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寻常登我小东楼: 乐波双年祭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

寻常登我小东楼: 乐波双年祭

文 | 孙小平
未定论 Unsettled / Jun 16, 2026

编者按：

本文是孙小平先生为陈乐波所作的祭文，是一篇以一座阁楼为枢轴、为一人也为一代人而写的悼念文。

陈乐波、孙小平都属于“红二代”，但更确切地说，他们并非开国元勋之后的那一类高干子弟，而是上海一地、二十年代入党的革命干部与左翼文人的子女。这一代人的命运反讽，正是全文的底色：他们本是被遴选去开飞机的“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却跌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被祭者陈乐波一九四九年生于其父母参与接管南京之际，其父陈同生（笔名陈侬非），四川人，二十年代中共党员。陈乐波少年入宝山雷锋中学——对外称滑翔学校，实为培养飞行员的预科，因家庭在运动中罹祸而中辍，自此沦为翻砂工。改革开放后研习经济学，先后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中国经济部，六四后被捕入狱。一个本来在经济研究领域正当盛年的人,被一纸禁令从此逐出本行。压垮报纸的人扶摇直上，《世界经济导报》随之凋零。

作者孙小平同为这一圈层中人。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母亲“非正常死亡”后，全家自康平路被扫地出门，强迁至高安路、建国西路口的“小东楼”——汽车间上不足十五平方米的阁楼；同年下半年在此初识陈乐波。正因为作者自己是亲历者兼幸存者，这篇祭文才在悼亡之外，又成了那一代上海高干子弟的群体记忆与口述史，使得本文更像“作者带着陈乐波出场的一个世界”，而非一幅收紧的肖像。

本文有史料价值，因为它以亲历者的笔触，留住了官史略去的内在肌理，同时也以反讽与隐语承载相当锋利的史观而不流于声讨。当然也有不足。其一，这篇祭文本是写给小圈子的朋友看的，所以对陈乐波本人的硬事实交代较少，他贯穿后半生的坎坷被隐去而成空白；其二，“君子/贵族”的赞辞稍有溢美，作者用了六个“其”来论证陈乐波的贵族成色，借西方王子“开坦克驾飞机”，也许有作者本身某种未意识到的优越感。不过，也许不是他的虚荣在说话，是他的伤口在说话：只要陈乐波是真的干净、真的高贵、且是天生如此，那么这一代被碾过的人，曾经是棋子也是弃子，但在历史的天枰上，自有其价值，不只是弃子。

本文是陈乐波纪念的第一篇，本刊接下来还会刊登朱学勤先生所撰的另一篇，敬请期待。

两年前的四月八日，乐波还是走了，之前他已经和马芳、大梦说好了，不要抢救，因此走得轻快洒脱，快得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而且偏偏是在四月八日，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还是在疫情前，还没回到上海就听说乐波被查出患了肺癌，且是那种凶险型的，情况相当不好。见到了乐波以后，感觉他已有病容但精气神仍在，照样侃大山熬饭局，谈经济辩时政，只要有人听便如开闸放水，滔滔不绝。后来朋友圈中有人引进了氢氧机，据说是日本人或是海峡对面的最新黑科技，有病治病，没病延寿，价格自然不菲。乐波购置了一台，每日吸氢，听他讲晚上睡觉也戴着鼻管，一吸就是一夜，再见面时面色红润，体重看上去也有所增加，以致我被误导，逢人必说氢氧机如何使乐波转危为安，氢氧机能救命之类的。殊不料，天意难窥，天意难知，天意难违，神明既有约，不可不赴。

2024年3月下旬，乐波入住中山医院，早春时节，医院的草坪和花坛很美，大梦和马芳推乐波出了病房。大梦给我写了这次和乐波的对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爸爸去看户外，其实也只是把轮椅推到了医院楼下。那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爸爸坐在轮椅上看着花园说’一步一景’。散步时我告诉爸爸，我小时候（学龄前或者读小学时）有一天突然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终极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都萦绕心头无法克服，试着向身边的大人求助，大人们要么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要么用玄学来安抚我，总之没有给我能消除我心中的恐惧的答案。爸爸给我的回答则让我一生难忘，他在这种时候从不把我当小孩。他说：你会活很长的时间，有一天当你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或许还会活着。爸爸的回答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可能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而我的恐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无法预见未来会害怕什么，因此不需要提前开始害怕。从那以后，我突然感觉我能克服那种对未知和混沌的恐惧了。爸爸听得很认真，他说他不记得了，他这时的口齿已经不清，说话时字数很少而且不连贯，有时听上去还有点像书面用语。但是他的脑子一直到最后时刻都很清楚，他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在楼下爸爸说想站起来走走，结果还真的用足力气走了几步”

