主,邓时代唱春天的故事,富了起来,江时代应该民主起来吧,"但这个真的没有",只有一个大词叫新时代,人民进入新时代了。有趣的是,唱情感表白时,歌词用的是"我",我想对你表白,而政治叙事之时,却用了"我们","我们"走进了新时代。这是怎样的一个新时代呢?政治模糊术,如同当年说毛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样,其毛氏新中国实远不如一个旧中国祥和升平。
《江山》一曲被视为胡时代的颂歌,但有趣的是,这首颂歌并没有歌颂胡,甚至没有一句暧昧的歌颂与胡有关,只是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的目的是为了百姓,甚至认为老百姓是山是海、是共产党人生命的源泉。
这首歌曲的作者是晓光,当时文化圈子里就流传一个笑话:邓、江时代都有颂歌,谁要是为胡时代写一首颂歌得到首肯,就可以当副部长,没想到一语成真,晓光真的成为文化部的副部长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骛地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写颂歌,因为指不定天上会因此飘下一大片馅儿饼来。
颂习直逼颂毛

习当政之后,颂歌开始井喷式出现:《我们的习大大》、《全民偶像习大大》、《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和最著名的《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包子铺》、《要做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习主席寄语》。有媒体分析其中原因是,习中央对腐败的严厉打击,迎合了民众心理,歌颂强势的领导人并寄托梦想,是老百姓的普通心态。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嘿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中国还有个彭麻麻/最美的鲜花送给她――
民众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惯性歌颂,这种歌颂如果不遭遇高层的特意处置,就可能形成蔓延之势。习本人对毛的某种情感,以及在许多场合引用毛的诗句,对文革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均是造成人们用文革方式歌颂习近平个人的风向标。
宣传系统非常不好处理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歌颂,如果封杀,可能是对领导人不尊,如果不封杀,另一个声音就会发出:习在制造个人崇拜,没有任何制止的举措。据传,应该是来自最高当局的决定,不允许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习大大这样的民间称谓。
习的讲话被当成国家学术课题研究,习的形象被制成瓷盘在中央党校与天安门纪念品商店公开出售(还有大幅照片),有关当局并没有令行禁止,如果放在华国锋当政之时,可能都是个人崇拜的罪状,为什么现在却可以大行其道?
没有元老们出面了,华国锋当政之时,元老们还可以老当益壮,在文革之时积蓄了生命能量,正好文革结束之时得以爆发,几个元老联手,华主席就下台了,现在朝野四望,天下无敌手,各地大员在比拼效忠习核心之时,民间与地方政府当然也在办各种歌颂习近平的"赛歌会"。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十月号

VOA专访鲍彤:打老虎拍苍蝇跟反腐败是两码事



鲍彤

北京 —被视为在高层权力分配争夺中具有决战意义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一些在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六中全会的主要口号"从严治党"和会上审议的两个文件《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成为政治利器,帮助"不忘初心"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挽救因大面积腐败而信誉扫地的执政党,同时帮助他强化自己在党内几近至高无上的权位。有分析预测,习近平可能在十九大后打破领导人不超过两任的规矩而在任期届满后继续留任。
尽管仅从官方报道无从窥视此次会议上围绕十九大人事安排卡位战等内幕,但高层权斗和派系博弈仍然是外界特别是政治观察人士密切关注的重头戏。
人们关心并且有兴趣探讨的问题包括: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党内监督新条例能否推动官员公布财产的制度得以建设?党内监督能否根治充斥官场的制度性腐败?党内野心家所指何人?妄议中央成禁条,党内民主何在?异议不见容,帽子棍子横飞,文革阴影犹存?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能否被全党拥立?他能否在第二个任期建立由自己圈定的领导层班底? 他能否做到超期执政?仿效毛邓集权,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几年来一直具有争议且充满大胆设想(也有人说是一厢情愿)的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在党内能够清除具有挑战力的其他派系,他是否可能开始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带领世界上人口最大、经济上崛起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融入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报禁,解决六四和镇压法轮功等棘手问题,甩掉前几任领导人留下的历史包袱,从而开创新的历史?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兵近日围绕上述问题专访了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

