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7-4
【按：林榮基在羅湖橋跟前，抽了三根煙之後，返身回香港。這種抉擇，余英時也曾做過。進出羅湖橋，乃是自由與囚禁的選擇，天地一線間，人是選擇的主體，也在一閃念之間，後面的歷史，其實是極豐富的，但是被那一閃念所決定；非常戲劇性的是，陳寅恪這樣的人文巨擘，竟猶豫於羅湖橋兩端，晚年二十年羈絆於廣州，最終被紅衛兵虐死於床頭，絕天通地者，死難於齷齪人世，比比皆是。】
一、僑居是山不忍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說。
一個皖南青年走過羅湖橋的時節，恰是眾多留歐訪美的中國高級學人紛紛「回國報效」之際，如華羅庚、熊慶來、趙九章、董鐵寶、陳夢家、冰心等，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權變更、個人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據統計，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誤判（選擇留在大陸），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誤判。這當中，便包括後來余英時考證的﹐陳寅恪對四九年未聽從夫人唐篔浮海之意的萬分追悔與愧疚。這些名士，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改造、淩辱、坑殺，便構成「反右」和「文革」的慘烈故事。
然而，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那叢林中的余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余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
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
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懷，僅僅講過一次，是借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隻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
蘇曉康專文：從羅湖橋出走的青年─他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https://www.storm.mg/article/520134#page1
二、讀余英時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彷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彷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
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贊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發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發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從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發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複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三、洞穿歷史，尋找人的永恆精神
2021年夏我的日記裡還記著：
『余英時教授八月一日在睡夢中辭世，享年九十一歲。余太太晨起發現，叫來兩個女兒和東亞系的人，悄悄下葬於普鎮已有的余父母之墓旁，八月四日才通知香港陳方正，台灣中研院發訃告，大陸比我們北美先看到，孔捷生接徐曉詢問才來問我，只問打電話給余府沒有？他說他打過，余太太接的，只說了一句「睡了」就掛斷，我未打通。第二天我約王丹、康正果、胡平，借《光傳媒》平台追思余先生一番，我談得涕泗縱橫……』
忌日一年後，這次與陳奎德再追懷余先生，我談了四點：
1、與綿長歷史中人類活的生命接榫
在中國學社，我跟余先生余太太接觸最多，也是因為我們出了車禍，他們夫婦搶救傅莉、幫助我們，真是恩重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教會我如何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這份精神財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盡。
車禍後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
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里。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饑似渴，驚嘆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跡；
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
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至今，它仍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里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我覺得，這份精神財富，也是余先生研究考證陳寅恪當中發掘出來的，他發掘「文化遺民」，提出「文化氣節」，也通過洞穿歷史，尋找人的永恆精神，這是他關於「士與中國文化」、「士與現代知識人」的系列研究的一個新的拓展。
2、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
關於“天地闭，贤人隐”，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
『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覆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麽？（「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號）：頁36-38。』
余先生在另一處也曾非常感嘆地指出，從1989年的民運之後，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國的地位，使得中國這個「神州」出現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為這個因素，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快速地成為「識時務」的俊傑，拒絕對當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層百姓請命。因此，他借用易經當中的「天地閉，賢人隱」來形容當時的處境（註4）。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噤聲，是令人感嘆的事情，但這也與統治政權統治策略奏效有關。
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不但在經濟實力上持續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軍事等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余英時先生多年前憂心的現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3、文化氣節
余先生對歷史洞穿，也反映在他對當代中國的徹底透視。他從年輕時代在香港寫政論、到哈佛讀書、教書，以至後來教書，從未間斷以政論文字分析時政、批評中國政治，當然也包括批評毛澤東和中共制度，其中也包括他對西方漢學界左傾、誤讀中國和中共的犀利批評，比如他對費正清中國論述的清理，那是對漢學界和美國外交界影響至深的一套話語。
然而，余先生更是在私人層面對這個惡制度保持了一種文化氣節。
有一年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
『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
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麽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據說，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禦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
