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老庚:骆家辉辞职的动机及其他(附:参议员鲍卡斯将出任驻华大使)

图:骆家辉在中国一直是媒体的焦点


奧巴馬挑選骆家辉擔任駐華大使,看中的是他的華裔背景。中美關係良好時,駱家輝的華裔身份可以加分;一旦轉趨緊張,華裔背景就可能起負作用,不利他維護美國利益。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不久前突然宣布辭職,明年元旦一過就回家,引起大陸及港台傳媒嘩然。各種猜測紛紛出籠。先是婚外情說,有說駱家輝在大陸有了新歡、也有說駱家輝夫人早已回西雅圖,兩人長期分居,影響了感情;不久又有政治圖謀說,指前總統克林頓剛訪華離開,駱家輝就宣布辭職,很可能將來與希拉莉搭夥競選下任正、副總統;也有輿論指白宮班子對駱家輝的表現不滿,在對華政策方面不協調,因此逼駱家輝辭職;更有人借題發揮,說駱家輝是被北京的惡劣氣候趕跑、回家去治肺病的,等等,不一而足。筆者原本對駱家輝的辭職動機及原因也很好奇,但都不能茍同前述幾種推測,又找不到合理解釋,因此不敢亂發議論。但近日發生的一件大事,卻使筆者恍然大悟,原來駱家輝辭職的緣由在此。

防空识别区严重影响美中关系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突然公開宣布建立防空識別區,引起各國強烈反彈,其中又以美日的反彈最為激烈,而在這一次的反彈中,美國的態度甚至比日本還強,不但當天就由國務卿克里與國防部長哈格爾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北京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而且還在四十八小時內迅速派出兩架B-52轟炸機進入中國劃定的識別區,在識別區內大搖大擺地飛行了兩個多小時,根本沒有將中國的新規定放在眼裏,擺明了硬挑的姿態。在美國的鼓舞下,日本的態度也十分強硬,不但召見中國駐日大使表示抗議,自民黨並通過要求中國撤銷防空識別區的決議;自衛隊的軍機也多次飛越中國所謂的識別區。
美國帶頭反對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使得中美關係趨向緊張,在此期間,駐華大使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但駱家輝恰恰在此之前突然辭職,時機上的巧合不得不令筆者生疑。作為掌握最新情報的駐華大使,駱家輝也許早就嗅出中美之間很快將發生嚴重外交磨擦,尤其是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新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透露出強烈的對外企圖,同時中國軍方屢屢越規發布對外政策宣言,將美國視為最大敵人,軍人幹政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此外,白宮已經宣布,將在明年初公布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確立奧巴馬第二任期餘下時間內的安全戰略重點。可以預期的是,奧巴馬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將進一步加大在東亞的政治、軍事、經濟部署,強化亞太重平衡戰略,而美國的新舉措,必將引起北京政府、尤其是軍方的反彈,中美關係將面臨新的考驗。

在两国关系中善用华裔背景

駱家輝本身並非職業外角家,也甚少國際履歷,奧巴馬挑選他擔任駐華大使,看中的是他的華裔背景。中美關係良好時,駱家輝的華裔身份可以加分;一旦轉趨緊張,華裔背景就可能起負作用,不利他維護美國利益,因為中國的大部分民眾,都一廂情願地認為他既然是華裔,就應該為中國說話,一旦他為美國說話,就視他為眼中釘,反應更加激烈,不利外交折沖。駱家輝是何等聰明的人,他當然知道自己華裔身份帶來的尷尬,因此在中美關係步入新的磨擦之前就主動辭去駐華大使的職務,實在是明智的決定。
駱家輝的一紙離職聲明,除了不能為人道的隱衷外,在中國大陸也成為輿論及網民議論的焦點,而與此相對比的是,美國國內的輿論對此似乎毫不關心,幾乎沒有什麽報道,兩相比較,這種反差本身也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駱家輝的前任洪博培離任時,中國大陸的媒體也是沸沸揚揚,連番報道;不但如此,他們兩人的就任乃至在北京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美國駐華大使成為媒體明星,恐怕是他們在美國國內根本享受不到的待遇。
大陸傳媒及民眾之所以如此關心美國駐華大使的言行,與洪博培及駱家輝高調展示美國的價值觀及行為模式有很大的關係,中國民眾從他們的言行中看到了與中國政府官員完全不一樣的為官之道,即政府公仆的廉潔守法與平易近人,當然,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也是引起輿論關注的重要因素。反觀中國駐美大使,在美國國內根本就引不起媒體的興趣,極少成為媒體報道的內容,這種反差,頗值得玩味,尤其值得北京反思。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

【附录】华尔街日报:

美国计划提名参议员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


据知情人士周三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计划提名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卡斯(Max Baucus)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鲍卡斯现年72岁,目前是他在参议院的第六任议员任期,他此前表示明年将不再寻求连任议员。目前还不清楚他何时会履任驻华大使这一新职务,这还需要获得参议院批准。

白宫不对此事置评。

鲍卡斯将接替即将离任的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骆家辉是首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美籍华人。目前,中国在亚洲争议地区表现出坚定姿态,这导致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升温。奥巴马政府已经决定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重心重新向亚洲转移,此举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对抗。

中国宣布在争议岛屿范围内划设防空识别区就是近来导致各方关系出现摩擦的导火索之一。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中国军舰在国际海域出现近距离对峙,美国官员对此提出抗议。官员们警告称,这一事件令中美两国在海事合作方面产生疑问。

蒙大拿州州长布洛克(Steve Bullock)将任命接任鲍卡斯参议员职位的人选。据一位民主党官员透露,预计布洛克将任命民主党员、蒙大拿州副州长沃尔什(John Walsh)接替鲍卡斯在当前任期剩余时间内履行参议员职务。如果沃尔什要继续担任参议员,将需要在2014年、也就是鲍卡斯本任任期已满之后重新参加选举。