记者:关于六中全会,您有没有关注一下呢?
鲍彤:好像也没有什么消息,我就是看看电视,在电视上也没有看到什么,不是就是从严治党么?
记者:在您看来,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呢?
鲍彤:我看它的意思,应该有两种,从严治党。一种是为了老百姓来从严治党,那么就是允许老百姓来管党,来批评党。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党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工作;第二种,如果是为了党的领导的利益来从严治党的话呢,应该是由党中央来从严治党,由党中央来管党,管的步调一致,一个号令、一个声音、一个步伐。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现在什么信息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这次的目的是什么。
记者:一般来讲,六中全会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比较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中心的议题和用意、用途是什么?
鲍彤:那是要为下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特别是人事安排上做准备,因为它是换届。
记者:那么这一届有什么不同?
鲍彤:好像没有准备党代表大会的议题,而是一个从严治党的议题。我就看到电视上好像没有发布什么消息。我想他在内容上没有要为十九大做准备的题目,但是内容上应该是直接为十九大做准备的。因为下一步,下一个党代表大会在2017年开,应该有所准备。
记者:那么在换届、在权力核心的人事配备上,你觉得目前有没有博弈、有没有斗争,斗争是谁斗争谁,谁和谁在斗,哪一方占上风?
鲍彤: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中国的选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选举,实际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的,实际上是按照领导意图来投票的。领导意图如何成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要强调从严治党。就是说,强调从严治党的意思包括说,要在下一次选举时,大家按照领导的意图来投票。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个我讲一下,前不久,有个省有贿选。在其他国家,贿选是贿赂选民。在中国来说,不可能贿赂选民,要是贿赂的话,有可能是贿赂组织部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好像组织部是不接受贿赂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贿赂可能包括这个意思,贿赂也是一种活动。就是说,所有的人不要为选举活动。不要自己活动让自己成为候选人,也不要活动提名别人成为候选人。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就是选举以前,大家不要贿选就是大家不要活动,那么恐怕也包含着这个意思,就是说听从党中央的号令,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完美的用投票使党中央中意的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成为十九大的候选人、被选举人和最后事实上的领导人。
记者:如果不强调从严治党、或者不像现在这样抓党内的纪律,对组织和领导的忠诚,你觉得会发生不按照领导最高层的意愿的选举,或者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版本,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鲍彤: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领导中意的那个名单呢,不可能完全当选,部分地改变;或者即使完全当选,但是如果有这种活动出现的话,内部的裂痕就会暴露在观察家的面前。
记者:目前有些人强调加强核心意识,包括一些地方的官员又喊出来了一些这样的口号,你觉得六中全会上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鲍彤:这点我无法预测,核心意识好像提,又好像不提,有一点微妙的变化,我这样的老百姓不好猜测到。
记者:现在有人推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如果习近平按照这种呼吁,真的当上了核心,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您觉得对中国共产党也好,对中国普通大众老百姓也好,是福还是什么?
鲍彤:那可能会对举党一致的体制、举国一致的体制,应该是加强的作用。因为核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从来没有讲过核心是怎么产生的。在党章里面,核心享有什么权利,核心在承担什么义务,核心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这样说法。只是在邓小平给江泽民交权的时候,讲共产党有核心、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说了算;第二代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第三代核心,就是你江泽民,你江泽民将来说了算了,我邓小平也就放心了。那么这么讲了,核心这个词儿,是从邓小平的嘴巴里出来的,不是从党章里面出来的。因此,它的含义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清楚,别人不清楚,全党不可能清楚,党章里没有这样的界定。将来有没有第四个核心呢,邓小平没有说,他现在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底下,核心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有的时候讲以某某同志为核心,有的时候又不讲,以某某同志为核心,又讲以某某同志为总书记。那么,这个里面,是一种党的文化,它里面包含了高深的奥妙的含义呢。那都不是老百姓所能理解的。这个东西我说不清楚。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了在党内说一不二的权威,或者说至高无上的地位,您觉得他还会照着人们所不满意的、批评的路线,比方说学毛的这一套,走比较左的路线,尤其是对民主自由敌视这样的路线,您觉得他继续向这个方向迈进呢,还是在他大权在握之后,他的权力基础稳固以后,他做一些变动,比方说像他父亲习仲勋所拥护的那样,充分地发扬民主,尊重普世价值。您觉得他有哪一种可能?
鲍彤:现在我清楚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如果抽象的说呢,各种各样的可能都不排除。具体的说,手段和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如果用专制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大概是不可能的,专制的手段只能够达到专制的目的,只有用民主的手段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而不可能是背道而驰的。
记者:为十九大布局,这可能是习近平的最后一任、也可能是打破旧例,再干一任,甚至几任,这面临着他历史地位的问题。您觉得他有没有这个智慧不要成为专制的君主,或者专制的独裁者,而是在中国,向着法治民主,朝着世界潮流的共同的方向,给自己建立这个青史留名的地位呢?
鲍彤:像这样的问题,也可能是有个个人的目标问题,有个形势和条件的问题。个人作为大英雄的抱负,有两种,一种可能成为像毛泽东、秦始皇这样的抱负。还有像华盛顿啊、蒋经国这样的人的抱负。到底领导人心里想模仿的什么人,这个只有领导人自己心里知道。讲形势呢,就不好说了。蒋经国本人可能一开始也未必是要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家。他开放党禁、报禁,也是他受到了压力,迫于形势的结果,未必是蒋经国个人一开始生出来就立下的抱负,未必。他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大陆的压力、来自台湾民众的压力、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他的压力。在这三层的压力下,他要求生存,如果是他原来的抱负是做一个大独裁者,那么这三种强大的压力,使他变成了台湾民主之父,这个也是有变化的。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也是说不清楚的问题。
记者: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在权力斗争方面,运用了反腐,包括官方媒体自己承认,徐才厚郭伯雄并不是他们贪了多少,而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的问题。您觉得这个反腐是不是能够更上一个台阶,把官员公布财产的措施拿出来?现在监督条例正在修订,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是不是时机已经成熟?还差什么?
鲍彤: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只是打老虎、拍苍蝇,没有看到反腐败。因为打老虎拍苍蝇跟反腐败是两码事。打老虎并不一定在消灭老虎,根除老虎,只是有选择地打老虎、这个很难跟反腐败连在一起,尽管,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儿,但是实质上不是一回事。我举个例子,如果打一百只老虎,还有五百只老虎没有打,还有五千只老虎在继续生长出来,这种情况,你能够叫他是反腐败吗?我说不能说,他在看到有五千只老虎新生出来,看到还有五百只老虎还存在着,他只是有选择地打了一百只老虎,这一百只老虎有人说是权力斗争,有人说是根据政治原则的一个政治考量,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力量的限制不得不这么做,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谁都知道,反腐败不是一个党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全民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里面呢,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人民给他在反腐败中赋予他一个什么监督揭发的权力,让他执行这样一个权力,更加重要。
鲍彤:实际上,在提出反腐败以来,一直以来,有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第一次提出公布财产的人呢,被抓起来了。这个更说明,打老虎、拍苍蝇跟反腐败是两回事。因为一方面在打老虎、另外一方面,又在抓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民众,这是两个事情,但是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呼声是不断的。
不久以前我还注意到,习仲勋老先生的老战友马文瑞老先生的女儿,她还写了封信,给她的发小、幼年少年青年时的朋友习近平先生,要求公布官员财产,这是个很正确勇敢的行动,但是没有看到下文。我也想从现在正在召开的中央六中全会上能够得出结论,我也想看看,这次中央六中全会,对于公布官员财产,是什么态度?是继续默不做声呢?还是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人抓起来,说他们是聚众闹事呢?还是说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公布财产。
我看这是一个考验,也是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考验,我也希望在这次会议的公报里和消息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水落石出。
(据电话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维基百科介绍:鲍彤(1932年11月6日- ),祖籍浙江海宁,在上海长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赵紫阳总理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赵紫阳总书记政治秘书等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六四镇压时,鲍彤成为当局逮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鲍勃·迪伦的沉默是一种宣言(纽约时报)

