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趙少康:拜託大陸省長不要再來了

2011年 05月27日

翻開報紙,一眼就看到斗大的標題「河南省長郭庚茂六月率團來台」、「山東省長姜大明將在7月16日率團訪台」、「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5月26日至6月1日訪台」,而目前四川省長蔣巨峰正帶領500名大陸企業家從高雄入境,每天都有他的新聞,青海副省長徐福順也正南下台中、台南、高雄展開系列交流。

到底有多少大陸省長、市長、黨委書記來台灣訪問?他們來台的目的是什麼?我查了一下資料,不算中央幹部像海協會長陳雲林及副會長們、中共奧會主席劉鵬、衛生副部長王國強、文聯主席孫家正、社保基金會戴相龍……光是這兩年依序來台的省市級首長,就洋洋灑灑一大串。

 福建副省長葉雙瑜、湖北副省長田承忠、江西副省長洪禮和、漳州副市長黃埔江、福建副省長陳樺、四川省委副書記李崇禧、北京副市長吉林、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河南省委前書記徐光春、貴州省委書記王富玉、上海市委常委楊曉渡、上海副市長屠光紹、山東副省長才利民、青海副省長王令浚、安慶市長肖超英、上海市長韓正、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福建省長黃小晶、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甘肅副省長劉永富、河北副省長楊崇勇、南京副市長陳維健、重慶市長黃奇帆、浙江省長呂祖善、吉林副省長陳偉根、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聲琨、遼寧副省長許衛國、大連副市長戴玉林、廣東省長黃華華、陝西代省長趙正永、西安副市長錢引安、南京市長季建業、遼寧省長陳政高、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天津副市長崔津渡、湖南副省長韓永文、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陝西副省長朱靜芝、安徽省長王三運……其中有人來了兩、三次以上,我只算一次。

中國大陸一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2個特別行政區,幾乎每個省市的領導都來過台灣了,而最近有愈演愈烈的態勢。最新的流行是,省長帶一個很大的團、高調宣布要買多少錢的農產品、專門往南部跑。

 打統戰令人反感

兩岸之間多交流是件好事,但三天兩頭由省長組個大團高聲採購,則是件蠢事,以為這樣就能討好台灣南部的農漁民,就能直接跟南部人搏感情,是太不了解台灣人民,而且統戰的意味太明顯,令人反感。

北京的打算可能是反正不管藍綠誰執政,北京都要跟地方建立直接管道,特別北京以為藍軍、北部、外省人已可掌控,更要直接打入南部基層、深搗農漁民核心,所以來台買芭樂、芒果、柳丁、鳳梨、香蕉,甚至連虱目魚丸都買了。

大陸省市長要來台灣,歡迎,要買台灣的農產品,歡迎,但像最近這樣大張旗鼓、大肆宣傳的來台採購,收到的不僅是反效果,還重重的傷害了馬英九總統。

小惠未孚,真正受惠的還是少數,而且大陸團每次大聲說要買多少億的東西,最後到底真買了多少?八八水災大陸說要捐台灣1千間組合屋及50億賑災,到今天進來了多少錢?能不能公布一下帳目給大家看看。

誠懇呼籲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停止所有的省市長訪台團,不要反輔選馬英九。

 作者為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

<趙少康傳真>讀者推薦

冯崇义:落难太子长了哪些见识?


图为刘源与毛新宇(右)

    最近,位高权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写于几年前的一篇序文在《中华读书报》刊出,标题定为《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并经网络 转载而流传。我孤陋寡闻,这是第一次读刘源的文章,本以为他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又有相当不平凡的阅历,见过世面、曾经沧海,应该有一些精辟见解。更何况, 刘源出道以来素有为人谦逊诚恳、脚踏实地之誉。然而,始料莫及的是,此文竟读得我直冒冷汗,甚至于毛骨悚然。

     近来坊间关于“太子党”与“团派”逐鹿中原的传闻及演义不绝于耳。坊间的“太子党”,不是一个严格用语,指的不是古代中国那种以当朝太子为核心进行权力博 弈的政治派系,而是泛指当今所有在政界、军界、商界身居要津的上层“红色后代”及其配偶。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太子”,而且是 落难之后东山再起的太子。以他这种身份与官位,难得在媒体公开坦露心迹,因而他这篇行云流水、直抒胸臆的文章应该受到重视。


  
    有谦和之誉的刘源当然不以太子自居,甚至还特意力戒盛气凌人的太子之气。但他这篇文章天马行空、恣肆汪洋,确实与拘谨刻板、谨小慎微的“团派”风格恰成对 照。刘源的这篇文章指涉甚广、陈义甚远。他在此文中发出三问:问战、问史、问路。针对这三个大问题,他相应地提出了三个观点:
  
    战争尽管惨烈,战争值得讴歌;
    中国历史特殊,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绝不投降。
  
    刘源的这些观点在“太子党” 中间究竟有多普遍,我们无法知道。鉴于具有“红色血统”的上层“红色后代”们能量甚大,而且与刘源生活经历极其相似的几位落难太子很有可能左右中共十八大 之后的中国政坛。如果这些落难太子们果真与刘源英雄所见略同,则国家堪忧、民族堪忧、人民堪忧、世界堪忧。
  
    笔者是过来人,与刘源一样,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的“广阔天地练红心”,奉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诸多愚民教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学 习历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热”与“思想解放”大潮中东奔西�、如痴如醉。因而,我能切身体会刘源上述观点的来历。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但那也是国门初开、学界初醒的年代,思想学术的整体状况是刚刚走出荒漠的肤浅空疏,人们尽管为得到新知而欢喜若狂,但刚刚 告别文化荒漠的人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丁点可怜的知识。当时人们自以为很反叛、很“非主流”,但在思想学术上根本没有跳出马列主义如来佛祖的手掌。遗憾的是, 刘源后来进入政界和军界,春风得意,再也没有机会深造、没有机会告别肤浅空疏,特别是没有机会与真正的人类主流文明接源、通过党国文化之外的丰富知识资源 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那场天翻地覆的变故,没有促使刘源进一步觉醒,反而是促使他 向后转,回归那已被历史淘汰、给家国天下以及他本人带来灾难的红色文化,尽管他本人自以为已经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刘源的三个观点都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第一,刘源无原则讴歌战争,所颂扬的是血腥的道德相对主义史观。刘源在文章中这样赞美战争:“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 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 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刘源特别强调战争对“大一统”中 国的贡献:“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 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因 而,刘源要求国人随时准备开战:“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 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国之大事’,与文 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

    中共政权本就是社会边缘人“由马上得天下”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中共军功集团经过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拼杀才夺得江山。因而,一些“打天下”的“开国元勋” 们特别崇拜暴力,特别难以告别血腥暴力,在身居庙堂之后也无法造化为追求礼仪、戒杀厚生的儒雅君子。从刘源这篇文章看来,这种暴力崇拜的血脉,原封不动地 传给了部分“太子党”。呜呼!哀哉!

    中华民族虽然号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哪一个民族不 自称“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吾国吾民古来就盛行只问胜负不问是非的兵匪文化、盛行成王败寇的兵匪逻辑、盛行以成败论英雄的兵匪史观,将对生灵涂炭的恻 隐之心斥之为“妇人之仁”。中了兵匪文化、兵匪逻辑和兵匪史观之剧毒的“英雄”们,为了复仇、为了荣耀、为了疆土、为了宝藏、为了勋章、为了纪念碑,血流 成河、尸横遍野也完全在所不惜。因而,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实际历史绝不比其它民族更少血腥的战争杀戮。刘源所顶礼膜拜的那位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始 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常下的命令便是“灭,鸡犬不留”!同样崇拜秦始皇的中共毛太祖及其追随者们,在夺得江山之后,就不断拿在内战中“消灭国民党军队八百 万”的武功向世人炫耀,好像被杀的只是蚂蚁而非骨肉同胞。

    推动人类历史和人类道德发展主 要力量是和平建设,绝不是刘源所讴歌的战争。战争与人类历史确实如影随形,但绝大多数战争都是残害人类、毒害人心的大恶,毫无善处可言。即使是“正义战 争”,也是万不得已的“必要之恶”,不可无条件地讴歌和膜拜。中国诸民族的统一与融合,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和平交往来实现的,采取战争手段来实现统一和融 合,是多种选择中最坏的选择。刘源所讴歌的那种用战争血泪铸造的统一与融合,绝不可取。中国古贤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之 心、仁义道德。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自由主义,将人的生命尊严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利。按照人类文明规则,只有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才合乎正义(受国内独裁者杀戮迫 害的弱势民众和受外来兵匪侵略凌辱的弱势族群,无力自卫而请外力帮助,仍属自卫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仁贤君子都谴责战争。即使是在正义战争中建 立战功,仁心未泯的将士们时刻也不能忘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与浩叹。

    利益之争,有 是非善恶。对战争的评判,更加离不开是非善恶。不问非善恶成而只崇尚强权战功的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是文明人类所不能接受的剧毒。以武力战争来解 决争端,是人类必须尽力避免的野蛮行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为人类通过和平博弈和民主协商解决争端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成熟地建立起民主制度的 国家,承认民主规则的各种政治见解和政治势力都可以合法地展开和平较量,国家权力的争夺和权力更替都不再诉诸战争。而且,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为解决 国际争端开辟了新的途径。自从民主制度建立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互开战。有民主国家为了商业利益向专制国家开战,有专制国家迫使民主国家奋起应战, 有专制国家大规模残杀国内民众或侵凌其它国家而迫使民主国家通过战争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有民主国家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越境作战,但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 相互开战,而是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争端。不是出于自卫,而是为一人一姓、一党一派、一群一族的狭隘利益和偏见挑起战端、涂炭生灵,乃是人神共愤的滔天大 罪。无条件地崇尚武力、讴歌战争、穷兵黩武,是野蛮的专制主义传统,终将为人类所唾弃。