Janet Hook

未普:打周老虎,习近平收官

周永康的政法班底
在围棋比赛中,收官很讲究。先收哪个官,再收哪个官,需要精密算计。一著不慎,赢棋就会变成输棋。习近平打周永康大老虎,经过宏观布局、中盘厮杀,现在进入收官的紧要关头。

周永康案虽说是薄熙来案牵出来的,但情节要严重得多。和薄熙来相比,周永康更是个权势熏天,极具能量的政治怪兽。他在胡温党中央九名常委中名列最后一名,但亲掌200万武警,7000亿维稳经费,其权势横跨公检法、司法、情报、媒体、民政、国企、军队等,权势之大直逼中共第一和第二把手,有人因此称他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他因镇压法轮功、地下教会、藏人、异议人士和网民,在民间也恶名昭著。所以除掉他,在党内和党外应当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周永康在权力运作和操纵方面,深耕细作二十年,其政治能量很大,政治盟友的势力也很大。

《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称,2012年薄熙来一案爆发后不久,即4月17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周永康与薄熙来的关系,达成展开调查的协议。现在看来,这一协议可能也包括暂不处理周的共识。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护周的力量依然强大,另一方面中共筹备十八大,并急于在十八大前解决薄熙来问题,没有余力调查和处理周。再者,胡温可能有意把周的问题留给习近平,作为反腐大礼。

习近平执政后,周永康已经成了一只非打不可的半死老虎。原因应当有以下几个:第一,有消息说,周永康试图助薄熙来夺取党内第一把手的位置,这让习近平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周的政治盟友、直接后台曾庆红和江泽民有不少把柄被习捏住,如今打周正好和他们达成弃周的政治交易;第三,周没有薄熙来所具备的红二代身份的保护,因而习处理他无需太多顾虑;第四,习近平急于立威,打下党内党外都臭名昭著的周永康,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刚上台宣称的"反腐要打大老虎",指的就是周永康。

以王岐山为首的习近平反腐人马,一上任即开始了打周的宏观布局。他们在所有周永康涉嫌贪腐滥权夺权政变的省市、部门和军队,布下擒周的棋子。现在我们知道,习中央在四川省、大庆油田、石油部、中石油集团、国土资源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政法委、国安、武警和军队,凡是周永康党羽、亲信和家族涉足的地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进入中盘厮杀以后,习的反腐力量面临周永康人马的抵抗。有消息说,周永康的一些支持者在为周的减罪而行动,这些人员主要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他们仍控制一些重要部门,包括一些情报、媒体、企业和武装单位。而习近平在中盘厮杀中的最大难题是,防止打周局面失控。如果周永康案子进展不顺,或者引发党内大佬不和,可能会破坏党内团结。此外,周永康的滥权在民间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对周滥权问题的任何调查,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为了牢牢控制局面,反周力量精心挑选了不少官员负责此案。

"两会"后,习近平开始密集收官。收官的顺序大致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围到核心,从企业到军队,从四川帮,到石油帮,再到政法帮。周永康退休不到一个月,他的亲信、四川党委副书记李春诚就被习近平免了职并予以调查。之后,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都因涉周永康案而被查。政法帮被认为是周永康最后的堡垒,周永康的亲属也都被查。

至于周永康本人,自薄熙来一案爆发以来,他的日子就没好过过。海外媒体不停地爆他的料,从生活糜烂,到腐败丑闻,再到政治野心,几乎无一日无之。幸亏他后台强大,勉强熬到了平安退休,但退休后的日子一直凶多吉少、提心吊胆。三中全会之后,周永康再也无须提心吊胆了。12月1日,周被正式软禁。今后的日子,对周永康来说,再无大的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他会不会最终被判死刑?

周永康彻底输了,习近平却未必真的赢了。习近平必须反思的是,为何周如此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毫无疑问,周案背后的体制问题是最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不解决,王永康或李永康还会层出不穷。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夏明: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图:习近平见普京时说"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

《決定》全面顛覆“82憲法”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一個黨國做的並不需要人們相信的政治廣告,是一個不必推銷產品的行銷藝術,是一個以黨國寡頭的視角觀之,完全無視民主參與的“頂層設計”。作為一個根本就不接受民主選舉的政黨,中共在制度和程序意義上來說就不可能有對人民的政治責任。那麼,這個所謂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宣言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藍圖”,在毫無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一個獨裁腐敗政黨為自己立的德政牌坊,一個做着千年王國美夢的寡頭們在民主浪潮高漲的形勢下作出的詭辯,一個內心處於極度恐懼、時刻擔心政權奔潰的不義之人的相互壯膽。
在蘇聯崩潰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是這樣概括歐美的憲政實質的:在美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沒有明確禁止的;在法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明示的;在蘇聯,即便憲法上的自由也只是作為擺設,並非真要讓人民行使的;在意大利,人民的自由正是要做哪些法律禁止的,因為所有政府禁止的都無從落實、卻又有利可圖,所以有“黑手黨”。那麼在盛世的中國,憲政的實質就是:所有給執政當局的特權都是會無所不用其極,而給人民的許願只是掛在驢子面前的那根紅羅蔔,永遠都在前面引誘你做大頭夢。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決定》的“十全大補湯”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82憲法”。
在飽受文革苦難、又經歷華國鋒無力開啟新局面的猶豫後,中國勉強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82憲法”起到了總結過去的治理缺失、開創民主法治新局面的橋樑作用。應該說,在中共制定的四部憲法中,現在還在使用的“82憲法”是較好的一部。但如果從現代民主的高度來看,對這部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前言的憲法,也不必期望太高;反過來它也說明,如果中共連自己制定的最低憲制底線都無法遵守,可見該黨的法治意識是多麼貧乏。