2011年,鲍勃·迪伦在伦敦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
Samir Hussein/Getty Images
2011年,鲍勃·迪伦在伦敦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


那年秋天,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发出了异曲同工的论调,解释了虽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自己为什么不打算接受。他坚称,"作家"必须"拒绝让自己被塑造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师,哪怕是在最光荣的情况之下"。迪伦是在对一个想象中的爱人说话,萨特面对的则是真实存在的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但他们传达的信息是相似的:如果你喜欢的是真实的我,就不要试图把我变成我所不是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52年前的那个秋天,迪伦是否注意到了萨特的举动。但现在自己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似乎在追随萨特的脚步。实际上,迪伦比那位哲学家更进一步:他没有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压根不承认它的存在。他没有发表声明,甚至没有给瑞典学院回电话。鲍勃·迪伦官方网站上曾短暂出现过有关他获奖的信息,但接着就被删除了——是否是他的授意,没人知道。瑞典人习惯了获奖者表现出更大的感恩之情,现在似乎也失去了耐心:瑞典学院的一位成员称迪伦的行为"无礼且傲慢"。
这样的事态转变似乎饱含着因果报应的成分。自托妮·莫利森(Toni Morrison)1993年获得该奖项之后,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诺贝尔奖委员会好像一直就当美国文学不存在一样——现在轮到一位美国人当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存在了。将这一奖项授予迪伦,是对经常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所有美国优秀小说家和诗人的一种侮辱。其中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传统定义上的美国文学就是不够好。这种想法荒唐可笑,但却不妨碍瑞典人真的这么想:2008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曾宣称,美国作家"并不真正参与大的文学对话",他们被自己的"无知"给局限了。
不过,很难说迪伦是有意这样保持沉默,以维护美国文学的荣誉。(他毕竟接受了普利策因其"极富诗意的歌词创作"而授予他的奖项。)没人知道他的意图——鲍勃·迪伦总是很难解读,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歌词作者,这是人们喜爱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了理解和称赞他的沉默,最好还是回到萨特,尤其是他的"虚假信念"(bad faith,指人类在社会压力下接受虚假价值观,放弃内心自由,做出虚伪的行为,中译或为"自欺"——译注)观念。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解释道,"虚假信念"是本真的反面。之所以会存在虚假的信念,是因为人类无法像墨水池之为墨水池那样,单纯地成为自己。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样子"。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萨特举了一个咖啡馆侍者的例子。这名男侍者在做自己的每项工作时,都有点太到位、太热情,太过虚情假意。他是一个在扮演侍者这个角色的侍者。但这种"成为自己所不是的样子"的做法是对自由的放弃;它要求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客体、一种角色,用来给别人看。要想保持自由、保持"真诚信念"(good faith),则需要一直做不受局限的、自由而变化多端的人,也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哪怕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生活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曾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东西,迪伦是它结出最大的硕果之一。像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的人、一块滚动的石头一样活着,就是秉持萨特所谓的真诚信念活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迪伦的生活给人的陌生感,可以被看作面对巨大的名声压力时不顾一切维持这种自由的努力。同样是在1964年,《纽约客》曾发表一篇迪伦的人物特写,其中引用他的话写道,他"不想再为人们写歌",而是想"依照自己的内心创作"。
然而,成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意味着允许"人们"定义你是谁,意味着成为一个客体和公众人物,而非自由的个体。诺贝尔奖实际上是虚假信念的终极版本:一小群瑞典评论家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公众则假装诺贝尔奖得主是文学的化身。所有这些伪装都与真正的文学精神相悖,而真正的文学精神只存在于读者和作者之间个人层面的交汇当中。迪伦可能还是会接受这个奖项,但到目前为止,他拒绝接受瑞典学院的权威的行为堪称一种绝佳的示范,呈现了何为真正的艺术自由与哲学自由。