    成败之上有道义在,因而文明人类“不以成败论英雄”。人以群分,野蛮的人群才“唯以成败论英雄”,只问胜负、不问是非。善良的中国人古来就鄙夷那种趋炎附 势、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善良的西方人也耻于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为伍。古今中外有良心的人,都不取不义之财、不兴不义之战。党国立国 以来长期以“阶级仇、民族恨”为核心的专制党文化,毒化国人心智既深且巨。人类进步到了二十一世纪,部分国人为美国“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带来几千无辜 平民死难而幸灾乐祸,为“三•一一”地震海啸夺去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灾乐祸,反而为国际恐怖主义恶魔本•拉登被击毙而深感哀伤,将残害无辜生命的恐 怖暴行与拯救生灵的义举等量齐观,可见价值迷失和价值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以往恐怖主义者绑架无辜平民而争取政治目标,只要不滥杀无辜,尚 可得到人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者将滥杀无辜当成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居然还能被那么多国人引为同道,实在是匪夷所思;那么多被毛 泽东专政害得家破人亡的人们,却还要血脉贲张地将秦皇毛祖之“法、术、势” 真传发扬光大,实在是匪夷所思。专制狭隘的党文化培育了这种乖张的心态、党国宣传制造了这种暴戾的情绪(“民意”),这乖张的心态与暴戾的情绪又反过来影 响党国决策,绝非吾国之幸。

    第二,刘源所颂扬的“中国特殊”论,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者和现在专制主义者制造的神话和鬼话。刘源在文章中罗列了一批有关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现象,诸如源远流长的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2000多年间 实行自给自足的大农经济,一脉单传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宗教,文明赓续而没有失落,等等。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说“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 2200年”,显然言过其实。其它那些现象,很多其他民族也都经历过,只不过延续时间相对短一些而已。照顾一些中国人感情,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突出的 现象提高到“独一无二”的高度,也还不伤大雅。但是,刘源从这些现象中进一步引申出中西有别、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特殊现象,就陷入牵强附 会、以偏概全了。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对于解释中国大一统由于消灭了政治多元竞争而维持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千年延续、解释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受君主专制 主义的维护而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复制、解释那些种种宗教只要“服从领导”而不与君主专制主义朝廷作对就可相安无事、解释中国的文字和一些文明因素形 成一脉相承历史积淀,都绰绰有余。

    刘源在文章中吸纳了近年来中国史学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却依然引申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他指出,中国以往官方史学将中国商、周时代定为“奴隶社会”,但商、周社会奴隶很少,倒是实实在在地实行裂 土分封的“封建制”;官方史学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为“封建社会”,但那时的中国已基本上没有裂土分封的“封建”,而是实行中央官僚体制一杆插到底的大 一统。马列主义史学将臆造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来硬套中国历史,确实只能闹笑话。但是,“五大社 会形态”套不了中国历史,决不能证明“中西有别”、“中国特殊”。“五大社会形态”同样套不了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用这“五大社会形态”来套美国的历 史,比其用它们来套中国的历史,笑话要更大得多。

    又比如,刘源指出,西方生来就民主而东 方生来就专制的说法是一个偏见,因为中国古代的“宗教多元化”比其西方古代专制的宗教一元化要民主得多。所言极是,但这更加不能说明“中国特殊”。中国古 代就有一些与现代民主趋势接近的因素,正好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也适合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实证主义史学早就揭示,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来就民主或生来就 专制,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充满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民主制度靠战胜专制而建立起来,也不断战胜专制力量而维护和发展自己。

    笔者在一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种种关于哪一个国家具有绝然不同的“特殊国情”、哪个民族特别优秀、哪个民族特别低劣的说法,都不过是腐朽肤浅的种族主义偏 见。生物科学和人类历史都极为清楚的证明,整个人类同源同种,而不是由肤色或其他任何因素界定的不同品种。正因为人类同源同种,黑白红黄各色人等相互交合 所生产的后代,仍能正常地不断传宗接代,而不同于不同动物的交合所产出的无性之物、不同植物基因嫁接之后的无子之果。正因为人类同源同种,人类才会基于相 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而形成共同的人性,人类才会形成守望相助的种种普世价值或种种共同标准,人类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形成交往理性、遵守共同 准则。既然整个人类“性相近、习相远”,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见物思齐而少走弯路,也就顺理成章,怎么能够象刘源那样举出“国情特殊”的破旗、强词夺理地硬 说:“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若是想借 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

    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一些特殊 情况,为什么只有那些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的当权者及其辩护士才特别强调“特殊国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专制主义者要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又说不出合乎逻 辑、合乎人性的道理,因而就举出“国情特殊”这面旗帜来蛊惑人心、强词夺理。当宪政民主早就在全球所有不同文化圈变为现实,继续以“文化独特”、“国情特 殊”之类的借口来排拒宪政民主,便特别显得顽固不化、不可理喻。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路径、具体措施、具体操作,当然要根据特殊情况因地制宜。但是,如 果在根本的层面上违反普世价值,违反整个人类的行为准则,便只能是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

    第三,共产党人告别党国专制而拥抱宪政民主,是顺天应人的无尚光荣之举,而绝不是刘源所谴责的投降行为。刘源在文章中对共产党内部的投降和叛卖行为进行谴 责,严重地指控“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谈论投降和叛卖,对于刘源来说是异常沉重的话题,因为其父刘少奇正是 以叛徒的罪名受迫害并含冤而死。刘源是孝子,当然无意对含冤于九泉的父亲进行鞭尸。他的目的是要表示永不投降、捍卫红色江山万年红。但是,审时度势而让共 产党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究竟是应该遭到谴责的投降和叛卖行为,还是应该受到颂扬的造福人类的义举,说来实在话长。
  
    首创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谴责和清除叛徒,正是党国专政的始作俑者列宁。正是列宁在1918年《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篇雄文中御定“专政是直接凭借暴 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一经典定义,并开启将反对党国暴力专政的同志定为叛徒进行整肃和清洗的传统。从那以后,苏联共产党及其它各国共产党制定极 为严厉的家法处置各式各样的“叛徒”,无比惨烈,冤魂遍地、白骨堆堆。其父辈被作为叛徒整肃并因此而牵连受难的落难太子,尚能以肯定的立场来从正面颂扬对 叛徒的防范,很有苦涩的反讽意味。
  
    刘源所指控的“变节”于“近年”的国内外“党的总书记”,所指范围究竟有多广,不得而知,大抵包括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在党国的账簿 上,戈尔巴乔夫的“变节罪行”当然是从事民主化政治改革、屈从于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要求而使联共瓦解、苏联解体。赵紫阳的“变节罪行”则是不同意向和平示威 的民众开枪而造成党的“分裂”。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这两位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是起初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而反对党国的铁血专政。继而在面对广大人民大众要求 自由民主的浪潮时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与人民大众发生良性互动而转到了自由民主的立场,因而也就成为党国的“叛徒”。
  
    问题在于,他们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一党专政的私利、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实际的情形的是,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属于共产党内悟性较高、特别珍贵的有识之 士,他们比党内那些浑浑噩噩的“同志”们更早感悟到时代潮流的变动,勇敢地站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一边,而不是继续停留在与历史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的错误 一边。
  
    这个时代潮流的 根本性变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18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人类历史进入“人权时代”的序 曲。当文明世界在总体上给种族主义画上句号、宣告全球所有人和每一个人不分种族、民族、国籍、语言、宗教、信仰、性别、出身、贫富都享有平等权利的神圣原 则,以阶级观点、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便黯然失色,尽管它凭借其惯性力量还继续滑行。在此之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成员不断增 加、版图不断扩大,可谓“东风压倒西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和美 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世界政治正式进入“人权时代”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失去了道义、失去了吸引力而走下坡路,直到二十世纪末开始崩溃。中国人从 清末李鸿章等人认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投身由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所主导的新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亦步亦趋,直到俄国共产党创造出党国 专政体制之后将中国阴错阳差地引上了共产主义邪道。好在这条邪道在“人权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共产党人改弦易辙、改邪归正、奔向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壮 举,如何能说是“投降”和“变节”?难道共产党人都应该象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等独裁者那样冥顽不灵?
  