下一步是學普京給自己終身制

馬克思主義的政體思想受到巴黎公社的影響,所以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無不以委員會制來確立基本政體。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行使“修憲”、“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權力 (第62條)。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至於說國家主席,憲法並未明確定位為“國家元首”,他只是在人大行使權力時,形式象徵性的職位。如果我們用“議會制”和“總統制”來比較,中國的政體更接近議會制,而不是總統制。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京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如果我們來觀察中共六十年一貫的體制,其實只有毛、鄧、習三代;也只有他們三人是自己把皇冠戴在頭上的,而其他的領導人,比如華國鋒只是毛的指定兒皇帝,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是鄧留下的一對政治雙胞胎,相互牽制來做“總設計師”的兩任“總工程師”。更讓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制度權力遠遠超過毛和鄧。被斥為“個人專權獨斷”的毛只是黨和黨的軍委的主席,在黨內,還有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常務工作;政府由總理周恩來打理。當時總理的職務有多重要,可以從以下一條歷史資料來說明:在1949年時,中共曾考慮過由宋慶齡擔任國家主席、而由毛擔任總理。在八十年代,總理趙紫陽的權力與總書記胡耀邦相比也不遜色,以至趙並不情願離開總理職位去擔任總書記。而鄧在78年復出後不僅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總書記,也未擔任過國家主席、總理和委員長等職務,只是擔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有必要指出,毛和鄧其實都實行的是終生制,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習近平有與毛、鄧比個高下的心氣,他下一步的險招就是學普京,給自己終身制。

把中國引向全面寡頭化法西斯化

“憲法政變”並不全都是壞事。1958年法國在奠边府失敗後又面臨阿爾及利亞危機,軍隊時刻準備接管巴黎,發動軍事政變。法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戴高樂受命於危難之中,終結了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制,修憲創建第五共和國,建立了超級總統制。通過這一憲法變革,戴高樂一手收拾了蠢蠢欲動想奪權的共產黨,一手挽救了自由民主,也為二戰後的法國復興和繁榮奠定了製度基礎。
但大權集中的習近平不會成為戴高樂,卻更可能成為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把兌現時間放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製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幹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製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一個邪惡的紅太陽帝國已經誕生。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

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

李其然:一座叫朝鲜的集中营

图:一名脱北者向记者展示自己在集中营受虐待后所留下的伤疤



朝鲜26岁女舞蹈家,得人民功勋奖章,趁到中国演出逃到辽宁,跟一个农民结婚生子,儿子不到一岁被发现。朝鲜要求遣返。中国警方送人到边境,对方手里拿着一个铁丝,一把榔头,人在桥上交接完,用铁丝穿过她的脸,用榔头敲碎她两个膝盖,带走了。

李其然/文   

朝鲜不是一个有监狱的国家,而是一座有国家的监狱。所谓的国家机器的设立,无非是为了更持久,更高效地管理这座超级监狱罢了。褪去“人民共和国”的画皮,这座“朝鲜民主主义集中营”是当代民主集中制最权威的诠释,它也代表了现代文明世界一个溃烂的脓疮。

示范监区

去朝鲜“旅游”的人与其说是观光,毋宁说是“探视”,窥探这座神秘监狱的管理和生活方式才是其真正目的。不少人还可以忆苦思甜,从中收获某种特殊的优越感和心理安慰,即便在一些自身也需要悲悯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进入这个高度集中的集中营,游人首先被收缴一切通讯工具,并且只能在指定的“监区”范围内活动,通常去不到平壤以外的其他地方。这里基本是个没有笑容,也没有信任的世界。朝鲜人绝少敢于同陌生的“监外来客”进行沟通,因为惧怕招来便衣,街上也不会有三五成群的朝鲜人在一起交流的场面,大致可以领略到“道路以目”的真正含义。所有的朝鲜人胸前必须佩戴领袖像章(未成年人佩戴团徽或队徽),无处不在的金日成像章近日已“升级”为父子双人版,这是当地人与游客最明显的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宣称佩戴领袖像章是无上的光荣,但这种标识更现实的作用显然是方便于管理,其意义类似于纳粹时代犹太人胸前的大卫之星,没有哪个朝鲜人胆敢轻易放弃这份“荣耀”。

作为唯一的对外窗口,平壤似乎一切都事关国体形象。这座城市不但禁绝残疾人,甚至营养不良的瘦弱者都被屏蔽在外,因为火车站往来的人群参差不齐,游人禁止在其周围摄影,居民上街更有专人检查衣着是否得体。若非根正苗红的核心阶层,绝无可能在平壤居住。不过,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幸运儿也担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一是充当保卫领袖和军事目标的“人肉盾牌”,二是作为大型集会或老朋友到访时夹道欢迎的“人肉道具”,每逢政治需要,数十万居民便倾巢而出,或载歌载舞,或歇斯底里,尽显团结向上的精气神。平壤的市政建设投入不菲,道路宽敞且绿化率高,咋看之下并不比欧洲的城市逊色。到处是地标建筑或大型雕塑之类的形象工程,连用于唱红的体育场都属世界一流。每年在这里进行10万人表演的“阿里郎”艺术节,其气势之恢宏磅礴,完全秒杀薄记的红歌会。