亚当·柯什(Adam Kirsch)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他最近著有《人与书籍:18本犹太文学经典》(The People and the Books: 18 Classics of Jewish Literature)
翻译:常青

——纽约时报

黄安伟:中国沙漠危机,天灾还是人祸?(附:跟随无人机,深入中国沙漠化重灾区)

腾格里沙漠上的住户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腾格里沙漠上的住户
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各地预计将有数百万人因气候变化流离失所。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尽力解决与环境有关的重新安置问题,特别是在北方,干旱、糟糕的工业和水资源政策等因素造成了北方土地迅速退化。本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两篇记者发自中国北方沙漠的报道,检视那些被政府称为"生态移民"的人的困境。第一篇用视觉叙事的手法讲述了居住在不断扩大的腾格里沙漠东部边缘人们的故事。第二篇是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推行的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安置计划的。
中国政府已在阻止沙漠扩大化、重新安置这些地区的人民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但是,政府做的事情正确吗?接受采访时,牛津大学从事地理研究的特洛伊·斯滕伯格(Troy Sternberg)谈了自己的看法。
  • 查看大图地理学家斯滕伯格在戈壁滩上。
    Jerome Mayaud
    地理学家斯滕伯格在戈壁滩上。


    那些关于中国的荒漠化讨论,它们在哪些方面被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如何影响着牧民的生活?
    荒漠化是一个饱受争议和受到操纵的问题。我去年写过一篇题为《2000至2012:戈壁沙漠的缩小》(Contraction of the Gobi Desert 2000-2012)的论文。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说,缩小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政策。蒙古地理学院的蒙古人以及蒙古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降水。后者是正确的。但在中国的讨论中,事实往往不重要。
    中国政府有几个"保护草原"的计划,以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为由,把农民、特别是牧民从这些土地上搬迁出去,但没有给出做出这种评估的方法。例如"退牧还草"工程,也被称为"游牧民定居"工程。这些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具体的实施则有利于当地干部。这些计划覆盖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内蒙古、甘肃、宁夏。也许还包括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但我没有去过那里。
    在外来者的眼里,这些计划看起来像是重新安置少数民族。事实上,有关环境的辩论很容易受到操纵。它看起来似乎是有意的、国家主导的种族控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农民。毛泽东把数百万人迁入这个地区。蒙古族人是牧民,他们在当前条件下将不可能维持其传统生计。
    第二个因素是采矿,采矿会消耗大量的水和土地,我被告知,采矿消耗了内蒙古高达80%的水和土地,但我未能独立证实这个数据。所以,有关环境的说法有助于把人搬走、把土地腾出来。牧民被告知"不能放牧山羊",因为它们会导致土地退化,但他们被迁出只不过是为了开发大面积的煤田。飞到锡林浩特去看看。看看电影《悲兮魔兽》(Behemoth)吧。
    一切都由官员控制着,一切都按照同样的说法,引用同样的数字,通常是说荒漠化达78%到85%。从来不提农业、采矿、开发,以及缺少水资源政策等因素的作用。
    你注意到民勤的治沙努力了吗?这个位于滕格里沙漠西部边缘的小镇,正面临着被滕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合并而吞没的威胁。
    为什么年降水量只有115毫米的民勤县要搞农业?为什么那里的作物歉收、农田废弃,以及沙尘暴会让政府惊讶? 115毫米的降水不足以让作物生长。撒哈拉沙漠的部分地区有比这里还多的降水。这里完全不适合耕作。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政府官员为政策的影响或失败承担责任。民勤县的官员派农民在腾格里沙漠的沙丘边缘种植包括葡萄和西红柿在内的作物,却让当地农民承担经济风险。动机是官员们意识到有高利润可图。这个令人悲伤的场景把沙漠变成了荒地。
    参观民勤治沙站令人大开眼界,科学家们给植被浇水,看哪种长得最好,这完全不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他们介绍在治沙方面取得的伟大进步,但那是编的故事。一种方法是放置塑料灌木,称之为树木,还说它们能阻止尘土。
    他们显然认为塑料灌木会降低风速,减少被风扬起来的土壤,从而减少尘土。这种东西不创造任何生物质、或有助于情况长期的改善。事实上,随着土壤被风吹走,有朝一日,这些塑料灌木也会被吹走。在中国,只是最终的数字或答案才重要。如果这些灌木看起来像植被,也许它就达到了官僚们的目的。
    我记得民勤有个农民谈起他们如何"自愿"参加周末植树活动,种下了560亿棵树中的几棵。因为别无选择,他们就把幼苗倒着种。在学术界,这被称为"弱者的武器"。在这里,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极大的无奈。因为他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抗议,他们只能用小方法进行抵抗。
    官员们看到朝天的树根,以为它们是长出来的枝,很高兴。当然,这些树没能活。只是560亿棵树的神话还活着。
    戈壁沙漠位于中国和蒙古之间。这两个国家各自在抗沙和维护受沙漠影响的人民、特别是游牧民的生计上是怎么做的?
    蒙古与中国一样,政策决定了有关荒漠化的辩论,结论都强调人类征服自然。很少考虑环境。实际上,环境只是又一个需要操纵的工具。
    看看蒙古:那里土地的情况要好得多。蒙古是一个田园式的民主制国家,那里的牧民可以自由地在田野上迁徙,为了给牲畜寻找饲料仍可游牧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那里的土壤表面仍然完好,没有人在沙漠中耕作,地面上仍长着草,那里的环境合乎逻辑。那里的人民独立自主,了解情况,尽管按照我们的标准他们很穷,但他们对土地、土地的精神,对游牧生活和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存在有着坚定的信念。那里的游牧民可能有智能手机,可以靠出售羊绒和骆驼毛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
    那里土壤的生物质完好。土壤没有都被风吹走,因为大多数地方没有人为的干扰。因此,蒙古是一个有趣地方,很值得研究。实际上,我认识的一些游牧民上周当选了地方议会议员。
    民勤、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地本来就是沙漠。它们怎么可能荒漠化呢?但是,人类行为可以让这些地方的生产力下降。它们也许从来都没有很高的生产力,但它们更适合于放牧而不是农业。
    结论:管理不善比气候或物理因素造成的损害更多。
    你对中国的游牧民安置政策有最后要说的话吗?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种政策对游牧民都是不公正的待遇,就好像不公正本身就是官方政策似的。安置游牧民与限制他们的行动齐头并进。牲畜无处可去,只能吃掉所有的当地植被,牧民不得不靠购买饲料来养活牲畜。饲料很贵,牧民就得贷款,往往还不够,这常常导致负债沉重的"游牧民"到城里去做低报酬的枯燥工作。
    我要再次提出种族问题。最起码,种族问题非常令人沮丧。中国的蒙古族人对所有这一切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似乎除了仇恨这种"文化灭绝"之外,没有什么选择。这种政策与土地、牲畜或荒漠化无关。这是一种对他们进行绝对控制的政策。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作者黄安伟@comradewong。
    翻译:Cindy Hao