    诚如刘源在文章中所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那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末,到了二十一世纪,“历史的选择”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良知 未泯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尊重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选择,投身到结束一党专政、建设宪政民主的伟业中去。这不是投降变节,这是凤凰涅�。
    刘 源在文章中论述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时,给出的答案是“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他还特别提出,“与其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从何说起呢?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人的社会主义实践,绝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经”。 天下东西南北的和尚都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念好,是这个“真经”本身有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没有问题,苏联以降的所有共产党就没有必要害 怕其它理论的平等竞争、没有必要害怕自由民主言论、没有必要大兴文字狱来消灭“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问题,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奉为圭臬的党国也就没有必要禁止国人通过民主实践来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检验。
  
    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在以往的网文已经阐述过党国奇才朱厚泽前辈的精辟辩驳。这里请允许我重复2006年12月圣诞节那天朱老在钓鱼台国宾馆关于新 民主主义的谈话。朱老发表那番宏论时,刘源所敬重的杜润生前辈及张木生正好也都在场。朱老言简意赅:很多同仁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事物,只是因为毛泽东 1953年急急忙忙转为社会主义,转得太早,将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表面上看颇有道理,将改革视为向新民主主义的复归,很多老同志在感情上也比较容易接 受。但是,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是否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当年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最合胃口,并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主张某个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不符合人人 平等这一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准则,会使民主政治走样。而且,说毛泽东过早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才闹出问题,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毛式新民主主义和 毛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自己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说1953年转得太早了,1963年早不早?1983年早不早?今天转到毛式社 会主义,还早不早?能不能接受?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说,既然毛式社会主义不能接受,对毛式新民主主义似乎也应该反思。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张木生中途插话,到马列主义著作中引经据典。极少动气的朱厚泽前辈将他喝住:有理说理,我们没有时间打无聊的语录仗。一直静听而不发言 的杜润生前辈说了“要解放思想”五个字,并以颤抖的手将这五个字写了下来。(后来朱老对我说,他那天或许不该那么严厉,张木生属于一个类型,它们离开马列 经典著作的语录就无依无靠了。)于今倡导向“新民主主义”或原典(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回归,不能不正视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历史,不能不正视人它们所遇到的 历史困境、逻辑困境和现实困境。
  
    历史曾经选择中国共产党,但是,党不与时俱进,便与时代脱节、与世界脱节,越来越不合拍、越来越心劳日拙。自封“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都不算 数。“多数人”早已经认识到,只有由多数人授权、并且能够被多数人收回授权的政府才能够真正“行仁政”、才能够真正“为多数人服务”。因而,“多数人”要 求实行宪政民主。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缺乏悟性的独裁者们负隅顽抗到底,可以延缓历史进程、可以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更大的损失、可以给国家民族带 来更大的灾难、可以增加独裁者们遭受报复的几率,但独裁江山“万年红”的奢望仍然是枉费心机,独裁政权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被时代大潮无情淘汰。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人有落难之经历,本可更加思想深刻、更加宅心仁厚。少年辍学、学养不足,我辈皆然,但只要有心向学,在知识 资源如此丰富的时代,弥补并不难;从小喝足狼奶、深仇大恨,我辈皆然,但只要有心向善、良知未泯,在人权政治如此盛行的时代,做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尊严的 君子也并不难。往者无可咎、来者犹可追!


2011年5月26日

作者供稿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管见:法律为权力弯曲――新文革与旧文革的不同

图为薄熙来在重庆营造的"红海洋"


重庆"打黑"实为"黑打"的方式,突出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方式。它现在以"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为漂亮包装,实际上是法律为权力而弯曲。


法律在权力淫威下扭曲


吴邦国在"两会"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外交部发言人则针对艺术家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之事,宣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公安部门将依法办事"。

"和谐社会"的"盛世",当然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不过,中共官方特意点出它的"中国特色",也相当坦率:

其一,抱有"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动机的人,就"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其二,"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

那些以"茉莉花"为念而微笑散步的人们,以及关注微笑散步行为的外国记者,他们"拿法律做挡箭牌",表明他们都很在乎法律,都谨慎地使自身行为局限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官方,则明显地并不在乎法律。它以"动机"度人,大规模地部署警力和群众"积极分子",出动车辆等各式装备,不管三七二十一,哪怕人们躲在法律"挡箭牌"后面,也照样撇开法律而把他们拿下。

而在当局抓捕艾未未、千方百计寻找其"犯罪证据",以示法律不能"弯曲"之际,公众也在密切关注李庄案、药家鑫案,以及多位维权人士的被失踪案或被绑架案。中国的法律,的确是从来都"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其实一向都在权力淫威下扭曲,甚至严重扭曲。对于这样的现实,民间的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


"文革"不会简单地重复


李庄案的第二季以撤诉落幕,药家鑫案一审判决留下是否"立即执行"疑问的尾巴,显示出法律为权力弯曲,既为严峻的现实,也终究有其限度。在某种情况下,权力会退缩,会让步,算是宽宏大度地给法律一点儿面子,若是因此而得意,就未免过于书生气了。

还记得,"文革"的前奏中,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重要环节,而"文革"最初的喧嚣,就有反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喊叫。现在,重庆实践"唱红打黑"、"唱读讲传",正在以"唱响中国"而蔓延全国,而"打黑"实为"黑打"的方式,突出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方式。它现在以"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为漂亮包装,实际上,其主题极其鲜明,即法律为权力而弯曲。

薄熙来在北京参加"两会"时,说李庄案的第一季"事实清楚,程序合理",描绘成一副"无懈可击"的模样。他所谓"全国各界,哪一个界别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分明就是针对艾未未的所谓"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之先声。外交部发言人和官方媒体则相互配合,竭力为刘晓波案、"茉莉花"微笑散步案、艾未未案辩护,他们的表演,已在全世界前面沦为笑谈。

不过,"文革"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

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党政官僚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因为这些官僚们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更因为刘邓周等人比较地正视市场经济,对农民的"三自一包"倾向怀着恻隐之心。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改革浪潮的"高天滚滚寒流",和党内的对手,他对"为民请命"的"海瑞罢官"再下狠手,动员群众将党政官僚几乎全部打翻在地,甚至断送他们的性命。然而,共产党专政的本质,本来就是无法无天,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只是更为极端,更具"毛泽东特色"而已。

打来打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看来是大错特错了,于是就改革开放,乃至弃计划经济而行市场经济,而打倒官僚,卷土重来而重新掌握大权的官僚们对此深恶痛绝,绝不允许民众再动此念头。


"无法无天"的"和谐社会"


更为精彩的是,就象打倒了官僚的"文革"中"新生革命政权"再次滋生出官僚一样,改革开放中几番较量终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国有体制借市场之力恢复了元气,随即涌起"国进民退"大潮,行政式的"调控"也再度兴盛起来。胡德平尖锐地批评,国有企业是以举国之力来改制,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它们从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而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则反过来又与民争利。中共公然背弃诺言,将大批国企员工作为包袱甩给市场,任其沉浮,却无人敢于追究其"原罪",而国企官僚借市场化之力,将财富私有化,表面上却道貌岸然地拒绝"私有化",抗拒国有企业民营化。

党政官僚依靠国有体制的支配力量,以畸形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为新平台,其势力与先前计划体制下的情况大有不同,盘根错节之势今非昔比。显然,中共无论怎样"唱红",无论怎样热情呼唤毛泽东,它都不可能再摹仿毛泽东打倒官僚集团的举动,不可能发动民众自由辩论、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专政的"阴暗面"。它推崇毛泽东的"霸道",讨厌毛泽东的"猴气",否定"文革"的极端"无法无天",煞费苦心地"与时俱进",塑造一个新式"无法无天"的"和谐社会"。

今日中共的新式"文革",实乃依恃"国进民退"之经济反动,以"黑打"的"无法无天",塑造"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这样的"特色法治",其"法律体系",其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是将法律置于权力的手掌之中任意摆弄。助人为乐之举可以被推断为与常识不符,执法机构辖下的非正常死亡层出不穷,更有普遍化的警察滥用暴力、刑讯逼供,以及全世界只有中国证人不出庭为常态的怪事。同时,它以"颠覆罪"将"反革命罪"更新换代,压抑独立思考,惩治异议思想,却美其名曰司法的什么"至上"、"司法主权",以及所谓"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借以掩盖中共治下法律一贯为权力弯曲乃至严重扭曲的社会现实。

其实,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而中共的"法治国家"则与公民社会尖锐对立。中共的"维稳"、"法治",都是以将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状态为宗旨,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完全架空,扭曲为"一切权力归于中共"。但是,中共公然视"特立独行"者为敌人,让人们看到,新式"文革"的确与旧"文革"不同,它难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只能徒劳地打倒所有"特立独行"的公民。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5月号

林和立:北京利誘美軍火商放棄台灣


图为国际军火展览

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時高調指摘美國向台售武,聲稱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干涉中國內政……太霸氣了」。北京軍、政領導訪美時抗議華盛頓的台灣政策是例行公事,但這次陳老總無論語調與姿態明顯比前囂張!鷹派代表陳炳德的「霸氣論」絕非一時衝動,他彰顯了北京對台政策的重要新部署。

 台灣上下已失去警覺

從鄧小平時代一直到去年左右,北京雖然兩次在台海附近進行導彈演習,但總的方略是「防守型」:中共主要目的是防止台灣獨立,而不急於收回寶島。原因很簡單:中國難以挑戰台灣的後台老闆美國,且台灣民眾有高度「拒共防共」意識。但形勢在不斷改變!先說台灣。自從馬英九上台後兩岸「經濟融合」步伐突飛猛進,台灣經濟沒有大陸已難生存!最關鍵的是,許多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前高官與立委,甚至退休將領都爭先恐後到大陸做生意,而北京的統戰部與對台辦當然對這些貴賓提供了絕佳優惠!在對中國政治一知半解的馬英九的領導下,台灣從上到下已失去對中共的警覺!

更重要轉變當然是中國經濟與軍事的崛起與老美的相對衰退。奧巴馬總統的首要任務是搞好經濟,尤其是擴充出口以降低失業率。由胡錦濤率領的中共對台領導小組與外事領導小組,去年對台部署了嶄新的策略:從「防守型」改為「進攻型」,重點是誘使美國從減少對台售武開始逐步「放棄台灣」,同時逼迫台北與中共開始政治談判,提速「接收」台灣!