尽管当局对面子的爱护达到了痴迷甚至病态的地步,但这也纯粹是金氏一手意淫出来的“大国盛世”,无论是被引导的宾客还是被幸福的民众,没人相信这幅景象就是真实的朝鲜。恰恰相反,正是这座外表光鲜的城市映衬出极权主义的邪恶:它一方面集中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保平壤”,却只允许极少数用于 “活体展示”的精英阶层居住,另一方面又把绝大部分的人口牢牢栓在贫苦的农村,即便是饿殍遍地的大饥荒时代,也绝不允许饥民逃荒进入城市。平日里除了组办大型活动,偌大的城市总是行人稀疏,车马寥寥,整洁宁静的路面却透着几分诡谲与阴森。重金打造的这张“国家名片”,其背后代价实际上是三代朝鲜人的累累白骨。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壤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

狱中狱

2010年,朝鲜当局为了昭示新主的“大度恩德”,一次性赦免了15万名囚犯,占到羁押人数的30%,也就是说,在人口2000余万的朝鲜,大约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专政机器的关押。

朝鲜用于惩戒、羁押和政治迫害的场所没有统一的名称,一般为强制收容所、管理所、教化所、集结所、监狱、劳动锻炼队、拘留场等,名目繁多的 “狱中狱”都是强化金氏法西斯统治必不可少的暴力工具。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150多万人在这些人间地狱中被折磨致死。犯人最常用的罪名有:对领袖大不敬罪、发表叛国言论、叛逃出国、收听敌台等等。

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狱,不可避免会有各种越狱的尝试,或曰脱北。作为“典狱长”的历代金太阳们对此深恶痛绝,越狱未遂的脱北者通常难逃一死。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不幸的人都是被铁丝穿过锁骨,连成一串押走的,大概是为了警示沿途观众以儆效尤,不但如此,脱北者家属甚至没有举报的朋友邻居都会受到株连。当局鼓励所有民众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以便将反革命犯罪通通消灭在萌芽状态。杯弓蛇影的独裁者甚至对人际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都充满恐惧,朝鲜规定一般人下班后要进行主体思想的学习,然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不但要自我检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问题,这种“批评帮助”往往会上升为人身攻击并引发打斗情况,而这正是领袖希望看到的景象,一群群互相算计的乌合之众是绝无可能联合起来推翻他的。媒体还大力赞扬那些勇敢告发父母的“小英雄”,并给予特殊的物质奖励。严酷扭曲的人际环境,加上无孔不入的政治警察,使得朝鲜人个个噤若寒蝉。

高层方面的生态环境同样恶劣,金氏朝廷先后对苏联派、延安派、甲山派等多个党内派系进行大规模清洗,大约有10万名党员被肉体消灭。金正日对部下的一句警告广为人知:没有我的信任,你们只是一堆行尸走肉!2012年2月,金正恩处决了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和一线军团长等十余名将领,理由是他们在哀悼金正日期间有酒色行为。正是这种告密成风、动辄得咎的窒息氛围,使得朝鲜上下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唯一的自全之道就是寡言少行。朝鲜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和赞美全能的领袖,一般情况下很少工作。

万民的天

2007年,美国的宗教研究网站“adherents.com”发布世界各大宗教的排行榜,拥有近2千万信徒的金日成主义(即“主体思想”)荣登世界第十大宗教。

太祖金皇帝的叔叔原是平壤一个基督教牧师,这位“万民的天”深知信仰的力量,“解放后”的朝鲜全面取缔了基督教,一百多万信徒或接受改造或发配流放,但基督教的图像崇拜和宣讲布道的方式,却被他运用于自己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最后连源于耶诞的公元纪年也被他本人的“圣诞”所取代,成为朝鲜特色的“主体纪年”。

在朝鲜,所有的家庭必须供奉金日成父子的圣像,这一对“圣父圣子”拥有上千个封号,其画像被赋予某种神性,定期有负责公共标准的人上门检查其清洁状况,污损领袖画像的罪名足以使任何居民家破人亡,哪怕只是报纸上的画像。如果不出意外,“三位一体”的全家福将会是未来供奉的对象。忠顺的朝鲜人被告知,发生灾情时首先要抢救的是领袖的画像,其次才是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官方的喉舌高度评价那些火灾洪灾中为保全领袖画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称之为“闪烁人性光辉的故事”。

当局不厌其烦地宣讲有关领袖超自然的“神迹”,例如遇到狂风恶浪的水手唱起赞美金日成的红歌,海面奇迹般地恢复平静,又如金正日死后,自然界出现的各种异象等等。至于捡起小石子打落美帝的卫星,更是名扬国际的惊世传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一些朝鲜人信了。

有幸沐浴在金太阳的和煦春风下,子民们需要时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朝鲜,不但每一寸阳光都属于金家的私产,就连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伟大领袖的恩赐,更不用说一切的成就与收获了。一位民间女子成功诞下了三胞胎,在媒体面前都不忘归功于无所不能的金将军,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大概就是东方版的“圣灵感孕”了。

既然是传播信仰,作为福音的思想体系当然必不可少。所谓主体思想,字面上理解即“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至于具体的教义则不适合心智健全的人群去研究(新中国的北京大学是个例外)。劳动党的标志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邪教组织的性质:交叉向上的铁锤、镰刀和毛笔,寓意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合,实际上是马恩列斯毛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交配,孕育出这种非驴非马的畸形体系。后者所提倡的“忠孝”之道,在官方组织的两次哭丧大赛中可以略见一斑。此外,朝鲜 23个“法定节假日”中有18个来自金氏家族成员的生辰死忌,据说也是儒家忠孝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超强的文化传播效果,足以令美国的孔子学院无地自容,羞愧致死。