    【附录】

    跟随无人机,深入中国沙漠化重灾区

    时报内情2016年10月27日
    哈内尔和一群要前往西瓜地干活的女人同车,他正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的脚蹭到路面。
    Sarah Li/The New York Times
    哈内尔和一群要前往西瓜地干活的女人同车,他正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的脚蹭到路面。
    "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为读者呈现《纽约时报》新闻、专题报道以及评论的幕后故事。在本篇文章中,摄影记者兼图片技术高级编辑乔希·哈内尔(Josh Haner)前不久在进行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系列报道时,带我们走进了腾格里沙漠。
    景色令人惊叹,我却感到无助:我们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日落意味着我的任务——以及我签证上剩下的有限时间——正在从我身边溜走。
    事实是,这里的司机对记者不熟悉。他们的顾客通常是想坐一次沙丘过山车的游客。这也解释了收音机里传出的死亡金属以及现在遇到的问题:似乎是一根轮轴断了。那音乐应该是给我的第一个提示。
    但现在,在离月亮湖还有一半路的地方,我们只能看着太阳渐渐落下。我正在错失拍摄机会。
    一路来到这里不容易:先是坐14个小时的红眼航班到北京,然后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到银川(在这之前因为夏季雷雨,航班多次被取消和延迟起飞,我还在机场的一家宾馆小睡了四个小时),之后再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到腾格里沙漠边缘,最后再经过一场匆忙的讨价还价,找到一辆能在沙丘地带行驶的车。
    事实证明,拍摄也并非易事。因为是出差,我带了一台相对较小的无人机,我知道这是一种妥协:更小、更轻意味着更容易被卷进风暴中,导致画面素材不能用。我们还必须在无人机的起飞和着陆上想些办法,尽可能少碰到沙子。几个月前,我就已经在执行一次任务时报废了一台无人机,因为马达里进了沙子。我可不能在此次中国之行一开始就重蹈覆辙。

