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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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国是诏》发布的当天，光绪帝还下了另一道上谕，“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带领引见”。这是一道求贤诏。
两道诏书一下，各省督抚必须响应。好谈洋务、做事讲究声势的张之洞自不必说，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疏，奏请改革科举制度。同日另上一折，请求改革军官的培养、选拔方式。六月初一日上《保荐使才折》，举荐降调内阁学士陈宝琛、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直隶候补道傅云龙、奏调湖北差委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五名官员。
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久的荣禄在五月二十九日上保奏人才折，恳请起复鹿传霖，保举陈宝箴、刘树棠、张百熙、瞿鸿禨、袁世凯、岑春煊、李盛铎、裕庚、蔡钧、黄遵宪、樊增祥、陈夔龙等多位官员。刘坤一却保持长达两个多月的沉默。众所周知，两江人才荟萃，为全国之冠，刘坤一操办洋务多年，思想并不保守。
分析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明定国是诏》内容太虚，而兴办新学、扶持工商业等项“时务”，两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实施，而保举人才亦是督抚的日常，老成如刘坤一者，不想赶这个热闹，急于向皇帝表态效忠；二是他应该通过在京师的耳目了解康有为及其门徒对皇上的影响，《明定国是诏》有明显的“康记”色彩，或许此前已从许应骙、荣禄等人那里得知康有为的品行欠佳，所以他需要继续观察。
刘坤一对人物的评价，更看重其品行、能力而非其观念新旧。如邓华熙任安徽巡抚时，致力于推行新政，而布政使于荫霖固执而保守，抚、藩两大员不睦，于荫霖提出辞官归里。从对时局的认知和新政的理解而言，刘坤一显然和邓华熙更为亲近。但是，于荫霖“秉性忠正，办事严勤”，刘坤一致信翁同龢，说于荫霖“实属难得之才。唯性情固执，与邓筱帅未能和衷，可否曲予成全，量移一缺、如与湖北员藩司对调，似觉彼此相宜。倘蒙俯如所请，俾院司各安于位，裨益公事，实非浅鲜”。为了不埋没一位性格执拗而德才皆可的下属，刘坤一甘愿动用私人关系向翁中堂请托，让于荫霖与湖北市政使对调。
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不久后的五月，日本人在上海创办的《亚东时报》评论道：“中国之人，听其议论，忠愤激烈，观其行事、卑吝污秽。以此等人而为变法之倡首，中国之自强犹远矣。”刘坤一认定“系暗指康有为”，以他的从政经验和眼光，必定认为康氏难以成事，尽量对其疏远在情理之中。
对两江总督这样的重臣“不配合”的态度，光绪帝很不满意，七月十日发布上谕，对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两位湘系大佬点名训斥，且言辞严厉：
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叠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愒，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傥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
急性子皇上说如此重话，刘坤一不敢再观望了，立刻接连上奏保荐人才，禀报兴办学堂、商务等诸项新政。七月十三日上两道折子，皆为保荐人才。第一道保荐的是行政之才，名单中第一人乃内举不避亲，“查有江苏试用道刘思训，系已故云贵总督刘长佑之子，学术治术，自有渊源，嗣在京外服官多年，益资历练。臣每试以疑难之事、见其胆识过人，不为浮言所夺。历办江南、湖北局务，皆有成效可观”。其后有广饶九南道诚勋、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江西候补知府袁树勋、江苏候补道丁葆元、江苏徐州道桂嵩庆、江苏江宁府知府刘名誉、安徽凤阳府知府冯煦、署高邮州知州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江苏海门厅同知王宾。后来柯、袁、冯三人都官至督抚。第二道折子保荐的是擅长办理洋务的官员，分别是江苏补用道钱德培、特用道配祖棠、记名道罗嘉杰、试用道陶森甲、候补道沈敦和、安徽候补這张佩绪。钱德培是绍兴人，次年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鲁迅在这一年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学至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颇得钱德培欣赏。
七月二十九日，刘坤一上折禀报江南省、府、县三级兴办新式学堂情形。江苏、安徽两省向来在江宁（南京）合闱乡试，故设立高等学堂亦对两省士子一视同仁。“拟设江南学堂一区为高等省学堂。江宁府统辖七属，上元、江宁两县本系同城，拟设中等、小学府县学堂各一区，与京师大学堂一气贯注，层累递进，以符书升论秀之规。”因此前江南已有储材学堂，原议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门类，“拟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推广学额，多延教习。其旧有学生，严加考核，分别去留。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由道员蒯光典总司其事。外府州县文教情形参差不齐，“将大学堂章程刊印分发，严饬各该地方官查照速办，将本有之书院一并改为学堂，经费不敷仍着就地筹款，依限于一年之内一律告成”。附片奏报兴办农务、工艺、商务、矿路四所专门学堂。商务学堂令“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謇等就近督率，赶为筹办”，矿路学堂附设于陆师学堂内。