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

2012年6月11日,一干《人民日报》女记者以《朝鲜的未来,在关爱中成长》为题,用满怀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朝鲜的梦幻之旅,其中特别写到一日5餐并有营养师负责调配营养的幼儿园生活,简直超越了传说中的和谐社会,堪称天上人间。只是,这份靠“放卫星”营生的报纸现在也仅存娱乐大众的价值了。6月12日,就在刊载这篇奇文的第二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发布了朝鲜形势最新报告,称其境内有1600万人严重营养不良,数百万儿童没有发育所需的食物、药物或者医疗,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朝鲜自1957年就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现在的口粮供应为人均每天100克左右,比一包方便面多不了多少。大城市的情况当然好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人们靠配给无法维持生命,只好去挖野菜,扒树皮。一些农奴甚至还练就一项特殊技能,从牛粪中提取出玉门粒来。朝鲜专家则出来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一天吃两餐为佳,野菜更是有利于健康的营养食品。

一个朝鲜人的出身决定了其一生命运,不同出身的家庭在食品、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各方面条件有如天壤之别。家庭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分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三大类。就食品而言,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核心阶级基本能够满足温饱,居住平壤的市民大体上属于这个群体;约占人口一半的动摇阶级则视经济形势而定供应口粮,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不幸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敌对阶级,那就注定一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

应该说,划入核心阶级的群体中,不排除一部分人从心底拥护这个体制,正如在一个向民主转型的社会依然有人怀念暴政独裁一样。作为等级社会制度的“精英阶层”,尽管自身卑微可怜,但却可以从周围其他人更加不幸的遭遇中找到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和另类的满足感,久而久之甚至形成虚幻的幸福感。有一首唱得很响的朝鲜红歌叫《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的确,肉票是如此热爱绑匪,但凡有领袖出现的地方,镜头面前的朝鲜人总是幸福到泪流满面,无法自持。这项独特的“感恩”方式,相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体验得到。无论表达何种感情,温顺的朝鲜人总是选择了眼泪,不知道是不是隐喻了这一民族的悲苦宿命?

再苦不能苦了枪杆子

1995年1月,金正日视察某哨所时提出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正式提出了“先军政治”的概念,并很快确立其压倒一切的地位。事实上,大流氓金日成从来视枪杆子为命根子,军费预算一直占到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只是到了极品流氓金正日的手上,这项残民以逞的政策叫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理直气壮了。

为了使军队死心塌地效忠于己,金正日调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次序,将军人置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3大阶层之前,以突出军人的社会地位。“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

人均GDP全球垫底的朝鲜,却豢养了一支110万的私人军队,世界排名第四。金正日多次强调:要视军事为第一国事,国家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障国防费用的支出,所有资源优先满足军队的需要。毫无疑问,军人阶层在朝鲜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和各种物质上的实惠。

经济上穷困潦倒的朝鲜一直在从事与其实力远不匹配的高端武器研发。近四十年来,朝鲜的原子弹计划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在06和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核试验;耗资数亿美金的“光明星”卫星计划屡败屡试,不撞南墙不回头。不难想象,如果其军费支出维持在正常水平的话,节约出来的钱可以解决多少民生问题。

除了核武,朝鲜还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化学武器,数量大约为2500吨至5000吨,种类涉及芥子气、光气、沙林等多种致命毒气或毒剂,这不但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对于被金家绑架的所有朝鲜人质也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得以推行的前提,是让民众时刻生活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妄想症之下,心甘情愿为“国家主权”和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作出个体的牺牲。

共产主义天堂

政治宣传上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金氏的宫廷生活中却被不折不扣地早早实现了。前酋首金正日个人的花费就占据了整个财政预算的20%,即使在朝鲜的“困难时期”,其生活质量也没有丝毫降低。金正日喜欢带Omega手表,坐奔驰S600 Guard轿车,皮鞋只穿意大利的Moreschi,一套人民服的Scabal布料就值1200美元,喜欢喝法国Perrier瓶装水和Martell Cognac干邑白兰地,此外,自诩电影艺术大师的他收藏了2万多部电影,而号称世界最大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不过是3万个电影拷贝;金正日的私人酒窖内还收藏了上万瓶法国名酒,并且经常用名表等奢侈品赏赐手下要员。这位人民的“慈父”消费能力如此强悍,以至于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中针对他规定了奢侈品的禁运。

娱乐休闲方面,金氏父子都组建了各自专属的私人文工团——欢乐组,金正恩的生母高英姬即是从欢乐组中脱颖而出的新贵;金正日还经常派人到欧洲物色金发美女到朝鲜“联欢”,可见这位伟大领袖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是何等执着。

至于朝鲜那些享受特供的达官显贵们,其生活质量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惬意,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实现按需分配,不过前提是要得到伟大领袖的宠信,一旦这种信任被收回,哪怕一时位极人臣也会马上坠入地狱。一些人总是天真地以为计划经济时代缺乏利益输送管道,因而绝少腐败,殊不知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形式更多是特权腐败,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更大。官二代崔龙海的经历差不多就是朝鲜“廉政建设”的一个缩影。崔龙海是前武装力量部部长崔贤大将之子,1986年起任劳青中央委员长,曾私吞创汇机关在海外赚取的外币,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依然生活奢靡,在平壤保龄球馆的地下娱乐场一掷千金“阅人无数”,引起民愤沸腾,1998年因受贿等非法行为被撤职,鉴于身份特殊只是被贬为平壤市上下水道管理所党委书记,2003年重新回归权力中心,2010年,毫无军部经验的崔龙海被授予大将军衔。2012年4月更晋升为次帅,军中地位仅次于金正恩。可见,对一个专制政权而言,为了防止体制内精英滑入另一阶层或阵营,对腐败的适度容忍是保证其革命队伍“纯洁性”的必要前提。

相对而言,朝鲜的基层公务员没有高官的特权,社会地位也稍逊于军人,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也就比较有限,但是作为等级社会的核心阶层,至少都可以保证衣食无忧,职务上便利的,还能通过克扣饥民的口粮来捞取外快。不过,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适度腐败”,造成的结果却往往是若干鲜活生命的凋零。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流氓政权治下最黑暗无耻的一页。