    我怎么来了这里呢?几个月前,我们就在纽约选定了这个地方。听到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Edward Wong)的建议后,图片编辑部的一群编辑和我坐在一起,研究一幅腾格里地图。我们想在沙漠边缘寻找可能受到沙漠足迹不断变化影响的社区。
    时报的图片编辑杰里米·怀特(Jeremy White)分析了卫星数据,以确定三个似乎正在被腾格里沙漠侵蚀的社区。我们的挑战是在那里找到一个故事。沙漠化是否正在影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是,又是怎么影响的?
    撰写文章的黄安伟和我发现的情况令人目瞪口呆:从人们不得不改变生计,到农民试图通过迎合游客来冲抵收入的减少,再到举家搬迁并送孩子进城,希望他们能在新的行业里成功,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变化的幅度之大,是这些故事令人心情沉重的地方,要捕捉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无人机俯瞰这片沙漠。
    我们换的车终于来了。喇叭里传出的是另一首死亡金属歌曲。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傍晚的光线,将不得不在日出时再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沙丘过夜。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在沙漠中重新振作起来时,光线非常好。我终于有时间拍摄这个故事需要的素材了。
    然后,像是奇迹似的,我们注意到了一个4G手机信号。于是,我把无人机和Facebook Live绑定,和我们的读者分享这次飞行经历(Facebook在中国遭到屏蔽这个事实,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
    接下来呢?我们出发前往中国另一个地方,寻找这个系列的下一个故事,并体验很多更具挑战性的交通方式。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

    李信餘:淪為騙子大國

    中國留學生人數佔全美留學生逾三成,帶來逾1700億港元經濟效益,亦將造假作弊之風帶入校園。
    人無信而不立,誠信不僅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本,在西方國家尤為重視。可惜不少中國人慣於造假,誠信蕩然,最終自食其果,身受其害。

    新西蘭報章近日大篇幅報道,一個中國家庭因為以虛假訊息欺騙移民當局,結果被遣返。事情是這樣的,一名姓吳中國女子六年前與父母一起移民至新西蘭,與其已入籍新西蘭多時的胞姊團聚,但吳女本身在中國已婚並有一名小孩,很難以獨立家庭的身分申請團聚,故一直對新西蘭當局隱瞞婚姻狀況,直到取得移民資格後,才在一二年把丈夫及孩子接來並登記結婚。原以為一切可以瞞天過海,豈料去年吳女第二個孩子在新西蘭出生後,被當地政府查知她早已在中國結婚,認為他們提供不實訊息騙取入籍資格,強硬遣返。儘管吳女以人道理由上訴,但當地法庭並不接納,一家四口最終被取消公民身份並遣返回國。

    當地法庭之所以不接納人道主義理由,是因為不相信「給予他們時間,他們就會改過」的說法。事實上,過去大多數不同意遣返決定的申訴個案最終都被駁回,原因是西方國家對誠信十分重視,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沒有誠信的人,即使提出的申訴理由看似多麼充分,也不可能被接受。

    這些年,不少中國人爭相移民外國,無非為了改善生活環境,呼吸新鮮和自由空氣,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這樣做無可厚非。問題是,為了移民而欺上瞞下,注定只能瞞得過一時,瞞不過一世。正因為欺騙個案不斷增加,近年部分西方國家也學乖了,不僅大幅收緊移民資格,審查時亦加倍嚴格。曾有調查顯示,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刻苦耐勞、熱情好客、注重家庭,但同時亦好面子、沒公德、缺誠信,可見中國人誠信缺失早就深刻於外國人腦袋。

    無獨有偶,中國留學生因為考試作弊、論文請槍等問題,近年引起外國警惕,美國愛荷華大學月前便爆出重大學術詐欺事件,多達百名中國留學生涉嫌請人代上課及「請槍」代考試,嚴重違反校方「學術誠信」規章,傳聞已遭踢出校。美國教育中心亦曾發表報告,指中國留學生人數佔全美留學生逾三成,為美國帶來逾一千七百億港元經濟效益的同時,亦將造假作弊之風帶入校園,單是前年就有八千名華生被踢出校。

    有人說,如果要以一個字形容中國,那就是「假」。從食物造假、學術造假到數字造假,除了騙子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可謂一語中的。歸根究柢,造假歪風由內地官場帶頭做起,官員不講誠信,履歷是假的,GDP是發水的,政績是靠吹的,上樑不正下樑歪,誠信蕩然的風氣瀰漫至整個社會,以至人人皆騙,弄虛成風,中國淪為騙子大國。
    ——东网

    黄东:长征败军何足勇?

    內地大張旗鼓紀念長征,不代表肯說真實的歷史。
    各種慶祝中國工農紅軍25000里長征勝利80周年活動,正在全國鋪天蓋地展開。例如截稿時澳門各大建制社團的長征憶苦思甜活動團,仍然奔波於長征路上。熱鬧之餘,年輕人到底學到多少真歷史,那是另一回事了。中共搞大鳴大放的大型群眾運動氣勢舉世無雙,只是今天還在談80年前打土豪分田地;推翻萬惡的吃人舊社會;誰不願意誰都可以獨立,不是對目前新社會的最大嘲弄嗎?年輕人憶苦思甜完畢,由時光隧道跌回現實,弄不好會精神分裂。

    不妨先通過一些數字看看長征有趣的一面吧,今年官方對長征的數字說明如下: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紅廿五四大主力方面軍,分別從幾個蘇區戰敗後突圍出逃。沿途經過冰封的夾金山、松潘草地、凍土區、無人區和藏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共11個省、18座大山、24條大河。據說共進行過380次戰役戰鬥(平均每兩天一戰,在武器彈藥無法自給的情況下,大概放幾下冷槍,也算作一次戰役戰鬥吧?)營以上軍官陣亡430人,幾乎每兩天一人,平均年齡不足30歲,這點暫時沒有太多疑問。然而曾經佔據過700多座縣城(平均每天一座);途中還擊潰過幾百個團的政府軍,就仿如天兵天將,大概連地方保安團等地方三流武裝,也一併算進去了吧?