2024年3月底，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乐波平静地倾听大梦如实转述的医生对病情的判断和对所余时间的估算，大梦问老爸还有什么话想说，还有什么人想见，乐波一一作了有条有理的安排申申从美国赶到上海，兄弟告别。乐波走后，申申写道：乐波的一生坎坷是真的。幸运也是真的。那么多人喜欢他，那么多人纪念他，备极哀荣！传说中的故事，都太夸张。比他遭遇更多的人多的是，至今还在苦苦挣扎的人也多的是。想到这些心里就难过。乐波一生，活得很值。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无拘无束。要说自由，内心像他那么自由的人，实在不多。行为上能够那么自由的人更不多。这种幸运，既源于前辈的余荫，也源于自己的坚持。能够这两者兼备的人，真是幸运！

初识乐波是在1968年的下半年，是时彼此皆家破人亡。1968年4月15日我们被从康平路扫地出门，强行迁至高安路的小东楼。小东楼是高安路建国西路口那栋洋房所属的车库（上海话惯称汽车间）上面的阁楼，按照设计方或建房方的初心应该是给司机或佣人使用的宿舍。

与小东楼隔街相望的是一个上海人口中的“小菜场”，那个年头依“上街沿”搭个油毡棚子，用砖头砌个水泥桌子就是售货台。小菜场清晨开市卖菜，前一天晚上郊区的菜农用“黄鱼车”将成筐的蔬菜驳运至菜场，往往就直接堆放在街边，至次日清晨开市前亦无人看管。上海的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即居住在这个小菜场上方的方建公寓四楼。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从楼上跳下，我们看见时，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人放在一个空的菜筐里，生死未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跳楼人的身份，那个年月跳楼投江已经成了日常现象，司空见惯，人心早已麻木。每次到外滩，都能看到“氽江浮尸”，还从围观者口中听来一句冰冷的“死亡常识”：男子溺水多俯身朝下，女子则仰面向上。数十年后，得与上官的儿子韦然相识，却从来不愿说起我在那天的经历。这两天偶然读到韦然回忆母亲的文字，文中称上官坠楼时摔落在小菜场装菜的一个菜筐里，对此我心存疑义，因为记忆中我看见的那只菜筐当时完好无损，并无磕碰摔砸的痕迹。

记得也就是在上官出事的那会儿，有一晚回家，看见一位俊秀小生半躺在床上读书。小东楼面积不到15平方米，非常局促，客人来常常就只能在床上或坐或躺，恒志介绍说这是乐波。而据高建国回忆，恒志向他介绍乐波时称为陈小侬，因为他老爸的笔名为陈侬非。前年乐波走后，治丧期间故友旧朋云集上海，饭局剧增，每饭我必说，我们还是在享受乐波的红利。饭局中觥筹交错之际，说起乐波是怎么来小东楼的，恒志回忆说，他是通过张小坊认识乐波的，小坊的父亲和乐波的父亲都是四川人，廿年代的党员，都是惨死于艰探年代。岁月蹉跎，如今第二代的小坊和乐波亦已先后作古。

乐波的名字源于“萝卜”，1949年乐波父母参与接管南京之际，喜得麟子，喜上加喜，因南京盛产大萝卜，使他们在给乐波起名时产生了灵感

乐波的家庭境遇与我们的相同，因此见面伊始便有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那时候的乐波青涩少年一枚，不擅或不屑言语，给人的第一印象甚至多少显得害羞。皇恩浩荡，当时为伟大“艰苦探索”付出“必要代价”的家庭的孤儿寡女会被赐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签（言下之意其父母们是“不可以教育好的”），简称“可教子女”。尽管虾犬不如，但是在社会食物链里或是自卑加自尊意识的沉浮中，“可教子女”的等级还高于“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黑五类子女，尽管后来黑五类标签通胀到了“地富反坏右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黑八类，“可教子女”也被一网打尽进入了鄙视链，但是出自“叛特走”家庭的一班“可教子女”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还有时没时地高调在社会上混。如此混社会的结果使得接班无望的“可教子女”与生俱来的戾气痞气得到空前释放，其行为举止若放在今日肯定还不及被逐出大都的“低端”人口，是羞于为后人道的。不过在这种空前而普遍的败坏氛围中，乐波可以说是我见到的唯一的出污泥而不染，处浊世而自清的“君子”。