中共對美的撒手鐧是游說美國的跨國公司,尤其是在美國經濟舉足輕重的軍火商,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與通用動力等把視線從台灣一個小島轉到十四億人口的中國!中國的高幹、統戰高手與職業說客近幾年已和部份美國軍火商高層打得火熱;同時,中國駐美人員亦不計成本地籠絡已退休的美國將領和有份量的學者。

 統戰工作獲初步成效

北京所向披靡的統戰工作已獲初步成效。上月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專家格拉瑟(Charles Glaser)在《外交事務》提出「美國拋棄台灣」論;亦有學者與退休軍官主張假如台灣願意與大陸走在一起的話,華盛頓不妨讓台灣走「芬蘭模式」,即以全盤靠攏大陸換取中共不侵台的承諾。更有輿論指出,假如中台達成某種軍事互信或互不侵犯協議,華盛頓不必保留台灣關係法,而美國軍火商可戮力開發大陸千億美元的市場。畢竟在六四屠城之前,美國已開始對中國銷售殺傷力有限,如直升機與軍用運輸機等設備。

當然,不少國民黨高層,如榮譽主席連戰等沒有和中共交過手的「高級統戰對象」,每次訪問大陸都因獲得「準國家領導人級」禮遇而感到飄飄然!他們大概已不在乎在陳炳德等軍頭的眼裏,台灣不過是早晚的囊中物。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 2011年05月25日 港蘋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梁京:胡锦涛会交给习近平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2011-05-24

对于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来说,观察中共最高权力转移的过程,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煎熬的经验。现在,习近平承接大位,胡锦涛到期下台似乎已没有什么悬念。一些人相信,这种可预期的权力交接,会确保中国的大局稳定。果真如此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在国内危机濒临爆发的形势下,最高权力的这种转移方式有可能会严重加剧危机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局面更不稳定。原因之一,就是即将离任的最高当权者的"维稳"举措更加短期化,以致完全不顾后果。原因之二,各级官僚对即将来临的最高权力变化带来的新政治格局和新政策走向,不确定感大大增加,机会主义行为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急剧恶化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多年来,无论是外部观察者还是中共的内部人士,对于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可能的方式,给予了更多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经济一旦崩溃,各种危机都会被随之爆 发。最近,有两位比较独立和客观的经济评论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近期并无崩溃危险。叶檀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经济暂无崩溃之忧",她的理由是,虽然中国基本上是民营的中小企业正在遭遇灭顶之灾,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大资金正在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投资热潮远未过去,产能扩张方兴未艾"。这就是 说,中共操控的国有大资本尽管效率低下,浪费巨大,但现在还足以支撑局面。http://yetanyetan.blog.sohu.com /172409358.html

谢国忠的评论"经济放缓令人欣慰"补充了叶檀的观点,他的观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中共不仅尚有实力支撑病态的投资和增长方式,而且由于减缓了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危机恶性爆发的危险。http://21ccom.net/articles /zgyj/gqmq/2011/0521/35923.html

谢国忠的评论还指出,经济增长减速,带来了调整的好时机。问题是,任期不到两年的胡温,会做这种艰难而让后任得利的调整吗?我相信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其他方面的危机也会使得他们没有心力去做。

当局目前关注的重点除了防止恶性通胀爆发之外,就是爆发性增长的恶性社会事件和腐败丑闻。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强制拆迁引发的冲突,到恶性的执法冲突和事故伤人事件。温家宝已经不得不公开承认,社会道德滑波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对于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胡锦涛又能做什么呢?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乱世用重典"。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从5月1日开始,全国开始"酒驾入刑"。这个事件的意义其实超过了维护交通安全的范围,它说明胡锦涛要全面动用司法手段来遏制各种社会恶性事件的上升。

这一选择虽有不得已的一面,但在中国现在的形势下,其引发的后果也是当权者难以控制的。首先就是加剧民众对司法不公的抗争。目前中国的大量社会冲突都来源于 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违法。"乱世用重典"将不可避免使这类问题更严重,从而引起更强烈的反抗。目前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5月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持刀杀死两名城管。此案不仅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连《人民日报》也卷了进来。这说明胡锦涛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正在引起复杂的政治反应。

如果从习近平的立场来看胡锦涛如此维稳的后果,他恐怕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胡锦涛交给他的,不仅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中国,而且是一个监狱人满为患的中国。

历史上"乱世用重典",含义就是大开杀戒,多判死刑。但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中国那样做了。因此,胡锦涛实际上是选择把更多人投入监狱。在国际压力下, 中国的监狱也不能不维持一定的人权标准。事实上,中国已经有这样的报道,对于一些孤身而且深陷贫困的老人来说,住在监狱里比留在外面更安全,也更有'保障',不仅有饭吃,而且能看病。

大量兴修监狱,倒是一方面可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一方面支持"维稳",甚至为一些走头无路而"自愿"坐牢的老人提供"保障"。但这样的中国即使能够做到不崩溃,又有什么价值呢?

――RFA

苦胆:“涛”声依旧



 图为五月六日胡锦涛(左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外宾

胡锦涛于200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于2003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又于2004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迄今已在党政军“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八、九个年头了,连头带尾算起来,将近十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从明年的十八大开始,胡锦涛就要陆续“交班”了。

江泽民当政时期的状况,时人记忆犹新,那是“乱麻里掺猪毛——一团糟”。国人由于对江的极度不满,故而对胡锦涛寄予厚望。特别是在他就任国家主席与温家宝就任国务院总理不久,做了两件合乎老百姓胃口的事情,一时教人产生了“胡温新政”的幻觉。世人以为胡锦涛要在执政为民的道路上大展宏图了,孰料,事与愿违。

八、九年一晃而过,国人多半已看清:胡锦涛走的是一党专政的老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大陆的情形一仍其旧:

社会不公依旧,人权缺失依旧,道德沦丧依旧,人祸频仍依旧,官员腐败依旧,集权专制依旧……

镇压异议人士依旧,迫害法轮功依旧,抓捕揭真相记者依旧,监控和屏蔽网络依旧,钳制舆论依旧……

矿难依旧,坍桥依旧,毒食品依旧,强拆强迁依旧,环境污染依旧,就业难依旧,新三座大山依旧,百姓的冤屈与痛苦依旧……

概言之,“涛”声依旧。胡锦涛的所言所行,完全是共产党罪恶统治的延续。甚至可以这么讲,胡锦涛掌权阶段的中国社会,某些方面的糟糕现象和严重程度,与江泽民执政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今,“锦涛”两字,在贪官听来是“紧掏”,在股民听来是“尽套”,在被欠薪的农民工听来是“劲讨”,在不少向往自由的中国人听来是“竞逃”……

由此可见:如若没有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并形成合力,没有国际社会强有力的推动,而一味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共政权,期待权贵集团中有谁能自发变革,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已经逝去的八、九年时间,是“涛”声依旧;剩下的一年多时间,会不会仍将是“涛”声依旧?

凭那张过期的航线不对路的旧船票,是登不上民主的客船的。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秦永敏:坐牢专业户再次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为邵阳牢狱致残民运人士李旺阳发起救助活动捐款一千元被判行政拘留十天罚款200元

无奈求助中国残联主席联合国人权奖获得者邓朴方请求其为李旺阳生存权提供道义帮助

回应武汉公安局善意规劝  除中国人权观察当前不会也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组织活动

回到家中 两台电脑几个U盘内容全部被清空 几百万字残存文稿再次惨遭洗劫

万般无奈 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成立中国人权问题特别工作组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二出拘留所声明 

本人今年春节因全国各地朋友要来拜年被行政拘留十天后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因为呼吁救助并捐款帮助他人再次被判行政拘留十天并罚款200元,关押期间电脑以及U盘被以检查为名全部资料都被清空,再次庄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诉要求成立中国人权问题特别工作组。

                               一
            
为救助李旺阳被判行政拘留十天罚款200元

2011年5月13日上午十点,武汉市青山区国保张队长和新沟桥派出所户籍周光建刑警王辉一月之内第三次一起光临寒舍,将本人带到新沟桥派出所后,仍由王辉对进行问讯,这一次王刑警倒十分理性而简洁,没有再装腔作势地一一询问姓名性别之类,自己填完了常规性项目之后, 首先拿出一份打印材料问:“这是你写的吧?”
我接过一看便回应他到:“这封致海外和国际人士的感谢信是三月分写的,自那时到现在你们已经传唤我多次,怎么还拿着说事?”
张队长说:“这是以前漏掉的。”
我边签边说:“不过是一份感谢信而已,能有几大个事?要这样纠缠,你们怎么不把1970年第一次抓我的‘恶攻’材料都找出来治我的罪?”
王辉又拿出一份材料:“这是你最近搞的吧?”
我接过一看:“是的,这个救助湖南邵阳牢狱致残者李旺阳的呼吁书是我最近搞的,但是,我只是在私人朋友中进行呼吁,并没有公开,一没有发给媒体,二没有弄到网上。”
王辉说:“这是我们从网上查获的,而且媒体也报道了。”
我边签边指出:“今天的世界保密工作已经非常困难,中共中央绝密文件也大量见于网络,何况我们的网络通信全部在国家的监控之中?我本人的电脑上次被你们以搜查为名弄过去后还加载了硬件,我的邮箱要么被你们黑了,要么你们能任意打开,从这种请况看,还不能排除是你们泄露出去的。”
继而,张队长拿出几十份打印材料说:“这都是你的东西吧?你签一下。”
本人接过一看,全部是和自己有关的国际传媒的报道,就把它们还给他说:“你们从事法律工作的应该懂得这个常识,两个对话者之间的记录可以要求对方签字,其中一人单方面公布的东西,没有理由强迫另一方面认可,这些东西凭什么叫我签字?”
最后,刑警王辉拿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本人发起救助李旺阳并捐款一千元为由对本人处以行政拘留十天罚款200元的处罚。
救助残疾人居然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仅拘留十天而且还要罚款,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莫此为甚!对这种荒唐的惩处本人的回答是:“要我去坐多长的牢都可以,这个字我不会签,这个钱我也不会付。”
这一次,王辉倒始终没有为难,在拘留所门口也只采取了“利诱”方式,以开皇恩大赐的口气说:“你最好还是签了,你签了我就给你一份!”
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半个月前传唤我时居然不给传唤单我,直到我要求公安局长来解决问题才被迫依法办事。然而,我不稀罕他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理睬他就走进了拘留所里。
                                二
         向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转交对李汪洋的救助责任