    好了,再看看北京21日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講話中,又說了什麼新鮮數字吧。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多次戰役戰鬥。跨越近百條河流,攀越了40多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這堆數字更令人目瞠口呆。對比上面已經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數字,戰役戰鬥還要從380多次猛增至600多次。高山呢?從18座比較正常的數字,劇增至40多座。紅軍大概由天兵天將,再變成孫悟空才行了。果然在共產黨人手上,任何曠古絕今的人間神話,都可以被創造出來,確實是特殊材料打造的神人,難怪後來政權能輕易易手了。

    但長期以來,神州大地無數次再版的中國人民老朋友,斯諾先生的《西行漫記》,同樣也是用我黨提供的數字寫成,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寫道:紅軍共走了368天,有100天還是在戰鬥中渡過。途中共翻過18座山脈,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佔領過62個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三组數字並列,供諸君參考一下,哪些才是假冒偽劣的長征歷史?

    大人們把歷史數字玩弄得一塌糊塗,試問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又如何懂得分辨真偽?因此有理由相信長征沿途各地,又會有各地方版本的數字和演繹出現。如此數字、如此歷史、如此教育、如此民族,你叫他們相信誰的話?長征時間究竟有多長?戰鬥和戰役怎麼分?縣城和城市是否同義詞?這絕對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對待歷史、對待自己的應有態度。80年過去了,竟然紀念成這個樣子,做假還要越做越大,真實社會如何不堪,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十年代初以描述「萬歲軍」,即38軍112師334團在韓戰第二次戰役中,松骨峰阻擊戰英勇事跡的名著,《誰是最可愛的人》一炮而紅的老一輩著名作家魏巍,後來親自重走長征路,實地考察後寫下另一本巨著《地球的紅飄帶》。書名意思是紅軍長征的里程總和,大概可圍繞赤道兩圈。書中雖然带有大量主觀感情詞語,洗腦教育的目的相當明顯。不過他對每次戰鬥的地點、重要會議决策地和行軍路線等都有比較仔細,相對可信的描寫,並且標註在自家製地圖上,因此迄今仍然是最具參考價值的紀實文學作品。看看今年纪念長征一眾高官及媒體的信口開河,又一今不如昔的實例誕生了。

    出發時五萬多紅軍經過湘江之戰損失二萬,再經過長征到了陝北,據說只剩八千多。但其實多數人是非戰鬥損失,大多折損在與天鬥的惡劣地形和天候、疾病中,戰鬥減員反而不多,幾百次戰鬥不知從何說起?而且期間並非全體紅軍都像後來描述那樣窮困潦倒,部份還可以吃香喝辣美酒常滿,尤其是在貴州境內。著名電視劇《亮劍》,對此曾有比較真實,並因此引發爭議的刻劃。

    長征一詞,首先出自1935年底毛澤東到達陝北後的手筆,本質只是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說法。無論兩岸的歷史,都證明紅軍因為之前戰敗才在全國四處流竄逃亡。官兵求生本能併發出絕地光芒是真,但北上陝甘寧,目的乃是必要時逃往蘇聯而已。把棄陣逃跑稱為「北上抗日」,實在是創世的偉大發明。

    先別說毛澤東在翌年洛川會議,要求全軍一分抗日、七分反蔣。就以日共交手第一戰平型關戰鬥為例,八路軍最強大的林彪115師,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由淸早戰至黃昏,傷亡竟數倍於敵三流輺重部隊,實力差距可見一班。《亮劍》及電影《太行山上》,有過相對真實描述。打不跨中央軍的八千游擊敗軍,憑什麼北上沒有日軍之地,打敗東亞最強頑敵?

    長征路上至今殘留的抗日標語,只為了製造分化收買人心。正如紅軍在改編為八路軍之前,曾集中手上所有先進輕武器,擺拍了一輯「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誓師抗日的威武照片,至今仍真有人當一回事來看。又如途經藏民區劉伯承曾答允,奪取政權後若你們不滿意,有權脫離中國獨立,但結果又如何呢?近年有人發現關東軍和日本間諜收集過紅軍長征情報,便想當然認為中共真的是抗日中流砥柱。但這只能證明黨的洗腦工作,實在非常出色罷了,並沒有違反洛川會議精神,真的把抗戰進行到底。

    長征本質就是逃亡和流竄,沒有什麼征戰的味道,當然也沒有官方所說一般偉大。但從中共戰略去看,的確是成功的失敗。因為它保存了紅軍最後一點血脈,避免了全軍覆沒,成為日後奪權的種子,所以「長征是播種機」一說是成立的。歷史由勝者書寫,這種帝皇思想代代傳承。不過現在大肆宣揚的長征正面戰場,被誇大的戰況反而居功為次。