古人恭维，止于互相打躬作揖，今人奉承，花样翻新，喜用闲庭信步，气定神闲，一派“天生的贵族气质”之类的褒语形容，也就是说，贵族气质可以是与生俱有，从娘胎里带来的，不同意方则会反驳说，大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贵族，真贵族是通过千百年的家族传承，打磨积淀才可能出现。且不论什么才是贵族或贵族的阴阳真假，如果大国可以有或者可以有过贵族的话，乐波应该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货真价实洵非虚誉的贵族。

首先，乐波的体魄极好，少年时他就被选拔进了在上海宝山的雷锋中学，对外说是滑翔学校，其实是一座培养飞行员的专业预科学校，学员都是政治上可靠的“自己的孩子”，只是命运弄人，“十年艰苦探索”把“自己的孩子”探索成了“叛特走可教子女”，乐波终没有开上飞机。印象中西方的贵族向来体魄强健，自幼便从军历练，参与严苛竞技，磨砺身心，那些王子贵胄会开坦克驾飞机的亦不乏其人。以此观之，差一步便跻身空军精英的乐波也算半只脚踏进过了贵族的门槛。

其二，乐波的长相极佳，全然符合传统认知里的贵族仪范。乐波的老爸是四川人，老妈是南通人，没有什么西方血统，乐波兄弟几个却生得丰神俊朗，隆准犀角，很有西方雕塑大卫王或阿波罗式的凛然俊美。据周励老姐说，乐波家住淮海路盖司康公寓时，她和乐波同在盖司康幼儿园，俊朗洋气的乐波被幼儿园的女生们私底下唤作“阿廖沙”，用以为乐波西方化的俊美打call。之所以唤做“阿廖沙”，那是因为49年以后弃美亲俄一面倒，信息匮乏所致。盖司康的女生们多出自南下的山东苏北家庭，只知西方有个俄罗斯，俄罗斯有“哈拉绍阿廖沙”，尚不知西方还有美利坚，美利坚更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若当时不是一面而是两面倒，乐波大概率会被女生们唤做“盖司康之盖茨比”的。

盖司康公寓今貌，现名淮海公寓

其三，乐波天资聪颖智商过人，亦与世人眼中的贵族禀赋相符。十年艰探时期，多用下棋打牌消磨时光，围棋象棋搓麻将拱猪掼蛋（当时叫“四十分”或“升级”之类的），后来又从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潘永宁处引进了桥牌（不知道为什么样板戏剧组那时候会热衷于打桥牌）。桥牌规则繁复，算计精深，记得乐波只是在旁静观几局，便即刻上手，且很快算无遗策，运筹帷幄，牌技牌风皆属上乘。

其四，乐波自律，自我约束力超强，前称其出污泥而不染并非溢美之言。艰探时期，礼崩乐坏，家长们不死即关，子女们均少有管束，纷纷自我放飞。改开初期，似是要补偿被失去的青春时光，灯红酒绿，靓男美女，诱惑丛生，事后清算，落马者不少，甚至有被枪毙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乐波并没有刻意回避或装逼扮君子相，而是随和处之，但自爱自律自守底线，从不逾矩。在一片喧闹浮躁乱哄哄的环境中，不乏有乐波独自捧书在某个角落安静阅读的场景，如同我在小东楼初识乐波时的第一印象。那时候绯闻八卦俯拾皆是，人皆有份，干净清爽者可以说唯有乐波。

其五，圈内多是发小故交，又常年在社会上历练厮混，相聚时言语无忌，荤素通吃，唯独乐波，从不说秽语，不飙脏话，不妄言，不欺诳。当年困顿流离之际，戚逸影阿姨多方寻访找到我，将我带回她新闸路的石库门家中，给我饭吃。戚阿姨出身名门，即便在那动荡败坏的岁月，仍保持着沪上淑媛的温雅风范。她在孤岛时期办学办报，投身救亡运动，因而与家母相识相交。相处日久，戚阿姨见我时常口出粗鄙之语，便正色告诫：“这种言语，不是你我这样的人家该说的。”由此再想到乐波，自被踹出雷锋中学，从一个怀揣飞行员凌云之志的精英少年，跌落至社会底层谋生，长年在工厂干翻砂重体力活，不由得令人感到讶异：他何以能始终自持，保持那般干净清朗的举止做派？或许，他生来真的带着那份我们及众人皆缺失的“贵族气质”吧。更难得的是，世人交往，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散播他人隐私，乃是人生中不可抗拒的一大乐趣，而此种嗜好在乐波身上却从未见过，但凡涉及他人的流言蜚语，无论真伪虚实，口味轻重，均止于乐波，已是圈中人共识。