鉴于以上情况,本人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已尽到责任,面对当局的全面高压再也无能为力,只好转而替李旺阳求助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
邓朴方主席:你应该从你自己和你的刘伯伯身上早已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力是不足以保护人身权利的,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手握宪法还是死于非命,你作为副总理的儿子也被迫害得高位截瘫,当然更近的实例还多得很,无需我一一细数当代国际枭雄们的可悲下场,所以,你正确的选择了做一个人权拥护者,真是可喜可贺,因为只有人权至上才可以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
但你作为联合国人权奖获得者是否名至实归?
若果如此,一定会接替鄙人接下酷刑致残的李旺阳所需的人道帮助大任!
和你一样,李旺阳本是健康人,却因为政治迫害在湖南龙溪监狱和赤山监狱坐牢21年而落下比你更严重十倍的残疾——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一耳失聪。
和你不一样,他没有一个好爸爸,虽有个好妹妹和好妹夫,却也被整得无法生存,连住房都毁了多年也不赔偿!
面对2011年5月5日出狱的李旺阳毫无生活出路的惨况,本人慨然发动友人予以捐助的结果是坐牢罚款,从而被剥夺了帮助他的权利。
而你呢,作为中国残联主席不仅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条件去帮助他。我相信,只要你真心过问此人此事,以你的身份和地位就一定能够做到!
所以,我本人在被迫半途而废之余,正好郑重的请求你和你所掌控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衷心希望你们担负起要求向因政治迫害致残的湖南邵阳市民李旺阳提供人道帮助的社会责任!
我本人虽然没法和你对话,但是,和你一样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在此,我就拜托所有关心此事的国际媒体人代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向你这个中国残疾人协会主席转交对李旺阳先生的救助责任吧!

三

感谢武汉公安局提醒不搞中国人权观察以外的组织

七天之后,也就是2011.5.20日上午10时,正在青山区拘留所107号坐牢的本人忽然接到去询问室的命令。
原来是久违了的武汉市公安局一处的辛先生。
和他同来的还有饶先生,这饶先生7天前我倒见过。1990年代以前和我打交道的都是市局一处的,2010年回来后多次抓我的人都是青山分局以下的,不过我清楚分局以下的人不过是出面者,真正对付我的还是市局的人,但他们通常只躲在远处。7天前也就是2011.5.13那天,躲在一边的饶先生被走出派出所上警车等我撞个正着,我笑道:“怎么今天亲自出面了?”他却支支吾吾的走开了。
辛先生年约三十,戴副眼镜,面相斯文,谈吐不俗,一见他在隔离栏对面我就笑道:“一别五个月又见面了,看来你是有重任在身。”
他马上拿出一份《检查证》递给我说:“等一下要对你的住处进行检查。”
“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要烦你们一个月抄几次家?何况你们每次抄家都不让我在场,我丢了那么多东西你们都不认账!这种做法未免太没有道理了吧?”
我一听愤愤地说,接着介绍了五个月来因为抄家而丢失的东西:一月被行政拘留时丢了一千九百块钱,4月15号抄家丢了银行资料,4月26日抄家丢了中国电讯的上网资料和身份证,而且,就连登记不全的没收清单,王辉让我签字以后也不给我(好歹被我强讨回来)!“你们这次抓我来更没有道理,凭什么呼吁救助一个残疾人为他捐助一千块钱就要行政拘留十天罚款200元/?”
“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又去坐牢。”他似乎有所指地说。
“去年11月29日你在场,汉阳监狱抢走我两千万字的文稿,你们随后把我绑架了出来,既然你们武汉市公安局能把我从监狱里绑架出来,当然也能把我再绑架到监狱里去。”我冷冷地应道。“五个月来我基本上没有出门,能犯什么法?”
“但是你在网上发东西。”
“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我驳斥道。
“这方面,一回来就已经告诉了你,不管你怎么想,中国的法律你必须遵守,
进不进监狱取决于你自己,”他以这么一个理由把话岔开,“我们这回来找你,是要和你谈另一件事情。你现在是不是在搞组织?”
“我一出狱就发过申明:中国民主党属于未来,中国人权观察恢复运作。”
“我现在找你谈的是关于搞《中国民主运动受难者救助协会》组织的问题。你是不是在当会长?”
“我没有在国内搞中国人权观察以外的任何组织,至于在国外,我的头衔太多了,更显赫的还有几个!”
“你认识刘璐吧?”
“我在家里没出门,到哪里去认识他?”
“我说的是在网上。”
“我在网上认识的人就多了。”
“还有浙江的某某某,贵阳的某某。”
“你可以看看我的档案,在和公检法打交道到的时候,几十年来,我从来不提任何人的名字。”我郑重的告诉他。
“你还指定资助了武汉的李铁,四川的刘贤斌,陈卫、、、、、、”
这当然是事实。
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我有责任起一点中介作用,让那些愿意资助的个人(不管他们代表什么组织)把他们的钱寄给那些需要受到帮助的人。因为处于瓜田李下,我的原则是自己不经手一分钱,以免任何中饱私囊的嫌疑,故仅仅帮忙指定一下。
“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这两件事:第一向你了解你搞这个组织的情况,第二,告诉你,如果你搞组织,就要负法律责任。”辛先生最后说道。
我告诉他:“我没有在国内搞除中国人权观察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你说的那个组织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古人云:不教而诛谓之暴,从今天的中国国情来看,应当说,辛先生的这次询问是一个善意的表示,和从前望风扑影、锻炼周纳比起来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对此,我要再次申明:本人将坚持半年前出狱时宣布的方针,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除了中国人权观察以外不会从事任何其他组织活动。
                            
  四
       
清空文字工作者电脑内容就是毁灭私人家财 天理何在

2011年5月23日坐完牢回到家中,向武汉公安局来家中搜查时到场的亲戚询问搜查的情况时得知,来人没有留下任何没收物品清单,但是,却从电脑中拿去了一个东西,那东西不像是U盘。
随即,我打开两台电脑进行检查,惊讶的发现我的两台电脑里的全部资料居然被清空了!
五个月来,我的电脑里因为内容太多一直不得不进行压缩,特别是经常要用的“我的文档”里面更是塞满了东西,没想这次一打开,里面却只剩下了一点程序!
随后,无论打开哪一个,里面都同样如此!
真是欲哭无泪!本人十六岁开始写书,也开始坐牢,一辈子写的东西大部分被当局抄收去了。几个月前离开汉阳监狱,又是两千万字的文稿被副监狱长赵江利抢走,回来后赶写的一本书《新前年初中国监狱黑幕》已完成一半(25万字),另一半的文本资料在4月15日的抄家中被抄走,没想到,这一次武汉有关当局做得更绝,居然把电脑里东西也在全部下载之后清空了!
再检查U盘,抽屉里的所有U盘的内容也已经被清空!
须知,我的电脑里还有本人此生几十年来侥幸没被抄去的几百万字其他文稿的打印件,如此以来也全部没了!
当然中国人权观察的全部文字资料更在劫难逃!
应当指出,早在4月15日的搜查中,武汉当局就把我的电脑弄去过,而且在里面加载了硬件,这样,我的电脑早就没有秘密可言,所有邮箱居然都被联通了,所有邮件我自己还没打开人家就把来信看了。
虽说没人愿意隐私被偷窥,但我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被当局全部掌握我也认了,可是,哪成想当局掌控还不够,还要来毁灭我电脑里的全部资料,这种做法,和毁灭一个人家中的所有财产有什么区别?
须知,文字工作者的私人电脑就是他的全部智慧财产啊。
不知道中国的哪条法律规定,公安局可以在公民的电脑里任意加载监控硬件?
不知道中国的哪条法律规定,公安局可以任意把公民的电脑的内容清空?
真是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看贤愚枉作天”!茫茫神州,天理何在?漫漫长夜,红日安有?  既然中国无理可讲,我也就只好求助联合国了!