『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曾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麽仁慈嗎？” 整整二十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癥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中國人中鮮少具備它。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4、儒家真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
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
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
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
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
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在北方被單獨秘密羈押、精神折磨5個多月後，2016年6月，林榮基得到一個機會：他可以回香港。條件是，先回去一天，到銅鑼灣書店取電腦，把電腦連同電腦裡的讀者資料帶回深圳，交給國安。完成任務，就可重獲自由。
那一刻，國安其實已經通過他人掌握了書店的讀者名單資料。林榮基在被審訊時，看到過這些資料，已清楚這一點。也就是說，他知道，就算他此刻把電腦交給國安，大概已經不會造成更多傷害。
他應允了，回到了香港。
但就在香港短暫停留的那一天裡，他猶豫了。
他背著電腦，在已經從香港開往深圳的地鐵上，中途下車，在三根菸後，做出了完全相反、也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找議員，面向全港，開記者會，公佈真相。
他事後寫下萬餘字，非常細緻的筆記，回憶當時每一步的轉折，他如何猶豫、思考，最終怎麼做出決定。
*
十年之後，一切在北方發生過的，在香港也落地了。權力殺到埋身，那個可暫時安全、可容人猶豫一日、容人性復原的自由空間，所剩無幾。
十年之後，林榮基先生病逝於台北。從那一年在九龍塘下車之後，他再沒有回頭。
這十年裡，我們見過幾次面，談書，談書店。他性格孤傲，但在書的世界裡卻溫暖。在悼念他的此刻，重讀這篇他寫於「2016年7月安全屋」的長文《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我又有新的體會。
他先於絕大多數香港人，體會了那沒有約束、因而毫無底線的權力，與其帶來的羞辱與折磨。在他選擇不合作之後，所寫下的，並不只是個體勇敢的決定，也是自由得以成立的條件。
文中的每一個細節，反覆告訴我們，自由並不是一個人的事：
在非人的權力壓制下，要獲得那個人性得以猶豫的時刻，思考能夠自主的空間，決定可被支持的底氣 —— 是需要一整個社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性這邊，需要一整個生態，願意保護挺身而出的人。那就是自由的條件。
林榮基一直說自己並不勇敢，只是守住本分。他還說如果在更糟的環境，可能也會妥協。我想那不是謙辭。
他深深明白一個人的道德，需要一個社會共同維持。
正是在這樣的香港，當一個人說出真相，會有百十家媒體接住；會有百萬人聽見、看見，並為之震驚；會有議員、律師、社工與各種公民團體接力呼籲、支援；也會有難以計數的普通人，捐款、捐物，走上街頭 ——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書枱才能不屈膝；一個普通人，才能盡其本分。
而極權所想要破壞的，正是這樣的社會。
林榮基也因此明白，他要守護的，並非只是個人尊嚴與道德，更是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保有人性、守住德性，讓「不與極權合作」成為可能的社會。
他最終說出真相，是要守護香港，正如香港守護了說出真相的他。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在整個社會體系遭到破壞的時候，在他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沒有做回一個單純的讀書人。
他年紀大了，獨自在異鄉，環境陌生，關係複雜，也跟不上新的媒介與市場，但還是開了一家書店。
他要守護的，還是那個讓普通人可以守住尊嚴的世界。書店是那個世界的一部分。
*
摘錄林榮基2016年所寫長文的段落如下：
（全文也列印出來，來飛地的客人歡迎自由帶走）
//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
我到底怎樣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又被限制在韶關，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原來號碼被註銷了。他們一直欺瞞我。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們憑甚麼跟蹤我、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我開始感到氣憤。我不是香港人了。
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
怎麼辦？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我心煩意亂，面對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個。
送姐姐上巴士，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盡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電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車到，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
我忽然想抽口煙。把行李篋推向前，摸索銀包。四處是人流。出了閘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穿過通道後，才發覺走錯路，盡頭兩邊只有樓梯。往右面看，幾個人坐梯級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轉頭，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
抽了第一口，覺得時間不太夠，接著第二口。我看看錶，12點45分。最好把手機關掉。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人來人往。左邊稍遠，有幾個地鐵閘口，旁邊有些小賣店。有人過來抽煙。 垃圾桶上的煙灰兜，積滿煙蒂頭。我再看錶。那人抽幾口，拋下半截煙，轉身就走。羅湖橋那邊，有人正等。
⋯⋯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陸，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被保釋候審，倘若我見傳媒，公開事件，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還有李波呢。他們惱羞成怒，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姚文田就是這樣。我熟識他，一個和氣的文化人，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就栽贓嫁禍，判了重刑。不能這樣。我不能不顧他們。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顧及他們。李波說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關待幾個月，就像姓史說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後，我們放回香港，事情就結束了。
但不能這樣，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篋，走到閘口，開始跟自己說。我要抽一口煙。抽半口就夠了。我不再看錶。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決定。我返回剛才的地點。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我不能這樣做。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我下不了決定。
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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