苦难行军

90年代初,朝鲜经济上重工轻农、大干快上的“千里马运动”开始受到重挫,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瓦解带来的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灾难深重的现实噩梦。这场官方称之为“苦难行军”的大饥荒始于1995年,并迅速蔓延到全境,许多农村的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吃得精光,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相食” 的炼狱景象。根据投诚韩国的前二号人物黄长烨记述,在“自然灾害”惨烈的95-98年间朝鲜就饿死了350万人,占当时220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也仅仅是1998年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场骇人听闻的饥荒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当局不会让可怜的朝鲜人知道,如果从当时建造金日成豪华停尸殿和无数 “永生塔”的花费中拿出三分之一用于赈灾,这场人间惨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最终,英勇的朝鲜军民毫无疑问地“战胜”了苦难,这自然又是金将军彪炳青史的丰功伟业。刚刚完成修订的朝鲜“宪法”,将罔顾人命、自绝于世界潮流的独夫奉为“绝世爱国者”。

2012年5月,在庆祝金日成百年寿诞约耗资30亿美元的奢华盛典之后,朝鲜官方宣布其境内正面临“50年一遇”的旱灾,这意味着又一次大难将至。朝鲜内部文件也同时披露,由于物资过度供应部队,各地已开始出现饿殍。想当初,荣登大位的金正恩向朝鲜人许下愿景,三年后让这些世人艳羡的子民们吃上米饭,喝上肉汤。如今看来,望眼欲穿的朝鲜百姓最终盼来的,恐怕还是熟悉的人肉汤……

结束语

六十年前那场火中取栗的战争无谓而且肮脏,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如果不是战火引发的一次偶然伤亡,谁又能肯定地说,今天的中国就能摆脱同样的悲惨命运?人类在上个世纪已经历过多次梦魇般的极权主义灾难,在民主文明成为世人普遍共识的现代社会,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座当世的奥斯维辛何以留存至今?何以结束?


——网友推荐

梁京:鼓励习近平做正确选择

图:2008年习近平首次外访到朝鲜会见金正日

最近,大陆知识份子中的"挺习派"比较兴奋,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放弃了原来高调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安排,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不仅已经拿下周永康,还可能对江胡时代的权贵进行全面清算。


习近平显然愿意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而不像江胡那样逃避难题。但是否因此就应该看好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想担当是一回事,能不能担当是另一回事。当然,能不能担当不仅取决于他本人,也取决于他的时代环境,即"时势造英雄"。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时势确有一些非常有利习近平的因素,其中最有利的,就是信息和知识环境。胡耀邦的儿子批评习读书太少,这确实是一个可致命的弱点,习已经、而且还要因此犯很大错误。但对于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人来说,在这个时代担当重任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有利于政治家反思和纠错的时代。

最近发生的两件大事就能说明这一点。一件大事就是借曼德拉逝世的机会,世界各国表达了对他由衷的尊敬。曼德拉受到的正规教育不会太高,他和习近平一样,更多是从坎坷的人生经历中理解这个世界。他们都亲身体验过极端的偏见和不公正。不过,二十七年的监禁让曼德拉有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准备如何去担当大任,扭转乾坤,而几十年官场浸淫,则很可能让习近平学会自欺欺人。铁流代表的挺习派所希望的,是习仲勋的人格魅力和习近平少年时代的磨难,足以让习近平克服中共官场的毒素对心灵的污染。即将来临的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庆典,将提供一个机会来检验这个判断。

习近平取消了高调纪念毛泽东的原定计划,说明他有一定的调整能力,但这个能力究竟有多大,思考有多深,还要拭目以待。把纪念毛泽东的调子降下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确实雄才大略,留下了巨大的历史印记。对这样一个历史巨人的功过得失,争议将永无休止。不过,有一点无容争议,那就是毛泽东是利用仇恨玩政治的大师。这种政治天赋,对今日乃至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都非常不合时宜。而曼德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带领人民克服了仇恨,展示了走向一体化的人类文明最需要的领袖品格。

曼德拉执政,民生方面乏善可陈,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个文明世界对他高度赞扬,这一点值得习近平深思。也就是他想要建立历史性的功勋,究竟该选择在哪个方向上落力?我以为最近北朝鲜发生的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金正恩以如此残暴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让世界感到震惊,也让不少中国人感到庆幸。因为中国也曾可能陷入那样野蛮的权力游戏。正如北朝鲜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一旦陷入那种游戏,想走出来就不容易。因为身居高位的人难以摆脱这种逻辑:你不干掉别人,别人就会干掉你。现在我们知道,当年正是这个逻辑,让林立果铤而走险,结果是"折戟沈沙"。后来又是同一个逻辑,让汪东兴逼著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结果虽然是皆大欢喜,但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逻辑对所有人的巨大威胁。陈云坚持用"党内民主"的和平手段,废黜了华国锋,同时也清除了汪东兴这个危险的不定时炸弹。否则,中国的权力游戏就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能有今天,陈云的功劳也非常之大。【转者注:陈云也是今日中共太子党滥觞的始作俑者】

不过,薄熙来、周永康案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最高权力竞争,并非不可能重陷"你不搞掉别人,别人就搞掉你"的囚徒困境。因此,习近平今天面临著历史性的挑战和机会,那就是如何让中国最高权力的竞争游戏彻底走出这种险境。