    當年紅軍能屢次化險為夷,居功至偉是打入國民政府內部,潛伏在中央到地方的中共特工,上至李克農「龍潭三傑」,下至當時仍未成為蔣介石秘書的沈安娜等人,在看不見的戰線共同努力。靠的是分化瓦解中央與地方;挑撥利用派系不和;誘人但至今仍無法兌現的政治承諾和民族政策等,無比靈活出色的統戰手段形成的合力所致。前線老弱殘兵的功勞只是次要的,這方面在後來抗戰和內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然而今天對長征政治正確的正能量宣傳,仍然繼續本末倒置。對自己的黨史軍史尚且不能面對現實,又如何能相信無數「荘嚴的承諾」呢?畢竟《契約論》在中國根本沒有市場,由上而下信奉的只有皇權和武力,中共不是石達開第二,國民黨才是,這些就是長征告訴我們的真歷史了。
    ——东网

    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

    吴戈:「三海經」及其背後的大棋

    在瀰漫「雖遠必誅」激情的大陸社會指控美艦入侵領海卻毫無強硬回擊,會痛失民心的。
    「三海」者,黃海、東海、南海也。上次說到大陸官媒對美國航母進黃海沒能炒作起來,卻迎來了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粗暴戲弄。對這位一開始就幾乎明言為騙錢而裝孫子,錢一到帳就翻臉的流氓,中國官方為何如此飢不擇食,箇中緣由猜測起來太恐怖,按下不表。不過也可以聯想,與杜特爾特的一夜情轉瞬翻臉後,一個對罵的傳統曲目倒是現成的:民選能選出這樣的爛人,可見西方制度的沒落。

    然而中國每次操心西方制度總是不得盡興,因為美國不僅常年圍著中國說三道四,還動手動腳。10月21日,美國一艘驅逐艦近距離巡航西沙群島,中國立刻以「擅闖領海」罪名對其提出嚴正抗議。其實這種抗議極為痛苦,在瀰漫「雖遠必誅」激情的大陸社會指控美艦入侵領海卻毫無強硬回擊,即使不被罵成滿清,也是在痛失民心。

    不過這一困局也是自找的,國內也有專業人士竭力普及常識:美艦並未進入相關島嶼12海里海域,對大陸、台灣和越南三方的主權爭端也不持立場,此舉只為「挑戰過分主張」。何謂「過分主張」,原來中國在西沙群島公布的領海基線以群島最外圍畫成,此線內即使兩島相距超過24海里的水域(比如西沙永興島和中建島就相距約90海里)也被中國視為領海,對此美國卻不認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領海內軍艦無害通過權,也是中國單方立法不承認而美國不斷用行動加以強調。

    因而,只要中國在國際規則外另立規則,就永遠存在外國自認為合法而中國認為非法之行為。鑒於對外國軍艦的單方執法辦法不多(衝撞也很容易衝突升級),中國不開戰則永無寧日,而修改國際法規也缺乏影響力和說服力。

    好在這一次在場的中國軍艦比較冷靜,並未強硬攔截。這與中美達成了《海上意外相遇行為規則》有關,實際上在中國的專業人士眼中,一方面承認美艦航速高,數量也不少,於島鏈內外、「三海」之間尋機而動,防不勝防,一方面也暗示現實實力和態勢如此,中國要有戰略定力。

    問題就出在官方文件一刻也不離「戰略定力」,大陸一些政治勢力及其依存的狂熱情緒卻已然按捺不住,並沉浸在中國必須挑戰、也完全能夠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自欺欺人之中。在國內,任何專業人士對此都噤若寒蟬。

    在實戰層面,大陸軍迷們借助Matrix Game最近推出的新版「南沙衝突」遊戲,將中國軍隊近年新增的肌肉玩得高潮迭起,可對手卻居然是美國三心二意支援下的菲越台聯軍。這顯然是一廂情願,事實上,中國橫掃南海的野心正迅速遭遇美國量身訂製的反制力量的威懾。

    專業領域眾所周知,美國無需針鋒相對地構建類似中國的反艦彈道導彈,也不考慮美國陸軍也在快速增強岸對海遠程精確火力,單是美軍遠程轟炸機攜大量最先進遠程反艦導彈,在橫跨太平洋海天的信息網絡助力下從上千公里外撲來,中國海軍便無力招架。而大量中國軍迷還沉迷於「坦克渡海」和「陸軍運輸船海上吊運坦克」等意淫。

    「三海」之中,中國眼下的態勢是:黃海先放一放,南海先靠與杜特爾特同床異夢的虛假安慰湊和幾天,與美國在西沙又鬧起來也不太有利。於是,近日中國三大艦隊主力齊聚東海大規模演習的消息橫空出世。很明顯,沿海的三堆火不能由著對手佔據主動,這壺不開就提另一壺,關鍵是國內民眾愛國愛戰之心不能涼了。

    也不必太擔心,好兄弟俄羅斯海軍近日也將四大艦隊僅有的精華拼湊成三三兩兩的小編隊,正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太平洋花車巡遊。儘管其航母航行起來黑煙滾滾,但「肌肉」、「異動」、「嚇尿」等詞彙只管上,與中國的呼應、配合、攜手充分想像,國內的網民一不懂英文,二不能翻牆,效果總會有的。
    ——东网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