其六，乐波待人接物极为真诚，谈话的对象不论云泥霄壤，均一视同仁。大概是对青涩时期少言寡语的反偿，成年后的乐波一旦开口即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加上他思考和说话时极严密的逻辑性，表述方法又偏重理论，当翻砂工时给我们这班白丁讲解“金属疲劳”原理，成为学者后则忙于给世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那些炒房炒股炒成房东股东的，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也都会来向“陈老师”求教解套方术，陈老师答疑解惑则会从凯恩斯主义说起，高屋建瓴大格局，这种搞法的缺点就是一下子把聊天的气氛弄得认真严肃了起来。除了开闸放水式的谈话战略，乐波还有一手战术方面的绝活，如何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的，乐波和你谈话时会用他那双已经很大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你，这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特别是何凌这类内心不够强大者。与不够强大的何凌的感受相同，我也向不止一个朋友抱怨过，乐波的“瞪眼”搞法让人“吓（ha）咝咝”的（其实，与人谈话时瞪眼往往是瞪眼者真诚和内心强大并检验谈话对象是否也同样强大的表现，feet to feet，eye to eye，在西方被认为是有教养的因此也是贵族式的谈话习惯，我在德国的博士导师也有这个习惯，容后赘述），长此以往，就下意识地避免在乐波面前提及严肃话题，以免挑逗他瞪眼开闸泄洪长篇大论。

2009年，我们和乐波、马芳、大梦一起自驾从上海穿越欧亚大陆到德国汉堡，途经中亚那几个原苏俄斯坦国，即大国国民口中的西域。乐波对中西交通史素有钻研，为此做了大量功课，认真写就教案，踌躇满志，准备在旅途中干一票大的，好好教化一下我们这些不读书不看报的顽劣。无奈旅途劳顿，每天歇车后白丁占多数的旅友们偏好于喝酒吃肉，补充能量，尚有余兴余力接受乐波文史哲教化者寥寥。为不辜负乐波的心血准备，曾经安排乐波在车队行驶途中通过每人配备的对讲机实时实地教化宣讲，比如他为什么认为阿姆河是东土与西土的楚汉边界，撒马尔罕与铁木尔西征的关系如何如何等等。怎奈好景不长，沿途的孤烟大漠以及糟糕的路况攫取了大家行车时的关注，乐波的教化效果不佳，到头来，听众往往只有大梦一人。为此旭东不止一次赞叹大梦孝顺，为了不使老爸扫兴，始终强作入神状倾听乐波的知识开闸大放送。

如果只是知识宣讲，顺带帮友朋股市房市解套，利国利民，当然不是一件坏事，要命的是盘桓在乐波心中那股强烈的使命感，更有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担当，至今仍旧能够想象在那年的春夏之际他是如何不分对象瞪大着眼睛指明天下大势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就为乐波后半生的坎坷埋下了祸根，也是乐波身后被大家如此怀念，对他的多舛命运无法释怀的原因（以下略去一段）。

至于乐波是不是曾经帮助被房市股市套牢的朋友们解套，据本人臆测，指明股市大方向有之，听者闻者醍醐灌顶亦有之，成功解套则未必。问题是出在乐波思考缜密，谈论的格局又偏宏大高远，这就和每天混在电视上的那些专家们一样，高处不胜寒，往往经不起实战检验。比如在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东方股市走向预测方面，乐波猜谜的命中率肯定不高，个中原因不言自明，清流如乐波辈怎么可能猜到那些股市硕鼠玩的猫腻，何凌曾因为“乐波猜不准现象”与股市不理想状态之间的关系感慨地写道：“不知是股市坑了乐波，还是乐波坑了股市！”。