这将是一个比当年陈云更困难的挑战,因为当时中共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元老,足以提供一个合法性基础,而今天中共的位高权重者,本身就有"不硬"的问题。因此,习近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来承担风险,也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想像力来设计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包括对中共政权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人,都希望铁流的判断是正确的:习仲勋高贵人格的魅力,不仅鼓励习近平,而且也鼓励一批贤良之士去帮助习近平,做出正确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习氏“政改”:地方一把手限权,党国一把手集权(高新)

本月初,中共政权的中央纪委及监察部在其官方网站刊出《如何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文,公开承认该政权中由于权力制约不力、监督乏力,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习惯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这些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主要领导干部,有的还是高级领导干部,如陈良宇、薄熙来、刘志军等,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前几年在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总数的1/3以上。
文中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一把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就好办多了。”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一把手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而具体作法就是“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而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方式。应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来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对班子成员晋升时的权重。一些地方推行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主要领导干部末位发言制度等,值得借鉴。同时还要完善上级党委或纪委常委成员同下级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制度,让他们感觉到上级党委或纪委对他们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担负责任的情况是关心的,也是了解的,督促他们更好地正确行使权力、发挥主要领导的作用。
这篇令一些海外华文媒体都为之鼓掌叫好的文章本是中纪委和监察部的网站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系列”之一,“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以及“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都是该决定中的原话。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仅仅是指从省委和省府往下,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在内的“各级党政一把手”,没有人会把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一字一顿地朗读出的那句“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解读成“加强对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且还恰恰相反,习近平正是通过这次三中全会令他自己这位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威增强、权限扩大、权力膨胀。
前述中纪委和监察部网站上解读三中全会《决定》的文章中声称要“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而三中全会《决定》中宣布建立的国安委恰恰是要把原本属于国务院领导人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和归笼到势必要亲自挂帅国安委的习近平本人手中。
愚笔曾在本专栏过去的两篇文章《习近平借国安委还魂“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习式国安委远非苏式克格勃所能类比》中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习近平从所谓“大安全理念”角度出发,力主成立一个由他本人亲自挂帅的横贯东西南北中,统领党政军民学的“超级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自然会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
公方彬等体制内的专家们均认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牵头并领衔下,既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又负责协调外交、军方、公安、能源、海关、国安等部门相互协调,节奏和谐,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快速反应,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保证......
这里的一句“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保证”无意是中共体制内的专家们对所谓的“三中全会精神”解读得最为精准,最为到位的一句,公方彬还强调:无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和定位如何,有两个基本点是不会变的,一个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发展。
简言之,这个打着维护国家“整体完全、综合安全”旗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有利于习近平的高度集权。
最近两天随着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北京已经传出消息说,在刚刚开过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被明确出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即意味著习取代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权力。
外界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说:中共18届3中全会宣布成立深化改革小组,原传出的版本是,李克强担任小组组长。在正召开的经济改革会议上,习近平获得全票支持,将亲自担任深化改革小组组长。来自高层的消息称,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担任该小组组长,表明习近平本人全心倾注深化和加快改革,这涉及从法制到真正市场经济以及重建道德伦理的中国社会基础,甚至政治改革。
中国大陆的官媒上也有分析文章说: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个机构负责改革工作,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多名专业人士认为,地方“主要领导同志”应该是地方党委一把手,因为地方的改革领导小组,以党委书记挂帅。这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层挂帅的可能性比较大。
新华社几天前也有一篇讨论“谁将出任组长”的文章,引述体制内专家的话说: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五位一体”改革,以及军队、党建等多方面改革,“如果只涉及政府改革,或者仍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可以由总理担任组长。之前的国家体改委就采用了这样的组织架构模式。但是涉及军队、党建这样的全面改革,组长可能由总书记担任”。
其实关于习近平不但百分之百会亲自挂帅新成立的国安委,也还要亲自兼任三中全会上新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分析报道早在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之后即被境外中西方媒体普遍相信,当时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报道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承认自己看过《教父》(The Godfather)这部电影,本周结束的党的会议上他证明了他从电影的一个主题精神中学来的东西:在一个男人的秘密小圈子里集中与运用权力的艺术。
在担任党的领导人一年之后,习近平正显现出一个坚定而自信、甚至帝王式的国家主席形象,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六位。在为期4天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以更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为设立两个新机构赢得了支持,一个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可能增强他的影响力;另一个是改革领导小组,这也许会在经济政策制定上赋予他更直接的发言权,而经济政策一直趋向属于总理的范畴。
综上所述,似乎已经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习氏“政改”:地方一把手限权,中央一把手集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杜光: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的歧途――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八


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是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两个亮点。它们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注意和重视。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的一些理论谬误的惯性,在贯彻《决定》这两条改革设想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误入歧途。因此,如何捋清这两个问题的理论涵义和实践走向,以求实现原有的目标,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这两个概念里,员工持股是首次出现于中央文件的概念,混合所有制则在十六大、十七大就已经提出过,但十分简略。十六大提出的是“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七大的提法是“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次的《决定》专门列出一个条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一)混合所有制