五

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中国人权问题工作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长久以来,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说,准确的说是要向你们投诉,今天,刚被关押十天的我由于一系列遭遇,终于忍无可忍了,不能不向你们大声疾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当立即成立中国人权问题特别工作组!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立国之一,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签署了所有联合国人权公约。然而,不要说我此生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坐了20几年牢,也不要说出狱半年来的非法迫害,就看看最近这一个月当局对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进行的几次毫无理由的抓捕吧!2011年4月15日,武汉公安局下属工作人员王辉居然为我接受国际传媒采访在传唤我时对我破口大骂:“狗屁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我们中国不起他那一套!只要你再对人家瞎说就缝你的嘴,你动手就砍你的手,你动脚就砍你的脚你的脚,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我们的办法多得很,联合国算什么东西,还管到我们头上了?”与此同时把我的家抄了,将我的大量文字资料抄走。4月26日,再次毫无理由的把我抓去后又抄了我的家,并且让我签字后却不把没收清单给而我,直到我见此要求公安局长来解决问题,才在一两小时以后把没收清单给我,然而,事后我才发现还有大量物品并没有列进,包括我的全部银行资料和上网资料,甚至连身份证也收走了。5月13日,就因为我为酷刑致残的李旺阳发起救助并捐款一千元而对我处以行政拘留十天罚款200元的处分。这且不说,又于5月20日在通知了牢中的我一句后就对我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三次抄家,和以往一样又是在我家中无人的情况下为所欲为,我回来才发现,当局居然把我电脑里几百万字的文稿全部清空了!此前几个月,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仅仅害怕有朋友从全国各地来看我就把我弄去关押十天,期间我的一千九百块钱在家里也不见了!仅从本人的上述经历就可以知道,在中国,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基本人权都毫无保障,当局随时随地可以任意侵犯不说,而且联合国人权公约本身在中国的掌权者手上都是随时以加以嘲笑谩骂侮辱的对象!
当然,人所共知,在中国,比我本人遭受的人权迫害严重十倍百倍的情况都是广泛存在的。
以当局这次抓我是因为我发起救助李旺阳而论,李旺阳1989年因搞“工自联”判刑13年,一进龙溪监狱就被打残,到2000年出狱时已经要人搀扶,不久就瘫痪了,为此到湖南邵阳市委请愿又判十年,并将其妹判劳教3年,把其妹夫赶出工厂,2004年连他们的住房也毁了并且一直不给任何赔偿!今年(2011)5月出狱时李旺阳已经完全瘫痪,双目失明,耳朵也快听不见了,当局为了丢包袱又强迫其妹妹把她接回!其妹被当局逼得无法生存,一家三口借住20平米的小屋,还怎么照护他?而我作为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为他向朋友私下呼吁居然又被抓去坐牢罚款!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权怎么可能取得进步?中国的人权事业又怎么开展?
中国的人权事业当然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来进行。
然而,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离开了国际社会的帮扶,中国的人权是绝对没有希望迅速改善的。
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有责任帮助落后国家,也有责任督促成员国履行义务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其已签署的人权公约行事。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它们,在本国政府缺乏遵守它们的能力的情况下,理当接受联合国的指导和帮助。所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中国人权问题特别工作组,负责指导中国的人权事业,督促中国政府当局依其签署的人权公约行事,受理中国的人权投诉个案,应当说顺天应人,合情合理,于中国大众更恰如久旱禾苗望甘霖!
据此,本人特向你们郑重呼吁并且强烈要求你们尽快成立中国人权问题特别工作组!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
                                                   2011.5.23

姜维平:温家宝去意已决?

图为温家宝在日本福岛灾区慰问

当戈尔巴乔夫八十寿辰,人们在伦敦以盛大的慈善演唱会,为他庆祝之时,中国的总理温家宝三十日却在日本結束了为期兩天的訪問行程,他會見當地華僑和使館人員 時,竟然一度眼泛泪光,他說後年任期屆滿前,不知道是否有机會再到日本訪問,他说,感激所有人員所鋪的路和付出,說毕除下了眼鏡,用手拭眼。我看,与其说 他是对使馆人员依依不舍,不如说是去意已决,担心身后遭到同僚的整肃,如果读过香港《新维月刊》的最新报道,就会知道,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大,中南海高层的 裂变会把中国带向何处?谁也难以预测。

新华社的报道说,溫家寶跟華僑和使館人員時表示,他在任總理九年以來曾兩次訪日,都正值中日关系的关鍵時期, 2007年是一次破冰之旅,這次是在中日明年建交 40周年之前,而兩國關系道路並不平坦,他就已同六名日本首相合作過,深深體會到要處理好中日關系,必先要加深兩國人民的感情。我想,温家宝去日本出席中日韩峰会是例行公事,但深入灾区福岛访问(见图),却令人意外,很可能是他兴之所致,并非中南海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所以,他21日坦诚是自己决断要去的,或者说高 层对此有异议,他已经预感到,但为何要这样做?


海外的媒体报道说,這次日本人經歷了 311地震、海嘯和核災,溫家宝表示︰“一個國家,一個人,當他受到困難,有了危難的時候,你表現出同情,施出援助之手,他不會忘記。”他在前几天一抵達 日本,就先探訪災區宮城縣和福島縣的災民,令當地災民大為感動,並且說福島很少有大人物光臨。这充分说明温家宝希望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观众,都知道他 是雪中送炭的,这当然符合他一惯的思想性格和行事作风。
不 过,正值中国政治的多事之际,温家宝由于高调鼓吹政改而陷入了孤立,我们已经从以往吴邦国的“五不搞”讲话,和薄熙来的直言“不怕说三道四”,以及李长 春,贺国强,周有康,李源潮,习近平轮流下重庆表态,看出了中南海的风向标,不过,《人民日报》有关异质思维和言论自由的社论以及李庄律师命运的巨变,又 使我们怀疑自己的眼睛,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共党内派别的公开化是一个进步,而合法化也是早晚的事,问题是,谁战胜谁将影响中国的命运,而十八大前后就会 初见分晓。


显然,历史把溫家寶推到了一个时代的焦点上,他的悲壮在于讲出了中国致命的弱点:不改革死路一条,而政治改革有可能葬送共产党的前程;他的悲哀在于他是利益 集团中的一员,并被政敌已经抓住了把柄,《新维月刊》今年5月号题为《总理家人涉刘志军案》一文,就透露得淋漓尽致。当大家抱成一团说谎的时候,有一个人讲了真话,于是,他人皆惊,并会立即用放大镜观察他的瑕疵,而他的儿子恰恰聚焦了别人的目光,因此,假如他落入了由薄熙来参与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必被整 肃,是毫无疑问的。这可能是他忧心忡忡的主要原因吧!


或许历史事件的偶现是要提醒温家宝之类的中共高官,他们原本有更好的选择,不论你是什麽派,都可以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安享晚年。海外多维网今天的一篇文章 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迎来了自己80岁的生日,在伦敦艾伯特音乐厅(London Royal Albert Hall),人们举办盛大的慈善演唱会为他庆祝生日。演唱会上众星云集,高朋满座。组织者计划通过演唱会筹集500万英镑善款,用于癌症慈善机构。戈尔巴 乔夫以她妻子命名的赖莎基金会(Raisa Foundation)也将从中受益。而在俄罗斯国内,总统梅德韦杰夫刚刚授予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最高的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他担任苏共领导人期间的 大幅画像也在克里姆林宫展出。自1991年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在冷暖世态和功过争议中一路走来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名利双收,似乎步入人生征途的又 一个春天。我想,这位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的老人,20年间,之所以过得有滋有味,就是因为他有新思维,他把前苏联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中共领导人呢,却以经济奇迹证明自己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无比,但又坐在火山口上,深感危机四伏,草木皆兵,整天抓人,对国民施以高压,甚至连文人“躺在时间的河流 上怀念”他人,都不允许,殊不知在强迫他人失踪的同时,也埋下了自己随时被整肃和诬陷的种子,温家宝的伤心和不安就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其实,中共的领导人,只需做一件事就能改变一切,既挽救共产党,以及所有的党派,又能促成中国的统一大业,还不伤及1840年以来国人伤痕累累的自尊心:胡 锦涛在下次会见马英九时说,中共愿意恢复第四次和谈,欢迎你们在大陆设支部,发展党员,合法活动,我也代表8000万党员到民政局登记,我们既然是“三个 代表”,就不怕你们和我公开竞选,也不怕其他的党派与我打擂台……这样一来,由过去的“杀人头”变成“数人头”,中华民族接受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美国及西方国家还能多嘴多舌说什麽?权力的授予走向由上级变成了下级民选,岂能不根治行贿受贿和官民冲突?老百姓还能报怨什麽?我 想,温家宝八次高谈政改,时而激愤,时而伤感,我们时而雾里看花,时而欢欣鼓舞,都是因为他身陷矛盾而不能自拔:不讲吧,心里不爽,还想离职后,留下英 名,讲过了吧,又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触及政权的疼处,会车毁人亡。就是在这种进退两难之中煎熬,行前即18日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似要与三峡工程撇清 责任,现在,又要借福岛之行寻求国际民意的强力支持,仿佛在向他的政敌说,你别轻举妄动啊,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的威望直线上升!不论是否如此, 这足以表明,高处不胜寒,他在最后的一年多任期里将度日如年。


或许戈尔巴乔夫的作法可供中共,也供我们每个人参考,为了中国早日民主转型成功,我认为,“街头革命”和狂呼乱喊,不如响应温家宝的号召,自上而下地主动地 进行改革,而眼下急需的是包容与大度,即对高层贪腐的赦免。据多维网的报道,20年前,苏联解体,总统戈尔巴乔夫陷入人生中一段最为阴暗的低谷。他为了个 人荣辱和家庭生计,不得不放下总统的尊严,就下台条件和叶利钦、亚科夫列夫等当权派讨价还价。最后商定的结果是:叶利钦许诺保证给他退休金、吉尔牌轿车等 退休待遇,戈尔巴乔夫必须在1月7-8日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别墅。 这还不够,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信心,要求免除他对所发生的一切的法律责 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干嘛要免除法律责任呢?”这或许纯属形式问题,君子之间没有必要讨论。自认问心无愧的戈尔巴乔夫立马在辞职书上 签了字。