房市方面，乐波在作了严格的科学论证之后，给申申和自己在中山公园板块的核心地段选购了高层公寓，热门商圈高档地段加市政交通枢纽，教科书般地与都市置产的黄金法则相契合，待住进公寓后却发现百密一疏，一个大Bug被忽视了：经过中山公园的地铁均在地面高架上行驶，公寓的窗户打开，与隆隆行进的地铁列车平行对眼，每次接打电话之前必须关门关窗，睡觉时则须紧闭窗帘，否则谁睡在床上都会被地铁上的乘客看得一清二楚。后来乐波还是把中山公园的房产处理了，好在那时候沪上楼市癫狂，无论倒上几手都不会亏钱，因此乐波在上海房市方面的运作整体来讲应该还算是成功的，尚不曾坏了投资专家陈老师的名节。

乐波走后，何凌以及还有谁撰文记述了乐波听到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段轶事，事关我们经历的乐波一生中唯一或唯二次的失态，且版本众多，难免以讹传讹。因为事发小东楼，本人又是唯一目击者，有责任以对乐波负责的态度写下全过程：

1976年开年，政治气氛陡变，特别是9月9号以来，形势愈发诡谲，那段时间乐波跑小东楼特别勤快，回想起来，多少有些抱团取暖的意味。那应该是10月10号或11号，一个略带秋意却温煦柔润的夜晚，晚上八九时许，乐波已到小东楼“打卡坐班”。李小浒突然在楼下轻声唤我，我下楼来，小浒情绪极为亢奋，告诉我变天了，北京抓了这几个家伙。但是上海很可能会抓人质，用以与北京对峙，我们这类人处境都很危险，要我“快跑”。记得10月7日那天我读人日社论里重提“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文革多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几句弯弯绕时就发生困惑，感觉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批邓宣传口径不一致，隐隐约约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小浒这么一说，豁然开朗，兴奋得近乎失控。我对小浒说乐波在楼上，意思是让他上楼，小浒说那就让乐波还有张阿姨也“快跑”。说完骑上自行车就跑了，也可能去继续通知别人“快跑”，也可能是自己“快跑”了。小浒一直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他曾经是航校学员，也是候选飞行员，堪称乐波的学长，艰探期间不知犯了什么事还坐过牢。小浒嫌小东楼人多且杂，一般不上楼，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下楼讲。现在小浒已经作古，生前见面只顾着吃吃喝喝（小浒自诩中国鲥鱼之父，宣称目前市场上的鲥鱼都是他从美国引进的，不知虚实真假，不过常常带我们过长江去吃鲥鱼是真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问他那天晚上“快跑”以后的行踪，但是从此之后对小浒总有点类似信徒对福音书里报喜天使的感恩心态，不是因为鲥鱼，而是因为他第一个报来喜讯，“初闻涕泪沾衣裳”，刻骨难忘。小浒走后，我上楼转告乐波，还有小浒“快跑”的警告。我俩进行了仔细复盘，认定小浒的信息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乐波一开始尚能自持，小东楼里那时候存着有四瓶烈性酒，其中有中药泡的酒，还有一瓶是“合肥大曲”，度数极高，一点就着。我们俩一起把四瓶烈酒慢慢喝完，可能是下意识地追求一种仪式感，每喝一杯都会试着用火柴把酒点燃，全然忘记了应该“快跑”（其实即使想跑也没地方跑）。喝着喝着，乐波渐渐失态了，像被安装了定时程序一样，每喝一杯酒或每隔几分钟就站起来在小东楼里转圈，每转一圈嘟哝一遍：“张春桥，你也有今天！”，“张春桥，你也有今天！”。最后腿一软倒在地板上睡着了，“这是个柔和的十月夜晚，在房子附近蜷起睡着”（T.S.艾略特：《荒原》）。黎明时分，我朦朦胧胧听见动静，眯缝着眼看见乐波醒了，他从地上坐起身来，四处打量了一遍，似乎要搞清自己身处何处（这是乐波第一次在小东楼过夜，过去闹得再晚他总是回家睡觉的）。然后突然站起，声音很响地冲下楼去，不曾和我打声招呼就消失了。我后来一直讲他一定是突然想起应该给张阿姨报喜才急匆匆跑掉的，至于有没有让老妈或带上老妈一起“快跑”亦不得而知。事后想起，此前的乐波是极内敛的，也不嗜酒（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此后的乐波豪饮，无酒不欢，会不会就是这个报喜之夜让他初尝了禁果？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乐波的失控失态，第二次则是在1979年3月，在淮海路上，怒斥一位上年纪的公家人为“叛徒！”，并失控地将口水或痰吐在对方脸上（以下略去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