《决定》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定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什么是“基本经济制度”呢?《决定》说得很清楚,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所谓“实现形式”,就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混合所有制作为“多种所有制”的新品种,加入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与发展;一是混合所有制自身实现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在构成混合所有制的成分里,公有制占有主体的地位。不论作出哪种解读,混合所有制都受着“公有制”的制约。这就有可能使混合所有制丧失其应有的革新意义,无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是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市场经济的孕育和成长,每一步都是对经济垄断的突破。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进一步突破垄断,把国有经济从垄断地位引向市场经济,以削弱垄断经济,扩大市场经济的范围和影响。如果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还能起到突破垄断的作用吗?
十六大从股份制的角度提出混合所有制,十七大从现代产权制度的角度提出,都各有其合理性。所谓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股份制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是初级的股份制形式。因为国有企业吸收的主要是民有企业的资金,是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融合。从股份制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最初是因为某些大型工程如修铁路、开展航运、造船等,单个资本家无力承担,才出现联合私人资本的股份制。私人资本的联合使企业资本具有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社会资本,持有股份的出资者已经远不止是资本家,而且有大量普通劳动者。现在的许多上市公司,就属于股份制的第二阶段。再进一步就是员工持股了。
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资本融合,其中还没有民间的社会资本,所以在形式上还处在股份制的第一阶段。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初始的股份制,因为要融合的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资本,融合过程就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民有资本进入垄断企业,就改革的意义来说,就是要促使垄断企业市场化,推动垄断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问题就在于,混合所有制是否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任务?有人在文章里发出“谁融合谁”的疑问,是很有道理的。是垄断资本融合民有资本呢,还是民有资本融合垄断资本?十五大政治报告在提出股份制时,有几句很能表达问题实质的说明:“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我不知道民有资本在进入设想中的混合所有制时,能够占有多大的比例。虽然有“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承诺,但掌控着垄断资本的权贵能够放弃手中的肥肉吗?听说有规定进入国有企业的民有资本不得超过国有资本的百分之二三十,反正是不会让民有资本占多数。控股权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实际上是掌握在权贵资产阶级手中,意味着混合所有制——套用十五大政治报告的话——具有明显的垄断性,有利于扩大垄断资本的支配范围。这符合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却同改革的原意背道而驰。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着眼,要使混合所有制做到推进垄断经济的改革,把垄断企业引向市场经济,就不能限制民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比例,而应该彻底放开。不论由谁控股,国家控股也好,民有企业法人控股也好,都要实行政企分开,党企分开,取消在企业里“党管干部”的原则,严格按《公司法》办事。如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必须由国家和集体控股,那就丧失了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反而助长了垄断经济。

     (二)员工持股

《决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持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后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应该在全社会范围里提倡,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可以试行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国有企业、民有企业也可以,不应该只限制在混合所有制。实际上,自十五大提出“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国企普遍进行股份制改革后,许多地方都开始了员工持股的试点,有的省市制定专门的细则,对员工认购股权的原则、员工股的比例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指导思想上对员工持股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正确有力的引导。如有的国有企业从国有资产或历年积累的公益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员工股金的一部分,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措施,却被高层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违反国家政策”,“应迅速予以纠正”。而有些国有企业强迫员工出资购股,不认股者便勒令下岗,却得不到妥善处理。山东诸城上世纪在国有企业改革时推行员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受到许多非难。这些经验教训,至今没有很好总结。现在,员工持股已被写进《决定》,为了切实履行这个承诺,很有必要在理论上提高对员工持股的认识,以免再次走上歧途。
员工持股是企业股份制的内化,体现了资本扬弃的深化。所谓资本扬弃,指的是资本有着与生俱来的可扬可弃的双重品格。一方面,它是生产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杠杆,具有进步性、社会性;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具有剥削性、私人性。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意味着资本的不断扬弃——发扬其进步性、社会性,舍弃其剥削性、私人性。股份制的发展,生动地展现出资本的扬弃过程:初始的股份制,即资本家的资本联合,使私人资本带有社会资本的形式;股份的社会化,即社会公众参与持股,使私人资本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资本;员工持股,由员工持有部分股权,到企业全部产权归员工所有,使资本的剥削性、私人性由逐步削弱到最终消除。
当然,企业员工由持有部分股权到占有全部产权,将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它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高度发展和员工的高度文明。因此,在开始实行员工持股的时候,员工所持股权份额必然比较少,但对企业所有制的变革,却具有本质性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考察员工持股的发展前景,它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巨大变革:1、员工持股实现了工人阶级有产化,工人从无产者转化为有产者。产权使他们享有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检查和利润分配等权利,成为企业的主人。同时,这也使他们具有成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2、股权构成普通员工和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的共同利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企业的生态,诚如《决定》所说,“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合作取代了不同利益的矛盾。3、随着员工股权的不断扩大,他们在企业里的其他权利和作用也将日益增加,使他们不仅在物质利益上接近资本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而且在知识、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也将逐渐消除,这就为社会公平化创造良好的条件。4、员工持股也使他们劳动的性质产生质的变化,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由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小生产者的劳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资本的出现有力地排挤了这些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他们成了为别人劳动的雇佣工人,员工持股则使他们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为自己劳动的自由。5、员工持股使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从私人独占发展为劳动者联合占有。生产关系的质变,将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员工持股的深化。这两者的相互推进,对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都将直接间接地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于员工持股的这些理论推测,似乎过于理想化,可能会有“痴人说梦”之讥。但我认为,在指导思想的认识上,应该有这样的高度,给予充分的重视,“取法乎上”,才能比较完满地实现这个设想。

     (三)文末赘语

《决定》写进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在贯彻推行的过程中,有必要厘清它们的理论涵义和实践界限,否则就可能走上歧路进错门,不但无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洪流,反而会阻遏改革的深化。不知高层有没有悟到这个道理?
       ……                                            ……
一个多月来,我写了八篇关于三中全会的札记,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本来还想就金融、法治等问题再写一些,但一则我对这些问题缺乏研究,浅层次的话,过去都说过,深层次的话,我说不了,要说也说不好;再则八篇写下来,已经感到绞尽脑汁,疲惫不堪,脑力和心情,都不允许我再写下去了,就此打住也许是我的最佳选择。
鉴于三中全会后舆论界一片令人陶醉的颂歌,我有意地把札记的重点放在指导思想的不足上。其中许多观点曾经在过去的文章里论述过,现在再从谈论三中全会《决定》的角度加以阐释,一孔之见,未必确当。但如能引起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使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获得更准确的理论指导,我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了。

                                                   201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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