我想,这一情节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包括温家宝的家人在内,也包括前任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由于制度的弊端,他们可能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腐败和枉法问题, 如果我们一再鼓吹大面积清算,虽是伸张正义,解恨爽快,却大大地推迟和延缓了中国社会民主和平转型的时机,他们因为恐惧而拼死抵抗,其强烈的反弹使更多的 民运人士流血牺牲,或坐牢,或流亡,故此,本人认为,为了保住已有的经济成果,为了中华民族长远的目标,为了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其鼓噪茉莉花革命,以 致不断失败而接力式坐牢,不如善意回应温家宝的政改思路,展开宽广的政治胸怀,抓紧历史的有力时机,促使中共领导人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签约,而后去写回忆 录,给中国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不必像赵紫阳那样被软禁至死。如果能够实现双赢,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2011年5月23日于多伦多。
{《纵览中国》2011年5月23日首发}作者供稿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黄翔:“告别革命”首先告别“红色暴虐”――濒临极限的中国现实危机

一代暴君倒下了/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
他倒下了/他的头顶上/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万万千千星球照样运转/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在广漠的宇宙世界中/象死去一片树叶子/象消失一声鸟音/象掉落一粒微尘
……
他用流血的鞭子尺度/精神自由的空间/他不许思想作声/甚至一声咳嗽/他划定生活的圈地/管制人类的渴望冲动与热望/他在人的头脑中布下岗哨/监视着每一个人在想些什么和他的自然的嗜欲
……

一一《倒下的偶象》1976年9月9日即兴


当下传媒突然又冒出“告别革命”的噪音。
其意蕴并不在于深化改革,而是维护现行体制不变、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共产党既以“暴力革命”手段成功夺取了政权,那么现行体制就不能再以“任何形式”与“任何意义”的革命取代。
一句话,毛生前开创的现代“红色皇权”应世代承袭,
以确保精神上的“毛子毛孙”持续执政、永远享有“权力和财富”的双重特权,尽管“精神施虐狂”毛泽东的遗产正濒临末日,为社会文明发展所拒绝和否定,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超高压危机极限中!
中共以“自由、民主”为召唤,以“暴力与血腥”的“革命”起家,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需要“告别”的是“促进社会变革”的“革命”吗?!不!中国要告别的是异质于本土人文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偶象”和僵卧于天安门广场的“毛尸”!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以武装暴力推翻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华民国的“红色暴虐”与“极权体制”!!!

“告别革命”,首先要弄清楚“告别”什么样性质的“革命”?!


   “革命”的本义无可非议,那是意味着事物新陈代谢、社会的变革发展。但“革命”并不绝对等同于“暴力与血腥”的代名词,那是马列毛式的“革命”霸凌宣示和唯一解释。
革命有人文意识的革命、心理和精神的革命、社会“和平演变”的“
非暴力革命”、当前影响广泛的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不同形式的“革命”并非与毛泽东早年的“砍头革命”和晚年的“文革浩劫”等同,或意味着血淋淋的暴力革命在“现代时空”下重现!

但不管处于何种形式的“革命”,一个曾经以“革命”
的名义无端砍杀了数不清的人头的执政党,必惧怕自己的宝座坐镇不稳而惶惶不可终日!而一个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革命者必坦然面对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走向、主动跻身和引领潮流!!!
   “革命”永远是时代变革的进程、历史和现实演变的趋势,
永远是取代旧有事物的全新局面的出现,其趋势谁也遏制不了、其本义谁也无从“告别”?!在通常情况或势态下,它绝非专指“共产革命”的暴力和血腥,除非你心性扭曲、脑子进水?!
   仅就当代世界范围的“茉莉花革命”而言,
只要自身视自身执政合法和顺应民心,自己不心虚和对自己有信心,哪来如此惶恐不安、防不胜防、草木皆兵、乱抓乱捕而丑态百出的现象并让人成为笑谈?!面对“茉莉花”持正常和坦然姿态,象同种同文却“不同体制”的台湾、美国民主社会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样在“茉莉花”海啸或旋风中安安静静、纹丝不乱吗?对照一下别人、将自己反复强调的不同于人的“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两相比较一下,不就各自真相还原、经纬分明了吗?!
一个自毛以来肆意践踏公民权益、
今日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暴虐体制是不是该面对挑战、该脱胎换骨了?!实施这样的体制的执政党究竟是“社会公仆”还是“全民主宰”?全民早已心知肚明、一清二楚,执政当局自己还不该头脑清醒、心智正常?!

对自身体制是优是劣?永远视而不见、装糊涂、以谎言掩盖真相,
永远的“不清醒”、“不正常”就必然逼出意想不到的社会畸形突变的“革命”特例!!!这是有违初衷的!是历经内乱和内斗的“国共战争”和毛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谁也不乐见的!

中国社会现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现行体制变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不变也得变!小变不如“大”变!假变不如“真”变!形变不如“质”变!

切忌为维护“既得利益”、“享有特权”者在此过程中“
万变不离其宗”!!!

依据史料和史学家的权威论断,“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为“非法窃国篡权”,其现实和历史劣迹斑斑。面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转型、面对21世纪时风新潮中的80后、90后具逆反心理和性情的一代,当权的执政党也早该有自知之明、“改名换姓”另立称号了?!
中国人要“告别”的是革命的“暴力与血腥”;要“告别”
的是执政党的独裁与专制!!!

“告别革命”首先是全民告别“文化大革命”!“告别文化大革命”
首先告别“毛泽东思想”!“告别毛泽东思想”首先“告别昔日共产党和变革今日共产党”!

不是毛时代所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是今日的“
执政广告”所言的“跟着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举世心中明白“没有现今和以往”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开创出伟大中华民族文明的一片新天新地!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相比较,海峡两岸的人民“嘴上不说”却“心中有数”,相信全中国人民都认同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华民国,认同开放言论自由、没有“网禁、报禁、党禁”的民主体制而不是以马列毛为衣钵的暴力专制!!!
而当下的中国,包括国内外“反对党”在内的任何党派,
唯有顺应民心、独具公信力者才有可能合法拥有执政权力的“最大公约数”!!!

当代中国大陆,经济有起色、人文无尊严!人文无尊严、
世风大堕落!道德大滑坡!执政无基础!社会必变迁!

“革命”如棋艺,棋局千变万化,棋盘却无从“告别”!“政治”
似书法,书法是艺术而远非僵化的技术,更非“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左写、右写、正写、倒写”一类的纯“书写”式的雕虫小技,而是艺术创造的天赋表现!其中有精神隐涵、有视觉美感、有心灵感应。
书法线条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构图、是另类“绘画”。
书法线条运动中有诗、有哲学、有隐涵其中的人体宇宙宗教。
从广义的精神视角看,“革命”如此、“政治”如此、“治国”
同样如此。
不懂“革命”丰富内涵就别侈谈“告别革命”!不懂“政治”
行为艺术,就别赖在舞台上拙劣表演和扭捏作态。不该你上场别强争上台!该你下台趁早退回幕后、别碍手碍脚、丢人现眼!不懂“治国”之术如笔下的狂草书法,其线条运动天然自存。线条和构图整体的“流动”,绝非墨守成规、呆头呆脑族的“一撇一捺”!有大智慧者必有创意!不视前人规范如道德楷模、半步不敢超规越矩,而是独步传统“思维与表现”的“禁区”或“雷池”!!!

成功的革命者或政治家,不是匠气十足的“革命”或“政治”工匠,
而是与生俱来拥有叱咤风云、变革时尚的大才智与勇气的艺术家!玩的是“政治狂草”和“革命棋艺”!这类人的人文精神视野应具“冠军”或“大师”层次。只懂一味打压和封杀异端、不具现代文明素质和精神襟怀者,死命玩“治国安邦”却自觉缺少雄才大略、玩得力不从心!想玩玩不转!

现代开放社会“政治”是什么?就是勇于倾听“逆反之声”!
宽于容纳“异端之人”!对“国是”不取孤岛或内陆式“井、泉、河、湖”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各式网状羁绊。与其小家子的思想、精神领域的“井禁”、“泉禁”、“河禁”、“湖禁”不如开通四通八达、互通信息的网络和传媒布局!与其“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海禁”,不如敞开“海纳百川”的辽阔视野和坦荡襟怀面对全球!!!
江河中,水道越窄小、狭隘处,水流越湍急、越迫切、越不通畅,
浪花因之而骚乱、漩涡因之而暗藏。
不拘泥心术、权谋、不弄虚作假的政治光明磊落!
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心中,才能真正见出和自然凸显“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盛世画面!!!

中国经济发展不惜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底层劳动力的廉价付出、
巧立名目的层层榨取、盘剥为代价,其结构是一种扭曲结构,其内质是一种类“地沟油”经济性质。“声势浩大”的“发展表象”为虚,“不择手段”的“炼油谋利”是实。从长远看,此类架起大铁锅“炼油致富”者,早晚必在“炼油”过程中滑脚油锅,自食“血本高昂”的“畸形经济”发展恶果!