江南兴办新式学堂的总负责人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其父蒯德模曾在李鸿章军幕中宣劳有年，颇受李氏器重。蒯光典光绪八年（1882）中举，九年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考试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刘秉璋之子刘体仁说他“学识宏通，吾乡人士近代以来，殆无以加焉”。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蒯氏入其幕府，后随香帅回任湖广，任两湖书院监督。二十四年（1898）入京，擢道员分省补用，加二品衔，且指分江苏。到江宁后，刘坤一对其委以重任。蒯光典很尊敬张之洞、刘坤一两帅，却对他的父执、乡前辈李鸿章不以为然。据刘体仁记载：
甲午后，乞假南归。及李相使俄，遇于沪上。李相见之，责斥备至。京卿（按：蒯官居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雅称“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扬长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无如之何也。
此种傲岸的性格，李鸿章拿他没办法，只能恨恨地设想他父亲要是还活着，会将他鞭笞一顿替自己出口气。江南高等学堂是对标京师大学堂的南方最高学府，后来却因蒯光典的倔脾气夭折了。
就在刘坤一设法给光绪帝呈交“维新作业”时，京师政局正酝酿着巨变。师傅翁同龢被驱逐回籍，所倚仗的张荫桓恰好休假，年轻气盛而操切求治的皇帝和“建制派”官僚群体的冲突愈演愈烈。其身边没有一个经验丰富、公忠体国的大臣匡正其失误，只有狂妄自大、私心自用的“康圣人”和他的门徒、拥趸给皇帝的愤怒和急躁添柴加油。先是因一件堂官不愿意转呈司官奏折的小事，将礼部两尚书四侍郎一概免职；后又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位为军机章京，领四品衔，参与新政，实则以小臣行宰相之职；并有开懋勤殿以架空军机处之议。历史上有多位皇帝重用年轻的亲信组成内廷以代替难以驾驭的外朝，如汉武帝。然而如此做要获得成功有苛刻的前提条件，皇帝本人必须掌握实质性的最高权力，且通过多年的布局逐渐排除障碍。光绪帝不具备这些条件而强行为之，遇到巨大的反弹毫不意外。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补偿、安抚利益受损者，减轻他们的敌对和反抗是极为重要的事，显然，光绪帝和他重用的新贵们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个问题，康有为等人甚至在故意激化冲突。官场所有的利益受损者在等待光绪帝和“康党”犯错，等待着一直在观察的慈禧太后出手。
朝廷第一“棍子”、御史杨崇伊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参做过珍妃家庭教师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使其被革逐回籍，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此番又瞅准时机，于八月三日上疏，“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这自然是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此前的七月二十九日，感觉到危机而六神无主的光绪帝赐密诏于杨锐，令其与维新同志商议出妥当的应对办法。康有为篡改密诏，密谋“围园锢后”，谭嗣同所托非人，竟然去策动交往不深的袁世凯担血海干系来参与“谋逆”，终于爆发了使大清国运堕入至暗时刻的“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六日宣布临朝训政，接着抓捕“康党”及维新同志，八月十三日将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六君子杀害于菜市口。徐致靖被终身监禁，张荫桓、李端棻被谪戍新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江标、熊希龄被革职。维新大业，历百日而夭折。
这场悲剧的发生，康有为难辞其咎。对西方政治、法律的了解远胜康有为师弟，同样也是变法维新的鼓吹者严复指出：“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这也是当时许多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士大夫的共识。（注释略）
作者简介：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湖南新邵人，文史作家、专栏作家，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深耕明清与晚清史，著有《天许忠诚：刘坤一传》《闲看水浒》《家国与世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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