而中国“意识形态”党文化,较之民族人文菁华,两者天上地下、
不可同日而语!此类“文化”如精神“核辐射”,浅则头脑失智、深则心身瘫痪、造就数代心智残疾的愚民。同别人相比较,如先天弱智,面对广博世界,自行贬损数千年灿烂历史文明的壮丽!自我矮化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文尊严!

一代人感染此种核辐射者,自身精神畸形扭曲,后人必成“
文化怪胎”。而正常、健全的“精神人体”受孕和分娩于“天地人”合一的大自由时空中而非经由党八股“克隆”成形!

这个时代不是由“党”决定一切的时代,新新人类普遍对“
党权高于一切”乃至“高于人权”的社会环境内心产生质疑,精神上感觉窒息和压抑!或天然具有逆反心理,同社会环境相抵触;或无奈“穿越时空”,从古远朝代寻求一丝慰藉。年青和超年青的一代人,面对和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不由父辈更不由“党”设定,而是由与生俱来的感觉判别,由个人喜好和趣味决定。“啥都无所谓,只要我喜欢!”这是个玩“滚他妈的蛋”的时代,岂容一切一成不变、全由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党”独家操控和全面笼罩?!

互联网中的世界浩瀚无垠,且看人家“我思、我想、我言、我行”
活得多率真、多性情、多鲜活?!尤其是“走出中国又重返中国”的海归,眼中自有一把尺度!心中自有一片风景!但生活绝非全由“红色”涂抹,活着理应是五彩斑斓的人生!!!

年青人非“精神蚁穴”安居者,一个个与生俱来的精神“
斯巴达克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大自然中的“自然”,拒绝“意识形态”的无聊雕琢和打磨!生活不是失去天然光照的地下熔洞,生命不是黑暗死水中的“盲目鱼”!每一个人都是一架天生桥,从当下架往自主的未来!每一生命个体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声叫喊都必有回音!!!

每一个人都是矗立于地表的孤岩绝壁,千差万别、千奇百怪、
外力强权中独立自存!

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人的声音在偌大世界的隐形空间中“惊天地、
泣鬼神”千回百应!!!这是一个高科技世纪,无影无形、无声无息中,世间恶鬼邪魔每一个瞬间都必面对人类“公义之剑”的“斩首行动”!!!

父辈和祖辈脸部表情刻板如顽石,嘴中是封住的雷鸣、
心中是屏遮的云空。每一个自然人都甘于“自囚于沉默”、一代延续又一代!一生只见过“党”为自己“画出的天地”,却封杀了千姿百态的“精神个体”嶙峋的风景!
人生永远是“心灵枯水”的季节,却没有滴水的青翠和润湿的时空!

风景的创造与发现需要的是勇气,万千风景在“党文化”
的精神地域之外。唯有一代新人敢于寻觅和面对陌生的风景,他们是自由的“精神旅游者”,不给“护照”、不给“签证”就自行闯关。
胆量就是“生命自由”的护照!勇气就是“独立精神”的签证!
这是不需要“党妈妈”扶植、而是“自己牵引自己”的一代!
这是不做“短尾兔”、“缩头龟”、“断翅鹰”的一代!不在愚昧与弱智的淤泥中徒然挣扎!追求凌空展翅式的“刺激”与“俯瞰”!
当下与未来就如“时空大峡谷”中的两座险峰,一代人就是敢于在“
超高速”和“超现实”滑索上遨翔的“空中飞人”!!!

一个国家应有精神高度、而当今中国没有!一个民族应有人文尊严、
而当今中国缺失!独具民族和地域文明背景的文化,绝非一个执政党的
“意识形态”的说教!绝非党化“思维与表现”的命定贫弱和苍白!
!!

与前人迥然有别,这是一个充满精神叛逆和多重人生选择的时代!
这是一代人自主改写自身命运的时代!

一个举国告别“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
全民清算毛泽东政治罪行的时代来临!把毛遗体从天安门广场移送韶山冲“归宿”迫在眉睫!几代人、尤其新一代人心中早没有“一具腐尸”盘踞其中和安然躺卧的余地!

对民主墙以后出生的一代新新人类,共和国不是一片虚幻的空间,
也不是一种空泛观念中的群体组合。
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都具有独立的意识,都是一个自主的“
共和国”!
如果说过去的皇权时代帝王只有一个,那么现代帝王假以“党”
的名义就是高高低低、不同阶层的“一群”!甚至一个普通警察或地方官员,也形同作威作福一方的“土皇帝”!
“告别革命”首先就是告别一党之私、一党之欲、一党特权、
一党专制、一党独裁!众生平等!天经地义!

权不等同于“法”!法不等同于“党”!而“党”异质而非同义于“
挡”!

什么视线都被遮了,什么空间都被拦了,生存的全部时空,
全部意义和价值都为一党所取代、所包含,人活在当下,上、下、左、右、前、后都是一个“挡”字?!
挡什么?挡“异议、上访、维权”、挡“新闻、出版、言论自由”、
挡文化上“多元兼容”、挡政治上“多党共存”、挡宗教上“信仰自由”、挡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挡“众生平等”和“天赋人权”、挡每一“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挡每一个社会公民“健全发展”和“公平竞争”的自由权利和平等机遇!挡几代人投生人世、跻身红尘的全部珍贵的人生岁月!!!
中国,现代人类“生命自由”何在?!“社会民主”何在?!
一个人为导致现代人类“精神生命萎缩”的非公义社会!!!
在当代中国,“特权”高于“人权”!!!
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养尊处优、为所欲为,底层社会群体在生存线上徒劳挣扎!中国现今的体制下,内外压力趋于饱和!天怒人怨濒于爆炸!要“告别革命”,首先公开清算昔日毛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清算毛在历届“政治运动”中给全民带来的创伤和全部罪行!今日沿袭毛制者无论执政党或个别权势人物别无选择,唯有变革毫无公信可言的社会体制,改弦易辙中寻求社会和一己生机和出路!!!

全民积蓄已久的不满能量超社会负荷与承载力,这无异于“
现实高压”中的“超现实警讯”:不可“人为控制”也不可“超前预测”的社会大裂变,极可能突然崩发于任何形式、任何瞬间!!!


2011年5月16日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朱学渊:中共三元混战

既然民间有共产、尊孔、改革三种思潮,共产党就设下了三个光说不练的角色去应付,三百六十个角度,胡锦涛、温家宝、薄熙来各人只管一百二十度……



中 国的前途很迷茫,有的人主张走毛泽东的共产老路,有的人主张走孔夫子的传统老路,当然还有人主张走全盘西化的宪政新路。因此中国人的政治斗争是三元混战, 是不同于阿拉伯世界,也不同于俄罗斯的。俄罗斯的普世价值与共产余孽的斗争则已经基本完成,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是普世价值与专制传统的决斗,阿拉伯世界和俄 罗斯的政治斗争是二元的,而且它们都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比中国的情况要简单得多。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对"走老路"很有兴趣,而对"走新路"总有人要反对,辛亥革命过,就要张勋复辟。即便自我标榜"最先进"的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一样,他们反对自由民主的理由很简单,搞那样的新事物,他们没有经验,搞得不好就是天下大乱,所以还不如不搞的好。



中国社会有共产大锅、专制传统、和民主宪政三种思潮,共产党中央就一定也分三派。



第 一派是"唱红打黑"的重庆市的共产党市委书记薄熙来,此人行为非常高调,他今天最新的做派是让警察去为民工讨欠薪,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见到。薄熙来如果是 来真的,现在中国很多房产是空着的,下一步他就应该带着工农大众冲进去,实行"居者有其屋"。但是薄熙来的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质疑,他让重庆人民享受 "红歌",却让自己儿子到去英国去轻歌慢舞。所以有人说他是为了"十八大"当政治局常委,才这样做的。



第二派"尊孔"的胡锦涛、吴邦国,是一个"清华帮",他们虽然是在清华大学里学工程,却都是更专业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讲政治",但是对中国共产党反孔 起家的历史一窍不通,居然尊孔而且讲"天人合一"了。胡锦涛简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七八年前刚上台的时候,竟然声称要学习金正日;吴邦国更加荒谬,最近 他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发表"六不搞"讲话,其中还有不搞共产党天天在搞着的"私有化"。



胡锦涛堪称中共历史上最无知最无能领导人,而且还与"四人帮"一样残暴,他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实际是建立特务统治。几年前他指使对高智晟施加酷刑,北京 警特居然将警棍塞进他的肛门,还用电棒刺激他的生殖器。这次他又被"茉莉花"吓破了胆,抓捕艾未未等几十位社会名人,而且还扬言要用对付高智晟的手段来对 付艾未未。



第三派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温家宝,据说他的后台还有江泽民、朱熔基、李瑞环。温家宝说共产党不改革就要亡党的话非常动人,而且流露真情,好像上天在打雷哭 泣,但是他只顾抑扬顿挫地说,只顾悲痛地流泪,却不见共产党里有第二个人说他一样的话,更不见共产党说明天就要实行改革了。



这些人里面,我最喜欢听的是温家宝的动人讲话,最厌恶胡锦涛的残暴行为。但是最近我又起了一点点疑心:这会不会是一个布局?既然民间有共产、尊孔、改革三种 思潮,共产党就设下了三个光说不练的角色去应付,三百六十个角度,胡锦涛、温家宝、薄熙来各人只管一百二十度,到头来"六不搞","七不做",什么也不 做。只要共产党的权力还在,就是这帮人的成功。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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